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淡忘 文革旧事之四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遍地愁！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发动‘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最终目的，红卫兵运动只不过是这一大乐章的序曲而已。
接下来，该是‘造反派’粉墨登场了。1966年8月23日，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组织一千多人，步行前往地质部，要求批斗曾任地院‘工作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周家尤。随后，在关锋的指使下，于10月9日突然绑架了地质部常务副部长何长工。在这前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局长赵如璋、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也遭到学生的威逼，要求批斗他们。这是以群众运动方式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最初的直接打击。对此，1966年9月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予以肯定。


            “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
              撮，这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第四类。”


而在这前两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数十万红卫兵说：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表明，似乎上头的目标只是对准‘一小撮’。但随后的事态发展，很快就否定了大部分人的这种盲目乐观心理。
先在湖南，造反派们喊出了惊人的口号。
‘打倒一切当权派！’。
9月8日，在长沙‘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上，提出的口号是：‘炮打九级司令部’（九级——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张春桥后来说，“全国……到9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到10月2日，著名的《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了，题目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一段话，对‘文革’后来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
                      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这里的要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概念的正式提出。它意味着大批（而不是一小撮）老干部将被归到这一概念中去。党的现行组织行将遭到严重的破坏。随后，在10月份，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16日，陈伯达做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第一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红旗》第14期又登载了一篇社论，题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第一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做了检讨。而这之前，在张春桥的操纵下，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打到刘少奇’的大标语和口号，还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决心，要揭批刘、邓。
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一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各地的批斗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接下来，开始了对’当权派不分青红皂白的疯狂的迫害。‘革命造反派’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到一切！’。………………
下面，只能举极少的几个例子：

1967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陈伯达突然‘宣布’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打到。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点名打到；
1967年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内，死因不明；
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毒打致死，身上有32处伤口……
1966年12月28日，吉林省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并在全市游斗；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狄秋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被批斗；
其他如：福建省第一书记叶飞、安徽省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等，也都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
但是，迫害并未到此为止。1968年7月，在江青和康生密谋以后，开列了一份内定要加以迫害的八届中央委员名单。在19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除有病和死亡的31人之外，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者竟达89名，再加上‘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者7名共96人，占中央委员会总数的
58.90%！另据统计，在国家干部中被立案审查者占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副部（省）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者为其总数的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被审查干部达29885人，占总数的16.3%。有11个单位，审查范围达3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的党的组织机构几乎全部瘫痪！
也就是在1966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新的看法：“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
在1966年12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说道：“祝开展全面内战！”
在戒者难逃啊！！！
接下来就是‘夺权’！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名为‘革命委员会’的新的‘红色政权’。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发表社论，热烈祝贺‘造反派’夺权成功。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遍地愁！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发动‘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最终目的，红卫兵运动只不过是这一大乐章的序曲而已。
接下来，该是‘造反派’粉墨登场了。1966年8月23日，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组织一千多人，步行前往地质部，要求批斗曾任地院‘工作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周家尤。随后，在关锋的指使下，于10月9日突然绑架了地质部常务副部长何长工。在这前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局长赵如璋、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也遭到学生的威逼，要求批斗他们。这是以群众运动方式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最初的直接打击。对此，1966年9月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予以肯定。


            “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
              撮，这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第四类。”


而在这前两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数十万红卫兵说：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表明，似乎上头的目标只是对准‘一小撮’。但随后的事态发展，很快就否定了大部分人的这种盲目乐观心理。
先在湖南，造反派们喊出了惊人的口号。
‘打倒一切当权派！’。
9月8日，在长沙‘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上，提出的口号是：‘炮打九级司令部’（九级——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张春桥后来说，“全国……到9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到10月2日，著名的《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了，题目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一段话，对‘文革’后来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
                      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这里的要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概念的正式提出。它意味着大批（而不是一小撮）老干部将被归到这一概念中去。党的现行组织行将遭到严重的破坏。随后，在10月份，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16日，陈伯达做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第一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红旗》第14期又登载了一篇社论，题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第一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做了检讨。而这之前，在张春桥的操纵下，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打到刘少奇’的大标语和口号，还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决心，要揭批刘、邓。
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一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各地的批斗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接下来，开始了对’当权派不分青红皂白的疯狂的迫害。‘革命造反派’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到一切！’。………………
下面，只能举极少的几个例子：

1967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陈伯达突然‘宣布’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打到。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点名打到；
1967年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内，死因不明；
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毒打致死，身上有32处伤口……
1966年12月28日，吉林省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并在全市游斗；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狄秋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被批斗；
其他如：福建省第一书记叶飞、安徽省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等，也都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
但是，迫害并未到此为止。1968年7月，在江青和康生密谋以后，开列了一份内定要加以迫害的八届中央委员名单。在19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除有病和死亡的31人之外，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者竟达89名，再加上‘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者7名共96人，占中央委员会总数的
58.90%！另据统计，在国家干部中被立案审查者占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副部（省）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者为其总数的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被审查干部达29885人，占总数的16.3%。有11个单位，审查范围达3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的党的组织机构几乎全部瘫痪！
也就是在1966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新的看法：“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
在1966年12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说道：“祝开展全面内战！”
在戒者难逃啊！！！
接下来就是‘夺权’！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名为‘革命委员会’的新的‘红色政权’。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发表社论，热烈祝贺‘造反派’夺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