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建议内地最高层的前10万名官员大幅加薪 年薪200至40 ...

中新网1月21日电 《香港商报》20日刊文认为，中国内地倚靠政府投资基建来刺激消费及经济有难度，因为内地人民储蓄率很高，不尚消费，且能力有限。内地资产大部分是政府拥有，人民缺少“财富效应”来增加消费。为此，可设基金还富于民。而针对引致政令不行的官员贪污渎职问题，高薪养廉在一些华人地区行之有效，建议先在广东省试行，看看效果如何，再推广至全国。

文章摘录如下：

可设基金还富于民

著名国际经济学者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内地倚靠政府投资基建来刺激消费及经济有难度，因为内地人民储蓄率很高，不尚消费，且能力有限。内地资产大部分是政府拥有，人民缺少“财富效应”来增加消费。

中国内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成为经济主导，尤其是珠三角中小企业的外销，更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动力。虽然出口的确令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但却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是经济发展受到输入国的影响及控制，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有力的证明。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字，2008年9月份的中国外汇储备是1.9万亿美元，有条件增加入口，减少出口，经济活力由内部需求带动，包括政府日常开支与基建、私人投资及消费等。目前，中国的私人消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5%，而一般发展中国家都可达到50%至60%左右；美国最高，占71%。

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内地的现况是“国富民穷”，所以政府一方面要增加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障，使人民减少储蓄，安心消费。

另一方面，他建议设立基金，将国有资产注入基金内，然后还富于民。根据他的计算，每名中国公民可获分配6万元人民币，以增加消费意欲与能力。

其实，政府掌握太多资源，会令政绩偏差；对老百姓的福祉有所忽略。陈教授的建议的确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跟国际接轨；同时缩窄公私差距，令社会更趋和谐。

粤省可先试行高薪养廉

另一个引致政令不行的严重问题就是官员贪污渎职。高薪养廉在一些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和香港行之有效，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年薪达132万美元，是美国总统布什年薪的3倍。

但高薪其实亦有问题，香港官员按本子办事，好处是廉洁奉公，但行政流于僵化，皆因高薪增加机会成本，不敢逾越规条。但官员高薪仍然值得在中国内地推行，虽不能杜绝贪污，但至少可减轻贪污情况，吸引精英为人民服务。当然，光是高薪不能养廉，还要配合其它行政措施，例如严格处理官员考核升迁制度、简化惩处贪污手续及设立独立反贪污机构，像香港的“廉政公署”，只向特首负责。

目前，中国约有800万名公务员。笔者建议最高层的前10万名官员大幅加薪，包括各部级及厅级官员。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高层廉洁奉公，下级亦会自律，同时亦增加一般官员向上的奋斗心。

至于薪酬方面，除了应有的津贴外，年薪由200至400万元，视等级而定。笔者建议这些官员有三分之一的收入必须在国内消费，以刺激国内消费市场。这部分的收入，他们要凭收条报销，不能收取现金。至于消费范围很广，上至物业首饰，进口奢侈品，下至餐饮衣物，皆可报销。

假如以中位数年薪300万的三分之一计算，这10万名官员会消费1000亿元。加上乘数效应，国民生产总值会有数千亿元的增长，对创造就业非常有利。政府以行政手段来规定官员消费是权宜之计，到经济好转的时候，这个消费比例可以降低，甚至取消；但倚靠国内人民增加消费需时颇长而且没有把握，因为影响个人消费的因素，除了收入及“财富效应”外，还包括对前景的信心及朋辈的消费模式等等。

长远来说，上述建议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因为有效及廉洁的政府会增加经济活动及税收。其实，很多税收因为官员贪污而被隐瞒或逃避。贪污是官员接受财物而不执行政府法例，高薪养廉却是官员接受财物而执行政府法例。笔者建议此项措施先在广东省试行，看看效果如何，再推广至全国。(刘炳均 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副主席)中新网1月21日电 《香港商报》20日刊文认为，中国内地倚靠政府投资基建来刺激消费及经济有难度，因为内地人民储蓄率很高，不尚消费，且能力有限。内地资产大部分是政府拥有，人民缺少“财富效应”来增加消费。为此，可设基金还富于民。而针对引致政令不行的官员贪污渎职问题，高薪养廉在一些华人地区行之有效，建议先在广东省试行，看看效果如何，再推广至全国。

文章摘录如下：

可设基金还富于民

著名国际经济学者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内地倚靠政府投资基建来刺激消费及经济有难度，因为内地人民储蓄率很高，不尚消费，且能力有限。内地资产大部分是政府拥有，人民缺少“财富效应”来增加消费。

中国内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成为经济主导，尤其是珠三角中小企业的外销，更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动力。虽然出口的确令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但却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是经济发展受到输入国的影响及控制，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有力的证明。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字，2008年9月份的中国外汇储备是1.9万亿美元，有条件增加入口，减少出口，经济活力由内部需求带动，包括政府日常开支与基建、私人投资及消费等。目前，中国的私人消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5%，而一般发展中国家都可达到50%至60%左右；美国最高，占71%。

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内地的现况是“国富民穷”，所以政府一方面要增加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障，使人民减少储蓄，安心消费。

另一方面，他建议设立基金，将国有资产注入基金内，然后还富于民。根据他的计算，每名中国公民可获分配6万元人民币，以增加消费意欲与能力。

其实，政府掌握太多资源，会令政绩偏差；对老百姓的福祉有所忽略。陈教授的建议的确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跟国际接轨；同时缩窄公私差距，令社会更趋和谐。

粤省可先试行高薪养廉

另一个引致政令不行的严重问题就是官员贪污渎职。高薪养廉在一些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和香港行之有效，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年薪达132万美元，是美国总统布什年薪的3倍。

但高薪其实亦有问题，香港官员按本子办事，好处是廉洁奉公，但行政流于僵化，皆因高薪增加机会成本，不敢逾越规条。但官员高薪仍然值得在中国内地推行，虽不能杜绝贪污，但至少可减轻贪污情况，吸引精英为人民服务。当然，光是高薪不能养廉，还要配合其它行政措施，例如严格处理官员考核升迁制度、简化惩处贪污手续及设立独立反贪污机构，像香港的“廉政公署”，只向特首负责。

目前，中国约有800万名公务员。笔者建议最高层的前10万名官员大幅加薪，包括各部级及厅级官员。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高层廉洁奉公，下级亦会自律，同时亦增加一般官员向上的奋斗心。

至于薪酬方面，除了应有的津贴外，年薪由200至400万元，视等级而定。笔者建议这些官员有三分之一的收入必须在国内消费，以刺激国内消费市场。这部分的收入，他们要凭收条报销，不能收取现金。至于消费范围很广，上至物业首饰，进口奢侈品，下至餐饮衣物，皆可报销。

假如以中位数年薪300万的三分之一计算，这10万名官员会消费1000亿元。加上乘数效应，国民生产总值会有数千亿元的增长，对创造就业非常有利。政府以行政手段来规定官员消费是权宜之计，到经济好转的时候，这个消费比例可以降低，甚至取消；但倚靠国内人民增加消费需时颇长而且没有把握，因为影响个人消费的因素，除了收入及“财富效应”外，还包括对前景的信心及朋辈的消费模式等等。

长远来说，上述建议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因为有效及廉洁的政府会增加经济活动及税收。其实，很多税收因为官员贪污而被隐瞒或逃避。贪污是官员接受财物而不执行政府法例，高薪养廉却是官员接受财物而执行政府法例。笔者建议此项措施先在广东省试行，看看效果如何，再推广至全国。(刘炳均 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