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问个历史问题：第三次中东战争前以军为何没有选择美式飞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8:10:21
]]
应该是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支援以色列吧。
但那些法国飞机也不是支援的，都是一分钱一份货地买来的。要是以色列能买法国飞机，为何没有买美国飞机呢？
原帖由 legion 于 2008-8-17 00:41 发表
应该是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支援以色列吧。
以色列最初跟苏联混了几天，后来就跟法国混。混了几年后，发现法国不行，又换了老大。
原帖由 zhengzs 于 2008-8-17 03:55 发表
以色列最初跟苏联混了几天，后来就跟法国混。混了几年后，发现法国不行，又换了老大。
》》》其实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看，建国时的以色列都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执政的不是共产党。
因为一个小弟不能同时认两个老大啊。不过后来看还好换老大了，不然以色列就不存在了
因为最初美国的中东战略决定的。美国那个时候在中东还插不上手。后来战略的改变，也由于中东石油的诱惑，他们想进去，阿拉伯人不行，曾经的大阿拉伯帝国对老美不太感冒，而且对抗老苏，围攻苏联的需要，也让美国人必须要在中东搞混水。这个时候以色列正是他们想要的，于是一拍就OK了。
浅析约翰逊政府时期美以特殊关系的基础
作者：孙德刚
一、引言
翻开世界地图，人们会看到：地中海东岸有一个袖珍国家，像一只躺在岸上的海豚，它就是以色列。由此向西，横渡地中海，跨过大西洋，行程6000英里，才能抵达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这两个地缘上相距遥远的国家存在着难以说清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断调整、不断演变。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布建国，奇迹般地出现在地球上，实现了犹太人梦寐以求的复国理想。美国在十几分钟之后就宣布予以承认，其速度之快在美国外交史上极其罕见，并在建交后的第一年就向以色列提供了2亿美元的信用贷款，[1]从这一点看，以色列倒“像是在纽约诞生的”。[2] 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访问以色列时表示，美国把以色列看做它在中东的坚定和可靠的盟友，但不谋求和以色列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3]
然而，美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似乎站在了阿拉伯国家一边，同苏联一道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从西奈撤军，美以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一直拒绝以色列加入“北约”和美国领导的地区联盟的要求。1960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包括飞机、装甲车、地对空导弹及其他先进武器，但遭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断然拒绝，它认为以色列应当采取“受人尊重的防御政策”。[4]
1960-1963年是美以特殊关系的发展时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是美国第一位指出美以存在“特殊关系”的总统。纵观历史，美国和以色列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一对比较奇异的搭档，其“特殊关系”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其他主权国家间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强后盾，而以色列则充当了美国在中东抗衡苏联势力、对付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马前卒”。虽然两国并未签订联盟条约，但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在紧急关头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公开表示对以色列的安全负责，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曾公开宣称：“我们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我们在中东地区的首要承诺就是保护以色列的生存权，使以色列永远生活在和平之中，这是尤为重要的。”[5]
美以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关系很难归类，它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对美以关系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考察。亨利·卡坦（Henry Katan）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等都是从中东关系的视角去研究美以关系的；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的《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M·伯科威茨（Morton Berkowitz）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托马斯·佩特森（Thomas G. Paterson）的《美国外交政策》等则是从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以关系的论文也开始丰富起来，我所看到的有王晓的《试论二战后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演变》，孙健的《冷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吴振刚、刘敏的《近半个世纪美国中东政策述论》，潭晓健的《美以关系的演变初探》，陈永祥、周琦的《略论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王耀东的《战后美国犹太人的地位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钮菊生的《试析美以特殊关系及其原因》等。
关于美以关系的性质，学术界尚无定论，它是一个充满争论、值得商榷的问题。多数学者将其界定为“特殊关系”或“非正式的结盟关系”（unwritten alliance）；史蒂芬森·沃尔特认为，联盟关系就是“两国或多国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包括未签订协定的安全合作关系”，因此美以就是“联盟关系”；亨利·基辛格则认为，只有将相互援助写进正式的条约才是联盟关系，因而美以仅仅是“亲密的国家关系”。
不管美以关系怎样难以捉摸，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很难在一大片阿拉伯人的领土上获得生存空间。1963年底，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入主白宫之后，以色列便交上了好运，他对以色列及美国犹太人组织的种种要求简直是有求必应。[6]自此，美以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时期，两国的谅解和信任大大增强了，两国政府间开始建立起正常的磋商程序，美国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不断强调承担以色列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道义责任。约翰逊曾对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的一位领袖说：“你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肯尼迪），但你们却得到了一位更好的朋友。”[7]自此，美以“特殊关系”开始成熟，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同以色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以之间的“亲密”关系被阿拉伯国家及许多学者看做“没有签订条约的盟友”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既有坚实的“硬”基础，也有坚韧的“软”基础，二者如同两座牢固的桥墩，确保了美以“特殊关系”之桥畅通无阻。
二、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主要是利益，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8]美以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两国在战略利益上有共同的追求。为了实现各自的外交目标，双方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必要。从谋求国家利益这一点来看，两国合作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硬”基础。首先，美国看重的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以色列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紧靠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道，与拥有大量石油的阿拉伯国家毗邻，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9]它对于美国在中东实现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至为关键。在美国领导的“民主世界”中，只有以色列位于中东地区（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土耳其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而且靠近欧洲）。以色列能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提供良好的军事基地、战略物资储备地和转运站。一旦苏伊士运河对美国关闭，以色列的海法、特拉维夫和埃拉特港便可以成为沟通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海陆运输要道。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区能够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只有两个国家——埃及[10]和以色列，而在约翰逊时期，对美国来说以色列比埃及可靠得多。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中东占据明显优势。在美苏争夺中东主导地位的对抗中美国一直处于上风。1955年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11]同年11月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条约组织，它成为西方遏制苏联从中东东北部地区南下的屏障，这个“中东的北约组织”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到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的扩张越来越成为美国的心病。此时，在越南的消耗战使美国大伤元气，而苏联却抓住时机，奋力赶超，其国民生产总值由二战后初期为美国的30%上升到60%左右。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争夺基本上处于相持阶段；而在中东地区，苏联则开始采取局部反攻，逐步推翻了西方的“防洪大堤”。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和政治强国引起了美国的极度恐慌。约翰逊惊呼：“苏联在中东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12]他认为，如果苏联控制了从摩洛哥到伊朗这一广大地区的海洋、石油和空间，那么从杜鲁门总统时期以来所建立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将被打破。埃及纳赛尔政府采取亲苏反美的政策，甚至宣布：“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执行它们用联盟的办法来分裂阿拉伯国家的话，那么阿拉伯人的唯一解决办法将是要求俄罗斯进行援助，因为俄罗斯是能够提供阿拉伯所需要的任何援助的。”[13]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不结盟论坛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苏联十分重视同埃及的“亲密关系”，以寻找进入中东的突破口。1964年5月，赫鲁晓夫（Khrushchev）访问开罗，称埃及主人为“同志”，赞扬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11月24日，埃及副总理兼军队总司令阿密尔元帅访问莫斯科时，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发生（中东）战争，苏联将援助埃及。”[14]到1966年上半年，埃及从西方得到的援助承诺只有5亿美元，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援助保证却达到了11亿美元。[15]
苏联不仅向埃及提供军援，还提供大量的粮食援助。1967年初，苏联向埃及出售了25万吨谷物，并提出再向埃及出口40万吨谷物。[16]由此可见，苏联已把埃及看做它在阿拉伯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的主要盟国。正如1964年5月25日埃及驻美大使卡梅尔（Mustafa Kamel）与约翰逊交谈时所承认的那样：“中东正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过渡时期……苏联正寻找机会扩大在中东的影响，而美国则被激进的阿拉伯世界国家看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准军事干涉力量。”[17]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埃及已从苏联获得大量新的军事装备和2.8亿美元的经济贷款，还从中国获得了约6000万美元的经济贷款。相反，美国未向埃及提供任何军事援助，1963年以来也未提供经济贷款，只有大约合2300万美元的少量技术援助项目。[18]因此，苏联在其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找到了立足点。
同时，苏联还加紧了对叙利亚的渗透，以便从中东防线的中路打开一道缺口。早在1956年，苏联就与叙利亚缔结了军事援助协定。1966年，叙利亚发生政变，新政府采取更加亲苏的政策，当年就与苏联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还签订了一笔价值2.3亿美元的军事协定。[19]由于苏联的不断渗透，叙利亚逐渐成为阿以冲突中谴责以色列的国家中嗓门儿最大的一个。[20]叙利亚还把美国看做以色列的主人，因而对美采取敌视政策。由此可见，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试图把叙利亚变成“中东的古巴”。
也门处于阿拉伯半岛的南端，钳制着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占领也门还能对美国的主要盟友——约旦和沙特——形成包围之势。1962年9月26日，也门“自由军官集团”发动政变，新政府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曾一度支持埃及军队介入也门冲突。1963年2月，苏联和也门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表明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加强。1964年3月，也门总统萨拉勒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协定。[21]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在伊拉克同样占据了主动地位。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政变，新政府执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1959年3月24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使美国多年苦心经营的、围堵苏联的中东“军事联盟”受到猛烈的一击。“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瓦解为苏联进入中东“柔软的腹部”打开了方便之门。1961年苏联向伊拉克提供1650万美元的贷款，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22]这样苏联在中东不仅突破了美国的遏制，而且在“肥沃的新月地带”找到了代言人，并对美国的传统盟友约旦、沙特、黎巴嫩及以色列形成了反包围。苏联甚至还帮助伊拉克发展核武器。1968年，伊拉克一小型核反应堆在巴格达以南15公里处建成，并投入使用。[23]这样，伊拉克成为苏联在中东打入的另一根楔子。
苏联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得手严重威胁着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白宫和五角大楼深感不安。在它们看来，苏联攻势的焦点在东、西方必经之地——红海。苏联正通过埃及支持南、北也门人民的斗争，以便在英国撤离后控制亚丁和曼德海峡，打开通往非洲和中东的后门，进而从侧翼包围欧洲。美国总统约翰逊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在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24]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格局发生动荡的10年，国际上出现了大分化、大改组的“动乱”局面，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和离心倾向。中苏关系破裂，法、德、意、日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五大力量中心初见端倪，多极化格局开始萌芽。这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1968年美国大选期间，尼克松感慨万分：“我们被越南缠住了……正当美国在亚洲，在东南亚的时候，俄国人在进入地中海。”[25]20世纪60年代，实力下降的美国成了个“蹩脚的巨人”。
随着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以色列的战略地位便逐渐凸显出来。它拥有一流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成为中东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且愿意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1967年5月3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M. Helms）在会见以色列谍报部长阿米特（Armitt）时说：“如果以色列失败，整个中东有落入苏联手中的危险。”[26]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暴君”南下，美国把以色列看成遏制苏联的“堡垒”，并使它与土耳其、伊朗、沙特等一起，组成对苏联的半月形包围圈。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后来里根总统所认为的：“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一政治、军事资产，我们在（中东的）地位将被削弱……”[27]
同样，约翰逊政府时期，以色列要想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也离不开美国。受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大环境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阿拉伯民族激进党派或人物纷纷掌握权柄。在以色列看来，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甚至还形成了一个“激进轴心”，矛头直指以色列。[28]经历过纳粹屠杀的犹太民族对于自身的安全问题更是十分敏感和关注。1964年6月，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Eshkol）访问美国时告诉约翰逊：“我们犹太人经历过几千年的流浪生活，安全问题关系到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以色列首先考虑的问题。自1948年以来我们一直被敌人包围着，生活在埃及200枚导弹的威胁之中。”[29]
1958年2月，埃及、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形成南北夹击以色列之势。虽然叙利亚于1961年9月脱离阿联，但在勃列日涅夫的促成下，1966年11月4日，叙利亚与埃及缔结了军事协定，宣布两国加强军事合作。[30]埃及纳赛尔政府一直视以色列为阿拉伯不共戴天的敌人。从1967年开始，阿以局部冲突不断。纳赛尔在一次集会中曾声称：“以色列要开战？请便！这次战争就是要消灭以色列。”[31]
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政变之后，新政府也采取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美国驻英大使布鲁斯（David K.E.Bruce）1964年访问伊拉克和科威特以后深表忧虑，认为伊拉克的立场在1964年开罗会议之后变得更加强硬，连温和国家科威特也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良民”，对以、美持强硬立场。[32] “六·五”战争以后，以色列的生存空间更加狭窄。不管苏联的外交立场表面上如何，它的武器供应加强了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决心。1967年8月下旬，在喀土穆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一致通过“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言和”、“不同以色列谈判”和“不承认以色列”。[33]
以色列不仅受到周边激进的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内部和边境地区不断受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的“侵扰”。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成立反对犹太人侵略的统一组织“巴解组织”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965年5月14日，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宣布成立。[34]从此，巴解组织为收复失地同以色列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和军事斗争。1966年春以后，以色列不断发生来自约旦和黎巴嫩的巴解组织的袭击事件。约旦是巴勒斯坦突击队员的主要活动基地。据以色列官方统计，1965年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共发起43次袭击，其中33次来自约旦。[35]这样，以色列的力量就受到东、南、北阿拉伯国家的牵制，国家安全受到的挑战可想而知。以色列是个被仇敌包围的国家，与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阿拉伯世界相比，它只是一个实际控制面积仅为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资源匮乏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南北长度和东西长度之比是3.3∶1，最窄处仅十几公里，这在国土防御上容易被中间突破，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因此以色列缺少战略纵深，一旦爆发战争，以色列就有亡国的危险。而且其国土大多是沙漠，缺少战略资源。正如1965年3月12日艾希科尔总理在给约翰逊的信中所担心的：“我们被敌人包围着，我们相信能赢得和平，但这条和平之路十分坎坷。”[36]更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欧各国的经济腾飞，它们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不断增强。西欧大国尤其是法、德的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改变了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做法和一味亲以色列的政策，开始重视发展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法国和西德都已宣布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由此可见，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首先是防止苏联的渗透，而以色列的最大利益是维护本国的生存和安全。由于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深感鞭长莫及。而以色列整个国家几乎全是边境线，其安全有着罕见的地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因为阿拉伯国家的“不承认政策”而大大加深了。以色列是被包围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孤岛，对外没有陆地交通，海、空航道也极其脆弱。19个阿拉伯国家[37]，共计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是以色列实际控制面积的481倍，1.3亿人口是以色列的25.5倍。[38]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使以色列不得不高度警惕，终日惴惴不安。为实现各自的根本利益，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相互需要，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位特殊朋友。美以战略关系不仅建立在“苏联威胁”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愿意并且有能力向美国提供一个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基地，以便对地区冲突做出反应，并向美国提供重要的港口。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清楚：美国是个超级大国，没有任何盟国或敌国能与之相匹敌。为了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种威胁均势（balance of threat），美、以必须借重彼此的优势。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就是约翰逊政府时期美、以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的“硬”基础。
作者：孙德刚
一、引言
翻开世界地图，人们会看到：地中海东岸有一个袖珍国家，像一只躺在岸上的海豚，它就是以色列。由此向西，横渡地中海，跨过大西洋，行程6000英里，才能抵达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这两个地缘上相距遥远的国家存在着难以说清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断调整、不断演变。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布建国，奇迹般地出现在地球上，实现了犹太人梦寐以求的复国理想。美国在十几分钟之后就宣布予以承认，其速度之快在美国外交史上极其罕见，并在建交后的第一年就向以色列提供了2亿美元的信用贷款，[1]从这一点看，以色列倒“像是在纽约诞生的”。[2] 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访问以色列时表示，美国把以色列看做它在中东的坚定和可靠的盟友，但不谋求和以色列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3]
然而，美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似乎站在了阿拉伯国家一边，同苏联一道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从西奈撤军，美以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一直拒绝以色列加入“北约”和美国领导的地区联盟的要求。1960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包括飞机、装甲车、地对空导弹及其他先进武器，但遭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断然拒绝，它认为以色列应当采取“受人尊重的防御政策”。[4]
1960-1963年是美以特殊关系的发展时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是美国第一位指出美以存在“特殊关系”的总统。纵观历史，美国和以色列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一对比较奇异的搭档，其“特殊关系”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其他主权国家间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强后盾，而以色列则充当了美国在中东抗衡苏联势力、对付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马前卒”。虽然两国并未签订联盟条约，但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在紧急关头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公开表示对以色列的安全负责，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曾公开宣称：“我们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我们在中东地区的首要承诺就是保护以色列的生存权，使以色列永远生活在和平之中，这是尤为重要的。”[5]
美以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关系很难归类，它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对美以关系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考察。亨利·卡坦（Henry Katan）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等都是从中东关系的视角去研究美以关系的；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的《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M·伯科威茨（Morton Berkowitz）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托马斯·佩特森（Thomas G. Paterson）的《美国外交政策》等则是从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以关系的论文也开始丰富起来，我所看到的有王晓的《试论二战后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演变》，孙健的《冷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吴振刚、刘敏的《近半个世纪美国中东政策述论》，潭晓健的《美以关系的演变初探》，陈永祥、周琦的《略论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王耀东的《战后美国犹太人的地位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钮菊生的《试析美以特殊关系及其原因》等。
关于美以关系的性质，学术界尚无定论，它是一个充满争论、值得商榷的问题。多数学者将其界定为“特殊关系”或“非正式的结盟关系”（unwritten alliance）；史蒂芬森·沃尔特认为，联盟关系就是“两国或多国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包括未签订协定的安全合作关系”，因此美以就是“联盟关系”；亨利·基辛格则认为，只有将相互援助写进正式的条约才是联盟关系，因而美以仅仅是“亲密的国家关系”。
不管美以关系怎样难以捉摸，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很难在一大片阿拉伯人的领土上获得生存空间。1963年底，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入主白宫之后，以色列便交上了好运，他对以色列及美国犹太人组织的种种要求简直是有求必应。[6]自此，美以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时期，两国的谅解和信任大大增强了，两国政府间开始建立起正常的磋商程序，美国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不断强调承担以色列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道义责任。约翰逊曾对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的一位领袖说：“你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肯尼迪），但你们却得到了一位更好的朋友。”[7]自此，美以“特殊关系”开始成熟，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同以色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以之间的“亲密”关系被阿拉伯国家及许多学者看做“没有签订条约的盟友”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既有坚实的“硬”基础，也有坚韧的“软”基础，二者如同两座牢固的桥墩，确保了美以“特殊关系”之桥畅通无阻。
二、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主要是利益，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8]美以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两国在战略利益上有共同的追求。为了实现各自的外交目标，双方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必要。从谋求国家利益这一点来看，两国合作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硬”基础。首先，美国看重的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以色列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紧靠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道，与拥有大量石油的阿拉伯国家毗邻，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9]它对于美国在中东实现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至为关键。在美国领导的“民主世界”中，只有以色列位于中东地区（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土耳其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而且靠近欧洲）。以色列能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提供良好的军事基地、战略物资储备地和转运站。一旦苏伊士运河对美国关闭，以色列的海法、特拉维夫和埃拉特港便可以成为沟通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海陆运输要道。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区能够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只有两个国家——埃及[10]和以色列，而在约翰逊时期，对美国来说以色列比埃及可靠得多。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中东占据明显优势。在美苏争夺中东主导地位的对抗中美国一直处于上风。1955年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11]同年11月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条约组织，它成为西方遏制苏联从中东东北部地区南下的屏障，这个“中东的北约组织”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到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的扩张越来越成为美国的心病。此时，在越南的消耗战使美国大伤元气，而苏联却抓住时机，奋力赶超，其国民生产总值由二战后初期为美国的30%上升到60%左右。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争夺基本上处于相持阶段；而在中东地区，苏联则开始采取局部反攻，逐步推翻了西方的“防洪大堤”。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和政治强国引起了美国的极度恐慌。约翰逊惊呼：“苏联在中东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12]他认为，如果苏联控制了从摩洛哥到伊朗这一广大地区的海洋、石油和空间，那么从杜鲁门总统时期以来所建立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将被打破。埃及纳赛尔政府采取亲苏反美的政策，甚至宣布：“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执行它们用联盟的办法来分裂阿拉伯国家的话，那么阿拉伯人的唯一解决办法将是要求俄罗斯进行援助，因为俄罗斯是能够提供阿拉伯所需要的任何援助的。”[13]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不结盟论坛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苏联十分重视同埃及的“亲密关系”，以寻找进入中东的突破口。1964年5月，赫鲁晓夫（Khrushchev）访问开罗，称埃及主人为“同志”，赞扬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11月24日，埃及副总理兼军队总司令阿密尔元帅访问莫斯科时，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发生（中东）战争，苏联将援助埃及。”[14]到1966年上半年，埃及从西方得到的援助承诺只有5亿美元，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援助保证却达到了11亿美元。[15]
苏联不仅向埃及提供军援，还提供大量的粮食援助。1967年初，苏联向埃及出售了25万吨谷物，并提出再向埃及出口40万吨谷物。[16]由此可见，苏联已把埃及看做它在阿拉伯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的主要盟国。正如1964年5月25日埃及驻美大使卡梅尔（Mustafa Kamel）与约翰逊交谈时所承认的那样：“中东正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过渡时期……苏联正寻找机会扩大在中东的影响，而美国则被激进的阿拉伯世界国家看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准军事干涉力量。”[17]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埃及已从苏联获得大量新的军事装备和2.8亿美元的经济贷款，还从中国获得了约6000万美元的经济贷款。相反，美国未向埃及提供任何军事援助，1963年以来也未提供经济贷款，只有大约合2300万美元的少量技术援助项目。[18]因此，苏联在其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找到了立足点。
同时，苏联还加紧了对叙利亚的渗透，以便从中东防线的中路打开一道缺口。早在1956年，苏联就与叙利亚缔结了军事援助协定。1966年，叙利亚发生政变，新政府采取更加亲苏的政策，当年就与苏联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还签订了一笔价值2.3亿美元的军事协定。[19]由于苏联的不断渗透，叙利亚逐渐成为阿以冲突中谴责以色列的国家中嗓门儿最大的一个。[20]叙利亚还把美国看做以色列的主人，因而对美采取敌视政策。由此可见，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试图把叙利亚变成“中东的古巴”。
也门处于阿拉伯半岛的南端，钳制着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占领也门还能对美国的主要盟友——约旦和沙特——形成包围之势。1962年9月26日，也门“自由军官集团”发动政变，新政府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曾一度支持埃及军队介入也门冲突。1963年2月，苏联和也门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表明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加强。1964年3月，也门总统萨拉勒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协定。[21]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在伊拉克同样占据了主动地位。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政变，新政府执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1959年3月24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使美国多年苦心经营的、围堵苏联的中东“军事联盟”受到猛烈的一击。“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瓦解为苏联进入中东“柔软的腹部”打开了方便之门。1961年苏联向伊拉克提供1650万美元的贷款，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22]这样苏联在中东不仅突破了美国的遏制，而且在“肥沃的新月地带”找到了代言人，并对美国的传统盟友约旦、沙特、黎巴嫩及以色列形成了反包围。苏联甚至还帮助伊拉克发展核武器。1968年，伊拉克一小型核反应堆在巴格达以南15公里处建成，并投入使用。[23]这样，伊拉克成为苏联在中东打入的另一根楔子。
苏联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得手严重威胁着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白宫和五角大楼深感不安。在它们看来，苏联攻势的焦点在东、西方必经之地——红海。苏联正通过埃及支持南、北也门人民的斗争，以便在英国撤离后控制亚丁和曼德海峡，打开通往非洲和中东的后门，进而从侧翼包围欧洲。美国总统约翰逊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在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24]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格局发生动荡的10年，国际上出现了大分化、大改组的“动乱”局面，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和离心倾向。中苏关系破裂，法、德、意、日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五大力量中心初见端倪，多极化格局开始萌芽。这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1968年美国大选期间，尼克松感慨万分：“我们被越南缠住了……正当美国在亚洲，在东南亚的时候，俄国人在进入地中海。”[25]20世纪60年代，实力下降的美国成了个“蹩脚的巨人”。
随着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以色列的战略地位便逐渐凸显出来。它拥有一流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成为中东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且愿意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1967年5月3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M. Helms）在会见以色列谍报部长阿米特（Armitt）时说：“如果以色列失败，整个中东有落入苏联手中的危险。”[26]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暴君”南下，美国把以色列看成遏制苏联的“堡垒”，并使它与土耳其、伊朗、沙特等一起，组成对苏联的半月形包围圈。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后来里根总统所认为的：“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一政治、军事资产，我们在（中东的）地位将被削弱……”[27]
同样，约翰逊政府时期，以色列要想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也离不开美国。受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大环境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阿拉伯民族激进党派或人物纷纷掌握权柄。在以色列看来，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甚至还形成了一个“激进轴心”，矛头直指以色列。[28]经历过纳粹屠杀的犹太民族对于自身的安全问题更是十分敏感和关注。1964年6月，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Eshkol）访问美国时告诉约翰逊：“我们犹太人经历过几千年的流浪生活，安全问题关系到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以色列首先考虑的问题。自1948年以来我们一直被敌人包围着，生活在埃及200枚导弹的威胁之中。”[29]
1958年2月，埃及、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形成南北夹击以色列之势。虽然叙利亚于1961年9月脱离阿联，但在勃列日涅夫的促成下，1966年11月4日，叙利亚与埃及缔结了军事协定，宣布两国加强军事合作。[30]埃及纳赛尔政府一直视以色列为阿拉伯不共戴天的敌人。从1967年开始，阿以局部冲突不断。纳赛尔在一次集会中曾声称：“以色列要开战？请便！这次战争就是要消灭以色列。”[31]
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政变之后，新政府也采取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美国驻英大使布鲁斯（David K.E.Bruce）1964年访问伊拉克和科威特以后深表忧虑，认为伊拉克的立场在1964年开罗会议之后变得更加强硬，连温和国家科威特也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良民”，对以、美持强硬立场。[32] “六·五”战争以后，以色列的生存空间更加狭窄。不管苏联的外交立场表面上如何，它的武器供应加强了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决心。1967年8月下旬，在喀土穆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一致通过“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言和”、“不同以色列谈判”和“不承认以色列”。[33]
以色列不仅受到周边激进的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内部和边境地区不断受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的“侵扰”。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成立反对犹太人侵略的统一组织“巴解组织”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965年5月14日，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宣布成立。[34]从此，巴解组织为收复失地同以色列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和军事斗争。1966年春以后，以色列不断发生来自约旦和黎巴嫩的巴解组织的袭击事件。约旦是巴勒斯坦突击队员的主要活动基地。据以色列官方统计，1965年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共发起43次袭击，其中33次来自约旦。[35]这样，以色列的力量就受到东、南、北阿拉伯国家的牵制，国家安全受到的挑战可想而知。以色列是个被仇敌包围的国家，与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阿拉伯世界相比，它只是一个实际控制面积仅为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资源匮乏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南北长度和东西长度之比是3.3∶1，最窄处仅十几公里，这在国土防御上容易被中间突破，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因此以色列缺少战略纵深，一旦爆发战争，以色列就有亡国的危险。而且其国土大多是沙漠，缺少战略资源。正如1965年3月12日艾希科尔总理在给约翰逊的信中所担心的：“我们被敌人包围着，我们相信能赢得和平，但这条和平之路十分坎坷。”[36]更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欧各国的经济腾飞，它们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不断增强。西欧大国尤其是法、德的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改变了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做法和一味亲以色列的政策，开始重视发展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法国和西德都已宣布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由此可见，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首先是防止苏联的渗透，而以色列的最大利益是维护本国的生存和安全。由于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深感鞭长莫及。而以色列整个国家几乎全是边境线，其安全有着罕见的地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因为阿拉伯国家的“不承认政策”而大大加深了。以色列是被包围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孤岛，对外没有陆地交通，海、空航道也极其脆弱。19个阿拉伯国家[37]，共计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是以色列实际控制面积的481倍，1.3亿人口是以色列的25.5倍。[38]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使以色列不得不高度警惕，终日惴惴不安。为实现各自的根本利益，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相互需要，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位特殊朋友。美以战略关系不仅建立在“苏联威胁”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愿意并且有能力向美国提供一个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基地，以便对地区冲突做出反应，并向美国提供重要的港口。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清楚：美国是个超级大国，没有任何盟国或敌国能与之相匹敌。为了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种威胁均势（balance of threat），美、以必须借重彼此的优势。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就是约翰逊政府时期美、以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的“硬”基础。
三、美以特殊关系的“软”基础
在外交实践中，一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还夹杂着感情或文化的因素，即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相同或相近的国家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越相似的国家越有可能结盟”。[39]美以战略合作只是特殊关系的外层，不是全部。美以关系还存在“软”基础，即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正因为如此，美以特殊关系才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美国同以色列都是世俗化的“西方社会”，政治上都采用西方民主政权的形式。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教义也存在着相近之处，甚至两国的建国道路也极其相似。这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是美以特殊关系无形的“软”基础。美国犹太人集团更是增强了这种“软”基础的“韧性”。
首先，从政治制度来看，虽然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以色列实行的是议会制，但两国的国体是一样的，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三者之间相互监督和制衡。美、以都是世俗化国家。虽然以色列正式宣称是一个犹太国家，但它实行的无疑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制度，犹太教也没有被列为“国教”。同美国一样，以色列追求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被美国看做在东方和封建专制社会包围中的“西方国家”。[40]两国都强调私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民主选举等。在美国看来，以色列是以自由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国家，是最具有政治现代化和民主传统的国家。[41]以色列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在它所致力的许多领域取得了成绩，为许多新型国家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范例。美国前驻埃及大使约翰·巴达尤（John Badeau）认为：“以色列代表了我们在该地区最持久的直接利益，使以色列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当然就成为美国外交的基本承诺。”[42]而且美、以两国在建国史上也有共同点。从根本上看，以色列是由一场民族运动聚集起来的移民人口组成的国家，是通过流血牺牲才诞生的新国家，这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同阿拉伯世界各国相比，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与价值观念同美国最接近。在美国人看来，以色列是“专制制度国家中的一座民主灯塔”，是中东地区的“民主堡垒”。以色列建国使犹太人增强了民族认同意识，并为之欢欣鼓舞。世世代代散居异国他乡、长期遭受欺辱和压迫的犹太人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国。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美国和以色列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这些使两国的生命持续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两国友谊和联盟强大无比，牢不可破。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超越了政治。[43]因此美国想把以色列作为它在中东推行自己政治制度的“典范”。
其次，美、以在宗教文化方面也有“亲缘关系”。像今天许多其他新民族一样，以色列是用欧洲的“手术”在亚洲的腹部用“剖腹产”的方法诞生的国家，它是一个植根于以宗教为形式的古老文化遗产的新民族。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某种同源、同祖现象。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等地，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44]犹太人称自己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的“立约”之说对基督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基督教认为耶稣降世意味着上帝与人重新立约。基督教经典《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其中《旧约全书》所包括的经卷是从犹太教传统继承而来的，被犹太教视为圣书。[45]
19世纪德国基督教哲学家斯特劳斯指出：“毫无疑问，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46]由于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因此基督教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与希伯来文化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希伯来文化中的宗教观念直接为基督教提供了信仰因素和思想模式，主要包括传统的上帝观、救主观、选民观、罪恶观、救赎观、来世观、圣经观和圣史观等。[47]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了犹太教的全部经典。犹太教以7日为一周，第7日为“安息日”，被基督教接受后改为“礼拜日”。犹太教的逾越节是基督教复活节的前身。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教会，礼拜仪式——祈祷、唱诗、读经、讲道，也都是自犹太教继承而来的。[48]
宗教上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两国文化上的认同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不同于这些看法的观点往往被美国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它的基督教同盟军谴责为政治上的极端主义，甚至是反基督教的”。[49]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共同之处使美、以两国信徒心目中存在着无形的“基督教文明”或“西方文明”的概念，这既是一种优越感，也是一种认同感。1966年约翰逊告诉来访的以色列总统谢泽（Shazar）：“就像你们一样，我们的国家也是在希伯来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希伯来文化的创造者带给了人类道德原则、社会公正法则、普遍和平准则。这是我们的遗产，也是你们的遗产。”[50]
20世纪60年代，尽管以色列是个军事强国，但对它来说，外部威胁不完全是军事上的，还有心理上的一种被歼灭的恐惧感。以色列在基督教社会中的特殊宗教地位和精神象征意义影响着西方人对以色列的感情和态度。犹太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同根性和亲缘关系很容易使主要教派特别是清教徒采取亲以立场。在政府部门，“所有基督教徒看待中东问题时，起码对以色列怀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好感”。[51]对于基督教徒来说，特别是对于清教徒来说，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实现了《圣经》的预言，因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全力支持以色列便成了美国的义务。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出于一种历史上对同宗兄弟进行迫害和屠杀的深深负疚感，这种同情心和负罪感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以色列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就像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我们支持以色列，因为它是圣地，是造就我们基督教的地方。”[52]
以色列是个特殊的地方，它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家园，而且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正如约翰逊在圣约之子反诽谤联盟演讲时所说的：“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的话——就像我一样和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着很深的联系，因为我的基督教信念来自于你们……圣经故事已经深深地印入我的童年记忆，就像今天的犹太人为了免于迫害而进行的英勇奋斗一样，深深地滋润我们的心灵。”[53]约翰逊对以色列的深厚感情溢于言表。在美国人眼里，世界上仅有一个犹太人国家，却遭到一二十个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实不应该，更不公平；以色列的生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种道义的需要；一个强大、安全的以色列不仅是以色列的也是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所在。
最后，美国犹太人社团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建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犹太人达500多万，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2%。犹太人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他们大多掌握着雄厚的财力和专业知识，在美国经济、金融、法律、传媒、文化界影响很大。在美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中，近1/4是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好莱坞影视圈等均具有巨大影响力。[54]每年都有好几万美国犹太人成群结队地到以色列访问，加强同以色列人的往来，既增加了以色列的收入，也加强了美、以两国间的联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犹太人在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能无所作为。犹太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选举。犹太人的参政意识很强，投票率高达90%，这使占美国总人口不到3%的美国犹太人在美国两党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64年3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科默（Robert W. Komer）在分析以色列要求购买美国坦克时说：“为什么他们现在向我们施加这么大的压力？原因只有一个：今年是选举年。”[55]犹太人几乎带着宗教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犹太人向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了其总竞选经费的60%，向共和党竞选人提供了其总竞选经费的40%。[56] 美国犹太人和亲犹太势力还组成了诸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全美犹太社团关系委员会”、“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等一些强大的院外游说组织，作为以色列在美国的代言人。[57]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选票和金钱，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成为美以特殊关系的监护人和美以关系的安全阀及以色列在美国的后备军。
美国对以色列采取“亲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犹太人社团所起的作用。“六·五”战争爆发后，美国犹太人在三周内就为以色列筹集到1亿美元。军事上的自豪感成为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感情动力，以色列正是作为征服者才获得了最慷慨的援助。从一定程度上说，美、以之间不仅存在双边关系，而且存在三方关系（美国、以色列以及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而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则是美以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约有300万阿拉伯人，但他们对阿拉伯院外活动的目标并没有太大的同情，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各国之间利益的不统一性。由此可见，一个政治上活跃、内部团结一致的利益集团能比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凝聚力的利益集团起到更大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夸大犹太人院外集团在密切美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民意调查显示，自以色列建国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率一直很高。[58]
四、结论
总之，决定美以特殊关系的不仅是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由于两国文化、政治制度的相似性而产生的认同感。在美国人眼中，以色列的形象是进步和民主的，类似于美国；它是中东众多专制国家之中的一个“民主橱窗”；是一个继承了耶稣-基督教的遗产，具有共同的文明、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相同的民族经验的弱者；是一个凭自身力量难以生存，又被敌人包围的小国。这种同情感和亲和力是美以关系区别于一般国家间关系的最显著特征。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将以色列看做美国的“第五十一州”。[59]美国犹太人集团强化了这种情感因素。以色列和美国具有相似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而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就不具备这种“共同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以色列都能够得到美国支持，而阿拉伯国家则常常责怪苏联“背信弃义”的原因。[60]以色列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西方，而在政治上却属于西方国家。以色列甚至认为自己并不是亚洲国家，因此连亚洲的科技、文化和体育活动都很少参加。通过合作更多地谋求各自国家的利益是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感是美以特殊关系的“软”基础，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和“软”基础是美以特殊关系的本质，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实质。
在外交实践中，一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还夹杂着感情或文化的因素，即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相同或相近的国家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越相似的国家越有可能结盟”。[39]美以战略合作只是特殊关系的外层，不是全部。美以关系还存在“软”基础，即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正因为如此，美以特殊关系才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美国同以色列都是世俗化的“西方社会”，政治上都采用西方民主政权的形式。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教义也存在着相近之处，甚至两国的建国道路也极其相似。这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是美以特殊关系无形的“软”基础。美国犹太人集团更是增强了这种“软”基础的“韧性”。
首先，从政治制度来看，虽然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以色列实行的是议会制，但两国的国体是一样的，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三者之间相互监督和制衡。美、以都是世俗化国家。虽然以色列正式宣称是一个犹太国家，但它实行的无疑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制度，犹太教也没有被列为“国教”。同美国一样，以色列追求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被美国看做在东方和封建专制社会包围中的“西方国家”。[40]两国都强调私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民主选举等。在美国看来，以色列是以自由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国家，是最具有政治现代化和民主传统的国家。[41]以色列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在它所致力的许多领域取得了成绩，为许多新型国家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范例。美国前驻埃及大使约翰·巴达尤（John Badeau）认为：“以色列代表了我们在该地区最持久的直接利益，使以色列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当然就成为美国外交的基本承诺。”[42]而且美、以两国在建国史上也有共同点。从根本上看，以色列是由一场民族运动聚集起来的移民人口组成的国家，是通过流血牺牲才诞生的新国家，这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同阿拉伯世界各国相比，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与价值观念同美国最接近。在美国人看来，以色列是“专制制度国家中的一座民主灯塔”，是中东地区的“民主堡垒”。以色列建国使犹太人增强了民族认同意识，并为之欢欣鼓舞。世世代代散居异国他乡、长期遭受欺辱和压迫的犹太人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国。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美国和以色列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这些使两国的生命持续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两国友谊和联盟强大无比，牢不可破。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超越了政治。[43]因此美国想把以色列作为它在中东推行自己政治制度的“典范”。
其次，美、以在宗教文化方面也有“亲缘关系”。像今天许多其他新民族一样，以色列是用欧洲的“手术”在亚洲的腹部用“剖腹产”的方法诞生的国家，它是一个植根于以宗教为形式的古老文化遗产的新民族。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某种同源、同祖现象。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等地，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44]犹太人称自己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的“立约”之说对基督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基督教认为耶稣降世意味着上帝与人重新立约。基督教经典《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其中《旧约全书》所包括的经卷是从犹太教传统继承而来的，被犹太教视为圣书。[45]
19世纪德国基督教哲学家斯特劳斯指出：“毫无疑问，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46]由于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因此基督教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与希伯来文化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希伯来文化中的宗教观念直接为基督教提供了信仰因素和思想模式，主要包括传统的上帝观、救主观、选民观、罪恶观、救赎观、来世观、圣经观和圣史观等。[47]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了犹太教的全部经典。犹太教以7日为一周，第7日为“安息日”，被基督教接受后改为“礼拜日”。犹太教的逾越节是基督教复活节的前身。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教会，礼拜仪式——祈祷、唱诗、读经、讲道，也都是自犹太教继承而来的。[48]
宗教上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两国文化上的认同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不同于这些看法的观点往往被美国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它的基督教同盟军谴责为政治上的极端主义，甚至是反基督教的”。[49]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共同之处使美、以两国信徒心目中存在着无形的“基督教文明”或“西方文明”的概念，这既是一种优越感，也是一种认同感。1966年约翰逊告诉来访的以色列总统谢泽（Shazar）：“就像你们一样，我们的国家也是在希伯来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希伯来文化的创造者带给了人类道德原则、社会公正法则、普遍和平准则。这是我们的遗产，也是你们的遗产。”[50]
20世纪60年代，尽管以色列是个军事强国，但对它来说，外部威胁不完全是军事上的，还有心理上的一种被歼灭的恐惧感。以色列在基督教社会中的特殊宗教地位和精神象征意义影响着西方人对以色列的感情和态度。犹太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同根性和亲缘关系很容易使主要教派特别是清教徒采取亲以立场。在政府部门，“所有基督教徒看待中东问题时，起码对以色列怀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好感”。[51]对于基督教徒来说，特别是对于清教徒来说，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实现了《圣经》的预言，因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全力支持以色列便成了美国的义务。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出于一种历史上对同宗兄弟进行迫害和屠杀的深深负疚感，这种同情心和负罪感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以色列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就像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我们支持以色列，因为它是圣地，是造就我们基督教的地方。”[52]
以色列是个特殊的地方，它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家园，而且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正如约翰逊在圣约之子反诽谤联盟演讲时所说的：“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的话——就像我一样和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着很深的联系，因为我的基督教信念来自于你们……圣经故事已经深深地印入我的童年记忆，就像今天的犹太人为了免于迫害而进行的英勇奋斗一样，深深地滋润我们的心灵。”[53]约翰逊对以色列的深厚感情溢于言表。在美国人眼里，世界上仅有一个犹太人国家，却遭到一二十个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实不应该，更不公平；以色列的生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种道义的需要；一个强大、安全的以色列不仅是以色列的也是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所在。
最后，美国犹太人社团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建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犹太人达500多万，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2%。犹太人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他们大多掌握着雄厚的财力和专业知识，在美国经济、金融、法律、传媒、文化界影响很大。在美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中，近1/4是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好莱坞影视圈等均具有巨大影响力。[54]每年都有好几万美国犹太人成群结队地到以色列访问，加强同以色列人的往来，既增加了以色列的收入，也加强了美、以两国间的联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犹太人在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能无所作为。犹太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选举。犹太人的参政意识很强，投票率高达90%，这使占美国总人口不到3%的美国犹太人在美国两党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64年3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科默（Robert W. Komer）在分析以色列要求购买美国坦克时说：“为什么他们现在向我们施加这么大的压力？原因只有一个：今年是选举年。”[55]犹太人几乎带着宗教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犹太人向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了其总竞选经费的60%，向共和党竞选人提供了其总竞选经费的40%。[56] 美国犹太人和亲犹太势力还组成了诸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全美犹太社团关系委员会”、“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等一些强大的院外游说组织，作为以色列在美国的代言人。[57]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选票和金钱，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成为美以特殊关系的监护人和美以关系的安全阀及以色列在美国的后备军。
美国对以色列采取“亲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犹太人社团所起的作用。“六·五”战争爆发后，美国犹太人在三周内就为以色列筹集到1亿美元。军事上的自豪感成为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感情动力，以色列正是作为征服者才获得了最慷慨的援助。从一定程度上说，美、以之间不仅存在双边关系，而且存在三方关系（美国、以色列以及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而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则是美以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约有300万阿拉伯人，但他们对阿拉伯院外活动的目标并没有太大的同情，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各国之间利益的不统一性。由此可见，一个政治上活跃、内部团结一致的利益集团能比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凝聚力的利益集团起到更大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夸大犹太人院外集团在密切美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民意调查显示，自以色列建国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率一直很高。[58]
四、结论
总之，决定美以特殊关系的不仅是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由于两国文化、政治制度的相似性而产生的认同感。在美国人眼中，以色列的形象是进步和民主的，类似于美国；它是中东众多专制国家之中的一个“民主橱窗”；是一个继承了耶稣-基督教的遗产，具有共同的文明、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相同的民族经验的弱者；是一个凭自身力量难以生存，又被敌人包围的小国。这种同情感和亲和力是美以关系区别于一般国家间关系的最显著特征。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将以色列看做美国的“第五十一州”。[59]美国犹太人集团强化了这种情感因素。以色列和美国具有相似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而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就不具备这种“共同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以色列都能够得到美国支持，而阿拉伯国家则常常责怪苏联“背信弃义”的原因。[60]以色列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西方，而在政治上却属于西方国家。以色列甚至认为自己并不是亚洲国家，因此连亚洲的科技、文化和体育活动都很少参加。通过合作更多地谋求各自国家的利益是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感是美以特殊关系的“软”基础，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和“软”基础是美以特殊关系的本质，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实质。
一篇好文章!
原帖由 利刃 于 2008-8-17 12:20 发表
一篇好文章!
但是很多地方讲得不清楚
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态度暧昧？因为苏伊士运河战争正好和匈牙利事件事件重叠，前者10月29日爆发，后者在10月23日激化，美国在批评苏联进入布达佩斯的时候，需要保持政治立场的一致，因此无法对英法以的行动表示支持。
肯尼迪家族的后盾是新英格兰集团，这一集团与犹太社团过往甚密，其中有一些产业和金融巨头本身就是犹太人，或者有犹太血统，肯尼迪支持以色列显然有这方面的考虑，更何况犹太社团通常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不结盟论坛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苏联十分重视同埃及的“亲密关系”，以寻找进入中东的突破口。
这种话肯定是有问题的，阿拉伯世界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说什么谁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很多国家是不会买账的。
总体上来看，阿拉伯世界沙特始终是宗教中心，对于宗教在文化生活中占据最主要地位的阿拉伯世界，沙特就是文化中心，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埃及不遗余力地宣传异教和偶像崇拜的古埃及文化是不会有兴趣的，甚至会产生反感。
从政治上来看，沙特始终是以伊斯兰教正宗立足的；约旦由于和英国关系密切，一贯属于政治立场比较暧昧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由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分家，都要争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伊拉克也学习埃及或者与埃及竞争，在贝克尔和萨达姆执政期间大力宣传古巴比伦文化。
原帖由 兰色之伤 于 2008-8-17 10:21 发表
因为最初美国的中东战略决定的。美国那个时候在中东还插不上手。后来战略的改变，也由于中东石油的诱惑，他们想进去，阿拉伯人不行，曾经的大阿拉伯帝国对老美不太感冒，而且对抗老苏，围攻苏联的需要，也让美国人必 ...
中东的水本来就浑得不行，再进一步搞浑这个逻辑通吗？
美国在中近东地区的政策是具有连贯性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不得不和一些稀泥。首先为了对抗苏联，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必须要扶持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而且土耳其又是俄国的世仇。但是冷战第一个回合实际上是从希腊开始的，英国退出近东地区后，美国接管了英国承担的任务来支持希腊，同时防止俄国势力经由巴尔干南下。当然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先后分裂后，苏联想要在这个方向渗透已经不可能。但是土耳其和希腊长期有争端，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美国被迫要在两国关系上求得平衡。
为了控制苏联经由高加索地区南下，美国必须要同时扶持土耳其和伊朗。冷战第一回合的另一个热点在伊朗，也就是所谓的伊朗危机（参看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且伊朗与俄国也有世仇。但是支持突厥种的土耳其和波斯种的伊朗就意味着，很难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因为他们也是后者的世仇。
至于以色列，美国全面支持则是在1973年之后，向美国大规模购买武器是拉宾同志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最成功的工作。美国利用埃及和苏联固有的矛盾，在埃及本身有与以色列和解的情况下，诱使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签署和平协议，解除了以色列所长期面临的两线作战难题。但是由于萨达特伸出橄榄枝，加上其世俗化的统治方式，遭到极端主义者的反弹。
1979年是美国阿拉伯政策的重要分水岭，伊朗伊斯兰革命一方面打乱了美国在中地区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也为美国调整阿拉伯世界的政策提供了契机。通过保证海湾产油国的利益，美国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统治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用石油美元一步步腐蚀了这些贵族。另一方面，从80年代开始，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长期驻军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看来，是对伊斯兰圣地的亵渎，其结果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
1991年又是美国阿拉伯政策的另一个分水岭，由于萨达姆政权长期支持巴解组织，导致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中押错赌注，偏向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在伊拉克失败后导致海湾国家纷纷抛弃了巴勒斯坦。在政治上严重受挫后，阿拉法特被迫转而在美国的调停下，与以色列拉宾政府需求和解。
评论员同志讲得很好:victory: ，是个好同志，学习了。
中东历史教育，搬把椅子来学习。:D
这个历史原因太复杂了,我搬个凳子虚心学习学习,呵呵!!;P
以色列就算想买也得美国人卖才行啊。
印象里，是美苏联手收拾了英、法、以三家发动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以色列才看清形式，抱美国粗腿的吧。
印象里，是美苏联手收拾了英、法、以三家发动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以色列才看清形式，抱美国粗腿的吧。
美国给以色列的大部分武器基本是白送的
原帖由 dark_knight 于 2008-8-17 12:30 发表
但是很多地方讲得不清楚
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态度暧昧？因为苏伊士运河战争正好和匈牙利事件事件重叠，前者10月29日爆发，后者在10月23日激化，美国在批评苏联进入布达佩斯的时候，需要保 ...
但还是有点不明白，美国不支持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挖英法的墙角呢（包括抛售英镑，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求）？除了道义上的一致，里面有没有什么深层原因？
原帖由 xluoh 于 2008-8-17 23:17 发表
但还是有点不明白，美国不支持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挖英法的墙角呢（包括抛售英镑，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求）？除了道义上的一致，里面有没有什么深层原因？
把英法彻底赶出中东，在利益面前，美国大佬从不会手软，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
原帖由 xluoh 于 2008-8-17 23:17 发表
但还是有点不明白，美国不支持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挖英法的墙角呢（包括抛售英镑，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求）？除了道义上的一致，里面有没有什么深层原因？
二战以后，英，法，荷等殖民国所包的二奶基本上被撬光，美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固然有冷战的原因，但美国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重要原因。从那以后，英法就丧失了做老大的任何可能性，情愿(如英）或不情愿（如法）跟着美国混。所以说，俄国也颜色革命了，但是你太大，我对你不放心，要想进一切办法让你五马分尸。对中国也是同样。
原帖由 兰色之伤 于 2008-8-17 10:21 发表
因为最初美国的中东战略决定的。美国那个时候在中东还插不上手。后来战略的改变，也由于中东石油的诱惑，他们想进去，阿拉伯人不行，曾经的大阿拉伯帝国对老美不太感冒，而且对抗老苏，围攻苏联的需要，也让美国人必 ...
当时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可是以色列+伊朗，和现在以色列一家独大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原帖由 xluoh 于 2008-8-17 23:17 发表
但还是有点不明白，美国不支持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挖英法的墙角呢（包括抛售英镑，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求）？除了道义上的一致，里面有没有什么深层原因？
我这里有一册British Politics in the Suez Crisis，具体的慢慢和你们开专贴讲
原帖由 shutgun 于 2008-8-18 09:11 发表
当时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可是以色列+伊朗，和现在以色列一家独大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你以为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不是美国的盟友？美军要给这些王公贵族看家护院，否则它们的脑袋随时会被宗教极端分子搬掉……
问一下美国和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巴林是什么时候结盟的，与伊拉克又是什么时候啊
无头黑骑士贵宾讲解的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