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东陵遗恨(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23:05:49
人总会死，在火葬等远未被广泛理解、接受和流行的时候，遗体总得埋起来，这就产生了坟墓。
人是感情的动物，不会让亲人暴露尸野外，亲人逝世躺在地下了，还要以阳间的舒适奢华标准来打理其墓地，仿佛死者还能享受到；人是等级社会的成员，死去是人生的完成，便要以墓葬来总结和证明生前地位；人是万物之灵，天生追求“永恒”、“不朽”，总希望自己的功业、思想、精神乃至于肉体能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人生短暂无法扭转，就把这些企望都交付给了死后的墓葬……
正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情怀和梦想，墓葬，成为凝聚人智慧和财富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沉睡地下的墓地，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墓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源远流长。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山洞上室做为居住地，下室做为葬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墓葬的初步经营；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有南北两处公共墓地，墓葬逐渐形成文化；而在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社会上层分子不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是另外选择地点被安葬于山顶之上，封土积石，形成独具特色的山上积石冢。
一步步地，皇王将相、贵人富豪那宏大、奢华、精美、神秘的墓葬出现了。
为了这些豪华大墓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专为墓葬服务的工种，比如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等；当然，看风水的“地师”就更加兴盛。
在社会财富被大量埋藏于地下墓穴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盗墓。
盗墓是个和人类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犯罪活动：一则侵扰亡魂，侮辱尸体；二则不事生产，窃掠财物。更重要的是，墓葬本身包含了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盗墓活动严重破坏了丧葬文化遗产，使我们本可通过墓葬对历史获得的准确认知无法进行——这也是除了是否非法占有墓穴财物之外，同为刨坟，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
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至今不过100年左右，而盗墓却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当时无一人识得；而被盗的最古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3600年。
盗墓那神话般的暴利，驱使着人们对此“孜孜不倦”。在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里，据说，目前只有3座墓葬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
盗墓者的“智慧”几乎和建墓者一样发达，甚至更高超。他们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坟墓的朝代、墓主的身份等判断墓穴的建设特征、墓内财物的价值，并做出准确的盗掘方案；他们是技术专家，再牢固、凶险的墓地，都能得其门以入。大墓一般四周坚固不可摧，他们就从墓旁往下挖一深井，再横挖一段，然后再向上挖，就从墓室底部进入墓内，这一过程会持续几个月；为了掩护，他们会先在打洞处周边种满高粱之类遮掩，或者在打洞处先买地建上房子罩住。尤其神奇的是，高明的盗墓者能打十几米的深坑而不在地面出现一点挖出的土！
盗墓的工具也是历代盗墓技术的结晶。著名的洛阳铲，由一个外号叫“李鸭子”的人发明于河南这块、历史积淀极其丰厚、墓葬极其丰富的中原大地。这个瓦状的铲子在使劲顿入地下的时候，能带起地层原土，这些原土就包含了比较准确的墓葬线索。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殚精竭虑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狠狠杀伤盗墓者。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为同一死者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72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7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后，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准确的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为既要显身后荣耀、又要对付盗墓贼而踌躇不安。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好办一点，因为除了精心设计的森严的墓室，还可以让后代设立守护机构，派重兵四方把守。
可是，如果这个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灭了，清朝皇帝的陵寝在民国还有那份安全的尊荣吗？
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根据1912年清帝退位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第4条规定：“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可是在民国那个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初步转型、一切都远未成熟的阶段，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寝，又不是革命烈士园陵；从文物保护上说，那个时代能有什么象样的文博事业呢？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帮精英的呵护下能建设成那样，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在北京西南方120公里，与清东陵东西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王爷、公主、阿哥等80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5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面积达78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268年。经过两个世纪又68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不过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电影业可不象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金时代，一部好一点的影片往往拥有亿万观众，其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此案和做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
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就没别人觊觎、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朝东陵下过手吗？
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辞、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词；而在他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
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1100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3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8个营，人数由原来的600名扩展到1000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胆敢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
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400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被迫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东陵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了。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600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王绍义早年当过修墓工匠，从20岁起加入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
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啊！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大帅登场了。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乡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一个保姆带了个男婴逃出河。
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
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非蒋介石“亲生”，孙部粮饷被长期克扣，以至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哗变的危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愁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不进入他的视野都难。
即使不缺钱，只要有机会，孙殿英这种人也不会放过东陵宝藏，何况正缺钱的时候？不过现在他毕竟是有人管的民国军官，而不是绿林游匪，不能说干就干。于是他找到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终于，孙殿英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军饷度过难关！
徐源泉吃惊过后，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真的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向他催命一样催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哼哼哈哈，不表明态。孙殿英知道他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师长谋划起来。
这样，前文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孙殿英进入东陵区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温江，以“剿匪”名义向马福田部发起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马、王二人眼巴巴看着吃不到嘴的东陵宝藏，含恨退走。
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开进陵区。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行封闭。
在以“军事演习”为名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国内外的炸陵盗宝开始了。
陵区内那么多座墓，他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中最为突出，其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安葬时间很近，下葬情况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陵墓容易。
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从来不知地宫入口，此事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是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杀死或活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这也是封建皇权极端凶残的表现。而这个这姜石匠实在命大。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干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活着出去。40多岁的姜石匠几天前乡里人给他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连滚带爬跑回家，这样捡了一条命，并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
60出头的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本来应该对刨慈禧坟感到大快人心的姜石匠就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百般引诱也不起作用。孙殿英火了，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跟那两位老旗人一样经不住用刑死了，还有谁知道墓道入口？于是他转睛一想，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的皮！”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士兵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炸药的千钧神力下，硝烟弥漫中，做为永久性工程的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这群匪兵前，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的神秘陵寝大难临头。
不必去描述地宫宝藏的繁盛与珍贵，中国最顶尖的物质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本都拿着一只大电筒，而在满室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都失去了作用。
所有殉葬宝物很快全部被一抢而空，匪兵又发疯般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然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了。她的嘴里含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她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咯咯两声，慈禧满嘴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她的嘴，宝珠抠出时，她的脸颊也被撕破。
劫取棺内宝物过程中，她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手反扭在身后。
无尽宝藏展开在眼前，众官兵发疯般劫掠着。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在这旷代财富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哪能还能控制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温江向疯狂撕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塞在衣服里，含在嘴里，甚至塞在肛门里……
这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盗墓活动。在那阴森神秘的地下墓穴里会发生什么，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最令人瞠目的传说，可能不是墓内宝物的神奇，而是慈禧太后被奸尸！据说，慈禧棺木打开后，看到她面色如生，肌肤白皙饱满，一名盗墓士兵居然动了兽欲，扯下裤子就要行奸；不料尸身因见空气，瞬间萎缩如鬼，让这个性欲超强的盗墓兵立即败了兴。
最为穷奢极欲的慈禧定东陵盗毕，孙殿英又命去挖清朝最盛时期乾隆皇帝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果然规模更大，更富丽堂皇。开棺之后，死去已129年的乾隆尸身已腐，仅剩发辫和肋骨等。匪兵们同样迅速将满室宝物抢劫一空。
和慈禧墓中不同的是，乾隆是清代最为风雅的皇帝，他的陵寝内还有多幅珍贵字画。匪兵只识金银珠宝，这些艺术珍品被野蛮地毁坏殆尽。
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说顺治帝于生前出家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接着再准备盗康熙的景陵，不料还未挖到地宫，就流出黄水，越流越汹涌，顷刻间地上已积水二尺多深，匪兵们就没敢再继续。
严密封锁着的清东陵内，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7月11日，孙殿英满载而归。
这次疯狂盗掘到底劫走了多少财宝？因为东陵的殉葬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清单，盗后对盗取的宝物也没有详细登记，因此没有准确资料。在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说原准备就地筹集军粮，但他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请遵化县代雇30辆骡马车就成，这样以便他们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遵化县接函还很高兴，立即按孙殿英要求把骡马车备妥。盗出的财宝，把这30辆骡马大车装得满满的。
被盗的乾隆裕陵和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数量，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也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繁丰珍稀。内廷大总管李莲英一直参与其事，他的嗣长子李成武也是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李成武写成《爱月轩笔记》，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人总会死，在火葬等远未被广泛理解、接受和流行的时候，遗体总得埋起来，这就产生了坟墓。
人是感情的动物，不会让亲人暴露尸野外，亲人逝世躺在地下了，还要以阳间的舒适奢华标准来打理其墓地，仿佛死者还能享受到；人是等级社会的成员，死去是人生的完成，便要以墓葬来总结和证明生前地位；人是万物之灵，天生追求“永恒”、“不朽”，总希望自己的功业、思想、精神乃至于肉体能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人生短暂无法扭转，就把这些企望都交付给了死后的墓葬……
正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情怀和梦想，墓葬，成为凝聚人智慧和财富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沉睡地下的墓地，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墓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源远流长。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山洞上室做为居住地，下室做为葬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墓葬的初步经营；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有南北两处公共墓地，墓葬逐渐形成文化；而在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社会上层分子不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是另外选择地点被安葬于山顶之上，封土积石，形成独具特色的山上积石冢。
一步步地，皇王将相、贵人富豪那宏大、奢华、精美、神秘的墓葬出现了。
为了这些豪华大墓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专为墓葬服务的工种，比如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等；当然，看风水的“地师”就更加兴盛。
在社会财富被大量埋藏于地下墓穴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盗墓。
盗墓是个和人类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犯罪活动：一则侵扰亡魂，侮辱尸体；二则不事生产，窃掠财物。更重要的是，墓葬本身包含了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盗墓活动严重破坏了丧葬文化遗产，使我们本可通过墓葬对历史获得的准确认知无法进行——这也是除了是否非法占有墓穴财物之外，同为刨坟，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
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至今不过100年左右，而盗墓却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当时无一人识得；而被盗的最古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3600年。
盗墓那神话般的暴利，驱使着人们对此“孜孜不倦”。在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里，据说，目前只有3座墓葬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
盗墓者的“智慧”几乎和建墓者一样发达，甚至更高超。他们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坟墓的朝代、墓主的身份等判断墓穴的建设特征、墓内财物的价值，并做出准确的盗掘方案；他们是技术专家，再牢固、凶险的墓地，都能得其门以入。大墓一般四周坚固不可摧，他们就从墓旁往下挖一深井，再横挖一段，然后再向上挖，就从墓室底部进入墓内，这一过程会持续几个月；为了掩护，他们会先在打洞处周边种满高粱之类遮掩，或者在打洞处先买地建上房子罩住。尤其神奇的是，高明的盗墓者能打十几米的深坑而不在地面出现一点挖出的土！
盗墓的工具也是历代盗墓技术的结晶。著名的洛阳铲，由一个外号叫“李鸭子”的人发明于河南这块、历史积淀极其丰厚、墓葬极其丰富的中原大地。这个瓦状的铲子在使劲顿入地下的时候，能带起地层原土，这些原土就包含了比较准确的墓葬线索。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殚精竭虑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狠狠杀伤盗墓者。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为同一死者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72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7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后，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准确的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为既要显身后荣耀、又要对付盗墓贼而踌躇不安。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好办一点，因为除了精心设计的森严的墓室，还可以让后代设立守护机构，派重兵四方把守。
可是，如果这个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灭了，清朝皇帝的陵寝在民国还有那份安全的尊荣吗？
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根据1912年清帝退位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第4条规定：“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可是在民国那个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初步转型、一切都远未成熟的阶段，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寝，又不是革命烈士园陵；从文物保护上说，那个时代能有什么象样的文博事业呢？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帮精英的呵护下能建设成那样，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在北京西南方120公里，与清东陵东西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王爷、公主、阿哥等80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5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面积达78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268年。经过两个世纪又68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不过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电影业可不象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金时代，一部好一点的影片往往拥有亿万观众，其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此案和做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
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就没别人觊觎、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朝东陵下过手吗？
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辞、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词；而在他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
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1100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3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8个营，人数由原来的600名扩展到1000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胆敢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
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400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被迫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东陵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了。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600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王绍义早年当过修墓工匠，从20岁起加入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
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啊！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大帅登场了。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乡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一个保姆带了个男婴逃出河。
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
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非蒋介石“亲生”，孙部粮饷被长期克扣，以至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哗变的危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愁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不进入他的视野都难。
即使不缺钱，只要有机会，孙殿英这种人也不会放过东陵宝藏，何况正缺钱的时候？不过现在他毕竟是有人管的民国军官，而不是绿林游匪，不能说干就干。于是他找到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终于，孙殿英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军饷度过难关！
徐源泉吃惊过后，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真的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向他催命一样催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哼哼哈哈，不表明态。孙殿英知道他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师长谋划起来。
这样，前文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孙殿英进入东陵区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温江，以“剿匪”名义向马福田部发起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马、王二人眼巴巴看着吃不到嘴的东陵宝藏，含恨退走。
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开进陵区。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行封闭。
在以“军事演习”为名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国内外的炸陵盗宝开始了。
陵区内那么多座墓，他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中最为突出，其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安葬时间很近，下葬情况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陵墓容易。
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从来不知地宫入口，此事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是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杀死或活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这也是封建皇权极端凶残的表现。而这个这姜石匠实在命大。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干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活着出去。40多岁的姜石匠几天前乡里人给他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连滚带爬跑回家，这样捡了一条命，并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
60出头的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本来应该对刨慈禧坟感到大快人心的姜石匠就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百般引诱也不起作用。孙殿英火了，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跟那两位老旗人一样经不住用刑死了，还有谁知道墓道入口？于是他转睛一想，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的皮！”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士兵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炸药的千钧神力下，硝烟弥漫中，做为永久性工程的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这群匪兵前，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的神秘陵寝大难临头。
不必去描述地宫宝藏的繁盛与珍贵，中国最顶尖的物质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本都拿着一只大电筒，而在满室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都失去了作用。
所有殉葬宝物很快全部被一抢而空，匪兵又发疯般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然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了。她的嘴里含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她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咯咯两声，慈禧满嘴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她的嘴，宝珠抠出时，她的脸颊也被撕破。
劫取棺内宝物过程中，她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手反扭在身后。
无尽宝藏展开在眼前，众官兵发疯般劫掠着。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在这旷代财富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哪能还能控制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温江向疯狂撕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塞在衣服里，含在嘴里，甚至塞在肛门里……
这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盗墓活动。在那阴森神秘的地下墓穴里会发生什么，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最令人瞠目的传说，可能不是墓内宝物的神奇，而是慈禧太后被奸尸！据说，慈禧棺木打开后，看到她面色如生，肌肤白皙饱满，一名盗墓士兵居然动了兽欲，扯下裤子就要行奸；不料尸身因见空气，瞬间萎缩如鬼，让这个性欲超强的盗墓兵立即败了兴。
最为穷奢极欲的慈禧定东陵盗毕，孙殿英又命去挖清朝最盛时期乾隆皇帝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果然规模更大，更富丽堂皇。开棺之后，死去已129年的乾隆尸身已腐，仅剩发辫和肋骨等。匪兵们同样迅速将满室宝物抢劫一空。
和慈禧墓中不同的是，乾隆是清代最为风雅的皇帝，他的陵寝内还有多幅珍贵字画。匪兵只识金银珠宝，这些艺术珍品被野蛮地毁坏殆尽。
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说顺治帝于生前出家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接着再准备盗康熙的景陵，不料还未挖到地宫，就流出黄水，越流越汹涌，顷刻间地上已积水二尺多深，匪兵们就没敢再继续。
严密封锁着的清东陵内，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7月11日，孙殿英满载而归。
这次疯狂盗掘到底劫走了多少财宝？因为东陵的殉葬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清单，盗后对盗取的宝物也没有详细登记，因此没有准确资料。在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说原准备就地筹集军粮，但他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请遵化县代雇30辆骡马车就成，这样以便他们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遵化县接函还很高兴，立即按孙殿英要求把骡马车备妥。盗出的财宝，把这30辆骡马大车装得满满的。
被盗的乾隆裕陵和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数量，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也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繁丰珍稀。内廷大总管李莲英一直参与其事，他的嗣长子李成武也是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李成武写成《爱月轩笔记》，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人是感情的动物，不会让亲人暴露尸野外，亲人逝世躺在地下了，还要以阳间的舒适奢华标准来打理其墓地，仿佛死者还能享受到；人是等级社会的成员，死去是人生的完成，便要以墓葬来总结和证明生前地位；人是万物之灵，天生追求“永恒”、“不朽”，总希望自己的功业、思想、精神乃至于肉体能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人生短暂无法扭转，就把这些企望都交付给了死后的墓葬……
正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情怀和梦想，墓葬，成为凝聚人智慧和财富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沉睡地下的墓地，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墓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源远流长。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山洞上室做为居住地，下室做为葬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墓葬的初步经营；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有南北两处公共墓地，墓葬逐渐形成文化；而在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社会上层分子不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是另外选择地点被安葬于山顶之上，封土积石，形成独具特色的山上积石冢。
一步步地，皇王将相、贵人富豪那宏大、奢华、精美、神秘的墓葬出现了。
为了这些豪华大墓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专为墓葬服务的工种，比如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等；当然，看风水的“地师”就更加兴盛。
在社会财富被大量埋藏于地下墓穴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盗墓。
盗墓是个和人类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犯罪活动：一则侵扰亡魂，侮辱尸体；二则不事生产，窃掠财物。更重要的是，墓葬本身包含了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盗墓活动严重破坏了丧葬文化遗产，使我们本可通过墓葬对历史获得的准确认知无法进行——这也是除了是否非法占有墓穴财物之外，同为刨坟，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
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至今不过100年左右，而盗墓却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当时无一人识得；而被盗的最古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3600年。
盗墓那神话般的暴利，驱使着人们对此“孜孜不倦”。在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里，据说，目前只有3座墓葬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
盗墓者的“智慧”几乎和建墓者一样发达，甚至更高超。他们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坟墓的朝代、墓主的身份等判断墓穴的建设特征、墓内财物的价值，并做出准确的盗掘方案；他们是技术专家，再牢固、凶险的墓地，都能得其门以入。大墓一般四周坚固不可摧，他们就从墓旁往下挖一深井，再横挖一段，然后再向上挖，就从墓室底部进入墓内，这一过程会持续几个月；为了掩护，他们会先在打洞处周边种满高粱之类遮掩，或者在打洞处先买地建上房子罩住。尤其神奇的是，高明的盗墓者能打十几米的深坑而不在地面出现一点挖出的土！
盗墓的工具也是历代盗墓技术的结晶。著名的洛阳铲，由一个外号叫“李鸭子”的人发明于河南这块、历史积淀极其丰厚、墓葬极其丰富的中原大地。这个瓦状的铲子在使劲顿入地下的时候，能带起地层原土，这些原土就包含了比较准确的墓葬线索。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殚精竭虑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狠狠杀伤盗墓者。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为同一死者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72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7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后，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准确的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为既要显身后荣耀、又要对付盗墓贼而踌躇不安。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好办一点，因为除了精心设计的森严的墓室，还可以让后代设立守护机构，派重兵四方把守。
可是，如果这个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灭了，清朝皇帝的陵寝在民国还有那份安全的尊荣吗？
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根据1912年清帝退位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第4条规定：“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可是在民国那个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初步转型、一切都远未成熟的阶段，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寝，又不是革命烈士园陵；从文物保护上说，那个时代能有什么象样的文博事业呢？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帮精英的呵护下能建设成那样，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在北京西南方120公里，与清东陵东西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王爷、公主、阿哥等80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5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面积达78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268年。经过两个世纪又68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不过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电影业可不象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金时代，一部好一点的影片往往拥有亿万观众，其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此案和做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
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就没别人觊觎、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朝东陵下过手吗？
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辞、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词；而在他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
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1100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3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8个营，人数由原来的600名扩展到1000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胆敢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
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400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被迫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东陵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了。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600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王绍义早年当过修墓工匠，从20岁起加入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
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啊！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大帅登场了。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乡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一个保姆带了个男婴逃出河。
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
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非蒋介石“亲生”，孙部粮饷被长期克扣，以至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哗变的危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愁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不进入他的视野都难。
即使不缺钱，只要有机会，孙殿英这种人也不会放过东陵宝藏，何况正缺钱的时候？不过现在他毕竟是有人管的民国军官，而不是绿林游匪，不能说干就干。于是他找到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终于，孙殿英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军饷度过难关！
徐源泉吃惊过后，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真的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向他催命一样催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哼哼哈哈，不表明态。孙殿英知道他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师长谋划起来。
这样，前文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孙殿英进入东陵区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温江，以“剿匪”名义向马福田部发起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马、王二人眼巴巴看着吃不到嘴的东陵宝藏，含恨退走。
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开进陵区。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行封闭。
在以“军事演习”为名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国内外的炸陵盗宝开始了。
陵区内那么多座墓，他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中最为突出，其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安葬时间很近，下葬情况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陵墓容易。
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从来不知地宫入口，此事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是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杀死或活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这也是封建皇权极端凶残的表现。而这个这姜石匠实在命大。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干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活着出去。40多岁的姜石匠几天前乡里人给他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连滚带爬跑回家，这样捡了一条命，并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
60出头的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本来应该对刨慈禧坟感到大快人心的姜石匠就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百般引诱也不起作用。孙殿英火了，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跟那两位老旗人一样经不住用刑死了，还有谁知道墓道入口？于是他转睛一想，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的皮！”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士兵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炸药的千钧神力下，硝烟弥漫中，做为永久性工程的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这群匪兵前，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的神秘陵寝大难临头。
不必去描述地宫宝藏的繁盛与珍贵，中国最顶尖的物质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本都拿着一只大电筒，而在满室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都失去了作用。
所有殉葬宝物很快全部被一抢而空，匪兵又发疯般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然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了。她的嘴里含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她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咯咯两声，慈禧满嘴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她的嘴，宝珠抠出时，她的脸颊也被撕破。
劫取棺内宝物过程中，她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手反扭在身后。
无尽宝藏展开在眼前，众官兵发疯般劫掠着。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在这旷代财富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哪能还能控制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温江向疯狂撕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塞在衣服里，含在嘴里，甚至塞在肛门里……
这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盗墓活动。在那阴森神秘的地下墓穴里会发生什么，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最令人瞠目的传说，可能不是墓内宝物的神奇，而是慈禧太后被奸尸！据说，慈禧棺木打开后，看到她面色如生，肌肤白皙饱满，一名盗墓士兵居然动了兽欲，扯下裤子就要行奸；不料尸身因见空气，瞬间萎缩如鬼，让这个性欲超强的盗墓兵立即败了兴。
最为穷奢极欲的慈禧定东陵盗毕，孙殿英又命去挖清朝最盛时期乾隆皇帝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果然规模更大，更富丽堂皇。开棺之后，死去已129年的乾隆尸身已腐，仅剩发辫和肋骨等。匪兵们同样迅速将满室宝物抢劫一空。
和慈禧墓中不同的是，乾隆是清代最为风雅的皇帝，他的陵寝内还有多幅珍贵字画。匪兵只识金银珠宝，这些艺术珍品被野蛮地毁坏殆尽。
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说顺治帝于生前出家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接着再准备盗康熙的景陵，不料还未挖到地宫，就流出黄水，越流越汹涌，顷刻间地上已积水二尺多深，匪兵们就没敢再继续。
严密封锁着的清东陵内，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7月11日，孙殿英满载而归。
这次疯狂盗掘到底劫走了多少财宝？因为东陵的殉葬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清单，盗后对盗取的宝物也没有详细登记，因此没有准确资料。在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说原准备就地筹集军粮，但他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请遵化县代雇30辆骡马车就成，这样以便他们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遵化县接函还很高兴，立即按孙殿英要求把骡马车备妥。盗出的财宝，把这30辆骡马大车装得满满的。
被盗的乾隆裕陵和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数量，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也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繁丰珍稀。内廷大总管李莲英一直参与其事，他的嗣长子李成武也是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李成武写成《爱月轩笔记》，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人总会死，在火葬等远未被广泛理解、接受和流行的时候，遗体总得埋起来，这就产生了坟墓。
人是感情的动物，不会让亲人暴露尸野外，亲人逝世躺在地下了，还要以阳间的舒适奢华标准来打理其墓地，仿佛死者还能享受到；人是等级社会的成员，死去是人生的完成，便要以墓葬来总结和证明生前地位；人是万物之灵，天生追求“永恒”、“不朽”，总希望自己的功业、思想、精神乃至于肉体能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人生短暂无法扭转，就把这些企望都交付给了死后的墓葬……
正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情怀和梦想，墓葬，成为凝聚人智慧和财富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沉睡地下的墓地，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墓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源远流长。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山洞上室做为居住地，下室做为葬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墓葬的初步经营；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有南北两处公共墓地，墓葬逐渐形成文化；而在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社会上层分子不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是另外选择地点被安葬于山顶之上，封土积石，形成独具特色的山上积石冢。
一步步地，皇王将相、贵人富豪那宏大、奢华、精美、神秘的墓葬出现了。
为了这些豪华大墓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专为墓葬服务的工种，比如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等；当然，看风水的“地师”就更加兴盛。
在社会财富被大量埋藏于地下墓穴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盗墓。
盗墓是个和人类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犯罪活动：一则侵扰亡魂，侮辱尸体；二则不事生产，窃掠财物。更重要的是，墓葬本身包含了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盗墓活动严重破坏了丧葬文化遗产，使我们本可通过墓葬对历史获得的准确认知无法进行——这也是除了是否非法占有墓穴财物之外，同为刨坟，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
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至今不过100年左右，而盗墓却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当时无一人识得；而被盗的最古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3600年。
盗墓那神话般的暴利，驱使着人们对此“孜孜不倦”。在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里，据说，目前只有3座墓葬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
盗墓者的“智慧”几乎和建墓者一样发达，甚至更高超。他们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坟墓的朝代、墓主的身份等判断墓穴的建设特征、墓内财物的价值，并做出准确的盗掘方案；他们是技术专家，再牢固、凶险的墓地，都能得其门以入。大墓一般四周坚固不可摧，他们就从墓旁往下挖一深井，再横挖一段，然后再向上挖，就从墓室底部进入墓内，这一过程会持续几个月；为了掩护，他们会先在打洞处周边种满高粱之类遮掩，或者在打洞处先买地建上房子罩住。尤其神奇的是，高明的盗墓者能打十几米的深坑而不在地面出现一点挖出的土！
盗墓的工具也是历代盗墓技术的结晶。著名的洛阳铲，由一个外号叫“李鸭子”的人发明于河南这块、历史积淀极其丰厚、墓葬极其丰富的中原大地。这个瓦状的铲子在使劲顿入地下的时候，能带起地层原土，这些原土就包含了比较准确的墓葬线索。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殚精竭虑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狠狠杀伤盗墓者。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为同一死者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72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7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后，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准确的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为既要显身后荣耀、又要对付盗墓贼而踌躇不安。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好办一点，因为除了精心设计的森严的墓室，还可以让后代设立守护机构，派重兵四方把守。
可是，如果这个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灭了，清朝皇帝的陵寝在民国还有那份安全的尊荣吗？
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根据1912年清帝退位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第4条规定：“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可是在民国那个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初步转型、一切都远未成熟的阶段，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寝，又不是革命烈士园陵；从文物保护上说，那个时代能有什么象样的文博事业呢？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帮精英的呵护下能建设成那样，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在北京西南方120公里，与清东陵东西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王爷、公主、阿哥等80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5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面积达78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268年。经过两个世纪又68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不过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电影业可不象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金时代，一部好一点的影片往往拥有亿万观众，其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此案和做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
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就没别人觊觎、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朝东陵下过手吗？
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辞、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词；而在他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
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1100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3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8个营，人数由原来的600名扩展到1000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胆敢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
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400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被迫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东陵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了。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600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王绍义早年当过修墓工匠，从20岁起加入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
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啊！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大帅登场了。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乡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一个保姆带了个男婴逃出河。
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
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非蒋介石“亲生”，孙部粮饷被长期克扣，以至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哗变的危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愁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不进入他的视野都难。
即使不缺钱，只要有机会，孙殿英这种人也不会放过东陵宝藏，何况正缺钱的时候？不过现在他毕竟是有人管的民国军官，而不是绿林游匪，不能说干就干。于是他找到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终于，孙殿英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军饷度过难关！
徐源泉吃惊过后，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真的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向他催命一样催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哼哼哈哈，不表明态。孙殿英知道他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师长谋划起来。
这样，前文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孙殿英进入东陵区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温江，以“剿匪”名义向马福田部发起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马、王二人眼巴巴看着吃不到嘴的东陵宝藏，含恨退走。
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开进陵区。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行封闭。
在以“军事演习”为名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国内外的炸陵盗宝开始了。
陵区内那么多座墓，他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中最为突出，其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安葬时间很近，下葬情况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陵墓容易。
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从来不知地宫入口，此事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是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杀死或活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这也是封建皇权极端凶残的表现。而这个这姜石匠实在命大。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干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活着出去。40多岁的姜石匠几天前乡里人给他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连滚带爬跑回家，这样捡了一条命，并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
60出头的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本来应该对刨慈禧坟感到大快人心的姜石匠就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百般引诱也不起作用。孙殿英火了，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跟那两位老旗人一样经不住用刑死了，还有谁知道墓道入口？于是他转睛一想，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的皮！”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士兵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炸药的千钧神力下，硝烟弥漫中，做为永久性工程的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这群匪兵前，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的神秘陵寝大难临头。
不必去描述地宫宝藏的繁盛与珍贵，中国最顶尖的物质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本都拿着一只大电筒，而在满室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都失去了作用。
所有殉葬宝物很快全部被一抢而空，匪兵又发疯般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然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了。她的嘴里含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她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咯咯两声，慈禧满嘴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她的嘴，宝珠抠出时，她的脸颊也被撕破。
劫取棺内宝物过程中，她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手反扭在身后。
无尽宝藏展开在眼前，众官兵发疯般劫掠着。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在这旷代财富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哪能还能控制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温江向疯狂撕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塞在衣服里，含在嘴里，甚至塞在肛门里……
这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盗墓活动。在那阴森神秘的地下墓穴里会发生什么，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最令人瞠目的传说，可能不是墓内宝物的神奇，而是慈禧太后被奸尸！据说，慈禧棺木打开后，看到她面色如生，肌肤白皙饱满，一名盗墓士兵居然动了兽欲，扯下裤子就要行奸；不料尸身因见空气，瞬间萎缩如鬼，让这个性欲超强的盗墓兵立即败了兴。
最为穷奢极欲的慈禧定东陵盗毕，孙殿英又命去挖清朝最盛时期乾隆皇帝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果然规模更大，更富丽堂皇。开棺之后，死去已129年的乾隆尸身已腐，仅剩发辫和肋骨等。匪兵们同样迅速将满室宝物抢劫一空。
和慈禧墓中不同的是，乾隆是清代最为风雅的皇帝，他的陵寝内还有多幅珍贵字画。匪兵只识金银珠宝，这些艺术珍品被野蛮地毁坏殆尽。
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说顺治帝于生前出家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接着再准备盗康熙的景陵，不料还未挖到地宫，就流出黄水，越流越汹涌，顷刻间地上已积水二尺多深，匪兵们就没敢再继续。
严密封锁着的清东陵内，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7月11日，孙殿英满载而归。
这次疯狂盗掘到底劫走了多少财宝？因为东陵的殉葬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清单，盗后对盗取的宝物也没有详细登记，因此没有准确资料。在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说原准备就地筹集军粮，但他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请遵化县代雇30辆骡马车就成，这样以便他们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遵化县接函还很高兴，立即按孙殿英要求把骡马车备妥。盗出的财宝，把这30辆骡马大车装得满满的。
被盗的乾隆裕陵和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数量，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也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繁丰珍稀。内廷大总管李莲英一直参与其事，他的嗣长子李成武也是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李成武写成《爱月轩笔记》，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这样一个惊天大案发生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孙殿英也提心吊胆，盗墓开始后的第三天，专门派谭温江到北平打探风声，见一片风平浪静；谭温江立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殿英更加放手盗掘。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将定东陵和裕陵洗劫一空，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
在盗墓进行中，东陵附近居民听到两次爆炸的响声。因宣布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在先，人们也未多想，主要是想不到堂堂一个国民军军长竟会动用国家军队，干起土匪盗贼才干的刨坟盗墓之事。
直到8月初，谭温江到北平委托珠宝古董商黄百川销赃，东陵珍宝在市面大量出现，北平警备司令部介入调查，一下就逮捕了谭温江和黄百川。同时，一个叫张歧厚的参加盗宝的士兵在分得一些珠宝后，觉得再不需要当这个兵了，就开小差做逃兵溜回家乡，8月4号他和另2名逃兵在青岛销赃时被抓。
清东陵被大规模盗掘！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将消息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顿时全国哗然，海外震惊。
清王室的总代表、末代皇帝溥仪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寓居天津张园。听到东陵被炸开，祖宗被辱尸，陪葬宝物悉数被盗，溥仪肝胆欲裂，立即传护陵大臣毓彭来责问，毓彭在任上碰到如此惨祸，哪敢去见溥仪，躲起来不见面。溥仪此时早无生杀予夺大权，只能将其开除族籍。
宗师和遗老得知这个噩耗，在溥仪电召下，纷纷赶到张园和溥仪商议对策。众人号啕大哭，然后在张园内设置乾隆和慈禧的灵位，每天祭奠三次。他们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去电要求严查，同时通电各报馆，施加舆论压力。
“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赶赴东陵。到东陵后，所见场景惨不忍睹：陵区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挖掘的痕迹；定东陵地宫内到处是残棺烂木碎衣破衫，珍宝被洗劫一空；慈禧的尸首被扔在地宫的西北角，脸朝下，一手反扭搭在肩上，长发披散开，遍体霉变生了长长一层白毛，且脸部口唇处被撕烂；在乾隆的裕陵，数节白骨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仔细寻找，先后找到5个头骨，发现水中孝仪皇后尸骸一具。被确认为是乾隆的那个头骨下颌碎为两块。
宝瑞臣等痛哭流涕之后安排复葬。原打算按长幼辈序，先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葬慈禧。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清东陵被盗掘，这不仅是清室的损失，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犯罪。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指斥盗陵者乃民族败类，电请国民政府从速查惩主谋。人们马上感到，这一史上“手笔”最大的盗墓行为，必有官方背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则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蒋介石、严锡山迅速行动起来。越是参与人数多的案件越是好查。首先，被逮的逃兵张歧厚供认，“是由军长带着两旅人去的……由军长下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陵炸开……”接着，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到达东陵，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村民中了解到，7月4日到11日间到街上购燃料的军人，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报告，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从马伸桥至马兰峪。
东陵盗宝案至此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派人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重办罪魁，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面和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108颗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2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强大，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当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首领，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立即答应。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先被刨坟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干下盗掘东陵、暴发横财之事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你如果斥责他这是为财迷心窍而破坏古迹的罪行强行辩护，他还有说辞：明十三陵不是就在旁边吗？我咋不盗明陵呢！
还有个传说，也对孙殿英十分有利：说孙殿英驻扎马兰峪后，当地一老道找到他，对他说，“清陵完璧，恐满廷将有复辟之事，汉室危矣。将军急图之！”因此他立即掘了东陵，断了清廷“龙脉”。从此清廷彻底衰微，再不成气候。这当然是好事者的杜撰了。
孙殿英逃脱惩罚，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他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中，开始他倒有好表现，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全国轰动；但1943年又率军投降了日本，当起汉奸；抗战胜利结束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进攻河南汤阴，汤阴守将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筑起五道城防，还是在半个月内即兵败城破，他本人则被活捉。
逍遥法外近20年，这回他终于做了被关押的囚犯。
被捕的孙殿英因军阶高（少将）而受到一定优待。他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吃喝拉撒睡都不离身，因他当年炸清东陵而几乎成为国际名人，二野方面一猜就知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旅长肖永银去审查，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嘛。”孙殿英恭恭敬敬又呆若木鸡，思考半晌又点头哈腰：“兄弟愿献宝，兄弟愿献宝！”
一只箱子里是一个他从慈禧墓里盗出的玉石西瓜，这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礼物；一个箱子里是一支古剑，这支剑是三国赵子龙用过的！肖永银看过后对他说：“孙司令，真对不起，这些宝贝是国家的，必须交公呀！”
孙殿英显出了守财奴相，哀求道：“我太喜欢这两件宝物了，你不知道自从有了这两件宝物在身边，我活着都像有了精神头儿，能不能再让它陪我两天！”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先后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和涉县关押，生活上对他以优待，其间刘伯承特意见了他一面。
因嗜食大烟不能得到满足，加之年老体弱，1947年秋，孙殿英病死。因盗墓而家喻户晓的他，终于自己也走进了坟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老粗出身的武夫，却有一个当了教授的独生儿子孙天义。孙教授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自强不息，出版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8部译作。他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为保护名胜古迹不遗余力。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1933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操纵下粉墨登场，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他3岁登基，3年后在清朝覆灭中退位；12岁又在张勋的一通胡闹中复辟，12天后再次退位。当“满洲国”皇帝，已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登基称帝了。
东陵被盗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再次上台的他极力加强对东陵的守护。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管理非常严格。已被严重破坏、并仍然让无数匪徒盗贼眼红欲滴的清东陵，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散。此时的东陵地区，日本人的统治已经终结，国民党没来得及接收，而八路军也未在此地开展工作：东陵地区再次出现管理真空。
1945年底，一刻也不忘记东陵宝藏的盗贼又开始磨刀霍霍，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个苗头一动，中共冀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但1946年元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玉田、武清，护陵部队紧急开往前线。
庞大、奢华、珍贵的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呵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1928年，马福田、王绍义匪帮正准备掘开陵寝，却为孙殿英盗陵做了嫁衣。孙殿英以围剿马、王盗墓匪帮为极好由头，开进东陵自己大干了一把。马、王被孙殿英击溃后，其团伙做了鸟兽散，但骨干分子一直贼心不死，特别是年轻时当过陵工、熟悉陵寝构造的王绍义。
因溥仪对东陵的严密保护，王绍义多年来无从下手。193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绍义定居东陵附近的新立村，和两个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弹棉花补贴家用。看似金盆洗手的当年匪首王绍义在农家生活之下，依然与周边地痞时通声气，只等机会来临的一天。
护陵部队一撤走，狐狸般灵敏的王绍义一跃而起，抓住这难得的真空缝隙，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盗陵事宜。清东陵一次更大的浩劫就要降临。
王绍义首先串通一帮惯匪、地痞和流氓，以他们为盗陵主力；又勾结地方基层干部为靠山，主要是八路军十七团敌工部部长张尽忠、蓟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等人。张尽忠在抗日中有过不小功劳，但胜利后，在东陵珍宝的巨大诱惑下，被王绍义拉下了水，成为1945年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的主犯之一。
王绍义也考虑到事发后的对策，他没有当年孙殿英恃以自重的军队，就想钻个“法不责众”的空子，拼命发动民众参与。除了素有联系的旧匪外，他串联了包括村民、村干、民兵在内的大批人等，仅附近15个村镇，参加他这次盗陵的就有200多人。
庞大的盗墓大军在王绍义、张尽忠带领下，在明楼内影壁墙下挖开一处洞口，沿石陵而下，然后用炸药炸开石门，入室劫掠如山财宝。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1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花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3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7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19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22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因为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最近的慈禧太后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16两制的旧称称为5斤14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不少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3厘米，宽4厘米，长6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6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6人里有5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10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正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亡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44人，收缴珍宝800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3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5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
在盗墓进行中，东陵附近居民听到两次爆炸的响声。因宣布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在先，人们也未多想，主要是想不到堂堂一个国民军军长竟会动用国家军队，干起土匪盗贼才干的刨坟盗墓之事。
直到8月初，谭温江到北平委托珠宝古董商黄百川销赃，东陵珍宝在市面大量出现，北平警备司令部介入调查，一下就逮捕了谭温江和黄百川。同时，一个叫张歧厚的参加盗宝的士兵在分得一些珠宝后，觉得再不需要当这个兵了，就开小差做逃兵溜回家乡，8月4号他和另2名逃兵在青岛销赃时被抓。
清东陵被大规模盗掘！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将消息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顿时全国哗然，海外震惊。
清王室的总代表、末代皇帝溥仪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寓居天津张园。听到东陵被炸开，祖宗被辱尸，陪葬宝物悉数被盗，溥仪肝胆欲裂，立即传护陵大臣毓彭来责问，毓彭在任上碰到如此惨祸，哪敢去见溥仪，躲起来不见面。溥仪此时早无生杀予夺大权，只能将其开除族籍。
宗师和遗老得知这个噩耗，在溥仪电召下，纷纷赶到张园和溥仪商议对策。众人号啕大哭，然后在张园内设置乾隆和慈禧的灵位，每天祭奠三次。他们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去电要求严查，同时通电各报馆，施加舆论压力。
“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赶赴东陵。到东陵后，所见场景惨不忍睹：陵区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挖掘的痕迹；定东陵地宫内到处是残棺烂木碎衣破衫，珍宝被洗劫一空；慈禧的尸首被扔在地宫的西北角，脸朝下，一手反扭搭在肩上，长发披散开，遍体霉变生了长长一层白毛，且脸部口唇处被撕烂；在乾隆的裕陵，数节白骨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仔细寻找，先后找到5个头骨，发现水中孝仪皇后尸骸一具。被确认为是乾隆的那个头骨下颌碎为两块。
宝瑞臣等痛哭流涕之后安排复葬。原打算按长幼辈序，先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葬慈禧。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清东陵被盗掘，这不仅是清室的损失，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犯罪。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指斥盗陵者乃民族败类，电请国民政府从速查惩主谋。人们马上感到，这一史上“手笔”最大的盗墓行为，必有官方背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则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蒋介石、严锡山迅速行动起来。越是参与人数多的案件越是好查。首先，被逮的逃兵张歧厚供认，“是由军长带着两旅人去的……由军长下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陵炸开……”接着，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到达东陵，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村民中了解到，7月4日到11日间到街上购燃料的军人，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报告，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从马伸桥至马兰峪。
东陵盗宝案至此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派人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重办罪魁，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面和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108颗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2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强大，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当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首领，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立即答应。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先被刨坟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干下盗掘东陵、暴发横财之事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你如果斥责他这是为财迷心窍而破坏古迹的罪行强行辩护，他还有说辞：明十三陵不是就在旁边吗？我咋不盗明陵呢！
还有个传说，也对孙殿英十分有利：说孙殿英驻扎马兰峪后，当地一老道找到他，对他说，“清陵完璧，恐满廷将有复辟之事，汉室危矣。将军急图之！”因此他立即掘了东陵，断了清廷“龙脉”。从此清廷彻底衰微，再不成气候。这当然是好事者的杜撰了。
孙殿英逃脱惩罚，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他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中，开始他倒有好表现，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全国轰动；但1943年又率军投降了日本，当起汉奸；抗战胜利结束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进攻河南汤阴，汤阴守将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筑起五道城防，还是在半个月内即兵败城破，他本人则被活捉。
逍遥法外近20年，这回他终于做了被关押的囚犯。
被捕的孙殿英因军阶高（少将）而受到一定优待。他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吃喝拉撒睡都不离身，因他当年炸清东陵而几乎成为国际名人，二野方面一猜就知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旅长肖永银去审查，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嘛。”孙殿英恭恭敬敬又呆若木鸡，思考半晌又点头哈腰：“兄弟愿献宝，兄弟愿献宝！”
一只箱子里是一个他从慈禧墓里盗出的玉石西瓜，这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礼物；一个箱子里是一支古剑，这支剑是三国赵子龙用过的！肖永银看过后对他说：“孙司令，真对不起，这些宝贝是国家的，必须交公呀！”
孙殿英显出了守财奴相，哀求道：“我太喜欢这两件宝物了，你不知道自从有了这两件宝物在身边，我活着都像有了精神头儿，能不能再让它陪我两天！”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先后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和涉县关押，生活上对他以优待，其间刘伯承特意见了他一面。
因嗜食大烟不能得到满足，加之年老体弱，1947年秋，孙殿英病死。因盗墓而家喻户晓的他，终于自己也走进了坟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老粗出身的武夫，却有一个当了教授的独生儿子孙天义。孙教授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自强不息，出版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8部译作。他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为保护名胜古迹不遗余力。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1933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操纵下粉墨登场，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他3岁登基，3年后在清朝覆灭中退位；12岁又在张勋的一通胡闹中复辟，12天后再次退位。当“满洲国”皇帝，已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登基称帝了。
东陵被盗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再次上台的他极力加强对东陵的守护。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管理非常严格。已被严重破坏、并仍然让无数匪徒盗贼眼红欲滴的清东陵，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散。此时的东陵地区，日本人的统治已经终结，国民党没来得及接收，而八路军也未在此地开展工作：东陵地区再次出现管理真空。
1945年底，一刻也不忘记东陵宝藏的盗贼又开始磨刀霍霍，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个苗头一动，中共冀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但1946年元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玉田、武清，护陵部队紧急开往前线。
庞大、奢华、珍贵的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呵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1928年，马福田、王绍义匪帮正准备掘开陵寝，却为孙殿英盗陵做了嫁衣。孙殿英以围剿马、王盗墓匪帮为极好由头，开进东陵自己大干了一把。马、王被孙殿英击溃后，其团伙做了鸟兽散，但骨干分子一直贼心不死，特别是年轻时当过陵工、熟悉陵寝构造的王绍义。
因溥仪对东陵的严密保护，王绍义多年来无从下手。193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绍义定居东陵附近的新立村，和两个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弹棉花补贴家用。看似金盆洗手的当年匪首王绍义在农家生活之下，依然与周边地痞时通声气，只等机会来临的一天。
护陵部队一撤走，狐狸般灵敏的王绍义一跃而起，抓住这难得的真空缝隙，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盗陵事宜。清东陵一次更大的浩劫就要降临。
王绍义首先串通一帮惯匪、地痞和流氓，以他们为盗陵主力；又勾结地方基层干部为靠山，主要是八路军十七团敌工部部长张尽忠、蓟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等人。张尽忠在抗日中有过不小功劳，但胜利后，在东陵珍宝的巨大诱惑下，被王绍义拉下了水，成为1945年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的主犯之一。
王绍义也考虑到事发后的对策，他没有当年孙殿英恃以自重的军队，就想钻个“法不责众”的空子，拼命发动民众参与。除了素有联系的旧匪外，他串联了包括村民、村干、民兵在内的大批人等，仅附近15个村镇，参加他这次盗陵的就有200多人。
庞大的盗墓大军在王绍义、张尽忠带领下，在明楼内影壁墙下挖开一处洞口，沿石陵而下，然后用炸药炸开石门，入室劫掠如山财宝。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1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花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3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7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19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22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因为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最近的慈禧太后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16两制的旧称称为5斤14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不少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3厘米，宽4厘米，长6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6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6人里有5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10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正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亡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44人，收缴珍宝800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3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5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
断了满清龙脉，甚好: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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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惊天大案发生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孙殿英也提心吊胆，盗墓开始后的第三天，专门派谭温江到北平打探风声，见一片风平浪静；谭温江立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殿英更加放手盗掘。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将定东陵和裕陵洗劫一空，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
在盗墓进行中，东陵附近居民听到两次爆炸的响声。因宣布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在先，人们也未多想，主要是想不到堂堂一个国民军军长竟会动用国家军队，干起土匪盗贼才干的刨坟盗墓之事。
直到8月初，谭温江到北平委托珠宝古董商黄百川销赃，东陵珍宝在市面大量出现，北平警备司令部介入调查，一下就逮捕了谭温江和黄百川。同时，一个叫张歧厚的参加盗宝的士兵在分得一些珠宝后，觉得再不需要当这个兵了，就开小差做逃兵溜回家乡，8月4号他和另2名逃兵在青岛销赃时被抓。
清东陵被大规模盗掘！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将消息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顿时全国哗然，海外震惊。
清王室的总代表、末代皇帝溥仪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寓居天津张园。听到东陵被炸开，祖宗被辱尸，陪葬宝物悉数被盗，溥仪肝胆欲裂，立即传护陵大臣毓彭来责问，毓彭在任上碰到如此惨祸，哪敢去见溥仪，躲起来不见面。溥仪此时早无生杀予夺大权，只能将其开除族籍。
宗师和遗老得知这个噩耗，在溥仪电召下，纷纷赶到张园和溥仪商议对策。众人号啕大哭，然后在张园内设置乾隆和慈禧的灵位，每天祭奠三次。他们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去电要求严查，同时通电各报馆，施加舆论压力。
“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赶赴东陵。到东陵后，所见场景惨不忍睹：陵区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挖掘的痕迹；定东陵地宫内到处是残棺烂木碎衣破衫，珍宝被洗劫一空；慈禧的尸首被扔在地宫的西北角，脸朝下，一手反扭搭在肩上，长发披散开，遍体霉变生了长长一层白毛，且脸部口唇处被撕烂；在乾隆的裕陵，数节白骨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仔细寻找，先后找到5个头骨，发现水中孝仪皇后尸骸一具。被确认为是乾隆的那个头骨下颌碎为两块。
宝瑞臣等痛哭流涕之后安排复葬。原打算按长幼辈序，先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葬慈禧。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清东陵被盗掘，这不仅是清室的损失，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犯罪。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指斥盗陵者乃民族败类，电请国民政府从速查惩主谋。人们马上感到，这一史上“手笔”最大的盗墓行为，必有官方背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则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蒋介石、严锡山迅速行动起来。越是参与人数多的案件越是好查。首先，被逮的逃兵张歧厚供认，“是由军长带着两旅人去的……由军长下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陵炸开……”接着，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到达东陵，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村民中了解到，7月4日到11日间到街上购燃料的军人，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报告，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从马伸桥至马兰峪。
东陵盗宝案至此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派人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重办罪魁，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面和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108颗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2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强大，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当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首领，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立即答应。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先被刨坟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干下盗掘东陵、暴发横财之事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你如果斥责他这是为财迷心窍而破坏古迹的罪行强行辩护，他还有说辞：明十三陵不是就在旁边吗？我咋不盗明陵呢！
还有个传说，也对孙殿英十分有利：说孙殿英驻扎马兰峪后，当地一老道找到他，对他说，“清陵完璧，恐满廷将有复辟之事，汉室危矣。将军急图之！”因此他立即掘了东陵，断了清廷“龙脉”。从此清廷彻底衰微，再不成气候。这当然是好事者的杜撰了。
孙殿英逃脱惩罚，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他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中，开始他倒有好表现，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全国轰动；但1943年又率军投降了日本，当起汉奸；抗战胜利结束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进攻河南汤阴，汤阴守将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筑起五道城防，还是在半个月内即兵败城破，他本人则被活捉。
逍遥法外近20年，这回他终于做了被关押的囚犯。
被捕的孙殿英因军阶高（少将）而受到一定优待。他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吃喝拉撒睡都不离身，因他当年炸清东陵而几乎成为国际名人，二野方面一猜就知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旅长肖永银去审查，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嘛。”孙殿英恭恭敬敬又呆若木鸡，思考半晌又点头哈腰：“兄弟愿献宝，兄弟愿献宝！”
一只箱子里是一个他从慈禧墓里盗出的玉石西瓜，这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礼物；一个箱子里是一支古剑，这支剑是三国赵子龙用过的！肖永银看过后对他说：“孙司令，真对不起，这些宝贝是国家的，必须交公呀！”
孙殿英显出了守财奴相，哀求道：“我太喜欢这两件宝物了，你不知道自从有了这两件宝物在身边，我活着都像有了精神头儿，能不能再让它陪我两天！”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先后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和涉县关押，生活上对他以优待，其间刘伯承特意见了他一面。
因嗜食大烟不能得到满足，加之年老体弱，1947年秋，孙殿英病死。因盗墓而家喻户晓的他，终于自己也走进了坟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老粗出身的武夫，却有一个当了教授的独生儿子孙天义。孙教授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自强不息，出版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8部译作。他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为保护名胜古迹不遗余力。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1933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操纵下粉墨登场，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他3岁登基，3年后在清朝覆灭中退位；12岁又在张勋的一通胡闹中复辟，12天后再次退位。当“满洲国”皇帝，已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登基称帝了。
东陵被盗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再次上台的他极力加强对东陵的守护。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管理非常严格。已被严重破坏、并仍然让无数匪徒盗贼眼红欲滴的清东陵，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散。此时的东陵地区，日本人的统治已经终结，国民党没来得及接收，而八路军也未在此地开展工作：东陵地区再次出现管理真空。
1945年底，一刻也不忘记东陵宝藏的盗贼又开始磨刀霍霍，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个苗头一动，中共冀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但1946年元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玉田、武清，护陵部队紧急开往前线。
庞大、奢华、珍贵的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呵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1928年，马福田、王绍义匪帮正准备掘开陵寝，却为孙殿英盗陵做了嫁衣。孙殿英以围剿马、王盗墓匪帮为极好由头，开进东陵自己大干了一把。马、王被孙殿英击溃后，其团伙做了鸟兽散，但骨干分子一直贼心不死，特别是年轻时当过陵工、熟悉陵寝构造的王绍义。
因溥仪对东陵的严密保护，王绍义多年来无从下手。193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绍义定居东陵附近的新立村，和两个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弹棉花补贴家用。看似金盆洗手的当年匪首王绍义在农家生活之下，依然与周边地痞时通声气，只等机会来临的一天。
护陵部队一撤走，狐狸般灵敏的王绍义一跃而起，抓住这难得的真空缝隙，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盗陵事宜。清东陵一次更大的浩劫就要降临。
王绍义首先串通一帮惯匪、地痞和流氓，以他们为盗陵主力；又勾结地方基层干部为靠山，主要是八路军十七团敌工部部长张尽忠、蓟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等人。张尽忠在抗日中有过不小功劳，但胜利后，在东陵珍宝的巨大诱惑下，被王绍义拉下了水，成为1945年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的主犯之一。
王绍义也考虑到事发后的对策，他没有当年孙殿英恃以自重的军队，就想钻个“法不责众”的空子，拼命发动民众参与。除了素有联系的旧匪外，他串联了包括村民、村干、民兵在内的大批人等，仅附近15个村镇，参加他这次盗陵的就有200多人。
庞大的盗墓大军在王绍义、张尽忠带领下，在明楼内影壁墙下挖开一处洞口，沿石陵而下，然后用炸药炸开石门，入室劫掠如山财宝。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1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花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3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7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19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22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因为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最近的慈禧太后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16两制的旧称称为5斤14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不少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3厘米，宽4厘米，长6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6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6人里有5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10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正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亡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44人，收缴珍宝800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3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5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
在盗墓进行中，东陵附近居民听到两次爆炸的响声。因宣布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在先，人们也未多想，主要是想不到堂堂一个国民军军长竟会动用国家军队，干起土匪盗贼才干的刨坟盗墓之事。
直到8月初，谭温江到北平委托珠宝古董商黄百川销赃，东陵珍宝在市面大量出现，北平警备司令部介入调查，一下就逮捕了谭温江和黄百川。同时，一个叫张歧厚的参加盗宝的士兵在分得一些珠宝后，觉得再不需要当这个兵了，就开小差做逃兵溜回家乡，8月4号他和另2名逃兵在青岛销赃时被抓。
清东陵被大规模盗掘！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将消息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顿时全国哗然，海外震惊。
清王室的总代表、末代皇帝溥仪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寓居天津张园。听到东陵被炸开，祖宗被辱尸，陪葬宝物悉数被盗，溥仪肝胆欲裂，立即传护陵大臣毓彭来责问，毓彭在任上碰到如此惨祸，哪敢去见溥仪，躲起来不见面。溥仪此时早无生杀予夺大权，只能将其开除族籍。
宗师和遗老得知这个噩耗，在溥仪电召下，纷纷赶到张园和溥仪商议对策。众人号啕大哭，然后在张园内设置乾隆和慈禧的灵位，每天祭奠三次。他们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去电要求严查，同时通电各报馆，施加舆论压力。
“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赶赴东陵。到东陵后，所见场景惨不忍睹：陵区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挖掘的痕迹；定东陵地宫内到处是残棺烂木碎衣破衫，珍宝被洗劫一空；慈禧的尸首被扔在地宫的西北角，脸朝下，一手反扭搭在肩上，长发披散开，遍体霉变生了长长一层白毛，且脸部口唇处被撕烂；在乾隆的裕陵，数节白骨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仔细寻找，先后找到5个头骨，发现水中孝仪皇后尸骸一具。被确认为是乾隆的那个头骨下颌碎为两块。
宝瑞臣等痛哭流涕之后安排复葬。原打算按长幼辈序，先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葬慈禧。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清东陵被盗掘，这不仅是清室的损失，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犯罪。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指斥盗陵者乃民族败类，电请国民政府从速查惩主谋。人们马上感到，这一史上“手笔”最大的盗墓行为，必有官方背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则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蒋介石、严锡山迅速行动起来。越是参与人数多的案件越是好查。首先，被逮的逃兵张歧厚供认，“是由军长带着两旅人去的……由军长下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陵炸开……”接着，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到达东陵，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村民中了解到，7月4日到11日间到街上购燃料的军人，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报告，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从马伸桥至马兰峪。
东陵盗宝案至此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派人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重办罪魁，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面和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108颗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2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强大，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当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首领，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立即答应。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先被刨坟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干下盗掘东陵、暴发横财之事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你如果斥责他这是为财迷心窍而破坏古迹的罪行强行辩护，他还有说辞：明十三陵不是就在旁边吗？我咋不盗明陵呢！
还有个传说，也对孙殿英十分有利：说孙殿英驻扎马兰峪后，当地一老道找到他，对他说，“清陵完璧，恐满廷将有复辟之事，汉室危矣。将军急图之！”因此他立即掘了东陵，断了清廷“龙脉”。从此清廷彻底衰微，再不成气候。这当然是好事者的杜撰了。
孙殿英逃脱惩罚，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他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中，开始他倒有好表现，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全国轰动；但1943年又率军投降了日本，当起汉奸；抗战胜利结束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进攻河南汤阴，汤阴守将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筑起五道城防，还是在半个月内即兵败城破，他本人则被活捉。
逍遥法外近20年，这回他终于做了被关押的囚犯。
被捕的孙殿英因军阶高（少将）而受到一定优待。他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吃喝拉撒睡都不离身，因他当年炸清东陵而几乎成为国际名人，二野方面一猜就知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旅长肖永银去审查，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嘛。”孙殿英恭恭敬敬又呆若木鸡，思考半晌又点头哈腰：“兄弟愿献宝，兄弟愿献宝！”
一只箱子里是一个他从慈禧墓里盗出的玉石西瓜，这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礼物；一个箱子里是一支古剑，这支剑是三国赵子龙用过的！肖永银看过后对他说：“孙司令，真对不起，这些宝贝是国家的，必须交公呀！”
孙殿英显出了守财奴相，哀求道：“我太喜欢这两件宝物了，你不知道自从有了这两件宝物在身边，我活着都像有了精神头儿，能不能再让它陪我两天！”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先后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和涉县关押，生活上对他以优待，其间刘伯承特意见了他一面。
因嗜食大烟不能得到满足，加之年老体弱，1947年秋，孙殿英病死。因盗墓而家喻户晓的他，终于自己也走进了坟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老粗出身的武夫，却有一个当了教授的独生儿子孙天义。孙教授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自强不息，出版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8部译作。他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为保护名胜古迹不遗余力。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1933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操纵下粉墨登场，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他3岁登基，3年后在清朝覆灭中退位；12岁又在张勋的一通胡闹中复辟，12天后再次退位。当“满洲国”皇帝，已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登基称帝了。
东陵被盗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再次上台的他极力加强对东陵的守护。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管理非常严格。已被严重破坏、并仍然让无数匪徒盗贼眼红欲滴的清东陵，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散。此时的东陵地区，日本人的统治已经终结，国民党没来得及接收，而八路军也未在此地开展工作：东陵地区再次出现管理真空。
1945年底，一刻也不忘记东陵宝藏的盗贼又开始磨刀霍霍，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个苗头一动，中共冀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但1946年元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玉田、武清，护陵部队紧急开往前线。
庞大、奢华、珍贵的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呵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1928年，马福田、王绍义匪帮正准备掘开陵寝，却为孙殿英盗陵做了嫁衣。孙殿英以围剿马、王盗墓匪帮为极好由头，开进东陵自己大干了一把。马、王被孙殿英击溃后，其团伙做了鸟兽散，但骨干分子一直贼心不死，特别是年轻时当过陵工、熟悉陵寝构造的王绍义。
因溥仪对东陵的严密保护，王绍义多年来无从下手。193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绍义定居东陵附近的新立村，和两个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弹棉花补贴家用。看似金盆洗手的当年匪首王绍义在农家生活之下，依然与周边地痞时通声气，只等机会来临的一天。
护陵部队一撤走，狐狸般灵敏的王绍义一跃而起，抓住这难得的真空缝隙，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盗陵事宜。清东陵一次更大的浩劫就要降临。
王绍义首先串通一帮惯匪、地痞和流氓，以他们为盗陵主力；又勾结地方基层干部为靠山，主要是八路军十七团敌工部部长张尽忠、蓟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等人。张尽忠在抗日中有过不小功劳，但胜利后，在东陵珍宝的巨大诱惑下，被王绍义拉下了水，成为1945年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的主犯之一。
王绍义也考虑到事发后的对策，他没有当年孙殿英恃以自重的军队，就想钻个“法不责众”的空子，拼命发动民众参与。除了素有联系的旧匪外，他串联了包括村民、村干、民兵在内的大批人等，仅附近15个村镇，参加他这次盗陵的就有200多人。
庞大的盗墓大军在王绍义、张尽忠带领下，在明楼内影壁墙下挖开一处洞口，沿石陵而下，然后用炸药炸开石门，入室劫掠如山财宝。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1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花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3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7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19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22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因为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最近的慈禧太后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16两制的旧称称为5斤14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不少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3厘米，宽4厘米，长6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6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6人里有5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10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正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亡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44人，收缴珍宝800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3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5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