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0:23:49
1942年11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从伦敦出发，过了四个月，才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身份，先后做了十一次的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李约瑟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可是为何在日后停滞不前，居然成了一个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国？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的此后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十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 (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 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1942年11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从伦敦出发，过了四个月，才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身份，先后做了十一次的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李约瑟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可是为何在日后停滞不前，居然成了一个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国？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的此后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十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 (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 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据李约瑟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可是为何在日后停滞不前，居然成了一个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国？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的此后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十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 (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 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1942年11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从伦敦出发，过了四个月，才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身份，先后做了十一次的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李约瑟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可是为何在日后停滞不前，居然成了一个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国？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的此后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十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 (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 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为什么每个朝代建国后没多长时间腐儒们就开始表演了？
个人认为中国和西方在科技进步方面的动因不同。西方是迫于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驱动而主动去寻求科技进步，并形成一种风气，有相应的行政制度作支撑；
中国缺乏这种强烈的外在驱动因素。
中国缺乏这种强烈的外在驱动因素。
“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这话本来就是不正确的，要说技术最先进也许还差不多。没了百家争鸣，哪里会有科学的大发展？
满清的兴起和对中国的统治导致了落后，满族当时相对于中原各族来说文明程度很低，满清的入主直接打断了已经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进程，游牧民族适应农耕文化都要有个过程，更别说直接接受商业和先进的手工业文明，这个适应的过程必然带来社会的倒退。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一时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基本和世界隔绝。等到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已完全错过了工业革命。嘉靖帝开始的宦官专权和明末开始的全国动乱直接破坏了教育的发展，使中国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教育体系。
当然这其中也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和资本主义相矛盾的。而这些传统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想当强势的。这些传统思想由于动乱及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没有多少机会和西方的思想发生冲突和交流。满清只是忙于学习这些传统思想，并未使其得到发展完善。
基本线索就是这个吧。
当然这其中也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和资本主义相矛盾的。而这些传统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想当强势的。这些传统思想由于动乱及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没有多少机会和西方的思想发生冲突和交流。满清只是忙于学习这些传统思想，并未使其得到发展完善。
基本线索就是这个吧。
我建议大家看看《环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这本书，或许能找到答案。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钱文源等人则强调 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不容异说，阻碍了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发展。可是，事实上中国重农抑商和正统意识形态对科学的阻碍并非那样绝对；而且在科学革命 前夕的欧洲，政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好（Monter，1985），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革命先驱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与顽固不化的经院哲学家以及强大 的教会势力作斗争。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 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 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举考试，分别针对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但很快考试的范围就缩小到以“进士”科为主（Miyazaki， 1976）。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 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包括数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艺的学习。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地 域广阔，从地方官员到中央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取得相应学位以及做官资格的人，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规 范来行事才能获得晋升，因此，也无暇进行其他知识的探索，中国明代科学家的人数因而少得可怜。
由于没有发生西方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在西方科技日新月异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曾经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出现巨大的逆转。
林毅夫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举考试，分别针对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但很快考试的范围就缩小到以“进士”科为主（Miyazaki， 1976）。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 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包括数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艺的学习。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地 域广阔，从地方官员到中央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取得相应学位以及做官资格的人，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规 范来行事才能获得晋升，因此，也无暇进行其他知识的探索，中国明代科学家的人数因而少得可怜。
由于没有发生西方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在西方科技日新月异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曾经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出现巨大的逆转。
林毅夫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嘉靖帝开始的宦官专权和明末开始的全国动乱直接破坏了教育的发展，使中国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教育体系。
这句话值得商榷。明太祖对宦官是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措施，使其不专权，建文帝秉承太祖的这一政策；但是成祖即位后却破坏了这一政策，盖因成祖本身在起兵的过程中得到了宦官的支持。
这句话值得商榷。明太祖对宦官是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措施，使其不专权，建文帝秉承太祖的这一政策；但是成祖即位后却破坏了这一政策，盖因成祖本身在起兵的过程中得到了宦官的支持。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而起来的；但是中国自明朝开始对海外贸易并不感兴趣，而是采取了海禁的措施，无形中阻隔了中西方的正常交流。清承明习，在海禁方面做得比明朝更甚。
[:a5:] 体制呀体制！没有百家争鸣只有官家一言堂能做成什么事？:D
[:a5:] 体制呀体制！没有百家争鸣只有官家一言堂能做成什么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