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发个技术帖---中国古代军队的指挥与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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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猛将必发于卒伍”
军队需要有能力的军官来担任指挥。在职业军官系统形成之初，有很多人是在学习了“兵法”，掌握有军事指挥专门技能后被国王聘用的。比如春秋末年时，齐国人孙武研究战略战术，著书13篇（即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广为流传。吴王阖庐读到后，赞叹不已，公元前512年将孙武请到吴国来，拜为将军，统率吴军与强大的楚国作战，连战连捷。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齐国受到晋国和燕国的进攻，打了大败仗。齐国执政大夫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以研究军事出名的穰苴。齐景公亲自召见穰苴，听他谈论军事，大为折服，立刻聘用穰苴为将军，领军反击晋、燕联军。穰苴说自己出身卑贱，一下子担任将军（相当于上卿），位居大夫之上，人微言轻，“士卒未附，百姓不信”，请求齐景公派一个得到宠幸、有声望的大夫为监军。齐景公就派了自己宠幸的大臣庄贾为监军。穰苴先到军营门口，立起测量日影的“表”，摆好计时的滴漏，等待庄贾。不料庄贾自认为监军就是统帅，不慌不忙地接受亲友的送别，到了约定的正午时分仍然没有赶到军营。穰苴就撤去了表、放掉了滴漏的水，自己进入军营，接管指挥权，发布命令。傍晚时庄贾才赶到，穰苴说：“作为将领接受命令之日就要忘了家庭，在军队接受军纪约束就应忘记双亲，听到战鼓隆隆就应该忘记自己。现在敌军入侵，国内骚动，百姓之命都悬于君，怎么还要在乎送别！”于是按照军法将庄贾斩首示众。全军将士都为之震惊。齐景公派遣使者拿了代表国君的“节”来赦免庄贾，使者马车一直奔驰进入军营。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按照军法军营中不可驾车奔驰，违者斩，只是国君使者不可杀，就杀了马车夫和两匹马来示众。第二天出发，穰苴与士兵吃同样的伙食，问寒问暖，士兵都争着参战。晋燕军队听说了不敢与齐军会战，主动撤退。齐军收复失地，胜利凯旋。齐景公拜穰苴为大司马。以后战国时齐威王将齐国历代司马的事迹编写成书，穰苴的事迹也附在其中，书名就称之为《司马穰苴兵法》。
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和当时说客以口舌取官、乃至任为丞相的情况相同，很多游士靠谈论兵法而出任将军统帅。
最著名的莫过于孙膑、庞涓的故事。两人同学兵法，后来庞涓得以成为魏国将领，因妒忌孙膑才能，设计陷害，“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使孙膑无法出头露面。后来孙膑逃亡到齐国，齐国大将田忌很器重孙膑，但孙膑作为刑徒已无法率军，于是坐在密闭的车辆里为田忌当军师，指导齐军接连打败庞涓指挥的魏军，最终在公元前340年，在马陵道设伏，全歼魏军，庞涓兵败自杀。
另一位名将吴起也是游学出身，在鲁国求学，为能够在鲁国与齐国的战争中充当将军，不惜杀死自己妻子（齐国人）来取得信任。后来又到魏国，任命为将军，打败秦国军队。为魏国效劳后，这位名将又被楚国聘请，为楚国主持改革。秦国的几位名将如白起、尉缭、王翦等也都是以“好兵”而得为将军。-
秦末混战时期，这一风气犹存。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个叫周文的，“自言习兵”，曾是楚国春申君的门客，陈胜就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大军进攻咸阳。后来周文军被秦将章邯打败，周文被杀。楚怀王因为宋义谈论兵事，料事如神，就拜宋义为上将军，位置高于项羽，率军北上。结果项羽发动兵变，杀了宋义，自立为“假上将”（代理上将军），篡夺指挥权，楚怀王只好承认既成事实。
韩信自学兵法，先是投奔项羽，不料项羽只是让他当个卫士，他大失所望，又去投靠刘邦。刘邦也不重视他，韩信又打算离开。只是因为萧何在和他的交谈后很欣赏他的才能，在他开小差后，赶紧追赶，在历史上留下“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样的佳话。萧何追回韩信后，又以自己的脑袋担保韩信，才使得刘邦回心转意，拜韩信为大将，把主力军队交给他指挥。
后世的帝王对于这样招聘“自由职业者”来担当军国重任实在是不放心，以后各个朝代就再没有将游士立即拜为大将的事例。历代军官的主要来源有这样几个方面：从士兵中提拔的“行伍出身”，由军官子弟世袭的“世职出身”，以及在隋唐以后出现的、和文官相仿的“科举出身”，另外也有不少武官是由文官或幕僚转任的。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在他的名作《五蠹》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猛将必发于卒伍”，可见早在战国时代，已经习惯于从士兵中提拔军官，行伍出身已经被各国军队广泛认可。
替汉朝打天下的很多开国功臣比如周勃、灌婴、樊哙之类，都是行伍出身。西汉初期号为“飞将军”的名将李广，就是从一名弓箭手逐步升为将军的。他的堂兄弟李蔡和他一起入伍，一起升为将军，最后还从武官转为文官，位至丞相。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连年混战中成名的一些名将，大多是行伍出身。比如也号为“飞将”的名将吕布，以“骁武”投军，以后以“便弓马，膂力过人”著称，最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曹操手下著名的勇将典韦，投军之初，是张邈手下的旗手。当时军队的战旗号“牙门旗”，一般要几个人才能掌握挥动，而典韦用一只手就能举起，由此出名。投入曹军后，先是以作战中多能斩敌首级，计功升为“司马”（小军官）。公元194年曹操与吕布在濮阳激战，典韦自愿率领敢死队冒死突击，为曹操军队打开撤退的通道。因为这项战功，典韦被任命为都尉，指挥曹操的卫队。后来在张绣兵变中战死。
曹操手下大将张辽，也是行伍出身，因“武力过人”应募当兵，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先后四易其主，吕布被杀后转入曹操帐下，被曹操重用。在207年出征乌桓的战役中，他主动请战，曹操把自己的指挥旗给他，他率军奋勇冲锋，一举战胜。209年，曹操军队刚遭受赤壁战役的沉重打击，孙权亲自率军进攻合肥，张辽以寡敌众，在逍遥津战役中带了800名敢死队突击孙权中军阵地，迫使孙权放弃进占合肥的战略意图。
曹操另一个大将乐进，“容貌短小”，原来只是曹操军营中的小卒，因为招募军队有功才升为“假司马”。后来每次攻城作战乐进都有“先登”战功，在关键性的官渡之战中，乐进杀死袁绍的大将淳于琼，升为大将。一起升大将的于禁，原来是黄巾军士兵，几经展转，投到曹操帐下，从司马、校尉、都尉，靠战功逐步升迁。
蜀汉阵营的名将赵云，原来只是个骑兵，投到刘备手下时，开始只是刘备随从骑兵的队长，当阳战役中刘备军队全线崩溃，赵云胸怀刘阿斗，保护刘备的甘夫人，安全突围，才得到“牙门将军”的称号。刘备入蜀，赵云留在荆州军，后来才随诸葛亮增援入蜀，以战功升为大将。*
蜀汉的另一名将魏延，也是行伍出身，“以部曲随先主入蜀”，靠战功一直升为大将军。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也有不少是行伍出身。如东晋名将刘牢之，以“骁猛”应募，为小军官，作战率所部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在决定南北对峙局面的淝水大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大将。
北朝以部族军队为主，大多数将领是从部族头领转化而来，但也有一些是从士兵升迁而成的。比如北魏名将杨大眼，原来是个流浪儿。北魏孝文帝部署南征，要招募一批士兵，杨大眼前去应征，官员起先看不中，杨大眼就当场表演他的绝技：将一根3丈长的绳子绑在自己发髻上，撒开腿飞奔，那根绳子居然飞荡在后面成一直线，骑马的人也追不上他。由此立即被收录为“军主”，成为一名军官。以后屡立战功，“勇冠六军”。但有一次因为友军阵地崩溃，导致全军败退，被撤职，“徙营州为兵”。后来再次起用，长期镇守与南朝相对峙的边界，威镇江淮，以至于民间以“杨大眼来了”吓唬哭啼不止的小孩。当时人都认为可比关羽、张飞。
隋唐之际乱世英雄起四方，而唐皇朝的一些开国功臣仍然是行伍出身的职业军官。比如最著名的勇将尉迟敬德和秦琼，都是从士兵升为大将的。尉迟敬德在隋朝末年从军，在隋朝官军镇压各地暴动民众的战争中积累战功，“以武勇称”。隋朝垮台后投入唐朝阵营，以战功成为开国大将。秦琼也是在隋朝末年从军，开始只是隋朝将领来护兒的一个亲兵。以后跟随隋朝名将张须陀镇压卢明月起义军，他和另一个勇士罗士信火烧敌军营地，接应大军，使隋军一举大胜。不过他在隋军最高也只得了个尉官。后来投入李密起义军，成为重要将领。转到唐皇朝阵营后，又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先后作战两百多次，自称受伤流血好几斛，最终才得以成为大将。
两宋时期朝廷推行崇文抑武的既定国策，而号为名将的大多是行伍出身。北宋中期最著名将领狄青，就是行伍出身的大将。年轻时以“善骑射”应募当兵，因为脸上有青色的被刺的军号，以后被称为“狄青”。他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崭露头角，4年作战中大小25仗，每次作战奋勇向前，8次负伤，升为指挥。因为得到主持西北战区的文官上司韩琦、范仲淹的赏识，才得以升迁为朝廷重臣。宋仁宗曾建议他将脸上当兵时的刺青除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因此臣愿留这块刺青，以劝军中。”
南宋初期“三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都是行伍出身。
韩世忠，“早年鸷勇绝人”，能够驯服烈马，但“嗜酒尚气，不可绳检”。18岁应募投军，以能够“挽强驰射”而出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有战功，但只升到“勇副尉”。北宋末年，随军转战南北，靠战功升为将领。南宋初期镇守长江下游地区，成为方面大将。
岳飞，“少负气节”，“家贫力学”，少年时就能拉300斤弓、8石弩，而且能左右射。1122年应募投军，以战功升为小军官。南宋建立后，他上书请求立即开始北伐，以“越职”而被罢官。这也就埋下了日后不得信任的伏笔。在以后平定江淮地区的战争中再立战功，得以成为方面军大将，长期镇守长江中游地区。
张俊，少年时“好骑射，负才气”，在乡间为盗，16岁时投军为弓箭手。在北宋末年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升为将领。因为劝赵构自立为皇帝（即南宋高宗）而得到信任，南宋朝廷初建，张俊就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地位在武将中为第一。后来极力支持秦桧与金朝议和，设计收其他两大将的兵权，并参与陷害反对和议的岳飞，不料结果自己的兵权也被撤消，被迫退休。
明清时期行伍出身的军官仍然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的开国功臣常遇春，少年时就混在一伙强盗里，后来转投朱元璋部下当兵。在朱元璋渡江攻取集庆（今南京）为根据地的战役中，他带头冲锋陷阵，立下大功，由此得到朱元璋赏识，不久就任命为“统军大元帅”。在建立明朝统治的混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全军副统帅，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老战友徐达。封为开平王。他的小舅子蓝玉，也从士兵升到大将。
明成祖朱棣时期的一些名将也大多行伍出身。比如号为功臣第一的邱福，就是行伍出身，以资格升到千户后，即跟随朱棣起兵，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战功，被任命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国公。但是后来在出征本雅失里时，在胪朐河战役中兵败被杀。另一个功臣薛禄，朱棣起兵时还只是士兵，连名字也没有，因排行第六，被军中呼为“薛六”，后来因战功升为大将，才以音定名。他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号为宿将，粗通文墨而已。
为满清入关当先锋的一些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原来都是行伍出身的低级军官，因为明辽东主将毛文龙被冤杀，发动兵变，被明官军攻击后归降满清，反倒成了满清的开国功臣，后来得以封王。
清朝平定三藩时绿营兵已起到主要作用，而绿营的一些名将也是行伍出身的。比如赵良栋，是在清兵入关后的第二年才应募当兵的，到三藩之乱时已升为总兵。他以自己训练的5000精兵平定了宁夏的叛军，又从四川转战到云南，首先攻入昆明城。被提升为云贵总督、挂兵部尚书衔，这已是武官的最高台阶了。但后来因与其他将领争功，被迫退休。
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直到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仍有76%的军官是行伍出身。
世职出身
俗称“将门虎子”，这在中国古代倒也确实曾经成为一项制度，很多朝代都是明确规定军官子孙可以世袭军职。即使没有明文规定，武将的子弟往往也总是被朝廷任命为武将。
先秦时贵族爵位世袭，内文外武，世卿世禄，虽然秦汉时代已建立起职业官僚制度，但是爵位制度也同时存在，继承爵位者往往也就会被皇帝委派一定的官职。尤其是有爵位的武将，其子孙袭爵后往往就会获得武官的职位。比如西汉周勃封为绛侯，他的儿子周亚夫在袭爵后先是被任命为河内郡太守，但当匈奴入侵后，立即就拜为将军，在细柳驻军布防。他得到文帝的欣赏，在匈奴退去后，被任命为中尉，警戒长安地区。文帝死前告诫太子，说：“如果发生危急情况，周亚夫是真可以带兵的将军。”太子即位后（汉景帝）立即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3年后发生诸侯吴王、楚王叛乱，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全面指挥平叛，以守待攻，只用了3个月就平定叛乱。
历史上一些名将之子习惯上也总是被任命为军官。如西汉飞将军李广有两个儿子早死，第三个儿子李敢被任命为校尉，跟随票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左贤王，在战斗中夺得左贤王旗鼓，又斩首多，赐爵关内侯。被任命为郎中令后，因为怨恨大将军卫青害死自己的父亲，有一次打伤了卫青，卫青没有立即报复。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在一次宫廷围猎时，射冷箭杀死李敢。汉武帝包庇霍去病，宣布李敢是“鹿触杀之”。李广的长子长孙就是李陵，也因“善骑射”，被汉武帝认为大有李广遗风，特命他带800名骑兵深入大漠侦查地形。胜利归来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指挥5000勇士，在酒泉、张掖一带布防。以后李陵就以这5000步兵转战大漠，被匈奴大军围歼。
唐朝开国功臣程知节的3个儿子，有两个都被授予军职，他的小儿子程处弼任左金吾大将军，程处弼的儿子程伯献，后来也官至右金吾大将军。另一位开国功臣段志玄，唐太宗在他临死前表示要授他儿子五品官，而段请求给他弟弟段志感授官，唐太宗于是授段志感左卫郎将。他的儿子段瓚，袭爵褒国公，官至左屯卫大将军。
唐玄宗时的名将高仙芝，是高丽人。他父亲高舍鸡从军后，屡建战功，曾任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年时随父亲至安西，以父亲的功劳起家就是游击将军，到20岁拜将军，和他父亲同班秩。
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部族军队的军官都是世袭的，而且一般都带有较多的贵族政治色彩，有爵位者就有职权，继承爵位往往也就继承了官职。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将原来女真族的游猎作战猛安、谋克固定为军职，有战功者往往也授世袭猛安、谋克。金世宗统治时期，朝廷已相当汉化，有部门提出各地猛安、谋克，依仗世袭身份，常常侵扰平民，建议改为和一般文武官员性质的“流官”，每30个月转官。朝廷讨论时，宗宪（宗翰即兀术之弟）认为：“昔太祖皇帝抚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猛安、谋克，现在若改为迁调，就违背太祖的誓约。不如对猛安、谋克进行考核，有不称职的，选择其弟侄中贤者代之。”被金世宗接受。这项制度一直维持到金朝灭亡。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将百户、千户、万户之类的军职作为世袭职位。
在汉族皇朝中，明确规定军职世袭的只有明朝。朱元璋或许是为了与世兵制配套，规定军官都授予世职，军官死亡或年满60岁，由嫡长子承袭职位，如果自己没有儿子的，允许兄弟继承。在承袭职位前也要经过骑射测试，第一次没有及格的，只能算是代理职务，领取一半的俸禄。第二年再试，仍然没有及格的，就要充军。但是后来制度废弛，有一战事就有大批冒功被授予军职，而世袭者中顶替冒名的也不计其数，导致军官数量猛增。到明朝建国后100年左右的时候，军职增长了4倍，再到50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增长好几倍。当时有个叫霍韬的官员建议，严格实施制度，即使有战功的也要区分大小，“或许世袭，或许终身，或许继，或不许继，各具册籍，昭示明白，以为激劝”。当时一次性的大检查，淘汰了几千名军官。但是不久就恢复了老样子。
不过明代确实也有不少名将是世职出身的，比如以抗倭出名的名将戚继光就是世职出身，他家世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死后，他承袭职位，因为才能卓著，又被提拔为代理都指挥佥事，主持山东防备倭寇的防务。后来改派挂浙江都指挥司官衔，而实际职务为参将，几经反复，主持台州、金华、严州防务。他在实战中痛感原来的卫所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因此重新招募3000士兵，在义乌组编新军，严格训练，屡战屡胜，号为“戚家军”。
清朝入关后，吸取明朝教训，严格控制世袭军职。即使是八旗军职也只有在临阵战死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其子孙承袭，如果子孙尚未成年，可以先发放一半的俸禄。而绿营兵军官战死，子孙仅得”难荫”（有一子可入国子监为监生）而已。1784年乾隆皇帝发布诏书称：“旗员及绿营人员，效命疆埸，同一抒忠死事，何忍稍存歧视。”规定以后绿营军官战死的，也一律授予子孙世职。和明朝不一样的是，清朝世职是一个作官的出身，承袭世职只是挂一个官衔，实职仍然要从基层小军官做起。
科举出身
隋朝开始“开科取士”，但只是选拔文官的途径之一。唐朝科举制度开始时“六科”也都是以文取士。到了武则天当政，在长安二年（702年），首次举行“武举”考试，考试内容为各中射箭技巧，以及马术、负重等等。以后武举考试兴废不常，很少有军官是以此出身的。在新、旧《唐书》的列传中，提到武举出身的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
郭子仪出生寒素之家，年轻时“以武举异等”得以起家为军官，先是补左卫长史，后来逐步升迁为边防军将领。安史之乱爆发后，率军平叛，成为当时唐皇朝最得力的大将。
宋朝建立后，进一步规范了武科举的制度，考试内容除了武艺和体力外，还要考“策”（就时政提出建议）或对兵法书籍的熟悉程度。王安石变法时，正式在朝廷设置“武学”每3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考试，录取名额以百人为限。各地最各级官员可保送1名免试入学，其余的都必须参加考试：骑、射外考兵法和对策。按照考试成绩，优等的直接送枢密院试用为低级武官；其余的按成绩进入武学上舍、或外舍学习。武学讲授“诸家兵法”以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学制3年。毕业考试及格后授予初级武官官职。以后还曾在各州设置武学。
武科举考试以后单独进行，1078年《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规定：第一等，步射1石弓，10发3中；马上能射7斗弓，并掌握5种马上格斗武艺；《孙吴兵法》10道题答出7道的，“时务边防策”5题“文理优长”，法律题10道答出7道，就可以出任低级武官。第二等步射8斗弓，10发2中，马上能射6斗弓，有3项马上武艺，答出一半兵法题目和法律题目，可以见习低级武官。第三等，步射6斗弓，10发1中，只有两项马上武艺，兵法、法律只能答3题的，记录在案。每3年考试1次，任命武官不过30人，后来逐步增额，以至于3人取1，每次都有百人入流，比文科举得官还容易。1110年规定限额，每次考试只能取10人，其余的入武学。
南宋进一步改革，1135年开始由皇帝亲自“廷试”，合格的都赐予武进士，授予武官衔“保义郎”、“承节郎”等名目。但实授的职务往往并非军官。1166年武举进士也比照文科，有第一、二、三名的排名。以后又规定参加廷试的都必须由各地方长官先行选拔，作为“武举人”保送朝廷。这样以来，武科举体系与文科举体系基本相同。1177年明确武科状元之称，状元愿意从军，授予正将之职，第二、三名副将，第四、五名准备将。
两宋正式建立武科举系列，但是在当时重文抑武的风气下，很多人只是为谋一当官出身而已，考取后不愿从军。因此两宋时期由武科举出身的名将极少。
较为著名一点的有北宋末年的何灌，他在武选登第后即为军官，在与辽朝边境地区任巡检，以善射闻名，号为“何巡检神箭”。后来在“靖康之变”时受命防守汴京，战死疆场。'
另一个是同时期的徐徽言，在1108年应“求材武士”诏，“武举绝伦及第”。以后即担任武职，长期在河西地区为军官。1127年金朝攻破开封，而徐徽言率领本部军队坚守晋宁近两年，最后这座孤城被攻破时，徐徽言将防御器械全部烧毁，力战被俘，宁死不屈，被杀害。
两宋时即使是武状元，也并不一定担任军职，比如1235年武状元朱熠，起家是“阁门舍人，差知沅州”，担任了地方行政官，后来以担任监察御史敢于弹劾权臣而闻名。1260年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算是主管军事的副宰相级别，但仍然不算武官。不久也遭御史弹劾而罢官。
武科举制度后来也被金朝继承。主要考试内容为骑射，要求挽1石力弓，射150步至210步远的靶；并且要求策马飞驰，在150步内接连用枪刺落4块靶子。此外也有书面考试，考兵法书。武举入仕，都授予巡尉之类的军职
到金朝末年，世袭军官大多腐朽不堪一战时，武科举出身的军官在军队中曾有过很大作用。比如金末将领古里甲石伦，武举登第后以勇武异常，提升很快。并建议组编“义军”，“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以抵御蒙古军队。他长期在西北地区主持防务，最后兵败自杀。
另一个金末武举出身的将领纥石烈鹤寿，原来是世袭猛安，但却只是一名亲兵。中武举后才得以担任军官。当南宋与蒙古约定夹击金朝时，他负责防守金朝南部边境，在与南宋军队的战斗中多次获胜。最后战死。
元朝科举制度兴废不常，也没有武科举制度。
明朝建立后，设置武学、武科举。在京师以及卫所设置武学，训导军官子弟。凡10岁以上应承袭军职的子弟的应入学学习。教材为《武经七书》。地方青年可以通过考试获得武学学生资格，号为武生，与文科举生员（俗称秀才）相同。武科举制度与文科举相仿，武生通过乡试（省级考试）武举人，可以到京师参加会试。会试内容曾规定，“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就不可试弓马。但以后改为三场考试，第一场试“马上箭”，射35步远的靶子；第二场试“步下箭”，80步的靶子；第三场才是笔试。每3年会试，录取进士定额为100人。
由于明朝武科举制度比较长久，武科举出身的军官相当多。
比如明中期抗倭名将之一的俞大猷，就是武科举出身。他“少好读书”，学《易》又学剑。考中秀才后因家境穷困，在父亲死后，承袭了父亲“百户”世职。不过他并不甘心，1535年考中武进士，被授予“千户”军职，守御金门。他上书对海防提出建议，却被上级训斥：“小校安得上书？”被责打一顿后罢官。1542年蒙古俺答入侵山西，诏天下举武勇士。俞大猷向巡按御史自荐，得以上京，被送到宣大总督翟鹏处，他和翟鹏论兵，翟鹏几次被他说得下不了台，于是说：“我不应当把你看作武夫。”可是仍然没有用他。好在兵部尚书毛伯温欣赏他，在他回到家乡后任命他为汀漳守备，这位命运多蹇的武进士才真正成为一名带兵军官。以后他长期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靠战功由都指挥佥事、参将，逐步升迁为备倭都指挥、总兵官。但仍然曾多次被降级、查办，甚至被判死刑、戴罪军前效力以赎死罪。
与之齐名的另一名抗倭名将刘显，原来是私塾教师，后来冒籍四川，得为武生。从军以军功升为军官，调到东南沿海抗倭，为参将。也屡立战功。
明朝武科起先没有殿试，因此没有武状元之称。比如嘉靖年间有个名叫尹凤的，武科举乡试、会试都是第一名，但不称状元。他本身世袭府军后卫指挥同知，考中武举第一后，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派到福建参加防倭作战。以功升到福建参将。
明末崇祯帝锐意求治，想要提拔武科。正好1631年武会试因为考官不公，引起武举人聚众闹事，崇祯帝派人复查，发现武举中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只有两个人，而其中居然有一个人没能中进士。崇祯帝下令将考官全都抓起来治罪，将有关的兵部22名官员贬官。另外派人重新主持考试，录取100名，仿照文科举形式，也分为三甲。崇祯帝亲自调阅前30名考卷，钦定一甲3名。头甲头名为状元，他就是来聘，是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武举之一。当即授予来聘为副总兵。这个明朝第一个武状元果然也能够为皇帝尽忠，三年后就在攻打孔有德叛军盘踞的登州时，身先士卒，战死在城头。
当然决不是所有的武科举出身军官都会这样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明末引满清入关的吴三桂，也是一个武举出身的军官。
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徒。以后一直与文科举考试同期，每3年举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另外绿营兵丁也可以报名参加乡试。通过乡试的武举人，以及绿营的千总、把总，通晓文义的可以直接参加会试。满族因有世职，开始时不得参加武科举考试，雍正年间开始允许满族人参加，以后时停时行，没有定制。会试及格后进入无淘汰的殿试，排出三甲名次，一甲3人，和文科举一样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
武乡、会试都分内、外3场。首场马射（35步远靶子，10发3中），二场步射（80步靶子，10发2中）、技勇（拉硬弓、舞大刀、掇重石），三场是内场，考策、论（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 B5 U4 z" z* J, G( Q' \
清初明确，一甲进士或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以后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获得这些官衔后，再到兵部选实职官。
清朝每次乡试录取举人名额，全国总计将近1000名，会试名额300至100人不等。因此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军官的人不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13%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葛云飞是1823年武进士，王锡朋是武举人出身。
和文状元很少成为宰相或著名权臣的情况相仿，武状元成为全军统帅或一代名将的情况也很少见。
清代武状元中经历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是马全。他是山西阳曲人，原来的名字是马瑔，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中一甲三名武进士（探花），以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可这位武探花当官不久就因为和同僚争吵而被夺职，他就改名马全，寄籍在北京的大兴县。1760年再次参加武会试，居然又一次名列前茅。乾隆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见了马全很眼熟，说：“你不就是马瑔吗？”马全赶紧叩头请罪，想不到乾隆皇帝爱才，居然钦点马全为武状元，授头等侍卫。两年后乾隆皇帝下江南，命令他代理江西南昌镇总兵，负责护驾警卫。马全这次尽心尽力，很讨乾隆皇帝喜欢，南巡结束就提升他为江苏苏松镇总兵，以后提升为江南提督，成为绿营最高级军官。1773年，乾隆皇帝发动征讨金川战役，又想起马全，特意将他调来为领队大臣。想不到木果木大营遭到夜袭时，马全殿后掩护，在夜战中战死。乾隆皇帝知道很是惋惜，说：“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战死事，实堪轸惜！”
军队需要有能力的军官来担任指挥。在职业军官系统形成之初，有很多人是在学习了“兵法”，掌握有军事指挥专门技能后被国王聘用的。比如春秋末年时，齐国人孙武研究战略战术，著书13篇（即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广为流传。吴王阖庐读到后，赞叹不已，公元前512年将孙武请到吴国来，拜为将军，统率吴军与强大的楚国作战，连战连捷。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齐国受到晋国和燕国的进攻，打了大败仗。齐国执政大夫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以研究军事出名的穰苴。齐景公亲自召见穰苴，听他谈论军事，大为折服，立刻聘用穰苴为将军，领军反击晋、燕联军。穰苴说自己出身卑贱，一下子担任将军（相当于上卿），位居大夫之上，人微言轻，“士卒未附，百姓不信”，请求齐景公派一个得到宠幸、有声望的大夫为监军。齐景公就派了自己宠幸的大臣庄贾为监军。穰苴先到军营门口，立起测量日影的“表”，摆好计时的滴漏，等待庄贾。不料庄贾自认为监军就是统帅，不慌不忙地接受亲友的送别，到了约定的正午时分仍然没有赶到军营。穰苴就撤去了表、放掉了滴漏的水，自己进入军营，接管指挥权，发布命令。傍晚时庄贾才赶到，穰苴说：“作为将领接受命令之日就要忘了家庭，在军队接受军纪约束就应忘记双亲，听到战鼓隆隆就应该忘记自己。现在敌军入侵，国内骚动，百姓之命都悬于君，怎么还要在乎送别！”于是按照军法将庄贾斩首示众。全军将士都为之震惊。齐景公派遣使者拿了代表国君的“节”来赦免庄贾，使者马车一直奔驰进入军营。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按照军法军营中不可驾车奔驰，违者斩，只是国君使者不可杀，就杀了马车夫和两匹马来示众。第二天出发，穰苴与士兵吃同样的伙食，问寒问暖，士兵都争着参战。晋燕军队听说了不敢与齐军会战，主动撤退。齐军收复失地，胜利凯旋。齐景公拜穰苴为大司马。以后战国时齐威王将齐国历代司马的事迹编写成书，穰苴的事迹也附在其中，书名就称之为《司马穰苴兵法》。
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和当时说客以口舌取官、乃至任为丞相的情况相同，很多游士靠谈论兵法而出任将军统帅。
最著名的莫过于孙膑、庞涓的故事。两人同学兵法，后来庞涓得以成为魏国将领，因妒忌孙膑才能，设计陷害，“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使孙膑无法出头露面。后来孙膑逃亡到齐国，齐国大将田忌很器重孙膑，但孙膑作为刑徒已无法率军，于是坐在密闭的车辆里为田忌当军师，指导齐军接连打败庞涓指挥的魏军，最终在公元前340年，在马陵道设伏，全歼魏军，庞涓兵败自杀。
另一位名将吴起也是游学出身，在鲁国求学，为能够在鲁国与齐国的战争中充当将军，不惜杀死自己妻子（齐国人）来取得信任。后来又到魏国，任命为将军，打败秦国军队。为魏国效劳后，这位名将又被楚国聘请，为楚国主持改革。秦国的几位名将如白起、尉缭、王翦等也都是以“好兵”而得为将军。-
秦末混战时期，这一风气犹存。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个叫周文的，“自言习兵”，曾是楚国春申君的门客，陈胜就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大军进攻咸阳。后来周文军被秦将章邯打败，周文被杀。楚怀王因为宋义谈论兵事，料事如神，就拜宋义为上将军，位置高于项羽，率军北上。结果项羽发动兵变，杀了宋义，自立为“假上将”（代理上将军），篡夺指挥权，楚怀王只好承认既成事实。
韩信自学兵法，先是投奔项羽，不料项羽只是让他当个卫士，他大失所望，又去投靠刘邦。刘邦也不重视他，韩信又打算离开。只是因为萧何在和他的交谈后很欣赏他的才能，在他开小差后，赶紧追赶，在历史上留下“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样的佳话。萧何追回韩信后，又以自己的脑袋担保韩信，才使得刘邦回心转意，拜韩信为大将，把主力军队交给他指挥。
后世的帝王对于这样招聘“自由职业者”来担当军国重任实在是不放心，以后各个朝代就再没有将游士立即拜为大将的事例。历代军官的主要来源有这样几个方面：从士兵中提拔的“行伍出身”，由军官子弟世袭的“世职出身”，以及在隋唐以后出现的、和文官相仿的“科举出身”，另外也有不少武官是由文官或幕僚转任的。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在他的名作《五蠹》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猛将必发于卒伍”，可见早在战国时代，已经习惯于从士兵中提拔军官，行伍出身已经被各国军队广泛认可。
替汉朝打天下的很多开国功臣比如周勃、灌婴、樊哙之类，都是行伍出身。西汉初期号为“飞将军”的名将李广，就是从一名弓箭手逐步升为将军的。他的堂兄弟李蔡和他一起入伍，一起升为将军，最后还从武官转为文官，位至丞相。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连年混战中成名的一些名将，大多是行伍出身。比如也号为“飞将”的名将吕布，以“骁武”投军，以后以“便弓马，膂力过人”著称，最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曹操手下著名的勇将典韦，投军之初，是张邈手下的旗手。当时军队的战旗号“牙门旗”，一般要几个人才能掌握挥动，而典韦用一只手就能举起，由此出名。投入曹军后，先是以作战中多能斩敌首级，计功升为“司马”（小军官）。公元194年曹操与吕布在濮阳激战，典韦自愿率领敢死队冒死突击，为曹操军队打开撤退的通道。因为这项战功，典韦被任命为都尉，指挥曹操的卫队。后来在张绣兵变中战死。
曹操手下大将张辽，也是行伍出身，因“武力过人”应募当兵，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先后四易其主，吕布被杀后转入曹操帐下，被曹操重用。在207年出征乌桓的战役中，他主动请战，曹操把自己的指挥旗给他，他率军奋勇冲锋，一举战胜。209年，曹操军队刚遭受赤壁战役的沉重打击，孙权亲自率军进攻合肥，张辽以寡敌众，在逍遥津战役中带了800名敢死队突击孙权中军阵地，迫使孙权放弃进占合肥的战略意图。
曹操另一个大将乐进，“容貌短小”，原来只是曹操军营中的小卒，因为招募军队有功才升为“假司马”。后来每次攻城作战乐进都有“先登”战功，在关键性的官渡之战中，乐进杀死袁绍的大将淳于琼，升为大将。一起升大将的于禁，原来是黄巾军士兵，几经展转，投到曹操帐下，从司马、校尉、都尉，靠战功逐步升迁。
蜀汉阵营的名将赵云，原来只是个骑兵，投到刘备手下时，开始只是刘备随从骑兵的队长，当阳战役中刘备军队全线崩溃，赵云胸怀刘阿斗，保护刘备的甘夫人，安全突围，才得到“牙门将军”的称号。刘备入蜀，赵云留在荆州军，后来才随诸葛亮增援入蜀，以战功升为大将。*
蜀汉的另一名将魏延，也是行伍出身，“以部曲随先主入蜀”，靠战功一直升为大将军。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也有不少是行伍出身。如东晋名将刘牢之，以“骁猛”应募，为小军官，作战率所部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在决定南北对峙局面的淝水大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大将。
北朝以部族军队为主，大多数将领是从部族头领转化而来，但也有一些是从士兵升迁而成的。比如北魏名将杨大眼，原来是个流浪儿。北魏孝文帝部署南征，要招募一批士兵，杨大眼前去应征，官员起先看不中，杨大眼就当场表演他的绝技：将一根3丈长的绳子绑在自己发髻上，撒开腿飞奔，那根绳子居然飞荡在后面成一直线，骑马的人也追不上他。由此立即被收录为“军主”，成为一名军官。以后屡立战功，“勇冠六军”。但有一次因为友军阵地崩溃，导致全军败退，被撤职，“徙营州为兵”。后来再次起用，长期镇守与南朝相对峙的边界，威镇江淮，以至于民间以“杨大眼来了”吓唬哭啼不止的小孩。当时人都认为可比关羽、张飞。
隋唐之际乱世英雄起四方，而唐皇朝的一些开国功臣仍然是行伍出身的职业军官。比如最著名的勇将尉迟敬德和秦琼，都是从士兵升为大将的。尉迟敬德在隋朝末年从军，在隋朝官军镇压各地暴动民众的战争中积累战功，“以武勇称”。隋朝垮台后投入唐朝阵营，以战功成为开国大将。秦琼也是在隋朝末年从军，开始只是隋朝将领来护兒的一个亲兵。以后跟随隋朝名将张须陀镇压卢明月起义军，他和另一个勇士罗士信火烧敌军营地，接应大军，使隋军一举大胜。不过他在隋军最高也只得了个尉官。后来投入李密起义军，成为重要将领。转到唐皇朝阵营后，又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先后作战两百多次，自称受伤流血好几斛，最终才得以成为大将。
两宋时期朝廷推行崇文抑武的既定国策，而号为名将的大多是行伍出身。北宋中期最著名将领狄青，就是行伍出身的大将。年轻时以“善骑射”应募当兵，因为脸上有青色的被刺的军号，以后被称为“狄青”。他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崭露头角，4年作战中大小25仗，每次作战奋勇向前，8次负伤，升为指挥。因为得到主持西北战区的文官上司韩琦、范仲淹的赏识，才得以升迁为朝廷重臣。宋仁宗曾建议他将脸上当兵时的刺青除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因此臣愿留这块刺青，以劝军中。”
南宋初期“三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都是行伍出身。
韩世忠，“早年鸷勇绝人”，能够驯服烈马，但“嗜酒尚气，不可绳检”。18岁应募投军，以能够“挽强驰射”而出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有战功，但只升到“勇副尉”。北宋末年，随军转战南北，靠战功升为将领。南宋初期镇守长江下游地区，成为方面大将。
岳飞，“少负气节”，“家贫力学”，少年时就能拉300斤弓、8石弩，而且能左右射。1122年应募投军，以战功升为小军官。南宋建立后，他上书请求立即开始北伐，以“越职”而被罢官。这也就埋下了日后不得信任的伏笔。在以后平定江淮地区的战争中再立战功，得以成为方面军大将，长期镇守长江中游地区。
张俊，少年时“好骑射，负才气”，在乡间为盗，16岁时投军为弓箭手。在北宋末年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升为将领。因为劝赵构自立为皇帝（即南宋高宗）而得到信任，南宋朝廷初建，张俊就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地位在武将中为第一。后来极力支持秦桧与金朝议和，设计收其他两大将的兵权，并参与陷害反对和议的岳飞，不料结果自己的兵权也被撤消，被迫退休。
明清时期行伍出身的军官仍然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的开国功臣常遇春，少年时就混在一伙强盗里，后来转投朱元璋部下当兵。在朱元璋渡江攻取集庆（今南京）为根据地的战役中，他带头冲锋陷阵，立下大功，由此得到朱元璋赏识，不久就任命为“统军大元帅”。在建立明朝统治的混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全军副统帅，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老战友徐达。封为开平王。他的小舅子蓝玉，也从士兵升到大将。
明成祖朱棣时期的一些名将也大多行伍出身。比如号为功臣第一的邱福，就是行伍出身，以资格升到千户后，即跟随朱棣起兵，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战功，被任命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国公。但是后来在出征本雅失里时，在胪朐河战役中兵败被杀。另一个功臣薛禄，朱棣起兵时还只是士兵，连名字也没有，因排行第六，被军中呼为“薛六”，后来因战功升为大将，才以音定名。他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号为宿将，粗通文墨而已。
为满清入关当先锋的一些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原来都是行伍出身的低级军官，因为明辽东主将毛文龙被冤杀，发动兵变，被明官军攻击后归降满清，反倒成了满清的开国功臣，后来得以封王。
清朝平定三藩时绿营兵已起到主要作用，而绿营的一些名将也是行伍出身的。比如赵良栋，是在清兵入关后的第二年才应募当兵的，到三藩之乱时已升为总兵。他以自己训练的5000精兵平定了宁夏的叛军，又从四川转战到云南，首先攻入昆明城。被提升为云贵总督、挂兵部尚书衔，这已是武官的最高台阶了。但后来因与其他将领争功，被迫退休。
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直到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仍有76%的军官是行伍出身。
世职出身
俗称“将门虎子”，这在中国古代倒也确实曾经成为一项制度，很多朝代都是明确规定军官子孙可以世袭军职。即使没有明文规定，武将的子弟往往也总是被朝廷任命为武将。
先秦时贵族爵位世袭，内文外武，世卿世禄，虽然秦汉时代已建立起职业官僚制度，但是爵位制度也同时存在，继承爵位者往往也就会被皇帝委派一定的官职。尤其是有爵位的武将，其子孙袭爵后往往就会获得武官的职位。比如西汉周勃封为绛侯，他的儿子周亚夫在袭爵后先是被任命为河内郡太守，但当匈奴入侵后，立即就拜为将军，在细柳驻军布防。他得到文帝的欣赏，在匈奴退去后，被任命为中尉，警戒长安地区。文帝死前告诫太子，说：“如果发生危急情况，周亚夫是真可以带兵的将军。”太子即位后（汉景帝）立即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3年后发生诸侯吴王、楚王叛乱，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全面指挥平叛，以守待攻，只用了3个月就平定叛乱。
历史上一些名将之子习惯上也总是被任命为军官。如西汉飞将军李广有两个儿子早死，第三个儿子李敢被任命为校尉，跟随票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左贤王，在战斗中夺得左贤王旗鼓，又斩首多，赐爵关内侯。被任命为郎中令后，因为怨恨大将军卫青害死自己的父亲，有一次打伤了卫青，卫青没有立即报复。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在一次宫廷围猎时，射冷箭杀死李敢。汉武帝包庇霍去病，宣布李敢是“鹿触杀之”。李广的长子长孙就是李陵，也因“善骑射”，被汉武帝认为大有李广遗风，特命他带800名骑兵深入大漠侦查地形。胜利归来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指挥5000勇士，在酒泉、张掖一带布防。以后李陵就以这5000步兵转战大漠，被匈奴大军围歼。
唐朝开国功臣程知节的3个儿子，有两个都被授予军职，他的小儿子程处弼任左金吾大将军，程处弼的儿子程伯献，后来也官至右金吾大将军。另一位开国功臣段志玄，唐太宗在他临死前表示要授他儿子五品官，而段请求给他弟弟段志感授官，唐太宗于是授段志感左卫郎将。他的儿子段瓚，袭爵褒国公，官至左屯卫大将军。
唐玄宗时的名将高仙芝，是高丽人。他父亲高舍鸡从军后，屡建战功，曾任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年时随父亲至安西，以父亲的功劳起家就是游击将军，到20岁拜将军，和他父亲同班秩。
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部族军队的军官都是世袭的，而且一般都带有较多的贵族政治色彩，有爵位者就有职权，继承爵位往往也就继承了官职。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将原来女真族的游猎作战猛安、谋克固定为军职，有战功者往往也授世袭猛安、谋克。金世宗统治时期，朝廷已相当汉化，有部门提出各地猛安、谋克，依仗世袭身份，常常侵扰平民，建议改为和一般文武官员性质的“流官”，每30个月转官。朝廷讨论时，宗宪（宗翰即兀术之弟）认为：“昔太祖皇帝抚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猛安、谋克，现在若改为迁调，就违背太祖的誓约。不如对猛安、谋克进行考核，有不称职的，选择其弟侄中贤者代之。”被金世宗接受。这项制度一直维持到金朝灭亡。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将百户、千户、万户之类的军职作为世袭职位。
在汉族皇朝中，明确规定军职世袭的只有明朝。朱元璋或许是为了与世兵制配套，规定军官都授予世职，军官死亡或年满60岁，由嫡长子承袭职位，如果自己没有儿子的，允许兄弟继承。在承袭职位前也要经过骑射测试，第一次没有及格的，只能算是代理职务，领取一半的俸禄。第二年再试，仍然没有及格的，就要充军。但是后来制度废弛，有一战事就有大批冒功被授予军职，而世袭者中顶替冒名的也不计其数，导致军官数量猛增。到明朝建国后100年左右的时候，军职增长了4倍，再到50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增长好几倍。当时有个叫霍韬的官员建议，严格实施制度，即使有战功的也要区分大小，“或许世袭，或许终身，或许继，或不许继，各具册籍，昭示明白，以为激劝”。当时一次性的大检查，淘汰了几千名军官。但是不久就恢复了老样子。
不过明代确实也有不少名将是世职出身的，比如以抗倭出名的名将戚继光就是世职出身，他家世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死后，他承袭职位，因为才能卓著，又被提拔为代理都指挥佥事，主持山东防备倭寇的防务。后来改派挂浙江都指挥司官衔，而实际职务为参将，几经反复，主持台州、金华、严州防务。他在实战中痛感原来的卫所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因此重新招募3000士兵，在义乌组编新军，严格训练，屡战屡胜，号为“戚家军”。
清朝入关后，吸取明朝教训，严格控制世袭军职。即使是八旗军职也只有在临阵战死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其子孙承袭，如果子孙尚未成年，可以先发放一半的俸禄。而绿营兵军官战死，子孙仅得”难荫”（有一子可入国子监为监生）而已。1784年乾隆皇帝发布诏书称：“旗员及绿营人员，效命疆埸，同一抒忠死事，何忍稍存歧视。”规定以后绿营军官战死的，也一律授予子孙世职。和明朝不一样的是，清朝世职是一个作官的出身，承袭世职只是挂一个官衔，实职仍然要从基层小军官做起。
科举出身
隋朝开始“开科取士”，但只是选拔文官的途径之一。唐朝科举制度开始时“六科”也都是以文取士。到了武则天当政，在长安二年（702年），首次举行“武举”考试，考试内容为各中射箭技巧，以及马术、负重等等。以后武举考试兴废不常，很少有军官是以此出身的。在新、旧《唐书》的列传中，提到武举出身的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
郭子仪出生寒素之家，年轻时“以武举异等”得以起家为军官，先是补左卫长史，后来逐步升迁为边防军将领。安史之乱爆发后，率军平叛，成为当时唐皇朝最得力的大将。
宋朝建立后，进一步规范了武科举的制度，考试内容除了武艺和体力外，还要考“策”（就时政提出建议）或对兵法书籍的熟悉程度。王安石变法时，正式在朝廷设置“武学”每3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考试，录取名额以百人为限。各地最各级官员可保送1名免试入学，其余的都必须参加考试：骑、射外考兵法和对策。按照考试成绩，优等的直接送枢密院试用为低级武官；其余的按成绩进入武学上舍、或外舍学习。武学讲授“诸家兵法”以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学制3年。毕业考试及格后授予初级武官官职。以后还曾在各州设置武学。
武科举考试以后单独进行，1078年《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规定：第一等，步射1石弓，10发3中；马上能射7斗弓，并掌握5种马上格斗武艺；《孙吴兵法》10道题答出7道的，“时务边防策”5题“文理优长”，法律题10道答出7道，就可以出任低级武官。第二等步射8斗弓，10发2中，马上能射6斗弓，有3项马上武艺，答出一半兵法题目和法律题目，可以见习低级武官。第三等，步射6斗弓，10发1中，只有两项马上武艺，兵法、法律只能答3题的，记录在案。每3年考试1次，任命武官不过30人，后来逐步增额，以至于3人取1，每次都有百人入流，比文科举得官还容易。1110年规定限额，每次考试只能取10人，其余的入武学。
南宋进一步改革，1135年开始由皇帝亲自“廷试”，合格的都赐予武进士，授予武官衔“保义郎”、“承节郎”等名目。但实授的职务往往并非军官。1166年武举进士也比照文科，有第一、二、三名的排名。以后又规定参加廷试的都必须由各地方长官先行选拔，作为“武举人”保送朝廷。这样以来，武科举体系与文科举体系基本相同。1177年明确武科状元之称，状元愿意从军，授予正将之职，第二、三名副将，第四、五名准备将。
两宋正式建立武科举系列，但是在当时重文抑武的风气下，很多人只是为谋一当官出身而已，考取后不愿从军。因此两宋时期由武科举出身的名将极少。
较为著名一点的有北宋末年的何灌，他在武选登第后即为军官，在与辽朝边境地区任巡检，以善射闻名，号为“何巡检神箭”。后来在“靖康之变”时受命防守汴京，战死疆场。'
另一个是同时期的徐徽言，在1108年应“求材武士”诏，“武举绝伦及第”。以后即担任武职，长期在河西地区为军官。1127年金朝攻破开封，而徐徽言率领本部军队坚守晋宁近两年，最后这座孤城被攻破时，徐徽言将防御器械全部烧毁，力战被俘，宁死不屈，被杀害。
两宋时即使是武状元，也并不一定担任军职，比如1235年武状元朱熠，起家是“阁门舍人，差知沅州”，担任了地方行政官，后来以担任监察御史敢于弹劾权臣而闻名。1260年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算是主管军事的副宰相级别，但仍然不算武官。不久也遭御史弹劾而罢官。
武科举制度后来也被金朝继承。主要考试内容为骑射，要求挽1石力弓，射150步至210步远的靶；并且要求策马飞驰，在150步内接连用枪刺落4块靶子。此外也有书面考试，考兵法书。武举入仕，都授予巡尉之类的军职
到金朝末年，世袭军官大多腐朽不堪一战时，武科举出身的军官在军队中曾有过很大作用。比如金末将领古里甲石伦，武举登第后以勇武异常，提升很快。并建议组编“义军”，“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以抵御蒙古军队。他长期在西北地区主持防务，最后兵败自杀。
另一个金末武举出身的将领纥石烈鹤寿，原来是世袭猛安，但却只是一名亲兵。中武举后才得以担任军官。当南宋与蒙古约定夹击金朝时，他负责防守金朝南部边境，在与南宋军队的战斗中多次获胜。最后战死。
元朝科举制度兴废不常，也没有武科举制度。
明朝建立后，设置武学、武科举。在京师以及卫所设置武学，训导军官子弟。凡10岁以上应承袭军职的子弟的应入学学习。教材为《武经七书》。地方青年可以通过考试获得武学学生资格，号为武生，与文科举生员（俗称秀才）相同。武科举制度与文科举相仿，武生通过乡试（省级考试）武举人，可以到京师参加会试。会试内容曾规定，“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就不可试弓马。但以后改为三场考试，第一场试“马上箭”，射35步远的靶子；第二场试“步下箭”，80步的靶子；第三场才是笔试。每3年会试，录取进士定额为100人。
由于明朝武科举制度比较长久，武科举出身的军官相当多。
比如明中期抗倭名将之一的俞大猷，就是武科举出身。他“少好读书”，学《易》又学剑。考中秀才后因家境穷困，在父亲死后，承袭了父亲“百户”世职。不过他并不甘心，1535年考中武进士，被授予“千户”军职，守御金门。他上书对海防提出建议，却被上级训斥：“小校安得上书？”被责打一顿后罢官。1542年蒙古俺答入侵山西，诏天下举武勇士。俞大猷向巡按御史自荐，得以上京，被送到宣大总督翟鹏处，他和翟鹏论兵，翟鹏几次被他说得下不了台，于是说：“我不应当把你看作武夫。”可是仍然没有用他。好在兵部尚书毛伯温欣赏他，在他回到家乡后任命他为汀漳守备，这位命运多蹇的武进士才真正成为一名带兵军官。以后他长期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靠战功由都指挥佥事、参将，逐步升迁为备倭都指挥、总兵官。但仍然曾多次被降级、查办，甚至被判死刑、戴罪军前效力以赎死罪。
与之齐名的另一名抗倭名将刘显，原来是私塾教师，后来冒籍四川，得为武生。从军以军功升为军官，调到东南沿海抗倭，为参将。也屡立战功。
明朝武科起先没有殿试，因此没有武状元之称。比如嘉靖年间有个名叫尹凤的，武科举乡试、会试都是第一名，但不称状元。他本身世袭府军后卫指挥同知，考中武举第一后，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派到福建参加防倭作战。以功升到福建参将。
明末崇祯帝锐意求治，想要提拔武科。正好1631年武会试因为考官不公，引起武举人聚众闹事，崇祯帝派人复查，发现武举中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只有两个人，而其中居然有一个人没能中进士。崇祯帝下令将考官全都抓起来治罪，将有关的兵部22名官员贬官。另外派人重新主持考试，录取100名，仿照文科举形式，也分为三甲。崇祯帝亲自调阅前30名考卷，钦定一甲3名。头甲头名为状元，他就是来聘，是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武举之一。当即授予来聘为副总兵。这个明朝第一个武状元果然也能够为皇帝尽忠，三年后就在攻打孔有德叛军盘踞的登州时，身先士卒，战死在城头。
当然决不是所有的武科举出身军官都会这样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明末引满清入关的吴三桂，也是一个武举出身的军官。
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徒。以后一直与文科举考试同期，每3年举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另外绿营兵丁也可以报名参加乡试。通过乡试的武举人，以及绿营的千总、把总，通晓文义的可以直接参加会试。满族因有世职，开始时不得参加武科举考试，雍正年间开始允许满族人参加，以后时停时行，没有定制。会试及格后进入无淘汰的殿试，排出三甲名次，一甲3人，和文科举一样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
武乡、会试都分内、外3场。首场马射（35步远靶子，10发3中），二场步射（80步靶子，10发2中）、技勇（拉硬弓、舞大刀、掇重石），三场是内场，考策、论（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 B5 U4 z" z* J, G( Q' \
清初明确，一甲进士或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以后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获得这些官衔后，再到兵部选实职官。
清朝每次乡试录取举人名额，全国总计将近1000名，会试名额300至100人不等。因此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军官的人不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13%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葛云飞是1823年武进士，王锡朋是武举人出身。
和文状元很少成为宰相或著名权臣的情况相仿，武状元成为全军统帅或一代名将的情况也很少见。
清代武状元中经历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是马全。他是山西阳曲人，原来的名字是马瑔，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中一甲三名武进士（探花），以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可这位武探花当官不久就因为和同僚争吵而被夺职，他就改名马全，寄籍在北京的大兴县。1760年再次参加武会试，居然又一次名列前茅。乾隆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见了马全很眼熟，说：“你不就是马瑔吗？”马全赶紧叩头请罪，想不到乾隆皇帝爱才，居然钦点马全为武状元，授头等侍卫。两年后乾隆皇帝下江南，命令他代理江西南昌镇总兵，负责护驾警卫。马全这次尽心尽力，很讨乾隆皇帝喜欢，南巡结束就提升他为江苏苏松镇总兵，以后提升为江南提督，成为绿营最高级军官。1773年，乾隆皇帝发动征讨金川战役，又想起马全，特意将他调来为领队大臣。想不到木果木大营遭到夜袭时，马全殿后掩护，在夜战中战死。乾隆皇帝知道很是惋惜，说：“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战死事，实堪轸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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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弄点图配上,别光是纯文字的东西哦.太多没图眼睛看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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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太高鸟: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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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朝堂“庙算”
战争的最高指挥权毫无疑义一直是属于国王的。传说中国第一位世袭国王，开创夏朝的启，在刚当上国王后，就发兵征讨表示不服的有扈氏部落，在一个叫甘的地方举行会战时，启发布“甘誓”，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天实行讨伐。从此以后，历代国王、皇帝都沿袭夏启的口吻，把自己宣布为是唯一的手握战争权力的上天代表。
大约从商朝开始，战争的策划都习惯在国王祭祀祖先的祖庙大殿中进行，称之为“庙算”。《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也就是说在进行战争前先要在祖庙进行战争的推演，推演的结果是获胜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大，相反推演结果是失败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就小。
庙算当然应该是国王主持的，但国王一个人是无法推演战争过程的，所以总得找些人来帮忙。这种参与战争策划和指挥的大臣，在春秋时是各国执政的卿大夫，到战国时就逐渐是一些受到国王信任的职业官僚，包括了最高文官的相国和统称为“尉”的武官。
庙算后征发、组编、调动军队的权力也是属于国王的。大约从春秋末期开始，就出现了国王发兵专用的“虎符”。这是一种铸成卧虎形状青铜器具，可以分为左、右两片，左面的一片在任命军队指挥官时当场拆开交付执掌，右面一片保存在国王的宫中。当要发兵时，国王就派出使者执虎符的右片到军营传达命令，指挥官必须严格核对虎符确实为原件无误，然后执行调动出征命令。这种虎符有的流传至今，比如秦国的“新郪虎符”，上面的铭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可见调动50人以上的军事命令都必须由国王发布。
除了虎符外，还有代表皇帝的“节”（8尺长的竹竿，竿头装饰有牦牛尾巴），由皇帝发布的书面军事征调命令“檄”（刻在1尺2寸长的木简上，紧急情况下插上羽毛，号“羽檄”）等调兵方式。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调兵虎符的传奇故事。著名的就是战国时“窃符救赵”故事：长平大战后，秦军连续3年进攻赵国，并威胁各国不得援救赵国，魏国国王已派出晋鄙率领的10万援军，受到秦国威胁后赶紧命令晋鄙停止观望。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的姐姐嫁给了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为此屡次建议魏王出兵援救，魏王都不同意。公元前257年魏无忌通过魏王的宠姬从魏王寝宫偷得虎符，带了勇士朱亥等一批门客，到魏军军营，杀死怀疑他使命的晋鄙，夺过指挥权，迅速进军，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
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是西汉初年吕太后去世后的政变。吕后的弟侄掌握政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准备发动政变消灭吕氏，可是即使是最高武官周勃没有虎符也没有办法进入北军营垒、指挥调动北军，后来为皇帝保管符节的纪通投靠周勃，周勃才得以代表皇帝的“节”为掩护，假称有皇帝命令进入北军营垒，夺取北军的指挥权。
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后代，唐朝为了避祖先李虎之名，将虎符改为“鱼符”，改为以左半片留在朝廷，右半片交各地府兵指挥官执掌，而且由于朝廷机构的扩大，根据不同情况，左片有的是3片，有的是5片。不过到了749年府兵制已瓦解，明确规定停止使用鱼符征调府兵。
宋代只有在宋仁宗时曾一度规定使用“银牌”（上下两片，有密押图案）调兵，按照正常制度主要依靠书面命令，并且配合使用虎豹形铜符、鱼形木契作为调兵信物。《武经总要》明确规定发兵之类的机密事情必须有书面文件。在未核对文件和铜符、木契就发兵的，都要处死。著名的南宋高宗以12道“金牌”强迫命令岳飞回师的故事，实际上“金牌”本身并不是调兵信物，只是要求日行500里传递速度文件的标志。
少数民族皇朝如辽朝沿用鱼符制度，金朝则有鹿符（中央调兵令牌）、虎符（地方军区调兵令牌）。元朝虽然有铜虎符，号为“虎头牌”，但主要已成为军官的地位的象征，并非令牌。
明清军事调动主要依靠书面文件，以印信文件为主，虽然有“信牌”，但只是传递公文、表示官方身份的标志，并不是调兵令牌。
春秋时期，国君一般都亲自率军出征作战，有不少国君负伤、阵亡、或被俘的记载。比如据《左传》记载的就有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在进攻犬戎之战中阵亡，公元前707年东周与郑国繻葛之战中，周桓王中箭负伤，公元前660年卫懿公在与狄军作战中被杀，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中晋惠公因战车陷入泥潭被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国君亲自出战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很少见，一般都是委派将军到前线指挥，并授予将军实现庙算所决定的战略目标的全部临战指挥权，仅在和、战等重大问题上才需要向国君请示。据《六韬》一书的说法，当时任命将军的仪式非常隆重，君王要在太庙亲自向将军授予代表国王权威的斧钺，并要说将军持斧钺自天到地都可制裁之类的套语，而将军要向君王表示“军不可从中御”。《孙子兵法》将此归结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战争结束后，将军率军回朝，交出指挥权。《孙膑兵法》更是将军队“不胜”的5个原因之首列为国王“御将”。
将军拥有指挥全权的情况在秦汉时期还有遗风。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文帝“细柳劳军”的故事：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说：“将军有命令：军营中只服从将军命令，不接天子诏令。”汉文帝只得派使者手持代表皇帝的“节”进军营找周亚夫，周亚夫传令打开营门，自己身披盔甲、手持兵器迎候，只向汉文帝行军礼，并要求车驾不得在军营中急驶。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其他4座任由车驾长驱直入的军营只是儿戏。不过从当时随行的大臣都大惊失色的情况来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已经不再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随着后世太多的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篡夺政权，制度上不再允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相反强调的是在出兵后，皇帝仍然要通过种种办法加以“遥制”，战略的指挥权和战场指挥权都力图要保留在皇帝手里。
朝堂不仅要庙算，还需要进一步遥控指挥。朝廷里开始出现皇帝周围的一些亲信组成的实施这种遥控指挥的小班子。西汉末期是以大将军府来实施指挥的，到东汉时期是以皇帝周围原来的秘书班子“尚书台”来实施，凡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大臣就挂上“录尚书事”的头衔，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变化，尚书台扩大为尚书省，尚书省下的兵部正式掌握承受皇帝命令发布调兵指令、武官任免、军队编制、后勤供应等权力；而与尚书省并列的武官机构12卫大将军府，则有组织训练、出任战地指挥等权力。
不过因为尚书省是处在宰相领导之下，如果兵部权力过大也就是加强了宰相的权力，所以唐末五代时期又出现了枢密院机构，由皇帝的亲信组成——开始时是由皇帝所亲信的太监组成，以后才改为文官担任——专门处理军国重事，帮助皇帝实施军事指挥，成为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的长官为枢密使，副手为枢密副使。
北宋正式建立与行政机构平级的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对等号为“二府”。枢密院长官开始称枢密使、枢密副使，与宰相并称“宰执”；以后为了防止权臣，改由其他官员来负责枢密院事务，号为“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职责是辅佐皇帝实现对军事指挥的控制，制定战略方针，调度军队，选任指挥官，向前线指挥官发布实施战役的指令。尚书省的兵部仍然保存，但只是执掌武官的人事、后勤供应等具体事务，没有调兵、指挥权力。
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一般都是由文臣来担任，间或有武官担任的情况发生，但不是经常性的。狄青出任枢密使，遭到文臣一致反对，即使是同情他的文官也建议朝廷为了狄青能够“全节”还是撤了他为好。最后以狄青罢官了结。
武官的最高机构“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仅负责军队日常训练，以及京师地区的日常警卫。
宋朝这套制度防止了权臣专政和军阀擅权，保证了皇帝独揽军事大权，但是却大大降低了军事机器运转效率。尤其是当时依靠人力、马力接力传递文件的通讯条件限制下，指挥命令只能以日行400-500里的速度从朝廷传递到前线，一个来回就要有十天半月，根本就无法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做出反应，而宋代的皇帝们却都热中于从皇宫深处“遥制”远方军队。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都喜欢在军队出征前给将帅授“锦囊妙计”，强调作战方略。特别是喜欢制作“阵图”，要将帅们按图部署军队投入战斗。如宋太宗发给前线将帅的阵图号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宋朝廷内府还藏有不少类似的阵图，以后的宋真宗、神宗等都是临战发图进行指挥的皇帝。
在作战过程中皇帝也力图控制战场指挥，完全无视通信条件的限制，经常滥发“金字牌”的“御前急件”。比如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军情紧急，仅1134年到1135年的5个月内，朝廷就发出“金字牌”文件1023封，平均每天6封半。当时战场分布在四川到山东的广大地区，文件来回一次要40多天。真不知当时的前线将领见到这些过时指令作何感想。
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基本也沿用宋朝的这套朝廷军事统御体制。辽、西夏、金、元也都建立枢密院，帮助皇帝进行军事指挥。但和宋朝不一样的是，这几个少数民族皇朝常常在大战区设置“行枢密院”作为中央派出机构进行指挥。朝廷对于战区指挥官一般都授予指挥全权，并不经常性进行干预。另外这几个朝代的枢密使几乎是没有汉族官员来担任的。
明朝建立之初基本沿袭宋元制度，朝廷号称三大府：管行政的中书省，管军事的大都督府，管监察的御史台。1380年废除中书省，朝廷六部直属皇帝；大都督府一拆为五，改为五军都督府；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开始时军事统御体系是回到唐朝体制：兵部掌调兵权，武官人事，后勤供应等；五军都督府管日常编制与训练，前、后、左、右、中都督府各领若干个地方都指挥使司的事务，分别与兵部平移公文。
这种体制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日常工作量：6个部、5个府都直接向皇帝汇报、听取指示，更不要说朝廷还有大量的机构都要皇帝下指示。因此明成祖起就找一些文臣，给他们加上某某殿阁大学士头衔，以便于他们出入宫廷，在皇宫内替皇帝阅读文件，草拟“圣旨”。这些人因在宫殿“大内”办公，因此称之为“内阁学士”。以后内阁学士往往又兼任某部尚书，组成的工作班子就简称内阁。大学士、尤其是资格最老的大学士号为“首辅”，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内阁凡军国大事都要替皇帝处理，军事决策、调兵权力实际上也由内阁掌控，在草拟指令后经皇帝批准下达兵部。从大学士名称来说自然应该是由文官担任的职务，明朝从没有一个武官入阁。和宋朝一样，文官实际上往往不懂军事，对于遥远的作战地区情况也很少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为皇帝草拟、一般总是被皇帝批准的军事指令大多是外行意见。
清朝入关以前以及入关后初期，最高决策机构是王大臣议政会议，由满族八旗旗主聚会讨论决定重大军政措施。内阁虽然保留，但只能就一般的行政问题草拟指令。以后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王大臣会议逐渐不再是决策机构。
康熙皇帝在1677年设置南书房，由翰林院得到皇帝信任的一些翰林组成，帮助起草军政指令。雍正皇帝又在1730年设置军机房，指定一些受到信任的大臣到房，为他起草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西北方面战事下达的指令。以后常设，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处。这个军机处从此成为清朝的军事决策机构。
进入军机处的大臣是受皇帝信任的一些部门的长官，号为军机大臣，并没有正式的品级规定，也没有人数限制，多的时候有7、8名，少的时候只有3、4名。他们的助手号为军机章京，同样也由各部中级官员兼任，人数也不固定。
军机处办事突出机密性，军机大臣必须亲自阅读起草、抄写文件，不准找秘书誊抄。甚至有明确规定为军机处扫地端水的侍从都不得识字，年满18岁就不得在军机处服务。军机处下达的军事指令称为“廷寄”，直接交由驿站以规定的速度（日行300里到加急的日行600里）传递。
清朝兵部仍然保留，但只负责绿营兵军官的选拔、委任，以及绿营兵的装备、编制等等日常事务。八旗兵事务由各旗直接向皇帝汇报，领受指令。
和宋、明等朝代发生的情况相仿，清中叶确立起来的这套军事统御体系的效率也是极其低下的。全国军队都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调动，指挥官也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动身，将领的战场指挥权也受到朝廷的掣肘，作战计划、作战经过都必须随时报告。往往前线已经打了败仗而作战计划还刚刚被皇帝批准。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清朝所面对的军事敌手相对弱小、军事威胁相对统治中心距离较远，而还没有对其军事作战能力发生致命的损害，但当利用海洋迅速调动兵力的英国侵略者打上门来时，这套体制就完全不能应付。而到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更是难以再维持下去。
战争的最高指挥权毫无疑义一直是属于国王的。传说中国第一位世袭国王，开创夏朝的启，在刚当上国王后，就发兵征讨表示不服的有扈氏部落，在一个叫甘的地方举行会战时，启发布“甘誓”，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天实行讨伐。从此以后，历代国王、皇帝都沿袭夏启的口吻，把自己宣布为是唯一的手握战争权力的上天代表。
大约从商朝开始，战争的策划都习惯在国王祭祀祖先的祖庙大殿中进行，称之为“庙算”。《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也就是说在进行战争前先要在祖庙进行战争的推演，推演的结果是获胜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大，相反推演结果是失败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就小。
庙算当然应该是国王主持的，但国王一个人是无法推演战争过程的，所以总得找些人来帮忙。这种参与战争策划和指挥的大臣，在春秋时是各国执政的卿大夫，到战国时就逐渐是一些受到国王信任的职业官僚，包括了最高文官的相国和统称为“尉”的武官。
庙算后征发、组编、调动军队的权力也是属于国王的。大约从春秋末期开始，就出现了国王发兵专用的“虎符”。这是一种铸成卧虎形状青铜器具，可以分为左、右两片，左面的一片在任命军队指挥官时当场拆开交付执掌，右面一片保存在国王的宫中。当要发兵时，国王就派出使者执虎符的右片到军营传达命令，指挥官必须严格核对虎符确实为原件无误，然后执行调动出征命令。这种虎符有的流传至今，比如秦国的“新郪虎符”，上面的铭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可见调动50人以上的军事命令都必须由国王发布。
除了虎符外，还有代表皇帝的“节”（8尺长的竹竿，竿头装饰有牦牛尾巴），由皇帝发布的书面军事征调命令“檄”（刻在1尺2寸长的木简上，紧急情况下插上羽毛，号“羽檄”）等调兵方式。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调兵虎符的传奇故事。著名的就是战国时“窃符救赵”故事：长平大战后，秦军连续3年进攻赵国，并威胁各国不得援救赵国，魏国国王已派出晋鄙率领的10万援军，受到秦国威胁后赶紧命令晋鄙停止观望。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的姐姐嫁给了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为此屡次建议魏王出兵援救，魏王都不同意。公元前257年魏无忌通过魏王的宠姬从魏王寝宫偷得虎符，带了勇士朱亥等一批门客，到魏军军营，杀死怀疑他使命的晋鄙，夺过指挥权，迅速进军，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
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是西汉初年吕太后去世后的政变。吕后的弟侄掌握政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准备发动政变消灭吕氏，可是即使是最高武官周勃没有虎符也没有办法进入北军营垒、指挥调动北军，后来为皇帝保管符节的纪通投靠周勃，周勃才得以代表皇帝的“节”为掩护，假称有皇帝命令进入北军营垒，夺取北军的指挥权。
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后代，唐朝为了避祖先李虎之名，将虎符改为“鱼符”，改为以左半片留在朝廷，右半片交各地府兵指挥官执掌，而且由于朝廷机构的扩大，根据不同情况，左片有的是3片，有的是5片。不过到了749年府兵制已瓦解，明确规定停止使用鱼符征调府兵。
宋代只有在宋仁宗时曾一度规定使用“银牌”（上下两片，有密押图案）调兵，按照正常制度主要依靠书面命令，并且配合使用虎豹形铜符、鱼形木契作为调兵信物。《武经总要》明确规定发兵之类的机密事情必须有书面文件。在未核对文件和铜符、木契就发兵的，都要处死。著名的南宋高宗以12道“金牌”强迫命令岳飞回师的故事，实际上“金牌”本身并不是调兵信物，只是要求日行500里传递速度文件的标志。
少数民族皇朝如辽朝沿用鱼符制度，金朝则有鹿符（中央调兵令牌）、虎符（地方军区调兵令牌）。元朝虽然有铜虎符，号为“虎头牌”，但主要已成为军官的地位的象征，并非令牌。
明清军事调动主要依靠书面文件，以印信文件为主，虽然有“信牌”，但只是传递公文、表示官方身份的标志，并不是调兵令牌。
春秋时期，国君一般都亲自率军出征作战，有不少国君负伤、阵亡、或被俘的记载。比如据《左传》记载的就有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在进攻犬戎之战中阵亡，公元前707年东周与郑国繻葛之战中，周桓王中箭负伤，公元前660年卫懿公在与狄军作战中被杀，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中晋惠公因战车陷入泥潭被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国君亲自出战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很少见，一般都是委派将军到前线指挥，并授予将军实现庙算所决定的战略目标的全部临战指挥权，仅在和、战等重大问题上才需要向国君请示。据《六韬》一书的说法，当时任命将军的仪式非常隆重，君王要在太庙亲自向将军授予代表国王权威的斧钺，并要说将军持斧钺自天到地都可制裁之类的套语，而将军要向君王表示“军不可从中御”。《孙子兵法》将此归结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战争结束后，将军率军回朝，交出指挥权。《孙膑兵法》更是将军队“不胜”的5个原因之首列为国王“御将”。
将军拥有指挥全权的情况在秦汉时期还有遗风。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文帝“细柳劳军”的故事：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说：“将军有命令：军营中只服从将军命令，不接天子诏令。”汉文帝只得派使者手持代表皇帝的“节”进军营找周亚夫，周亚夫传令打开营门，自己身披盔甲、手持兵器迎候，只向汉文帝行军礼，并要求车驾不得在军营中急驶。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其他4座任由车驾长驱直入的军营只是儿戏。不过从当时随行的大臣都大惊失色的情况来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已经不再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随着后世太多的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篡夺政权，制度上不再允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相反强调的是在出兵后，皇帝仍然要通过种种办法加以“遥制”，战略的指挥权和战场指挥权都力图要保留在皇帝手里。
朝堂不仅要庙算，还需要进一步遥控指挥。朝廷里开始出现皇帝周围的一些亲信组成的实施这种遥控指挥的小班子。西汉末期是以大将军府来实施指挥的，到东汉时期是以皇帝周围原来的秘书班子“尚书台”来实施，凡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大臣就挂上“录尚书事”的头衔，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变化，尚书台扩大为尚书省，尚书省下的兵部正式掌握承受皇帝命令发布调兵指令、武官任免、军队编制、后勤供应等权力；而与尚书省并列的武官机构12卫大将军府，则有组织训练、出任战地指挥等权力。
不过因为尚书省是处在宰相领导之下，如果兵部权力过大也就是加强了宰相的权力，所以唐末五代时期又出现了枢密院机构，由皇帝的亲信组成——开始时是由皇帝所亲信的太监组成，以后才改为文官担任——专门处理军国重事，帮助皇帝实施军事指挥，成为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的长官为枢密使，副手为枢密副使。
北宋正式建立与行政机构平级的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对等号为“二府”。枢密院长官开始称枢密使、枢密副使，与宰相并称“宰执”；以后为了防止权臣，改由其他官员来负责枢密院事务，号为“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职责是辅佐皇帝实现对军事指挥的控制，制定战略方针，调度军队，选任指挥官，向前线指挥官发布实施战役的指令。尚书省的兵部仍然保存，但只是执掌武官的人事、后勤供应等具体事务，没有调兵、指挥权力。
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一般都是由文臣来担任，间或有武官担任的情况发生，但不是经常性的。狄青出任枢密使，遭到文臣一致反对，即使是同情他的文官也建议朝廷为了狄青能够“全节”还是撤了他为好。最后以狄青罢官了结。
武官的最高机构“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仅负责军队日常训练，以及京师地区的日常警卫。
宋朝这套制度防止了权臣专政和军阀擅权，保证了皇帝独揽军事大权，但是却大大降低了军事机器运转效率。尤其是当时依靠人力、马力接力传递文件的通讯条件限制下，指挥命令只能以日行400-500里的速度从朝廷传递到前线，一个来回就要有十天半月，根本就无法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做出反应，而宋代的皇帝们却都热中于从皇宫深处“遥制”远方军队。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都喜欢在军队出征前给将帅授“锦囊妙计”，强调作战方略。特别是喜欢制作“阵图”，要将帅们按图部署军队投入战斗。如宋太宗发给前线将帅的阵图号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宋朝廷内府还藏有不少类似的阵图，以后的宋真宗、神宗等都是临战发图进行指挥的皇帝。
在作战过程中皇帝也力图控制战场指挥，完全无视通信条件的限制，经常滥发“金字牌”的“御前急件”。比如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军情紧急，仅1134年到1135年的5个月内，朝廷就发出“金字牌”文件1023封，平均每天6封半。当时战场分布在四川到山东的广大地区，文件来回一次要40多天。真不知当时的前线将领见到这些过时指令作何感想。
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基本也沿用宋朝的这套朝廷军事统御体制。辽、西夏、金、元也都建立枢密院，帮助皇帝进行军事指挥。但和宋朝不一样的是，这几个少数民族皇朝常常在大战区设置“行枢密院”作为中央派出机构进行指挥。朝廷对于战区指挥官一般都授予指挥全权，并不经常性进行干预。另外这几个朝代的枢密使几乎是没有汉族官员来担任的。
明朝建立之初基本沿袭宋元制度，朝廷号称三大府：管行政的中书省，管军事的大都督府，管监察的御史台。1380年废除中书省，朝廷六部直属皇帝；大都督府一拆为五，改为五军都督府；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开始时军事统御体系是回到唐朝体制：兵部掌调兵权，武官人事，后勤供应等；五军都督府管日常编制与训练，前、后、左、右、中都督府各领若干个地方都指挥使司的事务，分别与兵部平移公文。
这种体制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日常工作量：6个部、5个府都直接向皇帝汇报、听取指示，更不要说朝廷还有大量的机构都要皇帝下指示。因此明成祖起就找一些文臣，给他们加上某某殿阁大学士头衔，以便于他们出入宫廷，在皇宫内替皇帝阅读文件，草拟“圣旨”。这些人因在宫殿“大内”办公，因此称之为“内阁学士”。以后内阁学士往往又兼任某部尚书，组成的工作班子就简称内阁。大学士、尤其是资格最老的大学士号为“首辅”，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内阁凡军国大事都要替皇帝处理，军事决策、调兵权力实际上也由内阁掌控，在草拟指令后经皇帝批准下达兵部。从大学士名称来说自然应该是由文官担任的职务，明朝从没有一个武官入阁。和宋朝一样，文官实际上往往不懂军事，对于遥远的作战地区情况也很少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为皇帝草拟、一般总是被皇帝批准的军事指令大多是外行意见。
清朝入关以前以及入关后初期，最高决策机构是王大臣议政会议，由满族八旗旗主聚会讨论决定重大军政措施。内阁虽然保留，但只能就一般的行政问题草拟指令。以后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王大臣会议逐渐不再是决策机构。
康熙皇帝在1677年设置南书房，由翰林院得到皇帝信任的一些翰林组成，帮助起草军政指令。雍正皇帝又在1730年设置军机房，指定一些受到信任的大臣到房，为他起草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西北方面战事下达的指令。以后常设，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处。这个军机处从此成为清朝的军事决策机构。
进入军机处的大臣是受皇帝信任的一些部门的长官，号为军机大臣，并没有正式的品级规定，也没有人数限制，多的时候有7、8名，少的时候只有3、4名。他们的助手号为军机章京，同样也由各部中级官员兼任，人数也不固定。
军机处办事突出机密性，军机大臣必须亲自阅读起草、抄写文件，不准找秘书誊抄。甚至有明确规定为军机处扫地端水的侍从都不得识字，年满18岁就不得在军机处服务。军机处下达的军事指令称为“廷寄”，直接交由驿站以规定的速度（日行300里到加急的日行600里）传递。
清朝兵部仍然保留，但只负责绿营兵军官的选拔、委任，以及绿营兵的装备、编制等等日常事务。八旗兵事务由各旗直接向皇帝汇报，领受指令。
和宋、明等朝代发生的情况相仿，清中叶确立起来的这套军事统御体系的效率也是极其低下的。全国军队都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调动，指挥官也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动身，将领的战场指挥权也受到朝廷的掣肘，作战计划、作战经过都必须随时报告。往往前线已经打了败仗而作战计划还刚刚被皇帝批准。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清朝所面对的军事敌手相对弱小、军事威胁相对统治中心距离较远，而还没有对其军事作战能力发生致命的损害，但当利用海洋迅速调动兵力的英国侵略者打上门来时，这套体制就完全不能应付。而到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更是难以再维持下去。
4、“以文驭武”
自从春秋时期开始任命将军领兵出战，对于担任将军的战地指挥官的种种监督、防范制度也就开始形成。春秋时期齐国穰苴要求齐景公派“监军”，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战国时期的对于战地指挥官的监督制度具体情况不清楚，现有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朝廷派出“监军”之类的监察官到战区执行监察的记载。秦国在各郡都派出“监御史”，御史是皇帝周围的文官侍从，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人，由朝廷派到各郡进行监视，这或许就是从监察战区指挥官的职务发展过来的。
西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招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东汉时期由朝廷派出监军已是制度，并且提高了监军的职权，一般由朝廷命官担任“监军使者”。这些使者保留本身的官职级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理总指挥，从而开创了后世文臣领军、以文驭武的先例。公元48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62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4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朝廷官员“谒者”（官称）宋均为监军。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马援自己也病死在军营中。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责问马援，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就剥夺了马援的“新息侯”爵位。而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赐给金帛，要他先回家探亲。以后视宋均为心腹之臣，有疑难问题经常请宋均出主意。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监军使者往往受其指使，陷害正直的将领。公元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汉朝，打到江陵一带，东汉地方长官纷纷逃跑。东汉桓帝拜“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的冯绲为车骑将军，领兵10万进行讨伐。并授予冯绲全权：“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可是冯绲知道自己和太监关系不好，惟恐被太监陷害，就请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监头目）为监军。当时还没有太监监军的先例，因此有大臣为此弹劾冯绲“失大臣之节”。桓帝也没有同意冯绲的请求。后来冯绲平定荆州回师后，监军使者张敞按照宦官布置，弹劾冯绲带了两个穿军装的丫鬟出征，还在江陵为自己“刻石纪功”。文官们则为冯绲辩护，认为这两件事“罪无正法”，不应追究。正好长沙又发生少数民族起义，于是桓帝以“盗贼复发”为理由，罢了冯绲的官。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地战事频发，太常卿刘焉建议将各州刺史职权提升为掌一地军政全权的“州牧”（原来刺史只是监察官，没有行政权力），得到汉灵帝批准。刘焉领益州牧，并且被任命监军使者，以此掌握军事指挥权。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惯例，刺史不是兼任都督，就是兼任监军，具有军事指挥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惯例是：如果朝廷官员是以“持节”或“假节”为监军的，就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具有实际指挥权；如果仅仅是监军头衔，则只有监督权和指挥否决权，在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不得接管指挥权；而监军御史只有报告权，没有干预指挥权力。
如255年魏国大臣文钦、毋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实际就是统帅。又如263年曹魏分两路进攻蜀汉，而以卫瓘为监军。钟会一路由汉中进攻剑阁，邓艾一路经阴平小路奇袭成都平原，监军卫瓘并没有协调指挥权。以后邓艾奇袭成功，蜀汉朝廷投降，而钟会诬告邓艾要谋反，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即命令卫瓘逮捕邓艾。卫瓘到达军营出示司马昭的亲笔命令，邓艾的部下都放下武器，邓艾被关入囚车。以后钟会自己和姜维连手打算起兵，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又追上囚车，迎接邓艾回成都。监军卫瓘怕再起兵变，接管指挥权，派遣将军田续等在路上截击，将邓艾杀死。
即使没有这样的特别变故，监军对于军事指挥仍具有否决权。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军进攻南陈，以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8个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南陈惊恐万分。正好这时陈宣帝死了，长孙览打算乘机过江灭陈，但监军高颎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维持原来只示威、不作战的战略计划，退兵而还。
唐朝初年仍然派遣文臣监军，但唐玄宗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提高宦官地位，开始任命宦官为将军，派遣宦官领兵出征。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对于军事将领和文臣都不相信，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
尽管宦官监军一开始就暴露出如此严重弊病，但从此监军却大多改由宦官担任。宦官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只会给皇帝打小报告。更有很多腐败弄权，搅乱军政。刚开始宦官监军时，高適就上书说：在哥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xu pu，赌博）饮酒，不恤军务”；而南阳军队有3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
不过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却只有宦官才值得信任。758年由9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是派了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60万大军被6万多叛军击溃。
委派宦官监军以后成为唐皇朝的既定国策，每一支军队都有朝廷派来的宦官监军。这种监察根本没能防止唐末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甚至有的监军是导致军阀叛乱的起因。比如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本人是靠宦官鱼朝恩提拔的，766年陕州节度使的监军张志斌经过他的驻地回长安，认为周智光招待不周，就责骂周智光。周智光大怒，说：“天下的将军哪个想造反，都是因为你们这批鼠辈作福作威。我本来不造反，今天就因为你才造反！”把张志斌处斩后，分割其肉强迫随行的小太监吃下去。
773年晋州人郇谟冒死上书，只有30个字，其中主要是“监”字，请求罢诸道监军使。唐代宗虽然接受上书，但一项都不改。
795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监军王定远和太原府尹李说定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得以顺利实现交接。可是以后王定远认为李说是自己立的，任意干涉，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他“赐印”。从此成为惯例，监军都有印，得以干涉军政事务。王定远有了官印，开始自说自话的委任军官，李说大为不满。王定远委派了虞候田宏为列将，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伏，说：“田宏没有功劳，怎敢取代我！”王定远居然把彭令茵找来斩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马粪里。军士为此闹事，李说向唐德宗报告，而唐德宗因为王定远过去有“扈从之功”，也不治罪。王定远知道李说弹劾他，到了李说府上举刀就刺，李说赶紧逃走。王定远召集将吏，拿出箱子里的20多卷“官告”（委任状），自称有皇帝圣旨撤李说的职，其他将领都加官。诸将正要谢恩下跪，大将马良辅出来揭穿，说那都是旧官告，不是皇帝圣旨。王定远只好自己逃走。这样作恶的监军，唐德宗也只不过下诏“长流崖州”。
经过唐末的历史教训，后梁恢复以朝臣为监军的传统。但是朱温习惯以自己身边的“近臣”来任每一支军队的监军，“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监军具有指挥权。而后唐改过来再以宦官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
注意到唐以来的教训，后周和后来的北宋，包括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监军和领兵将领共同负责的“双首长”制，无论兵员多少，只要是一支独立作战部队，往往都会同时任命指挥官和监军，文武官员都可以任监军。因此监军逐渐成为军官的一种称号，失去了原来的监察意义。
在历经唐末以来的军阀混战后，北宋皇朝的第一要务是防止军阀割据。因此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尽量避免某一方面的大兵团有长期的统帅，而是采用临时委派朝臣号为“率（帅）臣”来统领。这种率臣的名目有“都监”、“监押”、“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总管”、“都钤辖”等等，统军的多少、时间的长短、本身的品级等等全无定制。如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在后周世宗时以贵戚身份为“河中都监”，当时才20多岁，以后逐步升迁成为名将。
宋初是文武兼用，越到后来越是倾向于“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担任率臣。文臣一般是以安抚经略使、都部署名义指挥某一战略方向的军队，并且兼任战区所在州的行政长官，掌军政全权。比如西夏起兵反对宋皇朝，宋朝廷先后在陕西设立4路安抚使：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4人互不统辖，又都是文人带兵，造成与西夏的战事打成绵延几十年的持久战、消耗战。奇怪的是，后来统一陕西作战指挥的却是宦官童贯。他因为和宋徽宗是老相识，徽宗登基后，居然任命他为陕西5路军马的都监，以后又任命为5路的经略安抚制置使。以后童贯回朝，兼任了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执掌全国兵权。
南宋起初战事频繁，朝廷完全倚仗几个方面的大将，给他们挂上“都统制”的称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在南宋统治稳定、尤其是和金朝议和后，再一次收去武将兵权。先是在几个大战区设置“总领”，以控制军队的经费来源。正式将安抚使明确为“路”的军政长官，号为“帅”，在一个路内的战区及军队，由安抚使指挥。在包括几个路的大战区则设置“制置使”，都统制受其指挥。同时又滥授都统制，从原先的10个扩充到几十个，分散兵权。军队统辖关系极其复杂，各路不同，各自为战，在蒙古军南下时，几乎没有统一的抗敌战略，甚至在一个战区内也是各打各的仗，导致兵败灭亡。
元朝以蒙古人任将领，虽然也沿用宋朝制置使、总领等官职，但都是武将出任，没有进一步的监视措施。
明朝建立后提高了武将级别，同时也恢复文臣监军的传统。每支军队调动出战，都由朝廷都察院之类的监察机构来派出监军。视军队规模，有的是以监察御史监军，也有的是以按察使（省级监察长官）、副使、佥事官职出任监军。这种监军只有监察权，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军情，也可以弹劾将领，但不得直接干涉作战指挥。一般也不会象前朝那样转化为武官。只有在明末有几个事例。比如1635年，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河南驻军将领畏缩不敢出击，监军御史张任学激励将领出战。并上疏弹劾诸将，请求皇帝批准自己担任武官官职，”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崇祯帝很高兴，要吏部会同兵部及都察院讨论。这些机构汇报说此事无先例，拟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崇祯帝不同意，直接任命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
随着皇朝专制集权的加强，明中期后逐渐恢复过去宋朝“以文驭武”的政策，不再任命武将为跨省的军区、战区的总指挥，代之以朝廷临时委派的文臣，以“总督”、“总理”、“总制”某地军务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而各省的军务也不再由都指挥使来管，另设“巡抚”某省兼“提督”某地军务名义的朝官来指挥省以下的军事活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了15个总督和总理，29个巡抚，辖区遍及全国。这些朝臣大多是挂都察院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官衔，仍然保留监察官的身份
文臣监军、朝臣领兵仍然不足以使皇帝放心，因此明永乐朝以后，又重新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不过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皇帝崇祯，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1635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
清朝入关，吸取明朝教训，不再有太监监军，也不再有文臣监军。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不再由亲王、贵族出京领兵，也逐渐停止委任汉族武将为某一战区大将军，而全面采用明中期后文臣为战区、军区总指挥的制度。明确总督为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指挥区内的绿营兵，但仍然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挂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
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督标与抚标），和绿营兵的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另外各要害省又有驻防八旗军队，不受总督、巡抚节制。这种盘根错节的军事体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将割据局面。而且总督、巡抚理论上也是临时职务，虽然总督、巡抚辖区内的军政事务都要受其节制，但开始时并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设置衙门的预算。其属下配备的从属官员只有副官性质的文、武巡捕，没有其他正式职官编制。总督、巡抚要自行组织起军事指挥部性质的“幕府”，聘请编外人员帮助处理军政事务。这也具有防止总督、巡抚专权的意义。
晚清出现的另一种“文人带兵”的情况，这就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体制，直接以文人为带兵军官。根据罗尔纲《湘军兵志》一书的统计，见于史籍的湘军各级将领182人中，文人出身的居然有104人，达到58%。尤其是统领以上的高级将领，大多数是文人书生。武官出身的只是在基层营官一级占有多数。这实在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说明当时清朝的统治确实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曾国藩又成功的将清朝的统治危机演绎为中国传统名教的危机，从而得以顺利动员如此之多的文人书生投身过去无论如何不愿涉足的军旅。后来李鸿章仿照湘军体制组建淮军就没有如此突出的文人带兵现象，王尔敏《淮军志》统计432名淮军将领中只有5%是文人出身，淮军幕府则大多由文人组成，依然是传统的“以文驭武”的体制。这些幕府人员后来官至总督、巡抚的有10人，而武将中只有4人达到这个地位。
自从春秋时期开始任命将军领兵出战，对于担任将军的战地指挥官的种种监督、防范制度也就开始形成。春秋时期齐国穰苴要求齐景公派“监军”，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战国时期的对于战地指挥官的监督制度具体情况不清楚，现有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朝廷派出“监军”之类的监察官到战区执行监察的记载。秦国在各郡都派出“监御史”，御史是皇帝周围的文官侍从，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人，由朝廷派到各郡进行监视，这或许就是从监察战区指挥官的职务发展过来的。
西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招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东汉时期由朝廷派出监军已是制度，并且提高了监军的职权，一般由朝廷命官担任“监军使者”。这些使者保留本身的官职级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理总指挥，从而开创了后世文臣领军、以文驭武的先例。公元48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62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4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朝廷官员“谒者”（官称）宋均为监军。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马援自己也病死在军营中。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责问马援，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就剥夺了马援的“新息侯”爵位。而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赐给金帛，要他先回家探亲。以后视宋均为心腹之臣，有疑难问题经常请宋均出主意。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监军使者往往受其指使，陷害正直的将领。公元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汉朝，打到江陵一带，东汉地方长官纷纷逃跑。东汉桓帝拜“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的冯绲为车骑将军，领兵10万进行讨伐。并授予冯绲全权：“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可是冯绲知道自己和太监关系不好，惟恐被太监陷害，就请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监头目）为监军。当时还没有太监监军的先例，因此有大臣为此弹劾冯绲“失大臣之节”。桓帝也没有同意冯绲的请求。后来冯绲平定荆州回师后，监军使者张敞按照宦官布置，弹劾冯绲带了两个穿军装的丫鬟出征，还在江陵为自己“刻石纪功”。文官们则为冯绲辩护，认为这两件事“罪无正法”，不应追究。正好长沙又发生少数民族起义，于是桓帝以“盗贼复发”为理由，罢了冯绲的官。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地战事频发，太常卿刘焉建议将各州刺史职权提升为掌一地军政全权的“州牧”（原来刺史只是监察官，没有行政权力），得到汉灵帝批准。刘焉领益州牧，并且被任命监军使者，以此掌握军事指挥权。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惯例，刺史不是兼任都督，就是兼任监军，具有军事指挥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惯例是：如果朝廷官员是以“持节”或“假节”为监军的，就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具有实际指挥权；如果仅仅是监军头衔，则只有监督权和指挥否决权，在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不得接管指挥权；而监军御史只有报告权，没有干预指挥权力。
如255年魏国大臣文钦、毋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实际就是统帅。又如263年曹魏分两路进攻蜀汉，而以卫瓘为监军。钟会一路由汉中进攻剑阁，邓艾一路经阴平小路奇袭成都平原，监军卫瓘并没有协调指挥权。以后邓艾奇袭成功，蜀汉朝廷投降，而钟会诬告邓艾要谋反，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即命令卫瓘逮捕邓艾。卫瓘到达军营出示司马昭的亲笔命令，邓艾的部下都放下武器，邓艾被关入囚车。以后钟会自己和姜维连手打算起兵，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又追上囚车，迎接邓艾回成都。监军卫瓘怕再起兵变，接管指挥权，派遣将军田续等在路上截击，将邓艾杀死。
即使没有这样的特别变故，监军对于军事指挥仍具有否决权。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军进攻南陈，以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8个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南陈惊恐万分。正好这时陈宣帝死了，长孙览打算乘机过江灭陈，但监军高颎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维持原来只示威、不作战的战略计划，退兵而还。
唐朝初年仍然派遣文臣监军，但唐玄宗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提高宦官地位，开始任命宦官为将军，派遣宦官领兵出征。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对于军事将领和文臣都不相信，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
尽管宦官监军一开始就暴露出如此严重弊病，但从此监军却大多改由宦官担任。宦官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只会给皇帝打小报告。更有很多腐败弄权，搅乱军政。刚开始宦官监军时，高適就上书说：在哥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xu pu，赌博）饮酒，不恤军务”；而南阳军队有3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
不过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却只有宦官才值得信任。758年由9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是派了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60万大军被6万多叛军击溃。
委派宦官监军以后成为唐皇朝的既定国策，每一支军队都有朝廷派来的宦官监军。这种监察根本没能防止唐末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甚至有的监军是导致军阀叛乱的起因。比如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本人是靠宦官鱼朝恩提拔的，766年陕州节度使的监军张志斌经过他的驻地回长安，认为周智光招待不周，就责骂周智光。周智光大怒，说：“天下的将军哪个想造反，都是因为你们这批鼠辈作福作威。我本来不造反，今天就因为你才造反！”把张志斌处斩后，分割其肉强迫随行的小太监吃下去。
773年晋州人郇谟冒死上书，只有30个字，其中主要是“监”字，请求罢诸道监军使。唐代宗虽然接受上书，但一项都不改。
795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监军王定远和太原府尹李说定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得以顺利实现交接。可是以后王定远认为李说是自己立的，任意干涉，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他“赐印”。从此成为惯例，监军都有印，得以干涉军政事务。王定远有了官印，开始自说自话的委任军官，李说大为不满。王定远委派了虞候田宏为列将，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伏，说：“田宏没有功劳，怎敢取代我！”王定远居然把彭令茵找来斩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马粪里。军士为此闹事，李说向唐德宗报告，而唐德宗因为王定远过去有“扈从之功”，也不治罪。王定远知道李说弹劾他，到了李说府上举刀就刺，李说赶紧逃走。王定远召集将吏，拿出箱子里的20多卷“官告”（委任状），自称有皇帝圣旨撤李说的职，其他将领都加官。诸将正要谢恩下跪，大将马良辅出来揭穿，说那都是旧官告，不是皇帝圣旨。王定远只好自己逃走。这样作恶的监军，唐德宗也只不过下诏“长流崖州”。
经过唐末的历史教训，后梁恢复以朝臣为监军的传统。但是朱温习惯以自己身边的“近臣”来任每一支军队的监军，“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监军具有指挥权。而后唐改过来再以宦官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
注意到唐以来的教训，后周和后来的北宋，包括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监军和领兵将领共同负责的“双首长”制，无论兵员多少，只要是一支独立作战部队，往往都会同时任命指挥官和监军，文武官员都可以任监军。因此监军逐渐成为军官的一种称号，失去了原来的监察意义。
在历经唐末以来的军阀混战后，北宋皇朝的第一要务是防止军阀割据。因此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尽量避免某一方面的大兵团有长期的统帅，而是采用临时委派朝臣号为“率（帅）臣”来统领。这种率臣的名目有“都监”、“监押”、“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总管”、“都钤辖”等等，统军的多少、时间的长短、本身的品级等等全无定制。如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在后周世宗时以贵戚身份为“河中都监”，当时才20多岁，以后逐步升迁成为名将。
宋初是文武兼用，越到后来越是倾向于“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担任率臣。文臣一般是以安抚经略使、都部署名义指挥某一战略方向的军队，并且兼任战区所在州的行政长官，掌军政全权。比如西夏起兵反对宋皇朝，宋朝廷先后在陕西设立4路安抚使：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4人互不统辖，又都是文人带兵，造成与西夏的战事打成绵延几十年的持久战、消耗战。奇怪的是，后来统一陕西作战指挥的却是宦官童贯。他因为和宋徽宗是老相识，徽宗登基后，居然任命他为陕西5路军马的都监，以后又任命为5路的经略安抚制置使。以后童贯回朝，兼任了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执掌全国兵权。
南宋起初战事频繁，朝廷完全倚仗几个方面的大将，给他们挂上“都统制”的称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在南宋统治稳定、尤其是和金朝议和后，再一次收去武将兵权。先是在几个大战区设置“总领”，以控制军队的经费来源。正式将安抚使明确为“路”的军政长官，号为“帅”，在一个路内的战区及军队，由安抚使指挥。在包括几个路的大战区则设置“制置使”，都统制受其指挥。同时又滥授都统制，从原先的10个扩充到几十个，分散兵权。军队统辖关系极其复杂，各路不同，各自为战，在蒙古军南下时，几乎没有统一的抗敌战略，甚至在一个战区内也是各打各的仗，导致兵败灭亡。
元朝以蒙古人任将领，虽然也沿用宋朝制置使、总领等官职，但都是武将出任，没有进一步的监视措施。
明朝建立后提高了武将级别，同时也恢复文臣监军的传统。每支军队调动出战，都由朝廷都察院之类的监察机构来派出监军。视军队规模，有的是以监察御史监军，也有的是以按察使（省级监察长官）、副使、佥事官职出任监军。这种监军只有监察权，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军情，也可以弹劾将领，但不得直接干涉作战指挥。一般也不会象前朝那样转化为武官。只有在明末有几个事例。比如1635年，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河南驻军将领畏缩不敢出击，监军御史张任学激励将领出战。并上疏弹劾诸将，请求皇帝批准自己担任武官官职，”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崇祯帝很高兴，要吏部会同兵部及都察院讨论。这些机构汇报说此事无先例，拟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崇祯帝不同意，直接任命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
随着皇朝专制集权的加强，明中期后逐渐恢复过去宋朝“以文驭武”的政策，不再任命武将为跨省的军区、战区的总指挥，代之以朝廷临时委派的文臣，以“总督”、“总理”、“总制”某地军务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而各省的军务也不再由都指挥使来管，另设“巡抚”某省兼“提督”某地军务名义的朝官来指挥省以下的军事活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了15个总督和总理，29个巡抚，辖区遍及全国。这些朝臣大多是挂都察院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官衔，仍然保留监察官的身份
文臣监军、朝臣领兵仍然不足以使皇帝放心，因此明永乐朝以后，又重新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不过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皇帝崇祯，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1635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
清朝入关，吸取明朝教训，不再有太监监军，也不再有文臣监军。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不再由亲王、贵族出京领兵，也逐渐停止委任汉族武将为某一战区大将军，而全面采用明中期后文臣为战区、军区总指挥的制度。明确总督为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指挥区内的绿营兵，但仍然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挂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
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督标与抚标），和绿营兵的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另外各要害省又有驻防八旗军队，不受总督、巡抚节制。这种盘根错节的军事体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将割据局面。而且总督、巡抚理论上也是临时职务，虽然总督、巡抚辖区内的军政事务都要受其节制，但开始时并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设置衙门的预算。其属下配备的从属官员只有副官性质的文、武巡捕，没有其他正式职官编制。总督、巡抚要自行组织起军事指挥部性质的“幕府”，聘请编外人员帮助处理军政事务。这也具有防止总督、巡抚专权的意义。
晚清出现的另一种“文人带兵”的情况，这就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体制，直接以文人为带兵军官。根据罗尔纲《湘军兵志》一书的统计，见于史籍的湘军各级将领182人中，文人出身的居然有104人，达到58%。尤其是统领以上的高级将领，大多数是文人书生。武官出身的只是在基层营官一级占有多数。这实在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说明当时清朝的统治确实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曾国藩又成功的将清朝的统治危机演绎为中国传统名教的危机，从而得以顺利动员如此之多的文人书生投身过去无论如何不愿涉足的军旅。后来李鸿章仿照湘军体制组建淮军就没有如此突出的文人带兵现象，王尔敏《淮军志》统计432名淮军将领中只有5%是文人出身，淮军幕府则大多由文人组成，依然是传统的“以文驭武”的体制。这些幕府人员后来官至总督、巡抚的有10人，而武将中只有4人达到这个地位。
5、“兵无常将、将无常兵”
从有关军队编制部分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军队的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不同，因此军队在调动时很少是成建制调动的，几乎总是要打散军队原来的编制，另行整编为战斗部队。这样一来，平时带兵的军官和战时指挥官往往是两个序列的，这就是所谓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这和现代军事概念相差较远，实在算得上是中国一个特有的军事传统。
《孙子兵法》中人们最经常提到的名句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是这一传统政策却和这句名句相反，往往使得将领被迫在并不熟悉自己所指挥部队的士气、训练程度的情况下将士兵投入战斗，所以要做到常胜实在是太难了。
这种情况在战国秦汉时代有着兵役制度上的原因。当时的国家还难以供养大规模的常备军，需要临时征发农民服役参战，不可能按某地平时兵农合一的士伍编制全部征发作战，否则就会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只能将农民士兵抽调部分，另行编组成作战部队。原来平时编制下的地方军官也不能全部都上前线，还是要有军官留下负责未服现役士兵的管理和地方治安。在现役士兵集结地区，需要有其他军官来带领、指挥新编成的部队，并将之带到前线，投入战斗。战争结束后，集结的现役士兵大多退役回家，战时指挥官也要回朝交出符印。
东汉开始建立小规模的常备军队，长期服役的士兵对于领兵军官逐渐形成依附关系，东汉末年地方军阀强行掳掠人口为士兵，军队开始以将领名字命名，成为私家军队。“部曲”一词从原来的军队战时编制逐渐演变为一种没有独立身份的社会阶层。这种情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再重复，称之为“骄兵捍将”，被认为是造成长久战乱的主要因素。因此到了北周隋唐时期实行府兵制，强调的是士兵与领兵军官分离，士兵轮流服役，平时地方管理兵役的军府并不负责战时指挥，而在战区或军区的指挥官面对的是轮番而来的、服役期仅为几个月的士兵，难以形成人身依附关系。真正做到了“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得以防止军阀割据势力兴起，对于维持皇朝中央集权统治有重要意义。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府兵制防止了军阀势力形成，但是造成军队成员不稳定，在一般情况下还可以应付，到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战争时期，这套制度就难以保证军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于是唐朝的边防军率先开始职业化，由将领自行招募士兵，特别招募少数民族士兵。比如安禄山、史思明等都是加入唐朝边防军后逐步升迁为将领的，他们成为将领后又进一步招募少数民族士兵，形成了将、兵长期的连带关系。当看清唐朝中央军队已失去威慑力后，这两个野心家就发动了叛乱。
北宋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自然注意到防止将兵形成连带关系的危险。尽管北宋朝廷采取的是雇佣兵制，可是其制度处处设计预防将兵之间出现连带关系。招募（当时称“招刺”）士兵的军官不是管理士兵的军官，平时管理士兵的军官也不训练士兵，训练士兵的是专门的“禁军教头”。《水浒传》里王进、林冲都是禁军教头，这并不是一个官称，其地位比禁军士兵并高不到哪里去。
禁军轮流调动到外地镇守以及出战，以营基本编制调动，由“指挥”带队。不过整个战斗部队的编制是临时编制的，指挥官也由朝廷临时指派。总的原则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
北宋中期已暴露出这种制度造成禁军战斗力下降的问题，因此范仲淹主持的军事改革强调作战编制的稳定。这一趋势到了北宋末年更加明显，各地自行组编军队，稍加训练便投入战斗，以后这些军队先后转战来到南方地区，仍然由组建的将领指挥。并往往以将领的名字称呼，比如岳飞的“岳家军”。这对于南宋皇朝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当与金朝的和议一成功，立即用加官进爵办法逐步架空这些将帅，同时又大量裁撤这些将领统帅的军队，并组编新的军队，频繁调动指挥官的职位，重新贯彻“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政策。
明朝建立后，历史再一次开始循环。卫所制的军队编制和唐朝的府兵制有几分相象，每个卫所总要留下种田的兵，能够调动出征的士兵只占一小部分，同样军官也就要留下领导留驻的士兵。调动的士兵到边境或其他驻防地区都要重新组编，比如轮番到京卫值勤，就要编入“三大营”，由朝廷临时委派的指挥官指挥，实现“兵无常将，将无常兵”。
于是唐、宋的情况再次出现，当在实战中军队战斗力日益下降时，明朝廷又被迫允许将领们组建并自行训练战斗部队。最著名的就是戚继光组建，后来以他姓氏命名的“戚家军”。当倭寇入侵危险性降低而北方边境告急时，明朝廷又将这支军队与它的指挥官成建制的调到北方前线，并进一步允许戚继光以这支军队为蓝本在北方组建新军。
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明朝军队都以此为榜样，朝廷也难以严密控制，以至于很多军队都具有私人军队的性质，士兵只知道招募他们的将军，不知道有朝廷。福王在南京成立第一个南明政权后，高杰、黄得功、左良玉、刘泽清等将领各拥重兵，并没有象南宋初年三大将那样以效忠朝廷为要务，反而为了争夺地盘摩擦不休，其中的左良玉甚至以“清君侧”为名大举进攻南京，直接导致福王政权的覆灭。
明末再次出现的军阀割据的苗头实在让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担心，因此对于汉族人组成的绿营兵采取了严格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制度。绿营兵平时驻扎的塘、汛极其分散，当征调绿营出征时，总是由朝廷军机处发出调令，从各个标、协、汛抽调士兵，征调兵员数额都精确到个位数，零星凑齐到指定地点集中，由朝廷临时指派的指挥官接替指挥，带队前往战区集结，接受战地总指挥官的指挥。
这是历史上最为彻底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战斗力不强的弱点，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朝并没有遭遇到劲敌，以这种方式拼凑起来的绿营兵部队几乎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遂行了清朝统治者发动的一系列战役。
到了18世纪末发生湖广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已暴露出绿营兵战斗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最后是依靠各地组织“团练”（民兵性质的地方武装）才得以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而1840年后开始的鸦片战争，对付从海洋而来的英国远征军飘忽不定的进攻，官兵互不熟悉的绿营兵部队连战皆败，常常发生夜间军营内无端“惊溃”的情况。而地方政府临时招募的“义勇”，纯然是乌合之众，不仅不能打仗，反而骚扰地方不已。
戚继光总结明朝军队的教训，认为“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是最大的弊病，因此他在《练兵实纪》等著作中强调必须要由领兵将领来亲自主持招募各级军官、各级军官亲自招募并编练士兵，才能实现“万人一心”，才能使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这对于亲身体会到历史上最严格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弊病的晚清朝廷中一些有头脑的人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启示。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绿营兵连战连败，地方团练更是一触即溃。当1852年曾国藩被清朝廷任命为团练大臣时，他立即建议“以练兵为要务”，成立按照“戚家军”方法的新军队，使这支军队“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才可以对抗并进而消灭太平军。他迅速在湖南组编起“戚家军”模式的“勇营”，后来就叫“湘勇”、“湘军”。
这支军队组织方面的特点是“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实现“将兵一体”。以后淮军也按照这一体制编练，终于得以帮助清皇朝渡过统治危机。
但是历史再次重演，湘军、淮军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和历史上每个朝代末年情况相仿，这种军队逐渐成为将领、而不是朝廷的工具。并且成为近代中国军阀的滥觞
从有关军队编制部分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军队的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不同，因此军队在调动时很少是成建制调动的，几乎总是要打散军队原来的编制，另行整编为战斗部队。这样一来，平时带兵的军官和战时指挥官往往是两个序列的，这就是所谓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这和现代军事概念相差较远，实在算得上是中国一个特有的军事传统。
《孙子兵法》中人们最经常提到的名句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是这一传统政策却和这句名句相反，往往使得将领被迫在并不熟悉自己所指挥部队的士气、训练程度的情况下将士兵投入战斗，所以要做到常胜实在是太难了。
这种情况在战国秦汉时代有着兵役制度上的原因。当时的国家还难以供养大规模的常备军，需要临时征发农民服役参战，不可能按某地平时兵农合一的士伍编制全部征发作战，否则就会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只能将农民士兵抽调部分，另行编组成作战部队。原来平时编制下的地方军官也不能全部都上前线，还是要有军官留下负责未服现役士兵的管理和地方治安。在现役士兵集结地区，需要有其他军官来带领、指挥新编成的部队，并将之带到前线，投入战斗。战争结束后，集结的现役士兵大多退役回家，战时指挥官也要回朝交出符印。
东汉开始建立小规模的常备军队，长期服役的士兵对于领兵军官逐渐形成依附关系，东汉末年地方军阀强行掳掠人口为士兵，军队开始以将领名字命名，成为私家军队。“部曲”一词从原来的军队战时编制逐渐演变为一种没有独立身份的社会阶层。这种情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再重复，称之为“骄兵捍将”，被认为是造成长久战乱的主要因素。因此到了北周隋唐时期实行府兵制，强调的是士兵与领兵军官分离，士兵轮流服役，平时地方管理兵役的军府并不负责战时指挥，而在战区或军区的指挥官面对的是轮番而来的、服役期仅为几个月的士兵，难以形成人身依附关系。真正做到了“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得以防止军阀割据势力兴起，对于维持皇朝中央集权统治有重要意义。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府兵制防止了军阀势力形成，但是造成军队成员不稳定，在一般情况下还可以应付，到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战争时期，这套制度就难以保证军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于是唐朝的边防军率先开始职业化，由将领自行招募士兵，特别招募少数民族士兵。比如安禄山、史思明等都是加入唐朝边防军后逐步升迁为将领的，他们成为将领后又进一步招募少数民族士兵，形成了将、兵长期的连带关系。当看清唐朝中央军队已失去威慑力后，这两个野心家就发动了叛乱。
北宋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自然注意到防止将兵形成连带关系的危险。尽管北宋朝廷采取的是雇佣兵制，可是其制度处处设计预防将兵之间出现连带关系。招募（当时称“招刺”）士兵的军官不是管理士兵的军官，平时管理士兵的军官也不训练士兵，训练士兵的是专门的“禁军教头”。《水浒传》里王进、林冲都是禁军教头，这并不是一个官称，其地位比禁军士兵并高不到哪里去。
禁军轮流调动到外地镇守以及出战，以营基本编制调动，由“指挥”带队。不过整个战斗部队的编制是临时编制的，指挥官也由朝廷临时指派。总的原则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
北宋中期已暴露出这种制度造成禁军战斗力下降的问题，因此范仲淹主持的军事改革强调作战编制的稳定。这一趋势到了北宋末年更加明显，各地自行组编军队，稍加训练便投入战斗，以后这些军队先后转战来到南方地区，仍然由组建的将领指挥。并往往以将领的名字称呼，比如岳飞的“岳家军”。这对于南宋皇朝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当与金朝的和议一成功，立即用加官进爵办法逐步架空这些将帅，同时又大量裁撤这些将领统帅的军队，并组编新的军队，频繁调动指挥官的职位，重新贯彻“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政策。
明朝建立后，历史再一次开始循环。卫所制的军队编制和唐朝的府兵制有几分相象，每个卫所总要留下种田的兵，能够调动出征的士兵只占一小部分，同样军官也就要留下领导留驻的士兵。调动的士兵到边境或其他驻防地区都要重新组编，比如轮番到京卫值勤，就要编入“三大营”，由朝廷临时委派的指挥官指挥，实现“兵无常将，将无常兵”。
于是唐、宋的情况再次出现，当在实战中军队战斗力日益下降时，明朝廷又被迫允许将领们组建并自行训练战斗部队。最著名的就是戚继光组建，后来以他姓氏命名的“戚家军”。当倭寇入侵危险性降低而北方边境告急时，明朝廷又将这支军队与它的指挥官成建制的调到北方前线，并进一步允许戚继光以这支军队为蓝本在北方组建新军。
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明朝军队都以此为榜样，朝廷也难以严密控制，以至于很多军队都具有私人军队的性质，士兵只知道招募他们的将军，不知道有朝廷。福王在南京成立第一个南明政权后，高杰、黄得功、左良玉、刘泽清等将领各拥重兵，并没有象南宋初年三大将那样以效忠朝廷为要务，反而为了争夺地盘摩擦不休，其中的左良玉甚至以“清君侧”为名大举进攻南京，直接导致福王政权的覆灭。
明末再次出现的军阀割据的苗头实在让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担心，因此对于汉族人组成的绿营兵采取了严格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制度。绿营兵平时驻扎的塘、汛极其分散，当征调绿营出征时，总是由朝廷军机处发出调令，从各个标、协、汛抽调士兵，征调兵员数额都精确到个位数，零星凑齐到指定地点集中，由朝廷临时指派的指挥官接替指挥，带队前往战区集结，接受战地总指挥官的指挥。
这是历史上最为彻底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战斗力不强的弱点，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朝并没有遭遇到劲敌，以这种方式拼凑起来的绿营兵部队几乎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遂行了清朝统治者发动的一系列战役。
到了18世纪末发生湖广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已暴露出绿营兵战斗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最后是依靠各地组织“团练”（民兵性质的地方武装）才得以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而1840年后开始的鸦片战争，对付从海洋而来的英国远征军飘忽不定的进攻，官兵互不熟悉的绿营兵部队连战皆败，常常发生夜间军营内无端“惊溃”的情况。而地方政府临时招募的“义勇”，纯然是乌合之众，不仅不能打仗，反而骚扰地方不已。
戚继光总结明朝军队的教训，认为“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是最大的弊病，因此他在《练兵实纪》等著作中强调必须要由领兵将领来亲自主持招募各级军官、各级军官亲自招募并编练士兵，才能实现“万人一心”，才能使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这对于亲身体会到历史上最严格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弊病的晚清朝廷中一些有头脑的人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启示。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绿营兵连战连败，地方团练更是一触即溃。当1852年曾国藩被清朝廷任命为团练大臣时，他立即建议“以练兵为要务”，成立按照“戚家军”方法的新军队，使这支军队“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才可以对抗并进而消灭太平军。他迅速在湖南组编起“戚家军”模式的“勇营”，后来就叫“湘勇”、“湘军”。
这支军队组织方面的特点是“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实现“将兵一体”。以后淮军也按照这一体制编练，终于得以帮助清皇朝渡过统治危机。
但是历史再次重演，湘军、淮军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和历史上每个朝代末年情况相仿，这种军队逐渐成为将领、而不是朝廷的工具。并且成为近代中国军阀的滥觞
应该多发些这种贴子，这才像历史区啊
这玩意编辑起来很累:L
辛苦辛苦，建议给这帖子加精:victory:
转帖不能加精的;P
“以文驭武”似乎也是现代各国通行的军事惯例。只是现代的叫法是“文官掌军”，基本上西方各国的国防部长都是文官出身。
另外，“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现在也一样。如我军目前中高级军官经常是跨军区调动，极少有在一个军区里从基层一直做到司令的。
作者开头提出的几条原则：“将战略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分离，将军队平时的组织训练权与战时指挥权分离，将军队的人事权与军队的指挥权分离，将战区的指挥权与作战部队的指挥权分离。”基本上在现代各国也通行，这是防止军阀形成或者军方尾大不掉的重要措施。
另外，“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现在也一样。如我军目前中高级军官经常是跨军区调动，极少有在一个军区里从基层一直做到司令的。
作者开头提出的几条原则：“将战略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分离，将军队平时的组织训练权与战时指挥权分离，将军队的人事权与军队的指挥权分离，将战区的指挥权与作战部队的指挥权分离。”基本上在现代各国也通行，这是防止军阀形成或者军方尾大不掉的重要措施。
原帖由 kutoo 于 2007-8-31 10:28 发表
“以文驭武”似乎也是现代各国通行的军事惯例。只是现代的叫法是“文官掌军”，基本上西方各国的国防部长都是文官出身。
另外，“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现在也一样。如我军目前中高级军官经常是跨军区调动，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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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明清的总督和巡抚不只是负责军事,还包括辖区内的行政\财政和司法.打仗必然需要地方的配合,但是又不能由武将兼管地方事物,因为那样很危险.
督标和抚标
孙大炮 发表于 2007-8-31 09:09 
看的我眼花
看的我眼花
传说中的坟
学习了，讲得很具体啊
好贴要留名啊
貌似宋开始文武彻底分开了
明朝 军事体制 有点军政军令分开的意思
唐朝的初期的体制也很好
现在咱们的体制是军政军令统一
东风强劲 发表于 2007-8-30 19:53
期待精彩啊
期待精彩啊
506参谋长 发表于 2011-3-22 09:01
发完了:dizzy:
发完了:dizzy:
东风强劲 发表于 2011-3-22 09:48
写的好啊，足足看了4个小时。
写的好啊，足足看了4个小时。
506参谋长 发表于 2011-3-22 08:56
前后期有差别，军人的地位有变化。
前后期有差别，军人的地位有变化。
回复 26# 东风强劲
希望东风兄科普一下战术指挥中的联络指挥，我对京剧武将背后插着的那几面旗子很感兴趣，那个应该是用来联络和分派的一个主要手段吧，但是古装片都没有反应这个用具，倒是日本古装片里普遍有插旗战将的形象。
希望东风兄科普一下战术指挥中的联络指挥，我对京剧武将背后插着的那几面旗子很感兴趣，那个应该是用来联络和分派的一个主要手段吧，但是古装片都没有反应这个用具，倒是日本古装片里普遍有插旗战将的形象。
明如日月 发表于 2011-3-25 13:42
戚少保的《纪效新书》详细记载了旗子的作用。
戚少保的《纪效新书》详细记载了旗子的作用。
回复 30# 集洲无水
只叹古书艰涩难懂...我等汉人惭愧
只叹古书艰涩难懂...我等汉人惭愧
明如日月 发表于 2011-3-25 14:35
哥们儿，纪效新书已经很通俗了，就是为了方便下级军官阅读的。里面主要讲解军队的训练、编制、军械、战时指挥等，不难懂。
哥们儿，纪效新书已经很通俗了，就是为了方便下级军官阅读的。里面主要讲解军队的训练、编制、军械、战时指挥等，不难懂。
好贴！楼主辛苦了
现在我军是怎么搞的？？好像军政军令一体呀？不怕军阀割据？
回复 32# 集洲无水
主要已经不是那个能静下心来看文言的年纪了......
主要已经不是那个能静下心来看文言的年纪了......
回复 35# 明如日月
看看也无妨
看看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