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三希帖”是怎样颠沛流离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4:07:25
2009-01-09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希堂”曾经陈列着《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件中华书法艺术的稀世珍宝。如今，北京故宫“三希帖”中最有名的一件———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已在海峡对岸静静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
历史上“三希帖”为何会分开，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
仓皇辞庙日，“二希”无踪影
1924年11月5日，肃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绍英递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绍英传达的另一句话:“他们说三小时内要全部搬出去！”
妃嫔、大臣、太监、宫女们闻讯顿时乱作一团。混乱中，溥仪派人到养心殿西暖阁，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带出宫的随身行李里。
《快雪时晴帖》原是书圣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短短的四行二十八字，却是历代文人顶礼膜拜的“圣物”，被称为“二十八骊珠”。
但溥仪的盗窃没能成功。他的行李在运出神武门时，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宝帖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
当时接管故宫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被查扣的《快雪时晴帖》送到面前，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原物归还养心殿的话，唯恐国宝得而复失。后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先生也参加了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据他回忆，大家讨论之后，派人到东交民巷买了一个有暗锁对字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一间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儿”(小屋)之中———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夜里有士兵看护，是当时紫禁城里唯一日夜不锁门的地方。大家将“快雪”锁在这个大铁柜里，内上暗锁，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密码钥匙则由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亲自保管。
《快雪时晴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成故宫的头号宝贝严密保护了起来，那么，《中秋帖》与《伯远帖》的下落又如何呢？皇室成员全部搬离故宫不久后，负责点查文物的委员会成员打开养心殿的大门发现，“三希堂”里这两件宝帖已经全然没了踪影。
时逢烽烟起，重聚失良机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快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郭世五本人是个大收藏家，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前，敬懿老太妃已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教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2009-01-09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希堂”曾经陈列着《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件中华书法艺术的稀世珍宝。如今，北京故宫“三希帖”中最有名的一件———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已在海峡对岸静静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
历史上“三希帖”为何会分开，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
仓皇辞庙日，“二希”无踪影
1924年11月5日，肃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绍英递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绍英传达的另一句话:“他们说三小时内要全部搬出去！”
妃嫔、大臣、太监、宫女们闻讯顿时乱作一团。混乱中，溥仪派人到养心殿西暖阁，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带出宫的随身行李里。
《快雪时晴帖》原是书圣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短短的四行二十八字，却是历代文人顶礼膜拜的“圣物”，被称为“二十八骊珠”。
但溥仪的盗窃没能成功。他的行李在运出神武门时，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宝帖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
当时接管故宫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被查扣的《快雪时晴帖》送到面前，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原物归还养心殿的话，唯恐国宝得而复失。后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先生也参加了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据他回忆，大家讨论之后，派人到东交民巷买了一个有暗锁对字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一间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儿”(小屋)之中———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夜里有士兵看护，是当时紫禁城里唯一日夜不锁门的地方。大家将“快雪”锁在这个大铁柜里，内上暗锁，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密码钥匙则由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亲自保管。
《快雪时晴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成故宫的头号宝贝严密保护了起来，那么，《中秋帖》与《伯远帖》的下落又如何呢？皇室成员全部搬离故宫不久后，负责点查文物的委员会成员打开养心殿的大门发现，“三希堂”里这两件宝帖已经全然没了踪影。
时逢烽烟起，重聚失良机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快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郭世五本人是个大收藏家，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前，敬懿老太妃已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教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希堂”曾经陈列着《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件中华书法艺术的稀世珍宝。如今，北京故宫“三希帖”中最有名的一件———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已在海峡对岸静静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
历史上“三希帖”为何会分开，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
仓皇辞庙日，“二希”无踪影
1924年11月5日，肃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绍英递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绍英传达的另一句话:“他们说三小时内要全部搬出去！”
妃嫔、大臣、太监、宫女们闻讯顿时乱作一团。混乱中，溥仪派人到养心殿西暖阁，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带出宫的随身行李里。
《快雪时晴帖》原是书圣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短短的四行二十八字，却是历代文人顶礼膜拜的“圣物”，被称为“二十八骊珠”。
但溥仪的盗窃没能成功。他的行李在运出神武门时，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宝帖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
当时接管故宫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被查扣的《快雪时晴帖》送到面前，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原物归还养心殿的话，唯恐国宝得而复失。后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先生也参加了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据他回忆，大家讨论之后，派人到东交民巷买了一个有暗锁对字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一间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儿”(小屋)之中———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夜里有士兵看护，是当时紫禁城里唯一日夜不锁门的地方。大家将“快雪”锁在这个大铁柜里，内上暗锁，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密码钥匙则由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亲自保管。
《快雪时晴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成故宫的头号宝贝严密保护了起来，那么，《中秋帖》与《伯远帖》的下落又如何呢？皇室成员全部搬离故宫不久后，负责点查文物的委员会成员打开养心殿的大门发现，“三希堂”里这两件宝帖已经全然没了踪影。
时逢烽烟起，重聚失良机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快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郭世五本人是个大收藏家，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前，敬懿老太妃已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教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2009-01-09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希堂”曾经陈列着《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件中华书法艺术的稀世珍宝。如今，北京故宫“三希帖”中最有名的一件———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已在海峡对岸静静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
历史上“三希帖”为何会分开，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
仓皇辞庙日，“二希”无踪影
1924年11月5日，肃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绍英递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绍英传达的另一句话:“他们说三小时内要全部搬出去！”
妃嫔、大臣、太监、宫女们闻讯顿时乱作一团。混乱中，溥仪派人到养心殿西暖阁，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带出宫的随身行李里。
《快雪时晴帖》原是书圣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短短的四行二十八字，却是历代文人顶礼膜拜的“圣物”，被称为“二十八骊珠”。
但溥仪的盗窃没能成功。他的行李在运出神武门时，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宝帖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
当时接管故宫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被查扣的《快雪时晴帖》送到面前，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原物归还养心殿的话，唯恐国宝得而复失。后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先生也参加了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据他回忆，大家讨论之后，派人到东交民巷买了一个有暗锁对字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一间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儿”(小屋)之中———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夜里有士兵看护，是当时紫禁城里唯一日夜不锁门的地方。大家将“快雪”锁在这个大铁柜里，内上暗锁，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密码钥匙则由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亲自保管。
《快雪时晴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成故宫的头号宝贝严密保护了起来，那么，《中秋帖》与《伯远帖》的下落又如何呢？皇室成员全部搬离故宫不久后，负责点查文物的委员会成员打开养心殿的大门发现，“三希堂”里这两件宝帖已经全然没了踪影。
时逢烽烟起，重聚失良机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快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郭世五本人是个大收藏家，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前，敬懿老太妃已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教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郭世五家中见到了国宝《中秋帖》和《伯远帖》。
张伯驹知道，郭世五买下“二希”的目的与自己不同，“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他立刻请北平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商谈购买“二希”的事。信誓旦旦“名物应归国有”的郭世五，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说好以二十万元的价钱，将“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让与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刚刚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手中购得陆机的《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批天价书画，商定首付六万，余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张伯驹是个君子，也就痛快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那个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了。
由于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只能辗转入秦，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等四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给了郭世五。
与“二希”一样，《快雪时晴帖》的命运也再次被战争改写了。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时晴帖》也在其间。徐森玉和庄尚严师徒二人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命运多舛的故宫国宝踏上了漫漫西迁路。
第一批80箱文物在日寇的连天炮火中艰难前行，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短短半年时间，国宝辗转了大半个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脚就遭到了轰炸。
1939年1月，这批国宝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县城外找到了自己临时的家“华严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湿，且藏于密林深处，十分安全。此后的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仍是安然无恙。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时晴帖》回到华严洞后不久，贵阳、柳州相继失陷，安顺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县。
这是西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路虽不长，但苦于蜀道之难，且这一路全是崇山峻岭，多有土匪出没，徐森玉、庄尚严一行人虽然万分小心，还是在出发后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头目截了下来。
徐森玉只得亲自前去谈判，说好任其“出价”，只求保得国宝平安。那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个条件：要徐森玉将长子徐伯郊送来做自己的“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的兴业银行供事，大“袍哥”要他来做人质，显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徐森玉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但在爱子与国宝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徐伯郊接到加急电报，以为是老父亲身体有恙，日夜兼程赶到安顺才知道是父亲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义，二话不说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说抗战胜利后就给大‘袍哥’当干儿子，以银行家的身份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哄得‘袍哥’们眉欢眼笑，没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还叫他转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徐森玉的外孙王圣贻回忆徐伯郊的往事时说。
两个月后，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终于将80箱国宝平安运抵巴县。
欲以重金赎，又遭别离恨
1945年10月，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张伯驹已经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平。刚一回来，他就又托柳春农打探起了“二希”的下落。幸好，“二希”仍在郭家。只是郭世五本人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二希”如今的主人，是他的儿子郭昭俊。至于价钱，也早不是当年的二十万大洋，郭昭俊说得明白，一口价———黄金一千两。
张伯驹知道郭昭俊这是在漫天要价，并非真心想把“二希”卖给自己。他只能不断求人和郭昭俊谈判，希望能将价钱讲下来一些，郭昭俊却一点也不肯让步。
细一打听张伯驹才知道，此时郭昭俊早已投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门下了。而郭昭俊送给宋子文的“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给郭昭俊。
“二希”回到郭家之后不久，《快雪时晴帖》也结束了半个中国的漂泊回到了南京。至此，历时十载，累计行程超过两万里的国宝西迁宣告结束。在这十年之中，故宫护宝人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们逃过了长沙轰炸、重庆轰炸、贵阳轰炸、成都轰炸；他们在绵阳不慎翻车，在峨嵋遭遇大火，在重庆和肆虐的白蚁不懈抗争；文物运往乐山的途中，年轻的朱学侃不幸遇难。十年间，拖家带口的护宝队伍里也不断添着新丁……经历了这一切之后，1947年底，16698箱国宝安然无恙重返金陵。
然而，这些国宝将要面对的，是一次更加残酷的分离。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忽喇喇大厦将倾，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
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则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坐镇南京。
马衡托病不出，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徐森玉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调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
而此时，庄尚严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庄尚严曾经出生入死保护了十年的《快雪时晴帖》，又一次被交到了他的手中。1949年年初，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宫文物漂洋过海，在台湾的基隆港登岸了。
如今居两岸，何日再聚合
1949年年初，一位“故友”意外造访了刚到台湾不久的庄尚严———庄尚严怎么也想不到，刚刚把“快雪”安顿好，郭昭俊竟然带着另外“二希”出现在自己面前。
原来，北平解放前，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逃到了台湾。郭昭俊旧事重提，又对庄尚严谈起了郭世五当年许下的宏愿，声称一定要将两帖交还故宫，让“三希”团圆———只要政府“赏”他一点报酬，他必定将“二希”“捐赠”出来。
庄尚严四处筹措资金，却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拿出钱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远赴香港———“三希”重聚的机会，又一次从庄尚严手中轻轻滑过了。
1951年10月25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闲谈之中，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向马衡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故宫博物院寻找了好几年的“二希”帖，终于有了下落。
当时，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先生正担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1951年，在一次银行界的聚会上，一个在英国汇丰银行供职的朋友告诉庄世平，过几天他们会有一笔大买卖———著名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就要被汇丰银行收入囊中了。
原来，郭昭俊携带“二希”到了香港之后，生活日渐窘迫。但顾念父亲生前的愿望，他不敢贸然将“二希”卖掉，而是将它们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赎期定在1951年11月底。眼看日子临近了，汇丰银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钱来，正极力诱使他将宝帖出卖。
庄世平说，我不是文物行家，但鼎鼎大名的“二希”帖眼看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秘密将此事报告给中央政府。
巧合的是，就在这几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听到“二希”重现的消息，郑振铎紧急向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件宝帖。
1951年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马衡，出示了周总理批示的抄件:“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1951年12月27日，王冶秋亲自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送还故宫，此时距离“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三希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三希”帖却没能一起回来。
（摘自《纪事2007》 新华出版社出版）
:') 颠沛流离啊！
徐森玉
徐森玉(1881-1971)文物鉴定家，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名鸿宝，以字行，祖籍浙江吴兴，迁居江苏泰州。少读家塾，后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师从于式枚，为此后对国学、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工作打下扎实基础。后应科举试，得中举人。1900年考入山西大学堂研习化学。后历任奉天将军署文案、奉天高等工业学堂和江苏工业学堂监督、学部图书局编译员。辛亥革命后历任北京图书馆委员兼编纂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又在教育部任职。
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徐森玉被派往由当局与逊清皇室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工作，并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及东陵盗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后任故宫古物馆馆长，参加清点、接收清宫文物和财产。在几十年的奔波中，还连带发现了辽代古寺、元代戏台、唐代地契、元代阿剌伯式浴池、汉代巨型碑刻，还有周代墓群、楚国木椁等无数中华瑰宝。山西赵城郊区的广胜寺藏有一部现存最早的刻本大藏经，系金代遗存，学术界称为《赵城藏》，在徐森玉呼吁下，终于得以入藏北京图书馆。“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觊觎华北，徐森玉主持故宫的文物必须南迁。他还曾冒险从日寇占领下的北大研究所抢出居延汉简及一批珍贵文物古籍潜移天津转上海，最后送到香港保存。1935年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1939年底，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张元济、何炳森、郑振铎、张寿镛等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极力设法抢救流散在沪的珍籍善本，以免遭劫。徐森玉和郑振铎遍访刘氏嘉业堂、邓氏风雨楼、金宅海日楼以及李氏经山藏等江南著名藏家，有计划地选购了一大批，历时达期个月。然后将嘉业堂善本捆扎成二百五十七个邮包，其馀的明善本捆扎成一千七百一十个邮包，外加三千二百馀部明刊本、抄本等，一律陆续寄交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叶恭绰负责收存。这批书在香港沦陷前不及移出，被日本海军陆战队作为“战利品”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发现收藏在帝国图书馆，经追索取回，今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还有八十二部属甲级文物的宋元古本，装满两大箱，于1941年7月由徐森玉携至香港，再空运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上海定居，与郑振铎一起把孤岛时期收购的其他古籍作了一番清点，善本尚有一千几百部。南京解放前夕，徐森玉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名义留守南京，代行院长事。1949年后，主持上海市文物保护工作，筹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担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负责筹办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后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1960年兼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策杖四处走访，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特别是晋代王献之、王羲之宋代司马光、苏东坡的真迹；秦汉以来的帝王印玺、商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殷墟出土的龟甲骨片。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颁发了嘉奖令，表彰他为文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文革”伊始，便打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备受抄家、批斗之辱。1971年5月19日含冤去世，终年91岁。1979年2月16日，上海市为徐森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郑重地平反昭雪，为他恢复名誉。遵照他的遗愿，1985年，其子女将他生前的一万馀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周恩來說:“我們又失去了一個國寶”
徐森玉(1881-1971)文物鉴定家，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名鸿宝，以字行，祖籍浙江吴兴，迁居江苏泰州。少读家塾，后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师从于式枚，为此后对国学、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工作打下扎实基础。后应科举试，得中举人。1900年考入山西大学堂研习化学。后历任奉天将军署文案、奉天高等工业学堂和江苏工业学堂监督、学部图书局编译员。辛亥革命后历任北京图书馆委员兼编纂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又在教育部任职。
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徐森玉被派往由当局与逊清皇室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工作，并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及东陵盗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后任故宫古物馆馆长，参加清点、接收清宫文物和财产。在几十年的奔波中，还连带发现了辽代古寺、元代戏台、唐代地契、元代阿剌伯式浴池、汉代巨型碑刻，还有周代墓群、楚国木椁等无数中华瑰宝。山西赵城郊区的广胜寺藏有一部现存最早的刻本大藏经，系金代遗存，学术界称为《赵城藏》，在徐森玉呼吁下，终于得以入藏北京图书馆。“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觊觎华北，徐森玉主持故宫的文物必须南迁。他还曾冒险从日寇占领下的北大研究所抢出居延汉简及一批珍贵文物古籍潜移天津转上海，最后送到香港保存。1935年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1939年底，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张元济、何炳森、郑振铎、张寿镛等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极力设法抢救流散在沪的珍籍善本，以免遭劫。徐森玉和郑振铎遍访刘氏嘉业堂、邓氏风雨楼、金宅海日楼以及李氏经山藏等江南著名藏家，有计划地选购了一大批，历时达期个月。然后将嘉业堂善本捆扎成二百五十七个邮包，其馀的明善本捆扎成一千七百一十个邮包，外加三千二百馀部明刊本、抄本等，一律陆续寄交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叶恭绰负责收存。这批书在香港沦陷前不及移出，被日本海军陆战队作为“战利品”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发现收藏在帝国图书馆，经追索取回，今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还有八十二部属甲级文物的宋元古本，装满两大箱，于1941年7月由徐森玉携至香港，再空运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上海定居，与郑振铎一起把孤岛时期收购的其他古籍作了一番清点，善本尚有一千几百部。南京解放前夕，徐森玉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名义留守南京，代行院长事。1949年后，主持上海市文物保护工作，筹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担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负责筹办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后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1960年兼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策杖四处走访，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特别是晋代王献之、王羲之宋代司马光、苏东坡的真迹；秦汉以来的帝王印玺、商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殷墟出土的龟甲骨片。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颁发了嘉奖令，表彰他为文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文革”伊始，便打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备受抄家、批斗之辱。1971年5月19日含冤去世，终年91岁。1979年2月16日，上海市为徐森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郑重地平反昭雪，为他恢复名誉。遵照他的遗愿，1985年，其子女将他生前的一万馀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周恩來說:“我們又失去了一個國寶”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河南项城人，书画家、收藏鉴赏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 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书画、诗词、戏剧于一身的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张伯驹先生自30岁起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致力于保存中国重要文物。他的收藏珍绝众多，所藏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展子虔《游春图》，则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的山水画；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唐)、黄庭坚《诸上座帖》(宋)、赵佶《雪江归棹图》(宋)等其他收藏，都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的无价之宝，张伯驹视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1956年，张伯驹先生夫妇将包括《平复帖》在内的8件精品，无偿捐献国家。
近年来，中国古代字画的拍卖市场，动辄拍出数千万元的“天价”。在这些传世珍品演绎的荣耀和财富传奇之外，张伯驹的名字似乎显得遥远而落寞。
有人评价，即使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字画中，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格，都“罕有能超过1956年张伯驹无偿捐献之物”，“他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
这8件捐献珍品中，包括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的陆机《平复帖》，还有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公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局混乱，许多古董商惟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曾以一己之力，尽力阻止。他曾自言，“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以《游春图》为例，张伯驹变卖了自己那处占地15亩、原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住所的豪宅，作价220两黄金，又卖掉妻子首饰，才以240两黄金的价格，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回。
1941年，张伯驹曾遭人绑架，绑匪向张家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家并无太多现金，欲卖《平复帖》折现。妻子潘素设法去探望张伯驹，张却偷偷告诉她：“那是我的命，如果卖掉换钱来赎我，我绝不出去。”僵持了8个月，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张伯驹才得以脱困。
虽贵为清末高官后代，家产丰厚，但张伯驹生活十分朴素，他不烟不酒，不赌博，也从不西装革履，而是长年一袭长衫，饮食非常随便，一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
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从不计成本。琉璃厂的字画商人最喜欢和这位“张公子”打交道，因为只要他看中的东西，无论开价多高，都会“不惜重金”。自30岁开始收藏至60岁，经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
在旁人描述的文字中，这个“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的“翩翩佳公子”，似乎“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时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声，而他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张伯驹曾是某银行的最大股东。按当时惯例，老板通常自任总经理。张伯驹却觉得谈钱“太俗气”，便挂个虚职，请来3个得力助手，私下里还是唱京戏的搭档。张从不干涉银行业务，助手们有什么事来找他商量，只管“一百个点头即是”。
在向故宫无偿捐献字画后，中央政府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被他婉言谢绝。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特为张伯驹颁发了一张褒奖令，以褒扬“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但张伯驹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子里焚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挨烤。张伯驹哀求道：“你们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张伯驹留给世人的最后背影，见诸于画家黄永玉的一段日记。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两月后，84岁的张伯驹突患感冒住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与7人共挤一室。待女儿费尽心力，终于拿到调换病房的批令，张伯驹却因感冒转为肺炎，离开人世。
据传，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张伯驹先生自30岁起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致力于保存中国重要文物。他的收藏珍绝众多，所藏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展子虔《游春图》，则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的山水画；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唐)、黄庭坚《诸上座帖》(宋)、赵佶《雪江归棹图》(宋)等其他收藏，都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的无价之宝，张伯驹视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1956年，张伯驹先生夫妇将包括《平复帖》在内的8件精品，无偿捐献国家。
近年来，中国古代字画的拍卖市场，动辄拍出数千万元的“天价”。在这些传世珍品演绎的荣耀和财富传奇之外，张伯驹的名字似乎显得遥远而落寞。
有人评价，即使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字画中，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格，都“罕有能超过1956年张伯驹无偿捐献之物”，“他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
这8件捐献珍品中，包括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的陆机《平复帖》，还有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公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局混乱，许多古董商惟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曾以一己之力，尽力阻止。他曾自言，“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以《游春图》为例，张伯驹变卖了自己那处占地15亩、原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住所的豪宅，作价220两黄金，又卖掉妻子首饰，才以240两黄金的价格，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回。
1941年，张伯驹曾遭人绑架，绑匪向张家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家并无太多现金，欲卖《平复帖》折现。妻子潘素设法去探望张伯驹，张却偷偷告诉她：“那是我的命，如果卖掉换钱来赎我，我绝不出去。”僵持了8个月，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张伯驹才得以脱困。
虽贵为清末高官后代，家产丰厚，但张伯驹生活十分朴素，他不烟不酒，不赌博，也从不西装革履，而是长年一袭长衫，饮食非常随便，一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
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从不计成本。琉璃厂的字画商人最喜欢和这位“张公子”打交道，因为只要他看中的东西，无论开价多高，都会“不惜重金”。自30岁开始收藏至60岁，经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
在旁人描述的文字中，这个“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的“翩翩佳公子”，似乎“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时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声，而他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张伯驹曾是某银行的最大股东。按当时惯例，老板通常自任总经理。张伯驹却觉得谈钱“太俗气”，便挂个虚职，请来3个得力助手，私下里还是唱京戏的搭档。张从不干涉银行业务，助手们有什么事来找他商量，只管“一百个点头即是”。
在向故宫无偿捐献字画后，中央政府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被他婉言谢绝。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特为张伯驹颁发了一张褒奖令，以褒扬“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但张伯驹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子里焚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挨烤。张伯驹哀求道：“你们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张伯驹留给世人的最后背影，见诸于画家黄永玉的一段日记。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两月后，84岁的张伯驹突患感冒住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与7人共挤一室。待女儿费尽心力，终于拿到调换病房的批令，张伯驹却因感冒转为肺炎，离开人世。
据传，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张伯驹还是一位大才子，擅书画、工诗词、精鉴赏、通音律、会围棋、能京剧，玩古琴。但张伯驹最着名称于世的恐怕还是他的收藏和书法。张藏品中包括有中国现存最古的绘画和法书--隋展子虔的《游春图》、晋陆机的《平复帖》以及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卷》、范仲奄《道服赞》、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子昂的《章草千字文》、宋徽宗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元赵雍《五家合绘》、宋杨婕妤《百花图卷》、赵伯驹的《白云仙图卷》、宋拓《九成宫醴铭册》、马和之《节南山之行》等国宝名作。这些字画的收藏倾注了张伯驹一生心血，比如他为购买国宝《游春图》，卖掉自己心爱的房产换来的。1956年张伯驹将上述字画捐献给国家。
张伯驹之妻潘素（1915～1992年）江苏苏州人。父世恩为逊清名流。弱冠与项城张伯驹先生结婚。她自幼酷爱绘画，21岁时方正式拜师学画。初习花卉打基础，进而与老画家合作作画，又潜心观摩张府珍贵书画真迹，悉心钻研隋唐两宋工笔重彩画法，并陪伯驹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写生。功夫不负有心人，她40年代初已崭露头角，尤擅长工笔重彩山水画，承继了细密严谨，金碧绯映的一派，成为我国著名的山水画家。
潘素曾和张大千两度合作绘画。1981年又将两幅《芭蕉图》托香港友人转给台北的张大千给予分别补绘、题字，完成了二人第三次合作绘画。新中国建国初期，她与何香凝合作绘画。为毛主席祝贺生日，1952年同陈半丁、胡佩衡、吴镜汀等老画家合作绘制了一本画册，敬送毛主席，毛主席曾复函并特派秘书回礼答谢。周总理评价她的《漓江春晴》时说：“此画颇有新气象。”
潘素的创作活动频繁，其作品约有千余幅之多，在国内外多次展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还曾以她的画作礼品赠送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 。她的画推陈出新，独树一帜。我国著名绘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曾称赞潘素的绘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潘素不仅是艺术家，也是一位爱国人士。她与丈夫张伯驹先生不惜钱财甚至生命，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作出过巨大贡献。三四十年代，伯驹先生为保护民族文物、不使之流失海外，竭尽自己全力予以收藏。为不使《游春图》被画商贩至海外，她们凑足240两黄金买回，将画收藏。画家傅心畲丧母急需款项，有心转让珍贵历史文物西晋陆机的手笔真迹《平复帖》。他们四处筹措，潘素又将自己的大量首饰卖掉，不惜以4万银元的代价买下了这幅传世墨宝。蒋介石的秘书长张群，日人所雇古董掮客均愿出几倍高价索购。张伯驹和潘素断然拒绝，并声称“我们买它，不是为了钱，黄金易得，国宝无双，万一流落海外，我等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张伯驹夫妇先后收藏了李白、杜牧、黄庭坚、唐寅等人的手迹和其他珍贵文物，这批瑰宝得以保全而未遭劫难，潘素是有很大功劳的。抗日时期，汪精卫手下的一个师长绑架了张伯驹，限期以重金去赎，扬言过期“撕票”（杀张）。好心的朋友劝潘素卖一两件国宝，营救伯驹先生。潘素昼夜不安，但终不肯变卖国宝，她日夜奔波，求亲告友，到处借贷，在规定限期内，以40万元赎救出伯驹先生。他们视国宝胜于生命，在旧社会历险跋涉护国宝。新中国建立后，于1956年陆续将珍贵文物捐献国家。文化部沈雁冰部长曾签署《褒奖状》表彰其爱国之举，在文物画界同仁中传为佳话。
文革中张伯驹先生曾受到不公平待遇。她身处逆境始终相信党，历经艰辛而不坠青云之志。甚至在晚年患严重眼疾的情况下仍奋笔丹青，把爱心倾注于笔墨之中，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其思想追求、高尚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始终不渝的爱国热忱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张伯驹之妻潘素（1915～1992年）江苏苏州人。父世恩为逊清名流。弱冠与项城张伯驹先生结婚。她自幼酷爱绘画，21岁时方正式拜师学画。初习花卉打基础，进而与老画家合作作画，又潜心观摩张府珍贵书画真迹，悉心钻研隋唐两宋工笔重彩画法，并陪伯驹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写生。功夫不负有心人，她40年代初已崭露头角，尤擅长工笔重彩山水画，承继了细密严谨，金碧绯映的一派，成为我国著名的山水画家。
潘素曾和张大千两度合作绘画。1981年又将两幅《芭蕉图》托香港友人转给台北的张大千给予分别补绘、题字，完成了二人第三次合作绘画。新中国建国初期，她与何香凝合作绘画。为毛主席祝贺生日，1952年同陈半丁、胡佩衡、吴镜汀等老画家合作绘制了一本画册，敬送毛主席，毛主席曾复函并特派秘书回礼答谢。周总理评价她的《漓江春晴》时说：“此画颇有新气象。”
潘素的创作活动频繁，其作品约有千余幅之多，在国内外多次展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还曾以她的画作礼品赠送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 。她的画推陈出新，独树一帜。我国著名绘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曾称赞潘素的绘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潘素不仅是艺术家，也是一位爱国人士。她与丈夫张伯驹先生不惜钱财甚至生命，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作出过巨大贡献。三四十年代，伯驹先生为保护民族文物、不使之流失海外，竭尽自己全力予以收藏。为不使《游春图》被画商贩至海外，她们凑足240两黄金买回，将画收藏。画家傅心畲丧母急需款项，有心转让珍贵历史文物西晋陆机的手笔真迹《平复帖》。他们四处筹措，潘素又将自己的大量首饰卖掉，不惜以4万银元的代价买下了这幅传世墨宝。蒋介石的秘书长张群，日人所雇古董掮客均愿出几倍高价索购。张伯驹和潘素断然拒绝，并声称“我们买它，不是为了钱，黄金易得，国宝无双，万一流落海外，我等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张伯驹夫妇先后收藏了李白、杜牧、黄庭坚、唐寅等人的手迹和其他珍贵文物，这批瑰宝得以保全而未遭劫难，潘素是有很大功劳的。抗日时期，汪精卫手下的一个师长绑架了张伯驹，限期以重金去赎，扬言过期“撕票”（杀张）。好心的朋友劝潘素卖一两件国宝，营救伯驹先生。潘素昼夜不安，但终不肯变卖国宝，她日夜奔波，求亲告友，到处借贷，在规定限期内，以40万元赎救出伯驹先生。他们视国宝胜于生命，在旧社会历险跋涉护国宝。新中国建立后，于1956年陆续将珍贵文物捐献国家。文化部沈雁冰部长曾签署《褒奖状》表彰其爱国之举，在文物画界同仁中传为佳话。
文革中张伯驹先生曾受到不公平待遇。她身处逆境始终相信党，历经艰辛而不坠青云之志。甚至在晚年患严重眼疾的情况下仍奋笔丹青，把爱心倾注于笔墨之中，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其思想追求、高尚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始终不渝的爱国热忱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去上海博物馆，书法部分完全看不懂啊。等以后退休了最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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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夫人前后是同一个人吗？
科普好帖。王羲之的字感觉太工整了，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