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大水灾:武汉被淹及老蒋的救灾

193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难以忘却的创痛。

这一年的6月到8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国性大水灾。超过英国全境，或相当于美国纽约、康涅狄格、新泽西三州面积总和的广裹地域，洪涛滚滚，大地陆沉。大约有四十余万人葬身浊流.正当成百上千万的灾民遭洪水围困，啼饥号寒、辗转流徙的时候，关外又传来了“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短短四个月内，白山黑水，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也是从这一年起，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波东袭中国。中国社会，陷入了内优外患交织1天灾人祸相煎的困境.

这场江淮洪水，属于长历时大范围、后果极其严重的洪水灾害。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金沙、沱江、眠江、涪江、乌江、汉水、洞庭湖水系、都阳湖水系.以及淮河、运河、钱塘江、闽江、珠江，都发生了大洪灾。黄河一下游泛滋.伊河、洛河的洪水为近百年所未见。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也纷纷泛滥成灾。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日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1931年8月24日《申报》)到处洪水横流，灾情.几遍全国。

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公报，全国被灾区域为16省，(这16省是:湖南、安徽、湖北、江苏、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见1931年7月30日《申报》).而从有关挡案、报刊综合统计，遭洪水不同程度波及的省份，当有23个之多。其中受灾最重的地方.是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等八省。




早在18世纪，四川盆地和川陕楚交界地区 .就布满了来自外省的“来人’和“棚户”。川陕楚交界的大巴山区、历来是一个暴雨中心。大批流民进入老林深谷，刀耕火种，无土不垦，古老的植被年复一年地遭到严重破坏。“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魏源集)。长江于流上游和各条支流的灾难性泥沙，垫高了江底，并在中下游地区堆成了大片大片的洲诸。而这些地区的农户为了生存。又纷纷在各片洲诸上筑吁垦田，阻塞水路。

从那时起到本世纪的30年代.由于政治败坏，水利失修，长江的“血管粳塞症”越来越加严重。清末到民国年间，各省为弥补财政拮据，纷纷没立沙田局.不管水道是否通达，而专以出卖沙洲为能事。洞庭、泊阳这两个蓄泄江水的大湖，往昔受水之区，被私人，公司或官方侵占屯垦。芜湖地区作为天然蓄水池的万春、易泰、天成、五丈等湖区，也陆续被官府放垦，成了熟田。一长江的干道也变得越来越浅。20年代以后，吃水稍深的轮船在冬春两季只能从汉口驰到芜湖，芜湖以一下各段，须改用驳船运货。这样，汇集了物华天宝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就丧失了抗早排涝的基本功能。一般而言，近代这个地区_,十日无雨就发生旱灾，四十日以上无雨，赤地千里，禾苗枯搞;而一旦大雨连绵，则江溢湖漫，破坪决堤。








江城巨浸

1931年的《国闻周报》刊登过这样一幅照片:在汉口市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各种船只在通衙大道上往来行驰。“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一这就是汉口陆沉的真实写照。

汉口在清代属夏口县，当汉水入江之口，原来有大片的湖沼地。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筑襄河长堤(汉口背后的张公堤)阻水.在长江沿岸又修筑了刘家庙的护江堤，这两条长堤将往昔的湖沼地带围了起来.逐渐成为闹市。因此.汉口的安危，全系于两堤。这年7月连绵大雨.江水陡涨，武汉江面比平日宽出了好几倍，江汉汇合，涛涛巨浪，几与岸齐。据时人估算，这时如果能投入三十三万元加固堤防，是可以保全市区的(陶直夫，《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新创造》)。但是，武汉的堤防积存金已被国民政府全部抽去打内战,己化为乌有。这时既没有防汛物资。当局又不采取紧急措施，愤怒的长江，对于长期索取而不思补偿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报复。




7月28日，长江洪水从江汉关一带溢出，滚滚注入滨江附近一带的街道。31日，刘家庙北一站湛家矶沿江铁道连溃数口;8月2日单洞门溃决，大水势如奔马般冲向市区.汉口全市除地势高亢的少数地方和防守得力的日本租界之外，都被淹没了。这时江水仍在上涨!14日到17日，川水、襄水交汇而来，自城陵矶到汉口一片汪洋，只有少数山头孤露水面。15日日本租界也被淹没。19日江汉关水位达到53.7英尺（一说53，65英尺)。比1870年8月4日(同治九年七月初八日)汉口最高水位的50.5英尺还要高出3英尺有余，开江汉关建关以来水标的最高记录。汉口市背后，成了浩瀚的大湖，市内水深数尺到丈余，最深处达1.5丈.前此，武昌、汉阳的一些区域也相继被淹.

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夭像火炉似地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入夜全市一片黑暗，蚊蚝鼠蚁，翔集攀缘，与人争地。瘟疫迅速地四处蔓延。

据当局调查，.三镇被淹共十六万.三一余户，受害人口七十八万余人(1931年8月31日申报):还有一件材料说:因水淹不能居住的房屋四千五百户，灾民31万，失业车夫3万，码头苦力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十万.共计44万人生计无着。溺死的约2500人，因瘟疫、饥饿、中暑而死亡的每日约有上千人(《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8卷.第3期第3页)。工厂商店全部停业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天，经济损失已无法挽计，仅市内本国银行在货物押款上受到的损失，就有二百四十万两。这场大水直到9月6日、7日才逐渐退却，但在12月份，滞留武汉的难民仍有十七万五干多人，他们遭到官方的百般刁难，有奸几百个难民当成政治犯而处死。“气候严寒，每日冻毙达百余人。”这些难民惟一可去的地方，就是到街头上四处飘扬的招军旗子下去登记当兵，充当内战的炮灰。这就是当局诸公发明的“以兵代账“。(《新创造，第1卷，第2期，第9,10页。)





这次长江大水，从湖北石首到江苏南通，沿途干支流堤防漫决354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工振报告》，1932年12月)。除武汉被淹外，其他沿江城市也大多遭害。

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7月4 日到12日，大雨涝沱，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全市玻璃碎裂、房屋倒塌、市民惊呼的声音此起彼伏。长江洪流滚滚而下，江面宽达十公里，浪涛高出陆地一至二尺。钟山上的洪水也直泻玄武湖，湖面高于城内。江湖交汇，一齐灌进市区。全市南北尤其是下关，一带遍地都是积水，江湖和秦淮河里的鱼游上了马路。

这个月的下旬仍然大雨不止，23,24日尤甚。洪水破坏了下关的路面，冲毁了这一带四千多家棚户。从中山码头到抱江门，水深过膝.市中心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三牌楼、黄埔路等地，水探达到胸部。城南秦淮河两岸、大石坝街、夫子庙等处，住屋进水，墙倒房塌。

据当时的安徽省政府统计，全省(按:包括淮河流域)受一等灾的有十六个县(1931年9月9日《时报》)，其中十个县是在皖南，这些地区平均田地淹水最深时为11.5英尺，屋内5.3英尺，仅次于湖南;而灾区积水时间则在各省中最长，平均屋内不能居住的日数是62天，其中无为长达114.7天，繁昌、怀宁、贵池、桐城，分别为99天、92.4天、90天和88.2天.因此，全部或绝大部分的田园不仅夏收被毁，而且无法秋种。

对于如此巨灾，南京国民政府只在9月份拨给了三十万元的急振费，但又被省府主席陈调元(此人因密令各县种鸦片收取大烟税而臭名昭著)扣住不发。各县荒政，黑幕重重。11月有人在《皖灾周刊》上悲愤地写道:“政府始终麻木不仁，漠视民命，对于这次救灾工作，一点也不紧张，一毫也不注意。”真要坐等政府许诺的娠粮，灾民们“已经都变成饿俘了”

长江由皖入苏，与太湖水系相毗邻，又形成了两大片灾区。在这次水灾之前，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访问了苏南的一些乡村，写下了她的观感:

村子由七零八落的三房子组成，门前是脏水沟，村民都有

皮肤病，有的.儿童头上长瘫生疮。妇女在池塘的上边洗菜挑

水，在下边倒马桶，粪便.又用作上地肥料。

农民住的茅屋土房，既矮又湿，…木板床上，摆着破烂棉

絮被头.屋子角落里，堆着几件旧式农具。灶屋里面有几口锅斧

〔釜）坎具，蓬头乱发的妇女、姑娘们见我们走近忙藏身在黑屋 子里。

让史沫特莱惊诧的是这些村落中强烈的贫富反差。她访间了二家姓朱的大土豪，“这是一座三面有碉堡式围墙，庄外有壕沟，四面通电网，门户枪眼密布的庄园”。“所有村庄，什么朱家湾、朱家冲，都以朱家取名。土地和农民都属朱家所有”。

农民的生活，停留在被史沫特莱形容的“中世纪”.正是这种农村格局，注定了自发的农民如同无法摆脱封建枷锁一样，也无力对抗天灾的蹂孽。




统计1931年的灾情损失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1930年，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在一次报告中说:“我国统计基础可以说没有，好比民食问题是何等重大，......我国则虽米、麦其生产、消费、分配的大概也茫然不知.娠灾间题是何等重大!然而灾区面积多少，灾民约数几何?竟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国年间各种混乱的灾情报告，深感这番讲话绝非耸人听闻.1931年4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主计处统计局，初步有了一个主办全国数字计算的机构，但是，统计局同其他部门以及各省当局关于这次水灾的统计数据彼此参差，某些同类数据甚至相差很远。比如，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洪水，就也许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精确算出的数字了。这次水灾有很多某些彼此矛盾的数据，如说被灾二百九十个县(一说一百三十一个县〕，死亡三百六十万(一说二十六万五千)，灾民一亿(一说二干五百二十万)，淹田二亿五千五百万亩(一说一亿四千一百三十万亩),根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等当时官方资料的统计:则是受灾县386个,受灾人口5311万,死亡422499人,经济损失二十二亿八干多万元.

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关、盐两税，1931年共为四亿一干一百多万元，只相当于这项损失的1/5.更何况这个政府年年内战，岁岁偿款，弄得库空如洗，债台高筑。政府拿不出钱来办服，只好在连年己发行了备种公债库券九亿元之后，又追加救灾公债八千万元.这笔公债，虽然只相当于水灾总损失的一个零头。但由于所有重要税收，已经在历年发行的各种债款中抵押净尽，市面上债券价格下跌到只有二、三成。政府再强行发行公债，不仅于事无补，还意味着对社会搜刮的加重，并造成了财政收支上一圈又一圈的恶性循环。

在农业各项损失所造成的后果中，对农民威胁最大的是因失收而导致的大面积的饥谨。据有人估计，大水灾中稻的损失约九十亿斤，高粱小米损失约十亿斤。以每人每年需要米面四百斤计.相当于损失了一千八百万人的全年口粮。这一年国民政府从美国订购了救灾小麦四十五万吨，仅相当于粮食损失的9%。这年冬夭有2/3的灾区没有粮食来源。 水灾后的第一个春天，有一百三十一县灾区需要种子三百四十万担，平均每一农户为2.7担，但赤贫如洗的灾民无钱或无处购买，大约有1/3的灾区没有种子来源。（金大调查）


广大灾区的农民，不仅被剥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而且失去了继续生存的能力。这是30年代农业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

1931年，以政治态度“不偏不倚”著称的《东方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盖严格论之，此次水灾，纯系20年来内争之结果，并非偶然之事”。“‘苟无内争，各地水利何至废弃若此。各地水利，苟不如此废弃，纵遇水灾，何至如此之束手无策”。




为了进一步说明国民党当局的内战“有术”而"防灾无策”的事实，找们不妨再引用国民党党史研究机构发表的史料，排列一下蒋介石在这个大灾之年的活动日程表:(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1年6月份,7至9月份)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政权即集中兵力，向红军根据地发动了“围剿”。131年2月到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兵二十万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在此期间，珠江流域的东江、北江，长江流域的湘江、赣江以及钱塘江流域，都出现了大雨和灾情。4月东江春雨如拨，江水暴涨，上游沿岸各乡市一片汪洋中。北江的洪水，冲破了始兴、曲江、英德、清远等县的坪堤，从这些县一直向南漫向广州城郊。江西自从4月21日后，淫雨通霄达旦,5月赣江大堤演决多处，暴涨的都阳湖水也四处泛溢，漫卷沿湖千余里妙。但是，这些大灾前奏的险情，丝毫没有引起蒋介石政权的注意。

6月下旬，正当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涝沱之时，身兼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于?l } u亲往南昌”主持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环围剿”。他往返于南城、南丰、广昌等地‘督战”，历时一个半月.江淮流域正是在此期间遭到了大面积的水灾。

8月17日，也就是汉口市最后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从南昌飞上海，为宋氏母丧执纬。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应钦从南昌发来的“促请赴赣督剿”的急电。当天又匆匆乘舰再赴南昌。他坐在这条战舰上，“由苏而皖，自赣而鄂，上千里”地转了一转，算是对灾区的“视察"!25日，蒋跑到汉口，9月1日发表了一通《呼吁饵乱救灾》的电文。这篇奇文的重点在所谓“饵乱”，悍然宣布“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同时又对在广州召集“非常会议”的国民党反蒋派别进行恫吓，制造要“筹划对粤军事”的舆论.而对于大水灾，则声称此属“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将无力更无心防灾抗灾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毋如此呼吁“救灾”，不如说是对“救灾”的讽刺。正是蒋介石政权“不计其他”的内战决策和自上到下的腐败无能，使千百万人民陷入了灭顶之祸。193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难以忘却的创痛。

这一年的6月到8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国性大水灾。超过英国全境，或相当于美国纽约、康涅狄格、新泽西三州面积总和的广裹地域，洪涛滚滚，大地陆沉。大约有四十余万人葬身浊流.正当成百上千万的灾民遭洪水围困，啼饥号寒、辗转流徙的时候，关外又传来了“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短短四个月内，白山黑水，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也是从这一年起，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波东袭中国。中国社会，陷入了内优外患交织1天灾人祸相煎的困境.

这场江淮洪水，属于长历时大范围、后果极其严重的洪水灾害。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金沙、沱江、眠江、涪江、乌江、汉水、洞庭湖水系、都阳湖水系.以及淮河、运河、钱塘江、闽江、珠江，都发生了大洪灾。黄河一下游泛滋.伊河、洛河的洪水为近百年所未见。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也纷纷泛滥成灾。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日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1931年8月24日《申报》)到处洪水横流，灾情.几遍全国。

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公报，全国被灾区域为16省，(这16省是:湖南、安徽、湖北、江苏、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见1931年7月30日《申报》).而从有关挡案、报刊综合统计，遭洪水不同程度波及的省份，当有23个之多。其中受灾最重的地方.是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等八省。




早在18世纪，四川盆地和川陕楚交界地区 .就布满了来自外省的“来人’和“棚户”。川陕楚交界的大巴山区、历来是一个暴雨中心。大批流民进入老林深谷，刀耕火种，无土不垦，古老的植被年复一年地遭到严重破坏。“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魏源集)。长江于流上游和各条支流的灾难性泥沙，垫高了江底，并在中下游地区堆成了大片大片的洲诸。而这些地区的农户为了生存。又纷纷在各片洲诸上筑吁垦田，阻塞水路。

从那时起到本世纪的30年代.由于政治败坏，水利失修，长江的“血管粳塞症”越来越加严重。清末到民国年间，各省为弥补财政拮据，纷纷没立沙田局.不管水道是否通达，而专以出卖沙洲为能事。洞庭、泊阳这两个蓄泄江水的大湖，往昔受水之区，被私人，公司或官方侵占屯垦。芜湖地区作为天然蓄水池的万春、易泰、天成、五丈等湖区，也陆续被官府放垦，成了熟田。一长江的干道也变得越来越浅。20年代以后，吃水稍深的轮船在冬春两季只能从汉口驰到芜湖，芜湖以一下各段，须改用驳船运货。这样，汇集了物华天宝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就丧失了抗早排涝的基本功能。一般而言，近代这个地区_,十日无雨就发生旱灾，四十日以上无雨，赤地千里，禾苗枯搞;而一旦大雨连绵，则江溢湖漫，破坪决堤。








江城巨浸

1931年的《国闻周报》刊登过这样一幅照片:在汉口市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各种船只在通衙大道上往来行驰。“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一这就是汉口陆沉的真实写照。

汉口在清代属夏口县，当汉水入江之口，原来有大片的湖沼地。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筑襄河长堤(汉口背后的张公堤)阻水.在长江沿岸又修筑了刘家庙的护江堤，这两条长堤将往昔的湖沼地带围了起来.逐渐成为闹市。因此.汉口的安危，全系于两堤。这年7月连绵大雨.江水陡涨，武汉江面比平日宽出了好几倍，江汉汇合，涛涛巨浪，几与岸齐。据时人估算，这时如果能投入三十三万元加固堤防，是可以保全市区的(陶直夫，《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新创造》)。但是，武汉的堤防积存金已被国民政府全部抽去打内战,己化为乌有。这时既没有防汛物资。当局又不采取紧急措施，愤怒的长江，对于长期索取而不思补偿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报复。




7月28日，长江洪水从江汉关一带溢出，滚滚注入滨江附近一带的街道。31日，刘家庙北一站湛家矶沿江铁道连溃数口;8月2日单洞门溃决，大水势如奔马般冲向市区.汉口全市除地势高亢的少数地方和防守得力的日本租界之外，都被淹没了。这时江水仍在上涨!14日到17日，川水、襄水交汇而来，自城陵矶到汉口一片汪洋，只有少数山头孤露水面。15日日本租界也被淹没。19日江汉关水位达到53.7英尺（一说53，65英尺)。比1870年8月4日(同治九年七月初八日)汉口最高水位的50.5英尺还要高出3英尺有余，开江汉关建关以来水标的最高记录。汉口市背后，成了浩瀚的大湖，市内水深数尺到丈余，最深处达1.5丈.前此，武昌、汉阳的一些区域也相继被淹.

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夭像火炉似地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入夜全市一片黑暗，蚊蚝鼠蚁，翔集攀缘，与人争地。瘟疫迅速地四处蔓延。

据当局调查，.三镇被淹共十六万.三一余户，受害人口七十八万余人(1931年8月31日申报):还有一件材料说:因水淹不能居住的房屋四千五百户，灾民31万，失业车夫3万，码头苦力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十万.共计44万人生计无着。溺死的约2500人，因瘟疫、饥饿、中暑而死亡的每日约有上千人(《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8卷.第3期第3页)。工厂商店全部停业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天，经济损失已无法挽计，仅市内本国银行在货物押款上受到的损失，就有二百四十万两。这场大水直到9月6日、7日才逐渐退却，但在12月份，滞留武汉的难民仍有十七万五干多人，他们遭到官方的百般刁难，有奸几百个难民当成政治犯而处死。“气候严寒，每日冻毙达百余人。”这些难民惟一可去的地方，就是到街头上四处飘扬的招军旗子下去登记当兵，充当内战的炮灰。这就是当局诸公发明的“以兵代账“。(《新创造，第1卷，第2期，第9,10页。)





这次长江大水，从湖北石首到江苏南通，沿途干支流堤防漫决354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工振报告》，1932年12月)。除武汉被淹外，其他沿江城市也大多遭害。

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7月4 日到12日，大雨涝沱，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全市玻璃碎裂、房屋倒塌、市民惊呼的声音此起彼伏。长江洪流滚滚而下，江面宽达十公里，浪涛高出陆地一至二尺。钟山上的洪水也直泻玄武湖，湖面高于城内。江湖交汇，一齐灌进市区。全市南北尤其是下关，一带遍地都是积水，江湖和秦淮河里的鱼游上了马路。

这个月的下旬仍然大雨不止，23,24日尤甚。洪水破坏了下关的路面，冲毁了这一带四千多家棚户。从中山码头到抱江门，水深过膝.市中心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三牌楼、黄埔路等地，水探达到胸部。城南秦淮河两岸、大石坝街、夫子庙等处，住屋进水，墙倒房塌。

据当时的安徽省政府统计，全省(按:包括淮河流域)受一等灾的有十六个县(1931年9月9日《时报》)，其中十个县是在皖南，这些地区平均田地淹水最深时为11.5英尺，屋内5.3英尺，仅次于湖南;而灾区积水时间则在各省中最长，平均屋内不能居住的日数是62天，其中无为长达114.7天，繁昌、怀宁、贵池、桐城，分别为99天、92.4天、90天和88.2天.因此，全部或绝大部分的田园不仅夏收被毁，而且无法秋种。

对于如此巨灾，南京国民政府只在9月份拨给了三十万元的急振费，但又被省府主席陈调元(此人因密令各县种鸦片收取大烟税而臭名昭著)扣住不发。各县荒政，黑幕重重。11月有人在《皖灾周刊》上悲愤地写道:“政府始终麻木不仁，漠视民命，对于这次救灾工作，一点也不紧张，一毫也不注意。”真要坐等政府许诺的娠粮，灾民们“已经都变成饿俘了”

长江由皖入苏，与太湖水系相毗邻，又形成了两大片灾区。在这次水灾之前，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访问了苏南的一些乡村，写下了她的观感:

村子由七零八落的三房子组成，门前是脏水沟，村民都有

皮肤病，有的.儿童头上长瘫生疮。妇女在池塘的上边洗菜挑

水，在下边倒马桶，粪便.又用作上地肥料。

农民住的茅屋土房，既矮又湿，…木板床上，摆着破烂棉

絮被头.屋子角落里，堆着几件旧式农具。灶屋里面有几口锅斧

〔釜）坎具，蓬头乱发的妇女、姑娘们见我们走近忙藏身在黑屋 子里。

让史沫特莱惊诧的是这些村落中强烈的贫富反差。她访间了二家姓朱的大土豪，“这是一座三面有碉堡式围墙，庄外有壕沟，四面通电网，门户枪眼密布的庄园”。“所有村庄，什么朱家湾、朱家冲，都以朱家取名。土地和农民都属朱家所有”。

农民的生活，停留在被史沫特莱形容的“中世纪”.正是这种农村格局，注定了自发的农民如同无法摆脱封建枷锁一样，也无力对抗天灾的蹂孽。




统计1931年的灾情损失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1930年，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在一次报告中说:“我国统计基础可以说没有，好比民食问题是何等重大，......我国则虽米、麦其生产、消费、分配的大概也茫然不知.娠灾间题是何等重大!然而灾区面积多少，灾民约数几何?竟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国年间各种混乱的灾情报告，深感这番讲话绝非耸人听闻.1931年4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主计处统计局，初步有了一个主办全国数字计算的机构，但是，统计局同其他部门以及各省当局关于这次水灾的统计数据彼此参差，某些同类数据甚至相差很远。比如，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洪水，就也许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精确算出的数字了。这次水灾有很多某些彼此矛盾的数据，如说被灾二百九十个县(一说一百三十一个县〕，死亡三百六十万(一说二十六万五千)，灾民一亿(一说二干五百二十万)，淹田二亿五千五百万亩(一说一亿四千一百三十万亩),根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等当时官方资料的统计:则是受灾县386个,受灾人口5311万,死亡422499人,经济损失二十二亿八干多万元.

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关、盐两税，1931年共为四亿一干一百多万元，只相当于这项损失的1/5.更何况这个政府年年内战，岁岁偿款，弄得库空如洗，债台高筑。政府拿不出钱来办服，只好在连年己发行了备种公债库券九亿元之后，又追加救灾公债八千万元.这笔公债，虽然只相当于水灾总损失的一个零头。但由于所有重要税收，已经在历年发行的各种债款中抵押净尽，市面上债券价格下跌到只有二、三成。政府再强行发行公债，不仅于事无补，还意味着对社会搜刮的加重，并造成了财政收支上一圈又一圈的恶性循环。

在农业各项损失所造成的后果中，对农民威胁最大的是因失收而导致的大面积的饥谨。据有人估计，大水灾中稻的损失约九十亿斤，高粱小米损失约十亿斤。以每人每年需要米面四百斤计.相当于损失了一千八百万人的全年口粮。这一年国民政府从美国订购了救灾小麦四十五万吨，仅相当于粮食损失的9%。这年冬夭有2/3的灾区没有粮食来源。 水灾后的第一个春天，有一百三十一县灾区需要种子三百四十万担，平均每一农户为2.7担，但赤贫如洗的灾民无钱或无处购买，大约有1/3的灾区没有种子来源。（金大调查）


广大灾区的农民，不仅被剥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而且失去了继续生存的能力。这是30年代农业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

1931年，以政治态度“不偏不倚”著称的《东方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盖严格论之，此次水灾，纯系20年来内争之结果，并非偶然之事”。“‘苟无内争，各地水利何至废弃若此。各地水利，苟不如此废弃，纵遇水灾，何至如此之束手无策”。




为了进一步说明国民党当局的内战“有术”而"防灾无策”的事实，找们不妨再引用国民党党史研究机构发表的史料，排列一下蒋介石在这个大灾之年的活动日程表:(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1年6月份,7至9月份)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政权即集中兵力，向红军根据地发动了“围剿”。131年2月到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兵二十万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在此期间，珠江流域的东江、北江，长江流域的湘江、赣江以及钱塘江流域，都出现了大雨和灾情。4月东江春雨如拨，江水暴涨，上游沿岸各乡市一片汪洋中。北江的洪水，冲破了始兴、曲江、英德、清远等县的坪堤，从这些县一直向南漫向广州城郊。江西自从4月21日后，淫雨通霄达旦,5月赣江大堤演决多处，暴涨的都阳湖水也四处泛溢，漫卷沿湖千余里妙。但是，这些大灾前奏的险情，丝毫没有引起蒋介石政权的注意。

6月下旬，正当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涝沱之时，身兼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于?l } u亲往南昌”主持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环围剿”。他往返于南城、南丰、广昌等地‘督战”，历时一个半月.江淮流域正是在此期间遭到了大面积的水灾。

8月17日，也就是汉口市最后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从南昌飞上海，为宋氏母丧执纬。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应钦从南昌发来的“促请赴赣督剿”的急电。当天又匆匆乘舰再赴南昌。他坐在这条战舰上，“由苏而皖，自赣而鄂，上千里”地转了一转，算是对灾区的“视察"!25日，蒋跑到汉口，9月1日发表了一通《呼吁饵乱救灾》的电文。这篇奇文的重点在所谓“饵乱”，悍然宣布“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同时又对在广州召集“非常会议”的国民党反蒋派别进行恫吓，制造要“筹划对粤军事”的舆论.而对于大水灾，则声称此属“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将无力更无心防灾抗灾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毋如此呼吁“救灾”，不如说是对“救灾”的讽刺。正是蒋介石政权“不计其他”的内战决策和自上到下的腐败无能，使千百万人民陷入了灭顶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