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中国足球联赛之败 足协一手遮天坠落世纪大底

http://sports.sina.com.cn 2008年07月09日13:16  体坛周报

　　文/冉雄飞

　　从世界足球的发展趋势来看，任何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提高，都需具备两个关键环节：其一，是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储备与培养；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职业联赛的水平和级别，联赛是一个国家足球水平提高与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中国足球历经了14年的职业化改革，世界排名却从职业化前的亚洲第4，跌落到如今的亚洲第10，甚至足球水平相较于专业化时代在退步。职业化能提高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这条放眼世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成了悖论？

　　职业化改革，球员水平不如专业化时代？

　　足球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如果，永远只有冰冷的结果。国足在最近两届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铩羽而归，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10年之后，连续迎来两次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差战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职业联赛的话，中国队能打成什么样？

　　“我觉得我们至少还能保持在亚洲的前5名行列。专业化时代，球队都是吃大锅饭，国家和政府出钱，地方体委抓训练队。每年也就是集中在一起打打联赛和足协杯，剩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供球队训练和磨合。别的不讲，至少出现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绝对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朝鲜队就是中国足球在那个年代的缩影，球员都是长期集中，教练员都是本土的，那个时候水平也不高，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差！”持此观点的成耀东是专业化时代最后一批球员，经历过两个时代的变迁，面对这样一个调侃般的话题，他的答案透出些许无奈，却很有事实依据。

　　职业联赛前的最后一次世界杯冲击，是施拉普纳率领的那支国足。由于客场失利，施家军小组赛即被淘汰，但还不至于像本次预选赛这样，小组赛垫底、耻辱性的出局。在国际足联最新的国家队排名中，中国队最新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83，亚洲第10(在2006年中国队甚至一度跌至世界第103位，亚洲第15位)；而在职业联赛开始前1993年，中国队的世界排名是45位，亚洲第4。如果仅仅从成绩上来说，职业联赛14年，我们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有明显的倒退。但2001年，中国队历史性的打进界杯，却是在职业化以后。也就是说，职业足球还是可以让我们进步的，问题是为何近年来，中国男足为何屡战屡败？

　　2001年打进世界杯的那批球员中，核心球员马明宇，郝海东，范志毅，江津等人都是专业时代的球员，祁宏，孙继海，李铁、李玮峰等人也是在那个年代就开始了足球生涯，所以很多专家把2001年那次冲击成功，依然归功于专业化时代的人才培养机制；而2004年和2008年两次惨痛失败，专业时代的球员慢慢远离国足，而职业足球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球员，却是如此的不堪，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这些球员，多数是在职业联赛开始后踢球的。他们成长于浮躁的甲A时代，沾染了太多的恶习，拜金主义横行，生活方式堕落，管理和约束自我能力极差。他们既没有专业时代球员的技术和定力，又缺乏职业球员应该具备的纪律性和生活习惯。加上这一代球员多数是足校和俱乐部系统培养出来，文化学习受影响程度比专业时代更甚，代表国家队踢成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老国脚对于这批球员失去世界杯晋级机会很惋惜，同时也认为这样的结果也是事出有因。

　　国家队在天津失利之后，就有几名球员在随后的香河集训中跑到北京泡吧，言语中也把责任都推到主教练杜伊和足协身上，却没有任何自责的意思。在与澳大利亚比赛结束后，国足居然在某些管理人员的引导之下，在休息室大喊，“杜伊，XX！”这是何等荒唐的一幕。

　　福特宝，做盒饭还是大餐？全凭足协定

　　1993年国家第一次颁布《公司法》，同年中国福特宝公司正式成立。能够在国内注册带有“中国”字样打头的一家公司，本身也说明了福特宝公司的官方背景。该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是邵文忠，当年在足协开发部任职。同样在1993年，国际管理集团(IMG)与中国足协签约，负责联赛的商务开发。职业联赛最初，足协管理职业联赛，IMG负责经营和商务，而福特宝公司的角色，则是从IMG那代理甲A，甲B联赛的广告。

　　2003年末代甲A，IMG在此前已逐渐淡出中国体育市场，而中国之队的营运商ISL也在2000年破产，已存在7年之久的中国福特宝公司这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福特宝在拿到中国之队的“大单子”之前，公司旗下一些产业都是不可持续性的。ISL破产让中国足协在经济上倍感压力，但却给了福特宝难得的发展机遇，2001年十强赛的出线和2002年的世界杯，让福特宝不仅仅帮助足协渡过难关，还有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以中国之队为例，西门子签署了四年合作协议，每年赞助金额高达350万欧元，加上八家指定赞助商，每家平均60—80万美元，供应商和服务商20—30万美元，中国之队在最好的年份，每年可以赚到一个亿左右。除了西门子签下了大单子，阿迪达斯也从原来的几百万人民币加装备的合约，变成了6年5个亿的“超级合同”，再加上浏阳河、央视、新浪等合作伙伴，福特宝赶上了好时候，也抓住了机遇。

　　在足协的眼中，福特宝虽是下属公司，但他们责任只是把项目“做好做大”，便于中国足协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当时有媒体曾经戏称：“福特宝多年来，实际上只是负责给足协保证一份盒饭！”然而，这句话的确只能当作一句戏言。事实上，正是福特宝公司把中国之队做到了每年一个亿，足协才能在2004年开始与亚足联开发公司合作的时候，把合作的市场定价为800万美金，而且最后的成交价是1000万美元，合作对象则是瑞士盈方。

　　中超联赛的经营权最初也属于福特宝，主要负责经营事务的是前上海申花俱乐部副总经理瞿郁明，此君后来还成为中超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中超是阎世铎在任期内搞出的一个“形象工程”，时至今日也没人能说出中超与甲A联赛真正的区别所在。但在经营上，没有了外围的商业合作伙伴，与足协纠缠不清的福特宝再一次创造了经营的奇迹。中超元年，西门子以810万欧元拿下总冠名，此外还有恒源祥，佳能，北京现代，盈方，上海文广(电视版权合作商)，正大集团和新浪体育等七家指定赞助商(指定赞助商的最低门槛费是900万人民币)。从这点看，中超元年取得了不少经营上的突破，可惜年底国安罢赛和“七君子”闹革命，赞助商在最后支付赞助金额的时候，打了一些折扣，但俱乐部依然分到了400万(福特宝最初的承诺是600万)。

　　2005年12月28日，中超公司正式成立，足协党委书记南勇任董事长，还产生了9名董事和3名监事会成员。中超公司的经营班底其实就是福特宝公司负责中超联赛经营的赛事二部，负责人瞿郁明转任中超公司总经理。2006年4月28日，中国足协与瑞士盈方正式签约，盈方从福特宝手中“拿走”了中国之队。在一年之内被拿走两个最主营业务的福特宝公司，又恢复了2000年之前的那种状态。所以，当中国之队经营失败以及联赛经营不顺利的时候，最有发言权的当属足协下属的这家特殊的公司。国家队6月14日输给伊拉克队，被彻底淘汰之后，福特宝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马上将MSN的签名改成了：“XX，帅蠢，将庸，校贪，蔚急，兵劣，失败其实很简单，干着急，活受罪！”短短数语，蕴含的深意却值得玩味。

　　中超公司，“革命不彻底”催生的怪胎

　　中超公司的成立，其促成因素主要是国内俱乐部在中超元年“由下自上”发动的夺权风暴，争夺的焦点，当然是中超联赛的经营权和部分管理权。

　　中国足协在内部制定中超公司的游戏规则时，首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利益。比如他们占有36%的股份，对一家公司来说，这样的一个股权结构，其实是一个“三保险”：第一、中国足协本来就拥有整个联赛的管理权，他们的一票否决权具备决定性；第二、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任何一个决议要想通过，必须超过2/3的票数(从股权上，必须达到67%)，但所有俱乐部加在一起，最多只有64%；第三、每家俱乐部的股权只有4%，以目前16家俱乐部为例，他们本来相互矛盾就不少，根本不存在联合的可能，即使联合起来反对足协，也无法达到2/3的票数，俱乐部不团结的事实，是足协的第三道保险。足协的领导人并不是精明的商人，他们拿出的这个东西，让徐明，张海，张曙光这些玩经济游戏的高手和“资本大鳄”一看就知道足协的根本用意，很多与会者当场就指出，“中超公司是足协糊弄人的把戏”，这样的股权结构，实际上保护的还是中国足协的绝对话语权。

　　“我们当时之所以同意足协搞出的那个中超章程，主要是觉得相对于以前，成立中超公司还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另外当时那种情况，足协还作出了其他的一些。俱乐部认为，先按足协的方式搞几年看一看，如果效果不错，俱乐部收益提高，就让其继续。“说实话，我们当时就对这种做法很没有信心，因为这样结构复杂的公司有着太多的不规范，操作起来不会太容易，所以我们也想好了，如果中超公司经营不行，那就重新要求再调整。”一位参加过当年会议的当事人解密了俱乐部人士的真实动机。这些人很多都有商海拼杀的经验，他们似乎早就清楚，中超公司一定会出问题。

　　中超公司的成立是职业联赛进步的一个标志，但“第一次出手”就遭遇重大挫折。2006年，总冠名赞助商在中超开幕之前才签署，神秘的爱福克斯来去匆匆，中超公司与之签署的协议居然在最后变成“一纸空文”，这反映出公司决策层的经营经验和能力都还有待提高。最不可思议的是，爱福克斯多达550万欧元的赞助费没有支付，足协和中超公司最后居然都“无能为力”。当年年底，中超第一任总经理瞿郁明为此“引咎辞职”，然而却有很多人为他叫屈。因为将爱福克斯介绍给中国足协的，正是前国家队主教练阿里·汉的经纪人，后者并没有通过中超公司，而是直接通过足协领导促成了这笔当年“最神秘诡异的冠名交易”。而瞿郁明在任期间，即使没有总冠名赞助商在，恒源祥，正大，耐克，佳能，现代和上海文广等六家主要合作赞助商，还是为联赛募得了近8000万的资金。赛季结束后，中超公司为15家俱乐部和相关地方足协分别分红200万和30万。

　　由于中国足球环境的持续低迷，2007年招商出现了更大的困难。恒源祥转投08奥运会，正大集团和北京现代执意退出，总冠名商的再次也是困难重重。金威啤酒也把握住中超公司者的心理，直到最后时刻才决定出资；本赛季初，金威再次故伎重施，又一次把时间拖到了联赛开幕前最后两天，2100万的价格也创造了历史新低。已经卸任的瞿郁明介绍说，“中超联赛的品牌最近几年屡遭打击，对于整个品牌价值的伤害是很致命的。如果是职业联赛前几年，赞助商赞助甲A都很踊跃，是不可能出现现在这种拖、等、慢现象的。现在的赞助商都很精明，他们知道我们招商不易。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努力维护中超总冠名的价格和价值，一旦被贱卖，就很难再恢复到高峰期。”

　　前段时间，居然有消息传出说中超公司被某税务部门查账，原因是中超公司以亏损为由少交了税款。虽然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但知情人分析说，按照目前的中国足球现状和实际的经营状况，中超公司出现“亏损”是一种必然。因为该公司并没有摆脱足协的管辖和制约，而目前中国足协的主要财务收入中，中国之队的经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中超公司就有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中超公司从体制上也是一个怪胎，它并不是按照真正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一个真正的股份制公司，俱乐部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进入并参与公司的运营呢？”一位俱乐部负责经营的人士质问道。

　　但不管怎么说，中超公司相对于过去的体制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体制上有进步的中超公司，为何经营上也举步维艰？首先还是股权结构的问题，16家俱乐部总股份只有64%，分到每一家才4%。真正的分红又不是严格按照股份比例，中国足协占了36%的股权，但却主动拿出20%分摊给16家俱乐部；剩下的16%中，6%是给中超公司作为代理费，中国足协实际上只占10%的分红，而且谢亚龙还承诺，足协每年拿走的钱，最多不能超过1000万。从分红比例和实际的分配状况看，足协应该是吃了大亏，可为什么俱乐部还是不愿意买账呢？

　　“现在的中超公司，占有了俱乐部经营资源的60%到70%以上，但每年能分到的钱少的可怜。正常情况下，一家俱乐部每年投资至少在3000—4000万，那么足协至少应该能回报我们2000万左右，可实际上他们回报的东西，最多也就占到我们投入的10%左右。我们很支持像中超公司这样的机构去经营整个联赛，因为俱乐部毕竟有地域性，赞助商的级别和规模都达不到全国的水平，因此中超公司拿走那么多资源我们没有意见，压缩我们经营的空间，我们也没有问题，关键还是要看回报。现在中超公司和俱乐部之间的焦点，毫无疑问还是钱，即使短时间不赚钱，能让我们看到赚钱的希望也好。要想开发这个市场，一是经营实力，二是经营理念，这些东西中超公司都不具备。说到底，中超公司还是足协旗下的一个经营部门，全国职业俱乐部都陪你一家足球管理机构玩！这就是目前中国足球在经营上的现状。”一位俱乐部的总经理道出了俱乐部的烦恼。

　　中超公司很难说有政府的背景，但足协的参与还是让其摆脱不了“官商一体”的形象。官商有卸下红顶成为真正商人的可能性，但“商官”却往往更难实现自身从“官”到“商”的转化。从而成为商业社会更危险的对手，一方面打着国家，集体的旗号利用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却是通过产权改革等方式，实现内部控制人的利益最大化。

　　目前中超公司的困境，依然是受制中国足协。2006年，中超公司搬入中国足协办公的东玖大厦的时候，足协就要求中超公司独立承包他们办公所在一个楼层的全部租金，此举遭到了公司办公人员的“集体抵制”。当时中超公司总共的编制只有24名员工，却要承担一个楼层共1600平米的办公区域的租金和物业费，相当于每个公司员工的办公面积达到了86平米左右。光是财务预算，中超公司就必须多支出300万元。由于中超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不服指挥”，足协后来也无奈接受了，因为中超公司毕竟还要独立核算。但那位主导此事的官员，却在年后被老账新帐一起“算清”——走人了事。http://sports.sina.com.cn 2008年07月09日13:16  体坛周报

　　文/冉雄飞

　　从世界足球的发展趋势来看，任何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提高，都需具备两个关键环节：其一，是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储备与培养；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职业联赛的水平和级别，联赛是一个国家足球水平提高与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中国足球历经了14年的职业化改革，世界排名却从职业化前的亚洲第4，跌落到如今的亚洲第10，甚至足球水平相较于专业化时代在退步。职业化能提高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这条放眼世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成了悖论？

　　职业化改革，球员水平不如专业化时代？

　　足球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如果，永远只有冰冷的结果。国足在最近两届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铩羽而归，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10年之后，连续迎来两次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差战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职业联赛的话，中国队能打成什么样？

　　“我觉得我们至少还能保持在亚洲的前5名行列。专业化时代，球队都是吃大锅饭，国家和政府出钱，地方体委抓训练队。每年也就是集中在一起打打联赛和足协杯，剩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供球队训练和磨合。别的不讲，至少出现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绝对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朝鲜队就是中国足球在那个年代的缩影，球员都是长期集中，教练员都是本土的，那个时候水平也不高，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差！”持此观点的成耀东是专业化时代最后一批球员，经历过两个时代的变迁，面对这样一个调侃般的话题，他的答案透出些许无奈，却很有事实依据。

　　职业联赛前的最后一次世界杯冲击，是施拉普纳率领的那支国足。由于客场失利，施家军小组赛即被淘汰，但还不至于像本次预选赛这样，小组赛垫底、耻辱性的出局。在国际足联最新的国家队排名中，中国队最新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83，亚洲第10(在2006年中国队甚至一度跌至世界第103位，亚洲第15位)；而在职业联赛开始前1993年，中国队的世界排名是45位，亚洲第4。如果仅仅从成绩上来说，职业联赛14年，我们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有明显的倒退。但2001年，中国队历史性的打进界杯，却是在职业化以后。也就是说，职业足球还是可以让我们进步的，问题是为何近年来，中国男足为何屡战屡败？

　　2001年打进世界杯的那批球员中，核心球员马明宇，郝海东，范志毅，江津等人都是专业时代的球员，祁宏，孙继海，李铁、李玮峰等人也是在那个年代就开始了足球生涯，所以很多专家把2001年那次冲击成功，依然归功于专业化时代的人才培养机制；而2004年和2008年两次惨痛失败，专业时代的球员慢慢远离国足，而职业足球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球员，却是如此的不堪，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这些球员，多数是在职业联赛开始后踢球的。他们成长于浮躁的甲A时代，沾染了太多的恶习，拜金主义横行，生活方式堕落，管理和约束自我能力极差。他们既没有专业时代球员的技术和定力，又缺乏职业球员应该具备的纪律性和生活习惯。加上这一代球员多数是足校和俱乐部系统培养出来，文化学习受影响程度比专业时代更甚，代表国家队踢成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老国脚对于这批球员失去世界杯晋级机会很惋惜，同时也认为这样的结果也是事出有因。

　　国家队在天津失利之后，就有几名球员在随后的香河集训中跑到北京泡吧，言语中也把责任都推到主教练杜伊和足协身上，却没有任何自责的意思。在与澳大利亚比赛结束后，国足居然在某些管理人员的引导之下，在休息室大喊，“杜伊，XX！”这是何等荒唐的一幕。

　　福特宝，做盒饭还是大餐？全凭足协定

　　1993年国家第一次颁布《公司法》，同年中国福特宝公司正式成立。能够在国内注册带有“中国”字样打头的一家公司，本身也说明了福特宝公司的官方背景。该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是邵文忠，当年在足协开发部任职。同样在1993年，国际管理集团(IMG)与中国足协签约，负责联赛的商务开发。职业联赛最初，足协管理职业联赛，IMG负责经营和商务，而福特宝公司的角色，则是从IMG那代理甲A，甲B联赛的广告。

　　2003年末代甲A，IMG在此前已逐渐淡出中国体育市场，而中国之队的营运商ISL也在2000年破产，已存在7年之久的中国福特宝公司这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福特宝在拿到中国之队的“大单子”之前，公司旗下一些产业都是不可持续性的。ISL破产让中国足协在经济上倍感压力，但却给了福特宝难得的发展机遇，2001年十强赛的出线和2002年的世界杯，让福特宝不仅仅帮助足协渡过难关，还有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以中国之队为例，西门子签署了四年合作协议，每年赞助金额高达350万欧元，加上八家指定赞助商，每家平均60—80万美元，供应商和服务商20—30万美元，中国之队在最好的年份，每年可以赚到一个亿左右。除了西门子签下了大单子，阿迪达斯也从原来的几百万人民币加装备的合约，变成了6年5个亿的“超级合同”，再加上浏阳河、央视、新浪等合作伙伴，福特宝赶上了好时候，也抓住了机遇。

　　在足协的眼中，福特宝虽是下属公司，但他们责任只是把项目“做好做大”，便于中国足协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当时有媒体曾经戏称：“福特宝多年来，实际上只是负责给足协保证一份盒饭！”然而，这句话的确只能当作一句戏言。事实上，正是福特宝公司把中国之队做到了每年一个亿，足协才能在2004年开始与亚足联开发公司合作的时候，把合作的市场定价为800万美金，而且最后的成交价是1000万美元，合作对象则是瑞士盈方。

　　中超联赛的经营权最初也属于福特宝，主要负责经营事务的是前上海申花俱乐部副总经理瞿郁明，此君后来还成为中超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中超是阎世铎在任期内搞出的一个“形象工程”，时至今日也没人能说出中超与甲A联赛真正的区别所在。但在经营上，没有了外围的商业合作伙伴，与足协纠缠不清的福特宝再一次创造了经营的奇迹。中超元年，西门子以810万欧元拿下总冠名，此外还有恒源祥，佳能，北京现代，盈方，上海文广(电视版权合作商)，正大集团和新浪体育等七家指定赞助商(指定赞助商的最低门槛费是900万人民币)。从这点看，中超元年取得了不少经营上的突破，可惜年底国安罢赛和“七君子”闹革命，赞助商在最后支付赞助金额的时候，打了一些折扣，但俱乐部依然分到了400万(福特宝最初的承诺是600万)。

　　2005年12月28日，中超公司正式成立，足协党委书记南勇任董事长，还产生了9名董事和3名监事会成员。中超公司的经营班底其实就是福特宝公司负责中超联赛经营的赛事二部，负责人瞿郁明转任中超公司总经理。2006年4月28日，中国足协与瑞士盈方正式签约，盈方从福特宝手中“拿走”了中国之队。在一年之内被拿走两个最主营业务的福特宝公司，又恢复了2000年之前的那种状态。所以，当中国之队经营失败以及联赛经营不顺利的时候，最有发言权的当属足协下属的这家特殊的公司。国家队6月14日输给伊拉克队，被彻底淘汰之后，福特宝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马上将MSN的签名改成了：“XX，帅蠢，将庸，校贪，蔚急，兵劣，失败其实很简单，干着急，活受罪！”短短数语，蕴含的深意却值得玩味。

　　中超公司，“革命不彻底”催生的怪胎

　　中超公司的成立，其促成因素主要是国内俱乐部在中超元年“由下自上”发动的夺权风暴，争夺的焦点，当然是中超联赛的经营权和部分管理权。

　　中国足协在内部制定中超公司的游戏规则时，首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利益。比如他们占有36%的股份，对一家公司来说，这样的一个股权结构，其实是一个“三保险”：第一、中国足协本来就拥有整个联赛的管理权，他们的一票否决权具备决定性；第二、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任何一个决议要想通过，必须超过2/3的票数(从股权上，必须达到67%)，但所有俱乐部加在一起，最多只有64%；第三、每家俱乐部的股权只有4%，以目前16家俱乐部为例，他们本来相互矛盾就不少，根本不存在联合的可能，即使联合起来反对足协，也无法达到2/3的票数，俱乐部不团结的事实，是足协的第三道保险。足协的领导人并不是精明的商人，他们拿出的这个东西，让徐明，张海，张曙光这些玩经济游戏的高手和“资本大鳄”一看就知道足协的根本用意，很多与会者当场就指出，“中超公司是足协糊弄人的把戏”，这样的股权结构，实际上保护的还是中国足协的绝对话语权。

　　“我们当时之所以同意足协搞出的那个中超章程，主要是觉得相对于以前，成立中超公司还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另外当时那种情况，足协还作出了其他的一些。俱乐部认为，先按足协的方式搞几年看一看，如果效果不错，俱乐部收益提高，就让其继续。“说实话，我们当时就对这种做法很没有信心，因为这样结构复杂的公司有着太多的不规范，操作起来不会太容易，所以我们也想好了，如果中超公司经营不行，那就重新要求再调整。”一位参加过当年会议的当事人解密了俱乐部人士的真实动机。这些人很多都有商海拼杀的经验，他们似乎早就清楚，中超公司一定会出问题。

　　中超公司的成立是职业联赛进步的一个标志，但“第一次出手”就遭遇重大挫折。2006年，总冠名赞助商在中超开幕之前才签署，神秘的爱福克斯来去匆匆，中超公司与之签署的协议居然在最后变成“一纸空文”，这反映出公司决策层的经营经验和能力都还有待提高。最不可思议的是，爱福克斯多达550万欧元的赞助费没有支付，足协和中超公司最后居然都“无能为力”。当年年底，中超第一任总经理瞿郁明为此“引咎辞职”，然而却有很多人为他叫屈。因为将爱福克斯介绍给中国足协的，正是前国家队主教练阿里·汉的经纪人，后者并没有通过中超公司，而是直接通过足协领导促成了这笔当年“最神秘诡异的冠名交易”。而瞿郁明在任期间，即使没有总冠名赞助商在，恒源祥，正大，耐克，佳能，现代和上海文广等六家主要合作赞助商，还是为联赛募得了近8000万的资金。赛季结束后，中超公司为15家俱乐部和相关地方足协分别分红200万和30万。

　　由于中国足球环境的持续低迷，2007年招商出现了更大的困难。恒源祥转投08奥运会，正大集团和北京现代执意退出，总冠名商的再次也是困难重重。金威啤酒也把握住中超公司者的心理，直到最后时刻才决定出资；本赛季初，金威再次故伎重施，又一次把时间拖到了联赛开幕前最后两天，2100万的价格也创造了历史新低。已经卸任的瞿郁明介绍说，“中超联赛的品牌最近几年屡遭打击，对于整个品牌价值的伤害是很致命的。如果是职业联赛前几年，赞助商赞助甲A都很踊跃，是不可能出现现在这种拖、等、慢现象的。现在的赞助商都很精明，他们知道我们招商不易。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努力维护中超总冠名的价格和价值，一旦被贱卖，就很难再恢复到高峰期。”

　　前段时间，居然有消息传出说中超公司被某税务部门查账，原因是中超公司以亏损为由少交了税款。虽然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但知情人分析说，按照目前的中国足球现状和实际的经营状况，中超公司出现“亏损”是一种必然。因为该公司并没有摆脱足协的管辖和制约，而目前中国足协的主要财务收入中，中国之队的经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中超公司就有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中超公司从体制上也是一个怪胎，它并不是按照真正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一个真正的股份制公司，俱乐部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进入并参与公司的运营呢？”一位俱乐部负责经营的人士质问道。

　　但不管怎么说，中超公司相对于过去的体制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体制上有进步的中超公司，为何经营上也举步维艰？首先还是股权结构的问题，16家俱乐部总股份只有64%，分到每一家才4%。真正的分红又不是严格按照股份比例，中国足协占了36%的股权，但却主动拿出20%分摊给16家俱乐部；剩下的16%中，6%是给中超公司作为代理费，中国足协实际上只占10%的分红，而且谢亚龙还承诺，足协每年拿走的钱，最多不能超过1000万。从分红比例和实际的分配状况看，足协应该是吃了大亏，可为什么俱乐部还是不愿意买账呢？

　　“现在的中超公司，占有了俱乐部经营资源的60%到70%以上，但每年能分到的钱少的可怜。正常情况下，一家俱乐部每年投资至少在3000—4000万，那么足协至少应该能回报我们2000万左右，可实际上他们回报的东西，最多也就占到我们投入的10%左右。我们很支持像中超公司这样的机构去经营整个联赛，因为俱乐部毕竟有地域性，赞助商的级别和规模都达不到全国的水平，因此中超公司拿走那么多资源我们没有意见，压缩我们经营的空间，我们也没有问题，关键还是要看回报。现在中超公司和俱乐部之间的焦点，毫无疑问还是钱，即使短时间不赚钱，能让我们看到赚钱的希望也好。要想开发这个市场，一是经营实力，二是经营理念，这些东西中超公司都不具备。说到底，中超公司还是足协旗下的一个经营部门，全国职业俱乐部都陪你一家足球管理机构玩！这就是目前中国足球在经营上的现状。”一位俱乐部的总经理道出了俱乐部的烦恼。

　　中超公司很难说有政府的背景，但足协的参与还是让其摆脱不了“官商一体”的形象。官商有卸下红顶成为真正商人的可能性，但“商官”却往往更难实现自身从“官”到“商”的转化。从而成为商业社会更危险的对手，一方面打着国家，集体的旗号利用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却是通过产权改革等方式，实现内部控制人的利益最大化。

　　目前中超公司的困境，依然是受制中国足协。2006年，中超公司搬入中国足协办公的东玖大厦的时候，足协就要求中超公司独立承包他们办公所在一个楼层的全部租金，此举遭到了公司办公人员的“集体抵制”。当时中超公司总共的编制只有24名员工，却要承担一个楼层共1600平米的办公区域的租金和物业费，相当于每个公司员工的办公面积达到了86平米左右。光是财务预算，中超公司就必须多支出300万元。由于中超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不服指挥”，足协后来也无奈接受了，因为中超公司毕竟还要独立核算。但那位主导此事的官员，却在年后被老账新帐一起“算清”——走人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