傅作义身边一中共地下党员随傅起义后仍隐瞒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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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2月03日 11:19北京青年报
“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将四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置于显著位置 其中阎又文鲜为人知———

六十年前的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宣告古都和平解放。1月19日,北京档案馆展出“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展厅内,四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阎又文置于显著位置。阎又文,一个陌生的名字。据党史研究专家称,如果说傅作义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毛泽东语)被广为人知,那么阎又文则是鲜为人知的大功臣。

阎又文,傅作义机要秘书。有关部门在《无名丰碑》中这样评价1938年至1962年的阎又文:“阎又文一直保持双重身份。解放前,他名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实为党的情工人员;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

时值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之际,阎又文的女儿向本报独家披露了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鲜为人知及不能忘却的历史,同时,给了享受革命成果的后人一个记住阎又文这个无名英雄的机会。

阎又文的子女都被一瓢“政审不合格”的冷水冰封了参军、入党、提干、婚恋的正常路径

阎又文有六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小六8岁。阎又文生前逝后,阎家六子女填写家庭出身时皆为“革干”(革命干部)并以此为傲。然而,六子女及配偶的政治生命皆因政审后出现逆转,都是在风华正茂、青春舒展的年代,一瓢“政审不合格”的冷水冰封了他们参军、入党、提干、婚恋的正常路径,甚至一生的人生安排。职业生涯中顺理成章的上行轨道被迫向下向下……不可逆转,直至退休。“一外调就卡壳”,老六阎颐兰感叹。

老大阎恩兰的入团入党屡屡受挫。老二阎绥兰曾就职某机关,后被调离。老三阎绥平毕业于哈军工,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后被分配到张家口一民用工厂当炉前工。阎绥平未婚妻是他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空军。结婚前夕,空军叫她在婚姻及继续服役之间作出选择,未婚妻经考虑后决定复员。老四阎海兰毕业于师大女附中,高中即被列为发展对象。清华大学与优等生的她签订了报考意向。“当科学家”,心气高远的阎海兰自认该梦已不遥远,然而她被分配到外文印刷厂当工人。心高气傲的她不死心,屡交入党申请书,终在49岁时遂愿,翌年便退休。

老五阎京兰立志参军,但命运不仅让她无缘军营,还剥夺了去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格,她只能孤身前往山西插队。老六阎颐兰15岁半入伍,17岁成代理排长,部队领导只等她满18岁后入党提干。阎颐兰所在的成都军区向农业部发出商调函,回复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于是,阎颐兰频寄航空信催促家人“搞清楚”,部队连发四封商调函,然而农业部从中组部处获取的信息极其有限。无奈,为阎颐兰准备的支部大会被迫取消。阎颐兰服役八年,最后以“兵”的身份复员到地方,24岁的她一切从头开始。

阎又文妻子丁宴秋与其子女一样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在街道工作的她要求入党几十年,遗憾的是,最终没遂愿。惟一顺遂的一件事是了却了她与丈夫同穴的夙愿。

1949年2月,阎又文(右一)随傅作义(右三)去西柏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横亘在阎家人面前的“历史不清楚”,即特指1939年至1945年间,阎又文的脱党问题及不清楚他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父亲去世后,阎海兰记忆中“不愿回家,家里气氛非常非常压抑。母亲老哭,周恩来送的绢花花圈,摆在家里好几年”、“一次回家时,家里黑着灯,以为家里没人,原来母亲在黑暗中抹泪”……

阎家人不仅承受着“历史不清楚”的煎熬,而且还要承受歧视、侮辱及误解,如有人对阎绥兰说:“像你这种家庭出身(国民党反动军官)的人,必须在思想上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有人给“文革”期间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写信,说丁宴秋是反动军官太太。阎又文的一个地下党同事出差北京,路过阎门而不入。不入原因即阎又文替傅作义撰写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革”中,阎又文墓碑上的照片被砸碎。

“历史不清楚”煎熬着家族每一个成员。

“父亲到底是黑(国民党)是白(共产党),”阎家子女苦苦求索。他们遍寻有关部门,但没有一个部门给出答案。阎家子女由此得出结论“父亲被包得很严,只有极高层极少数的人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你爸这一辈子就没风光过”,阎又文妻子丁宴秋生前对子女评说丈夫。阎家子女明白父亲的特殊身份、特殊工作、特殊使命注定不能风光,注定默默奉献,注定任劳任怨,注定承受牺牲,这种牺牲不见外伤,其内伤又不足向外人道。

记者采访了一位解放前的地下情报人员。她以自己经历的白色恐怖诠释阎又文甘愿牺牲的支撑力——“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甘当无名英雄”。她说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还有一种牺牲叫忍辱负重。

1993年春,阎家人求索的路上出现拐点。

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的王玉,即解放战争期间与阎又文保持单线联系的他在与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的一次晤面中提及寻找阎又文妻小的夙愿,很快,王玉夙愿得到满足。阎海兰记得见到王玉的那一天,他说:“我一直在找你们,就是找不到。”王玉的出现解开了阎家子女“父亲到底是黑是白”的谜团。王玉的破解与上述《傅作义身边的隐蔽战士阎又文》一文基本相同。随后,王玉带阎家六子女面见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1941年至1949年,罗青长任延安中央情报部秘书、科长、主任)。一次,罗青长特意对安全部落办(落实政策办公室)强调阎又文的“白皮红心”。

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子女单位发去公函。如给阎海兰单位的公函是:“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以上情况已向中央主管部门正式证明。

“过去,因阎又文同志党员身份未公开,而使其子女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待遇上受到不应有的影响,现在特函告,请予消除,并按照党的政策给予改正为盼。1993年5月31日。”

王玉、罗青长的出现与证明终结了阎家子女“还父亲真相”的不尽奔波。然而,证明仅局限六子女单位,并没影响社会对阎又文的结论性评价。所以,1995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对阎又文的描写有悖史实。针对此,罗青长于1997年7月10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除了公开战场上的搏杀外,还有隐蔽战线上的较量。同许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一样,阎又文这个名字无论同时代人还是当今人们都是陌生的。我的战友阎又文是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1939年下半年,被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作出妥当安排,与阎又文失去联系。与党失去联系的阎又文依然执行着隐蔽战线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时机出现在1948年。

1948年10月初,我第四野战军即将进关,为歼灭傅作义集团,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要我(时任主管秘密情报业务的主任)派王玉绝密单线联系阎又文,要阎又文搞到傅的作战计划。阎又文不负重托,一周时间,王玉便将情报交给我。这次获取的情报是取得平津战役胜利的关键一环。毛泽东为隐蔽战线题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49年1月10日,李克农再次指示我让王玉联系阎又文,要他摸清傅作义思想动态并做攻心工作。阎又文安排王玉住进北京饭店,每日向王玉提供书面报告。

1949年2月22日,邓宝珊、阎又文陪同傅作义到达西柏坡。我随杨尚昆迎接他们。毛泽东见到傅作义便说:“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你不愧是中国人民的血性男儿。”毛泽东又对阎又文说:“好啊!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生动啊。”(指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原来,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精神大振。他要阎又文起草一个表明自己态度的政治宣言。1949年4月1日,该宣言通电全国。通电中有这样的话“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

解放后,按照党的安排,阎又文以共产党员身份不公开并继续在傅作义身边工作。阎又文丹心素裹,默默奉献到生命最后一刻。我和他共事多年,这个人才华出众,文笔锋锐,行必踏实,事繁勿慌,和若春风,外圆内方。

在又文同志诞辰83周年之际,我借毛主席的《咏梅》词怀念他“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罗青长发表该文之前,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在《金盾》杂志撰文《隐蔽在傅作义身边的共产党员》(1995年),该文首次公开披露阎又文的真实身份。

2008年第三期《保密工作》刊登了《傅作义身边的隐蔽战士阎又文》一文——

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的阎又文投笔从戎,在傅作义处担任文书,以博学与才华为傅赏识,遂升任傅秘书。1938年,在傅作义部队的我党地下党员潘纪文经长时间观察阎又文后将其秘密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冬,国民党搜捕共产党员,破坏地下组织。由于当时形势危急,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妥当安排,与阎又文失去联系。

1945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为“剿总”司令部的新闻发言人。此时,我党急需获取傅作义部队军事情报。于是,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派王玉设法寻找阎又文,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阎又文每周六在北海公园漪澜堂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安排王玉以记者身份参会,其间将情报交与王玉。阎又文收集的情报包括作战部署如《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详细地图和军事实力、将领概况、傅蒋矛盾、傅之想法及思想斗争等,对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路线。10日,阎又文接到王玉指示:了解傅作义动向。组织很快从王玉处得知傅作义设计的三条道路:一、南逃会蒋;二、往西投靠马家军;三、固守北平,继续顽抗。究竟倾向哪一条路,决心难下。于是,阎又文力劝傅,我部非蒋嫡系,投靠蒋绝非上策,如今丢掉整个华北,老蒋怎能放过你。与马会和,如今整个北平被共军百万大军包围,所以此路不通。第三条道路更不可采纳。如果对抗共军,北平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你将成千古罪人。最终,阎又文指出第四条道路——跟共产党谈判。

根据党的指示,阎又文对傅作义展开大力度攻心工作——争取傅作义起义。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为给傅施加影响,阎又文边给其阅读边讲解,但傅作义坚持“我死也不能败在青年娃娃手里(指聂荣臻和林彪)”。阎又文力劝:“连委员长都败在毛泽东手下,我们又何必计较呢。”阎又文每日向王玉汇报傅作义动态,甚至上午发生之事下午组织便已掌握,然后拟成电文,直报中央社会部,社会部再转给前线总指挥。情报的及时与准确受到前线司令员聂荣臻表扬。

为配合北平和平解放,阎又文与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王克俊相商,由他向傅建议委派副总司令邓宝珊与解放军谈判,以确认共产党对傅作义的态度。傅作义斟酌再三,最终接受王克俊建言。1949年1月,以邓宝珊为团长,何思源、阎又文等成员组成的和谈代表团出城与叶剑英谈判。阎又文遵照傅作义嘱托,对谈判内容作了详细记录。傅作义阅读记录后思虑良久:“事到如今也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经过多轮谈判,1月21日,我党终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开进北平。文化古城幸免于战火。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及傅作义文告。

北平解放后,中央社会部指示阎又文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

《李克农》(1996年)中的《平津战役》一章提及阎又文:“李克农领导的情报人员准确掌握傅作义的作战部署、政治动向及思想情绪等,及时向中央和平津前线司令部报告,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这样介绍阎又文的重要贡献:“平津战役期间,阎又文根据上级指示提供了大量关于华北‘剿总’的情报,使党中央准确掌握了傅作义情况,为制定北平和平解放方针奠定了基础。天津战役后,他及时掌握并上报傅作义的思想动态,积极施加影响,为最终促成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就“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工作”,有关部门的内部出版物《无名丰碑》作了较为清晰的解读:“北平解放后,按照中央安排,不公开阎又文真实身份,继续在傅作义身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调阎又文任水利部局长。因革命工作需要,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解放前,他名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实为党的情工人员;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

1961年,阎又文调农业部。

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因患食道癌去世,年仅48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阎又文临终前嘱咐妻子丁宴秋“有事情找组织”。周恩来敬赠挽联“阎又文委员千古”、薄一波的挽联是“阎又文同志千古”。《人民日报》发表简短讣告。

农业部撰写碑文:“阎又文同志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阎又文周围墓碑碑文皆有参加革命时间,入党时间,而独他是空白。对碑文措辞及空白,当年阎又文子女尚都年少,按他们的说法是“不懂”。而今真相大白后,面对如此碑文,他们提出修正意愿。目的是为了还历史以真相并对历史持有细致的尊重。


阎又文的组织关系在哪里?他的工作使命是什么?阎家子女苦苦求索

阎又文解放前的真实身份,王玉、罗青长、刘光人将其从地下搬到地上。那么解放后的真实身份呢?1997年,阎颐兰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北平和平解放,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傅作义将军身边的共产党员阎又文》。文中写道:“因革命工作需要,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既然是“党的统战工作者”,那么“他的组织关系在哪里?他的工作使命是什么?他的联系人是谁?他的遗言‘有事情找组织’,组织具体指向是什么?”从1997年至今,阎家子女苦苦求索。

母亲是否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阎家子女意见一致“肯定不知道”。丁宴秋生前(1996年去世)没对子女透露父亲身份的丁点儿信息。据阎颐兰推断父母间的默契是“母亲不问,父亲不说”。母亲虽然不问,但从自己及子女经历的政治坎坷中,她对父亲的真实身份也是有问号的。

就“党的统战工作者”这一身份,1997年后,阎家子女找过水利部、农业部、中组部甚至信访部门,但至今无答案。“我父亲的身份上无天,下无尾,中间是断层。知道的人一定非常少”,阎家子女判断。

最近,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正在制作“十一”献礼片——“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为此,中央文献研究室给该中心提供了极其详实的档案资料。据阎海兰所知,资料中没有阎又文的只言片语,“平津战役纪念馆”亦无墨迹可寻。“可见”,阎海兰再次重复“父亲被包得很紧的”。

日前,阎颐兰从熊向晖之子的回忆文章《周恩来的神机妙算》中解读出我党情报工作对革命成功之关键作用——“张治中致信蒋介石:过去我只知道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我才知道,国民党在情报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你靠特务起家,但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共产党用的又是些什么人?你的特务里有熊向晖这样的人才吗?胡宗南怎么能不打败仗,国民党的天下怎能不丢。”

为还原历史真相,为搞清楚父亲解放后的真实身份,为对历史持有细致的尊重,阎家子女自1993年后肩扛使命感遍寻有关父亲的蛛丝马迹。16年过去,如今阎家六子女中五人退休,全家仰仗年纪最轻的老六、55岁的阎颐兰将此使命扛到底。阎颐兰说:“我父亲的问题难就难在当事人均已作古,难道作古的人又因‘文革’没做妥善安排?可父亲是在‘文革’发生前四年去世的。”

父亲解放后的真实身份现成纠缠在阎家子女心中的一个死结。死结面前,他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莫斯科红场的无名烈士墓碑上镌刻着颂扬无名烈士的诗句。该诗句用在阎又文身上,只需替换掉一个字“你的名字少人知晓”。今天,时值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之际,请让我们记住他,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一个长期被埋没及几近忘却的名字——阎又文。2009年02月03日 11:19北京青年报
“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将四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置于显著位置 其中阎又文鲜为人知———

六十年前的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宣告古都和平解放。1月19日,北京档案馆展出“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展厅内,四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阎又文置于显著位置。阎又文,一个陌生的名字。据党史研究专家称,如果说傅作义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毛泽东语)被广为人知,那么阎又文则是鲜为人知的大功臣。

阎又文,傅作义机要秘书。有关部门在《无名丰碑》中这样评价1938年至1962年的阎又文:“阎又文一直保持双重身份。解放前,他名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实为党的情工人员;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

时值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之际,阎又文的女儿向本报独家披露了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鲜为人知及不能忘却的历史,同时,给了享受革命成果的后人一个记住阎又文这个无名英雄的机会。

阎又文的子女都被一瓢“政审不合格”的冷水冰封了参军、入党、提干、婚恋的正常路径

阎又文有六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小六8岁。阎又文生前逝后,阎家六子女填写家庭出身时皆为“革干”(革命干部)并以此为傲。然而,六子女及配偶的政治生命皆因政审后出现逆转,都是在风华正茂、青春舒展的年代,一瓢“政审不合格”的冷水冰封了他们参军、入党、提干、婚恋的正常路径,甚至一生的人生安排。职业生涯中顺理成章的上行轨道被迫向下向下……不可逆转,直至退休。“一外调就卡壳”,老六阎颐兰感叹。

老大阎恩兰的入团入党屡屡受挫。老二阎绥兰曾就职某机关,后被调离。老三阎绥平毕业于哈军工,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后被分配到张家口一民用工厂当炉前工。阎绥平未婚妻是他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空军。结婚前夕,空军叫她在婚姻及继续服役之间作出选择,未婚妻经考虑后决定复员。老四阎海兰毕业于师大女附中,高中即被列为发展对象。清华大学与优等生的她签订了报考意向。“当科学家”,心气高远的阎海兰自认该梦已不遥远,然而她被分配到外文印刷厂当工人。心高气傲的她不死心,屡交入党申请书,终在49岁时遂愿,翌年便退休。

老五阎京兰立志参军,但命运不仅让她无缘军营,还剥夺了去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格,她只能孤身前往山西插队。老六阎颐兰15岁半入伍,17岁成代理排长,部队领导只等她满18岁后入党提干。阎颐兰所在的成都军区向农业部发出商调函,回复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于是,阎颐兰频寄航空信催促家人“搞清楚”,部队连发四封商调函,然而农业部从中组部处获取的信息极其有限。无奈,为阎颐兰准备的支部大会被迫取消。阎颐兰服役八年,最后以“兵”的身份复员到地方,24岁的她一切从头开始。

阎又文妻子丁宴秋与其子女一样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在街道工作的她要求入党几十年,遗憾的是,最终没遂愿。惟一顺遂的一件事是了却了她与丈夫同穴的夙愿。

1949年2月,阎又文(右一)随傅作义(右三)去西柏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横亘在阎家人面前的“历史不清楚”,即特指1939年至1945年间,阎又文的脱党问题及不清楚他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父亲去世后,阎海兰记忆中“不愿回家,家里气氛非常非常压抑。母亲老哭,周恩来送的绢花花圈,摆在家里好几年”、“一次回家时,家里黑着灯,以为家里没人,原来母亲在黑暗中抹泪”……

阎家人不仅承受着“历史不清楚”的煎熬,而且还要承受歧视、侮辱及误解,如有人对阎绥兰说:“像你这种家庭出身(国民党反动军官)的人,必须在思想上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有人给“文革”期间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写信,说丁宴秋是反动军官太太。阎又文的一个地下党同事出差北京,路过阎门而不入。不入原因即阎又文替傅作义撰写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革”中,阎又文墓碑上的照片被砸碎。

“历史不清楚”煎熬着家族每一个成员。

“父亲到底是黑(国民党)是白(共产党),”阎家子女苦苦求索。他们遍寻有关部门,但没有一个部门给出答案。阎家子女由此得出结论“父亲被包得很严,只有极高层极少数的人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你爸这一辈子就没风光过”,阎又文妻子丁宴秋生前对子女评说丈夫。阎家子女明白父亲的特殊身份、特殊工作、特殊使命注定不能风光,注定默默奉献,注定任劳任怨,注定承受牺牲,这种牺牲不见外伤,其内伤又不足向外人道。

记者采访了一位解放前的地下情报人员。她以自己经历的白色恐怖诠释阎又文甘愿牺牲的支撑力——“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甘当无名英雄”。她说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还有一种牺牲叫忍辱负重。

1993年春,阎家人求索的路上出现拐点。

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的王玉,即解放战争期间与阎又文保持单线联系的他在与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的一次晤面中提及寻找阎又文妻小的夙愿,很快,王玉夙愿得到满足。阎海兰记得见到王玉的那一天,他说:“我一直在找你们,就是找不到。”王玉的出现解开了阎家子女“父亲到底是黑是白”的谜团。王玉的破解与上述《傅作义身边的隐蔽战士阎又文》一文基本相同。随后,王玉带阎家六子女面见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1941年至1949年,罗青长任延安中央情报部秘书、科长、主任)。一次,罗青长特意对安全部落办(落实政策办公室)强调阎又文的“白皮红心”。

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子女单位发去公函。如给阎海兰单位的公函是:“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以上情况已向中央主管部门正式证明。

“过去,因阎又文同志党员身份未公开,而使其子女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待遇上受到不应有的影响,现在特函告,请予消除,并按照党的政策给予改正为盼。1993年5月31日。”

王玉、罗青长的出现与证明终结了阎家子女“还父亲真相”的不尽奔波。然而,证明仅局限六子女单位,并没影响社会对阎又文的结论性评价。所以,1995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对阎又文的描写有悖史实。针对此,罗青长于1997年7月10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除了公开战场上的搏杀外,还有隐蔽战线上的较量。同许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一样,阎又文这个名字无论同时代人还是当今人们都是陌生的。我的战友阎又文是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1939年下半年,被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作出妥当安排,与阎又文失去联系。与党失去联系的阎又文依然执行着隐蔽战线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时机出现在1948年。

1948年10月初,我第四野战军即将进关,为歼灭傅作义集团,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要我(时任主管秘密情报业务的主任)派王玉绝密单线联系阎又文,要阎又文搞到傅的作战计划。阎又文不负重托,一周时间,王玉便将情报交给我。这次获取的情报是取得平津战役胜利的关键一环。毛泽东为隐蔽战线题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49年1月10日,李克农再次指示我让王玉联系阎又文,要他摸清傅作义思想动态并做攻心工作。阎又文安排王玉住进北京饭店,每日向王玉提供书面报告。

1949年2月22日,邓宝珊、阎又文陪同傅作义到达西柏坡。我随杨尚昆迎接他们。毛泽东见到傅作义便说:“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你不愧是中国人民的血性男儿。”毛泽东又对阎又文说:“好啊!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生动啊。”(指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原来,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精神大振。他要阎又文起草一个表明自己态度的政治宣言。1949年4月1日,该宣言通电全国。通电中有这样的话“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

解放后,按照党的安排,阎又文以共产党员身份不公开并继续在傅作义身边工作。阎又文丹心素裹,默默奉献到生命最后一刻。我和他共事多年,这个人才华出众,文笔锋锐,行必踏实,事繁勿慌,和若春风,外圆内方。

在又文同志诞辰83周年之际,我借毛主席的《咏梅》词怀念他“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罗青长发表该文之前,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在《金盾》杂志撰文《隐蔽在傅作义身边的共产党员》(1995年),该文首次公开披露阎又文的真实身份。

2008年第三期《保密工作》刊登了《傅作义身边的隐蔽战士阎又文》一文——

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的阎又文投笔从戎,在傅作义处担任文书,以博学与才华为傅赏识,遂升任傅秘书。1938年,在傅作义部队的我党地下党员潘纪文经长时间观察阎又文后将其秘密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冬,国民党搜捕共产党员,破坏地下组织。由于当时形势危急,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妥当安排,与阎又文失去联系。

1945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为“剿总”司令部的新闻发言人。此时,我党急需获取傅作义部队军事情报。于是,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派王玉设法寻找阎又文,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阎又文每周六在北海公园漪澜堂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安排王玉以记者身份参会,其间将情报交与王玉。阎又文收集的情报包括作战部署如《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详细地图和军事实力、将领概况、傅蒋矛盾、傅之想法及思想斗争等,对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路线。10日,阎又文接到王玉指示:了解傅作义动向。组织很快从王玉处得知傅作义设计的三条道路:一、南逃会蒋;二、往西投靠马家军;三、固守北平,继续顽抗。究竟倾向哪一条路,决心难下。于是,阎又文力劝傅,我部非蒋嫡系,投靠蒋绝非上策,如今丢掉整个华北,老蒋怎能放过你。与马会和,如今整个北平被共军百万大军包围,所以此路不通。第三条道路更不可采纳。如果对抗共军,北平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你将成千古罪人。最终,阎又文指出第四条道路——跟共产党谈判。

根据党的指示,阎又文对傅作义展开大力度攻心工作——争取傅作义起义。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为给傅施加影响,阎又文边给其阅读边讲解,但傅作义坚持“我死也不能败在青年娃娃手里(指聂荣臻和林彪)”。阎又文力劝:“连委员长都败在毛泽东手下,我们又何必计较呢。”阎又文每日向王玉汇报傅作义动态,甚至上午发生之事下午组织便已掌握,然后拟成电文,直报中央社会部,社会部再转给前线总指挥。情报的及时与准确受到前线司令员聂荣臻表扬。

为配合北平和平解放,阎又文与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王克俊相商,由他向傅建议委派副总司令邓宝珊与解放军谈判,以确认共产党对傅作义的态度。傅作义斟酌再三,最终接受王克俊建言。1949年1月,以邓宝珊为团长,何思源、阎又文等成员组成的和谈代表团出城与叶剑英谈判。阎又文遵照傅作义嘱托,对谈判内容作了详细记录。傅作义阅读记录后思虑良久:“事到如今也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经过多轮谈判,1月21日,我党终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开进北平。文化古城幸免于战火。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及傅作义文告。

北平解放后,中央社会部指示阎又文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

《李克农》(1996年)中的《平津战役》一章提及阎又文:“李克农领导的情报人员准确掌握傅作义的作战部署、政治动向及思想情绪等,及时向中央和平津前线司令部报告,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这样介绍阎又文的重要贡献:“平津战役期间,阎又文根据上级指示提供了大量关于华北‘剿总’的情报,使党中央准确掌握了傅作义情况,为制定北平和平解放方针奠定了基础。天津战役后,他及时掌握并上报傅作义的思想动态,积极施加影响,为最终促成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就“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工作”,有关部门的内部出版物《无名丰碑》作了较为清晰的解读:“北平解放后,按照中央安排,不公开阎又文真实身份,继续在傅作义身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调阎又文任水利部局长。因革命工作需要,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解放前,他名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实为党的情工人员;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

1961年,阎又文调农业部。

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因患食道癌去世,年仅48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阎又文临终前嘱咐妻子丁宴秋“有事情找组织”。周恩来敬赠挽联“阎又文委员千古”、薄一波的挽联是“阎又文同志千古”。《人民日报》发表简短讣告。

农业部撰写碑文:“阎又文同志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阎又文周围墓碑碑文皆有参加革命时间,入党时间,而独他是空白。对碑文措辞及空白,当年阎又文子女尚都年少,按他们的说法是“不懂”。而今真相大白后,面对如此碑文,他们提出修正意愿。目的是为了还历史以真相并对历史持有细致的尊重。


阎又文的组织关系在哪里?他的工作使命是什么?阎家子女苦苦求索

阎又文解放前的真实身份,王玉、罗青长、刘光人将其从地下搬到地上。那么解放后的真实身份呢?1997年,阎颐兰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北平和平解放,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傅作义将军身边的共产党员阎又文》。文中写道:“因革命工作需要,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既然是“党的统战工作者”,那么“他的组织关系在哪里?他的工作使命是什么?他的联系人是谁?他的遗言‘有事情找组织’,组织具体指向是什么?”从1997年至今,阎家子女苦苦求索。

母亲是否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阎家子女意见一致“肯定不知道”。丁宴秋生前(1996年去世)没对子女透露父亲身份的丁点儿信息。据阎颐兰推断父母间的默契是“母亲不问,父亲不说”。母亲虽然不问,但从自己及子女经历的政治坎坷中,她对父亲的真实身份也是有问号的。

就“党的统战工作者”这一身份,1997年后,阎家子女找过水利部、农业部、中组部甚至信访部门,但至今无答案。“我父亲的身份上无天,下无尾,中间是断层。知道的人一定非常少”,阎家子女判断。

最近,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正在制作“十一”献礼片——“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为此,中央文献研究室给该中心提供了极其详实的档案资料。据阎海兰所知,资料中没有阎又文的只言片语,“平津战役纪念馆”亦无墨迹可寻。“可见”,阎海兰再次重复“父亲被包得很紧的”。

日前,阎颐兰从熊向晖之子的回忆文章《周恩来的神机妙算》中解读出我党情报工作对革命成功之关键作用——“张治中致信蒋介石:过去我只知道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我才知道,国民党在情报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你靠特务起家,但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共产党用的又是些什么人?你的特务里有熊向晖这样的人才吗?胡宗南怎么能不打败仗,国民党的天下怎能不丢。”

为还原历史真相,为搞清楚父亲解放后的真实身份,为对历史持有细致的尊重,阎家子女自1993年后肩扛使命感遍寻有关父亲的蛛丝马迹。16年过去,如今阎家六子女中五人退休,全家仰仗年纪最轻的老六、55岁的阎颐兰将此使命扛到底。阎颐兰说:“我父亲的问题难就难在当事人均已作古,难道作古的人又因‘文革’没做妥善安排?可父亲是在‘文革’发生前四年去世的。”

父亲解放后的真实身份现成纠缠在阎家子女心中的一个死结。死结面前,他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莫斯科红场的无名烈士墓碑上镌刻着颂扬无名烈士的诗句。该诗句用在阎又文身上,只需替换掉一个字“你的名字少人知晓”。今天,时值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之际,请让我们记住他,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一个长期被埋没及几近忘却的名字——阎又文。
请让我们记住这些无名烈士,向他们致敬。
  漳州也有一个老特情,被上级利用了以后没有落实待遇。结果一直被当做历史反革命。九十年代在组织部长张绳华的“组织部长夜谈活动”中申诉,组织部长安排漳州市有关部门查证,才平反落实待遇。
电影里说他女儿也是地下党
起义了还要统什么战?有这个必要吗?哪位给说说!
原帖由 琉球人中山王 于 2009-2-7 17:21 发表
起义了还要统什么战?有这个必要吗?哪位给说说!


我只知道我爷爷的很多战友解放后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双重身份。
原帖由 新侨联委员 于 2009-2-6 22:43 发表
  漳州也有一个老特情,被上级利用了以后没有落实待遇。结果一直被当做历史反革命。九十年代在组织部长张绳华的“组织部长夜谈活动”中申诉,组织部长安排漳州市有关部门查证,才平反落实待遇。

被利用,这个词用得不一定准确,当时,做地下工作的,有好多是单线联系,上级死了,上级的上级不一定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
总有吃亏的人
原帖由 机务高手 于 2009-2-7 22:32 发表
  被利用,这个词用得不一定准确,当时,做地下工作的,有好多是单线联系,上级死了,上级的上级不一定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

  被利用这个用词准确。因为他的上级解放以后,好好活着,还当了副厅长。这种上级破坏了行业道义,让很多行业内人员非常不齿。
请看还有比这更悲惨、更凄凉的人物。
关露谍海才女关露的传奇人生  说到关露,就仿佛《色戒》里王佳芝的另一个版本,不同的是,关露的一生与女主角王佳芝比起来,更悲凉。她的一生被三个角色纠缠:才女、汉奸、特工。她精神分裂无以快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30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也不错。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传唱一时。
  关露的才华有目共睹。如果她像张爱玲那样,不参与政治,只埋头写作,也许她会留下很多感人的篇章,然而,这只能是也许。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她忽然接到上级传达的一个任务,要她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因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任务很突然,但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的关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那时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观察了解动态,搜索情报。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李士群还让关露陪他的妻子去逛街,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
  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在关露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就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关露的妹妹很快将信转交给组织。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之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文字写作也无法进行,恋人也不得相见,就异常难过。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都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这让她身体非常虚弱,有时甚至会晕倒。如果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关露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买不起木炭,实在太冷了,关露想去卖血换木炭。去了医院,医生却没有给她抽血,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租屋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参加这个会要公布名单的,那就等于关露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的汉奸文人的身份。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关露被日方分给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以为所受的委屈可以倾诉了,她的罪名也可洗清了。谁知迎接她的是更煎熬的痛苦。
  关露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如果要发表文章只能重新起名字,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而更让她诧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
  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
  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好惨,好惨!
2009年02月01日 14:43凤凰网历史专稿
2009年1月31日,是北京和平解放60周年,到底是谁冒着生命危险暗中策划了北平和平起义事宜,没动一枪一刀顺利地使北平和平解放,使城内的百姓躲过了战火的折磨,使这一文化古城得以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只是傅作义将军一个人的深谋远虑?还是北平城中的东北军军官众望所归?
2009年1月31日,是北京和平解放60周年,到底是谁冒着生命危险暗中策划了北平和平起义事宜,没动一枪一刀顺利地使北平和平解放,使城内的百姓躲过了战火的折磨,使这一文化古城得以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只是傅作义将军一个人的深谋远虑?还是北平城中的东北军军官众望所归?
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曾受命傅作义:以东北军为主体重新组建十七集团军,支助东北战场。十七集团军司令由黄埔系军座侯镜如将军担任,任朝枢将军被任命为十七集团军代总参谋长。战略任务是要确保长春、沈阳、锦州,并相机打通北宁线,牵制东北野战军使其不能迅速入关,以巩固华北,支撑全国战局,必要时由十七集团军接替东北防务,将原驻东北的中央军接出东北。但由于各个环节在协调中出现的困难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这项战略计划暂时搁置了。直到1948年9月30日,蒋介石亲率俞济时、郭忏、桂永清、周至柔、罗泽闿等人到华北"剿总"地图室,规劝傅作义率领十七集团军支助东北战场。傅作义一再推辞说无力担此重任。蒋介石无奈只得从华北战场抽调林伟俦的六十二军和黄翔的九十二军,从山东抽调了王伯勋的三十九军和阚汉骞的五十四军,亲自带着部队支助东北战场。蒋介石组建西进兵团--廖耀湘兵团,东进兵团--十七集团军,两个兵团都是为了支助锦州服务。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前夕,锦州防守司令范汉杰向北京、南京告急,请求支援!但十七集团军中的东北将士们已经觉醒,他们不要再为蒋介石挽回败局服务,他们已无所畏惧。在战斗中,不用当官的发布命令,所有参战的东北军官兵不约而同地把枪口抬高一寸,不对人民解放军造成伤亡。1948年10月20日,毛主席给林、罗、刘三人发过电报:"你们的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建议。"从电文中就可得知,东进兵团的十七集团军佯攻塔山的战略行动,没有对四野造成伤亡,这也肯定了任朝枢等将领对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可是军中的特务都有"哮天犬"一样的鼻子,他们嗅到了东北军对塔山佯攻的气味,于是将这一情况密告了蒋介石。特务的活动一时间在部队里造成了混乱,十七集团军中的领导者也一度感到难于应付局面。最终,傅作义将军不得不给代总参谋长任朝枢打电话,申明了立场:"不给东北战场当替死鬼。"但这一事件并未平静下去。
山海关是华北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1948年7月,蒋介石便把山海关防守司令的职务交给东北行辕的人员接管,由青年远征军司令杜聿明的参谋长岳华威将军接替了山海关(秦榆)防守司令的职务。这样再向东北运送兵员和物资时就可以不再受华北战区的控制和监督。可是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1948年11月2日,随着沈阳的解放,辽沈战役结束。岳华威将军也追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节拍"宣布起义。山海关第一任防守司令任朝枢、十七集团军司令侯镜如和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均属知名将领,并不是由于始料未及、疏于防范才使解放军进军华北,而是将山海关的大门为东北野战军打开着,东北野战军进关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军官形势分析会,特别邀请傅作义将军参加,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少帅兵谏的下场,于是他心中也早有了自己的打算。会上,向来谨言慎行的傅作义将军,而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完全以一个主战者的姿态大讲华北战场可打可攻。傅作义的表态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蒋介石正式宣布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华东南军政长官,并将华北军经海、陆南撤,所有军队听从傅作义将军指挥。听家父讲,当时蒋介石还授予傅作义"云麾上将"的称号。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误以为共产党在辽沈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需要修整,需要消化吸收胜利的果实。况且东北大地已进入严冬季节,军队不宜长途行军,人民解放军必定要休整三四个月,明年春暖花开之际才进军华北。可中共却在此时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决策,电告东北野战军,鼓励战士们发扬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继续战斗。于是,在1948年11月15日,也就是辽沈战役刚刚结束13天后,东北野战军便分三路跨过长城入关。此时的傅作义感到事态严重,无以解脱。傅作义将军有军事家的睿智也有政治家的韬略,在东北战场上他已经是"佯攻""不打",回到华北战场怎能再打?于是他只得提前暗自筹划退路,不料此时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傅作义的眷属有离开重庆的动向,可能飞赴广州之后去香港。"蒋介石听闻此事顿感不悦:"我知道他是在跟我耍手段,先让家属在重庆露露面,之后再偷偷溜掉。不行,决不让他们离开重庆。"此时北平和傅家的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三女儿,在天津《大公报》当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此时她也来到了北平做父亲的工作。傅冬菊径直的走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看见父亲像丈量土地一样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于是,傅冬菊在一把太师椅上坐了下来,一边思索一边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那么天下无道呢……"傅作义看了女儿一眼,赞赏中略带轻蔑的说:"你这书真是没白念,还跟我引古论今的。"傅冬菊严肃的说道:"天下无道,庶民就得议。部队拆了城外的房子,老百姓流离失所,不仅仅是议,已经是愤怒了……"

"拆房子、砍树那是部队的事,"说着傅作义又开始丈量脚下的土地,来回踱步。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独裁者、阴谋家,他对傅作义的赞扬和封赏丝毫未动摇傅作义,反而逼迫着傅作义另寻出路。
辽沈战役结束后,支助东北战场的十七集团军回到华北。此时的九十二军中绝大多数是东北军的老兵,参谋长任朝枢、二十一师师长王念山、五十六师师长王凤岐都是从东北走上抗日战场的,他们共同参加了长城保卫战、西安事变,一同喝过了黄泛区的黄河水。可以说很早以前,他们就是红军的朋友。此时,解放军对北平的攻势也逐步展开。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发起突然袭击,从一〇一军手中夺取重镇丰台和南苑机场。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下令给黄翔军长,连夜夺回丰台和南苑机场。岂知早在丰台告失之前的两日,第九十二军与解放军已经达成不再交火的协定。所谓的收复南苑机场也只不过是佯攻敷衍罢了。傅作义得知此事后建议将黄翔军长撤掉,由于十七集团军司令侯镜如驻防津塘,未能及时取得联系,这一罢免变不了了之。就在北平处于被围的非常时期,傅作义命令在北平城内修建天坛和东单临时飞机场,这项工作就交给了任朝枢将军。任朝枢将军仍然担任机场防守司令,在北平被围困时期,他控制着中央军政要员的出入,责任重大。当时傅作义手下有中央军和东北军两部分,有一些中央军嫡系的军官凭借特殊的关系和身份十分的蛮横、矫妄。傅作义也看得明白,东北军一直受中央军的歧视。到现阶段,只有任朝枢将军能够制约中央军嫡系军官的无理要求,任朝枢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延续到北平和平起义之后。
傅作义总司令对任朝枢这个东北军将领的任命,充分说明了傅作义对东北军在抗日过程中建立的长期同生共死的战斗情谊。在这些将士们的心中,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一直未曾改变。对于共产党、对于和平解放,东北军也有自己的认识--喜乐奉献、视死如归,他们甚至先于傅作义走出了和平的这一步。




军中的东北籍军官们听说东北军的老将马占山将军来北平治病,便结伴去马占山将军的住所探望。1935年,马老就曾劝教过少帅张学良,不要参与打内战,要一致抗日。这次,东北籍的军官们有来到马老面前,请求马老劝戒傅作义将军保护北平文化古都,保护两百万北平市民,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治病期间,马占山就住在东四隆福寺附近的孙家坑,"西安事变"内线总指挥唐君尧住在东四十条铁狮子胡同,这几位东北军的老将军都住在东四地区,这些地方也成了东北籍军官们经常集会、交流感情的地方。
傅作义走上的和平起义的道路,可以说是"半推半就",也可以说是东北军军官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感动着傅作义将军走上了和平起义的道路。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最紧要关头,马占山和邓宝珊两人成为了傅作义的知心人,劝慰傅作义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傅作义将军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被歼灭、天津解放,也使得他心灰意冷,甚至放弃了要求谈判条件。




此时,华北解放军高层领导林彪、罗荣桓曾交给手下的苏静处长一封信,让他转交给北平和谈代表邓宝珊,再由邓宝珊转交给傅作义。苏静找到马占山家,将信交给了邓宝珊。信是没封口的,所以邓宝珊就先看了,看过信件,邓宝珊觉得信件措辞激烈、词义严重,傅作义很难接受,他想暂时不将这封信交给傅作义,可转念一想,这封信件极其重要,于是他把信交给了傅作义的三女儿傅冬菊。傅冬菊看了此信,也觉得问题严重,她虽然把信拿走了却没有直接交给傅作义。直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这封信被登载在《人民日报》上,傅作义这才看到这封言辞激烈的"通牒",看到信后他情绪很激动,也很气愤……
傅作义将军所走的和平解放道路是自觉的,东北军将士始终是傅作义将军的忠实朋友和同路人。北平和平解放不仅仅是傅作义将军一个人的觉醒与顿悟,实则是广大东北军将士在民族统一大业上的抉择。傅作义将军和东北军将士们顶着来自各个层面的压力和阻力,毅然与过去决裂,在驻有十倍于自己力量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北平城中"决意以身许国,但求于国家民族有利,绝不顾及个人的得失",最终使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北平古城完好地回归了人民。

东北军六十七军骑二师士官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兵团六十七军离休干部任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