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推荐！)茅于轼在小范围谈中国时局和前景

2003年2月南京/在小范围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是什么把我们这些人联结起来，从不同的地方走到一起来？是一种责任感，是我们对社会、对人民都有的那一份关注。


      今后几年的发展有一个前提是稳定。但不能为了稳定而稳定，更要防止走上不好的稳定那条道路。如拉美一些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在某一个时期甚至是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可以保持稳定，但那种稳定来自于大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是不好的稳定。


      中国总的来说，情况还可以，目前看来拉美化的危险还不是很大。共产党政府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好的独裁政府。能完全解决好效率和公平问题的只有上帝，因此，以上帝为独裁者的独裁政府是最好的。中国共产党离上帝当然还很远，但也不能说他一无是处。至少这些年来经济在发展，个人的自由选择的空间扩大了，政治上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自由，党内也有了一些民主的迹象。当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大大落后了。


      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目前这一代以及下一代领导人手上真正走上(……）还不可能。真正的现代化，只有等在西方受到过较完整教育的归国者成为领导人的时候，才能初步达成，这正如台湾的情况一样。因此，没有个20、30年是不可能的。这不能急。


      在改革的问题上，这里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关键是要看谁有推动改革的动力？不妨分析一下各个方面。


      首先应该看到，在党内，确实有推动改革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可能还不是很大，更没有到占优势或主导地位的程度。但这种力量确实是存在的。


      其次，是民营企业家，其实以他们的地位来说，就相当于1949年以前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这部分人的改革动力也并不一定如同社会上一般人所设想的那样强。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在前几年更高一些。这两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16大以后，他们所要求的政治地位、财产保护等等大部分都得到了，尽管还不全面和不够完善。更重要的是，如果维持当前这种局面，他们的发展空间基本上也有了，因为他们有可能通过付出一点点代价，即用金钱去购买公权力，这种成本付出去以后，还是可以获取较大的收益的。这种情况对他们未必没有好处。


      然后是知识界。知识界有分化。对知识界的分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是从利益分化上看。知识界中多数有发言权的人并不太愿意改变当前这种格局。因为他们有发言权，意味着他们已经比较有钱或有较大的机会变得有钱；想改的是那些处在比较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另一个角度是从知识分子的理想或立场来看，知识界也有分化，大致上可以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左派知识分子来划分。从总体上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是要求民主自由多于财富的。


      最有改变当前局面的迫切愿望的是农民和下岗工人，即所谓的弱势群体。但这里有一点很关键，他们是想改，但方向并不一致。相信有超过半数是怀有一种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希望的。当然，这些人群并不愿意再度挨饿，但希望重温当时那种平等的感觉。


      从总体上来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改革的道路正在逐渐成形，这不是激进的革命方式。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慢慢往前走。这里的关键是每个人的参与程度。这里的一个可能有一个问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共的不是很宽容的态度。应该看到，中共内部有分化，除了既得利益者之外，确实存在着要求改革的力量。中共内部现在当然没有像80年代领导人那种就算牺牲自己也要推进改革的人，但确实有部分不仅仅是从个人的权力、利益为所有出发点和归依的人。


      民主在现阶段可能不是特别重要。因为现在的共产党比起以前来说还可以，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明显上升就是一处证明。例如对江泽民怎幺看的问题，他有一项最大的功劳，那就是排除阻力，与朱镕基一起决定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入世”意味着在今后中国将必须与以“公平竞争、自由选择”为基点的国际规则全面接轨，这将会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演进，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这将会成为越来越起作用的制度性约束。


      从这一点出发来看，民主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不是最迫切的。因为过分的强调民主，就意味着对共产党领导的否认。这会造成较激烈的冲突，对中国的发展不利。民主从来都不是最优的制度选择，只能是一种能有效防备最坏结果的制度选择。民主也不是目的，自由才是目的。


      以每个公民来说，从这种认识出发，去促进改革是可行的，也是没有很多风险的。不可否认的一点，这些年来，个人自由在不断地扩大，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个人选择自由方面。改革应该是对个人有利、对他人有利、对社会有利的。不赞成用地下革命工作式的试图起到根本改变效果的激进改革。那样很危险，是一条未知之路。依靠一批牺牲自己的改革者而完成的改革，未必有效。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一条大致可行的道路可走了。


      当然，不同的声音非常重要。例如，在对待6.4、xx功等问题上态度必须明确，但这种声音应有一定的限度，要注意保护自己。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提供信息，指出中共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有些“愚蠢”，是他们自己为不必要地树敌太多，甚至把朋友变成了敌人。


      中国的农民也罢、小市民也罢，一方面受到几千年皇权思想的熏陶，臣民思想非常重；在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思想改造”，比较容易认同于以暴力途径来解决问题。在目前，在比较广泛的人群中最为危险的有两种观念。一是“剥削论”，认为打工就是“受到剥削”，比如,我在北京办的保姆学校里的学员,教育程度都相当低,但是反对剥削意识很重,认为工作就是受剥削…二是“造反有理论”，以为受到了剥削或压迫，就应该革命、造反，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法来追求“平等、公正”。而要改变这两种观念，就意味着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彻底清算，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这两种观念特别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并会极大地阻碍私有产权制度的确定过程，从而不利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要公开否定这两种观念，自己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采取了一种不明确表态的作法，试图慢慢地消解。例如，当前中国共产党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之一扩大就业，如果按照“剥削论”的说法，那就是国家在创造机会让资本家剥削工人（包括农民）。在目前，中国共产党不会对此有明确的态度出来。


      总之，在加入WTO一年之后，中国150年来追求的现代化道路现在开始逐渐明晰起来。只要积极稳定（不是那种一潭死水般的稳定，也不是那种大资本与政治权力勾挤压其它所有社会阶层而得到的稳定）的局面能够保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一理想是在接近中的。


      见森根据记录整理，未经茅于轼先生本人审阅


      凤凰网论坛网友提供

[em15]2003年2月南京/在小范围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是什么把我们这些人联结起来，从不同的地方走到一起来？是一种责任感，是我们对社会、对人民都有的那一份关注。


      今后几年的发展有一个前提是稳定。但不能为了稳定而稳定，更要防止走上不好的稳定那条道路。如拉美一些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在某一个时期甚至是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可以保持稳定，但那种稳定来自于大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是不好的稳定。


      中国总的来说，情况还可以，目前看来拉美化的危险还不是很大。共产党政府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好的独裁政府。能完全解决好效率和公平问题的只有上帝，因此，以上帝为独裁者的独裁政府是最好的。中国共产党离上帝当然还很远，但也不能说他一无是处。至少这些年来经济在发展，个人的自由选择的空间扩大了，政治上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自由，党内也有了一些民主的迹象。当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大大落后了。


      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目前这一代以及下一代领导人手上真正走上(……）还不可能。真正的现代化，只有等在西方受到过较完整教育的归国者成为领导人的时候，才能初步达成，这正如台湾的情况一样。因此，没有个20、30年是不可能的。这不能急。


      在改革的问题上，这里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关键是要看谁有推动改革的动力？不妨分析一下各个方面。


      首先应该看到，在党内，确实有推动改革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可能还不是很大，更没有到占优势或主导地位的程度。但这种力量确实是存在的。


      其次，是民营企业家，其实以他们的地位来说，就相当于1949年以前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这部分人的改革动力也并不一定如同社会上一般人所设想的那样强。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在前几年更高一些。这两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16大以后，他们所要求的政治地位、财产保护等等大部分都得到了，尽管还不全面和不够完善。更重要的是，如果维持当前这种局面，他们的发展空间基本上也有了，因为他们有可能通过付出一点点代价，即用金钱去购买公权力，这种成本付出去以后，还是可以获取较大的收益的。这种情况对他们未必没有好处。


      然后是知识界。知识界有分化。对知识界的分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是从利益分化上看。知识界中多数有发言权的人并不太愿意改变当前这种格局。因为他们有发言权，意味着他们已经比较有钱或有较大的机会变得有钱；想改的是那些处在比较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另一个角度是从知识分子的理想或立场来看，知识界也有分化，大致上可以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左派知识分子来划分。从总体上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是要求民主自由多于财富的。


      最有改变当前局面的迫切愿望的是农民和下岗工人，即所谓的弱势群体。但这里有一点很关键，他们是想改，但方向并不一致。相信有超过半数是怀有一种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希望的。当然，这些人群并不愿意再度挨饿，但希望重温当时那种平等的感觉。


      从总体上来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改革的道路正在逐渐成形，这不是激进的革命方式。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慢慢往前走。这里的关键是每个人的参与程度。这里的一个可能有一个问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共的不是很宽容的态度。应该看到，中共内部有分化，除了既得利益者之外，确实存在着要求改革的力量。中共内部现在当然没有像80年代领导人那种就算牺牲自己也要推进改革的人，但确实有部分不仅仅是从个人的权力、利益为所有出发点和归依的人。


      民主在现阶段可能不是特别重要。因为现在的共产党比起以前来说还可以，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明显上升就是一处证明。例如对江泽民怎幺看的问题，他有一项最大的功劳，那就是排除阻力，与朱镕基一起决定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入世”意味着在今后中国将必须与以“公平竞争、自由选择”为基点的国际规则全面接轨，这将会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演进，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这将会成为越来越起作用的制度性约束。


      从这一点出发来看，民主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不是最迫切的。因为过分的强调民主，就意味着对共产党领导的否认。这会造成较激烈的冲突，对中国的发展不利。民主从来都不是最优的制度选择，只能是一种能有效防备最坏结果的制度选择。民主也不是目的，自由才是目的。


      以每个公民来说，从这种认识出发，去促进改革是可行的，也是没有很多风险的。不可否认的一点，这些年来，个人自由在不断地扩大，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个人选择自由方面。改革应该是对个人有利、对他人有利、对社会有利的。不赞成用地下革命工作式的试图起到根本改变效果的激进改革。那样很危险，是一条未知之路。依靠一批牺牲自己的改革者而完成的改革，未必有效。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一条大致可行的道路可走了。


      当然，不同的声音非常重要。例如，在对待6.4、xx功等问题上态度必须明确，但这种声音应有一定的限度，要注意保护自己。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提供信息，指出中共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有些“愚蠢”，是他们自己为不必要地树敌太多，甚至把朋友变成了敌人。


      中国的农民也罢、小市民也罢，一方面受到几千年皇权思想的熏陶，臣民思想非常重；在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思想改造”，比较容易认同于以暴力途径来解决问题。在目前，在比较广泛的人群中最为危险的有两种观念。一是“剥削论”，认为打工就是“受到剥削”，比如,我在北京办的保姆学校里的学员,教育程度都相当低,但是反对剥削意识很重,认为工作就是受剥削…二是“造反有理论”，以为受到了剥削或压迫，就应该革命、造反，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法来追求“平等、公正”。而要改变这两种观念，就意味着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彻底清算，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这两种观念特别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并会极大地阻碍私有产权制度的确定过程，从而不利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要公开否定这两种观念，自己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采取了一种不明确表态的作法，试图慢慢地消解。例如，当前中国共产党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之一扩大就业，如果按照“剥削论”的说法，那就是国家在创造机会让资本家剥削工人（包括农民）。在目前，中国共产党不会对此有明确的态度出来。


      总之，在加入WTO一年之后，中国150年来追求的现代化道路现在开始逐渐明晰起来。只要积极稳定（不是那种一潭死水般的稳定，也不是那种大资本与政治权力勾挤压其它所有社会阶层而得到的稳定）的局面能够保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一理想是在接近中的。


      见森根据记录整理，未经茅于轼先生本人审阅


      凤凰网论坛网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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