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飞：有多少东西和4万亿一样沉重

http://news.sina.com.cn/pl/2008-11-14/085016653123.shtml
　国务院决定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方案，国内外舆论为之震动。《深圳商报》刊载刘伟的评论，称这场类似罗斯福新政的拯救经济行动必将对中国产生长远影响。鲁宁则在《成都商报》上将国务院此次推出的10个方面的措施概称为“国十条”，并认为“国十条”让全社会信心共振。当然，4万亿毕竟不是小钱，有政府的积蓄亦将包括向老百姓的借款，但其本质都是来自全体纳税人的钱。更现实的问题是，这样一笔巨款到底能不能起到拉动增长的作用，在决心、信心之后最终将落实到成效的问题上来。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围绕4万亿资金如何花到点子上，如何花得廉洁高效，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并不多余。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在《东方早报》回顾说，此前中国公路建设高潮中，一度出现每公里公路倒下一个官员的现象，这一轮大规模投资是否会沦为腐败者的盛宴？我们的事前防范和事后监督机制面临严峻考验，而新政落实的关键就在于促民生推转型防贪腐。北京学者马光远对发改委门前“人头攒动”的情景深感忧虑，通过《新京报》呼吁别让游说的人群吹歪了4万亿。他担心某些地方政府通过游说一旦获得投资，很可能将资金用于短期见效快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甚至可能引发上世纪90年代的重复建设和豆腐渣工程。因此，确保4万亿资金能够促进增长，离不开一个确保资金安全的制度框架，以及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

　　重庆、三亚等数个城市先后发生出租车停运事件，在当地政府处置停运事件的进程中舆论多有跟进。《新京报》发表的评论指出，停运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停运成了惟一的表达方式。公权力表现出它应有的谦抑与自省，成为一起骤然而起的社会事件得以平息的主要原因。评论者在对此表示激赏的同时总结说，矛盾处理机制有效因而重庆停运可免。有消息说，重庆方面在事件结束后还要全力调查“操纵出租车停工”的人员，殷国安显然对此持保留意见。他在《燕赵都市报》发文认为，一发生群体性事件，连调查也不需要，立即就断言是背后有少数坏人操纵，这是几十年前阶级斗争的旧式武器。他在文章的标题中问道，重庆政府都道歉了，还要追查停运操纵者吗？

　　随着三亚、甘肃永登出租车步重庆后尘举行停运，《中国青年报》发表曹林的文章认为，这是受到了重庆事件的“激励”。正常途径反映问题无人重视，而一闹领导就会高度重视，动静越大、影响越大，越会触动领导的神经，越能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这是一种非常恶劣、可怕、传染性很强的暗示，政府应当主动化解。而人们也普遍认为，应对出租车停运，举一反三才是上策。能够举一反三的上策，最后必然指向行业模式弊端本身。《上海商报》在社评中反思，“份儿钱太高”是出租汽车行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对于这样一个行业，国有资本有必要大量进入并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吗？如果城市出租车公司以民营和个体为主，单家公司的规模也比较小，充分竞争、自负盈亏，何来“份儿钱”的矛盾？

　　突发事件没有停步于停运。11月7日下午至8日凌晨，深圳市宝安区发生袭警事件，2000余人聚集在宝安区石岩交警中队所在地的大门外，抬尸表威，打砸物品，燃放鞭炮，度过了一个骚乱的夜晚。长平在《东方早报》上向大家分享了他的最新发现：深圳袭警事件中“不明真相的群众”不见了。进而他认为，民主政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明白真相。群众不明真相，政府官员就应被问责，“群众不明真相”更不能成为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政府官员推托责任的理由。11月5日下午，珠海一名司机因工作生活不顺，驾驶一辆泥头车冲入人群，当场造成24人伤亡。熊少游在《新京报》将此事件定义为“一场精神上的矿难”，呼吁人们共同努力让那些潜在的绝望者活在希望之中，从而为“精神矿难”设防。

　　娱乐圈内也有突发事件，臧天朔“进去了”，巩俐“出去了”。对于因《朋友》走红的摇滚歌手臧天朔涉黑被抓，单士兵在《重庆时报》上有“娱乐圈的江湖离黑社会有多远”之问。明星光环的背后，是一个远离庙堂的龙蛇混杂的江湖。而现实注定是不需要江湖的，现实需要法治。电影演员巩俐移民新加坡，引发了不大不小一阵子讨论。共识似乎在于，这是“权利贬值”所形成的出口顺差的一种，中国明星移民外国已经是“一火车一火车”的了，何必在乎多出来的这一个？明星改国籍于我等来说确乎只是“打酱油”一般的事体，但“权利贬值”这档子事却不大能轻松起来。它何时进入升值周期，这很重要。http://news.sina.com.cn/pl/2008-11-14/085016653123.shtml
　国务院决定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方案，国内外舆论为之震动。《深圳商报》刊载刘伟的评论，称这场类似罗斯福新政的拯救经济行动必将对中国产生长远影响。鲁宁则在《成都商报》上将国务院此次推出的10个方面的措施概称为“国十条”，并认为“国十条”让全社会信心共振。当然，4万亿毕竟不是小钱，有政府的积蓄亦将包括向老百姓的借款，但其本质都是来自全体纳税人的钱。更现实的问题是，这样一笔巨款到底能不能起到拉动增长的作用，在决心、信心之后最终将落实到成效的问题上来。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围绕4万亿资金如何花到点子上，如何花得廉洁高效，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并不多余。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在《东方早报》回顾说，此前中国公路建设高潮中，一度出现每公里公路倒下一个官员的现象，这一轮大规模投资是否会沦为腐败者的盛宴？我们的事前防范和事后监督机制面临严峻考验，而新政落实的关键就在于促民生推转型防贪腐。北京学者马光远对发改委门前“人头攒动”的情景深感忧虑，通过《新京报》呼吁别让游说的人群吹歪了4万亿。他担心某些地方政府通过游说一旦获得投资，很可能将资金用于短期见效快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甚至可能引发上世纪90年代的重复建设和豆腐渣工程。因此，确保4万亿资金能够促进增长，离不开一个确保资金安全的制度框架，以及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

　　重庆、三亚等数个城市先后发生出租车停运事件，在当地政府处置停运事件的进程中舆论多有跟进。《新京报》发表的评论指出，停运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停运成了惟一的表达方式。公权力表现出它应有的谦抑与自省，成为一起骤然而起的社会事件得以平息的主要原因。评论者在对此表示激赏的同时总结说，矛盾处理机制有效因而重庆停运可免。有消息说，重庆方面在事件结束后还要全力调查“操纵出租车停工”的人员，殷国安显然对此持保留意见。他在《燕赵都市报》发文认为，一发生群体性事件，连调查也不需要，立即就断言是背后有少数坏人操纵，这是几十年前阶级斗争的旧式武器。他在文章的标题中问道，重庆政府都道歉了，还要追查停运操纵者吗？

　　随着三亚、甘肃永登出租车步重庆后尘举行停运，《中国青年报》发表曹林的文章认为，这是受到了重庆事件的“激励”。正常途径反映问题无人重视，而一闹领导就会高度重视，动静越大、影响越大，越会触动领导的神经，越能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这是一种非常恶劣、可怕、传染性很强的暗示，政府应当主动化解。而人们也普遍认为，应对出租车停运，举一反三才是上策。能够举一反三的上策，最后必然指向行业模式弊端本身。《上海商报》在社评中反思，“份儿钱太高”是出租汽车行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对于这样一个行业，国有资本有必要大量进入并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吗？如果城市出租车公司以民营和个体为主，单家公司的规模也比较小，充分竞争、自负盈亏，何来“份儿钱”的矛盾？

　　突发事件没有停步于停运。11月7日下午至8日凌晨，深圳市宝安区发生袭警事件，2000余人聚集在宝安区石岩交警中队所在地的大门外，抬尸表威，打砸物品，燃放鞭炮，度过了一个骚乱的夜晚。长平在《东方早报》上向大家分享了他的最新发现：深圳袭警事件中“不明真相的群众”不见了。进而他认为，民主政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明白真相。群众不明真相，政府官员就应被问责，“群众不明真相”更不能成为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政府官员推托责任的理由。11月5日下午，珠海一名司机因工作生活不顺，驾驶一辆泥头车冲入人群，当场造成24人伤亡。熊少游在《新京报》将此事件定义为“一场精神上的矿难”，呼吁人们共同努力让那些潜在的绝望者活在希望之中，从而为“精神矿难”设防。

　　娱乐圈内也有突发事件，臧天朔“进去了”，巩俐“出去了”。对于因《朋友》走红的摇滚歌手臧天朔涉黑被抓，单士兵在《重庆时报》上有“娱乐圈的江湖离黑社会有多远”之问。明星光环的背后，是一个远离庙堂的龙蛇混杂的江湖。而现实注定是不需要江湖的，现实需要法治。电影演员巩俐移民新加坡，引发了不大不小一阵子讨论。共识似乎在于，这是“权利贬值”所形成的出口顺差的一种，中国明星移民外国已经是“一火车一火车”的了，何必在乎多出来的这一个？明星改国籍于我等来说确乎只是“打酱油”一般的事体，但“权利贬值”这档子事却不大能轻松起来。它何时进入升值周期，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