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中思索

2008年07月11日 12:15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 刘文立
左和右，是表示方位的词:面向南时靠东的一边为左，靠西的一边为为右。在各语种的词汇中，就本义而言这两个词并无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特殊含义。然而，方位词“左”和“右”具有源自法国大革命的重要转义，并在各国语言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法国旧制度末期，经过延续千余年的中世纪的社会演进后，谋求改革现状的平民等级与反动的僧俗特权等级之间的权益冲突越来越尖锐，迅速衰落中的专制君主制面临一种史无前例的严重挑战。在欧洲，继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一场近代意义上的革命在所难免。1789年5月，以先前已停开达175年之久的法兰西王国三级会议为契机和舞台，剧变骤然发生。起初旨在议决赋税分摊以弥补国库巨额亏空的三级会议，在第三等级平民代表的强硬坚持下，排除教士和贵族特权等级代表以及国王路易十六的顽固反对，在这个“太阳王”路易十四曾声称“朕即国家”“法律出自我”的国家，要通过一部亘古未有的根本大法即宪法。由平民代表和少数特权等级代表联合而成的革新派，于6月20日通过了“网球场誓约”，立誓在宪法制定前决不解散，三级会议遂被宣布为制宪国民议会。而首届议会会议的举行方式，由于革新派议员的顽强斗争，也一改旧制沿革，即与会者不再按所属的等级“分厅议事”，而是三个等级的议员“合厅议事”；法案不再“按等级”分别付诸表决，而是在议会全体会议上“按人头”予以投票。于是，可追溯至十四世纪的三级会议的召集和议决惯例被彻底颠覆了。新的议事及表决方式对议会各党团产生了各种影响；影响之一是各派随即自然地都意识到，开会就座时本派别的成员不宜分散而应相对集中，因人多势众可壮声威。果然，在同年制宪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为了凸显阵容和增强气势，革新派议员不约而同地坐到了左边的席位上，教士和贵族的议员亦心照不宣，纷纷来到右边的席位就座。这样，大会会场上便明显地出现了具有派别和集团特点的左右两大板块。那些游移于革新和反动立场之间的议员合乎情理地选择了不左不右的位置，于是构成了中央一大板块；不过，后来的会议上，中间派议员因立场的变化或议题的不同会时而向左或右挪动。
自那以后，这种最初并未指定亦非刻意的左右座位安排相沿成习，逐渐固定下来。久而久之，产生了转义的方位词“左”（la gauche，指左派或左翼）和“右”(la droite，指右派或右翼)成为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用术语。
十八世纪末这场席卷欧洲的革命波及整个世界，在人权观念、立宪政体、法治社会和多党制度等方面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其中，具有法兰西原始特征的“左”和“右”称谓也得以“国际化”，在各国移植和使用的过程中约定俗成，还有了进一步的引申和变化。此外，除原词左派和右派外，相继出现了诸如极左派、极右派、中左派、中右派（有时它们后面加上“分子”）、左倾、右倾、左倾冒险主义（者）、左倾盲动主义（者）、右倾投降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等衍生词语，还有属于国产的衍生语汇“摘帽右派（分子）”和“宁左勿右”等，不一而足。
回顾和思考法文借词(emprunts)“左”和“右”概念的产生、传播及演变，除词源可追溯外，像对不少流行术语一样，人们往往感到难以从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对它们加以严格的科学定义。只能说，按通常的理解，左派（翼）大抵指在阶级、阶层、政党、集团或运动内部倾向于进步、革新、激进甚至革命的一派；右派（翼）看来指其中倾向于保守、守旧、反动直至反革命的一派；左右派翼连同其衍生的语汇，则往往成为上述概念的代名词或同义语。这样的词语，广泛而频繁地出现于现代各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耐人寻味的是，它们在法学领域未被采纳和使用。
尽管人们对“左”和“右”有一般的认知，但研究者试图对被主流史学或官方机构贴上上述标签的各类人物、政党集团和事件作价值判断或作用评估时，实际上总是不断，达成共识颇为不易；再说，权力部门后来的甄别和改正，亦加大了此事的难度。有时学界出现的歧见如此之大，以至参加辩论的人不得不回到诸如当时什么才是本
义上的进步革新、什么才是本义上的保守反动这类由用语导致的起始问题上去。这么一来，在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泥淖中挣扎过后想爬上岸的研究者，看到身旁又是包含词汇学在内的语言学的深坑。
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审视，各种民族语言相互“借进”外来词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近代以来国际交往日趋频繁，情况更是如此。显而易见，这里就涉及诸门类——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借词如何传入本民族语言及被消化吸纳的问题。外来词融入母语的漫长过程往往受到不同时代的影响并打上了相应的烙印，其间的沿革及变异有时是错综复杂的。比方说，法文中性词“左”和“右”被借进近现代汉语后，就难以确切地判断它们究竟从何时、为何和以何种方式，在诸多场合实际上被分别赋予了明显的褒扬或贬抑的含义。虽然难以回答这三个疑问，但有一点仍能肯定，即这种对原词的“附加性语义”同上个世纪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和社会进程是密切关联的。此项课题值得研究。可惜，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在评述西学东渐历程和清末民初政情舆论的各类研究成果中，迄今尚未见到以此为题的专著。不过，泛读民初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的书刊报纸，还有近年间才面世的包括领导人书信讲话在内的“内部文件”，倒是不难找到关于褒“左”贬“右”的大量引文例证；有段时期，对右派的讥嘲甚至出现在一首全国广为传唱的歌曲（该歌后来修改了有关歌词，至今仍属主旋律乐曲）之中。如今，左右二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褒贬色彩渐趋淡化，似乎回归为中性词，亦不轻易地被当作标签使用了；至于其衍生的词语，有的被重新评价或定义，有的则不复出现——除非是在对如烟往事的回忆性文字中。不过话说回来，情况是否全然如此，笔者尚难确定，还得请权威或有识之士赐教。
学人想必都知道，在近代之前的我国文史典籍里，右和左的基本含义与舶来品中性词“右”和“左”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我们的先人往往尚右，以此方位词指较高的地位或官职，引申为高贵、重要之义: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称“（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汉书?黄霸传》曰“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使领郡钱谷计。”古人将世家望族称作右姓、右族:如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北史?王子直传》言“（子直）京兆杜陵人也，世为郡右族。”《史记?汉文帝记》有“右贤左戚”之语，裴骃集解引韦昭注“右犹高，左犹下也。”“无出其右”变为一个成语，崇高的格言和智慧的箴言，让人警醒或恪遵的训示信条则被视作“座右铭”，置于台前灯下。与右相比，左含下位和降职之义，如左迁:白居易在《琵琶行?并序》中言道“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迁谪意。”正文又有“谪居卧病浔阳城”之语。李白听说友人王昌龄官场遭贬，作《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以表达“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同情和伤感。左又含邪之义，左道（亦作左道旁门）即邪门歪道，不严肃和不光明之谓，泛指不正派的学术流派或宗教思想体系。《礼记?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左道，若巫蛊及俗禁。”《封神演义》七二回:“他骂吾教是左道旁门，不分披毛带角之人，湿生卵化之辈，皆可同群共处。”左还指乖僻，形容乖戾不正，如俗语所说的左脾气、左性子之类。有关的文史佐证既然如此，当有理由认为:汉语中的左和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不过是暂时“互换”了词义而已。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批当属传统之义的“左迁”的人，按时下之义是纷纷“右”迁了；相反，另外一批人倒是因“左”被提拔而得以升“迁”。而今回顾，就长达数千年的汉语发展史而言，这充其量只能算一段插曲；左右的内涵在时空上陡然“易位”，一时间居然让人忽视甚至遗忘了它们古往今来的固有语义。
我们的民族语言的确源远流长，词语丰富，含义深广。以左和右为例，除了上述引文所表的反义，二词历来还具有相互扶持并协作的内涵。《汉书?陈馀传》:“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灭燕易矣。”苏轼《拟孙权答曹操书》:“仆之有张昭，正如备（刘备）之有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类似于“左提右挈”的成语，还有“左辅右弼”，泛指在旁起辅助作用的重要人物。《孔丛子?论书》:“王者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四近。”；《晋书?潘尼传》:“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一日万机，业业兢兢。”人们也用“左右”、“左右手”或“左膀右臂”的说法指亲近可靠且得力的助手。在此，左右二词并不显示尊卑高下有别和对立分歧，而是意味着双方目标一致地相互包容并共事协作。这样的语义，自然能给我们的社会或事业带来积极有益的启示。
其实，“左”也好“右”也罢，事关治国安邦，有赖于当权者审慎评估客观存在的能为各社会群体、阶层和集团所接受的相关施政的限度，切忌超越从而趋向极端；而各类社会成员谋求实现自身的诉求时，亦应依法行事，力避极端的举措。中华的古代圣人倡导中和，留下了言简意赅的关于“物极必反”的哲理，后代可借以反思历朝兴衰
及前因后果，引以为鉴而寻求更好的社会实践效果。先贤如是言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惟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史者，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儒学崇尚中和，倡导调和折中，规避剧烈对抗而谋求相安共存之道。如此的人文理念，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无疑都是处世为政的一项根本法则。在追求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公正时，恰当而明智地予以运用，显然能促进各民族共同体亦即全人类的发展与和谐。
相反，若一味专断擅权或是动辄揭竿而起，任凭主观意志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不是审时度势而是轻率地将政务或人事推到一个极端，则另一种力量必然会把它向回拉。在物理学的机械原理上和政治社会学的引申意义上，如此的互动犹如钟摆一般，因为向左摆或向右摆的本身就蕴藏着向右倒退或向左倒退的拉力；而人为地转拨钟摆的幅度越大，作为回应，钟摆自然地倒退的拉力也越大。以“左”和“右”的词源国法国近代史上的若干异常事件为例，不论是出于专制政权的残酷压制，还是发自下层民众的暴烈反叛，均应验了这个独立于人的意愿之外的事物内在规律。相关的事变，有如1791年6月王国军队对巴黎示威民众的肆意扫射；1792年首都贫苦“无套裤汉”针对上层嫌疑分子的不加区别的“九月屠杀”；1815年极端保王党人控制下的“无双议会”主政时对革命民众实施的“白色恐怖”；1820至1822年间复辟王朝对试图起义的“烧炭党人”的血腥镇压；1848年巴黎工人阶级奋起反对政府的“六月暴动”；1871年法普战争期间发生的反对凡尔赛当局的巴黎公社起义等。据史载，以上非常事件均无一例外地引发过敌对方力度大致相当的反应。特别发人深省的是，每一次惨烈的国内对抗过后，则是由包括敌对双方在内的左右翼各阶层即法兰西全民族为之付出沉重而昂贵的代价。那些极端政策或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断裂、鸿沟和伤痛，往往会延续一代甚至几代人之久，并且重现在历史的记叙也就是国民的集体回忆里，挥之不去地成为永远引起的话题。
让我们仍以钟演示社会。可以看到，钟摆摆动的幅度多在居中的方位，即中右和中左的领域；接近左右两端即“极左”和“极右”的范围，显然狭窄得多。关于钟摆摆幅的原理，会引起识者对国家治理的思索。众所周知，在当代欧美发达国家里中产者阶层是相对厚重的；至于两个边缘尤其是“左”端边缘的群体，多年来亦有向中部靠拢并结合的趋势。于是，代表这个主要阶层和社会中坚的那些党派，不论历来颇具“进步”的传统，还是长期享有“保守”的声誉，其原有的特征和色彩实际上都已模糊暗淡了。因而就整体而论，在欧美发达国家，不管哪个党派执政，均会维护中产者阶层的根本利益，都在很大程度上奉行着某种西方式的“中庸治理”（“le juste milieu”）。再以法国政坛为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极端党派被进一步“边缘化”，中左翼和中右翼的势力则旗鼓相当，而且随着两派原有政治属性的淡化和利益链条的交织，双方的营垒甚至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格局。这样一来，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各中间党派妥协和合作的政治理念越来越占上风，引人注目地导致了1986年以后中左中右党派几度同台“共治”局面的形成。我们依然以钟为图示，再审视一下那些中产者阶层尚不强大而贫富较为悬殊的发展中国家。若对这种机械不做过于“机械”的解读，则会在钟的示意图上看到:底层各弱势群体在全国总的居民中的百分比较高，就人数而言占据着这个圆形的大部分切面；在传统的意义上，他们属于左边那个大板块，本能地渴望激进的变革以实现社会公正并改善自身境遇。因而，当权者必须对各弱势群体的权益多加维护，在立法和行政上向他们作出适度的倾斜，理所当然就不能拘泥而机械地恪守“中庸之道”了 。2008年07月11日 12:15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 刘文立
左和右，是表示方位的词:面向南时靠东的一边为左，靠西的一边为为右。在各语种的词汇中，就本义而言这两个词并无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特殊含义。然而，方位词“左”和“右”具有源自法国大革命的重要转义，并在各国语言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法国旧制度末期，经过延续千余年的中世纪的社会演进后，谋求改革现状的平民等级与反动的僧俗特权等级之间的权益冲突越来越尖锐，迅速衰落中的专制君主制面临一种史无前例的严重挑战。在欧洲，继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一场近代意义上的革命在所难免。1789年5月，以先前已停开达175年之久的法兰西王国三级会议为契机和舞台，剧变骤然发生。起初旨在议决赋税分摊以弥补国库巨额亏空的三级会议，在第三等级平民代表的强硬坚持下，排除教士和贵族特权等级代表以及国王路易十六的顽固反对，在这个“太阳王”路易十四曾声称“朕即国家”“法律出自我”的国家，要通过一部亘古未有的根本大法即宪法。由平民代表和少数特权等级代表联合而成的革新派，于6月20日通过了“网球场誓约”，立誓在宪法制定前决不解散，三级会议遂被宣布为制宪国民议会。而首届议会会议的举行方式，由于革新派议员的顽强斗争，也一改旧制沿革，即与会者不再按所属的等级“分厅议事”，而是三个等级的议员“合厅议事”；法案不再“按等级”分别付诸表决，而是在议会全体会议上“按人头”予以投票。于是，可追溯至十四世纪的三级会议的召集和议决惯例被彻底颠覆了。新的议事及表决方式对议会各党团产生了各种影响；影响之一是各派随即自然地都意识到，开会就座时本派别的成员不宜分散而应相对集中，因人多势众可壮声威。果然，在同年制宪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为了凸显阵容和增强气势，革新派议员不约而同地坐到了左边的席位上，教士和贵族的议员亦心照不宣，纷纷来到右边的席位就座。这样，大会会场上便明显地出现了具有派别和集团特点的左右两大板块。那些游移于革新和反动立场之间的议员合乎情理地选择了不左不右的位置，于是构成了中央一大板块；不过，后来的会议上，中间派议员因立场的变化或议题的不同会时而向左或右挪动。
自那以后，这种最初并未指定亦非刻意的左右座位安排相沿成习，逐渐固定下来。久而久之，产生了转义的方位词“左”（la gauche，指左派或左翼）和“右”(la droite，指右派或右翼)成为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用术语。
十八世纪末这场席卷欧洲的革命波及整个世界，在人权观念、立宪政体、法治社会和多党制度等方面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其中，具有法兰西原始特征的“左”和“右”称谓也得以“国际化”，在各国移植和使用的过程中约定俗成，还有了进一步的引申和变化。此外，除原词左派和右派外，相继出现了诸如极左派、极右派、中左派、中右派（有时它们后面加上“分子”）、左倾、右倾、左倾冒险主义（者）、左倾盲动主义（者）、右倾投降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等衍生词语，还有属于国产的衍生语汇“摘帽右派（分子）”和“宁左勿右”等，不一而足。
回顾和思考法文借词(emprunts)“左”和“右”概念的产生、传播及演变，除词源可追溯外，像对不少流行术语一样，人们往往感到难以从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对它们加以严格的科学定义。只能说，按通常的理解，左派（翼）大抵指在阶级、阶层、政党、集团或运动内部倾向于进步、革新、激进甚至革命的一派；右派（翼）看来指其中倾向于保守、守旧、反动直至反革命的一派；左右派翼连同其衍生的语汇，则往往成为上述概念的代名词或同义语。这样的词语，广泛而频繁地出现于现代各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耐人寻味的是，它们在法学领域未被采纳和使用。
尽管人们对“左”和“右”有一般的认知，但研究者试图对被主流史学或官方机构贴上上述标签的各类人物、政党集团和事件作价值判断或作用评估时，实际上总是不断，达成共识颇为不易；再说，权力部门后来的甄别和改正，亦加大了此事的难度。有时学界出现的歧见如此之大，以至参加辩论的人不得不回到诸如当时什么才是本
义上的进步革新、什么才是本义上的保守反动这类由用语导致的起始问题上去。这么一来，在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泥淖中挣扎过后想爬上岸的研究者，看到身旁又是包含词汇学在内的语言学的深坑。
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审视，各种民族语言相互“借进”外来词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近代以来国际交往日趋频繁，情况更是如此。显而易见，这里就涉及诸门类——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借词如何传入本民族语言及被消化吸纳的问题。外来词融入母语的漫长过程往往受到不同时代的影响并打上了相应的烙印，其间的沿革及变异有时是错综复杂的。比方说，法文中性词“左”和“右”被借进近现代汉语后，就难以确切地判断它们究竟从何时、为何和以何种方式，在诸多场合实际上被分别赋予了明显的褒扬或贬抑的含义。虽然难以回答这三个疑问，但有一点仍能肯定，即这种对原词的“附加性语义”同上个世纪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和社会进程是密切关联的。此项课题值得研究。可惜，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在评述西学东渐历程和清末民初政情舆论的各类研究成果中，迄今尚未见到以此为题的专著。不过，泛读民初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的书刊报纸，还有近年间才面世的包括领导人书信讲话在内的“内部文件”，倒是不难找到关于褒“左”贬“右”的大量引文例证；有段时期，对右派的讥嘲甚至出现在一首全国广为传唱的歌曲（该歌后来修改了有关歌词，至今仍属主旋律乐曲）之中。如今，左右二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褒贬色彩渐趋淡化，似乎回归为中性词，亦不轻易地被当作标签使用了；至于其衍生的词语，有的被重新评价或定义，有的则不复出现——除非是在对如烟往事的回忆性文字中。不过话说回来，情况是否全然如此，笔者尚难确定，还得请权威或有识之士赐教。
学人想必都知道，在近代之前的我国文史典籍里，右和左的基本含义与舶来品中性词“右”和“左”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我们的先人往往尚右，以此方位词指较高的地位或官职，引申为高贵、重要之义: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称“（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汉书?黄霸传》曰“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使领郡钱谷计。”古人将世家望族称作右姓、右族:如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北史?王子直传》言“（子直）京兆杜陵人也，世为郡右族。”《史记?汉文帝记》有“右贤左戚”之语，裴骃集解引韦昭注“右犹高，左犹下也。”“无出其右”变为一个成语，崇高的格言和智慧的箴言，让人警醒或恪遵的训示信条则被视作“座右铭”，置于台前灯下。与右相比，左含下位和降职之义，如左迁:白居易在《琵琶行?并序》中言道“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迁谪意。”正文又有“谪居卧病浔阳城”之语。李白听说友人王昌龄官场遭贬，作《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以表达“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同情和伤感。左又含邪之义，左道（亦作左道旁门）即邪门歪道，不严肃和不光明之谓，泛指不正派的学术流派或宗教思想体系。《礼记?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左道，若巫蛊及俗禁。”《封神演义》七二回:“他骂吾教是左道旁门，不分披毛带角之人，湿生卵化之辈，皆可同群共处。”左还指乖僻，形容乖戾不正，如俗语所说的左脾气、左性子之类。有关的文史佐证既然如此，当有理由认为:汉语中的左和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不过是暂时“互换”了词义而已。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批当属传统之义的“左迁”的人，按时下之义是纷纷“右”迁了；相反，另外一批人倒是因“左”被提拔而得以升“迁”。而今回顾，就长达数千年的汉语发展史而言，这充其量只能算一段插曲；左右的内涵在时空上陡然“易位”，一时间居然让人忽视甚至遗忘了它们古往今来的固有语义。
我们的民族语言的确源远流长，词语丰富，含义深广。以左和右为例，除了上述引文所表的反义，二词历来还具有相互扶持并协作的内涵。《汉书?陈馀传》:“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灭燕易矣。”苏轼《拟孙权答曹操书》:“仆之有张昭，正如备（刘备）之有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类似于“左提右挈”的成语，还有“左辅右弼”，泛指在旁起辅助作用的重要人物。《孔丛子?论书》:“王者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四近。”；《晋书?潘尼传》:“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一日万机，业业兢兢。”人们也用“左右”、“左右手”或“左膀右臂”的说法指亲近可靠且得力的助手。在此，左右二词并不显示尊卑高下有别和对立分歧，而是意味着双方目标一致地相互包容并共事协作。这样的语义，自然能给我们的社会或事业带来积极有益的启示。
其实，“左”也好“右”也罢，事关治国安邦，有赖于当权者审慎评估客观存在的能为各社会群体、阶层和集团所接受的相关施政的限度，切忌超越从而趋向极端；而各类社会成员谋求实现自身的诉求时，亦应依法行事，力避极端的举措。中华的古代圣人倡导中和，留下了言简意赅的关于“物极必反”的哲理，后代可借以反思历朝兴衰
及前因后果，引以为鉴而寻求更好的社会实践效果。先贤如是言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惟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史者，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儒学崇尚中和，倡导调和折中，规避剧烈对抗而谋求相安共存之道。如此的人文理念，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无疑都是处世为政的一项根本法则。在追求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公正时，恰当而明智地予以运用，显然能促进各民族共同体亦即全人类的发展与和谐。
相反，若一味专断擅权或是动辄揭竿而起，任凭主观意志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不是审时度势而是轻率地将政务或人事推到一个极端，则另一种力量必然会把它向回拉。在物理学的机械原理上和政治社会学的引申意义上，如此的互动犹如钟摆一般，因为向左摆或向右摆的本身就蕴藏着向右倒退或向左倒退的拉力；而人为地转拨钟摆的幅度越大，作为回应，钟摆自然地倒退的拉力也越大。以“左”和“右”的词源国法国近代史上的若干异常事件为例，不论是出于专制政权的残酷压制，还是发自下层民众的暴烈反叛，均应验了这个独立于人的意愿之外的事物内在规律。相关的事变，有如1791年6月王国军队对巴黎示威民众的肆意扫射；1792年首都贫苦“无套裤汉”针对上层嫌疑分子的不加区别的“九月屠杀”；1815年极端保王党人控制下的“无双议会”主政时对革命民众实施的“白色恐怖”；1820至1822年间复辟王朝对试图起义的“烧炭党人”的血腥镇压；1848年巴黎工人阶级奋起反对政府的“六月暴动”；1871年法普战争期间发生的反对凡尔赛当局的巴黎公社起义等。据史载，以上非常事件均无一例外地引发过敌对方力度大致相当的反应。特别发人深省的是，每一次惨烈的国内对抗过后，则是由包括敌对双方在内的左右翼各阶层即法兰西全民族为之付出沉重而昂贵的代价。那些极端政策或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断裂、鸿沟和伤痛，往往会延续一代甚至几代人之久，并且重现在历史的记叙也就是国民的集体回忆里，挥之不去地成为永远引起的话题。
让我们仍以钟演示社会。可以看到，钟摆摆动的幅度多在居中的方位，即中右和中左的领域；接近左右两端即“极左”和“极右”的范围，显然狭窄得多。关于钟摆摆幅的原理，会引起识者对国家治理的思索。众所周知，在当代欧美发达国家里中产者阶层是相对厚重的；至于两个边缘尤其是“左”端边缘的群体，多年来亦有向中部靠拢并结合的趋势。于是，代表这个主要阶层和社会中坚的那些党派，不论历来颇具“进步”的传统，还是长期享有“保守”的声誉，其原有的特征和色彩实际上都已模糊暗淡了。因而就整体而论，在欧美发达国家，不管哪个党派执政，均会维护中产者阶层的根本利益，都在很大程度上奉行着某种西方式的“中庸治理”（“le juste milieu”）。再以法国政坛为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极端党派被进一步“边缘化”，中左翼和中右翼的势力则旗鼓相当，而且随着两派原有政治属性的淡化和利益链条的交织，双方的营垒甚至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格局。这样一来，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各中间党派妥协和合作的政治理念越来越占上风，引人注目地导致了1986年以后中左中右党派几度同台“共治”局面的形成。我们依然以钟为图示，再审视一下那些中产者阶层尚不强大而贫富较为悬殊的发展中国家。若对这种机械不做过于“机械”的解读，则会在钟的示意图上看到:底层各弱势群体在全国总的居民中的百分比较高，就人数而言占据着这个圆形的大部分切面；在传统的意义上，他们属于左边那个大板块，本能地渴望激进的变革以实现社会公正并改善自身境遇。因而，当权者必须对各弱势群体的权益多加维护，在立法和行政上向他们作出适度的倾斜，理所当然就不能拘泥而机械地恪守“中庸之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