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这回为啥兔子在南海要强硬了)战后东亚秩序与中 ...

                                  战后东亚秩序与中日关系的症结  

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钓鱼岛争端三种主张

对于如何解决“钓鱼岛争端”，目前有三种主张比较流行：一是强调意志不可动摇、自夸大国强势发展的“战争决定论”；二是批评美日相互利用、认为本质上是中美较量的“美国决定论”；三是嘲笑日本焦虑不堪、自信中国再发展下去将“不战而胜”的“未来决定论”。

“战争决定论”本来就是空想。因为否认“搁置主权争议共识”已经破坏了中日邦交存在的前提，然而事实上一直连含义确凿的外交警告都没有，所以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而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经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确立了战争责任、战争犯罪的概念，“反人道罪”、“反和平罪”定义的战争违法化即正义和平的国际政治价值观形成。由于战后美国的冷战政治现实主义思维崛起，理想论的正义和平难以实现，但制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形式主义和平秩序得以成立——战争手段不能达到改变领土境界现状的目的，这种最低限度和平秩序规则已经为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印战争、中越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等一系列局部战争的结果所证明。因此应该认识到，战后国际政治进入了真正的“外交时代”，即国际秩序、外交关系、领土调整的和平变革，低度的、指标清晰的“和平秩序”而不是高度的、辩证烦琐的“正义和平”成为大国政治的价值底线。中日关系的“难免一战论”其实最符合日本宣传“中国威胁”、强化日美同盟、推进修宪扩军从而逃避“钓鱼岛问题”谈判的需要，也符合美国遏制冲绳的反军事基地运动、向日本出售军备的需要。而最为要害者，“钓鱼岛危机”的核心论点在于是否存在“搁置主权争议共识”，本来可以通过共同研究和外交谈判给以澄清，简单的“战争决定论”会恶化国际政治环境、丧失国际道义支持。

“美国决定论”有两种对立的含义：一是期待美国节制日本对中国的“挑衅”，一是坚持与美国对决的“大国”想象。这两种含义都是缺乏战后历史的实证认知所导致的错误战略心理暗示：前者来自为美国霸权地位奔走的冷战外交家的诱导，后者来自革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论”强迫，徒增对美国或俄国的依赖并因此付出相应的政治经济代价，历史已经证明不能解决中国的外交难题而反使其复杂化。二战期间，美国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盟国领导作用；战后美国虽然与“一边倒”向苏联的新中国热战、冷战，但事实证明也是中国可以交往的伙伴——但中国需要有精于谈判的外交能力和被尊敬的国家品格。总之，与美国对决既有违历史经验，也缺乏现实理性。然而，依赖美国也不能实现中日关系的尊严、利益愿望；因为美国是庇护日本逃避战争责任之战后冷战政治秩序的主宰，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乃美国利益机制的东亚冷战陷阱，除非当事国有外交能力挣脱，否则美国将继续作为“战略平衡”者从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冷战关系操作中通吃“和平均势维持费”。也就是说，“以夷制夷”之类的“战略想象”往往自投罗网，以能力负责任的民族国家主体性才是实现尊严、利益的前提。

至于“未来决定论”更缺乏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解，实质上是不顾危机化事实而自欺的“单方面继续搁置主义”。这只能更加诱发日本的海洋岛屿利益进取心，使得中日关系越来越难以收拾。而难以收拾可能到什么程度呢？日本下决心独占钓鱼岛。最近，日本媒体报道了一位退休舰队司令和一位曾经担驻华外交官的咨询公司代表的对论，前者谈以日美同盟坚守遏制中国的防卫线，后者说他已经向日本企业提议“确保万一的逃脱路线”，那就是“全体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必须持有外国航空公司飞日本以外目的地的日期开放机票”。很显然，在一方面争取美国明确支持、一方面部署“离岛防卫”以求不战而胜的同时，也并非不对“万一”做准备。相对照之下，中国论者沾沾自喜于“大国崛起”的骄傲前途何其颟顸，被诱导去高谈阔论日本修宪、翻案之类的“复活军国主义”命题何其糊涂！他们在事实上忽视了“钓鱼岛危机”这一中日关系“真问题”，而回避“真问题”的解决正是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

构建双方谈判的新协议框架

那么，化解“钓鱼岛危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一年多来的种种事实已经很清楚，解决问题唯有通过外交谈判缔结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和平条约一途。

外交谈判是国家间从知识生产、国际传播到外交议程设置的有组织行动能力竞争，而这种能力的核心就是把握事实真相的实证研究即知识生产能力，决定着蒙昧或文明、主体性健全或被诱导牵制的程度。具体到当下的中日关系，则要求在历史过程研究和社会科学分析的自觉意义上理解“钓鱼岛问题”及其危机化原理；在这种知识建构和战略反思的基础上革新对日外交体制和观念，重建具有国际法文明性质的中日关系。

中日谈判最早涉及钓鱼岛海域是1955年签署的民间性质《中日关于黄海、东海渔业的协定》，其后可见于邦交正常化之后1975年政府间《中日渔业协定》，中方划定“北纬27度以南”（一度为“北纬29度以南”）的“军事作战区”，劝告日本渔船不要进入，日方承诺“贯彻”。所谓“北纬27度以南”，包括钓鱼岛海域。直到1997年的《中日渔业协定》，中方才撤销了“军事作战区”，双方以交换信件的方式确认：在“北纬27度以南”海域，不将本国有关渔业的法令适用于对方。也就是说，双方渔船都可以进入钓鱼岛海域，各自管理本国的渔船，反映着“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资源”的原则。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直接论及到“钓鱼岛问题”，但回避了主权争议，当时田中角荣首相对周恩来总理承诺“以后再说”是“搁置争议”共识的原始表述。此后，虽然双方间或表明主权主张，甚至偶有民间人士登岛，但大致保持着“无人岛”、无占据状态，即政府不采取有组织的占有行动，表明了对“搁置主权争议共识”的默守；1979年还进行过“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资源”性质的研讨。然而，到了中国陷入外交孤立、经济虽被制裁却越发依赖外资的1990年代，处于有利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日本尝试打破共识，间歇性发作的“钓鱼岛问题”开始刺激出“领土民族主义”对峙的中日关系危机。1996年9月11日，针对中国驻日大使就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修建灯塔向外务省提出的交涉，日本外务次官断然否认中国大使所称“曾经达成暂时搁置”的“共识论”，作出“是日本固有领土”、“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理”的强硬主张。这一正式的“共识否认”在2010年10月形成日本政府的内阁决议，到2012年更进一步落实于“国有化”行动，是为打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提的“钓鱼岛事变”。如此，只要日本不与中国谈判澄清“搁置主权争议共识”的真相，“疑似政治绝交”的中日关系“不正常”状态就难以改善。而对于中国来说尤其紧迫的是，如果不尽早设置谈判化解“钓鱼岛危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外交议程，一旦日本方面作出某种进一步打破现状的实质性行动，挽救中日邦交回归“正常化”轨道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并且，在2013年5月“日台渔业协议”生效以后，日本方面有放开限制其渔船进入钓鱼岛“领海”之势，造成和积累一种只有日本渔船在其海警护卫下能够进入“领海”而中国大陆、台湾两方面都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事实。尤其在日本保守政治经过调整形成强势政府以后，随着日美同盟的强化和“离岛防卫”的部署，以某种借口尝试打破事实上脆弱的“钓鱼岛现状”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钓鱼岛危机”的长期化无情地瓦解了“友好”大局，中日关系更因外交机能不全而急速冷战化，形成日本借助日美同盟强势压迫中国的局面，这就是“钓鱼岛问题”经“钓鱼岛事变”形成“钓鱼岛危机”的基本事实。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战后东亚秩序：美国主导维持现状的安保体制，日本逃避战争责任但付出被军事基地化的“工具成本”，俄国专注于维护本国领土利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利益、尊严则被忽视和搁置。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无赔偿、无谢罪、无领土问题处理意味着事实上的中日未和解，所谓“1972年体制”是忽视和搁置中国利益、尊严的战后东亚秩序的一部分。

“搁置”是一种不稳定的多种可能性状态，日本发动“钓鱼岛事变”就是要进一步打破“搁置”的“现状”来尝试恢复低限度的帝国时代领土欲望，而满足领土欲望的直觉条件就是要复活日本国家的战争职能。一旦发生了这种连“搁置”也求而不得的“1972年体制”崩溃状况，中日关系将因为历史和解进程的前功尽弃而失去未来。所以，迅速设置解决被“搁置”的“战后遗留问题”的外交议程，就成为紧迫的东亚政治命题。

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刻危机感，当年以日本外务省条约课长之职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著名外交官栗山尚一先生，在今年8月初接受《东京新闻》采访时强调关于钓鱼岛问题存在“搁置争议”的默契谅解，呼吁“双方让步”以“回归1972年原点”，并进一步指出：包括历史认识问题，“有必要建构日中之间新的协议框架”。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毛里和子先生也倡议谈判制定处理领土问题、谢罪问题的政府间文件以“重建中日关系”。历史证明，被中日邦交正常化搁置的“钓鱼岛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造成了中日关系其实是“不正常”的周期性恶化，当前的“钓鱼岛危机”则意味着过度恶化的中日关系连过去那样的“周期”也不能回复。因此，栗山尚一先生和毛里和子先生关于建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新协议框架的倡导值得两国政治家认真研究，作为恢复首脑会谈的议题。而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意义上，只有日美、日俄之间的议和而中日不能和解乃东亚地区政治的重大缺陷，必须正视“伪议和”之“历史问题”造成周期性“疑似政治断交”闹剧的事实，谈判载明处理“钓鱼岛问题”和规范“历史认识”问题的和平条约——现代国际法文明是东亚的“必修课业”。

策略选择

但谈判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曾经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容易抱有这种“本质主义”疑虑，甚至面对日本保守政治对中国的敌视、蔑视还会发生“军国主义复活”的观感。不过，战后历史上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基本事实是：日本学者较早以扎实的学术研究论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夕，还有日本学者在媒体上指出：应当以约束日本领土受限于盟国决定的《波茨坦公告》为原点，把处理钓鱼岛主权问题作为结束中日战争状态的条件。在近年的“钓鱼岛危机”中，也一直有日本学者和退休外交官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经历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这些不利于日本政府立场的主张和研究并未受到政治妨害而自由发表，日本更没有改变民主政治体制而由武装力量控制政府，怎么能断定其放弃了和平外交政策、“复活军国主义”呢？更为客观的理解是，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不足而缺乏中日关系问题的基本知识，日本受到了过度追求外交利益的民族主义诱惑而一再触痛了中国可能忍受的民族尊严底线。

既然是日本学者的知识思想往往对中国有所启发和推促，中国就应该在学术研究、国际传播和外交议程设置等诸方面为解决“钓鱼岛问题”进行积极严肃的准备，以真正的外交能力调动日本接受谈判，怎么能对谈判解决问题可能性定怀疑的调子呢？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的日本政府坚持“日本固有领土”、“无谈判余地”、“不存在搁置争议共识”的立场，不是连谈判本身都没有可能吗？这种畏难怕硬的惰性外交思维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如果日本政府同意中国的立场，还需要谈判吗？以应有的外交能力交涉到国家的尊严、利益，而不是以“本质主义”批判外交对象或者把责任推给战争解决，才是国际政治专业者的骄傲和使命所在。

其实，单就启动谈判而言，需要留意任何可能的契机。2013年6月3日，日本前官房长官野中广务访华，向中国领导人作证当年亲耳听到田中角荣首相承认“搁置争议共识”。对此，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国内回应说：“仅以我国的外交记录来看，没有那样的事实。”话到这种程度，不是中国解密历史档案、设置外交议程、进行相关谈判的机会吗？

至于如何在正式交涉中争取有尊严的国家利益，则需要较多的学习研究了。“搁置争议”是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主动提出的，后来的政治家并未严肃继承。中国的对日外交话语盲目崇拜“伟人战略”，总是期望或幻想日本回到曾经约定的“搁置”立场，而没有在日本尚能默守期间推动“搁置争议”问题的解决，是为惰性外交旧思维。而发生“钓鱼岛危机”之后，面对日本“无谈判余地”之类为回避谈判所作的强硬姿态而发生畏难情绪，又怀疑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把日本承认中国立场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是这种畏难情绪的解脱，可谓惰性外交新思维。谈判失败的可能性只在于不充分掌握根据，或者有根据但无谈判能力；现在日本已经不可能像战前那样拿炮舰政策压迫具体国家利益的谈判，但中国也不能幻想等着日本承认中国立场的“不战而胜”外交。

正因为日本否认“搁置主权争议共识”造成了“钓鱼岛危机”，才有必要通过谈判首先澄清“搁置主权争议共识”的真相。克服懒汉懦夫习惯和不劳而获幻想、树立谈判成功自信的关键环节，在于学习、研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日本主张钓鱼岛主权的主要战后国际法依据是《旧金山和约》；但事实上，《旧金山和约》之所谓“西南诸岛”，按照日本当时理解的范围是指“琉球”而不是“冲绳”，所以不包括钓鱼岛在内。即使按照日本后来所称包括钓鱼岛，也因为中国主张主权而属于有纠纷的问题。根据旧金山和会美国代表杜勒斯在大会上的发言，他主张：日本与苏联之间关于“千岛群岛这个地理名称是否包括齿舞群岛”的“纠纷”可以提交国际法院，也可以“留待将来通过这个条约以外的其他国际间的解决办法加以解决”。后来，没有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的苏联正是在《旧金山和约》以外，于1956年通过日苏恢复邦交谈判处理“千岛群岛问题”的。谈判缔结的《日苏联合宣言》不涉及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国后、择捉两岛，只是规定：苏联同意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日本，但限定在日苏缔结和约之后。有了这一双边国际法根据，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所谓“领土问题”就一直没有激烈破坏两国关系程度的发作，到目前为止的俄国领导人多次登岛行动也都局限在国后、择捉。因此，关于中日领土“纠纷”，如果日本承认旧金山议和，就没有理由一方面窃喜于杜勒斯擅许的琉球“潜在主权”，一方面拒绝与中国谈判解决领土问题；而中日解决“钓鱼岛问题”也需要日俄之间那样有明文根据的双边国际法，使中日关系处于国际法文明状态。

知识就是力量，没有知识就不能建构有逻辑的思想，没有知识、思想就不能组织合理的政策。周恩来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结束后曾经向日本大平正芳外相赞赏“侮辱”了中国的高岛益郎条约局长，说：“谈判总是有我们立场的，所以说了些高岛局长的坏话；但老实讲，中国也很希望有他那样受过训练、能干的外交官。”谈判时，高岛益郎曾经大谈中国方面不甚了解的日本对“中华民国”外交史，把本来规定适用于台湾的“日台和约”扩大解释为也适用于大陆，陷中国于被动，教训深刻。现在，中国面临着过去知识、能力不足时代的遗留问题造成的外交危机；只有激发学习、研究战后“钓鱼岛问题史”的热潮，中国才能从处理痛苦的战后遗留“历史问题”出发而成长为有尊严、有能力、有威信的外交大国。

“恃武者灭，恃文者亡。”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著名警句。国家既不能迷信战争，也不能幻想依靠发表谈话、声明来维持国际关系，而需要有力、有效的外交谈判解决问题，成为国际秩序的积极建构者。中日两国必须立即着手设置共同研究和谈判解决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钓鱼岛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的外交议程，达成具有国际法意义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在推进而不是搁置、伤害历史和解进程的方向上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

外交谈判当然充满了谋略。日本一直呼吁中日首脑会谈，采取国际政治压迫、国际传播诱导等手段试图让中国接受无条件的“首脑会谈”，以便造成中国接受日本“国有化购岛”的既成事实。首脑会谈断绝本来缘于日本否认“搁置争议共识”前提下的“国有化购岛”，目前的中日关系危机是“钓鱼岛危机”，所以中日重开政治会谈只有设定处理“钓鱼岛问题”的主题才符合平等的、事实的逻辑。中日重开政治会谈决不应当是一般意义的“首脑会谈”，而必须确定化解“钓鱼岛危机”、处理“钓鱼岛问题”的主旨。至于如何才能让日本接受这样的中日关系议程，而不一味地批判日本或等待日本的行动，正是对中国学术研究、国际传播和外交能力的真正考验。而且这还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考验，因为被日本外交谋略诱导的中日关系必将由于日本利益的偏向性而刺激中国国内政治的紧张，这是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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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钓鱼岛争端三种主张

对于如何解决“钓鱼岛争端”，目前有三种主张比较流行：一是强调意志不可动摇、自夸大国强势发展的“战争决定论”；二是批评美日相互利用、认为本质上是中美较量的“美国决定论”；三是嘲笑日本焦虑不堪、自信中国再发展下去将“不战而胜”的“未来决定论”。

“战争决定论”本来就是空想。因为否认“搁置主权争议共识”已经破坏了中日邦交存在的前提，然而事实上一直连含义确凿的外交警告都没有，所以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而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经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确立了战争责任、战争犯罪的概念，“反人道罪”、“反和平罪”定义的战争违法化即正义和平的国际政治价值观形成。由于战后美国的冷战政治现实主义思维崛起，理想论的正义和平难以实现，但制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形式主义和平秩序得以成立——战争手段不能达到改变领土境界现状的目的，这种最低限度和平秩序规则已经为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印战争、中越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等一系列局部战争的结果所证明。因此应该认识到，战后国际政治进入了真正的“外交时代”，即国际秩序、外交关系、领土调整的和平变革，低度的、指标清晰的“和平秩序”而不是高度的、辩证烦琐的“正义和平”成为大国政治的价值底线。中日关系的“难免一战论”其实最符合日本宣传“中国威胁”、强化日美同盟、推进修宪扩军从而逃避“钓鱼岛问题”谈判的需要，也符合美国遏制冲绳的反军事基地运动、向日本出售军备的需要。而最为要害者，“钓鱼岛危机”的核心论点在于是否存在“搁置主权争议共识”，本来可以通过共同研究和外交谈判给以澄清，简单的“战争决定论”会恶化国际政治环境、丧失国际道义支持。

“美国决定论”有两种对立的含义：一是期待美国节制日本对中国的“挑衅”，一是坚持与美国对决的“大国”想象。这两种含义都是缺乏战后历史的实证认知所导致的错误战略心理暗示：前者来自为美国霸权地位奔走的冷战外交家的诱导，后者来自革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论”强迫，徒增对美国或俄国的依赖并因此付出相应的政治经济代价，历史已经证明不能解决中国的外交难题而反使其复杂化。二战期间，美国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盟国领导作用；战后美国虽然与“一边倒”向苏联的新中国热战、冷战，但事实证明也是中国可以交往的伙伴——但中国需要有精于谈判的外交能力和被尊敬的国家品格。总之，与美国对决既有违历史经验，也缺乏现实理性。然而，依赖美国也不能实现中日关系的尊严、利益愿望；因为美国是庇护日本逃避战争责任之战后冷战政治秩序的主宰，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乃美国利益机制的东亚冷战陷阱，除非当事国有外交能力挣脱，否则美国将继续作为“战略平衡”者从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冷战关系操作中通吃“和平均势维持费”。也就是说，“以夷制夷”之类的“战略想象”往往自投罗网，以能力负责任的民族国家主体性才是实现尊严、利益的前提。

至于“未来决定论”更缺乏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解，实质上是不顾危机化事实而自欺的“单方面继续搁置主义”。这只能更加诱发日本的海洋岛屿利益进取心，使得中日关系越来越难以收拾。而难以收拾可能到什么程度呢？日本下决心独占钓鱼岛。最近，日本媒体报道了一位退休舰队司令和一位曾经担驻华外交官的咨询公司代表的对论，前者谈以日美同盟坚守遏制中国的防卫线，后者说他已经向日本企业提议“确保万一的逃脱路线”，那就是“全体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必须持有外国航空公司飞日本以外目的地的日期开放机票”。很显然，在一方面争取美国明确支持、一方面部署“离岛防卫”以求不战而胜的同时，也并非不对“万一”做准备。相对照之下，中国论者沾沾自喜于“大国崛起”的骄傲前途何其颟顸，被诱导去高谈阔论日本修宪、翻案之类的“复活军国主义”命题何其糊涂！他们在事实上忽视了“钓鱼岛危机”这一中日关系“真问题”，而回避“真问题”的解决正是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

构建双方谈判的新协议框架

那么，化解“钓鱼岛危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一年多来的种种事实已经很清楚，解决问题唯有通过外交谈判缔结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和平条约一途。

外交谈判是国家间从知识生产、国际传播到外交议程设置的有组织行动能力竞争，而这种能力的核心就是把握事实真相的实证研究即知识生产能力，决定着蒙昧或文明、主体性健全或被诱导牵制的程度。具体到当下的中日关系，则要求在历史过程研究和社会科学分析的自觉意义上理解“钓鱼岛问题”及其危机化原理；在这种知识建构和战略反思的基础上革新对日外交体制和观念，重建具有国际法文明性质的中日关系。

中日谈判最早涉及钓鱼岛海域是1955年签署的民间性质《中日关于黄海、东海渔业的协定》，其后可见于邦交正常化之后1975年政府间《中日渔业协定》，中方划定“北纬27度以南”（一度为“北纬29度以南”）的“军事作战区”，劝告日本渔船不要进入，日方承诺“贯彻”。所谓“北纬27度以南”，包括钓鱼岛海域。直到1997年的《中日渔业协定》，中方才撤销了“军事作战区”，双方以交换信件的方式确认：在“北纬27度以南”海域，不将本国有关渔业的法令适用于对方。也就是说，双方渔船都可以进入钓鱼岛海域，各自管理本国的渔船，反映着“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资源”的原则。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直接论及到“钓鱼岛问题”，但回避了主权争议，当时田中角荣首相对周恩来总理承诺“以后再说”是“搁置争议”共识的原始表述。此后，虽然双方间或表明主权主张，甚至偶有民间人士登岛，但大致保持着“无人岛”、无占据状态，即政府不采取有组织的占有行动，表明了对“搁置主权争议共识”的默守；1979年还进行过“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资源”性质的研讨。然而，到了中国陷入外交孤立、经济虽被制裁却越发依赖外资的1990年代，处于有利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日本尝试打破共识，间歇性发作的“钓鱼岛问题”开始刺激出“领土民族主义”对峙的中日关系危机。1996年9月11日，针对中国驻日大使就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修建灯塔向外务省提出的交涉，日本外务次官断然否认中国大使所称“曾经达成暂时搁置”的“共识论”，作出“是日本固有领土”、“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理”的强硬主张。这一正式的“共识否认”在2010年10月形成日本政府的内阁决议，到2012年更进一步落实于“国有化”行动，是为打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提的“钓鱼岛事变”。如此，只要日本不与中国谈判澄清“搁置主权争议共识”的真相，“疑似政治绝交”的中日关系“不正常”状态就难以改善。而对于中国来说尤其紧迫的是，如果不尽早设置谈判化解“钓鱼岛危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外交议程，一旦日本方面作出某种进一步打破现状的实质性行动，挽救中日邦交回归“正常化”轨道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并且，在2013年5月“日台渔业协议”生效以后，日本方面有放开限制其渔船进入钓鱼岛“领海”之势，造成和积累一种只有日本渔船在其海警护卫下能够进入“领海”而中国大陆、台湾两方面都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事实。尤其在日本保守政治经过调整形成强势政府以后，随着日美同盟的强化和“离岛防卫”的部署，以某种借口尝试打破事实上脆弱的“钓鱼岛现状”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钓鱼岛危机”的长期化无情地瓦解了“友好”大局，中日关系更因外交机能不全而急速冷战化，形成日本借助日美同盟强势压迫中国的局面，这就是“钓鱼岛问题”经“钓鱼岛事变”形成“钓鱼岛危机”的基本事实。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战后东亚秩序：美国主导维持现状的安保体制，日本逃避战争责任但付出被军事基地化的“工具成本”，俄国专注于维护本国领土利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利益、尊严则被忽视和搁置。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无赔偿、无谢罪、无领土问题处理意味着事实上的中日未和解，所谓“1972年体制”是忽视和搁置中国利益、尊严的战后东亚秩序的一部分。

“搁置”是一种不稳定的多种可能性状态，日本发动“钓鱼岛事变”就是要进一步打破“搁置”的“现状”来尝试恢复低限度的帝国时代领土欲望，而满足领土欲望的直觉条件就是要复活日本国家的战争职能。一旦发生了这种连“搁置”也求而不得的“1972年体制”崩溃状况，中日关系将因为历史和解进程的前功尽弃而失去未来。所以，迅速设置解决被“搁置”的“战后遗留问题”的外交议程，就成为紧迫的东亚政治命题。

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刻危机感，当年以日本外务省条约课长之职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著名外交官栗山尚一先生，在今年8月初接受《东京新闻》采访时强调关于钓鱼岛问题存在“搁置争议”的默契谅解，呼吁“双方让步”以“回归1972年原点”，并进一步指出：包括历史认识问题，“有必要建构日中之间新的协议框架”。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毛里和子先生也倡议谈判制定处理领土问题、谢罪问题的政府间文件以“重建中日关系”。历史证明，被中日邦交正常化搁置的“钓鱼岛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造成了中日关系其实是“不正常”的周期性恶化，当前的“钓鱼岛危机”则意味着过度恶化的中日关系连过去那样的“周期”也不能回复。因此，栗山尚一先生和毛里和子先生关于建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新协议框架的倡导值得两国政治家认真研究，作为恢复首脑会谈的议题。而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意义上，只有日美、日俄之间的议和而中日不能和解乃东亚地区政治的重大缺陷，必须正视“伪议和”之“历史问题”造成周期性“疑似政治断交”闹剧的事实，谈判载明处理“钓鱼岛问题”和规范“历史认识”问题的和平条约——现代国际法文明是东亚的“必修课业”。

策略选择

但谈判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曾经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容易抱有这种“本质主义”疑虑，甚至面对日本保守政治对中国的敌视、蔑视还会发生“军国主义复活”的观感。不过，战后历史上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基本事实是：日本学者较早以扎实的学术研究论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夕，还有日本学者在媒体上指出：应当以约束日本领土受限于盟国决定的《波茨坦公告》为原点，把处理钓鱼岛主权问题作为结束中日战争状态的条件。在近年的“钓鱼岛危机”中，也一直有日本学者和退休外交官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经历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这些不利于日本政府立场的主张和研究并未受到政治妨害而自由发表，日本更没有改变民主政治体制而由武装力量控制政府，怎么能断定其放弃了和平外交政策、“复活军国主义”呢？更为客观的理解是，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不足而缺乏中日关系问题的基本知识，日本受到了过度追求外交利益的民族主义诱惑而一再触痛了中国可能忍受的民族尊严底线。

既然是日本学者的知识思想往往对中国有所启发和推促，中国就应该在学术研究、国际传播和外交议程设置等诸方面为解决“钓鱼岛问题”进行积极严肃的准备，以真正的外交能力调动日本接受谈判，怎么能对谈判解决问题可能性定怀疑的调子呢？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的日本政府坚持“日本固有领土”、“无谈判余地”、“不存在搁置争议共识”的立场，不是连谈判本身都没有可能吗？这种畏难怕硬的惰性外交思维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如果日本政府同意中国的立场，还需要谈判吗？以应有的外交能力交涉到国家的尊严、利益，而不是以“本质主义”批判外交对象或者把责任推给战争解决，才是国际政治专业者的骄傲和使命所在。

其实，单就启动谈判而言，需要留意任何可能的契机。2013年6月3日，日本前官房长官野中广务访华，向中国领导人作证当年亲耳听到田中角荣首相承认“搁置争议共识”。对此，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国内回应说：“仅以我国的外交记录来看，没有那样的事实。”话到这种程度，不是中国解密历史档案、设置外交议程、进行相关谈判的机会吗？

至于如何在正式交涉中争取有尊严的国家利益，则需要较多的学习研究了。“搁置争议”是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主动提出的，后来的政治家并未严肃继承。中国的对日外交话语盲目崇拜“伟人战略”，总是期望或幻想日本回到曾经约定的“搁置”立场，而没有在日本尚能默守期间推动“搁置争议”问题的解决，是为惰性外交旧思维。而发生“钓鱼岛危机”之后，面对日本“无谈判余地”之类为回避谈判所作的强硬姿态而发生畏难情绪，又怀疑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把日本承认中国立场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是这种畏难情绪的解脱，可谓惰性外交新思维。谈判失败的可能性只在于不充分掌握根据，或者有根据但无谈判能力；现在日本已经不可能像战前那样拿炮舰政策压迫具体国家利益的谈判，但中国也不能幻想等着日本承认中国立场的“不战而胜”外交。

正因为日本否认“搁置主权争议共识”造成了“钓鱼岛危机”，才有必要通过谈判首先澄清“搁置主权争议共识”的真相。克服懒汉懦夫习惯和不劳而获幻想、树立谈判成功自信的关键环节，在于学习、研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日本主张钓鱼岛主权的主要战后国际法依据是《旧金山和约》；但事实上，《旧金山和约》之所谓“西南诸岛”，按照日本当时理解的范围是指“琉球”而不是“冲绳”，所以不包括钓鱼岛在内。即使按照日本后来所称包括钓鱼岛，也因为中国主张主权而属于有纠纷的问题。根据旧金山和会美国代表杜勒斯在大会上的发言，他主张：日本与苏联之间关于“千岛群岛这个地理名称是否包括齿舞群岛”的“纠纷”可以提交国际法院，也可以“留待将来通过这个条约以外的其他国际间的解决办法加以解决”。后来，没有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的苏联正是在《旧金山和约》以外，于1956年通过日苏恢复邦交谈判处理“千岛群岛问题”的。谈判缔结的《日苏联合宣言》不涉及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国后、择捉两岛，只是规定：苏联同意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日本，但限定在日苏缔结和约之后。有了这一双边国际法根据，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所谓“领土问题”就一直没有激烈破坏两国关系程度的发作，到目前为止的俄国领导人多次登岛行动也都局限在国后、择捉。因此，关于中日领土“纠纷”，如果日本承认旧金山议和，就没有理由一方面窃喜于杜勒斯擅许的琉球“潜在主权”，一方面拒绝与中国谈判解决领土问题；而中日解决“钓鱼岛问题”也需要日俄之间那样有明文根据的双边国际法，使中日关系处于国际法文明状态。

知识就是力量，没有知识就不能建构有逻辑的思想，没有知识、思想就不能组织合理的政策。周恩来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结束后曾经向日本大平正芳外相赞赏“侮辱”了中国的高岛益郎条约局长，说：“谈判总是有我们立场的，所以说了些高岛局长的坏话；但老实讲，中国也很希望有他那样受过训练、能干的外交官。”谈判时，高岛益郎曾经大谈中国方面不甚了解的日本对“中华民国”外交史，把本来规定适用于台湾的“日台和约”扩大解释为也适用于大陆，陷中国于被动，教训深刻。现在，中国面临着过去知识、能力不足时代的遗留问题造成的外交危机；只有激发学习、研究战后“钓鱼岛问题史”的热潮，中国才能从处理痛苦的战后遗留“历史问题”出发而成长为有尊严、有能力、有威信的外交大国。

“恃武者灭，恃文者亡。”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著名警句。国家既不能迷信战争，也不能幻想依靠发表谈话、声明来维持国际关系，而需要有力、有效的外交谈判解决问题，成为国际秩序的积极建构者。中日两国必须立即着手设置共同研究和谈判解决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钓鱼岛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的外交议程，达成具有国际法意义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在推进而不是搁置、伤害历史和解进程的方向上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

外交谈判当然充满了谋略。日本一直呼吁中日首脑会谈，采取国际政治压迫、国际传播诱导等手段试图让中国接受无条件的“首脑会谈”，以便造成中国接受日本“国有化购岛”的既成事实。首脑会谈断绝本来缘于日本否认“搁置争议共识”前提下的“国有化购岛”，目前的中日关系危机是“钓鱼岛危机”，所以中日重开政治会谈只有设定处理“钓鱼岛问题”的主题才符合平等的、事实的逻辑。中日重开政治会谈决不应当是一般意义的“首脑会谈”，而必须确定化解“钓鱼岛危机”、处理“钓鱼岛问题”的主旨。至于如何才能让日本接受这样的中日关系议程，而不一味地批判日本或等待日本的行动，正是对中国学术研究、国际传播和外交能力的真正考验。而且这还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考验，因为被日本外交谋略诱导的中日关系必将由于日本利益的偏向性而刺激中国国内政治的紧张，这是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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