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1:28:47
作者：江上苇
第一章 袍哥、秀才、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国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乱党分子在小朝街85号密谋造反。孰料事机不密——唉，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自己弄响的炸弹比砸到人的还多，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既然人赃俱获，不消说，谋反大罪自然是要杀头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被草草审讯后，便于次日凌晨给斩掉了，终究没能看见即将到来的曙光——这时已经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九日，西历的10月1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义的一天。
一同被衙门捕获的，还有一位两湖师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牟鸿勋，作为谋反大逆的同谋，照理说也是没可能幸免的。不过当天这位老兄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过堂的时候居然堂上还有位熟人在陪审。这位以知府资格陪审的老兄，正是同时也身兼着两湖师范学校总务长的陈树屏，说来老陈和这牟鸿勋正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转机。
陈大人一听这牟鸿勋自报是师范学生，顿时便来了精神，抓住机会就和主审官铁忠大人打哈哈：说这天下哪里有秀才造反的事，铁大人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我也没听说过嘛，一定是咱们抓错人了吧……接下来便装模作样地问牟鸿勋平时读些什么书——这摆明了就是让傻小子胡乱说几本健康书籍便好借机溜号了。可这革命党就是不怕死啊，牟鸿勋居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读的就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这小子，读的全是乱党宣传谋反的书籍，这不是乱党分子是什么？
都到这份上了，铁忠大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哪，将这厮推出去，和那三个乱党分子一块儿斩了吧！不过这陈大人可真有点不屈不挠，虽然山穷水尽理屈词穷了也还嘴硬得很，说这小伙子一定是脑子有毛病——没准还是给咱们吓的呢——所以尽是满口胡诌，算不得数，算不得数！铁忠拿这陈大人没办法，说老陈啊，您爱护学生的心情俺可以体谅，可这么明显的谋反大逆，咱总不能就这么放过吧？不然朝廷那里可不好交待啊……陈树屏黔驴技穷，便开始耍无赖，说实在要杀也不能今晚就杀，请你无论如何放到明天再说！铁忠无奈，只得答应。结果呢？当天晚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了，朝廷大员们死的死，逃的逃，牟鸿勋自然不用再死了，于是这首义“四烈士”也就变成了“三烈士”。
唉，那时候的大清朝，对这帮念新学的秀才们是多么的爱护啊！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1840年被来自大不列颠的洋人用枪炮砸开了大门之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咱们那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旧知识，已经是不大够用了，于是他们拼命办洋务，兴新学。而在甲午、庚子之后，屡败于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地推行新学的建设——他们以为ABC加上数理化就能挽救这个古老帝国眼前的危机。可这个被列强瓜分的刺刀逼急了朝廷，却忘记了去思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手里那些古老的传统政治课本，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要“愚民”，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
这道理说来也很简单。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当她诞生时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和低下的技术水平，知道自己没法子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也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们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绝技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儿沾边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旦具有了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去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这对于旧帝国，就将意味着颠覆。
可是二十世纪初的大清朝，给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其实于它自己的利益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唉，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功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当我们今天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或是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他们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它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登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生的思想，而新生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的越猛烈。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自己掏钱培养出来的，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不合时宜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他们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
17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大明王朝，被来自东北的满州人所灭亡。那些不甘亡国的大明遗民在一番无望的苦战之后，终于旗折矢尽。幸存者星散四落，或隐身于江湖林莽或逃遁于海外孤岛，虽然他们已经无力公然对抗那个正在步入鼎盛时期的征服王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故国的理想。
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们，在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只得暗地里通过结义形式组织会党力量，以忠义思想相号召。他们所创建的这些会党组织开枝散叶，遂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在西南各省，这种会党组织被称作“哥老会”，也就是所谓“袍哥”组织。“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那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名的志士组织这些反清秘密组织时，曾经抱着相当的期望，但他们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因为这场等待实在过于漫长了。一直到两百多年后，他们当年所落下的这枚奇子，才会发挥作用，而这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寿数。
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事实：任何历史存在都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那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却永远猜不到。
那些会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漫长的时间，也足以让最初那些纯洁、高尚而无私的理想，蒙上许多尘土。于是，当它最终迸发出光芒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浴火重生的凤凰，却看见了一只满身都是矛盾的四不象——尤其是当它以古老的仇恨为号召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和未经验证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新思想来得太突兀却又太性急，它在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可这个新生儿又实在是太虚弱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个与它有着暂时的共同语言的旧时代叛徒搭伙，它们就这样合伙推翻了它们彼此都看不顺眼的那个可恶而又倒霉的王朝。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新思想为了纯洁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这么认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但它所憧憬的未来却也因此而改变了样子。我们也只好说，那是个急功近利而又总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也都有点二百五。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场革命就注定了将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革命，也就注定了将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仅仅只是改变了旧时代的帝王体制，却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为它擦屁股。
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利权保主权的时代。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3000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在锡良总督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投入部分资金，以作为国有资产参股；再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1200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在这里，历史和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为初衷的提议，最后恰恰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作者：江上苇
第一章 袍哥、秀才、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国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乱党分子在小朝街85号密谋造反。孰料事机不密——唉，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自己弄响的炸弹比砸到人的还多，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既然人赃俱获，不消说，谋反大罪自然是要杀头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被草草审讯后，便于次日凌晨给斩掉了，终究没能看见即将到来的曙光——这时已经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九日，西历的10月1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义的一天。
一同被衙门捕获的，还有一位两湖师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牟鸿勋，作为谋反大逆的同谋，照理说也是没可能幸免的。不过当天这位老兄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过堂的时候居然堂上还有位熟人在陪审。这位以知府资格陪审的老兄，正是同时也身兼着两湖师范学校总务长的陈树屏，说来老陈和这牟鸿勋正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转机。
陈大人一听这牟鸿勋自报是师范学生，顿时便来了精神，抓住机会就和主审官铁忠大人打哈哈：说这天下哪里有秀才造反的事，铁大人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我也没听说过嘛，一定是咱们抓错人了吧……接下来便装模作样地问牟鸿勋平时读些什么书——这摆明了就是让傻小子胡乱说几本健康书籍便好借机溜号了。可这革命党就是不怕死啊，牟鸿勋居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读的就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这小子，读的全是乱党宣传谋反的书籍，这不是乱党分子是什么？
都到这份上了，铁忠大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哪，将这厮推出去，和那三个乱党分子一块儿斩了吧！不过这陈大人可真有点不屈不挠，虽然山穷水尽理屈词穷了也还嘴硬得很，说这小伙子一定是脑子有毛病——没准还是给咱们吓的呢——所以尽是满口胡诌，算不得数，算不得数！铁忠拿这陈大人没办法，说老陈啊，您爱护学生的心情俺可以体谅，可这么明显的谋反大逆，咱总不能就这么放过吧？不然朝廷那里可不好交待啊……陈树屏黔驴技穷，便开始耍无赖，说实在要杀也不能今晚就杀，请你无论如何放到明天再说！铁忠无奈，只得答应。结果呢？当天晚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了，朝廷大员们死的死，逃的逃，牟鸿勋自然不用再死了，于是这首义“四烈士”也就变成了“三烈士”。
唉，那时候的大清朝，对这帮念新学的秀才们是多么的爱护啊！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1840年被来自大不列颠的洋人用枪炮砸开了大门之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咱们那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旧知识，已经是不大够用了，于是他们拼命办洋务，兴新学。而在甲午、庚子之后，屡败于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地推行新学的建设——他们以为ABC加上数理化就能挽救这个古老帝国眼前的危机。可这个被列强瓜分的刺刀逼急了朝廷，却忘记了去思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手里那些古老的传统政治课本，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要“愚民”，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
这道理说来也很简单。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当她诞生时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和低下的技术水平，知道自己没法子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也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们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绝技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儿沾边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旦具有了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去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这对于旧帝国，就将意味着颠覆。
可是二十世纪初的大清朝，给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其实于它自己的利益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唉，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功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当我们今天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或是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他们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它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登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生的思想，而新生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的越猛烈。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自己掏钱培养出来的，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不合时宜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他们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
17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大明王朝，被来自东北的满州人所灭亡。那些不甘亡国的大明遗民在一番无望的苦战之后，终于旗折矢尽。幸存者星散四落，或隐身于江湖林莽或逃遁于海外孤岛，虽然他们已经无力公然对抗那个正在步入鼎盛时期的征服王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故国的理想。
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们，在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只得暗地里通过结义形式组织会党力量，以忠义思想相号召。他们所创建的这些会党组织开枝散叶，遂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在西南各省，这种会党组织被称作“哥老会”，也就是所谓“袍哥”组织。“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那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名的志士组织这些反清秘密组织时，曾经抱着相当的期望，但他们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因为这场等待实在过于漫长了。一直到两百多年后，他们当年所落下的这枚奇子，才会发挥作用，而这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寿数。
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事实：任何历史存在都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那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却永远猜不到。
那些会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漫长的时间，也足以让最初那些纯洁、高尚而无私的理想，蒙上许多尘土。于是，当它最终迸发出光芒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浴火重生的凤凰，却看见了一只满身都是矛盾的四不象——尤其是当它以古老的仇恨为号召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和未经验证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新思想来得太突兀却又太性急，它在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可这个新生儿又实在是太虚弱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个与它有着暂时的共同语言的旧时代叛徒搭伙，它们就这样合伙推翻了它们彼此都看不顺眼的那个可恶而又倒霉的王朝。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新思想为了纯洁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这么认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但它所憧憬的未来却也因此而改变了样子。我们也只好说，那是个急功近利而又总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也都有点二百五。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场革命就注定了将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革命，也就注定了将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仅仅只是改变了旧时代的帝王体制，却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为它擦屁股。
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利权保主权的时代。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3000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在锡良总督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投入部分资金，以作为国有资产参股；再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1200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在这里，历史和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为初衷的提议，最后恰恰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第一章 袍哥、秀才、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国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乱党分子在小朝街85号密谋造反。孰料事机不密——唉，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自己弄响的炸弹比砸到人的还多，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既然人赃俱获，不消说，谋反大罪自然是要杀头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被草草审讯后，便于次日凌晨给斩掉了，终究没能看见即将到来的曙光——这时已经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九日，西历的10月1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义的一天。
一同被衙门捕获的，还有一位两湖师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牟鸿勋，作为谋反大逆的同谋，照理说也是没可能幸免的。不过当天这位老兄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过堂的时候居然堂上还有位熟人在陪审。这位以知府资格陪审的老兄，正是同时也身兼着两湖师范学校总务长的陈树屏，说来老陈和这牟鸿勋正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转机。
陈大人一听这牟鸿勋自报是师范学生，顿时便来了精神，抓住机会就和主审官铁忠大人打哈哈：说这天下哪里有秀才造反的事，铁大人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我也没听说过嘛，一定是咱们抓错人了吧……接下来便装模作样地问牟鸿勋平时读些什么书——这摆明了就是让傻小子胡乱说几本健康书籍便好借机溜号了。可这革命党就是不怕死啊，牟鸿勋居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读的就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这小子，读的全是乱党宣传谋反的书籍，这不是乱党分子是什么？
都到这份上了，铁忠大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哪，将这厮推出去，和那三个乱党分子一块儿斩了吧！不过这陈大人可真有点不屈不挠，虽然山穷水尽理屈词穷了也还嘴硬得很，说这小伙子一定是脑子有毛病——没准还是给咱们吓的呢——所以尽是满口胡诌，算不得数，算不得数！铁忠拿这陈大人没办法，说老陈啊，您爱护学生的心情俺可以体谅，可这么明显的谋反大逆，咱总不能就这么放过吧？不然朝廷那里可不好交待啊……陈树屏黔驴技穷，便开始耍无赖，说实在要杀也不能今晚就杀，请你无论如何放到明天再说！铁忠无奈，只得答应。结果呢？当天晚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了，朝廷大员们死的死，逃的逃，牟鸿勋自然不用再死了，于是这首义“四烈士”也就变成了“三烈士”。
唉，那时候的大清朝，对这帮念新学的秀才们是多么的爱护啊！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1840年被来自大不列颠的洋人用枪炮砸开了大门之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咱们那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旧知识，已经是不大够用了，于是他们拼命办洋务，兴新学。而在甲午、庚子之后，屡败于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地推行新学的建设——他们以为ABC加上数理化就能挽救这个古老帝国眼前的危机。可这个被列强瓜分的刺刀逼急了朝廷，却忘记了去思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手里那些古老的传统政治课本，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要“愚民”，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
这道理说来也很简单。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当她诞生时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和低下的技术水平，知道自己没法子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也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们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绝技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儿沾边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旦具有了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去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这对于旧帝国，就将意味着颠覆。
可是二十世纪初的大清朝，给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其实于它自己的利益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唉，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功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当我们今天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或是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他们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它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登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生的思想，而新生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的越猛烈。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自己掏钱培养出来的，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不合时宜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他们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
17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大明王朝，被来自东北的满州人所灭亡。那些不甘亡国的大明遗民在一番无望的苦战之后，终于旗折矢尽。幸存者星散四落，或隐身于江湖林莽或逃遁于海外孤岛，虽然他们已经无力公然对抗那个正在步入鼎盛时期的征服王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故国的理想。
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们，在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只得暗地里通过结义形式组织会党力量，以忠义思想相号召。他们所创建的这些会党组织开枝散叶，遂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在西南各省，这种会党组织被称作“哥老会”，也就是所谓“袍哥”组织。“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那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名的志士组织这些反清秘密组织时，曾经抱着相当的期望，但他们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因为这场等待实在过于漫长了。一直到两百多年后，他们当年所落下的这枚奇子，才会发挥作用，而这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寿数。
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事实：任何历史存在都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那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却永远猜不到。
那些会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漫长的时间，也足以让最初那些纯洁、高尚而无私的理想，蒙上许多尘土。于是，当它最终迸发出光芒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浴火重生的凤凰，却看见了一只满身都是矛盾的四不象——尤其是当它以古老的仇恨为号召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和未经验证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新思想来得太突兀却又太性急，它在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可这个新生儿又实在是太虚弱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个与它有着暂时的共同语言的旧时代叛徒搭伙，它们就这样合伙推翻了它们彼此都看不顺眼的那个可恶而又倒霉的王朝。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新思想为了纯洁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这么认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但它所憧憬的未来却也因此而改变了样子。我们也只好说，那是个急功近利而又总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也都有点二百五。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场革命就注定了将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革命，也就注定了将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仅仅只是改变了旧时代的帝王体制，却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为它擦屁股。
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利权保主权的时代。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3000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在锡良总督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投入部分资金，以作为国有资产参股；再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1200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在这里，历史和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为初衷的提议，最后恰恰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作者：江上苇
第一章 袍哥、秀才、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国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乱党分子在小朝街85号密谋造反。孰料事机不密——唉，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自己弄响的炸弹比砸到人的还多，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既然人赃俱获，不消说，谋反大罪自然是要杀头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被草草审讯后，便于次日凌晨给斩掉了，终究没能看见即将到来的曙光——这时已经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九日，西历的10月1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义的一天。
一同被衙门捕获的，还有一位两湖师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牟鸿勋，作为谋反大逆的同谋，照理说也是没可能幸免的。不过当天这位老兄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过堂的时候居然堂上还有位熟人在陪审。这位以知府资格陪审的老兄，正是同时也身兼着两湖师范学校总务长的陈树屏，说来老陈和这牟鸿勋正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转机。
陈大人一听这牟鸿勋自报是师范学生，顿时便来了精神，抓住机会就和主审官铁忠大人打哈哈：说这天下哪里有秀才造反的事，铁大人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我也没听说过嘛，一定是咱们抓错人了吧……接下来便装模作样地问牟鸿勋平时读些什么书——这摆明了就是让傻小子胡乱说几本健康书籍便好借机溜号了。可这革命党就是不怕死啊，牟鸿勋居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读的就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这小子，读的全是乱党宣传谋反的书籍，这不是乱党分子是什么？
都到这份上了，铁忠大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哪，将这厮推出去，和那三个乱党分子一块儿斩了吧！不过这陈大人可真有点不屈不挠，虽然山穷水尽理屈词穷了也还嘴硬得很，说这小伙子一定是脑子有毛病——没准还是给咱们吓的呢——所以尽是满口胡诌，算不得数，算不得数！铁忠拿这陈大人没办法，说老陈啊，您爱护学生的心情俺可以体谅，可这么明显的谋反大逆，咱总不能就这么放过吧？不然朝廷那里可不好交待啊……陈树屏黔驴技穷，便开始耍无赖，说实在要杀也不能今晚就杀，请你无论如何放到明天再说！铁忠无奈，只得答应。结果呢？当天晚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了，朝廷大员们死的死，逃的逃，牟鸿勋自然不用再死了，于是这首义“四烈士”也就变成了“三烈士”。
唉，那时候的大清朝，对这帮念新学的秀才们是多么的爱护啊！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1840年被来自大不列颠的洋人用枪炮砸开了大门之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咱们那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旧知识，已经是不大够用了，于是他们拼命办洋务，兴新学。而在甲午、庚子之后，屡败于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地推行新学的建设——他们以为ABC加上数理化就能挽救这个古老帝国眼前的危机。可这个被列强瓜分的刺刀逼急了朝廷，却忘记了去思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手里那些古老的传统政治课本，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要“愚民”，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
这道理说来也很简单。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当她诞生时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和低下的技术水平，知道自己没法子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也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们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绝技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儿沾边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旦具有了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去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这对于旧帝国，就将意味着颠覆。
可是二十世纪初的大清朝，给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其实于它自己的利益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唉，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功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当我们今天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或是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他们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它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登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生的思想，而新生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的越猛烈。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自己掏钱培养出来的，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不合时宜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他们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
17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大明王朝，被来自东北的满州人所灭亡。那些不甘亡国的大明遗民在一番无望的苦战之后，终于旗折矢尽。幸存者星散四落，或隐身于江湖林莽或逃遁于海外孤岛，虽然他们已经无力公然对抗那个正在步入鼎盛时期的征服王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故国的理想。
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们，在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只得暗地里通过结义形式组织会党力量，以忠义思想相号召。他们所创建的这些会党组织开枝散叶，遂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在西南各省，这种会党组织被称作“哥老会”，也就是所谓“袍哥”组织。“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那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名的志士组织这些反清秘密组织时，曾经抱着相当的期望，但他们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因为这场等待实在过于漫长了。一直到两百多年后，他们当年所落下的这枚奇子，才会发挥作用，而这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寿数。
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事实：任何历史存在都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那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却永远猜不到。
那些会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漫长的时间，也足以让最初那些纯洁、高尚而无私的理想，蒙上许多尘土。于是，当它最终迸发出光芒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浴火重生的凤凰，却看见了一只满身都是矛盾的四不象——尤其是当它以古老的仇恨为号召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和未经验证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新思想来得太突兀却又太性急，它在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可这个新生儿又实在是太虚弱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个与它有着暂时的共同语言的旧时代叛徒搭伙，它们就这样合伙推翻了它们彼此都看不顺眼的那个可恶而又倒霉的王朝。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新思想为了纯洁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这么认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但它所憧憬的未来却也因此而改变了样子。我们也只好说，那是个急功近利而又总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也都有点二百五。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场革命就注定了将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革命，也就注定了将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仅仅只是改变了旧时代的帝王体制，却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为它擦屁股。
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利权保主权的时代。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3000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在锡良总督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投入部分资金，以作为国有资产参股；再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1200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在这里，历史和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为初衷的提议，最后恰恰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到1911年5月9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在洋鬼子们的强大压力下，惘顾各省已将铁路股权出售给国民的事实，贸然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打算夺取川汉等铁路的主权，改而出售给洋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立刻激怒了全川人民——尤其让四川人生气的是，朝廷居然还大搞地域歧视，虽然一度允还股本，但“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湖南在朝中有人，广东则是全国的财税大省，朝廷不能不重视。四川什么都不占，要不想当这个冤大头，便只好靠闹腾了。
于是6月17日，以进士蒲殿俊、举人罗纶、秀才张澜等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蒲进士等人的打算，原亦不过保利权，争主权而已，但最后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些秀才举人进士们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不小心，竟然推翻了整个王朝。
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是长期搞财政工作的原布政使王人文。王大人很好说话，答应向朝廷申诉，但旋即两遭严旨斥责，最后还被撤职。接任川督的，便是刚平了川边回来的赵尔丰。赵尔丰素来以手腕严酷著称，早在建昌道任上便有“赵屠户”之名，朝廷以他接替温和的王人文，显然是要用强硬手段镇压保路运动了。
于是全川大哗，一场莠民和朝廷的对抗就这样开始了。
但即便是以强硬著称的赵大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也不能不再三掂量，他也希望能够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赵大人不糊涂，不能代表朝廷也不糊涂，紫禁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不可饶恕地误读了天下大势，他们满以为只要赵尔丰再强硬一点，莠民们就会老实起来——他们还在拿着两三百年前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呢！于是北京城一再切责赵尔丰的软弱无能，并打算以端方代替他处理川事。
事态就这样一步步激化，使一个腐朽的老帝国崩溃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一块块倒下。
9月7日，被朝廷一再谴责为软弱的赵大人终于强硬起来，决定做出点成绩给朝廷看看。他诱捕了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头目七人，并准备处决。于是莠民们便群集督抚衙门前请愿示威，赵大人毫不妥协，断然下令开枪，遂当场死伤多人——说句闲话，被打死打伤的人中，有不少是手持香炉，头顶着德宗光绪皇帝牌位的。
对皇帝的幻想破灭了，和平商榷的希望也破灭了，莠民们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立刻演变成了乱党。接下来旬日间，各路保路同志军集结了二十万人，包围成都示威——这些人大多是依靠袍哥会党关系组织起来的，所以成分相当复杂。其中有些人原本还是山上的大王，手里有枪械脾气又火爆，一言不合便和官兵交上了火。朝廷闻警，立刻催调大员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率湖广新军一协入川以资镇抚，同时还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紧接着，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最要命的那块，倒下了：
10月10日，武昌新军趁着端方大人出征的机会，发动首义，朝着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打响了决定性的第一枪。不管在整个过程中有多少形同儿戏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在此后的岁月里闲嗑牙，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终究是不容置疑的。
到这个时候，色厉内荏的朝廷终于撑不住了，它忽然变得温和起来，端方大人也在四川颁布安民告示，答应释放被捕人等，并允诺撤查赵尔丰等人。但此时老百姓们所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个了。
有乱党分子在端方大人颁布的安民告示上，每句添了两个字，表明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尝）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房龙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当人们吵嚷着要得到‘A’时，国王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给。接着王宫被一群叫嚷的穷人包围，国王屈服了，答应给子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到此时，人们要的已经是‘A+B’了。当国王在谕旨上签字，给他亲爱的子民‘A’和‘B’时，他们要求得到的，则是‘A+B+C’了，否则他们就要清洗整个王室。他就这样顺着字母表走下去，一直走上断头台。”
辛亥年的大清朝，也就是这样走上灭亡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一直以征服者自居的朝廷，对它的子民们绝对谈不上什么“亲爱”。它之所以愿意妥协，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暴力实在不趁手罢了。它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而它的人民么，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乱党分子，当然就更清楚这一点了。
四川最早独立的大城市，是川东的重庆府。
话说当年中山先生在国内屡战屡败，只好退避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的那一段儿，也并没有闲着。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内地，打算在大清帝国的腹地也放放火，所以极力结好四川袍哥，像重庆仁字袍哥张树三、川南义字袍哥佘竟成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所以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最终促成满清崩溃之势，实在少不了这些受了中山先生教诲的四川袍哥煽风点火的功劳。
但不管中山先生如何礼贤下士，肯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和四川袍哥们套交情，但偏偏就有一位在日的四川袍哥大爷，死活不肯卖他的帐。这位老兄是谁呢？他叫唐廉江，巴县人，《革命军》作者邹容同志的老乡，旧知识分子出身，袍哥中难得的读书人。那年头到处都重视读过几本破书的臭知识分子，所以这位老兄即便是嗨袍哥，也很受大哥们重视，二十六岁就当上了重庆袍哥首领。1900年，嗯，这一年是庚子年，唐大爷因为在重庆率兄弟伙打了教堂里的洋司铎，闹成了教案——那一年可不是到处都在闹教案来着？比起山西、直隶那些屠及妇孺的教堂血案，唐大爷才不过是打了个把人，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吓着了老佛爷，于是朝廷只得顺着洋人的意思重办这一系列教案中的肇事分子，唐大爷也遭到巴县衙门的通缉，为了不给衙门里的兄弟伙添麻烦，他也只好跑码头避避风头。
他这一跑，就去了趟日本，在那里学习蚕桑和理化，不过身为袍哥大爷，单单学习养蚕种桑这样和气生财的牟利技术，终究是要被兄弟伙们笑话的，所以唐大爷也偷空学了点实用技术，比如说制造黑火药和硝化棉炸药。
虽然喜欢玩炸药，但唐大爷其实是个很谨慎的人，他顶瞧不起那些成天喊打喊杀，鼓动青年学生耍炸弹，玩手枪搞暗杀活动的家伙们。嗯，唐大爷后来还说了，他还顶反对在沿江沿海繁华都市搞几十百把个人的武装暴动，那简直就是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冒险么！在唐大爷看来，这种拿兄弟伙的性命不当回事儿的家伙，简直不配做大哥。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唐大爷瞧不起那个孙大炮了吧？所以他不去参加热血青年扎堆的同盟会，却去偏偏参加了会党分子组织的共进会，专门和前者唱对台戏。他还在日本主持开设了号称“神州山海国堂”的袍哥公口，还到处宣传说：内地各处都有袍哥，袍哥中亡命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调度，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且倡言清政府在内地力量薄弱，清兵中也多是袍哥，所以在内地发动革命，再加以里应外合，是最容易成功的。
唉，说到底这唐大爷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中山先生革命的方略来着。他瞧不起这种胡乱凑满几十个人十来条枪，就随便找个闹市口干一榔头买卖树名头，然后到处去圈钱的做法。唐大爷是讲义气的大哥，可舍不得这样拿兄弟伙的性命去开玩笑——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明白，这帮秀才为什么偏就肯跟着孙大炮去玩命流血？那种鼓舞了一个时代的理想，终究是一个袍哥大爷无法真正理解的。
不过唐大爷虽然方略不错——后来的武昌首义，就应证了他内地造反更容易成功的预言——但到底是个老派的土包子，认识不到现代宣传手段和政党理论在蛊惑人心上的重要意义，他只知道拉用江湖结义那一套老掉牙的办法拉兄弟伙，所以在扩大组织上始终处于下风，他门下那些自认是比较有热血的兄弟伙，也纷纷投奔同盟会而去。唐大爷见事不济，只得仰天长叹，泛舟西归，回到重庆继续当他的袍哥大爷去了。
1910年，唐大爷接受另一位袍哥大爷，同时也是同盟会员的石青阳的邀请，去浮屠关蚕桑所当了一年的教员，便又辞职赋闲，这时候已经是那个著名的1911年，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辛亥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说这是“天翻地覆”，不仅仅是指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个人心理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政治经验上，在对未来的预期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的事实，那些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交汇处的家伙们，英雄也罢，狗熊也罢，不管怀着怎样美好的理想与憧憬，都在那一瞬间，在现实的、激烈的社会震荡中，在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中，傻眼了。
正在唐大爷傻瞪着眼，不知道是不是该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中去的时候，一帮企图谋反的秀才也找上门来了，他们打算说服唐大爷与之同谋。
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这些知书达理的秀才，也并不比袍哥们更明了未来，他们也没有少闹笑话。
话说当年朝廷办新学，于1903年废东川书院，就在书院的基础上，办起了重庆府中学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庆渝中区的洪崖洞，这里如今改建成了一个专门糊弄外地人的所谓古文化街，张培爵的纪念碑就树立在那儿）。在今天看来，这也就是个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这里却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成天打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教学情况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代有多少矛盾在积累孕育。
传统的国文教学自然是重点，但先生们讲授什么，却全然没有教纲可绳，完全靠个人即席发挥。于是有的先生讲大路货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讲晦涩诡谲的龚定庵，有的讲唐宋文，还互相指责对方瞎讲，莫衷一是。
如果说国文教学称之为混乱，那么数学课简直就是茫然了。当时的数学老师汪寿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对西方数学知识素无所知，完全是靠自学成材，又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算术、代数也就罢了，讲到稍微复杂些的排列组合部分，便说不明白，只好整夜挑灯夜读钻磨眼，最后竟因积劳成疾而亡。最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东师范学校的学生送来的挽联，上款称“先生”，下款居然称“学弟”——这到底算哪门子交情哪！于是这边重中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挽联退回去，问对方到底是教员送的，还是同学送的，不明确则不敢受礼。川师不肯认栽——说来也不奇怪，他们的教导主任可是革命党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爷朱之洪哪！师承若此，理故宜然——强词夺理，于是双方大辩论一番，不欢而散，从此便不通庆吊了。
理化课老师当时在国内很难找，于是校方只好从“一衣带水”那边的“友好”邻邦，高薪请来一个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课，藤川鬼子相当敬业也很能花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理化课上总有那么多试验要做呢？买实验仪器，化学试剂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不懂汉语的藤川，讲堂课还要额外搭配个日语翻译呢！唉，单从当时中日两国理化人才的数量对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废科举，兴新学了。附带说一句，乱党分子们用来制造炸弹的甲苯、硝酸等化学试剂，也是杨沧白等人从学校的理化实验室里弄出来的。
当时考入府中的学生，大多收过相当程度的旧制教育，都有一定的古文底子，所以相当瞧不起那些虽有一技之长，但古文却不怎么地的先生们。比如说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这位曾先生，原来本是在重庆天上宫出家的小沙弥，法号果能。话说那清末办学，有一项相当得罪菩萨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庙产助学，果能庙里的主持舍不得捐款，干脆一咬牙自行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于是果能和尚便将“僧”字改为“曾”字，从“僧果能”，变成了“曾果能”，就这样东渡日本求法去了。
无奈那年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势之下，果能和尚终究也把持不住了。他不好好挂单云游访寺寻僧，却偏跟着东洋鬼子学了一堆歪门邪道的自然科学。等到他终于学成从日本海归，便跑到重中讲植物学。不过他早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古文教育，去日本后又学的是植物学，自然古文底子就欠佳，以至于编的讲义很不入学生们的法眼。比如说，曾老师想描述这样一个事实：知道菜花的人很多，但知道菜花蕊中有雄蕊柱头的人很少——他就这样很坦率地写道：“今人但知菜之花者多，而不知绿色之球者鲜矣。”这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文言底子确实够呛，于是同学们大笑，认为果能和尚水平太差，便相约不去上他的课，生生地把他给气跑了。不过这位写不好文言文的果能和尚，居然也是个乱党分子，不信的可以去查查同盟会在日本的早期会员名单，就会发现这位果能和尚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英语教学上。最初重庆府中学堂缺乏像样的英语老师，于是只得去请邮局的职员来打零工讲课——那年头邮局都是外企，这帮人既然给洋鬼子打工，口语还是相当流利的，只是语法和中文程度么，就不敢恭维了。某次某先生给学生布置功课，学生抗议说太多了，这位老兄便掉了句书袋：“不为不多也！”学生狂笑，先生也知道自己搞错了，情急之下英文脱口而出：“Today’s lesson is not too much!”
这样的英语老师，学生当然要瞧不起，这些学生刚从旧时代走来，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连古文都用不好的家伙，大抵是没有才气的，进而便推论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这种化石般的语言，其实已经到了没落的前夜。所以他们更喜欢和崇拜的，是一位自学英文成材的秀才杨老师。这位杨老师，十五岁县考秀才便是“案首”，天资是没得说的，古文底子更是顶呱呱——说到师承，他可还是清末大名士王闿运的及门弟子呢——所以他来讲英文，每每将英文与古文参对，以便于这些重古文轻白话的学生们理解。
不过杨老师也有坏毛病，他不住校，所以上课每每迟到，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学生们颇有微词，于是一次便公推代表去请他以后准点。杨老师觉得学生不够恭敬，生气了，便跑到课堂上讲了一通师道尊严的话后，宣布罢教。这回学生们可傻眼了，最后派出代表去向他道了一歉，杨先生便又欣欣然地回来讲课了。
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秀才风气！他们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却又不愿意接受现实纪律的约束，还总爱意气用事耍小性子标榜自己永远正确——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新时代开拓者的家伙们，也仍然满身带着这些旧时代的疮疤！
而他们，又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于是6月17日，以进士蒲殿俊、举人罗纶、秀才张澜等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蒲进士等人的打算，原亦不过保利权，争主权而已，但最后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些秀才举人进士们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不小心，竟然推翻了整个王朝。
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是长期搞财政工作的原布政使王人文。王大人很好说话，答应向朝廷申诉，但旋即两遭严旨斥责，最后还被撤职。接任川督的，便是刚平了川边回来的赵尔丰。赵尔丰素来以手腕严酷著称，早在建昌道任上便有“赵屠户”之名，朝廷以他接替温和的王人文，显然是要用强硬手段镇压保路运动了。
于是全川大哗，一场莠民和朝廷的对抗就这样开始了。
但即便是以强硬著称的赵大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也不能不再三掂量，他也希望能够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赵大人不糊涂，不能代表朝廷也不糊涂，紫禁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不可饶恕地误读了天下大势，他们满以为只要赵尔丰再强硬一点，莠民们就会老实起来——他们还在拿着两三百年前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呢！于是北京城一再切责赵尔丰的软弱无能，并打算以端方代替他处理川事。
事态就这样一步步激化，使一个腐朽的老帝国崩溃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一块块倒下。
9月7日，被朝廷一再谴责为软弱的赵大人终于强硬起来，决定做出点成绩给朝廷看看。他诱捕了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头目七人，并准备处决。于是莠民们便群集督抚衙门前请愿示威，赵大人毫不妥协，断然下令开枪，遂当场死伤多人——说句闲话，被打死打伤的人中，有不少是手持香炉，头顶着德宗光绪皇帝牌位的。
对皇帝的幻想破灭了，和平商榷的希望也破灭了，莠民们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立刻演变成了乱党。接下来旬日间，各路保路同志军集结了二十万人，包围成都示威——这些人大多是依靠袍哥会党关系组织起来的，所以成分相当复杂。其中有些人原本还是山上的大王，手里有枪械脾气又火爆，一言不合便和官兵交上了火。朝廷闻警，立刻催调大员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率湖广新军一协入川以资镇抚，同时还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紧接着，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最要命的那块，倒下了：
10月10日，武昌新军趁着端方大人出征的机会，发动首义，朝着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打响了决定性的第一枪。不管在整个过程中有多少形同儿戏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在此后的岁月里闲嗑牙，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终究是不容置疑的。
到这个时候，色厉内荏的朝廷终于撑不住了，它忽然变得温和起来，端方大人也在四川颁布安民告示，答应释放被捕人等，并允诺撤查赵尔丰等人。但此时老百姓们所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个了。
有乱党分子在端方大人颁布的安民告示上，每句添了两个字，表明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尝）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房龙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当人们吵嚷着要得到‘A’时，国王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给。接着王宫被一群叫嚷的穷人包围，国王屈服了，答应给子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到此时，人们要的已经是‘A+B’了。当国王在谕旨上签字，给他亲爱的子民‘A’和‘B’时，他们要求得到的，则是‘A+B+C’了，否则他们就要清洗整个王室。他就这样顺着字母表走下去，一直走上断头台。”
辛亥年的大清朝，也就是这样走上灭亡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一直以征服者自居的朝廷，对它的子民们绝对谈不上什么“亲爱”。它之所以愿意妥协，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暴力实在不趁手罢了。它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而它的人民么，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乱党分子，当然就更清楚这一点了。
四川最早独立的大城市，是川东的重庆府。
话说当年中山先生在国内屡战屡败，只好退避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的那一段儿，也并没有闲着。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内地，打算在大清帝国的腹地也放放火，所以极力结好四川袍哥，像重庆仁字袍哥张树三、川南义字袍哥佘竟成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所以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最终促成满清崩溃之势，实在少不了这些受了中山先生教诲的四川袍哥煽风点火的功劳。
但不管中山先生如何礼贤下士，肯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和四川袍哥们套交情，但偏偏就有一位在日的四川袍哥大爷，死活不肯卖他的帐。这位老兄是谁呢？他叫唐廉江，巴县人，《革命军》作者邹容同志的老乡，旧知识分子出身，袍哥中难得的读书人。那年头到处都重视读过几本破书的臭知识分子，所以这位老兄即便是嗨袍哥，也很受大哥们重视，二十六岁就当上了重庆袍哥首领。1900年，嗯，这一年是庚子年，唐大爷因为在重庆率兄弟伙打了教堂里的洋司铎，闹成了教案——那一年可不是到处都在闹教案来着？比起山西、直隶那些屠及妇孺的教堂血案，唐大爷才不过是打了个把人，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吓着了老佛爷，于是朝廷只得顺着洋人的意思重办这一系列教案中的肇事分子，唐大爷也遭到巴县衙门的通缉，为了不给衙门里的兄弟伙添麻烦，他也只好跑码头避避风头。
他这一跑，就去了趟日本，在那里学习蚕桑和理化，不过身为袍哥大爷，单单学习养蚕种桑这样和气生财的牟利技术，终究是要被兄弟伙们笑话的，所以唐大爷也偷空学了点实用技术，比如说制造黑火药和硝化棉炸药。
虽然喜欢玩炸药，但唐大爷其实是个很谨慎的人，他顶瞧不起那些成天喊打喊杀，鼓动青年学生耍炸弹，玩手枪搞暗杀活动的家伙们。嗯，唐大爷后来还说了，他还顶反对在沿江沿海繁华都市搞几十百把个人的武装暴动，那简直就是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冒险么！在唐大爷看来，这种拿兄弟伙的性命不当回事儿的家伙，简直不配做大哥。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唐大爷瞧不起那个孙大炮了吧？所以他不去参加热血青年扎堆的同盟会，却去偏偏参加了会党分子组织的共进会，专门和前者唱对台戏。他还在日本主持开设了号称“神州山海国堂”的袍哥公口，还到处宣传说：内地各处都有袍哥，袍哥中亡命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调度，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且倡言清政府在内地力量薄弱，清兵中也多是袍哥，所以在内地发动革命，再加以里应外合，是最容易成功的。
唉，说到底这唐大爷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中山先生革命的方略来着。他瞧不起这种胡乱凑满几十个人十来条枪，就随便找个闹市口干一榔头买卖树名头，然后到处去圈钱的做法。唐大爷是讲义气的大哥，可舍不得这样拿兄弟伙的性命去开玩笑——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明白，这帮秀才为什么偏就肯跟着孙大炮去玩命流血？那种鼓舞了一个时代的理想，终究是一个袍哥大爷无法真正理解的。
不过唐大爷虽然方略不错——后来的武昌首义，就应证了他内地造反更容易成功的预言——但到底是个老派的土包子，认识不到现代宣传手段和政党理论在蛊惑人心上的重要意义，他只知道拉用江湖结义那一套老掉牙的办法拉兄弟伙，所以在扩大组织上始终处于下风，他门下那些自认是比较有热血的兄弟伙，也纷纷投奔同盟会而去。唐大爷见事不济，只得仰天长叹，泛舟西归，回到重庆继续当他的袍哥大爷去了。
1910年，唐大爷接受另一位袍哥大爷，同时也是同盟会员的石青阳的邀请，去浮屠关蚕桑所当了一年的教员，便又辞职赋闲，这时候已经是那个著名的1911年，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辛亥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说这是“天翻地覆”，不仅仅是指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个人心理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政治经验上，在对未来的预期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的事实，那些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交汇处的家伙们，英雄也罢，狗熊也罢，不管怀着怎样美好的理想与憧憬，都在那一瞬间，在现实的、激烈的社会震荡中，在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中，傻眼了。
正在唐大爷傻瞪着眼，不知道是不是该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中去的时候，一帮企图谋反的秀才也找上门来了，他们打算说服唐大爷与之同谋。
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这些知书达理的秀才，也并不比袍哥们更明了未来，他们也没有少闹笑话。
话说当年朝廷办新学，于1903年废东川书院，就在书院的基础上，办起了重庆府中学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庆渝中区的洪崖洞，这里如今改建成了一个专门糊弄外地人的所谓古文化街，张培爵的纪念碑就树立在那儿）。在今天看来，这也就是个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这里却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成天打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教学情况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代有多少矛盾在积累孕育。
传统的国文教学自然是重点，但先生们讲授什么，却全然没有教纲可绳，完全靠个人即席发挥。于是有的先生讲大路货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讲晦涩诡谲的龚定庵，有的讲唐宋文，还互相指责对方瞎讲，莫衷一是。
如果说国文教学称之为混乱，那么数学课简直就是茫然了。当时的数学老师汪寿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对西方数学知识素无所知，完全是靠自学成材，又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算术、代数也就罢了，讲到稍微复杂些的排列组合部分，便说不明白，只好整夜挑灯夜读钻磨眼，最后竟因积劳成疾而亡。最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东师范学校的学生送来的挽联，上款称“先生”，下款居然称“学弟”——这到底算哪门子交情哪！于是这边重中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挽联退回去，问对方到底是教员送的，还是同学送的，不明确则不敢受礼。川师不肯认栽——说来也不奇怪，他们的教导主任可是革命党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爷朱之洪哪！师承若此，理故宜然——强词夺理，于是双方大辩论一番，不欢而散，从此便不通庆吊了。
理化课老师当时在国内很难找，于是校方只好从“一衣带水”那边的“友好”邻邦，高薪请来一个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课，藤川鬼子相当敬业也很能花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理化课上总有那么多试验要做呢？买实验仪器，化学试剂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不懂汉语的藤川，讲堂课还要额外搭配个日语翻译呢！唉，单从当时中日两国理化人才的数量对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废科举，兴新学了。附带说一句，乱党分子们用来制造炸弹的甲苯、硝酸等化学试剂，也是杨沧白等人从学校的理化实验室里弄出来的。
当时考入府中的学生，大多收过相当程度的旧制教育，都有一定的古文底子，所以相当瞧不起那些虽有一技之长，但古文却不怎么地的先生们。比如说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这位曾先生，原来本是在重庆天上宫出家的小沙弥，法号果能。话说那清末办学，有一项相当得罪菩萨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庙产助学，果能庙里的主持舍不得捐款，干脆一咬牙自行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于是果能和尚便将“僧”字改为“曾”字，从“僧果能”，变成了“曾果能”，就这样东渡日本求法去了。
无奈那年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势之下，果能和尚终究也把持不住了。他不好好挂单云游访寺寻僧，却偏跟着东洋鬼子学了一堆歪门邪道的自然科学。等到他终于学成从日本海归，便跑到重中讲植物学。不过他早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古文教育，去日本后又学的是植物学，自然古文底子就欠佳，以至于编的讲义很不入学生们的法眼。比如说，曾老师想描述这样一个事实：知道菜花的人很多，但知道菜花蕊中有雄蕊柱头的人很少——他就这样很坦率地写道：“今人但知菜之花者多，而不知绿色之球者鲜矣。”这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文言底子确实够呛，于是同学们大笑，认为果能和尚水平太差，便相约不去上他的课，生生地把他给气跑了。不过这位写不好文言文的果能和尚，居然也是个乱党分子，不信的可以去查查同盟会在日本的早期会员名单，就会发现这位果能和尚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英语教学上。最初重庆府中学堂缺乏像样的英语老师，于是只得去请邮局的职员来打零工讲课——那年头邮局都是外企，这帮人既然给洋鬼子打工，口语还是相当流利的，只是语法和中文程度么，就不敢恭维了。某次某先生给学生布置功课，学生抗议说太多了，这位老兄便掉了句书袋：“不为不多也！”学生狂笑，先生也知道自己搞错了，情急之下英文脱口而出：“Today’s lesson is not too much!”
这样的英语老师，学生当然要瞧不起，这些学生刚从旧时代走来，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连古文都用不好的家伙，大抵是没有才气的，进而便推论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这种化石般的语言，其实已经到了没落的前夜。所以他们更喜欢和崇拜的，是一位自学英文成材的秀才杨老师。这位杨老师，十五岁县考秀才便是“案首”，天资是没得说的，古文底子更是顶呱呱——说到师承，他可还是清末大名士王闿运的及门弟子呢——所以他来讲英文，每每将英文与古文参对，以便于这些重古文轻白话的学生们理解。
不过杨老师也有坏毛病，他不住校，所以上课每每迟到，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学生们颇有微词，于是一次便公推代表去请他以后准点。杨老师觉得学生不够恭敬，生气了，便跑到课堂上讲了一通师道尊严的话后，宣布罢教。这回学生们可傻眼了，最后派出代表去向他道了一歉，杨先生便又欣欣然地回来讲课了。
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秀才风气！他们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却又不愿意接受现实纪律的约束，还总爱意气用事耍小性子标榜自己永远正确——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新时代开拓者的家伙们，也仍然满身带着这些旧时代的疮疤！
而他们，又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位杨老师是谁呢？他名庶堪，字沧白，重庆府中的第四任监督，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了。他是同盟会员，所以一当上监督后，便大肆引进自己的同志，比如说把张培爵请来当学监，也就是今天的教导主任，把但懋辛请来教体育等等——这些人，都将是民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位教导主任张培爵先生，字列五，荣昌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师范科出身，是同盟会叛党中出名的积极分子。他老人家因为前几年在成都闹腾得太厉害，站不住脚，便转移到重庆府继续干革命，经杨沧白引进，入重庆府中学堂任教职。他颇喜任事，所以杨沧白曾开玩笑说，大家想知道什么叫做“朕即国家”吗？去看看张列五做事情就知道了。
一时间，重庆府中学堂，简直就成了同盟会乱党分子的大本营：同盟会重庆支部就设在府中学堂，主持一方造反大计的是大清朝秀才杨沧白，实际负责的，则是大清朝培养出来的师范生张培爵，连谋反用的大印，也是在学校里偷刻出来的。其它教育机构如川东师范学堂、巴县女子学堂、商业中学堂、体育学堂等等，也无一不是被同盟会乱党牢牢把持着的地方，连他们手里唯一算得上号的武装——几百条破枪，也是在朝廷的特意关怀下拨给学校用于军训的——唉，大家倒说说，这大清朝它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当时的大清朝重庆知府钮传善，对府中学堂里这帮穷酸秀才成天不务正业，却一门心思策划谋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于是某日便代表朝廷找杨校长谈话。杨校长信誓旦旦地说：“重中的教师都是些文人秀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教师中保证没有革命党人，如果说有的话，那就只有我。”钮知府也是秀才出身，知道秀才们那点三脚猫的能耐，闻此也就一笑置之了。
就在成都城大乱的时候，重庆城里的杨沧白、张列五等乱党分子，也积极策划准备响应。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群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以及用于学生军训的几百支旧式毛瑟枪而已——就用这点力量来和朝廷斗？连这些热血澎湃的书呆子也清楚地知道那只是个笑话。
实力不济的他们不得不到处找帮手。而那个时代最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就是形同黑社会的袍哥，于是秀才们便直奔着袍哥头子唐廉江唐大爷家去了，但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如前所述，唐大爷虽然不反对造反，但也绝对瞧不上这帮同盟会的秀才。秀才们先是建议唐大爷屈尊加入同盟会，唐大爷想也没想就拒绝了；然后他们又打算收买唐大爷，想请他有偿服务，唐大爷便请他们先付一万元的安家费……就这样，最后这帮穷秀才再也不敢找唐大爷商量一块儿谋反的事儿了。
唐大爷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同盟会这帮秀才们，平时一个个不是长袍大褂，便是西装革履，过着寄生虫生活，大难来时，都是贪生怕死、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他们最可靠的武力，不过是体育学堂的学生军，百来条破枪，还没有实战经验，靠不靠得住还很难说。所以他打算再观望观望，要干就由袍哥兄弟们自己来干，完全没有必要去和本身毫无力量的秀才们合伙。
唐廉江虽然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但他仍然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他的拒绝也并不意味着整个袍哥组织都打算在这场革命中袖手旁观。袍哥组织身上那古老的血脉传承此刻发挥了作用，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任务，和两百多年来的亡国之痛，终于让大多数人急迫地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在那个质疑旧时代，盲从新思想的大背景下，人们连信仰了两千多年的皇帝都可以抛弃，区区一个袍哥大爷又算什么呢？在秀才们的说服下，最后负责袍哥组织对外交际的红旗大管事况春发况五爷，和另一位袍哥大爷田得胜，终于动摇了，他们决定无视门规，瞒着唐大爷帮助秀才们谋反。在袍哥组织的活动下，很快城里的各处驻军均表示愿意支持革命，并提供了各种方便——他们不但把大炮的撞针弄坏了，甚至还把巡防营里的枪械也借给了乱党们。
正巧当时驻龙泉驿的一部分新军起义，遭到官兵的追赶，他们便在总指挥夏之时的率领下漫无目的地向川东进发——于是重庆城里的乱党们，便和夏之时取得联系，请他进军重庆以为外援。
就这样，重庆的乱党分子终于大起胆子来，决定造反了。他们给城里的川东道、重庆府、巴县这三大衙门的朝廷命官们发去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11月22日上午，到朝天观开会，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一场意气昂扬的革命，然而许多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帮穷酸秀才和袍哥大爷们鼓着腮帮子使出吃奶的劲倒腾出来的革命时，难免要笑掉大牙。
那一天，唐大爷特意带着自己的马仔跑出来看热闹——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毕竟乱党分子里还有不少他的人，他不能不关心。平时不喝酒的唐大爷，特意在酒楼上找了个临街的座位，开始喝闷酒。不认识唐大爷的堂倌还特意跑来告诉他，现在大街上很危险的，大爷您慢慢吃，可千万别下楼去乱跑。
一杆绣着“汉”字与十八星纹的黄缎子大旗领着人群从街上涌动过来，掌旗的就是袍哥大爷田得胜。在他身后，是一群手拿春秋刀、羊角叉等各式兵器的袍哥队伍，再后面是手上抱着白毛巾包裹着的炸弹的炸弹队和敢死队，还有肩上扛着毛瑟枪的学生军，最后是挥舞着丈八蛇矛走在队后押阵的红旗大管事况五爷，大家意气昂扬，沿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当重庆知府钮传善和巴县知县段崇嘉来到朝天观会场的时候（职务最高的川东道朱有基担心有生命危险，已经逃掉了），发现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朝天观门口，有二三十个学生，怀抱白布包裹的炸弹（事后查明其实都是罐头筒），后面一排人，头捆白布头巾，身穿青布打衣，有的怀抱大刀，有的手持梭镖，殿前一位穿短打装束英姿飒爽的大侠，正是握着手枪的红旗五爷况春发——况五爷这支手枪，事后证实，也属西贝货，乃是日本进口的玩具汽枪。
钮知府在“炸弹”的威胁下，终于毅然决定参与反清复明大业，他一边扭着杨沧白要他担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边嘀咕着：“兄弟么，有此意，有此意……”讪讪地交出了大印。为了让老爷们义无反顾，袍哥大爷田得胜还亲自给他们剪掉了大辫子。
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就这样成功了！看热闹的唐大爷追悔莫及，痛心地对自己的马仔说，老哥我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现在赶快去投况春发，还来得及……
唐大爷的话没有说错——尽管没有留下象沧白堂、沧白路这样的地理名词，也没有留下张培爵的纪念碑，但直到今天，所有研究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被历史的灰烬深深埋藏的况春发，才是这场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这场革命的成功却多仰仗于他所提供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盖住书呆子们的风头。
然而他终究只是个袍哥，说得难听点，就是个流氓头子，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相当高风亮节的人……他的作为让常人跌碎了一地的眼镜：他谢绝了军政府给他安排的位置，回到会仙楼继续经营他的“上青云”鞋庄，就连他倾家荡产组织几百人的队伍的花费，也分文不肯向军政府报销。从此民国史上就没有了这号人——他是历史的天空中的流星，虽然短暂，但却灿烂。他轻信了书呆子们所许诺的未来，也愿意用自己的牺牲去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但他没有想到，未来却完全不是憧憬中的那个样子！
这位教导主任张培爵先生，字列五，荣昌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师范科出身，是同盟会叛党中出名的积极分子。他老人家因为前几年在成都闹腾得太厉害，站不住脚，便转移到重庆府继续干革命，经杨沧白引进，入重庆府中学堂任教职。他颇喜任事，所以杨沧白曾开玩笑说，大家想知道什么叫做“朕即国家”吗？去看看张列五做事情就知道了。
一时间，重庆府中学堂，简直就成了同盟会乱党分子的大本营：同盟会重庆支部就设在府中学堂，主持一方造反大计的是大清朝秀才杨沧白，实际负责的，则是大清朝培养出来的师范生张培爵，连谋反用的大印，也是在学校里偷刻出来的。其它教育机构如川东师范学堂、巴县女子学堂、商业中学堂、体育学堂等等，也无一不是被同盟会乱党牢牢把持着的地方，连他们手里唯一算得上号的武装——几百条破枪，也是在朝廷的特意关怀下拨给学校用于军训的——唉，大家倒说说，这大清朝它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当时的大清朝重庆知府钮传善，对府中学堂里这帮穷酸秀才成天不务正业，却一门心思策划谋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于是某日便代表朝廷找杨校长谈话。杨校长信誓旦旦地说：“重中的教师都是些文人秀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教师中保证没有革命党人，如果说有的话，那就只有我。”钮知府也是秀才出身，知道秀才们那点三脚猫的能耐，闻此也就一笑置之了。
就在成都城大乱的时候，重庆城里的杨沧白、张列五等乱党分子，也积极策划准备响应。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群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以及用于学生军训的几百支旧式毛瑟枪而已——就用这点力量来和朝廷斗？连这些热血澎湃的书呆子也清楚地知道那只是个笑话。
实力不济的他们不得不到处找帮手。而那个时代最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就是形同黑社会的袍哥，于是秀才们便直奔着袍哥头子唐廉江唐大爷家去了，但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如前所述，唐大爷虽然不反对造反，但也绝对瞧不上这帮同盟会的秀才。秀才们先是建议唐大爷屈尊加入同盟会，唐大爷想也没想就拒绝了；然后他们又打算收买唐大爷，想请他有偿服务，唐大爷便请他们先付一万元的安家费……就这样，最后这帮穷秀才再也不敢找唐大爷商量一块儿谋反的事儿了。
唐大爷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同盟会这帮秀才们，平时一个个不是长袍大褂，便是西装革履，过着寄生虫生活，大难来时，都是贪生怕死、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他们最可靠的武力，不过是体育学堂的学生军，百来条破枪，还没有实战经验，靠不靠得住还很难说。所以他打算再观望观望，要干就由袍哥兄弟们自己来干，完全没有必要去和本身毫无力量的秀才们合伙。
唐廉江虽然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但他仍然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他的拒绝也并不意味着整个袍哥组织都打算在这场革命中袖手旁观。袍哥组织身上那古老的血脉传承此刻发挥了作用，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任务，和两百多年来的亡国之痛，终于让大多数人急迫地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在那个质疑旧时代，盲从新思想的大背景下，人们连信仰了两千多年的皇帝都可以抛弃，区区一个袍哥大爷又算什么呢？在秀才们的说服下，最后负责袍哥组织对外交际的红旗大管事况春发况五爷，和另一位袍哥大爷田得胜，终于动摇了，他们决定无视门规，瞒着唐大爷帮助秀才们谋反。在袍哥组织的活动下，很快城里的各处驻军均表示愿意支持革命，并提供了各种方便——他们不但把大炮的撞针弄坏了，甚至还把巡防营里的枪械也借给了乱党们。
正巧当时驻龙泉驿的一部分新军起义，遭到官兵的追赶，他们便在总指挥夏之时的率领下漫无目的地向川东进发——于是重庆城里的乱党们，便和夏之时取得联系，请他进军重庆以为外援。
就这样，重庆的乱党分子终于大起胆子来，决定造反了。他们给城里的川东道、重庆府、巴县这三大衙门的朝廷命官们发去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11月22日上午，到朝天观开会，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一场意气昂扬的革命，然而许多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帮穷酸秀才和袍哥大爷们鼓着腮帮子使出吃奶的劲倒腾出来的革命时，难免要笑掉大牙。
那一天，唐大爷特意带着自己的马仔跑出来看热闹——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毕竟乱党分子里还有不少他的人，他不能不关心。平时不喝酒的唐大爷，特意在酒楼上找了个临街的座位，开始喝闷酒。不认识唐大爷的堂倌还特意跑来告诉他，现在大街上很危险的，大爷您慢慢吃，可千万别下楼去乱跑。
一杆绣着“汉”字与十八星纹的黄缎子大旗领着人群从街上涌动过来，掌旗的就是袍哥大爷田得胜。在他身后，是一群手拿春秋刀、羊角叉等各式兵器的袍哥队伍，再后面是手上抱着白毛巾包裹着的炸弹的炸弹队和敢死队，还有肩上扛着毛瑟枪的学生军，最后是挥舞着丈八蛇矛走在队后押阵的红旗大管事况五爷，大家意气昂扬，沿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当重庆知府钮传善和巴县知县段崇嘉来到朝天观会场的时候（职务最高的川东道朱有基担心有生命危险，已经逃掉了），发现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朝天观门口，有二三十个学生，怀抱白布包裹的炸弹（事后查明其实都是罐头筒），后面一排人，头捆白布头巾，身穿青布打衣，有的怀抱大刀，有的手持梭镖，殿前一位穿短打装束英姿飒爽的大侠，正是握着手枪的红旗五爷况春发——况五爷这支手枪，事后证实，也属西贝货，乃是日本进口的玩具汽枪。
钮知府在“炸弹”的威胁下，终于毅然决定参与反清复明大业，他一边扭着杨沧白要他担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边嘀咕着：“兄弟么，有此意，有此意……”讪讪地交出了大印。为了让老爷们义无反顾，袍哥大爷田得胜还亲自给他们剪掉了大辫子。
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就这样成功了！看热闹的唐大爷追悔莫及，痛心地对自己的马仔说，老哥我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现在赶快去投况春发，还来得及……
唐大爷的话没有说错——尽管没有留下象沧白堂、沧白路这样的地理名词，也没有留下张培爵的纪念碑，但直到今天，所有研究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被历史的灰烬深深埋藏的况春发，才是这场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这场革命的成功却多仰仗于他所提供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盖住书呆子们的风头。
然而他终究只是个袍哥，说得难听点，就是个流氓头子，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相当高风亮节的人……他的作为让常人跌碎了一地的眼镜：他谢绝了军政府给他安排的位置，回到会仙楼继续经营他的“上青云”鞋庄，就连他倾家荡产组织几百人的队伍的花费，也分文不肯向军政府报销。从此民国史上就没有了这号人——他是历史的天空中的流星，虽然短暂，但却灿烂。他轻信了书呆子们所许诺的未来，也愿意用自己的牺牲去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但他没有想到，未来却完全不是憧憬中的那个样子！
象况春发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肉体更甭说名利权位这些身外之物，去换取人民的觉悟、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盛乃至于天下太平——修齐治平的古老理想，自朱家郭解以来的侠义精神，即便是在这个旧时代没落的前夜，也仍然在孕育着着圣洁高贵的灵魂。他们的风格不可谓不高尚，他们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什么呢？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在诟病那些古老的思想，认为那就是让这个国家衰落的根源，所以要彻底地打倒她——但他们却从来不曾想起，那些让他们舍生取义，蹈死不顾，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理念，又何尝不是源于那些古老的思想呢？
他们简单地以一元化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以为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君子即小人，却忽略了充斥着这个时代的迷惘背景——旧时代的是非标准已经崩溃了，而新时代的是非标准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谁是谁非，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都暂时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对与不对，他们其实并没有清楚的概念。
就这样，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问题当然不在龙种，我们更应该去质问这块土地——因为，在充满愚昧的土壤上，无论你播撒什么，你所得到的果实都必将带着愚昧的影子。
况春发们之所以能让旁观者眼镜跌落满地，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并不符合普通人的理念——也就是说，不符合这块土地上通常的行为逻辑。
通常的做法该是什么呢？另一位参加革命的大爷田得胜，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答案，就连当时的袍哥兄弟们自己，也为这个答案感到羞愧难堪——然而这就是现实，如果说田大爷做错了什么，那也只是他的方式太直白。
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终究也只是个袍哥啊！
革命成功后，田大爷跑到军政府里，说他为了革命，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花了好几万块钱，还都是自己掏的腰包——现在革命总算成功了，他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指望着能把这笔糊涂帐给报了。如果军政府不给他报销的话，他一定会惨不忍睹的破产，说到伤心处竟然跪在地上向秀才们耍赖，据说当时就连以“三吵吵”出名的朱三爷也傻眼了……最后田大爷终于如愿以偿，从府库里拿走了两万块钱。
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时代，这就是那些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们向往着新时代的光明前景，于是嚷嚷着要埋葬这个可恶的旧时代——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身上那些旧时代的印记。
颇有自知之明的袍哥们功成身退后，素来自以为是的秀才们瓜分了军政府里的大印——就象此时的袍哥大爷们完全不相信自己也可以管理国家一样，秀才们也完全不相信自己居然不会管理国家。
杨沧白不肯出任都督，把位置让给了张培爵——他和“三吵吵”朱三爷出任高级顾问，但又规定：凡军政府诸事，非经与两高级顾问咨商不得颁行；夏之时则出任副都督，主管军事。一个叫做“蜀军政府”的新政权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而朝廷派来镇压乱党分子的端方大人呢？他率领着那一个协的新军，走到成渝之间的资中，就再也走不动了——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也很清楚他们前方的成都、后方的重庆，都已经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如果他们还不表明态度，那他们就会进退两难。于是，在重庆革命党人的协助和鼓动下，新军将士杀掉了端方，并借道川东，返回湖北参加与清军的作战，此外还顺便替重庆的革命同党订了一票三万元的汉阳造军火——这批枪械，后来装备了熊克武的部队，熊部也因此成为蜀军政府系统的核心武力。
而成都的赵尔丰呢？他见外援无望，天下扰攘，也心灰意冷，召集成都士绅商议，最后把政权交给了乱党分子们，他们随即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
这样一来，四川地面上就同时有了两个新政权，他们还都说自己就是代表民意的革命政府！
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成渝两政府于次年2月合并，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并入成都的四川军政府，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赴成都任副都督，夏之时则找军政府要了三万块钱，放弃军职赴日本留学军事——属于他们的风云时代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大势已定，太平可期，还有什么必要恋栈不去呢？
可是他们都错了！乱世，到这个时候这才刚刚开始。
他们简单地以一元化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以为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君子即小人，却忽略了充斥着这个时代的迷惘背景——旧时代的是非标准已经崩溃了，而新时代的是非标准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谁是谁非，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都暂时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对与不对，他们其实并没有清楚的概念。
就这样，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问题当然不在龙种，我们更应该去质问这块土地——因为，在充满愚昧的土壤上，无论你播撒什么，你所得到的果实都必将带着愚昧的影子。
况春发们之所以能让旁观者眼镜跌落满地，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并不符合普通人的理念——也就是说，不符合这块土地上通常的行为逻辑。
通常的做法该是什么呢？另一位参加革命的大爷田得胜，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答案，就连当时的袍哥兄弟们自己，也为这个答案感到羞愧难堪——然而这就是现实，如果说田大爷做错了什么，那也只是他的方式太直白。
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终究也只是个袍哥啊！
革命成功后，田大爷跑到军政府里，说他为了革命，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花了好几万块钱，还都是自己掏的腰包——现在革命总算成功了，他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指望着能把这笔糊涂帐给报了。如果军政府不给他报销的话，他一定会惨不忍睹的破产，说到伤心处竟然跪在地上向秀才们耍赖，据说当时就连以“三吵吵”出名的朱三爷也傻眼了……最后田大爷终于如愿以偿，从府库里拿走了两万块钱。
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时代，这就是那些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们向往着新时代的光明前景，于是嚷嚷着要埋葬这个可恶的旧时代——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身上那些旧时代的印记。
颇有自知之明的袍哥们功成身退后，素来自以为是的秀才们瓜分了军政府里的大印——就象此时的袍哥大爷们完全不相信自己也可以管理国家一样，秀才们也完全不相信自己居然不会管理国家。
杨沧白不肯出任都督，把位置让给了张培爵——他和“三吵吵”朱三爷出任高级顾问，但又规定：凡军政府诸事，非经与两高级顾问咨商不得颁行；夏之时则出任副都督，主管军事。一个叫做“蜀军政府”的新政权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而朝廷派来镇压乱党分子的端方大人呢？他率领着那一个协的新军，走到成渝之间的资中，就再也走不动了——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也很清楚他们前方的成都、后方的重庆，都已经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如果他们还不表明态度，那他们就会进退两难。于是，在重庆革命党人的协助和鼓动下，新军将士杀掉了端方，并借道川东，返回湖北参加与清军的作战，此外还顺便替重庆的革命同党订了一票三万元的汉阳造军火——这批枪械，后来装备了熊克武的部队，熊部也因此成为蜀军政府系统的核心武力。
而成都的赵尔丰呢？他见外援无望，天下扰攘，也心灰意冷，召集成都士绅商议，最后把政权交给了乱党分子们，他们随即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
这样一来，四川地面上就同时有了两个新政权，他们还都说自己就是代表民意的革命政府！
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成渝两政府于次年2月合并，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并入成都的四川军政府，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赴成都任副都督，夏之时则找军政府要了三万块钱，放弃军职赴日本留学军事——属于他们的风云时代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大势已定，太平可期，还有什么必要恋栈不去呢？
可是他们都错了！乱世，到这个时候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乱世的王旗变幻
此刻在成都城里欢迎副都督张培爵的，是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说到这位尹昌衡，在下实在有点难以启齿，因为该老兄实在是有点“那个”。咱们还是先看看该同志的履历再说话吧！
尹昌衡，四川彭县人，1884年5月生，父亲是教私塾先生，外公是个举人，所以从小受的都是旧式科举教育，颇称聪慧。到十七八岁上，本该考秀才谋个正经出身了吧，却又偏偏碰上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这帮坏蛋倒腾着要废科举，于是小尹无奈之下只好从军——若干年后，前清举人胡汉民先生，在和进士谭延闿、江霞公，秀才汪精卫同吃“太史蛇羹”时，于酒酣面热之际，对废科举事件作了一个相当精辟的评价：“若不是废科举，谁还来革命！”
这大概也正是小尹此刻的心境写照吧！
1902年，小尹考入四川总督岑春煊办的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又由岑大人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在京应留学生考试，赐步兵科举人出身，补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军衔），不过论实任么，只是个小小的司务长，管的事儿也和弼马温差不多少。尹司务长对此颇为不满，遂跑到广西去找老关系——岑春煊当年从四川总督位上离任后，转调两广总督，所以尹司务长有不少老熟人此刻正在广西做官——谋得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科长兼干部学校教官，但仍然不满，经常使酒骂座——不但众目睽睽之下骂大清朝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还在一次酒宴上把广西提督龙济光给揍了。
龙济光这厮倒不是什么好人，此前孙中山先生就在镇南关革过他的命，被他撵跑了，以致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洋逃难；将来护国军也要革他的命，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鼻子还挨过他一枪，抖掉了好几颗牙，直到抗战还在做手术，足见此人是革命党人的对头——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老早就蓄谋破坏抗战大业。现如今，尹科长打他一顿倒也是相当革命的行为——但问题是，尹科长您这动手也太早了点啊！辛亥年那还有一段呢……
因为以小小一个科长的身份打了身为军区司令兼一品大员的广西提督，所以尹科长不得不挥泪告别了他那些大有出息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桂系军阀头头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之辈了，重回四川混日子。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收留了他，委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官——辗转了几千里地，还打了一个提督大人，尹科长还是尹科长！尹科长这个不高兴啊，真是没法儿说了。
没办法，先混着吧！
此刻在成都城里欢迎副都督张培爵的，是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说到这位尹昌衡，在下实在有点难以启齿，因为该老兄实在是有点“那个”。咱们还是先看看该同志的履历再说话吧！
尹昌衡，四川彭县人，1884年5月生，父亲是教私塾先生，外公是个举人，所以从小受的都是旧式科举教育，颇称聪慧。到十七八岁上，本该考秀才谋个正经出身了吧，却又偏偏碰上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这帮坏蛋倒腾着要废科举，于是小尹无奈之下只好从军——若干年后，前清举人胡汉民先生，在和进士谭延闿、江霞公，秀才汪精卫同吃“太史蛇羹”时，于酒酣面热之际，对废科举事件作了一个相当精辟的评价：“若不是废科举，谁还来革命！”
这大概也正是小尹此刻的心境写照吧！
1902年，小尹考入四川总督岑春煊办的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又由岑大人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在京应留学生考试，赐步兵科举人出身，补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军衔），不过论实任么，只是个小小的司务长，管的事儿也和弼马温差不多少。尹司务长对此颇为不满，遂跑到广西去找老关系——岑春煊当年从四川总督位上离任后，转调两广总督，所以尹司务长有不少老熟人此刻正在广西做官——谋得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科长兼干部学校教官，但仍然不满，经常使酒骂座——不但众目睽睽之下骂大清朝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还在一次酒宴上把广西提督龙济光给揍了。
龙济光这厮倒不是什么好人，此前孙中山先生就在镇南关革过他的命，被他撵跑了，以致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洋逃难；将来护国军也要革他的命，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鼻子还挨过他一枪，抖掉了好几颗牙，直到抗战还在做手术，足见此人是革命党人的对头——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老早就蓄谋破坏抗战大业。现如今，尹科长打他一顿倒也是相当革命的行为——但问题是，尹科长您这动手也太早了点啊！辛亥年那还有一段呢……
因为以小小一个科长的身份打了身为军区司令兼一品大员的广西提督，所以尹科长不得不挥泪告别了他那些大有出息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桂系军阀头头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之辈了，重回四川混日子。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收留了他，委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官——辗转了几千里地，还打了一个提督大人，尹科长还是尹科长！尹科长这个不高兴啊，真是没法儿说了。
没办法，先混着吧！
原来有本专门摆四川解放前的老龙门阵的杂志叫"龙门阵",不知现在还有没得?尹昌衡的故事最早就是从"龙门阵"里看来的!呵呵!
好像很早就没了哦.
好文，顶[:a12:]
工商干部快更新.
好不容易混到1910年，四川新军第十七镇成立，总督赵尔巽大人亲临现场给官兵训话，说今天新军成立，未来国防省防都有保障了，我为川人庆，为川人贺。这其实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客气话，相当于中药里的甘草陈皮，百病可用，但讲台下面就有人不乐意了。
为什么呢？因为当日组织大会的经办人员实在颟顸可恨，不巧把满肚子牢骚的尹科长也请来了。尹科长听见总督大人这话，当时就不高兴了，跳出来指着赵大人的鼻子就嚷嚷，您老这可不是瞎说么？咱这支部队用的都是日本人不要了才卖出来的旧枪械，带兵的又都是些不懂军事的笨蛋，将来不打仗则已，打仗一定倒霉——就这您还为川人庆贺？
赵大人堂堂一方封疆大吏，居然就给这么个小科长呛着了。好在赵大人知道自己未来要编《清史稿》的，文化人不得不有涵养，所以就很客气地问尹科长，那你说谁懂军事啊？尹科长斩钉截铁：“周道刚！”这位周先生是日本士官学校三期生，是不是很懂军事我们如今不好考证，但有一点很清楚，该老兄刚刚从赵大人麾下调走，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
于是赵大人干脆把人情做到底：“还有谁？”
尹科长昂然点点头，那就是在下我了。
赵大人继续问：“周道刚是哪个学堂毕业的？”
尹科长回答：“日本士官。”估计还有句想说，可是没好意思说出口的是——在下也是士官生呢！
赵大人乐了，咱们这里别的不好说，士官生还是有几个的。他指指旁边的十七镇程参谋官、施协统、吴总参议这几个人，问尹科长：“这些人又是哪里毕业的呢？”尹科长大言炎炎：“李纲以学士为宰相，秦桧亦以学士为宰相，顾其功业为何？”那意思很明白，虽然大家都是日本士官生，他们几个和我比还差些分量。
写到这里，在下敢说，就是整个民国时代够资格说这句话的人都不多。因为赵大人手指头所点的几位，别人也就罢了，程参谋官是谁呢？该人也是留日士官生，尹都督的同期同学，炮兵科毕业，湖南人……嗯，近代史上那位姓程，名潜，字颂云，自辛亥年起，护国护法北伐抗日剿共反蒋，打遍天下无役不与，人称程颂公的便是。此公可是民国史上响当当的著名角色啊！可惜赵大人历史虽然学得好，但卦数不精，算不到未来，所以此刻倒还真拿着这个胡搅蛮缠的小科长没辙。尹都督大概就是看到这位同期毕业的兄台站得比他高，所以才格外的不满吧？
他这话说得太冲，一时间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这时多亏旁边的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出来打圆场，说尹科长今天太高兴了多喝了两杯，言语唐突，请大帅原谅，便亲自出手把他给拖走了——不是去关禁闭，而直接把尹科长送回家里睡觉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么，咱们还真不能照着今天的逻辑去推理——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时代呢？
这赵尔巽给个小科长呛得半死，照理说不让这小子蜕几层皮也该把他打回去做弼马温吧？可咱们还真不能照着现在的逻辑去推理那个时代的人物，当时稀奇古怪的妙人儿就是多，尹科长是，赵大人也是。赵大人居然从此便觉得这个敢于大言炎炎的小科长大概是个人才，很想私访他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于是某日便从督署后门出来转进了督练公所——这两人上班的地方也真是相去不远，不然怎么说工作岗位离领导的后门近会有些额外的好处呢——又进了尹科长的办公室，恰好尹科长不在。于是赵大人拉开尹科长的抽屉，登时眼前一亮……
如果是今天某位领导拉开咱们的办公桌抽屉，那能看见的可就是五颜六色了，估计不健康的玩意儿也是常有的，这一点想来在那个颓废时代也差不多。不过当天尹科长运气很好，抽屉里既没有放写给浣花溪薛涛姐姐的肉麻情书，也没有放滇货行云土大甩卖的优惠卷，更没有放袍哥兄弟们反清复明的血书投名状……
所以赵大人打开抽屉的时候，就看到了尹科长用来糊抽屉底的一张字纸，上书对联一幅：“爱花爱酒爱苍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胆；至大至刚至仁勇，圣贤学问，仙佛精神。”赵大人原是读旧书出身的，此时看到身为假洋鬼子的尹科长居然思想健康，胸怀远大，而且还有如此笔头，便颇为欣赏，认为此人大有抱负，又有学历，当是个可用之才。但赵大人最终还是强忍住了提拔尹科长当团长的冲动——这家伙大家也看到了，他缺的不是才华，而是太“那个”了。回头新军举行秋操演习，尹科长被派为东军裁判，他又大肆指责负责指挥的将官战术水平低，如果是正式作战一定要全军覆没云云……这让赵大人怎么好用他？
很快赵大人就被朝廷调到东北去当总督了，临走的时候，把提拔尹科长的重任就托付给了他兄弟小赵大人，也就是保路运动中焦头烂额的赵尔丰。
等到赵尔丰当四川总督的时候，成都已经乱得一团糟了。陆军小学的学生们也跟着瞎起哄，非要学校放暑假，当时的陆军小学校长是个东北人，脾气也比较火爆。话说这十七镇的统制朱庆澜，本人是浙江人，但原来是在东北混的，所以来四川就带了一帮东北人——无非就是什么姜登选、郭松龄之辈啦（这世界是小了点，刚说完李猛仔、小诸葛、程颂公，这奉军张大帅的部下又窜出来了）——这时候在陆军小学火冒三丈的，就是这个士官五期学工兵毕业的姜登选。姜校长坚决不同意给学生放假，于是学生便计划罢课，姜校长便亲自带了几个宪兵去抓人，学生则以牙还牙……最后姜校长军装被抢，只得蓬头垢面抱头鼠窜，学生还不依不饶，跑到成都将军玉坤那里告状，说学潮全系姜登选激成，最后姜校长被撤职了事——接下来，他就被派去追龙泉驿起义的夏之时去了。可他也是个乱党分子，原是不打算当真消灭夏之时的，但夏之时不明就里，胡乱杀了他派去接头的几个人，结果双方竟然大打出手，一度乱得一塌糊涂——唉，这帮七零八落无组织无纪律的革命党噢！
却说当时，赵尔丰把手下这帮人物一个个掂量掂量，最后想起这个尹昌衡不是成天嫌官小么，那就让他去当陆军小学校长吧！尹科长就这么成了尹校长，跑到学校去给学生训话，第一句是：“前总办（校长）因不准你们请求停课回家，因此酿成罢课，本总办这次来，还是不准你们回家。”见众人默然不语，尹校长继续讲：“现在时局动荡，道途不靖，你们都是国家的将才，是未来的大英雄，如果准许你们回家，在路上遇事，丧失了生命，这就是国家的大损失！”这话声情并茂，措辞动听，大家倒是不甚反感，又见放假反正是没戏了，于是便相约复课。
从此陆军小学就成了尹校长的地盘，同时尹校长还是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再加上他武备学堂的同学关系，士官学校的资历，爱出风头的秉性……因此他也成了在当时成都城里颇有名望的人物，新军中不少实权人物都是他囊袋里的筹码。
为什么呢？因为当日组织大会的经办人员实在颟顸可恨，不巧把满肚子牢骚的尹科长也请来了。尹科长听见总督大人这话，当时就不高兴了，跳出来指着赵大人的鼻子就嚷嚷，您老这可不是瞎说么？咱这支部队用的都是日本人不要了才卖出来的旧枪械，带兵的又都是些不懂军事的笨蛋，将来不打仗则已，打仗一定倒霉——就这您还为川人庆贺？
赵大人堂堂一方封疆大吏，居然就给这么个小科长呛着了。好在赵大人知道自己未来要编《清史稿》的，文化人不得不有涵养，所以就很客气地问尹科长，那你说谁懂军事啊？尹科长斩钉截铁：“周道刚！”这位周先生是日本士官学校三期生，是不是很懂军事我们如今不好考证，但有一点很清楚，该老兄刚刚从赵大人麾下调走，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
于是赵大人干脆把人情做到底：“还有谁？”
尹科长昂然点点头，那就是在下我了。
赵大人继续问：“周道刚是哪个学堂毕业的？”
尹科长回答：“日本士官。”估计还有句想说，可是没好意思说出口的是——在下也是士官生呢！
赵大人乐了，咱们这里别的不好说，士官生还是有几个的。他指指旁边的十七镇程参谋官、施协统、吴总参议这几个人，问尹科长：“这些人又是哪里毕业的呢？”尹科长大言炎炎：“李纲以学士为宰相，秦桧亦以学士为宰相，顾其功业为何？”那意思很明白，虽然大家都是日本士官生，他们几个和我比还差些分量。
写到这里，在下敢说，就是整个民国时代够资格说这句话的人都不多。因为赵大人手指头所点的几位，别人也就罢了，程参谋官是谁呢？该人也是留日士官生，尹都督的同期同学，炮兵科毕业，湖南人……嗯，近代史上那位姓程，名潜，字颂云，自辛亥年起，护国护法北伐抗日剿共反蒋，打遍天下无役不与，人称程颂公的便是。此公可是民国史上响当当的著名角色啊！可惜赵大人历史虽然学得好，但卦数不精，算不到未来，所以此刻倒还真拿着这个胡搅蛮缠的小科长没辙。尹都督大概就是看到这位同期毕业的兄台站得比他高，所以才格外的不满吧？
他这话说得太冲，一时间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这时多亏旁边的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出来打圆场，说尹科长今天太高兴了多喝了两杯，言语唐突，请大帅原谅，便亲自出手把他给拖走了——不是去关禁闭，而直接把尹科长送回家里睡觉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么，咱们还真不能照着今天的逻辑去推理——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时代呢？
这赵尔巽给个小科长呛得半死，照理说不让这小子蜕几层皮也该把他打回去做弼马温吧？可咱们还真不能照着现在的逻辑去推理那个时代的人物，当时稀奇古怪的妙人儿就是多，尹科长是，赵大人也是。赵大人居然从此便觉得这个敢于大言炎炎的小科长大概是个人才，很想私访他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于是某日便从督署后门出来转进了督练公所——这两人上班的地方也真是相去不远，不然怎么说工作岗位离领导的后门近会有些额外的好处呢——又进了尹科长的办公室，恰好尹科长不在。于是赵大人拉开尹科长的抽屉，登时眼前一亮……
如果是今天某位领导拉开咱们的办公桌抽屉，那能看见的可就是五颜六色了，估计不健康的玩意儿也是常有的，这一点想来在那个颓废时代也差不多。不过当天尹科长运气很好，抽屉里既没有放写给浣花溪薛涛姐姐的肉麻情书，也没有放滇货行云土大甩卖的优惠卷，更没有放袍哥兄弟们反清复明的血书投名状……
所以赵大人打开抽屉的时候，就看到了尹科长用来糊抽屉底的一张字纸，上书对联一幅：“爱花爱酒爱苍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胆；至大至刚至仁勇，圣贤学问，仙佛精神。”赵大人原是读旧书出身的，此时看到身为假洋鬼子的尹科长居然思想健康，胸怀远大，而且还有如此笔头，便颇为欣赏，认为此人大有抱负，又有学历，当是个可用之才。但赵大人最终还是强忍住了提拔尹科长当团长的冲动——这家伙大家也看到了，他缺的不是才华，而是太“那个”了。回头新军举行秋操演习，尹科长被派为东军裁判，他又大肆指责负责指挥的将官战术水平低，如果是正式作战一定要全军覆没云云……这让赵大人怎么好用他？
很快赵大人就被朝廷调到东北去当总督了，临走的时候，把提拔尹科长的重任就托付给了他兄弟小赵大人，也就是保路运动中焦头烂额的赵尔丰。
等到赵尔丰当四川总督的时候，成都已经乱得一团糟了。陆军小学的学生们也跟着瞎起哄，非要学校放暑假，当时的陆军小学校长是个东北人，脾气也比较火爆。话说这十七镇的统制朱庆澜，本人是浙江人，但原来是在东北混的，所以来四川就带了一帮东北人——无非就是什么姜登选、郭松龄之辈啦（这世界是小了点，刚说完李猛仔、小诸葛、程颂公，这奉军张大帅的部下又窜出来了）——这时候在陆军小学火冒三丈的，就是这个士官五期学工兵毕业的姜登选。姜校长坚决不同意给学生放假，于是学生便计划罢课，姜校长便亲自带了几个宪兵去抓人，学生则以牙还牙……最后姜校长军装被抢，只得蓬头垢面抱头鼠窜，学生还不依不饶，跑到成都将军玉坤那里告状，说学潮全系姜登选激成，最后姜校长被撤职了事——接下来，他就被派去追龙泉驿起义的夏之时去了。可他也是个乱党分子，原是不打算当真消灭夏之时的，但夏之时不明就里，胡乱杀了他派去接头的几个人，结果双方竟然大打出手，一度乱得一塌糊涂——唉，这帮七零八落无组织无纪律的革命党噢！
却说当时，赵尔丰把手下这帮人物一个个掂量掂量，最后想起这个尹昌衡不是成天嫌官小么，那就让他去当陆军小学校长吧！尹科长就这么成了尹校长，跑到学校去给学生训话，第一句是：“前总办（校长）因不准你们请求停课回家，因此酿成罢课，本总办这次来，还是不准你们回家。”见众人默然不语，尹校长继续讲：“现在时局动荡，道途不靖，你们都是国家的将才，是未来的大英雄，如果准许你们回家，在路上遇事，丧失了生命，这就是国家的大损失！”这话声情并茂，措辞动听，大家倒是不甚反感，又见放假反正是没戏了，于是便相约复课。
从此陆军小学就成了尹校长的地盘，同时尹校长还是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再加上他武备学堂的同学关系，士官学校的资历，爱出风头的秉性……因此他也成了在当时成都城里颇有名望的人物，新军中不少实权人物都是他囊袋里的筹码。
当重庆独立，端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困守成都的赵尔丰大人见援军无望，也只得屈服了。他向士绅们表示愿意把权力交出来，但希望对方能够保证他和其他外省同僚的生命安全，温和的“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接受了赵大人的要求——在这个保皇派头头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这位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蒲举人当选为都督，就把自称是很懂军事的尹校长请出来当了军政部长。
可是尹校长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个没有实权的军政部长，他想当的是有实权的统制，也就是师长。不过当时全四川也只有一个镇（师），统制（师长）就是前面把尹科长拉回去睡觉的朱庆澜，老朱人缘不错，既然他自己没有表示要让贤，那谁也不好意思就请尹科长出马的。
尹科长见当不成师长，老大的不高兴，便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堂而皇之地把他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招牌抬了出来过大哥瘾，而且还号召其他袍哥组织都把牌子挂出来热闹热闹。举人出身的蒲都督琢磨着自己大概得罪不起练武出身的尹部长，便也装着没有看见。黑社会组织公然挂牌营业，这可是够骇人听闻的！这也就为未来四川兵匪不分的混乱局面种下了祸因。
在这样的纵容下，一批着装古怪的古装英雄出现了！他们脚蹬线耳草鞋，头顶英雄结，腰缠湖绉飘带，成群结队，招摇过市，一幕幕武侠小说中才有的场面尽现于人们眼前——在他们看来，大概这才是所谓“汉家衣冠”，这才是所谓“革命”。
作为对这种蓄意抬高非主流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各地方独立政府纷纷将成都这个军政府称之为“袍哥政府”，拒绝加以承认，他们只愿意承认重庆的“蜀军政府”。
然而，这只是乱世的开始，在野心家的推动下，乱世还将继续，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
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了一场兵变。当天大都督蒲殿俊身着上将军服，在东较场登台阅兵，但台下的兵们忽然骚动起来，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蒲都督吓得目瞪口呆，最后在两个弁兵的搀扶下勉强逃脱。叛乱的士兵从较场中冲出来，大闹全城：手脚快的抢劫了藩库、盐库，将库存的六百万两银两劫掠一空，手脚慢的没有抢到银子，便把目标改为城里的当铺、商店、公馆甚至居民住宅。那些头挽英雄结的好汉们也趁机参与，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手提马刀甚至是步枪，自称是“同志大王”的兵，他们人多势众，甚至连那些叛乱士兵手里的银子也敢抢……
蒲都督跑丢了，朱统制逃走了，于是军政部长尹昌衡只好挺身而出，跑到凤凰山军营找到他的铁哥们儿周骏周团长（士官六期），请他出兵平乱——一些未来的牛人，这时候正在周团长手下鬼混着呢！周团长怕自己的兵也跟着抢劫，不肯亲自下山，但又却不过尹部长一再要求，只得借了几百人交给他带下山去——无非就是些刘湘、杨森之辈了。于是当叛乱平息的时候，尹昌衡就成了最大英雄，被城里的士绅代表和军政府成员推举为都督。
这场叛乱，后来的人们大多归咎于赵尔丰的阴谋诡计，认为是他企图趁乱变天。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相当讲不通的：首先，赵尔丰既然有那么大力量去发动叛乱，那当初他又何必老老实实地交出政权呢？其次，在叛乱中，连尹昌衡带去平叛的士兵都叛变了将近四分之一，反倒是仍在赵尔丰统辖下部分巡防军和少城里驻扎的满蒙军队却毫无动静，既没有大规模参与抢劫，也没有趁乱夺回政权——赵大人的表现么，完全是在看热闹。所以，无论是从案发现场的行为看，还是从此案发生后的受益看，赵尔丰都不应该是那个策划叛乱的人。
如果我们把当时现场的情况和背后的人际关系联系一下，这个谜底就不难揭穿了：
叛乱当日，在东较场最先骚动并开枪的，是新军队官（连长）彭汉涛的部队，而积极配合他的那部分巡防军呢？其队官正是彭汉涛的族兄弟。而他们的大哥彭光烈，又正是尹部长囊袋中的人物……所以，如果要说这场叛乱背后有人指使，那么尹部长的嫌疑要远远大于落水狗赵尔丰。
可是落水狗就是落水狗，天下的罪恶都注定要归在他们身上了！现在是赵尔丰，将来则是袁世凯，而辛亥“元勋”则永远是光彩照人的——所以每当那些辛亥人物谈到这一段往事时，总爱用晦涩模糊的春秋笔法敷衍了事，因为这一段他们实在没法儿说。这不禁让人想起两千年前的子贡说的那句话：“纣之不善未必若是，而天下之恶归焉。故君子恶居下流。”唉，谁叫我们的历史就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呢？
可是尹校长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个没有实权的军政部长，他想当的是有实权的统制，也就是师长。不过当时全四川也只有一个镇（师），统制（师长）就是前面把尹科长拉回去睡觉的朱庆澜，老朱人缘不错，既然他自己没有表示要让贤，那谁也不好意思就请尹科长出马的。
尹科长见当不成师长，老大的不高兴，便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堂而皇之地把他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招牌抬了出来过大哥瘾，而且还号召其他袍哥组织都把牌子挂出来热闹热闹。举人出身的蒲都督琢磨着自己大概得罪不起练武出身的尹部长，便也装着没有看见。黑社会组织公然挂牌营业，这可是够骇人听闻的！这也就为未来四川兵匪不分的混乱局面种下了祸因。
在这样的纵容下，一批着装古怪的古装英雄出现了！他们脚蹬线耳草鞋，头顶英雄结，腰缠湖绉飘带，成群结队，招摇过市，一幕幕武侠小说中才有的场面尽现于人们眼前——在他们看来，大概这才是所谓“汉家衣冠”，这才是所谓“革命”。
作为对这种蓄意抬高非主流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各地方独立政府纷纷将成都这个军政府称之为“袍哥政府”，拒绝加以承认，他们只愿意承认重庆的“蜀军政府”。
然而，这只是乱世的开始，在野心家的推动下，乱世还将继续，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
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了一场兵变。当天大都督蒲殿俊身着上将军服，在东较场登台阅兵，但台下的兵们忽然骚动起来，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蒲都督吓得目瞪口呆，最后在两个弁兵的搀扶下勉强逃脱。叛乱的士兵从较场中冲出来，大闹全城：手脚快的抢劫了藩库、盐库，将库存的六百万两银两劫掠一空，手脚慢的没有抢到银子，便把目标改为城里的当铺、商店、公馆甚至居民住宅。那些头挽英雄结的好汉们也趁机参与，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手提马刀甚至是步枪，自称是“同志大王”的兵，他们人多势众，甚至连那些叛乱士兵手里的银子也敢抢……
蒲都督跑丢了，朱统制逃走了，于是军政部长尹昌衡只好挺身而出，跑到凤凰山军营找到他的铁哥们儿周骏周团长（士官六期），请他出兵平乱——一些未来的牛人，这时候正在周团长手下鬼混着呢！周团长怕自己的兵也跟着抢劫，不肯亲自下山，但又却不过尹部长一再要求，只得借了几百人交给他带下山去——无非就是些刘湘、杨森之辈了。于是当叛乱平息的时候，尹昌衡就成了最大英雄，被城里的士绅代表和军政府成员推举为都督。
这场叛乱，后来的人们大多归咎于赵尔丰的阴谋诡计，认为是他企图趁乱变天。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相当讲不通的：首先，赵尔丰既然有那么大力量去发动叛乱，那当初他又何必老老实实地交出政权呢？其次，在叛乱中，连尹昌衡带去平叛的士兵都叛变了将近四分之一，反倒是仍在赵尔丰统辖下部分巡防军和少城里驻扎的满蒙军队却毫无动静，既没有大规模参与抢劫，也没有趁乱夺回政权——赵大人的表现么，完全是在看热闹。所以，无论是从案发现场的行为看，还是从此案发生后的受益看，赵尔丰都不应该是那个策划叛乱的人。
如果我们把当时现场的情况和背后的人际关系联系一下，这个谜底就不难揭穿了：
叛乱当日，在东较场最先骚动并开枪的，是新军队官（连长）彭汉涛的部队，而积极配合他的那部分巡防军呢？其队官正是彭汉涛的族兄弟。而他们的大哥彭光烈，又正是尹部长囊袋中的人物……所以，如果要说这场叛乱背后有人指使，那么尹部长的嫌疑要远远大于落水狗赵尔丰。
可是落水狗就是落水狗，天下的罪恶都注定要归在他们身上了！现在是赵尔丰，将来则是袁世凯，而辛亥“元勋”则永远是光彩照人的——所以每当那些辛亥人物谈到这一段往事时，总爱用晦涩模糊的春秋笔法敷衍了事，因为这一段他们实在没法儿说。这不禁让人想起两千年前的子贡说的那句话：“纣之不善未必若是，而天下之恶归焉。故君子恶居下流。”唉，谁叫我们的历史就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呢？
兵变平息了，然而背信弃义的事情却还没有完。在勃勃的野心或是高尚的使命感的驱使下（至于这两者中哪一样更重些，我想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吧），那些晕了头的大英雄，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尹都督上任后，去拜访了一次已经落水，人人喊打，正处于惶恐中的赵大人。尹都督用传统的方式表示了他对于赵大人的感激和友好，他恭敬地递上一个手本，用的是“世再晚”的落款——这个落款表明，他虽然已经是堂堂的都督大人了，但没有因为赵大人的落水而忘怀赵家兄弟俩对他的知遇之恩，仍然很谦恭地以后进晚辈自居。
谦虚的后辈，当然是容易讨老前辈喜欢的，赵大人也因此觉得这个乱党头目大概还是友好的，便和他坦诚地攀谈起来。
在赵大人看来，这个又谦虚又有礼貌尹都督，对于当前的形势却是相当悲观的——他居然说民国是不是建得起来，大清朝是不是倒得下去，都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想和赵大人达成协议：如果民国果然成功，那么他尹昌衡就负责保赵大人的身家性命；如果大清朝赢了呢？那么也有请赵大人费心保全他的身家性命。惶恐中的落水狗赵大人，当然乐于接受这个协议，而且对尹都督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层。
接下来，尹都督谈到，赵大人虽然退位了，但手里还握有三千巡防军，这让曾经反对过大人的四川士绅人等很不安。因此他建议赵大人把军队交给军政府——当然，这只是名义上而已，事实上他会命令这些军队继续保卫赵大人，不会把它调走的。而且，在端正了名分之后，军政府也可以继续在饷项上予以关照。赵大人既然已经对这个乱党头目有如此好感了，面对这看起来是相当诚恳的建议，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在征得赵大人的同意后，尹都督又给全体官兵训了话，称赞他们对赵大人的忠心难能可贵，并且承诺发清积欠的饷项，还答应给每人额外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讲究实惠的大兵们，此刻自然也觉得尹都督是相当的不错了。
这天晚上，赵大人和他的兵们都睡得很好。然而黎明的时候，不祥的脚步声惊醒了这些可怜的笨蛋，他们这才发现自己被包围了，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他们！
除了赵大人在川边收的一个少数民族丫头因拼死保卫他而被杀外，其他人几乎没有抵抗——他们抵抗的意志在昨天就出现了裂痕，所以如今便轻易崩溃了。赵大人被人从床上逮起来，捆送到位于皇城内的军政府。那个昨天还自称“世再晚”的尹昌衡，现在又变回了都督的身份，他在全市群众面前慷慨激昂地宣布：“这个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赵屠夫。他前在永宁杀的人不知有多少，在川边更肆行杀戮，在成都对请愿的民众又杀死杀伤数百人。他恶贯满盈，今天被我们拿下了，请问大家该怎么办？”群众纷纷怒吼道：“该杀！”于是尹都督便当场宣布，将赵尔丰斩首。
赵的老家人为他准备了一床大红毡子，须发苍苍的他，便从容盘腿坐于其上，面不改色地对尹都督说：“尹娃娃！你装了老子的统子了（蜀地方言，意即欺骗）！”到这个时候，再笨的人也该知道自己是上当了。尹都督急令行刑，原赵大人的护卫，现在是尹都督警卫标统的陶泽坤亲自动手，用马刀砍下了这颗也曾经显赫一时的脑袋。
尹都督取代了蒲举人，杀掉了赵尔丰，从此声名大振，群情慑服，同时他又掌握了旧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武力，因此川东重庆的蜀军政府终于不得不低头，同意合并。
从此，尹昌衡变成为了全四川的主人。他把自己武备学堂的老师，同时也是士官三期生的亲信胡景伊派到重庆坐镇，而将张培爵召到成都担任副都督。革命初起时那种天下为公的气氛开始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拉帮结派，彼此猜忌——新时代的确是到来了，然而统治这个时代的，却仍然是属于旧时代的头脑和传统！
正在尹昌衡积极整顿军备内政，准备大有所为的时候，从1912年6月起，川西便陆续传来了不妙的消息。
说来这都是英国鬼子干的好事儿。早在1904年，英国因为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争端，遂派荣赫鹏上校率兵自印度入侵西藏。藏军也曾经拼死抵抗，但旧时代的武力终究敌不过英国人的现代化装备，最终英国人这支远征的孤军竟然打进了拉萨城。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只得仓皇出逃——这一逃，就逃得远了，竟然跑到了蒙古的库仑地方。
而拉萨这边呢？还得请清朝政府出面来收拾烂摊子。中英双方的谈判代表从印度到北京来回跑，最后终于在1906年，在北京达成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不用说，自然又是“丧权辱国”了。可在那样的窘样下，咱们又能指望外交官们怎样？他们不是不肯拼命去争权益，而是他们身后的祖国实在太虚弱，让他们在谈判桌上无从强硬起来。
却说这十三世达赖，他别的地方都不肯去，却偏要跑库仑，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英俄两国分据印度和中亚，因此都指望染指西藏，时时明争暗斗。而达赖不巧听信了俄国人也信仰喇嘛教的传言——唉，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遂偏向俄国一方。故英国人愤而出兵，打算以武力迫使达赖屈服。达赖既然抵抗失败，自然第一念头便是去找“同宗”的俄国人寻求庇护了。
然而此刻的俄国人自己，也正在走霉运中。在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再加之1905年的革命，使得他们不得不大为收敛自己在东亚扩张的野心，自然也就顾不上“同一信仰”的达赖喇嘛了，不太肯为这场与自身利益相关不大的战争出死力。他们只是在1907年，为了自身在中亚的利益，才和英国人签订了关于在波斯阿富汗西藏扩张的谅解协议，相互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以免大家为了抢蛋糕而打破头。
既然英、俄相继收手，大清朝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便趁机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全力经营川藏之交的大金川、大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五大流域之地。到1910年，来自中原王朝的兵威已经越过丹达山，直抵江达，这就形成了未来西康建省的基础——直到今天，川藏分界仍然还是以此为基础。
赵尔丰当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至少这个人的一生中，还有过这么一件象样的劳绩值得我们去回忆：正是他平定川边，奠定了未来的西康省域，从而维护了帝国疆域的完整——而那些砍掉他头颅的革命者，又将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尹都督上任后，去拜访了一次已经落水，人人喊打，正处于惶恐中的赵大人。尹都督用传统的方式表示了他对于赵大人的感激和友好，他恭敬地递上一个手本，用的是“世再晚”的落款——这个落款表明，他虽然已经是堂堂的都督大人了，但没有因为赵大人的落水而忘怀赵家兄弟俩对他的知遇之恩，仍然很谦恭地以后进晚辈自居。
谦虚的后辈，当然是容易讨老前辈喜欢的，赵大人也因此觉得这个乱党头目大概还是友好的，便和他坦诚地攀谈起来。
在赵大人看来，这个又谦虚又有礼貌尹都督，对于当前的形势却是相当悲观的——他居然说民国是不是建得起来，大清朝是不是倒得下去，都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想和赵大人达成协议：如果民国果然成功，那么他尹昌衡就负责保赵大人的身家性命；如果大清朝赢了呢？那么也有请赵大人费心保全他的身家性命。惶恐中的落水狗赵大人，当然乐于接受这个协议，而且对尹都督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层。
接下来，尹都督谈到，赵大人虽然退位了，但手里还握有三千巡防军，这让曾经反对过大人的四川士绅人等很不安。因此他建议赵大人把军队交给军政府——当然，这只是名义上而已，事实上他会命令这些军队继续保卫赵大人，不会把它调走的。而且，在端正了名分之后，军政府也可以继续在饷项上予以关照。赵大人既然已经对这个乱党头目有如此好感了，面对这看起来是相当诚恳的建议，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在征得赵大人的同意后，尹都督又给全体官兵训了话，称赞他们对赵大人的忠心难能可贵，并且承诺发清积欠的饷项，还答应给每人额外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讲究实惠的大兵们，此刻自然也觉得尹都督是相当的不错了。
这天晚上，赵大人和他的兵们都睡得很好。然而黎明的时候，不祥的脚步声惊醒了这些可怜的笨蛋，他们这才发现自己被包围了，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他们！
除了赵大人在川边收的一个少数民族丫头因拼死保卫他而被杀外，其他人几乎没有抵抗——他们抵抗的意志在昨天就出现了裂痕，所以如今便轻易崩溃了。赵大人被人从床上逮起来，捆送到位于皇城内的军政府。那个昨天还自称“世再晚”的尹昌衡，现在又变回了都督的身份，他在全市群众面前慷慨激昂地宣布：“这个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赵屠夫。他前在永宁杀的人不知有多少，在川边更肆行杀戮，在成都对请愿的民众又杀死杀伤数百人。他恶贯满盈，今天被我们拿下了，请问大家该怎么办？”群众纷纷怒吼道：“该杀！”于是尹都督便当场宣布，将赵尔丰斩首。
赵的老家人为他准备了一床大红毡子，须发苍苍的他，便从容盘腿坐于其上，面不改色地对尹都督说：“尹娃娃！你装了老子的统子了（蜀地方言，意即欺骗）！”到这个时候，再笨的人也该知道自己是上当了。尹都督急令行刑，原赵大人的护卫，现在是尹都督警卫标统的陶泽坤亲自动手，用马刀砍下了这颗也曾经显赫一时的脑袋。
尹都督取代了蒲举人，杀掉了赵尔丰，从此声名大振，群情慑服，同时他又掌握了旧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武力，因此川东重庆的蜀军政府终于不得不低头，同意合并。
从此，尹昌衡变成为了全四川的主人。他把自己武备学堂的老师，同时也是士官三期生的亲信胡景伊派到重庆坐镇，而将张培爵召到成都担任副都督。革命初起时那种天下为公的气氛开始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拉帮结派，彼此猜忌——新时代的确是到来了，然而统治这个时代的，却仍然是属于旧时代的头脑和传统！
正在尹昌衡积极整顿军备内政，准备大有所为的时候，从1912年6月起，川西便陆续传来了不妙的消息。
说来这都是英国鬼子干的好事儿。早在1904年，英国因为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争端，遂派荣赫鹏上校率兵自印度入侵西藏。藏军也曾经拼死抵抗，但旧时代的武力终究敌不过英国人的现代化装备，最终英国人这支远征的孤军竟然打进了拉萨城。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只得仓皇出逃——这一逃，就逃得远了，竟然跑到了蒙古的库仑地方。
而拉萨这边呢？还得请清朝政府出面来收拾烂摊子。中英双方的谈判代表从印度到北京来回跑，最后终于在1906年，在北京达成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不用说，自然又是“丧权辱国”了。可在那样的窘样下，咱们又能指望外交官们怎样？他们不是不肯拼命去争权益，而是他们身后的祖国实在太虚弱，让他们在谈判桌上无从强硬起来。
却说这十三世达赖，他别的地方都不肯去，却偏要跑库仑，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英俄两国分据印度和中亚，因此都指望染指西藏，时时明争暗斗。而达赖不巧听信了俄国人也信仰喇嘛教的传言——唉，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遂偏向俄国一方。故英国人愤而出兵，打算以武力迫使达赖屈服。达赖既然抵抗失败，自然第一念头便是去找“同宗”的俄国人寻求庇护了。
然而此刻的俄国人自己，也正在走霉运中。在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再加之1905年的革命，使得他们不得不大为收敛自己在东亚扩张的野心，自然也就顾不上“同一信仰”的达赖喇嘛了，不太肯为这场与自身利益相关不大的战争出死力。他们只是在1907年，为了自身在中亚的利益，才和英国人签订了关于在波斯阿富汗西藏扩张的谅解协议，相互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以免大家为了抢蛋糕而打破头。
既然英、俄相继收手，大清朝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便趁机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全力经营川藏之交的大金川、大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五大流域之地。到1910年，来自中原王朝的兵威已经越过丹达山，直抵江达，这就形成了未来西康建省的基础——直到今天，川藏分界仍然还是以此为基础。
赵尔丰当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至少这个人的一生中，还有过这么一件象样的劳绩值得我们去回忆：正是他平定川边，奠定了未来的西康省域，从而维护了帝国疆域的完整——而那些砍掉他头颅的革命者，又将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回过头来再说在库仑作客的十三世达赖。
达赖这几年那叫一个郁闷啊！俄援不得要领自是不消说了，想要常住库仑吧，又和当地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积不相能，入觐清廷吧，又总觉得在礼仪上受了委屈……总之是看谁谁不顺眼。翻来覆去思想一番，还是觉着呆在自己家里最妥帖，于是便硬着头皮于1909年底回到了拉萨。一路上又因为不满意赵尔丰西进川边，到处闹别扭，犯了不少嗔戒。
回到家里一切总该好了吧？那可不然。这活佛还没进到拉萨城里呢，便又和人干上了。对方是谁呢？大清朝派来的驻藏大臣联豫，说来这位老兄也是有满肚子牢骚要发的。
本来联豫大人已经抹下面子，带着僚属们很客气地出城五里迎接活佛了，可偏偏碰上活佛心情不好，对欢迎队伍熟视无睹，理都不理。联豫大人那叫一个憋屈啊，咱怎么说也是号中央大员吧？于是当场便还以颜色，硬说活佛的行李里恐夹带有俄国军火，必须严格检查。结果把大小物件弄得乱七八糟，活佛因此相当的不高兴。一回头，活佛便四处散布流言，说朝廷要灭宗教，还唆使各地藏人进兵争夺川边。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立刻紧张起来。
说来这活佛也真是淘气。前几年吧，他看不惯英国人，于是大家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还丢了拉萨；接下来俄国人不肯帮忙，他又恨死了俄国人和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连香火之谊也不管了，拔腿就跑；现在呢，他又觉着大清朝更讨厌了，于是又转回头来和英国人拉关系，要给联豫、赵尔丰们添堵。就这还不够，他还上书朝廷要求把西藏边境划到打箭炉以东的邛州大桥去……敢说松赞干布活过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口气。
既然是活佛要成心闹腾，那动静自然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于是整个藏区都扰动起来。
大清帝国为镇定地方，遂派遣成都知府钟颖帅新军一标出征拉萨，共混编有步、骑、轻炮等多兵种两千余人，钟颖的参谋长，就是后来国民党在大陆被俘唯一的一位上将王陵基。
就在钟颖这支远征军进抵拉萨的当晚，活佛就带着心腹们逃到印度的噶伦堡去了。入藏新军分驻拉萨周边要地，很快平息了叛乱——然而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辛亥年的风波很快便波及于此。新军中也多有袍哥组织，故而士兵们也纷纷响应内地的号召，成立了革命政府。一时王纲解钮，混乱滋生，西藏局面由此大坏。
正巧此时俄国人也正一门心思地筹划着要煽动外蒙古独立呢，于是英国人便和俄国人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英国人不干涉俄国人在外蒙搞独立，俄国人也不干涉英国人在西藏的颠覆活动——旧帝国的崩溃，使得殖民者原已收敛的野心，又一次膨胀起来。
在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后，英国人便大着胆子拉拢西藏地方势力，出钱出枪，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新叛乱。而同时，新军自身又内斗频频，自相残杀，战斗力大为削弱。最要命的是，这帮袍哥出身的兵们纪律也相当的不像话，老百姓实在没法子喜欢他们。
最后，在内斗中失败的新军管带（营长）陈渠珍，带着一只百来人的小部队，穿越青藏高原无人区，自甘肃回归内地。那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支小小的汉人军队几乎在荒野里全军覆没。陈渠珍辗转回到老家湘西，也拉起队伍占山为王，成为当地最大的割据势力，号称“湘西王”——故后来的湘西土匪，都把陈渠珍奉为老祖宗，称之为“老统”。
而未来的四川军阀，国军上将潘文华呢？此刻还在当队官（连长），正带着一百多号人驻守在拉萨至亚东间的交通要点江孜。叛乱分子贸然进攻潘上将的队伍，吃了大亏。但潘上将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连祖国在哪里都是个问题……最后，他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英国人的调停，把枪械弹药作价卖给叛乱者，收了九千多块钱，然后率队经印度回国，到内战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去了。
无论是陈渠珍还是潘文华，不管他们未来走的是什么道路，在当时也都算得上是一时俊杰，他们并不缺乏勇敢与机智。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曾经雄心万丈的年轻人不能把热血与勇气奉献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而只能在内战的磨盘上把自己搅得粉碎？这个倒霉的时代，当然应该为他们的悲剧负责，但该负责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个时代。
驻藏新军的崩溃，是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里，西藏地方势力开始割据称雄的标志。在英国人的指使和资助下，1912年6月间，达赖重新回到了西藏，命令叛军向川边发起猛攻。藏军挥舞着他们的雪山狮子旗涌向川藏边界，企图恢复吐蕃王朝时代的疆域，实现所谓“大西藏”的梦想。一时间，川藏边的昌都、贡觉、江卡、察木多、定乡、巴塘、里塘等地均趋紧张——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国道317、318线，在这两条自川入藏的要道上，处处风声鹤唳。
西藏方面此种形同趁火打劫的行为，立刻对西南局势造成了一系列影响。
早在1911年10月30日云南独立后，滇军便于当年11月14日和次年1月27日，分别以援蜀、北伐为名进入四川、贵州两省。援蜀军入川后，驻川南叙府一带，随即又消灭了自称川南都督的“同志军”首领周鸿勋的部队，进占自流井，掌握了这一当时四川最为重要的财富之地——此地区的盐税，历来是四川最为重要的赋税收入来源。以1911年的比重来看，盐税占全川常年赋税的三分一以上，而川南盐税又占了总盐税的近九成比例。
当时四川的成、渝两军政府，对滇军这一劫夺邻省财富之举皆相当不满，均要求滇军退出川南。坐镇成都的尹昌衡干脆就派出川军主力第一师向川南压迫入川滇军，双方战于距自流井三十里处的界牌场。
川军第一师，就是清末第十七镇的老底子，此时的师长就是尹都督的心腹，日本士官六期同学周骏，其装备、训练和军官素质都不错，战斗力较强。滇军虽然总体不弱于川军（说来川军军官还有不少是由云南讲武堂委培的呢），但毕竟是孤军作战，又缺乏补充，形势不利，于滇军被迫撤回云南。
滇军临行前，也没忘了在驻地捞上一把。驻军自流井的第一梯团第三支队黄毓成部，向当地商会勒索了现洋五万元，滇军第二梯团更厉害，在合江袭击了“同志军”黄方的部队，劫夺盐款白银三十多万两。
讲到这里，不妨也讲讲那个时代里的两大货币单位，即“元”与“两”之争。当时中国还沿用明清以来的银本位制度，银两与银元处于混用状况，故常常“两”、“元”同见。银元每枚，通常是合库平银七钱二分，但也有重达一两的，和低于七钱二分的所谓“小洋”。“两”、“元”之争，贯穿清末民初的金融史，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通令废两改元，再到1935年通行纸币，“元”单位才终于胜出。
滇军入川，原是借援蜀独立之名，此时四川既已自行独立，则滇军援蜀之说就站不住脚了，最后只得悻悻地退出——事实上，这种假大义之名的暧昧威胁，倒确实是促成成渝两军政府迅速合并的重要外因。
然而滇方对四川的觊觎并没有就此打住。到1912年6月间，恰逢川藏间形势陡变，云南方面便又借机以协助平定藏事为由，企图再次“援”蜀——无奈云南方面想出来的题目虽好，可四川都督尹昌衡就是不肯买账，非要“藏事独任其难”，拒绝滇军借道四川入藏的建议——看看后来贵州民党的遭遇，我们还真不能不佩服尹都督的先见之明。
尹都督要“独任其难”，一来固是对云南存有戒心，深恐对方是“假途伐虢”之计；二来赵尔丰、钟颖抚平川边西藏的成功前例犹在，足见以一川之兵力、财富底定藏边，并不是什么的难以完成的任务。
下定决心后，尹都督便迅速动员部队，亲自出马西征川边。
都督出征，论理应该由副都督张培爵代理职务，但尹昌衡信不过出自蜀军政府系统的张培爵，非要把正坐镇重庆的亲信胡景伊调回成都代行都督职务。
尹昌衡身边的人，大都反对他在这政权尚未稳定的要命时刻亲征，更反对他把权力交给胡景伊代理，然而尹都督为了去战场上大出风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除了带上一个混成旅的军队，约三千人外，还筹集了一个庞大的幕僚班子，委实是群贤毕集，其中甚至还有位前清的状元公骆成骧先生——说来惭愧，这四川虽然自古号称文风鼎盛，但有清两百余年，还就出了这么一位神仙。
骆先生是前清乙未科的状元，也就是康有为“公车上书”那届了。再往前数一年，就是大名鼎鼎的甲午年，西历的1894年，是年大清朝和日本鬼子在黄海里干了几仗，次次大败亏输，到次年又被人家抢走了所有的军用筏子，遂只好求和。于是就在骆状元们考进士的时候，李中堂跑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去签了大名鼎鼎的《马关条约》，中堂大人个人挨了一枪不说，还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一个台湾，大家才重归和平。
传说就因为大清朝吃了这场败仗，康南海先生很受了些刺激，便不务正业起来——他不肯好好温书应考，却到处煽风点火贴大字报，强烈反对对日妥协，主张“拒和、迁都、变法”，要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些纸上谈兵的嚷嚷，可让年轻的光绪皇帝很是热血沸腾了一把，所以在最后给进士们审卷子定名次的时候，他看到其中一篇有“殷忧启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等语，便想当然地以为是康有为写的，便把它从翁太傅排的第十，一下子拎到了第一——孰知最后一出榜，眼镜跌落一地，状元是名不见经传的四川人骆成骧。好在是科康南海也中了进士，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戊戌变法”。
此外，怕寂寞的尹都督还带了一个戏班子，就这样兴冲冲地拍马西征去了。
达赖这几年那叫一个郁闷啊！俄援不得要领自是不消说了，想要常住库仑吧，又和当地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积不相能，入觐清廷吧，又总觉得在礼仪上受了委屈……总之是看谁谁不顺眼。翻来覆去思想一番，还是觉着呆在自己家里最妥帖，于是便硬着头皮于1909年底回到了拉萨。一路上又因为不满意赵尔丰西进川边，到处闹别扭，犯了不少嗔戒。
回到家里一切总该好了吧？那可不然。这活佛还没进到拉萨城里呢，便又和人干上了。对方是谁呢？大清朝派来的驻藏大臣联豫，说来这位老兄也是有满肚子牢骚要发的。
本来联豫大人已经抹下面子，带着僚属们很客气地出城五里迎接活佛了，可偏偏碰上活佛心情不好，对欢迎队伍熟视无睹，理都不理。联豫大人那叫一个憋屈啊，咱怎么说也是号中央大员吧？于是当场便还以颜色，硬说活佛的行李里恐夹带有俄国军火，必须严格检查。结果把大小物件弄得乱七八糟，活佛因此相当的不高兴。一回头，活佛便四处散布流言，说朝廷要灭宗教，还唆使各地藏人进兵争夺川边。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立刻紧张起来。
说来这活佛也真是淘气。前几年吧，他看不惯英国人，于是大家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还丢了拉萨；接下来俄国人不肯帮忙，他又恨死了俄国人和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连香火之谊也不管了，拔腿就跑；现在呢，他又觉着大清朝更讨厌了，于是又转回头来和英国人拉关系，要给联豫、赵尔丰们添堵。就这还不够，他还上书朝廷要求把西藏边境划到打箭炉以东的邛州大桥去……敢说松赞干布活过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口气。
既然是活佛要成心闹腾，那动静自然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于是整个藏区都扰动起来。
大清帝国为镇定地方，遂派遣成都知府钟颖帅新军一标出征拉萨，共混编有步、骑、轻炮等多兵种两千余人，钟颖的参谋长，就是后来国民党在大陆被俘唯一的一位上将王陵基。
就在钟颖这支远征军进抵拉萨的当晚，活佛就带着心腹们逃到印度的噶伦堡去了。入藏新军分驻拉萨周边要地，很快平息了叛乱——然而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辛亥年的风波很快便波及于此。新军中也多有袍哥组织，故而士兵们也纷纷响应内地的号召，成立了革命政府。一时王纲解钮，混乱滋生，西藏局面由此大坏。
正巧此时俄国人也正一门心思地筹划着要煽动外蒙古独立呢，于是英国人便和俄国人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英国人不干涉俄国人在外蒙搞独立，俄国人也不干涉英国人在西藏的颠覆活动——旧帝国的崩溃，使得殖民者原已收敛的野心，又一次膨胀起来。
在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后，英国人便大着胆子拉拢西藏地方势力，出钱出枪，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新叛乱。而同时，新军自身又内斗频频，自相残杀，战斗力大为削弱。最要命的是，这帮袍哥出身的兵们纪律也相当的不像话，老百姓实在没法子喜欢他们。
最后，在内斗中失败的新军管带（营长）陈渠珍，带着一只百来人的小部队，穿越青藏高原无人区，自甘肃回归内地。那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支小小的汉人军队几乎在荒野里全军覆没。陈渠珍辗转回到老家湘西，也拉起队伍占山为王，成为当地最大的割据势力，号称“湘西王”——故后来的湘西土匪，都把陈渠珍奉为老祖宗，称之为“老统”。
而未来的四川军阀，国军上将潘文华呢？此刻还在当队官（连长），正带着一百多号人驻守在拉萨至亚东间的交通要点江孜。叛乱分子贸然进攻潘上将的队伍，吃了大亏。但潘上将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连祖国在哪里都是个问题……最后，他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英国人的调停，把枪械弹药作价卖给叛乱者，收了九千多块钱，然后率队经印度回国，到内战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去了。
无论是陈渠珍还是潘文华，不管他们未来走的是什么道路，在当时也都算得上是一时俊杰，他们并不缺乏勇敢与机智。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曾经雄心万丈的年轻人不能把热血与勇气奉献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而只能在内战的磨盘上把自己搅得粉碎？这个倒霉的时代，当然应该为他们的悲剧负责，但该负责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个时代。
驻藏新军的崩溃，是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里，西藏地方势力开始割据称雄的标志。在英国人的指使和资助下，1912年6月间，达赖重新回到了西藏，命令叛军向川边发起猛攻。藏军挥舞着他们的雪山狮子旗涌向川藏边界，企图恢复吐蕃王朝时代的疆域，实现所谓“大西藏”的梦想。一时间，川藏边的昌都、贡觉、江卡、察木多、定乡、巴塘、里塘等地均趋紧张——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国道317、318线，在这两条自川入藏的要道上，处处风声鹤唳。
西藏方面此种形同趁火打劫的行为，立刻对西南局势造成了一系列影响。
早在1911年10月30日云南独立后，滇军便于当年11月14日和次年1月27日，分别以援蜀、北伐为名进入四川、贵州两省。援蜀军入川后，驻川南叙府一带，随即又消灭了自称川南都督的“同志军”首领周鸿勋的部队，进占自流井，掌握了这一当时四川最为重要的财富之地——此地区的盐税，历来是四川最为重要的赋税收入来源。以1911年的比重来看，盐税占全川常年赋税的三分一以上，而川南盐税又占了总盐税的近九成比例。
当时四川的成、渝两军政府，对滇军这一劫夺邻省财富之举皆相当不满，均要求滇军退出川南。坐镇成都的尹昌衡干脆就派出川军主力第一师向川南压迫入川滇军，双方战于距自流井三十里处的界牌场。
川军第一师，就是清末第十七镇的老底子，此时的师长就是尹都督的心腹，日本士官六期同学周骏，其装备、训练和军官素质都不错，战斗力较强。滇军虽然总体不弱于川军（说来川军军官还有不少是由云南讲武堂委培的呢），但毕竟是孤军作战，又缺乏补充，形势不利，于滇军被迫撤回云南。
滇军临行前，也没忘了在驻地捞上一把。驻军自流井的第一梯团第三支队黄毓成部，向当地商会勒索了现洋五万元，滇军第二梯团更厉害，在合江袭击了“同志军”黄方的部队，劫夺盐款白银三十多万两。
讲到这里，不妨也讲讲那个时代里的两大货币单位，即“元”与“两”之争。当时中国还沿用明清以来的银本位制度，银两与银元处于混用状况，故常常“两”、“元”同见。银元每枚，通常是合库平银七钱二分，但也有重达一两的，和低于七钱二分的所谓“小洋”。“两”、“元”之争，贯穿清末民初的金融史，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通令废两改元，再到1935年通行纸币，“元”单位才终于胜出。
滇军入川，原是借援蜀独立之名，此时四川既已自行独立，则滇军援蜀之说就站不住脚了，最后只得悻悻地退出——事实上，这种假大义之名的暧昧威胁，倒确实是促成成渝两军政府迅速合并的重要外因。
然而滇方对四川的觊觎并没有就此打住。到1912年6月间，恰逢川藏间形势陡变，云南方面便又借机以协助平定藏事为由，企图再次“援”蜀——无奈云南方面想出来的题目虽好，可四川都督尹昌衡就是不肯买账，非要“藏事独任其难”，拒绝滇军借道四川入藏的建议——看看后来贵州民党的遭遇，我们还真不能不佩服尹都督的先见之明。
尹都督要“独任其难”，一来固是对云南存有戒心，深恐对方是“假途伐虢”之计；二来赵尔丰、钟颖抚平川边西藏的成功前例犹在，足见以一川之兵力、财富底定藏边，并不是什么的难以完成的任务。
下定决心后，尹都督便迅速动员部队，亲自出马西征川边。
都督出征，论理应该由副都督张培爵代理职务，但尹昌衡信不过出自蜀军政府系统的张培爵，非要把正坐镇重庆的亲信胡景伊调回成都代行都督职务。
尹昌衡身边的人，大都反对他在这政权尚未稳定的要命时刻亲征，更反对他把权力交给胡景伊代理，然而尹都督为了去战场上大出风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除了带上一个混成旅的军队，约三千人外，还筹集了一个庞大的幕僚班子，委实是群贤毕集，其中甚至还有位前清的状元公骆成骧先生——说来惭愧，这四川虽然自古号称文风鼎盛，但有清两百余年，还就出了这么一位神仙。
骆先生是前清乙未科的状元，也就是康有为“公车上书”那届了。再往前数一年，就是大名鼎鼎的甲午年，西历的1894年，是年大清朝和日本鬼子在黄海里干了几仗，次次大败亏输，到次年又被人家抢走了所有的军用筏子，遂只好求和。于是就在骆状元们考进士的时候，李中堂跑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去签了大名鼎鼎的《马关条约》，中堂大人个人挨了一枪不说，还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一个台湾，大家才重归和平。
传说就因为大清朝吃了这场败仗，康南海先生很受了些刺激，便不务正业起来——他不肯好好温书应考，却到处煽风点火贴大字报，强烈反对对日妥协，主张“拒和、迁都、变法”，要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些纸上谈兵的嚷嚷，可让年轻的光绪皇帝很是热血沸腾了一把，所以在最后给进士们审卷子定名次的时候，他看到其中一篇有“殷忧启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等语，便想当然地以为是康有为写的，便把它从翁太傅排的第十，一下子拎到了第一——孰知最后一出榜，眼镜跌落一地，状元是名不见经传的四川人骆成骧。好在是科康南海也中了进士，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戊戌变法”。
此外，怕寂寞的尹都督还带了一个戏班子，就这样兴冲冲地拍马西征去了。
对于士官高材生出身的尹都督，指挥川边的战事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川军迅速解了巴塘、昌都之围，并收复了理塘、贡觉、江卡等地，同时助战的滇军也攻占了川、滇、藏边的盐井。然而川、滇两军的平叛，也就到此为止了，袁世凯在英国人的强烈抗议下，严禁川、滇两军进入藏边。
战事方告一段落，尹都督便耐不住寂寞了。他在指挥若定之余，与当地人民大搞联欢活动，还亲自去跳锅庄舞，完全不象个率军打仗的大都督样。如果说这还可以勉强理解的话，那么当战士们在高原反应下头晕目眩时，尹都督却不断地和当地妇女传出种种绯闻就绝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问题了。
乱世的逻辑，就是那些大大咧咧，又不断地失去人心的家伙，一定会遭到惩罚。
就在尹都督西征的时候，坐镇成都的代理都督胡景伊，却悄悄地通过老关系，找到曾任四川武备学堂会办的陈宦将军，和北京城里的袁世凯袁大总统取得了联系。他表示愿意为袁大总统效忠——而作为交换，则希望袁大总统能够以中央的名义正式任命他为四川都督。袁大总统此刻正在为打不开西南的局面着急呢，对这样一个友好的请求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的命令很快便颁布了，而前都督尹昌衡呢？则被改任为川边经略使。
怒气冲冲的尹昌衡跑回成都讨说法，但胡景伊都督却对他避而不见，尹无可奈何——既不敢去都督府上班，也不甘心就这样回去，只得淹留成都。可接下来就不妙了，1913年7月，国民党系统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心不甘情不愿而是被下属所迫的福建都督孙道仁，集体通电反对袁世凯，这也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乃下决心以军事实力解决反对他的各路诸侯，北洋军各部纷纷南进。而在四川，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也参与了倒袁，尹昌衡手下的团长张煦也为响应熊克武而起兵。
张煦参与反袁的消息传来后，已在成都呆了许久的尹前都督，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川边去收拾残局。在回去的路上，正逢泸定桥整修，当地士绅请他写副对联，尹前都督挥笔立就：“劈开两岸奇峰，凭他飞起；锁定一江春水，迓我归来！”敢情还是那副臭脾气没改哪！
然而五都督反袁的事业并不成功——稍微通晓点近代史的就都知道，老袁这时候还是很有实力的，在北洋系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这帮“叛党”分子支撑不住，纷纷逃亡。回到任上的尹昌衡，虽然侥幸撵走了起义的张煦，但很快他的川边经略使职务也被裁撤——因为袁大总统认为，他终究是个危险人物。
这时候的尹昌衡真是百口莫辩——且不说他手下的团长确实参与了针对袁大总统的“叛乱”，就社会关系而论，他和乱党分子李烈钧还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呢！老袁吃了这一惊，便不肯再玩绥靖，遂尽召危险人物入京述职——尹昌衡自然也得到了这么一份入京通知书。他琢磨琢磨，自己好歹还是个辛亥元勋呢，这次又没有公然造反，老袁多少也要留个情面，给个位置放着吧？
可一等尹昌衡入京，才知道事情完全不象他想的那样简单。他进京前，大概也没有查过赵尔丰大人的社会关系——这老赵家可还是袁大总统的儿女亲家呢！小媳妇儿跑到公公那里哭着鼻子求他为自家的长辈报仇，而对象又是个落了水的叛党嫌疑分子，你说老袁还会客气么？
于是尹昌衡立刻就被扣押起来，投入监狱，判刑九年——判刑的理由很有意思，据说是在四川都督任上帐务不清。尹昌衡那个冤枉啊，当时全四川都是俺的，俺还会贪污？这种理由也只有你袁世凯这样的大脑袋才想得出来的……于是尹昌衡只好很不老实地在牢里呆着——当然不会老实的，那还得有多少牢骚发啊！
可过不多久，居然有位专门烧冷灶的先生，一瘸一拐地跑来拜望他了，谁呢？袁大公子克定。老袁当了大总统，未来还要想当皇帝，这袁大公子自然就该是太子爷了，而大公子也确实一向都是以太子爷自居的。说实话，他可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段祺瑞、冯国璋啥的。
可袁大公子虽然不聪明——聪明他就不会鼓捣着老袁去当皇帝了——但也知道自己的老妈不得宠，兄弟又多（比如说袁老五就比他更得老爷子偏爱），本人不但骑术不佳摔瘸了腿，其他能力也相当的有限，到时候是不是真的当得上秦二世，还很是个问题。所以还是趁着老爷子还没有改变主意，偷偷地培养些属于自己的力量为好。
于是他就跑去拜望尹昌衡，希望借机拉拢这些地方上的豪杰。他和尹结为金兰之好，并答应关照正在苦闷中的尹前都督。后来他听说尹前都督很喜欢女人，便又特意花一万块钱买了位名妓良玉楼小姐送给他，总之是表现得相当的有诚意。
于是，这对“英雄美人”就成了北京城里著名的两对神仙人物中的一对——虽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但至少这金丝鸟笼还是相当精致的。比比同样被召入京，最后只好躲到天津靠织袜子过日子的张培爵，尹昌衡觉着这日子还是可以过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金丝鸟笼，比如说这两对“英雄美人”中的另一对就不大喜欢，成天都在仰望天空，挖空心思琢磨着该怎么逃出去。
那一对又是谁和谁呢？那女的很是出名，艺名叫做“小凤仙”。那男的名头还要大些，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前云南都督蔡锷。
蔡锷，湖南人，梁启超的弟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生（实际上这个“第三期”，不是士官学校从建校以来的入学期数排行，而仅是指该校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期数，本书中所说到的其他中国士官留学生期数概与此同。中国留学生的期数和士官学校的日本学生期数也不是全然吻合，中国留学生的第三期，约相当于日本学生的第十六期）。说来第六期出身的尹前都督，在他面前正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蔡学长的——唉，就是叫一声蔡老师也是应该的。这可不是瞎扯淡，与蔡锷同届的那批日本学生毕业后，确实有好几位兄台带过尹昌衡这一届留学生，比如侵华日军的末代主帅冈村宁次先生就当过他们的区队长。因此和尹都督同期的士官学生，后来当过五省联军大帅的孙传芳，就很恭敬地管冈村叫“老师”来着。
蔡锷这位老兄在日本士官学校校史上也是相当出名的，因为他们即便是和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这么一帮牛人同学，可毕业时还是扛走了天皇为数不多的几柄御赐军刀中的一柄……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人！
战事方告一段落，尹都督便耐不住寂寞了。他在指挥若定之余，与当地人民大搞联欢活动，还亲自去跳锅庄舞，完全不象个率军打仗的大都督样。如果说这还可以勉强理解的话，那么当战士们在高原反应下头晕目眩时，尹都督却不断地和当地妇女传出种种绯闻就绝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问题了。
乱世的逻辑，就是那些大大咧咧，又不断地失去人心的家伙，一定会遭到惩罚。
就在尹都督西征的时候，坐镇成都的代理都督胡景伊，却悄悄地通过老关系，找到曾任四川武备学堂会办的陈宦将军，和北京城里的袁世凯袁大总统取得了联系。他表示愿意为袁大总统效忠——而作为交换，则希望袁大总统能够以中央的名义正式任命他为四川都督。袁大总统此刻正在为打不开西南的局面着急呢，对这样一个友好的请求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的命令很快便颁布了，而前都督尹昌衡呢？则被改任为川边经略使。
怒气冲冲的尹昌衡跑回成都讨说法，但胡景伊都督却对他避而不见，尹无可奈何——既不敢去都督府上班，也不甘心就这样回去，只得淹留成都。可接下来就不妙了，1913年7月，国民党系统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心不甘情不愿而是被下属所迫的福建都督孙道仁，集体通电反对袁世凯，这也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乃下决心以军事实力解决反对他的各路诸侯，北洋军各部纷纷南进。而在四川，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也参与了倒袁，尹昌衡手下的团长张煦也为响应熊克武而起兵。
张煦参与反袁的消息传来后，已在成都呆了许久的尹前都督，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川边去收拾残局。在回去的路上，正逢泸定桥整修，当地士绅请他写副对联，尹前都督挥笔立就：“劈开两岸奇峰，凭他飞起；锁定一江春水，迓我归来！”敢情还是那副臭脾气没改哪！
然而五都督反袁的事业并不成功——稍微通晓点近代史的就都知道，老袁这时候还是很有实力的，在北洋系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这帮“叛党”分子支撑不住，纷纷逃亡。回到任上的尹昌衡，虽然侥幸撵走了起义的张煦，但很快他的川边经略使职务也被裁撤——因为袁大总统认为，他终究是个危险人物。
这时候的尹昌衡真是百口莫辩——且不说他手下的团长确实参与了针对袁大总统的“叛乱”，就社会关系而论，他和乱党分子李烈钧还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呢！老袁吃了这一惊，便不肯再玩绥靖，遂尽召危险人物入京述职——尹昌衡自然也得到了这么一份入京通知书。他琢磨琢磨，自己好歹还是个辛亥元勋呢，这次又没有公然造反，老袁多少也要留个情面，给个位置放着吧？
可一等尹昌衡入京，才知道事情完全不象他想的那样简单。他进京前，大概也没有查过赵尔丰大人的社会关系——这老赵家可还是袁大总统的儿女亲家呢！小媳妇儿跑到公公那里哭着鼻子求他为自家的长辈报仇，而对象又是个落了水的叛党嫌疑分子，你说老袁还会客气么？
于是尹昌衡立刻就被扣押起来，投入监狱，判刑九年——判刑的理由很有意思，据说是在四川都督任上帐务不清。尹昌衡那个冤枉啊，当时全四川都是俺的，俺还会贪污？这种理由也只有你袁世凯这样的大脑袋才想得出来的……于是尹昌衡只好很不老实地在牢里呆着——当然不会老实的，那还得有多少牢骚发啊！
可过不多久，居然有位专门烧冷灶的先生，一瘸一拐地跑来拜望他了，谁呢？袁大公子克定。老袁当了大总统，未来还要想当皇帝，这袁大公子自然就该是太子爷了，而大公子也确实一向都是以太子爷自居的。说实话，他可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段祺瑞、冯国璋啥的。
可袁大公子虽然不聪明——聪明他就不会鼓捣着老袁去当皇帝了——但也知道自己的老妈不得宠，兄弟又多（比如说袁老五就比他更得老爷子偏爱），本人不但骑术不佳摔瘸了腿，其他能力也相当的有限，到时候是不是真的当得上秦二世，还很是个问题。所以还是趁着老爷子还没有改变主意，偷偷地培养些属于自己的力量为好。
于是他就跑去拜望尹昌衡，希望借机拉拢这些地方上的豪杰。他和尹结为金兰之好，并答应关照正在苦闷中的尹前都督。后来他听说尹前都督很喜欢女人，便又特意花一万块钱买了位名妓良玉楼小姐送给他，总之是表现得相当的有诚意。
于是，这对“英雄美人”就成了北京城里著名的两对神仙人物中的一对——虽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但至少这金丝鸟笼还是相当精致的。比比同样被召入京，最后只好躲到天津靠织袜子过日子的张培爵，尹昌衡觉着这日子还是可以过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金丝鸟笼，比如说这两对“英雄美人”中的另一对就不大喜欢，成天都在仰望天空，挖空心思琢磨着该怎么逃出去。
那一对又是谁和谁呢？那女的很是出名，艺名叫做“小凤仙”。那男的名头还要大些，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前云南都督蔡锷。
蔡锷，湖南人，梁启超的弟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生（实际上这个“第三期”，不是士官学校从建校以来的入学期数排行，而仅是指该校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期数，本书中所说到的其他中国士官留学生期数概与此同。中国留学生的期数和士官学校的日本学生期数也不是全然吻合，中国留学生的第三期，约相当于日本学生的第十六期）。说来第六期出身的尹前都督，在他面前正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蔡学长的——唉，就是叫一声蔡老师也是应该的。这可不是瞎扯淡，与蔡锷同届的那批日本学生毕业后，确实有好几位兄台带过尹昌衡这一届留学生，比如侵华日军的末代主帅冈村宁次先生就当过他们的区队长。因此和尹都督同期的士官学生，后来当过五省联军大帅的孙传芳，就很恭敬地管冈村叫“老师”来着。
蔡锷这位老兄在日本士官学校校史上也是相当出名的，因为他们即便是和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这么一帮牛人同学，可毕业时还是扛走了天皇为数不多的几柄御赐军刀中的一柄……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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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狗屁文章，把革命志士称为乱党？:@
言论自由！;P
此文还是删了吧，乱文一篇
很好的文章，楼主请继续转载:D
西南系还是出了不少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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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革还是要革命，这从来都是让那些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人们操碎心思的话题，所以这个时代的制宪派与革命党也未能免俗，很是吵了些架，大家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但这回革命党的拳头占了上风，还顺便捎带着一帮在传统上本该与国家政治绝缘的会党分子挤进了政治圈子，这就让制宪派的大人先生们很是生气。
虽然革命党也曾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出来一同参与全省政治，为民造福，但他们就是不肯领情——在他们看来，革命党和乱党就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祸乱天下的罪魁。
于是，为了照着他们的理想去建设一个大同世界，同时也为了拯救在乱党分子“祸害”下的广大贵州人民，这帮温和派终于也决定造反了——但他们是造革命党的反。
可是这帮义愤填膺的制宪派大人先生们，也并不比革命党能耐多少，他们也大多是些只会坐而论道的穷酸书生或土老财，并不具备动刀动枪造反的实力。于是，他们也只好到处找人助拳。
正在这时，从与黔省相邻的云南传来了独立的消息，而且传说中的云南都督蔡锷还是制宪派头头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呢。制宪派们终于高兴了——这不正是最可靠又强有力的外援么？于是制宪党人便派出同为梁启超门下弟子，秀才出身，后又留日宏文学堂学师范的党人戴戡，代表全体贵州人民（唉，那年头谁都说自己就代表人民，可只有天知道他们到底能够代表多少人民），前往云南请命求援。
当时的人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典故来形容这次求援，叫做“申包胥哭秦庭”。这个典故出自春秋时代，当时吴国大军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出逃，楚国几近亡国。楚国大夫申包胥遂自告奋勇入秦求援，在秦庭痛哭七日七夜，泪尽，继之以血，最后秦王感动，允诺援助，楚国乃得以复国。
戴戡效申包胥哭秦庭入滇请命，果然说动了云南方面。于是蔡锷派出营长唐继尧，统帅四个营的兵力进入黔境，对外却诈称是响应湖北黎元洪副总统号召，借道北伐，前往武昌援助革命军。当时武昌革命军与清军战事正酣，起义的贵州新军大多已北上助战，一部前往武昌，一部前往四川，境内空虚。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和枢密院长张百麟等人，以滇、黔两省同为反清同志，不虞有他，而且手头无兵，也无力阻止。故滇军遂得以兵不刃血，长驱直渡茅河口，逾打铁关，直叩贵阳城下。
唐继尧帅滇军到达贵阳后，立即分兵占领贵阳城外各要点，并趁夜包围了黔军在南厂的驻军营地，天明即开炮攻击，将留在贵阳看家的黔军全部缴械，并悉数坑杀于螺丝山。贵州军政府首脑人物如代都督赵德全、巡防军统领黄复清等人都被杀害，枢密院长张百麟此时正率兵一营在贞丰巡视，也被响应滇军的地方团练刘显潜部击败，张百麟逃往广西。其他黔军在零星抵抗后，也纷纷被滇军消灭或撵走。援川黔军在鲁平舟的率领下回据遵义，也被刘显潜逼迫，只得退入四川，被同为革命党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收编。
滇军顺利占领贵州后，帅滇军入黔的营长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而立了大“功”的黔人戴戡则出任贵州巡按使。制宪派取代了革命党，与滇军合流，从而掌握了贵州地方政权。滇黔两省，一时尽入蔡锷之手。以昆明、贵阳为核心的西南地方势力雄踞天南，这就是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的结果。
然而贵州人民，尤其是革命党人，对滇军的入侵和野蛮屠杀是极其抵触的，直呼其为“滇寇”。各地舆论也纷纷加以谴责，重庆刊布了《贵州各界泣告海内同胞书》，武昌出版了《黔人血泪》，北京发行了《贵州血腥录》，连著名的老好人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忍无可忍，通电要求唐继尧退出贵州，免为民国开一自相屠戮，彼此兼并的恶劣先例。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也曾以中央名义出面调停，但毫无成果。
老袁对西南这种自立雄长的割据局面相当忧虑，遂在平息五都督反袁之役的同时，挟得胜之威，于1913年9月25日下令调蔡锷入京，同时以贵州督军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而以掌握贵州团练的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又以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监督刘显世。
刘显世，系刘显潜之弟，其父刘统之以兴义团防起家，个人在政治上倾向于制宪派。此前在滇军入黔时，他曾积极协助滇军夺取贵阳，所以其所掌握的武力丝毫无损。在唐继尧帅滇军退回云南后，手握团防武力的兴义刘家就成了贵州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从此后，贵州就成为了兴义帮的地盘，此后虽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但继任的贵州统治者，也均出自这一系统或其旁支。
1913年10月10日，蔡锷离滇启程入京。老袁对蔡既欣赏又猜忌，极力羁縻，给了一堆头衔，而蔡也韬光养晦，双方遂相安无事，蔡锷在北京这一呆就是两年。到1915年8月后，袁大公子克定和杨度等一帮家伙力劝老袁称帝，一时恢复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最有意思的是，很有一帮满清的遗老遗少，比如说劳乃宣等人，对老袁这个恢复帝制活动极表支持。这帮自诩尽忠报国的笨蛋们，以己度人，满以为老袁如此大费周章，是要把他们的宣统皇帝重新捧上位呢！就凭着这帮笨到家了的忠臣，大清朝就绝没有不亡的道理。
到最后，杨度这帮急于想当佐命功臣的呆子们，竟然倒腾了一出众将军联名支持帝制的闹剧——据说当时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全部签了名，公然拒签的只有一个，就是后来把宣统皇帝撵出紫禁城的冯玉祥。蔡锷当时身在笼中，无可奈何，也只得签名了事，但他内心深处，却实在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
1915年底，蔡锷终于在恩师梁启超的帮助下，寻机逃出北京，并于12月19日辗转回到昆明——关于这次出逃，有许多优美浪漫的传说流传在世间，已经为世人耳熟能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蔡锷回到云南后，立即在23日，以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人的名义致电北京，对袁下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刻取消帝制，并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限于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否则云南便将于次日宣布独立。
按照老袁的计划，他原本打算在1916年1月1日登基称帝，并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此刻这通来自云南的通电，无异于给他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然而要他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心腹人等，老袁也是不肯爽快答应的。他让政事堂列举唐继尧此前历次劝进的电文，很幽默地回了一电：“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发扬鸵鸟精神，装着什么也没看到。
而这也正是蔡锷他们所希望的——如斯则云南出师有名。
于是，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告云南独立，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非但不再承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身份，而且宣布其为叛逆，出兵讨伐，历时达半年有余的护国战争自此爆发。
说来这世界上还真是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早些年这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人和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人，海外海内的你来我往口诛笔伐，每每打得不可开交，就是奋起老拳互殴弄得大家都鼻青脸肿的也有过那么几回，再加上辛亥革命之后又添了滇军侵黔屠杀张百麟的革命党，侵川打垮熊克武的革命军这么几段过节，所以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彼此都不搭理。但这时代不总是在发展的么？眼前这康、梁拆了伙，孙、黄也分了家，再碰上老袁这冤大头又非要帝制自为，双方总算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便又讪讪地走到一条道路上来了——先是孙大炮策动了失败的二次革命，被老袁撵到日本后又继续在国内策划新的革命哪、暗杀哪什么的，现在梁启超也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投名状，于是，双方终于可以握手言和了。通过蔡锷的士官同学张孝准的联络，国民党中的一批失意军人便与云南地方势力拉上了关系，李烈钧、熊克武、程潜等一批与云南及周边川、湘等省份有渊源的国民党人便纷纷潜入云南，开始和进步党魁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共同策划讨袁大计。
独立后，滇军随即改称护国军，分两路出师讨袁。
蔡锷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出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东征两广；唐继尧则兼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作为总预备队留守云南。
蔡锷的入川部队，以罗佩金为总参谋长，分为三个梯团，两路入川。第一梯团由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等部队，出云南会泽、昭通一路，攻四川叙府（今四川宜宾）；蔡锷本人则亲率第二梯团赵又新（士官六期）部、第三梯团顾品珍（士官六期）部，于1916年1月10日自昆明出发，经贵州毕节，攻叙永、泸州。刘云峰梯团入川后，首战即攻克叙府，揭开了护国战争的战幕。
这滇军入川这一路，人数虽然不多，声势却是不小，而且轻车熟路——因为这条路他们走的次数很是不少了。早在辛亥后不久，滇军便以援助四川独立为借口，在谢汝翼、李鸿祥的率领下首次入川，在富庶的自流井一带消灭了一帮同情革命军的会党土匪，又顺手抓了一把银子才回来——为这个，四川革命党很是耿耿于怀；随后，在五都督反袁之役中，滇军又响应袁世凯的号召，入川进攻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反袁部队，协助川军王陵基等部打垮了革命党在四川唯一的一支像样的武装，撵走了熊克武、但懋辛、杨沧白等辛亥元老，还有未来的刘伯承元帅。当时腿部受伤的刘帅，在流亡途中饥寒交加，曾做七律诗一首以志之，名曰《出益州》：
“微服孤行出益州，
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
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
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
独战饥寒又一秋。”
此外，熊克武手下还有条大鱼没有跑掉，只得乖乖地做了滇军的俘虏，他的名字叫做杨森，在民国史上也算得一号大名鼎鼎的人物。
但这回革命党的拳头占了上风，还顺便捎带着一帮在传统上本该与国家政治绝缘的会党分子挤进了政治圈子，这就让制宪派的大人先生们很是生气。
虽然革命党也曾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出来一同参与全省政治，为民造福，但他们就是不肯领情——在他们看来，革命党和乱党就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祸乱天下的罪魁。
于是，为了照着他们的理想去建设一个大同世界，同时也为了拯救在乱党分子“祸害”下的广大贵州人民，这帮温和派终于也决定造反了——但他们是造革命党的反。
可是这帮义愤填膺的制宪派大人先生们，也并不比革命党能耐多少，他们也大多是些只会坐而论道的穷酸书生或土老财，并不具备动刀动枪造反的实力。于是，他们也只好到处找人助拳。
正在这时，从与黔省相邻的云南传来了独立的消息，而且传说中的云南都督蔡锷还是制宪派头头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呢。制宪派们终于高兴了——这不正是最可靠又强有力的外援么？于是制宪党人便派出同为梁启超门下弟子，秀才出身，后又留日宏文学堂学师范的党人戴戡，代表全体贵州人民（唉，那年头谁都说自己就代表人民，可只有天知道他们到底能够代表多少人民），前往云南请命求援。
当时的人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典故来形容这次求援，叫做“申包胥哭秦庭”。这个典故出自春秋时代，当时吴国大军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出逃，楚国几近亡国。楚国大夫申包胥遂自告奋勇入秦求援，在秦庭痛哭七日七夜，泪尽，继之以血，最后秦王感动，允诺援助，楚国乃得以复国。
戴戡效申包胥哭秦庭入滇请命，果然说动了云南方面。于是蔡锷派出营长唐继尧，统帅四个营的兵力进入黔境，对外却诈称是响应湖北黎元洪副总统号召，借道北伐，前往武昌援助革命军。当时武昌革命军与清军战事正酣，起义的贵州新军大多已北上助战，一部前往武昌，一部前往四川，境内空虚。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和枢密院长张百麟等人，以滇、黔两省同为反清同志，不虞有他，而且手头无兵，也无力阻止。故滇军遂得以兵不刃血，长驱直渡茅河口，逾打铁关，直叩贵阳城下。
唐继尧帅滇军到达贵阳后，立即分兵占领贵阳城外各要点，并趁夜包围了黔军在南厂的驻军营地，天明即开炮攻击，将留在贵阳看家的黔军全部缴械，并悉数坑杀于螺丝山。贵州军政府首脑人物如代都督赵德全、巡防军统领黄复清等人都被杀害，枢密院长张百麟此时正率兵一营在贞丰巡视，也被响应滇军的地方团练刘显潜部击败，张百麟逃往广西。其他黔军在零星抵抗后，也纷纷被滇军消灭或撵走。援川黔军在鲁平舟的率领下回据遵义，也被刘显潜逼迫，只得退入四川，被同为革命党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收编。
滇军顺利占领贵州后，帅滇军入黔的营长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而立了大“功”的黔人戴戡则出任贵州巡按使。制宪派取代了革命党，与滇军合流，从而掌握了贵州地方政权。滇黔两省，一时尽入蔡锷之手。以昆明、贵阳为核心的西南地方势力雄踞天南，这就是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的结果。
然而贵州人民，尤其是革命党人，对滇军的入侵和野蛮屠杀是极其抵触的，直呼其为“滇寇”。各地舆论也纷纷加以谴责，重庆刊布了《贵州各界泣告海内同胞书》，武昌出版了《黔人血泪》，北京发行了《贵州血腥录》，连著名的老好人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忍无可忍，通电要求唐继尧退出贵州，免为民国开一自相屠戮，彼此兼并的恶劣先例。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也曾以中央名义出面调停，但毫无成果。
老袁对西南这种自立雄长的割据局面相当忧虑，遂在平息五都督反袁之役的同时，挟得胜之威，于1913年9月25日下令调蔡锷入京，同时以贵州督军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而以掌握贵州团练的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又以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监督刘显世。
刘显世，系刘显潜之弟，其父刘统之以兴义团防起家，个人在政治上倾向于制宪派。此前在滇军入黔时，他曾积极协助滇军夺取贵阳，所以其所掌握的武力丝毫无损。在唐继尧帅滇军退回云南后，手握团防武力的兴义刘家就成了贵州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从此后，贵州就成为了兴义帮的地盘，此后虽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但继任的贵州统治者，也均出自这一系统或其旁支。
1913年10月10日，蔡锷离滇启程入京。老袁对蔡既欣赏又猜忌，极力羁縻，给了一堆头衔，而蔡也韬光养晦，双方遂相安无事，蔡锷在北京这一呆就是两年。到1915年8月后，袁大公子克定和杨度等一帮家伙力劝老袁称帝，一时恢复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最有意思的是，很有一帮满清的遗老遗少，比如说劳乃宣等人，对老袁这个恢复帝制活动极表支持。这帮自诩尽忠报国的笨蛋们，以己度人，满以为老袁如此大费周章，是要把他们的宣统皇帝重新捧上位呢！就凭着这帮笨到家了的忠臣，大清朝就绝没有不亡的道理。
到最后，杨度这帮急于想当佐命功臣的呆子们，竟然倒腾了一出众将军联名支持帝制的闹剧——据说当时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全部签了名，公然拒签的只有一个，就是后来把宣统皇帝撵出紫禁城的冯玉祥。蔡锷当时身在笼中，无可奈何，也只得签名了事，但他内心深处，却实在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
1915年底，蔡锷终于在恩师梁启超的帮助下，寻机逃出北京，并于12月19日辗转回到昆明——关于这次出逃，有许多优美浪漫的传说流传在世间，已经为世人耳熟能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蔡锷回到云南后，立即在23日，以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人的名义致电北京，对袁下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刻取消帝制，并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限于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否则云南便将于次日宣布独立。
按照老袁的计划，他原本打算在1916年1月1日登基称帝，并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此刻这通来自云南的通电，无异于给他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然而要他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心腹人等，老袁也是不肯爽快答应的。他让政事堂列举唐继尧此前历次劝进的电文，很幽默地回了一电：“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发扬鸵鸟精神，装着什么也没看到。
而这也正是蔡锷他们所希望的——如斯则云南出师有名。
于是，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告云南独立，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非但不再承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身份，而且宣布其为叛逆，出兵讨伐，历时达半年有余的护国战争自此爆发。
说来这世界上还真是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早些年这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人和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人，海外海内的你来我往口诛笔伐，每每打得不可开交，就是奋起老拳互殴弄得大家都鼻青脸肿的也有过那么几回，再加上辛亥革命之后又添了滇军侵黔屠杀张百麟的革命党，侵川打垮熊克武的革命军这么几段过节，所以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彼此都不搭理。但这时代不总是在发展的么？眼前这康、梁拆了伙，孙、黄也分了家，再碰上老袁这冤大头又非要帝制自为，双方总算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便又讪讪地走到一条道路上来了——先是孙大炮策动了失败的二次革命，被老袁撵到日本后又继续在国内策划新的革命哪、暗杀哪什么的，现在梁启超也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投名状，于是，双方终于可以握手言和了。通过蔡锷的士官同学张孝准的联络，国民党中的一批失意军人便与云南地方势力拉上了关系，李烈钧、熊克武、程潜等一批与云南及周边川、湘等省份有渊源的国民党人便纷纷潜入云南，开始和进步党魁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共同策划讨袁大计。
独立后，滇军随即改称护国军，分两路出师讨袁。
蔡锷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出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东征两广；唐继尧则兼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作为总预备队留守云南。
蔡锷的入川部队，以罗佩金为总参谋长，分为三个梯团，两路入川。第一梯团由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等部队，出云南会泽、昭通一路，攻四川叙府（今四川宜宾）；蔡锷本人则亲率第二梯团赵又新（士官六期）部、第三梯团顾品珍（士官六期）部，于1916年1月10日自昆明出发，经贵州毕节，攻叙永、泸州。刘云峰梯团入川后，首战即攻克叙府，揭开了护国战争的战幕。
这滇军入川这一路，人数虽然不多，声势却是不小，而且轻车熟路——因为这条路他们走的次数很是不少了。早在辛亥后不久，滇军便以援助四川独立为借口，在谢汝翼、李鸿祥的率领下首次入川，在富庶的自流井一带消灭了一帮同情革命军的会党土匪，又顺手抓了一把银子才回来——为这个，四川革命党很是耿耿于怀；随后，在五都督反袁之役中，滇军又响应袁世凯的号召，入川进攻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反袁部队，协助川军王陵基等部打垮了革命党在四川唯一的一支像样的武装，撵走了熊克武、但懋辛、杨沧白等辛亥元老，还有未来的刘伯承元帅。当时腿部受伤的刘帅，在流亡途中饥寒交加，曾做七律诗一首以志之，名曰《出益州》：
“微服孤行出益州，
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
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
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
独战饥寒又一秋。”
此外，熊克武手下还有条大鱼没有跑掉，只得乖乖地做了滇军的俘虏，他的名字叫做杨森，在民国史上也算得一号大名鼎鼎的人物。
填补一下历史知识的空白，用“诸侯”两个字很吸引人
宣传片中恶狠狠的军阀也增加了不少古味
宣传片中恶狠狠的军阀也增加了不少古味
原帖由 自由如风 于 2008-6-26 05:48 发表
哈哈，我还以为是谁呢？;P
原来是你这对头来了，你什么时候也有兴趣来历史区了？？当年我还真的以为你要离开超大了，你当时不是这样说的吗！也许我听错拉。哇哈哈！:D
这里可是我的主场哦，你还想在这里来过两 ...
离开了就不能回来吗？本老夫没事是会来逛逛滴，有朋友有敌人吗。:@ :@
原帖由 自由如风 于 2008-6-26 05:48 发表
哈哈，我还以为是谁呢？;P
原来是你这对头来了，你什么时候也有兴趣来历史区了？？当年我还真的以为你要离开超大了，你当时不是这样说的吗！也许我听错拉。哇哈哈！:D
这里可是我的主场哦，你还想在这里来过两 ...
说话口气咋这么大呀，嘴吧吃火药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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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再来看看四川方面的情况。前面说到胡景伊取代了尹昌衡而为四川都督，但这个不讲义气的家伙也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呆多久——因为老袁终究还是不肯信任这些非北洋系的地头蛇。
1914年12月，袁世凯便派当年替胡景伊走门路的老熟人，时任参谋次长的陈宦出任四川军务会办，率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伍祥桢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这三个混成旅，分从湖南、湖北、陕西三路入川。待陈宦到达重庆后，老袁便霸王硬上弓，立即任命他为成武将军兼四川巡按使，并顺手将欲哭无泪的胡景伊调进北京城挂了起来。
而川军原有的五个师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川军第一师是原四川新军十七镇的老底子，第二师则是收编的“同志军”，第三师是收编的旧巡防军溃散部队，第四师是刘存厚所率的云南“援川”军的部分遗留部队，这四个师均是尹昌衡时代扩编的，从属于尹昌衡—胡景伊系统。只有第五师是个另类，这是原重庆蜀军政府的家底，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但这个师已经在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中被打垮了。在陈宦主持四川后，其余四个师的旧川军部队也都或被分化或被瓦解，番号也作了调整，编为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此时在名义上均听命于袁世凯。其中第一师周骏部驻重庆、泸州，第二师刘存厚部驻永宁（今叙永）、成都，第一混成旅黄鹄举部（后并入第一师）驻江津，第二混成旅钟体道部驻顺庆（今南充）。
老袁接到云南独立，护国军入川的消息后，也于1916年1月5日发布动员令，派遣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入川北洋军共计有曹锟的第三师吴佩孚旅，张敬尧的第七师全部，第八师王汝贤旅等部，再加上陈宦带入四川的冯玉祥等三个混成旅和其他一些零散部队，全军共计四万余人，已大大超过了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老袁部署停当，觉得相当满意，已经在北京做再次接见蔡锷的打算了。
这说起来倒是怨不得老袁大意，蔡锷一军虽然声势浩大，但其所带的人马确实少得可怜，对外号称是一路军，实际不过三千来人，仅仅一个加强团的规模。所携的军饷不足两个月，弹药也极其有限，在后来的作战中，不到一个月就即告罄。
可蔡锷敢于以这三千多人北伐，也还是有些底气的。首先，云南地势偏僻险要，纵使进不能攻，退亦可守，即不能逐鹿中原，也大可以割据称雄；其次，滇军论数量虽然只有两师一旅，加上警备队共四十营的兵力，但其部队素质，则远胜于急速扩充后的北洋军。其高级军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而中下级军官，也均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又具有革命精神，绝非北洋系那些老朽不堪的大烟鬼可比的——其中还很有些牛人，比如说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朱老总（这里顺便说句闲话，叶剑英元帅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不过入校时间较晚，1917年夏才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没赶得上参加护国战争。叶帅毕业后留在本校当教官，到1924年才和王柏龄等人一块被借调到广东黄埔参加军校筹建工作，随即被任为教授部副主任，从此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云南对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号称民国军事家之一的杨杰，还有一大批民国时代的名将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更甭说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本人了。再次，滇军所用的军械，也均是清末购自德国克虏伯厂的精良产品（唉，大清朝这个冤大头），这些装备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北洋系内部的分裂。此刻，老袁长期仰仗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均对老袁称帝有所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看不惯袁大公子——要让老袁称帝，袁大公子成了太子爷，他们哥俩还能去哪儿混？事实上，老段这时候已经在北京坐上了冷板凳，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也明显感到了老袁对他的冷落，到处发牢骚说老袁不拿他当自己人。所以在护国战争中，段、冯两系的人马都一概地磨洋工，甚至还公然地与南方的各路叛党分子勾勾搭搭讲起价钱来。
旧官僚出身的老袁，所擅长的也是旧时代的手腕，他历来好以功名利禄驱策手下，然而这种手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功高不赏，这些人便怨尤立生，三心二意起来。段、冯二人的离心离德，正是这样的明证——可以说，老袁的失败，也正是这种旧式政治手腕的失败。
此刻不要说段、冯，就是正在蔡锷对面的北洋系军队，也正三心二意地各自打着算盘。
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是云南人，与滇军作战的意志并不强烈，所以与滇军一触即退。这个“一触即退”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咱们用作战时间来说明问题。第四混成旅面对的是刘云峰的第一梯团，刘部自昆明出发，二十六日内即攻占叙府——而昆明与叙府之间的路程，有大小二十四站，就是说光走路也要花上二十四天的时间。所以刘云峰这一路实际上并无什么战斗，直就是行行军而已。
伍祥桢的第四混成旅，这还是陈宦自称比较有把握的部队。其他部队就更糟糕，冯玉祥反对帝制，早就暗地里和蔡锷通上信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在战场上一概敷衍了事，朝天放枪不说，还把炮弹整箱地往山沟里倒。甚至在路上捡到的护国军伤病员，也和自己人一体对待。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原是蔡锷的旧部，此时也趁机率一个旅起义响应护国军。
说来这场仗打得也真是稀里糊涂，双方将帅官佐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交情颇深，怎么看都不象是真能拼命的样子。
北军方面，当年陈宦入川时带的几个幕僚中，居然还有三位先生是蔡锷介绍来的湖南老乡，现在一个在当军需科长，一个在当军务科长，都是事关紧要的人物。
还有一位湖南人雷飙先生更绝，居然混到川军第二师刘存厚的部队里当上了旅长！老袁几次要陈宦撤换军政机关里的蔡系人马，老陈就是不肯执行。结果最后刘存厚起义时，带来的就是雷飙这个旅。
而护国军方面呢，也好不了多少，蔡锷的前敌司令韩凤楼，也曾是陈宦的得意门生。双方交情若此，陈宦和蔡锷又怎么能打得起来？
更重要的是，曹锟、张敬尧等手握重兵的袁氏心腹大将入川，也威胁到了陈宦自己的地位，因此陈宦对消灭蔡锷的热情并不高于撵走曹、张的热情。
所以四川战场上虽然满眼的兵荒马乱，但认真算来，其实也只有曹锟和张敬尧这两个二百五是完全看不清形势的——在北洋系中，曹素以老实听话出名，张则以骄横霸道著称——成天吵吵嚷嚷地要真打，所以蔡锷的主要对手，实际上只是这两支部队。可偏偏他们的部队纪律都不大好，因而当地老百姓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钻套子，吃暗亏，所以几乎不打胜仗。
比如说在纳溪棉花坡一战中，张敬尧难得地消息灵通了一回，居然侦知蔡锷的总司令部在安福街，遂派旅长吴新田亲率一个混成团自双合场渡河，打算绕道偷袭。孰料参谋本部配发的地图不准确，北军遂强拉一老百姓带路。
说到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参谋本部的地图编辑工作。四川这地方丘陵山地密布，植被茂密，地形极其复杂，这就让那些习惯于平原野战的北方军队相当恼火，因此他们对地图的依赖程度也格外的高。
可是该死的参谋本部偏偏自己编不出四川地图，于是只好去买日本人的成品来配发部队，这些日造地图既极粗略，又不正确。早些时候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在绵阳以北的安县剿匪时，就因为地图不准确经常走错路。吃了不少苦头的冯旅长因而愤愤不平地猜测：“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冯旅长想在当地找代用地图，可他翻遍了全安县城，也找不到一张。最后经人点拨，他才在一所圣公会里，从一位英国牧师手里借到了两张中英文对照的地图。
英国人的地图，冯旅长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吃了一惊：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标注得极为详尽。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河流等项，也详加注明，一目了然。
于是冯旅长终于忍不住骂娘道：“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邻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这回张敬尧，就是吃了这批劣质日本地图的亏。
由于其所部素称残暴，带路老百姓对他们极其憎恶，便故意将其引入一条长约三华里的峡谷内，其他老百姓则将此情报飞报蔡锷。护国军乃得及时调整兵力，痛歼这股北军，吴新田仅以身免。
就这样，张敬尧一个近万人的师，和护国军打了二十天，减员将近一半，不由得叫苦连天。曹锟也是仗着有吴佩孚这员猛将，才得以勉强支撑。
1914年12月，袁世凯便派当年替胡景伊走门路的老熟人，时任参谋次长的陈宦出任四川军务会办，率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伍祥桢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这三个混成旅，分从湖南、湖北、陕西三路入川。待陈宦到达重庆后，老袁便霸王硬上弓，立即任命他为成武将军兼四川巡按使，并顺手将欲哭无泪的胡景伊调进北京城挂了起来。
而川军原有的五个师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川军第一师是原四川新军十七镇的老底子，第二师则是收编的“同志军”，第三师是收编的旧巡防军溃散部队，第四师是刘存厚所率的云南“援川”军的部分遗留部队，这四个师均是尹昌衡时代扩编的，从属于尹昌衡—胡景伊系统。只有第五师是个另类，这是原重庆蜀军政府的家底，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但这个师已经在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中被打垮了。在陈宦主持四川后，其余四个师的旧川军部队也都或被分化或被瓦解，番号也作了调整，编为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此时在名义上均听命于袁世凯。其中第一师周骏部驻重庆、泸州，第二师刘存厚部驻永宁（今叙永）、成都，第一混成旅黄鹄举部（后并入第一师）驻江津，第二混成旅钟体道部驻顺庆（今南充）。
老袁接到云南独立，护国军入川的消息后，也于1916年1月5日发布动员令，派遣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入川北洋军共计有曹锟的第三师吴佩孚旅，张敬尧的第七师全部，第八师王汝贤旅等部，再加上陈宦带入四川的冯玉祥等三个混成旅和其他一些零散部队，全军共计四万余人，已大大超过了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老袁部署停当，觉得相当满意，已经在北京做再次接见蔡锷的打算了。
这说起来倒是怨不得老袁大意，蔡锷一军虽然声势浩大，但其所带的人马确实少得可怜，对外号称是一路军，实际不过三千来人，仅仅一个加强团的规模。所携的军饷不足两个月，弹药也极其有限，在后来的作战中，不到一个月就即告罄。
可蔡锷敢于以这三千多人北伐，也还是有些底气的。首先，云南地势偏僻险要，纵使进不能攻，退亦可守，即不能逐鹿中原，也大可以割据称雄；其次，滇军论数量虽然只有两师一旅，加上警备队共四十营的兵力，但其部队素质，则远胜于急速扩充后的北洋军。其高级军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而中下级军官，也均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又具有革命精神，绝非北洋系那些老朽不堪的大烟鬼可比的——其中还很有些牛人，比如说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朱老总（这里顺便说句闲话，叶剑英元帅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不过入校时间较晚，1917年夏才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没赶得上参加护国战争。叶帅毕业后留在本校当教官，到1924年才和王柏龄等人一块被借调到广东黄埔参加军校筹建工作，随即被任为教授部副主任，从此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云南对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号称民国军事家之一的杨杰，还有一大批民国时代的名将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更甭说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本人了。再次，滇军所用的军械，也均是清末购自德国克虏伯厂的精良产品（唉，大清朝这个冤大头），这些装备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北洋系内部的分裂。此刻，老袁长期仰仗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均对老袁称帝有所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看不惯袁大公子——要让老袁称帝，袁大公子成了太子爷，他们哥俩还能去哪儿混？事实上，老段这时候已经在北京坐上了冷板凳，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也明显感到了老袁对他的冷落，到处发牢骚说老袁不拿他当自己人。所以在护国战争中，段、冯两系的人马都一概地磨洋工，甚至还公然地与南方的各路叛党分子勾勾搭搭讲起价钱来。
旧官僚出身的老袁，所擅长的也是旧时代的手腕，他历来好以功名利禄驱策手下，然而这种手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功高不赏，这些人便怨尤立生，三心二意起来。段、冯二人的离心离德，正是这样的明证——可以说，老袁的失败，也正是这种旧式政治手腕的失败。
此刻不要说段、冯，就是正在蔡锷对面的北洋系军队，也正三心二意地各自打着算盘。
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是云南人，与滇军作战的意志并不强烈，所以与滇军一触即退。这个“一触即退”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咱们用作战时间来说明问题。第四混成旅面对的是刘云峰的第一梯团，刘部自昆明出发，二十六日内即攻占叙府——而昆明与叙府之间的路程，有大小二十四站，就是说光走路也要花上二十四天的时间。所以刘云峰这一路实际上并无什么战斗，直就是行行军而已。
伍祥桢的第四混成旅，这还是陈宦自称比较有把握的部队。其他部队就更糟糕，冯玉祥反对帝制，早就暗地里和蔡锷通上信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在战场上一概敷衍了事，朝天放枪不说，还把炮弹整箱地往山沟里倒。甚至在路上捡到的护国军伤病员，也和自己人一体对待。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原是蔡锷的旧部，此时也趁机率一个旅起义响应护国军。
说来这场仗打得也真是稀里糊涂，双方将帅官佐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交情颇深，怎么看都不象是真能拼命的样子。
北军方面，当年陈宦入川时带的几个幕僚中，居然还有三位先生是蔡锷介绍来的湖南老乡，现在一个在当军需科长，一个在当军务科长，都是事关紧要的人物。
还有一位湖南人雷飙先生更绝，居然混到川军第二师刘存厚的部队里当上了旅长！老袁几次要陈宦撤换军政机关里的蔡系人马，老陈就是不肯执行。结果最后刘存厚起义时，带来的就是雷飙这个旅。
而护国军方面呢，也好不了多少，蔡锷的前敌司令韩凤楼，也曾是陈宦的得意门生。双方交情若此，陈宦和蔡锷又怎么能打得起来？
更重要的是，曹锟、张敬尧等手握重兵的袁氏心腹大将入川，也威胁到了陈宦自己的地位，因此陈宦对消灭蔡锷的热情并不高于撵走曹、张的热情。
所以四川战场上虽然满眼的兵荒马乱，但认真算来，其实也只有曹锟和张敬尧这两个二百五是完全看不清形势的——在北洋系中，曹素以老实听话出名，张则以骄横霸道著称——成天吵吵嚷嚷地要真打，所以蔡锷的主要对手，实际上只是这两支部队。可偏偏他们的部队纪律都不大好，因而当地老百姓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钻套子，吃暗亏，所以几乎不打胜仗。
比如说在纳溪棉花坡一战中，张敬尧难得地消息灵通了一回，居然侦知蔡锷的总司令部在安福街，遂派旅长吴新田亲率一个混成团自双合场渡河，打算绕道偷袭。孰料参谋本部配发的地图不准确，北军遂强拉一老百姓带路。
说到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参谋本部的地图编辑工作。四川这地方丘陵山地密布，植被茂密，地形极其复杂，这就让那些习惯于平原野战的北方军队相当恼火，因此他们对地图的依赖程度也格外的高。
可是该死的参谋本部偏偏自己编不出四川地图，于是只好去买日本人的成品来配发部队，这些日造地图既极粗略，又不正确。早些时候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在绵阳以北的安县剿匪时，就因为地图不准确经常走错路。吃了不少苦头的冯旅长因而愤愤不平地猜测：“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冯旅长想在当地找代用地图，可他翻遍了全安县城，也找不到一张。最后经人点拨，他才在一所圣公会里，从一位英国牧师手里借到了两张中英文对照的地图。
英国人的地图，冯旅长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吃了一惊：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标注得极为详尽。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河流等项，也详加注明，一目了然。
于是冯旅长终于忍不住骂娘道：“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邻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这回张敬尧，就是吃了这批劣质日本地图的亏。
由于其所部素称残暴，带路老百姓对他们极其憎恶，便故意将其引入一条长约三华里的峡谷内，其他老百姓则将此情报飞报蔡锷。护国军乃得及时调整兵力，痛歼这股北军，吴新田仅以身免。
就这样，张敬尧一个近万人的师，和护国军打了二十天，减员将近一半，不由得叫苦连天。曹锟也是仗着有吴佩孚这员猛将，才得以勉强支撑。
对这一系列战斗，蔡锷的评价是：“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
对于战场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陌生的战争。
这些在大刀弓箭的迷信中成长起来的军人们，不得不在血与火的真实冲撞中，对旧式的勇敢精神，战略战术，军力评估，后勤补给，部队管理，以及战斗开始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恐惧，重新加以定位和审视。
这些刚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前辈，足足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认识这场陌生的战争。在三个星期后，他们才各自意识到，自己先前的那些战略目标，都是有些问题的。
就北洋军而言，起初认为护国军兵力单薄，不堪一击的他们，终于认识到自身士气低落，不得民心，同时也不适应西南地区丘陵水系地带作战的劣势；而护国军也不得不承认自身补给不足，兵力有限的弱点，被迫满足于眼前有限的胜利，再也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唯兵力武器论失败了，唯士气民心论也失败了——单凭更多的毛瑟枪保卫不了帝制，可传说中的民主制度同样也不能用口水淹死野心家。清醒过来的双方都意识到，自己无法轻易吃掉对方，战事乃陷入相持阶段，两军遂沿叙府至泸州一线僵持起来。
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天下局势出现了巨变，胜负的天平开始向南方倾斜。
老袁不是一贯好以功名利禄诱人么？可是鱼儿们现在也不那么老实了，他们也大着胆子和老袁开玩笑：先把鱼饵吃掉，再把鱼钩囫囵地吐出来，说不定还附送泡泡两个。
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骗到了老袁汇来的三十万大洋的款项后，宣布独立，随即出师四川和湘西。
2月底，跟随袁世凯三十年的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主动请缨南下平“叛”。结果贪财的唐旅长一进湖南就被革命党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收买，转而偷袭北洋军第六师马继增的部队。北军兵溃，马继增愤而自杀，最后这路军队的统帅换成齐燮元，他一上任就磨蹭起来——他是江西将军李纯的部下，而李纯又是冯国璋的心腹爱将，冯不喊打，齐燮元怎么可能积极嘛？
3月中旬，进步党魁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自越南偷渡进入广西，连他也因为日本人的高效率和早有准备而大吃了一惊——事实上，唯恐中国不乱的日本人，对这种事情一向是“非常积极”和“早有准备”的。在整个反袁活动中，日本人的幕后身影处处可见。
没错，这些邻邦的“友人”们，的确是在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制，可他们所要颠覆的，难道仅仅只是老袁和他的“洪宪帝制”么？
政见之争中流淌的鲜血，糊住了人们的眼睛，也让这些暴怒的人儿失去了理智。但无论这场窝里斗的胜利者是谁，也无论他的胜利有多么辉煌，最终倒霉的，却注定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在远道而来的梁启超的劝说下，广西督军陆荣廷也在骗取了老袁五千支步枪和一百万大洋的军饷后，大着胆子宣布独立。他还顺手大义灭亲，把老袁派来借道广西以迂回云南的一支军队缴了械——尽管带兵的还是他的亲家翁龙觐光和亲女婿龙运乾。龙亲家足足带了一万人的枪械弹药，陆督军因此大发了一笔洋财，心情很好，于是便对瑟瑟发抖的俘虏大度地说：“亲戚还是亲戚嘛！”。
此外，湖北的王占元，奉天的张作霖，也都野心勃勃，以或明或暗的手段撵走了老袁派去的地方长官张锡銮和段芝贵。老袁为了安定后方，并把这两部军队骗出去替他削平南方的叛党，也只能咬着牙默认了。然而马匪出身的张作霖也不傻，他很清楚老袁这只不过是一时鞭长莫及的权宜之计，一旦他缓过手来，自己就该倒霉了。于是假称愿意出兵，也在骗取了老袁一批饷械后，便翻脸不认人，鼓动东北各界成立了保安会，这实质上也就是变相的独立了。老袁无可奈何，只好咬着牙再补送他一顶“盛京将军”的帽子。
3月19日，老袁又接到他的心腹，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密报，称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串通了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等人，正在到处拉人准备发一个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连冯国璋这样的北洋系核心人物都开始出手反他，老袁这下可是真的给吓着了！
他只得慌忙宣布取消帝制，但这时人民已经不肯原谅他了。在内外交困之下，他终于在1916年6月6日忧病而死，临终前相当落魄。如果不是傻乎乎地恢复帝制，这个人本该在中国历史上，享有与华盛顿一样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终究没能抗拒住帝王宝座的诱惑。这也不奇怪，从那个帝王时代里走出来的旧人物，又有几个能抗拒那样的诱惑呢？
他死了，在举国的欢呼声中寂寞地死去了。在他身后，这个原本就不稳固的民国，顷刻间便四分五裂：川、滇、黔、桂、粤、晋、闽、湖、湘、江浙、东北、新疆各立雄长，蒙古、西藏也自树旗号。财富之争、南北之争、权位之争、政见之争，充斥了整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看守者，北洋系自己呢？他们也分裂了，皖系、直系、外围系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大总统、国务总理开始一茬茬走马灯似地换人。
旧秩序彻底地崩溃了，而新秩序呢？却还遥遥无期。就这样，一个大割据的时代到来了。
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充满反思。
袁世凯的失败，到底能不能算做是封建专制的失败？这是一个问题。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以千百万人的鲜血为代价，推翻了金銮殿上的皇帝，但她有没有打倒人们心中的皇帝呢？没有。老袁企图恢复帝制，他是失败了，可那只是权术的失败，而绝不是封建专制思想的失败。在他之后，仍然有张勋的复辟，满洲国的建立，封建帝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华夏世界的苍穹之上。至于虽无帝号但派头一如帝王的割据军阀如唐继尧之流，更是数不胜数。
看着这些例子，谁又能说封建专制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呢？
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局势，大概还可以得出一个更有意思的结论——当数万里之外的萨拉热窝响起刺杀的枪声时，老袁的失败命运便已经被注定了。
为什么不是呢？
在那几年里，那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逐渐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成为民国外交记录上最为活跃的国家。正是这个急速崛起的国家，起先最积极地怂恿老袁恢复帝制，后来又最积极地反对老袁恢复帝制，用这种出尔反尔的欺诈手段，最终促成了老袁的垮台。
日本人一边用二十一条为代价，赞成和怂恿老袁恢复帝制，一面又暗地里支持梁启超、孙中山们反对他。等到老袁把自己搞得骑虎难下了，他们便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更无理要求去逼老袁接受。如果老袁不肯接受，那也好办，他们就去和叛乱分子谈，总会有人肯接受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促成着中国的分裂。
说来日本人的此种谋划，由来已久，早从清末便已开始实施。只是由于和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因分赃不均，彼此羁绊，故而其效不彰——而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也一直是自李鸿章以来中国外交捭阖的出发点。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而且还不得不格外借重和拉拢日本，以对付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势力。日本也因此得以坐大，独霸东亚，便悍然推行起其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种种计划来。
也就是说，从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起，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崩溃了。接下来的几年中，老袁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对日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其实也正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后遗症。
所以当我们谈起这一段历史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去谴责个别历史人物因为在道德、理想上出现了偏差，从而将整个国家引上了歧途的错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天下大势的沧桑变幻，对于个人乃至于国家民族的潜在影响，以及那些有幸或是不幸地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可怜虫们，在这种剧烈的变革中的迷惘、惶恐与手足无措。
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历史时，请收起我们的幸灾乐祸和隔岸观火心态吧，不要忘记了——那并不仅仅只是欧洲王室秩序崩溃的宣言书。要知道，在那遥远地方响起的枪声，也曾在我们祖辈所栖身的东方世界里，掀起过一场同样浩荡的波澜。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在实质上接掌了北洋政府，南北军队开始全面停战，等待善后和谈。
这时候，护国首义的云南，已俨然成为了天下第一雄藩。它不但在政治声望，军事威望上都压倒了以北洋军政系统为基干的北京政府，其势力也扩张到了西南的川、黔、湘、桂、粤等诸省，军事政治力量空前强大。
在当时众多的割据诸侯中，还没有哪一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正是护国之役奠定了云南在未来的十余年中，常执西南诸侯之牛耳的基础。
对于战场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陌生的战争。
这些在大刀弓箭的迷信中成长起来的军人们，不得不在血与火的真实冲撞中，对旧式的勇敢精神，战略战术，军力评估，后勤补给，部队管理，以及战斗开始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恐惧，重新加以定位和审视。
这些刚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前辈，足足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认识这场陌生的战争。在三个星期后，他们才各自意识到，自己先前的那些战略目标，都是有些问题的。
就北洋军而言，起初认为护国军兵力单薄，不堪一击的他们，终于认识到自身士气低落，不得民心，同时也不适应西南地区丘陵水系地带作战的劣势；而护国军也不得不承认自身补给不足，兵力有限的弱点，被迫满足于眼前有限的胜利，再也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唯兵力武器论失败了，唯士气民心论也失败了——单凭更多的毛瑟枪保卫不了帝制，可传说中的民主制度同样也不能用口水淹死野心家。清醒过来的双方都意识到，自己无法轻易吃掉对方，战事乃陷入相持阶段，两军遂沿叙府至泸州一线僵持起来。
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天下局势出现了巨变，胜负的天平开始向南方倾斜。
老袁不是一贯好以功名利禄诱人么？可是鱼儿们现在也不那么老实了，他们也大着胆子和老袁开玩笑：先把鱼饵吃掉，再把鱼钩囫囵地吐出来，说不定还附送泡泡两个。
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骗到了老袁汇来的三十万大洋的款项后，宣布独立，随即出师四川和湘西。
2月底，跟随袁世凯三十年的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主动请缨南下平“叛”。结果贪财的唐旅长一进湖南就被革命党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收买，转而偷袭北洋军第六师马继增的部队。北军兵溃，马继增愤而自杀，最后这路军队的统帅换成齐燮元，他一上任就磨蹭起来——他是江西将军李纯的部下，而李纯又是冯国璋的心腹爱将，冯不喊打，齐燮元怎么可能积极嘛？
3月中旬，进步党魁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自越南偷渡进入广西，连他也因为日本人的高效率和早有准备而大吃了一惊——事实上，唯恐中国不乱的日本人，对这种事情一向是“非常积极”和“早有准备”的。在整个反袁活动中，日本人的幕后身影处处可见。
没错，这些邻邦的“友人”们，的确是在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制，可他们所要颠覆的，难道仅仅只是老袁和他的“洪宪帝制”么？
政见之争中流淌的鲜血，糊住了人们的眼睛，也让这些暴怒的人儿失去了理智。但无论这场窝里斗的胜利者是谁，也无论他的胜利有多么辉煌，最终倒霉的，却注定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在远道而来的梁启超的劝说下，广西督军陆荣廷也在骗取了老袁五千支步枪和一百万大洋的军饷后，大着胆子宣布独立。他还顺手大义灭亲，把老袁派来借道广西以迂回云南的一支军队缴了械——尽管带兵的还是他的亲家翁龙觐光和亲女婿龙运乾。龙亲家足足带了一万人的枪械弹药，陆督军因此大发了一笔洋财，心情很好，于是便对瑟瑟发抖的俘虏大度地说：“亲戚还是亲戚嘛！”。
此外，湖北的王占元，奉天的张作霖，也都野心勃勃，以或明或暗的手段撵走了老袁派去的地方长官张锡銮和段芝贵。老袁为了安定后方，并把这两部军队骗出去替他削平南方的叛党，也只能咬着牙默认了。然而马匪出身的张作霖也不傻，他很清楚老袁这只不过是一时鞭长莫及的权宜之计，一旦他缓过手来，自己就该倒霉了。于是假称愿意出兵，也在骗取了老袁一批饷械后，便翻脸不认人，鼓动东北各界成立了保安会，这实质上也就是变相的独立了。老袁无可奈何，只好咬着牙再补送他一顶“盛京将军”的帽子。
3月19日，老袁又接到他的心腹，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密报，称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串通了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等人，正在到处拉人准备发一个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连冯国璋这样的北洋系核心人物都开始出手反他，老袁这下可是真的给吓着了！
他只得慌忙宣布取消帝制，但这时人民已经不肯原谅他了。在内外交困之下，他终于在1916年6月6日忧病而死，临终前相当落魄。如果不是傻乎乎地恢复帝制，这个人本该在中国历史上，享有与华盛顿一样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终究没能抗拒住帝王宝座的诱惑。这也不奇怪，从那个帝王时代里走出来的旧人物，又有几个能抗拒那样的诱惑呢？
他死了，在举国的欢呼声中寂寞地死去了。在他身后，这个原本就不稳固的民国，顷刻间便四分五裂：川、滇、黔、桂、粤、晋、闽、湖、湘、江浙、东北、新疆各立雄长，蒙古、西藏也自树旗号。财富之争、南北之争、权位之争、政见之争，充斥了整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看守者，北洋系自己呢？他们也分裂了，皖系、直系、外围系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大总统、国务总理开始一茬茬走马灯似地换人。
旧秩序彻底地崩溃了，而新秩序呢？却还遥遥无期。就这样，一个大割据的时代到来了。
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充满反思。
袁世凯的失败，到底能不能算做是封建专制的失败？这是一个问题。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以千百万人的鲜血为代价，推翻了金銮殿上的皇帝，但她有没有打倒人们心中的皇帝呢？没有。老袁企图恢复帝制，他是失败了，可那只是权术的失败，而绝不是封建专制思想的失败。在他之后，仍然有张勋的复辟，满洲国的建立，封建帝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华夏世界的苍穹之上。至于虽无帝号但派头一如帝王的割据军阀如唐继尧之流，更是数不胜数。
看着这些例子，谁又能说封建专制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呢？
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局势，大概还可以得出一个更有意思的结论——当数万里之外的萨拉热窝响起刺杀的枪声时，老袁的失败命运便已经被注定了。
为什么不是呢？
在那几年里，那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逐渐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成为民国外交记录上最为活跃的国家。正是这个急速崛起的国家，起先最积极地怂恿老袁恢复帝制，后来又最积极地反对老袁恢复帝制，用这种出尔反尔的欺诈手段，最终促成了老袁的垮台。
日本人一边用二十一条为代价，赞成和怂恿老袁恢复帝制，一面又暗地里支持梁启超、孙中山们反对他。等到老袁把自己搞得骑虎难下了，他们便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更无理要求去逼老袁接受。如果老袁不肯接受，那也好办，他们就去和叛乱分子谈，总会有人肯接受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促成着中国的分裂。
说来日本人的此种谋划，由来已久，早从清末便已开始实施。只是由于和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因分赃不均，彼此羁绊，故而其效不彰——而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也一直是自李鸿章以来中国外交捭阖的出发点。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而且还不得不格外借重和拉拢日本，以对付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势力。日本也因此得以坐大，独霸东亚，便悍然推行起其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种种计划来。
也就是说，从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起，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崩溃了。接下来的几年中，老袁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对日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其实也正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后遗症。
所以当我们谈起这一段历史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去谴责个别历史人物因为在道德、理想上出现了偏差，从而将整个国家引上了歧途的错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天下大势的沧桑变幻，对于个人乃至于国家民族的潜在影响，以及那些有幸或是不幸地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可怜虫们，在这种剧烈的变革中的迷惘、惶恐与手足无措。
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历史时，请收起我们的幸灾乐祸和隔岸观火心态吧，不要忘记了——那并不仅仅只是欧洲王室秩序崩溃的宣言书。要知道，在那遥远地方响起的枪声，也曾在我们祖辈所栖身的东方世界里，掀起过一场同样浩荡的波澜。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在实质上接掌了北洋政府，南北军队开始全面停战，等待善后和谈。
这时候，护国首义的云南，已俨然成为了天下第一雄藩。它不但在政治声望，军事威望上都压倒了以北洋军政系统为基干的北京政府，其势力也扩张到了西南的川、黔、湘、桂、粤等诸省，军事政治力量空前强大。
在当时众多的割据诸侯中，还没有哪一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正是护国之役奠定了云南在未来的十余年中，常执西南诸侯之牛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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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北之战
袁世凯凄凉的死亡，宣告了护国战争的结束——即便是在北洋系内部，大家伙儿也早已认为那只是一场老袁与蔡锷个人的较量而已。现在老袁总算死了，那些先前还在磨洋工的大人先生们，便纷纷跳出来收拾残局。他们捧出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责任内阁总理，告天下以太平。可是天下太平，宣告起来容易，真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国家秩序并为天下人所接受，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旧帝国崩溃了，一个在旧帝国基础上勉强拼凑起来的过渡政府也崩溃了，可经历了两次国家崩溃的人们却仍然站在曙光到来前的迷惘和黑暗中……中央政府变得越来越弱势，最后沦落到只要手里握有枪杆子，谁都可以反抗它至高权威的地步。普天下的人们也渐渐习惯了没有皇帝，也没有大总统，没有法律道德，也没有社会共识的时代，他们在原始生存欲望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脚下那些支离破碎的土地——这，就是割据。
就这样，天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混乱，其中尤以西南为甚。
话说坐镇成都的成武将军陈宦，在与蔡锷的护国军达成攻守同盟后，便于5月22日发出了四川独立的通电，宣布反袁。老袁闻讯大怒，遂以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怂恿他进攻成都，驱陈而代之。
袁死后，陈立刻又在6月8日宣布取消独立——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是他湖北老乡嘛！但陈宦这一轻率举动，无异于同时得罪了南北双方。
为什么呢？因为对南方的护国军而言，陈宦在南北和议尚未达成之前便单方面宣布取消独立，无异于是背叛；而在北方的责任内阁总理段祺瑞呢，他也不领这个情。在他看来，陈宦此前宣布与老袁断绝个人关系，是不折不扣的忘恩负义，而此刻取消独立，也只是在给黎元洪面子，而不是给他段总理面子——此刻掌握着北洋实权的段祺瑞，对黎菩萨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双方矛盾很深，要不后来怎么闹出了“府院之争”呢——所以服从黎总统，即是不服从段总理，故而段祺瑞也格外地看陈宦不顺眼。
因此坐镇重庆的北洋军统帅曹锟，遂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继续暗中支持周骏对陈宦的军事行动。周军因此迅速推进到永川、隆昌、内江一线，威胁成都。周骏同时还派旅长王陵基率五个营的兵力进抵资中，截断成都与叙府之间的交通，并让另一个旅长刘湘沿长江布防，以阻击护国军援陈。
此刻正陈兵泸州、叙永一带的护国军，在接到陈宦的告急后，很是费了些功夫讨论要不要援陈。因为双方起初达成的协议是：陈宦宣布独立，护国军则承认维持其四川都督的地位。可陈宦随后贸然取消了独立，则此协议就自行失效了，从理论上讲，护国军自然也就没有了援陈的义务。而且，护国军在与北洋军精锐迭次苦战之后，不但疲劳不堪，而且饷弹两缺，也缺乏立刻出兵援陈的能力。
然而，要放任由北洋军暗地支持的周骏进占成都，那就等于拱手将四川让给北洋系，这也是蔡锷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蔡锷遂一再向坐镇云南的唐继尧要求补充兵员饷弹，甚至到了“迭电哀恳”的地步。
但在云南的补给和援军到达之前，蔡锷也只能从坐自己捉襟见肘的防线中勉强抽调出刘云峰的第一梯团，进驻自流井一线虚张声势。
此刻陈宦手里可用的三个主力旅，也是问题重重。一个旅长李炳之在重庆被曹锟扣留，另一个旅伍祥祯部在早些时间与护国军的交战中受创颇重。算起来，只有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还有些战斗力，但该旅入川部队仅有一个混成团，而且冯旅长还一直处于心神不宁中，很是影响战斗：先是他的老上司陆建章在西安被起义的陈树藩部攻击，急电要他星夜赴陕，但冯旅才走了两天，陆建章便投降了，又来电让他无需赴援。老冯这心还没放下来呢，陈宦又打电报来说成都万分危急，让他务必去成都共挽危局，老冯勉强答应。再过不了几天，老冯还要接到另一位老哥们儿贾德耀（士官三期）贾旅长的电报，称所部在汉中被包围，还是哭着嚷着向他求援，连汉中地方虽然贫瘠，总还多养得起你一旅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谁说这世上没有救世主来着，那一两个月里，十六混成旅冯玉祥旅长可不就是救世主！
虽然勉强答应去成都，但老冯对陈宦也是颇有怨言，不太肯出力气的。他后来自己的自述里谈这一段历史，讲了一些对陈将军很不恭敬的掌故：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比如说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
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住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这个意思本来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的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地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的，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部哄走。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人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成什么好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作法之一斑了。”
冯玉祥在陈宦的哀恳之下，勉强出城抵挡了一阵，但很不得力，随即便撤往川北，后取道绵竹剑阁退往汉中。而其他新编的部队则更糟糕，他们甚至连战斗都没经历便自行溃散了。因此王陵基一路，几乎是畅通无阻，便经由龙泉驿直逼成都城下，陈宦到此地步，只得求和，希望对方给一周时间让他收拾行李以让出成都城。但周骏勒令他在三天内缴械投降，否则就要炮轰成都。
可蔡锷此刻，也终于等到了云南派来的援兵和补给。
他遂于6月25日派罗佩金率领顾品珍梯团驰援成都，同时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但陈宦此刻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了，遂于26日主动让出成都，率残部取道重庆顺江东下而去。
周骏在向陈宦进攻的同时，还提出了“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企图拉拢护国军阵营中的刘存厚、熊克武等将领。可这一招相当的失败，不但拉拢刘、熊不成，还导致了护国军上下的一致不满——想想看，除了朱德、杨森，护国军里还能有几个四川人？
因此当护国军开始动员，向成都进军时，刘存厚便积极要求打前锋，以表明立场，而周骏部下的旅长刘湘也在此时率部加入了护国军，周军实力大减。随后护国军左翼司令罗佩金率滇军进攻资中，刘存厚也率所部川军出屯新津，并于6月30日进入成都。周骏抵抗不住护国军的进攻，只得也逃走了事。他从此便形同消失，但他此刻手下那些旅、团长们，还将要在西南的政治舞台上活跃很久。
7月9日，北京政府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又在这道命令中留了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可恶尾巴：任命罗佩金为广西省长，戴戡为贵州省长。
蔡锷当然不能放走自己的左膀右臂！事实上罗、戴两人也没法走——说来也挺有意思，此时的广西是大军阀陆荣廷的地盘，贵州则是小军阀刘显世的地盘。陆荣廷在护国中积极扩张，此刻已经地跨两广，正在兴头上，如何能让出省长的位置？而刘显世虽然实力弱小，但他一直积极支持护国军北伐，说来正是有功之人，哪有有功不赏，还要强抢人家地盘的道理？所以，这两个新“省长”该怎么上任去？段政府这可不是成心开玩笑么！
于是蔡锷只好自署官职，以率黔军入川助战的戴戡为军务会办，起义的川军第二师长刘存厚为军长——除他自己的老二师外，并兼辖川军第四师陈泽霈部和滇军第六师顾品珍部（其实都是些刘根本指挥不动的部队）。此外，还恢复了国民党人熊克武的川军第五师番号以酬庸。混乱已久的四川局面乃得以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到8月间，蔡锷便因喉结核恶化，同时亦觉应当功成身退以为天下范，遂决意离开四川，前往日本治疗。临行前，他向北京政府保举罗佩金继任四川督军，黔军首脑人物戴戡继任四川省长。北京回电，同意以罗佩金为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护理”，是当时常用的一个词，意即“代理”），戴戡为会办四川军务。后又更改为，罗暂署四川督军，戴署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
然而，蔡锷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他于这一年的11月8日，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逝世，享年才35岁。在他去世前的11月1日，适逢日本军机演习，蔡锷还曾趴在病房的窗前观看。但看完后，他颇受刺激，对陪护他的昔日士官同窗蒋百里说道：“中国的陆军还没有整理好，而别人的战争准备已经由平面转向立体，我们不知道又落后了多少年！”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让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应该加以深省的话：护国战争是枪口对内的一种战争，不应引以为功，我死后必须薄葬。
蔡锷一生，做的也并不总是光彩事，真正能够书之于青史的，还得算是这段护国经历，然而他却偏偏因其为内战，耻以为功——这较之后来那些得意洋洋的内战英雄们，人格之高下，真是曜日萤火，别若天壤了。仅此一节，蔡锷将军便足为千古英雄垂范。
蔡锷的离去，使得西南局面顿时大变，而导致局面恶化的关键人物，正是野心勃勃的云南督军唐继尧。
早当蔡锷还在四川时，唐继尧的表现就相当的令人讨厌——护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按兵不动，蔡锷屡次催促而不得。然而仗打完了，他却源源不断地派遣滇军入川来抢地盘。连蔡锷也忍不住在7月18日发出“皓”电质问他：“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钝，实未解命意所在。”同电中，他还奉劝唐继尧功成身退——“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
然而被膨胀的个人野心冲昏了头脑的唐继尧，是不可能听进蔡锷这些金玉良言的。
袁世凯凄凉的死亡，宣告了护国战争的结束——即便是在北洋系内部，大家伙儿也早已认为那只是一场老袁与蔡锷个人的较量而已。现在老袁总算死了，那些先前还在磨洋工的大人先生们，便纷纷跳出来收拾残局。他们捧出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责任内阁总理，告天下以太平。可是天下太平，宣告起来容易，真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国家秩序并为天下人所接受，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旧帝国崩溃了，一个在旧帝国基础上勉强拼凑起来的过渡政府也崩溃了，可经历了两次国家崩溃的人们却仍然站在曙光到来前的迷惘和黑暗中……中央政府变得越来越弱势，最后沦落到只要手里握有枪杆子，谁都可以反抗它至高权威的地步。普天下的人们也渐渐习惯了没有皇帝，也没有大总统，没有法律道德，也没有社会共识的时代，他们在原始生存欲望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脚下那些支离破碎的土地——这，就是割据。
就这样，天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混乱，其中尤以西南为甚。
话说坐镇成都的成武将军陈宦，在与蔡锷的护国军达成攻守同盟后，便于5月22日发出了四川独立的通电，宣布反袁。老袁闻讯大怒，遂以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怂恿他进攻成都，驱陈而代之。
袁死后，陈立刻又在6月8日宣布取消独立——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是他湖北老乡嘛！但陈宦这一轻率举动，无异于同时得罪了南北双方。
为什么呢？因为对南方的护国军而言，陈宦在南北和议尚未达成之前便单方面宣布取消独立，无异于是背叛；而在北方的责任内阁总理段祺瑞呢，他也不领这个情。在他看来，陈宦此前宣布与老袁断绝个人关系，是不折不扣的忘恩负义，而此刻取消独立，也只是在给黎元洪面子，而不是给他段总理面子——此刻掌握着北洋实权的段祺瑞，对黎菩萨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双方矛盾很深，要不后来怎么闹出了“府院之争”呢——所以服从黎总统，即是不服从段总理，故而段祺瑞也格外地看陈宦不顺眼。
因此坐镇重庆的北洋军统帅曹锟，遂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继续暗中支持周骏对陈宦的军事行动。周军因此迅速推进到永川、隆昌、内江一线，威胁成都。周骏同时还派旅长王陵基率五个营的兵力进抵资中，截断成都与叙府之间的交通，并让另一个旅长刘湘沿长江布防，以阻击护国军援陈。
此刻正陈兵泸州、叙永一带的护国军，在接到陈宦的告急后，很是费了些功夫讨论要不要援陈。因为双方起初达成的协议是：陈宦宣布独立，护国军则承认维持其四川都督的地位。可陈宦随后贸然取消了独立，则此协议就自行失效了，从理论上讲，护国军自然也就没有了援陈的义务。而且，护国军在与北洋军精锐迭次苦战之后，不但疲劳不堪，而且饷弹两缺，也缺乏立刻出兵援陈的能力。
然而，要放任由北洋军暗地支持的周骏进占成都，那就等于拱手将四川让给北洋系，这也是蔡锷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蔡锷遂一再向坐镇云南的唐继尧要求补充兵员饷弹，甚至到了“迭电哀恳”的地步。
但在云南的补给和援军到达之前，蔡锷也只能从坐自己捉襟见肘的防线中勉强抽调出刘云峰的第一梯团，进驻自流井一线虚张声势。
此刻陈宦手里可用的三个主力旅，也是问题重重。一个旅长李炳之在重庆被曹锟扣留，另一个旅伍祥祯部在早些时间与护国军的交战中受创颇重。算起来，只有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还有些战斗力，但该旅入川部队仅有一个混成团，而且冯旅长还一直处于心神不宁中，很是影响战斗：先是他的老上司陆建章在西安被起义的陈树藩部攻击，急电要他星夜赴陕，但冯旅才走了两天，陆建章便投降了，又来电让他无需赴援。老冯这心还没放下来呢，陈宦又打电报来说成都万分危急，让他务必去成都共挽危局，老冯勉强答应。再过不了几天，老冯还要接到另一位老哥们儿贾德耀（士官三期）贾旅长的电报，称所部在汉中被包围，还是哭着嚷着向他求援，连汉中地方虽然贫瘠，总还多养得起你一旅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谁说这世上没有救世主来着，那一两个月里，十六混成旅冯玉祥旅长可不就是救世主！
虽然勉强答应去成都，但老冯对陈宦也是颇有怨言，不太肯出力气的。他后来自己的自述里谈这一段历史，讲了一些对陈将军很不恭敬的掌故：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比如说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
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住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这个意思本来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的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地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的，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部哄走。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人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成什么好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作法之一斑了。”
冯玉祥在陈宦的哀恳之下，勉强出城抵挡了一阵，但很不得力，随即便撤往川北，后取道绵竹剑阁退往汉中。而其他新编的部队则更糟糕，他们甚至连战斗都没经历便自行溃散了。因此王陵基一路，几乎是畅通无阻，便经由龙泉驿直逼成都城下，陈宦到此地步，只得求和，希望对方给一周时间让他收拾行李以让出成都城。但周骏勒令他在三天内缴械投降，否则就要炮轰成都。
可蔡锷此刻，也终于等到了云南派来的援兵和补给。
他遂于6月25日派罗佩金率领顾品珍梯团驰援成都，同时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但陈宦此刻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了，遂于26日主动让出成都，率残部取道重庆顺江东下而去。
周骏在向陈宦进攻的同时，还提出了“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企图拉拢护国军阵营中的刘存厚、熊克武等将领。可这一招相当的失败，不但拉拢刘、熊不成，还导致了护国军上下的一致不满——想想看，除了朱德、杨森，护国军里还能有几个四川人？
因此当护国军开始动员，向成都进军时，刘存厚便积极要求打前锋，以表明立场，而周骏部下的旅长刘湘也在此时率部加入了护国军，周军实力大减。随后护国军左翼司令罗佩金率滇军进攻资中，刘存厚也率所部川军出屯新津，并于6月30日进入成都。周骏抵抗不住护国军的进攻，只得也逃走了事。他从此便形同消失，但他此刻手下那些旅、团长们，还将要在西南的政治舞台上活跃很久。
7月9日，北京政府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又在这道命令中留了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可恶尾巴：任命罗佩金为广西省长，戴戡为贵州省长。
蔡锷当然不能放走自己的左膀右臂！事实上罗、戴两人也没法走——说来也挺有意思，此时的广西是大军阀陆荣廷的地盘，贵州则是小军阀刘显世的地盘。陆荣廷在护国中积极扩张，此刻已经地跨两广，正在兴头上，如何能让出省长的位置？而刘显世虽然实力弱小，但他一直积极支持护国军北伐，说来正是有功之人，哪有有功不赏，还要强抢人家地盘的道理？所以，这两个新“省长”该怎么上任去？段政府这可不是成心开玩笑么！
于是蔡锷只好自署官职，以率黔军入川助战的戴戡为军务会办，起义的川军第二师长刘存厚为军长——除他自己的老二师外，并兼辖川军第四师陈泽霈部和滇军第六师顾品珍部（其实都是些刘根本指挥不动的部队）。此外，还恢复了国民党人熊克武的川军第五师番号以酬庸。混乱已久的四川局面乃得以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到8月间，蔡锷便因喉结核恶化，同时亦觉应当功成身退以为天下范，遂决意离开四川，前往日本治疗。临行前，他向北京政府保举罗佩金继任四川督军，黔军首脑人物戴戡继任四川省长。北京回电，同意以罗佩金为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护理”，是当时常用的一个词，意即“代理”），戴戡为会办四川军务。后又更改为，罗暂署四川督军，戴署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
然而，蔡锷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他于这一年的11月8日，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逝世，享年才35岁。在他去世前的11月1日，适逢日本军机演习，蔡锷还曾趴在病房的窗前观看。但看完后，他颇受刺激，对陪护他的昔日士官同窗蒋百里说道：“中国的陆军还没有整理好，而别人的战争准备已经由平面转向立体，我们不知道又落后了多少年！”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让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应该加以深省的话：护国战争是枪口对内的一种战争，不应引以为功，我死后必须薄葬。
蔡锷一生，做的也并不总是光彩事，真正能够书之于青史的，还得算是这段护国经历，然而他却偏偏因其为内战，耻以为功——这较之后来那些得意洋洋的内战英雄们，人格之高下，真是曜日萤火，别若天壤了。仅此一节，蔡锷将军便足为千古英雄垂范。
蔡锷的离去，使得西南局面顿时大变，而导致局面恶化的关键人物，正是野心勃勃的云南督军唐继尧。
早当蔡锷还在四川时，唐继尧的表现就相当的令人讨厌——护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按兵不动，蔡锷屡次催促而不得。然而仗打完了，他却源源不断地派遣滇军入川来抢地盘。连蔡锷也忍不住在7月18日发出“皓”电质问他：“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钝，实未解命意所在。”同电中，他还奉劝唐继尧功成身退——“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
然而被膨胀的个人野心冲昏了头脑的唐继尧，是不可能听进蔡锷这些金玉良言的。
这个时代里，就有那么些人，当他们还是一介青衫秀才时，大抵有着满腔的热血和冲动，喜欢对朝廷政治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颇有匡济天下舍我其谁的壮志。可一旦他们因为时运巧合，坐到了当年他们所极力诋垢的那些大人物的位置上后，他们却比那些人堕落得还要迅速，还要彻底。为国家，为人民的抱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对于个人名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权力的极度热衷，以及对腐朽堕落生活的不断演绎与创“新”而已。
他们“革命”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虽然他们满口的新名词，许诺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将有天下太平。可最后呢？人民所得到的，却仍然是一如往昔的改朝换代而已。
唐继尧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唐继尧，字蓂赓，1883年生人，云南会泽人，书香门第。十四岁上中秀才，后因科举无路，遂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1909年唐继尧学成回滇，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1年，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当时的协统（旅长）就是士官三期生蔡锷，标统（团长）为唐的士官六期同学罗佩金。他随即便参加了于当年10月30日的云南“重九”独立起义。
云南独立后，蔡锷一度偏听于赴滇求援的戴戡，派唐继尧率滇军四个营入黔，后又改悟，要唐停止进军。但唐在贵州制宪派许诺推举他为贵州督军的诱惑下，竟抗命不遵，悍然攻入贵阳，并对革命党人大加屠戮。
后蔡锷奉调入京，乃向袁世凯保荐唐继尧为云南督军，唐遂继蔡成为云南的主人。然而唐继尧其人，素有政治野心，早年在日本读书时，便自诩为“东大陆主人”，并以此刻了一方水晶印章，每每用于书画之上——当然了，在当时，大家不过视其为一落魄愤青而已。可如今，这位当年的愤青因为机缘巧合，竟然主掌了南天一隅的军政大权后，他又将会干出些什么来呢？他将要干的，当然不会仅仅是办一所“东陆大学”而已！
护国之役中，唐继尧虽然勉强同意借兵给蔡锷、李烈钧讨袁，但其志却实不在讨袁，而是要借讨袁之名，把这两位在云南极有威望的老大哥推出省去，以免威胁到他的地位。
所以两军一旦离开云南后，唐继尧就在后勤支援，兵员补给上，变得异常的不痛快，因而使得蔡锷讨袁之师仅能局促于川南一隅之地——如果不是恰逢北洋内乱，而袁世凯又早死，则天下胜负之数，尚难定论。
护国战争结束后，滇军牢牢占据了川南，并进而问鼎全川。唐继尧见大事已定，便一改前态，转而将四川视为其外府，源源不断地派兵入川，其动机显而易见。以至于蔡锷也亲发“皓”电予以谴责，然而唐却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待蔡锷去后，唐继尧更是变本加厉，他利用滇军将领罗佩金为代理督军，掌握着四川军权、财权之机，以征服者自居，推行强滇弱川的“大云南”政策。
他一方面以滇军为敛财工具，大肆搜刮全川财富：设立护国银行，专门兑换滇币，截留了数百万盐款，毫无报销。另一方面，滇军又把持了成都兵工厂，肆意扩充军队实力——护国之役，入川滇军仅有十二营，到战役结束后，因为损失消耗，仅存十营。然而此后，唐继尧便络绎不绝地送来大批徒手的云南新兵，利用成都兵工厂在此半年内生产的武器，足足编成了两个整师。
而对于当时川军的五个师又一个混成旅的部队呢？唐继尧、罗佩金则极力加以裁减。
首先是在饷项上加以扼制。罗佩金非但不肯补发起义川军刘存厚部在护国战争中因为起义而导致的欠饷，甚至连伤亡官兵的抚恤金也一概置之不问。川军无奈，在与之多方交涉后，罗佩金才对抚恤金略为敷衍，欠饷却仍然不管。
此外，罗佩金还动用督军权力，强迫川军缩编。拟将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四、五两个师，各缩编为一个步兵旅，其他各师，除首先起义的刘存厚第二师外，均减编为每连九十人的步兵师，并废去其他特科。虽然滇军也缩编为一师一旅，但加上督军署所属之警卫团、兵工厂护卫营合计，实则滇军并未裁减，仍保留有两个整师。
在军饷上，滇、川两军之待遇差异则更为显著：滇军一个师年费一百二十万，川军一个师年费仅为八十万。
唐继尧、罗佩金这种极为明显的喧宾夺主的做法，终于激起了全体川军的激愤，于是便有了“川人治川”口号的提出。
这是四川地方实力派，自辛亥后又一次争取地方独立的斗争。
不甘受歧视的川军，于1917年3月，在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的倡导下，在成都集合各师代表会商对策。最后决议以刘存厚领衔，向黎元洪大总统及国务院、陆军部控诉督军罗佩金编遣不公。
罗佩金对川军将领此举自然不满，加之听闻北京方面将有变更四川督军之说，更加恼火，遂决定以武力先解决川军第二、四两师。
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领衔反罗，在挨整的黑名单中榜上有名自不奇怪。那么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又凭什么上榜呢？原来这陈泽霈，在护国军入川之役中，做过罗佩金的参谋长，算起来原属滇军系统，双方关系不错。但陈自任为第四师师长后，却与川军将领日益亲密，故而此时罗见连他都反对自己，尤其愤怒，便照顾他优先上榜了。
罗佩金敢于如此轻视川军，主要还是因为川军在护国之役中表现实在不佳。刘存厚起义后，在与北洋军的战斗中很不得力，蔡锷也曾抱怨说是：“刘部号称四千，临阵不见一人。”
因此，罗佩金就照着自己对川军的成见，着手进行解决他们的军事部署——同样也是士官出身的罗督军可没有看到，滇军入川时那种理直气壮，以天下为己任的蓬勃精神正在消亡，而全川军民的愤懑却正在积累……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何况这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打仗呢？唉，那个年头的大人物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老虎，而把对手当成病猫，可结果却总是让后人笑掉大牙。
袁世凯是这样，罗佩金是这样，以后还将有很多人，也会这样。没错，他们手里掌握着由新思想、新技术所创造和赋予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却从不曾弄清楚，人类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普遍的常识，那就是：暴力无论新旧强弱，它们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
罗佩金迭次电告北京段祺瑞政府，称刘存厚“外强中干，毫无胆略”，希望中央明令，让他解决川军。可作为北洋系领袖的段祺瑞，虽然不喜欢倒戈的川军，但更不会喜欢护国战争中的强悍对手滇军，更不愿意去替唐继尧、罗佩金当这个得罪人的冤大头。他遂一再隔靴搔痒，坐视乃至于暗地里怂恿刘存厚与罗佩金对抗，致使滇、川两军矛盾愈发激化。
虽未得到段政府明示，但自信满满的罗佩金还是下定决心，要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调动军队，出驻天回镇、新都、金堂、赵家渡等处，对刘存厚部暗取包围之势。又以一营兵力驰赴潼川，监视驻顺庆的川军第三师，并调驻富顺、泸州等地的滇军开驻成渝之间的资中、内江，一方面可以监视驻成都周边的刘存厚，另一方面也可提防驻川东的川军第一师周道刚、第五师熊克武等部可能的异动。
军事部署完成后，罗佩金便开始下手，先是准备用诱捕的手段逮捕刘、陈两人。刘存厚比较滑头，每次都托故不去，陈泽霈则因与罗是老熟人，贸然前往，一去即被扣留。罗佩金扣留了陈泽霈后，便于4月14日，宣布撤去陈的川军第四师师长职务，改以该师旅长卢师谛接任师长。次日晨，罗督军又以为卢师长就职行布达式为由，遍请在蓉第四师各级军官，齐集皇城内督军署。这些军官一进督署，也被悉数扣押，滇军趁机出兵包围其各部队，将其全部缴械。
刘存厚得知第四师被解决后，立刻加强警戒，川、滇两军步哨纷纷延伸接触，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一场大战又在眉睫。
当时成都城内外各方势力的军事部署情况如下：
刘存厚部川军
第二师师部设于北较场，驻有田颂尧的骑兵一团，及部分师直属部队；西较场驻有赖心辉的炮兵一团，团部设于旧将军署；另有范士杰一个营驻于老西门，负责把守城门；北门也在刘部掌握中。城外凤凰山兵营中，驻有刘部舒云衢的一个旅，辖邓锡侯、廖谦两团。
滇军
以第六师驻成都城内，师长顾品珍兼任成都卫戍司令；督署直属警卫团等两个多团，驻皇城内，担任督署防务；约一个多团，驻东校场；东门和武城门（即新东门）为滇军所控制。另，城外还驻有部分滇军。
黔军
除滇、川两军外，城内还驻有部分黔军，这是在护国战争时代由戴勘率领进入四川的。戴戡本人驻于旧督院，其所率的熊其勋旅，大部驻于南门附近，并掌握南门门禁。罗、戴本为蔡锷的左右手，渊源甚深，故罗在计划中拟以戴为强援。
自14日后，滇军以防止四师散兵流窜滋事为由，派出督署参谋长赵钟奇（士官八期）与刘存厚部参谋长林爽（士官六期）协议，划定两军防区，分设岗哨，彼此约定非事先征得同意，不得武装通过。但接下来的三天内，滇军却屡屡违约，数次以全武装部队强行通过刘存厚的防区，刘部虽偶有阻击，但事态均未扩大。
但到4月18日，滇军一部自灌县押运缴获的川军第四师枪械前往成都，在途中遭到刘存厚部的劫夺，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蓄势已久的川、滇冲突。当夜，双方发生大规模交火，罗、刘之战自此全面爆发。
双方事后均指责对方首先开火：滇军称是川军首先炮轰皇城内的督署，故自己才加以反击；川军则称，滇军在发动攻击前，即已经自皇城城头上发炮猛轰刘存厚师部驻地北较场、炮团驻地西较场等要地了。究竟谁先开火，如今看来真是个谜案了，不过此役以炮战肇始，大概还是不假的。
此役伊始，滇军便分兵三路大举进攻刘部驻地：一路由东校场出击，进攻北较场的刘存厚师部及驻文殊院的机关枪营；另一路则自皇城内的督署出击，越过东城根靠近将军衙门的一段已跨塌的城墙，进攻驻旧将军署的赖心辉炮兵团团部；还有一部，则由城外绕行攻入新西门，准拟一举解决掉西较场的炮兵团——川军炮兵是不是先开火不好说，但看这滇军的部署，还真就是冲着刘存厚的炮兵去的呢！
同时两军在东、西御街上也发生了激战。
照说罗佩金的计划还是很周密的，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少，可他就差那么一点，没有想到滇军此刻的战斗力竟有那么糟糕，而川军竟有那么顽强……
他们“革命”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虽然他们满口的新名词，许诺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将有天下太平。可最后呢？人民所得到的，却仍然是一如往昔的改朝换代而已。
唐继尧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唐继尧，字蓂赓，1883年生人，云南会泽人，书香门第。十四岁上中秀才，后因科举无路，遂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1909年唐继尧学成回滇，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1年，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当时的协统（旅长）就是士官三期生蔡锷，标统（团长）为唐的士官六期同学罗佩金。他随即便参加了于当年10月30日的云南“重九”独立起义。
云南独立后，蔡锷一度偏听于赴滇求援的戴戡，派唐继尧率滇军四个营入黔，后又改悟，要唐停止进军。但唐在贵州制宪派许诺推举他为贵州督军的诱惑下，竟抗命不遵，悍然攻入贵阳，并对革命党人大加屠戮。
后蔡锷奉调入京，乃向袁世凯保荐唐继尧为云南督军，唐遂继蔡成为云南的主人。然而唐继尧其人，素有政治野心，早年在日本读书时，便自诩为“东大陆主人”，并以此刻了一方水晶印章，每每用于书画之上——当然了，在当时，大家不过视其为一落魄愤青而已。可如今，这位当年的愤青因为机缘巧合，竟然主掌了南天一隅的军政大权后，他又将会干出些什么来呢？他将要干的，当然不会仅仅是办一所“东陆大学”而已！
护国之役中，唐继尧虽然勉强同意借兵给蔡锷、李烈钧讨袁，但其志却实不在讨袁，而是要借讨袁之名，把这两位在云南极有威望的老大哥推出省去，以免威胁到他的地位。
所以两军一旦离开云南后，唐继尧就在后勤支援，兵员补给上，变得异常的不痛快，因而使得蔡锷讨袁之师仅能局促于川南一隅之地——如果不是恰逢北洋内乱，而袁世凯又早死，则天下胜负之数，尚难定论。
护国战争结束后，滇军牢牢占据了川南，并进而问鼎全川。唐继尧见大事已定，便一改前态，转而将四川视为其外府，源源不断地派兵入川，其动机显而易见。以至于蔡锷也亲发“皓”电予以谴责，然而唐却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待蔡锷去后，唐继尧更是变本加厉，他利用滇军将领罗佩金为代理督军，掌握着四川军权、财权之机，以征服者自居，推行强滇弱川的“大云南”政策。
他一方面以滇军为敛财工具，大肆搜刮全川财富：设立护国银行，专门兑换滇币，截留了数百万盐款，毫无报销。另一方面，滇军又把持了成都兵工厂，肆意扩充军队实力——护国之役，入川滇军仅有十二营，到战役结束后，因为损失消耗，仅存十营。然而此后，唐继尧便络绎不绝地送来大批徒手的云南新兵，利用成都兵工厂在此半年内生产的武器，足足编成了两个整师。
而对于当时川军的五个师又一个混成旅的部队呢？唐继尧、罗佩金则极力加以裁减。
首先是在饷项上加以扼制。罗佩金非但不肯补发起义川军刘存厚部在护国战争中因为起义而导致的欠饷，甚至连伤亡官兵的抚恤金也一概置之不问。川军无奈，在与之多方交涉后，罗佩金才对抚恤金略为敷衍，欠饷却仍然不管。
此外，罗佩金还动用督军权力，强迫川军缩编。拟将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四、五两个师，各缩编为一个步兵旅，其他各师，除首先起义的刘存厚第二师外，均减编为每连九十人的步兵师，并废去其他特科。虽然滇军也缩编为一师一旅，但加上督军署所属之警卫团、兵工厂护卫营合计，实则滇军并未裁减，仍保留有两个整师。
在军饷上，滇、川两军之待遇差异则更为显著：滇军一个师年费一百二十万，川军一个师年费仅为八十万。
唐继尧、罗佩金这种极为明显的喧宾夺主的做法，终于激起了全体川军的激愤，于是便有了“川人治川”口号的提出。
这是四川地方实力派，自辛亥后又一次争取地方独立的斗争。
不甘受歧视的川军，于1917年3月，在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的倡导下，在成都集合各师代表会商对策。最后决议以刘存厚领衔，向黎元洪大总统及国务院、陆军部控诉督军罗佩金编遣不公。
罗佩金对川军将领此举自然不满，加之听闻北京方面将有变更四川督军之说，更加恼火，遂决定以武力先解决川军第二、四两师。
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领衔反罗，在挨整的黑名单中榜上有名自不奇怪。那么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又凭什么上榜呢？原来这陈泽霈，在护国军入川之役中，做过罗佩金的参谋长，算起来原属滇军系统，双方关系不错。但陈自任为第四师师长后，却与川军将领日益亲密，故而此时罗见连他都反对自己，尤其愤怒，便照顾他优先上榜了。
罗佩金敢于如此轻视川军，主要还是因为川军在护国之役中表现实在不佳。刘存厚起义后，在与北洋军的战斗中很不得力，蔡锷也曾抱怨说是：“刘部号称四千，临阵不见一人。”
因此，罗佩金就照着自己对川军的成见，着手进行解决他们的军事部署——同样也是士官出身的罗督军可没有看到，滇军入川时那种理直气壮，以天下为己任的蓬勃精神正在消亡，而全川军民的愤懑却正在积累……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何况这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打仗呢？唉，那个年头的大人物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老虎，而把对手当成病猫，可结果却总是让后人笑掉大牙。
袁世凯是这样，罗佩金是这样，以后还将有很多人，也会这样。没错，他们手里掌握着由新思想、新技术所创造和赋予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却从不曾弄清楚，人类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普遍的常识，那就是：暴力无论新旧强弱，它们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
罗佩金迭次电告北京段祺瑞政府，称刘存厚“外强中干，毫无胆略”，希望中央明令，让他解决川军。可作为北洋系领袖的段祺瑞，虽然不喜欢倒戈的川军，但更不会喜欢护国战争中的强悍对手滇军，更不愿意去替唐继尧、罗佩金当这个得罪人的冤大头。他遂一再隔靴搔痒，坐视乃至于暗地里怂恿刘存厚与罗佩金对抗，致使滇、川两军矛盾愈发激化。
虽未得到段政府明示，但自信满满的罗佩金还是下定决心，要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调动军队，出驻天回镇、新都、金堂、赵家渡等处，对刘存厚部暗取包围之势。又以一营兵力驰赴潼川，监视驻顺庆的川军第三师，并调驻富顺、泸州等地的滇军开驻成渝之间的资中、内江，一方面可以监视驻成都周边的刘存厚，另一方面也可提防驻川东的川军第一师周道刚、第五师熊克武等部可能的异动。
军事部署完成后，罗佩金便开始下手，先是准备用诱捕的手段逮捕刘、陈两人。刘存厚比较滑头，每次都托故不去，陈泽霈则因与罗是老熟人，贸然前往，一去即被扣留。罗佩金扣留了陈泽霈后，便于4月14日，宣布撤去陈的川军第四师师长职务，改以该师旅长卢师谛接任师长。次日晨，罗督军又以为卢师长就职行布达式为由，遍请在蓉第四师各级军官，齐集皇城内督军署。这些军官一进督署，也被悉数扣押，滇军趁机出兵包围其各部队，将其全部缴械。
刘存厚得知第四师被解决后，立刻加强警戒，川、滇两军步哨纷纷延伸接触，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一场大战又在眉睫。
当时成都城内外各方势力的军事部署情况如下：
刘存厚部川军
第二师师部设于北较场，驻有田颂尧的骑兵一团，及部分师直属部队；西较场驻有赖心辉的炮兵一团，团部设于旧将军署；另有范士杰一个营驻于老西门，负责把守城门；北门也在刘部掌握中。城外凤凰山兵营中，驻有刘部舒云衢的一个旅，辖邓锡侯、廖谦两团。
滇军
以第六师驻成都城内，师长顾品珍兼任成都卫戍司令；督署直属警卫团等两个多团，驻皇城内，担任督署防务；约一个多团，驻东校场；东门和武城门（即新东门）为滇军所控制。另，城外还驻有部分滇军。
黔军
除滇、川两军外，城内还驻有部分黔军，这是在护国战争时代由戴勘率领进入四川的。戴戡本人驻于旧督院，其所率的熊其勋旅，大部驻于南门附近，并掌握南门门禁。罗、戴本为蔡锷的左右手，渊源甚深，故罗在计划中拟以戴为强援。
自14日后，滇军以防止四师散兵流窜滋事为由，派出督署参谋长赵钟奇（士官八期）与刘存厚部参谋长林爽（士官六期）协议，划定两军防区，分设岗哨，彼此约定非事先征得同意，不得武装通过。但接下来的三天内，滇军却屡屡违约，数次以全武装部队强行通过刘存厚的防区，刘部虽偶有阻击，但事态均未扩大。
但到4月18日，滇军一部自灌县押运缴获的川军第四师枪械前往成都，在途中遭到刘存厚部的劫夺，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蓄势已久的川、滇冲突。当夜，双方发生大规模交火，罗、刘之战自此全面爆发。
双方事后均指责对方首先开火：滇军称是川军首先炮轰皇城内的督署，故自己才加以反击；川军则称，滇军在发动攻击前，即已经自皇城城头上发炮猛轰刘存厚师部驻地北较场、炮团驻地西较场等要地了。究竟谁先开火，如今看来真是个谜案了，不过此役以炮战肇始，大概还是不假的。
此役伊始，滇军便分兵三路大举进攻刘部驻地：一路由东校场出击，进攻北较场的刘存厚师部及驻文殊院的机关枪营；另一路则自皇城内的督署出击，越过东城根靠近将军衙门的一段已跨塌的城墙，进攻驻旧将军署的赖心辉炮兵团团部；还有一部，则由城外绕行攻入新西门，准拟一举解决掉西较场的炮兵团——川军炮兵是不是先开火不好说，但看这滇军的部署，还真就是冲着刘存厚的炮兵去的呢！
同时两军在东、西御街上也发生了激战。
照说罗佩金的计划还是很周密的，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少，可他就差那么一点，没有想到滇军此刻的战斗力竟有那么糟糕，而川军竟有那么顽强……
夹带私货很多啊，按照作者的逻辑，美国人是不是该把罗伯特.李，谢尔曼，格兰特，杰克逊等内战名将全部当作国贼，把所有的内战历史全部都删掉啊，因为这是自己人的内战，所以也不存在内战英雄。可见作者废话真不少。
主攻的三路滇军，因遭到了川军的顽强抵抗，原计划均未实现；而在东西御街上的战斗呢，滇军也是一触即溃，让川军乐滋滋地占领了督署所在地皇城外的要点三桥。
次日上午，省议会及各国领事团即出面调停，川、滇两军均同意停火，川军为表示诚意，也答应将三桥让出，由中立的黔军接防。
但当晚滇军毁约，又由皇城中冲出，向守卫三桥南街和陕西街的川军发起进攻，同时东校场的滇军也三次进攻占据北城的川军，但这些进攻和前晚一样，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各路滇军都被击退。
到四更时分，防守皇城督署的滇军王秉钧部，为扫清射界，并嫁祸于川军，竟然用洋油和燃烧弹，在皇城周围纵火焚烧民房，将后子门附近，东、西御河，东、西二巷，九思巷等处焚毁殆尽，皇城附近之东、西鹅市巷，东、西御街之间，三桥北等处也尽成焦土。当时葬身火海的平民为数甚多，连前去救火的消防队员也因遭到射击而颇有死伤。这场大火直至4月20日午间方才渐渐熄灭，被焚烧的民房多达千余间，平民死伤者达三千余人。
除了放火以外，把守武城门的滇军，还肆意屠杀俘虏和平民。自4月18日夜开始，滇军营长李正芳等部便不断将川军第四师被扣押的军官及部分滥捕来的平民，用刺刀捅死后抛尸城下，数日内抛弃的尸首竟累计多达八百余具。
在成都城里打响之后，川滇两方尚未参战的帮手们也没有闲着，诸色人等纷纷展开电报战，一时间到处唾沫横飞。
4月19日，罗佩金的云南后台老板唐继尧，发电痛骂刘存厚“叛变”：“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与解决。”
而刘存厚的川军同袍，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也在同日联名发表通电，抱怨罗佩金：“在任数月，酷嗜淫赌，勒提税款逾七百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这帮人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服从北洋政府的旧军人，比如说但懋辛、向传义、吕超等就是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部下，照理说是南方派。但他们虽然与罗佩金同党，罗却首先不顾同党之谊，要在裁军中将第四、五两个师缩编成两个旅，切肤之痛当然就胜过了党同伐异之急，故而他们也不得不小声嘀咕两句以示不满。而像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人，原本就是刘存厚的人马，刘湘则是刘成勋的大邑老乡。因北洋政府在暗地里支持刘存厚，故而这帮人也被视为北方派。
就在川滇两省军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两省的文人也干上了——虽说这帮秀才先生们扛不动大枪，但他们也不甘寂寞，成群结队地蹲在省议会、国会这些公共场合的会堂哪，或是电报局子哪之类的地方帮腔，你敢骂我“侵略邻封”，我就骂你“争权叛变”——反正遣词造句正是此辈秀才的长项，故而那几天大家玩得很是不亦乐乎。
滇军对川军屡攻不下，而成都士绅人民对之已极其愤恨，加之北洋政府多次表示不支持，罗佩金也自感在成都呆不下去了。遂于4月20日，经各国领事和成都士绅再度调停后，与川、黔两军达成协议，三军将成都城区分成三大区域，成“川”字形，由黔军驻防中间地区，以隔断川、滇两军，防再生事端，并协议两军同时退出成都城区。
4月27日，滇军由成都东门撤出，开往简阳；川军则由西门撤出，退往凤凰山。双方仅在城内东、北较场，各留驻了少量部队。
刘、罗之战，到此乃告一段落。
这是一场典型的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的战争。此役从战术上看，双方兵力损失都不大，只是打了个平手，但实质上，更吃亏的是滇军——非但其歼灭川军的预期战术目的没有达到，而且4月20日，北京政府还明令同时撤销罗佩金、刘存厚两人职务，改以省长戴戡兼代督军。
虽然同是撤职，但刘存厚就算丢了师长，还有个蔡锷给的军长衔呢，照样可以带自己的部队——他甚至还很客气地表示要服从命令，请罗前督军赶快让接替他当师长的滇军将领刘云峰，从火线那边过来赴任。瞧他这玩笑开的！
而罗佩金的四川督军就不同了，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兵权财权哪！
老罗对此自然是怨声载道。
说来罗督军吃到这个大亏，首先得埋怨他自己太大意。他的保密工作对刘存厚做得不怎么样，但对自己人却做得相当好——大战在即，滇军的高级军官中，竟然还有很多人毫不知情。
比如说奉调前往资中阻击川军的滇军主力，第二十七团金汉鼎部，对即将到来的川滇大摊牌就相当的茫然。
他率部在3月下旬从泸州出发，4月2日到富顺，因为友军二十八团第三营的部队包围了当地税局要钱，所以金团长只好耽搁了一天调解纠纷。
4日到了自流井，又因为旅长刘法坤要部队接受检阅，结果金团长又耽搁了十六天，直到到4月20日才从自流井上出发……而到这时候，成都的大仗都已经打完了。
等金团长四天后抵达简阳城南要地七星山的时候，本该由他以逸待劳地阻击的川军第三师部队，已经在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了。
瞧滇军这仗打的！
除了自己的人马调动得稀里糊涂外，罗督军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错误地估计了统帅黔军的四川省长戴戡的态度。
次日上午，省议会及各国领事团即出面调停，川、滇两军均同意停火，川军为表示诚意，也答应将三桥让出，由中立的黔军接防。
但当晚滇军毁约，又由皇城中冲出，向守卫三桥南街和陕西街的川军发起进攻，同时东校场的滇军也三次进攻占据北城的川军，但这些进攻和前晚一样，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各路滇军都被击退。
到四更时分，防守皇城督署的滇军王秉钧部，为扫清射界，并嫁祸于川军，竟然用洋油和燃烧弹，在皇城周围纵火焚烧民房，将后子门附近，东、西御河，东、西二巷，九思巷等处焚毁殆尽，皇城附近之东、西鹅市巷，东、西御街之间，三桥北等处也尽成焦土。当时葬身火海的平民为数甚多，连前去救火的消防队员也因遭到射击而颇有死伤。这场大火直至4月20日午间方才渐渐熄灭，被焚烧的民房多达千余间，平民死伤者达三千余人。
除了放火以外，把守武城门的滇军，还肆意屠杀俘虏和平民。自4月18日夜开始，滇军营长李正芳等部便不断将川军第四师被扣押的军官及部分滥捕来的平民，用刺刀捅死后抛尸城下，数日内抛弃的尸首竟累计多达八百余具。
在成都城里打响之后，川滇两方尚未参战的帮手们也没有闲着，诸色人等纷纷展开电报战，一时间到处唾沫横飞。
4月19日，罗佩金的云南后台老板唐继尧，发电痛骂刘存厚“叛变”：“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与解决。”
而刘存厚的川军同袍，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也在同日联名发表通电，抱怨罗佩金：“在任数月，酷嗜淫赌，勒提税款逾七百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这帮人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服从北洋政府的旧军人，比如说但懋辛、向传义、吕超等就是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部下，照理说是南方派。但他们虽然与罗佩金同党，罗却首先不顾同党之谊，要在裁军中将第四、五两个师缩编成两个旅，切肤之痛当然就胜过了党同伐异之急，故而他们也不得不小声嘀咕两句以示不满。而像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人，原本就是刘存厚的人马，刘湘则是刘成勋的大邑老乡。因北洋政府在暗地里支持刘存厚，故而这帮人也被视为北方派。
就在川滇两省军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两省的文人也干上了——虽说这帮秀才先生们扛不动大枪，但他们也不甘寂寞，成群结队地蹲在省议会、国会这些公共场合的会堂哪，或是电报局子哪之类的地方帮腔，你敢骂我“侵略邻封”，我就骂你“争权叛变”——反正遣词造句正是此辈秀才的长项，故而那几天大家玩得很是不亦乐乎。
滇军对川军屡攻不下，而成都士绅人民对之已极其愤恨，加之北洋政府多次表示不支持，罗佩金也自感在成都呆不下去了。遂于4月20日，经各国领事和成都士绅再度调停后，与川、黔两军达成协议，三军将成都城区分成三大区域，成“川”字形，由黔军驻防中间地区，以隔断川、滇两军，防再生事端，并协议两军同时退出成都城区。
4月27日，滇军由成都东门撤出，开往简阳；川军则由西门撤出，退往凤凰山。双方仅在城内东、北较场，各留驻了少量部队。
刘、罗之战，到此乃告一段落。
这是一场典型的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的战争。此役从战术上看，双方兵力损失都不大，只是打了个平手，但实质上，更吃亏的是滇军——非但其歼灭川军的预期战术目的没有达到，而且4月20日，北京政府还明令同时撤销罗佩金、刘存厚两人职务，改以省长戴戡兼代督军。
虽然同是撤职，但刘存厚就算丢了师长，还有个蔡锷给的军长衔呢，照样可以带自己的部队——他甚至还很客气地表示要服从命令，请罗前督军赶快让接替他当师长的滇军将领刘云峰，从火线那边过来赴任。瞧他这玩笑开的！
而罗佩金的四川督军就不同了，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兵权财权哪！
老罗对此自然是怨声载道。
说来罗督军吃到这个大亏，首先得埋怨他自己太大意。他的保密工作对刘存厚做得不怎么样，但对自己人却做得相当好——大战在即，滇军的高级军官中，竟然还有很多人毫不知情。
比如说奉调前往资中阻击川军的滇军主力，第二十七团金汉鼎部，对即将到来的川滇大摊牌就相当的茫然。
他率部在3月下旬从泸州出发，4月2日到富顺，因为友军二十八团第三营的部队包围了当地税局要钱，所以金团长只好耽搁了一天调解纠纷。
4日到了自流井，又因为旅长刘法坤要部队接受检阅，结果金团长又耽搁了十六天，直到到4月20日才从自流井上出发……而到这时候，成都的大仗都已经打完了。
等金团长四天后抵达简阳城南要地七星山的时候，本该由他以逸待劳地阻击的川军第三师部队，已经在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了。
瞧滇军这仗打的！
除了自己的人马调动得稀里糊涂外，罗督军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错误地估计了统帅黔军的四川省长戴戡的态度。
戴戡，秀才出身，后留日，在宏文学院读师范。与蔡锷同为梁启超的弟子，进步党人，系贵州制宪派的核心人物。正是因为梁、蔡、戴之间有这么一层密切的关系，故而自辛亥以后，贵州局面受云南影响颇多。
戴戡在护国之役中，先随蔡锷回到云南，后又进入贵州，积极鼓动当时的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独立，并亲率黔军一部入川助战，和罗佩金同为蔡锷的左右手。
在蔡锷离川后，戴戡更进而成为进步党在西南的领袖人物，并因其恩师梁启超的积极活动，得从唐继尧、罗佩金的手里分得一杯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
但云南方面的唐继尧既已视四川为自己的外府，自然对戴戡分走了民政权格外不满。再加之四川督军罗佩金又是国民党员，护国之役后国民党与进步党因也争功争位而矛盾日深，故双方虽系故人，却也免不了时有摩擦。所幸秀才出身的戴戡自知力量薄弱，总是委屈容让，故滇黔矛盾尚不十分激化。
在罗、刘之战中，罗佩金原指望戴戡加以援手，但受够了滇方压迫的戴秀才也大耍滑头——事先极力怂恿罗动手，但等到事态恶化后，他却又袖手作壁上观。
但戴秀才这手玩得极其拙劣，以至于省议会也极力谴责他“该省长不为曲突徙薪之计（错别字修订，汗颜中），而图收焦头烂额之功”，“阳为调和而阴实怂恿，对于罗督，则谓川军决无，对于川军，则谓罗非取消某军不可”。
因此罗、刘两人鹬蚌相争一番后，却眼见得让戴戡渔翁得利拣了大便宜，一时身兼了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职，尽掌军、民、财权，各自都颇悔失计，心怀不满。
偏偏这戴戡上任后，也倒行逆施，他不好好打算怎么平息眼前的满目疮痍，却全盘秉承了前任罗督军的衣钵，继续一门心思算计怎么整刘存厚——在他看来，要统治四川，首先就要将桀骜不驯的刘存厚大大削弱或干脆处理掉。
如此一来，此前的川、滇矛盾，就演变为了川、黔矛盾。而与此同时，一度冷淡的滇黔关系，又再度变得暧昧起来。
戴戡眼见罗佩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解决掉川军，估计自己也未必能独自吞下了刘存厚这头大牯牛。因此在罗佩金退出成都后，他又转向罗示好，在善后处理中处处偏袒滇军，打击川军。
罗佩金过去恨戴勘分权，这回又替戴火中取栗伤了自己，本是相当恼火的，但毕竟滇、黔渊源犹在，而敢于造反的川军仍然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也只好咬着牙答应配合戴戡。
在得到罗佩金同意支持的允诺后，戴戡的胆子也大起来，开始进一步欺负刘存厚。
在罗、刘之战后，川军已大部撤出成都城，仅留了两营兵力于城内，以保守西、北两门的入城通道。川军这部分兵力，本来对黔军也算不上是威胁，刘存厚鉴于己部方经大战，也不愿意再立刻招惹黔军。
但戴戡却误读了形势，自以为有滇方撑腰，遂在成都局势甫定之际，便悍然强令刘存厚将此两营兵力撤出城外，防地交由他的黔军接收。刘存厚则以其凤凰山驻军经常要进城采办给养，必须留两营人马保护入城通道为由，负气拒绝。双方为此争执达两月之久，戴戡既与罗佩金预有成约，便决定以武力先行解决这不听话的两营川军，再与滇军合力，以讨叛为名，全部消灭刘部。
就在戴戡积极筹划消灭刘存厚时，北京城里出了件大事。这年的5月里，以逆来顺受脾气极好而著名，被称黎菩萨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终于受够了刁钻跋扈总不拿他当领导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断然行使起总统权威来，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政治笑话“府院之争”爆发。
跋扈惯了的段总理，没想到素来一副好脾气的黎菩萨也会造反，一时倒也傻了眼，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搁下挑子跑回北洋大本营天津卫去闭门修身——说是修身养性，其实是暗地里里策划倒黎。在段的唆使下，素来以大清忠臣自诩的辫子军统帅张勋，便趁机以调停为名，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夺权，将黎菩萨轰下台去。7月1日凌晨，自以为掌握了大权的张大辫子，便穿上前清官服，带着康有为等一帮遗老遗少，恭请宣统皇帝溥仪出来复辟了。
宣统皇帝挂出龙旗复辟后，伪诏四出，大开空头支票，赏天下诸侯官爵以收买人心——还真就有几个不怕死的“忠臣”领了这空头的赏额呢——在四川地头上，皇帝也宣布赏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奈何这刘存厚是个识时务的，非但不肯接受这空头的巡抚，还打算通电全国反对复辟。可是刘师长派出去打电报的办事员们，跑到电报局一看却全都傻了眼，因为大部分电报局都被戴兼督派去的兵监控起来了，还特别申明，严禁拍发刘师长的电报——最后刘存厚只向北线打出了唯一一通电报，并得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复电。
你说这戴兼督他咋就和电报局子过不去了呢？
说来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在刘存厚得知他被莫名其妙地任命为“四川巡抚”的时候，戴戡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他灵机一动，迅即派兵控制了各个电报局，不让刘存厚打出辩诬的通电，打算就此做一篇好文章。那年头通讯事业不发达，要迅速表明态度，就只能通过打电报这种洋玩意儿——所以戴兼督控制电报局子，就是不想让刘师长有表明态度的机会。
在封锁电报局子的同时，他又立刻通知各色人等，订于7月4日召开军事会议，并要刘存厚也一并出席，准备在会议上对刘发起突然的舆论攻击，以便先声夺人。刘存厚心知不妙，一如既往装病，称自己身患疟疾动身不得，仅派其军法处长吴荣代表出席。会议一开始，戴戡便严厉谴责刘存厚不该接受宣统所任的伪职，要他通电取消。虽然戴兼督在台上声色并厉，但与会的各色人等却不甚买账，纷纷在场下嘀嘀咕咕，说人家这还没接受呢，又怎么谈得上取消？戴兼督甚觉无聊，顿时语塞。
尽管道义上的大文章做不通，但戴兼督也和罗督军一样，很乐观地相信自己手里的枪杆子比较有发言权。7月5日晚间，戴戡便动员黔军主力七个营，强行接收西、北两门的防务，同时向驻北较场的刘部留守部队发动进攻。
刘部川军见黔军势大，遂急忙收缩兵力。刘存厚不傻，他对川、黔两军的摊牌也有所警惕，早就指示部队在必要时可以放弃北门，但必须集中兵力确保西门，以便援军入城。因此这会儿川军便遵照这一指示，主动放弃了成都北门，在团长田颂尧的指挥下集中于西门附近死守待援。川军以两营兵力对抗黔军七个营，颇感吃力，其中一个连苦撑到援军到来时，仅只剩十七名官兵了。
进攻川军的黔军，纪律比滇军更糟糕，当夜就有部分乱兵借机四出放火，烧毁民房，并趁火打劫，成都西、北两城区的居民，又遭到一次浩劫。
戴戡虽然又一次挑起了争端，但其所辖的黔军，兵力并不强，仅有一个旅而已。他之所以敢于和强大得多的刘存厚动武，全是依赖有滇军作后盾。可是滇军统帅罗佩金三个月前才给戴戡隔岸观火地玩了一把，这时候还很有点恨意未消，虽然勉强同意援戴，但他也想如法炮制一回，让戴戡把自己的实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出兵。
按说罗佩金这个打算是没错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好火候——因为援救自己人的刘存厚动作可比他快多了。
刘存厚在得知成都城里打响后，迅即派兵支援，次日便有部分援军入城。川军援军入城后，双方实力对比立刻发生决定性变化，处于劣势的黔军不得不后退。7月7日，川军击溃驻守东校场的黔军，8日又击溃占据西较场的黔军，黔军遂收缩兵力，退入皇城内的督署固守，等待滇军来援。
川军随即包围皇城，发动了一轮轮猛攻。
却说三个月前罗佩金退出成都后，原打算回云南待罪听候查办，但为唐继尧阻止，让他继续留在四川以观时变，罗佩金遂留在川南的叙府。
果然不久之后，川黔两军便又开争端。但罗佩金却错误地以为黔军大可支撑一段，想坐待鹬蚌两疲，以收渔人之利，故而迟迟按兵不动。直等到7月13日，他才借口调解，带部分兵力西上。而驻川滇军的总动员令，直到7月16日才发布，这时候驻川南叙府、自流井的部队，才慢腾腾地分道向荣县、威远、犍为、嘉定（今四川乐山）方向移动。
就在驻川滇军部队出动的同时，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也以讨伐谋“叛”的刘存厚为名，派出了各自的援川部队。唐继尧于16日发出“铣”电，威逼刘存厚率部移师北去，让出四川，否则自己将亲率三军，吊民伐罪。当然了，唐督军还说了，如果刘愿意投降，他也可以不咎既往——唐继尧这哪里还是什么“吊民伐罪”的檄文，完完全全是一篇赤裸裸的吞并宣言了。而戴戡的直接后台老板刘显世，原也是在唐继尧的扶植下掌握贵州大权的，同样也指望着能在四川分一杯羹，因而与云南保持高度一致，派黔军主力入川援戴。
此际陆续入川的滇军人数已较护国战争时期扩大了十倍有余，除罗佩金原掌握的部队外，还有后续入川的李友勋、邓泰中、马骢三个旅，黄毓成的第四军、叶荃的第八军三个旅另一个大队，计约三万人。不过滇军虽然总兵力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战线太长，部队分散——这边驻川部队已经和川军大打出手了，可云南的后续部队才刚刚出发。结果滇军兵力虽众，在局部战场上却每每处于劣势，给川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罗佩金急于援戴，因此不待云南后续部队到齐，便分三路出兵：以韩凤楼为第一路司令，率朱德部出叙府，拟经犍为至乐山与第二路会合后，经由眉山攻成都；以刘云峰为第二路司令，率金汉鼎部，出自流井、荣县一路，在与第一路协力驱逐乐山守军后，合攻成都；赵钟奇为第三路司令，率田钟谷旅，出资中，自仁寿方向攻成都。
罗佩金这是个避实击虚的打算，他准备绕开成都外围龙泉驿一带的险隘，不与打援的川军作过多纠缠，而待迂回成都部队救出戴戡后，再与川军决战。
但罗佩金这个作战计划很有点纸上谈兵加蛮干的味道——说来这也是士官生的通病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军“王牌战将”汤恩伯汤司令，也有这个毛病。他在士官学校作沙盘推理时，也曾把傻大粗笨的重炮放到光秃秃的大山峰顶上去轰人家。结果搞得日本教官哭笑不得，只好请教老汤，你究竟准备怎么把重炮抬上去？
这回罗佩金犯的错误和老汤如出一辙。虽然看起来不错，但他却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自然条件是不是许可。他选定的迂回线路虽然可以绕开敌人主力的堵截，但沿途所将要经过的岷江流域河流纵横，加之适逢洪水季节，滇军遭遇的麻烦实际上比川军能够制造的更多。
这个不够周密的作战计划，很快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二路军在荣县附近的三江镇遭到川军陈洪范部的阻击，又适逢雅河、铜河、岷江等河川山洪暴发，双方都被困在山头上无法活动；第一路军也受阻于犍为。等到洪水退后，两路大军才合力击退川军，攻入乐山。滇军紧追川军至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川军婴城固守，因城墙高大坚固，远征而来的滇军又缺乏重炮，难以攻克，一时双方陷入僵持。
而拟自仁寿攻成都的第三路军，也因旅长田钟谷和团长卫秉钧发生冲突，自乱阵脚，遂退出仁寿。
就在各路滇黔军队磨磨蹭蹭地向成都进发时，皇城督署里困守的戴戡已经撑不住了。
刘部对滇军即将发起的援戴行动深为忌惮，尤恐陷入内外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界，因而在包围皇城后，对黔军的攻击格外猛烈，想要尽快解决战斗。
时任攻城总指挥的刘部参谋长汪可权，指挥部队挖掘坑道直通城根，并将一具棺材装满炸药运入坑道中，实施爆破，同组织敢死队，准备冲入。
川军的爆破相当成功，轰垮了部分皇城城墙，但黔军也意识到这个缺口的危险，组织兵力拼死抵抗，川军敢死队受阻。
可刘存厚的运气就是那么好，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敢死队受阻的时候，刘军的炮兵却立了大功。在云南讲武堂炮兵科出身的赖心辉指挥下，刘军炮兵一炮命中了黔军弹药库，将黔军的库存弹药尽数引爆，爆炸时间长达一天一夜之久。
说来这黔军也不是没有炮兵，就是命中率不大高，更没有像川军炮兵这样立下决定性的功劳。嘲笑黔军糟糕的炮术，成了那几天成都市民难得的乐子。曾有人苦中作乐，作《竹枝词》一首道：“放火烧城太害民,偏偏难拔蜀军营。一炮打在草堂寺,半是惊人半笑人。”
黔军经此打击后，处境已极其不利：一方面粮弹两缺，无力再继续支撑下去；另一方面，同盟的滇军又迟迟不肯践约。
戴戡又慌又气之下，只得通过原来在刘存厚手下当过旅长的警察厅长雷飚，出面居间调停，表示只要川军肯停火，自己愿意交出督军、省长、会办等三颗印信，并率黔军退出成都。
川军为迅速瓦解皇城内黔军的抵抗，以免遭到来援滇军的两面夹击，遂诡称同意。
7月17日，戴戡交出大印，统率全部黔军退出皇城，经三桥、红照壁、南大街退出成都南门，戴、刘之战告一段落，共计历时十三昼夜——嗯，比宣统的复辟还多了一天。
戴戡虽然交代职务退出了成都，但以“讨刘援戴”为借口入川的滇黔军队，却并没有因此而止住前进的步伐。此刻唐继尧讨伐刘存厚的借口已完全破灭，而其以吞并四川为目的利己企图却已昭然若揭。
四川各界纷纷在文电上谴责唐、刘、罗、戴等人图川、祸川之罪恶，称：
“此次之乱，胜前（罗、刘之战）十倍，共烧大街七十余处，屠杀人民，劫掠金银，则不可数计……《左传》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始知罗戴皆盗贼也。《尚书》曰：‘虐我则仇。’始知罗戴皆寇仇也。平民杀一人，罪死，焚一屋，罪死；今以督军省长杀数万人，焚数十万家，其罪又当如何？平民盗一钱，有罪，掠一物，有罪；今以督军省长而抢钱数千万，掠物数万万，其罪又当如何？”
当天府之国的书生秀才们在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义愤填膺势不两立地谴责滇、黔军队的暴行时，他们忘记了在那个古老的混乱时代里，还曾有位离尘的智者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在一个充满暴力征服欲望的时代里，哪里还有若辈心中的“道义”二字可言呢？罪恶的根源，固不在于一两个人的贪欲与野心，而是在于整个时代的迷惘混乱。
大一统时代的传统共识，因被视作新时代的桎梏而遭到推翻，可是那帮推翻旧时代的热血青年们为新时代所定下的规则呢，却又总是没人愿意遵守——它本来就是那些游学异国的书呆子们生搬硬套来的嘛，所以虽然貌似完美，实际上却繁琐复杂又缺乏继承性，是个画虎类犬的失败之作。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国人来说，它也真是个既难以掌握，也难以接受的尴尬玩意儿。
于是，一种简单而又原始的替代办法，群雄逐鹿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起而代之，野蛮时代的兽性撕咬逐渐替代了文明时代的美好的初衷。这就注定了那些刚从崩溃的帝国时代里走出来的人们，还需要在乱世的淋漓鲜血中作更加漫长而痛苦的思索与寻觅。
戴戡在护国之役中，先随蔡锷回到云南，后又进入贵州，积极鼓动当时的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独立，并亲率黔军一部入川助战，和罗佩金同为蔡锷的左右手。
在蔡锷离川后，戴戡更进而成为进步党在西南的领袖人物，并因其恩师梁启超的积极活动，得从唐继尧、罗佩金的手里分得一杯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
但云南方面的唐继尧既已视四川为自己的外府，自然对戴戡分走了民政权格外不满。再加之四川督军罗佩金又是国民党员，护国之役后国民党与进步党因也争功争位而矛盾日深，故双方虽系故人，却也免不了时有摩擦。所幸秀才出身的戴戡自知力量薄弱，总是委屈容让，故滇黔矛盾尚不十分激化。
在罗、刘之战中，罗佩金原指望戴戡加以援手，但受够了滇方压迫的戴秀才也大耍滑头——事先极力怂恿罗动手，但等到事态恶化后，他却又袖手作壁上观。
但戴秀才这手玩得极其拙劣，以至于省议会也极力谴责他“该省长不为曲突徙薪之计（错别字修订，汗颜中），而图收焦头烂额之功”，“阳为调和而阴实怂恿，对于罗督，则谓川军决无，对于川军，则谓罗非取消某军不可”。
因此罗、刘两人鹬蚌相争一番后，却眼见得让戴戡渔翁得利拣了大便宜，一时身兼了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职，尽掌军、民、财权，各自都颇悔失计，心怀不满。
偏偏这戴戡上任后，也倒行逆施，他不好好打算怎么平息眼前的满目疮痍，却全盘秉承了前任罗督军的衣钵，继续一门心思算计怎么整刘存厚——在他看来，要统治四川，首先就要将桀骜不驯的刘存厚大大削弱或干脆处理掉。
如此一来，此前的川、滇矛盾，就演变为了川、黔矛盾。而与此同时，一度冷淡的滇黔关系，又再度变得暧昧起来。
戴戡眼见罗佩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解决掉川军，估计自己也未必能独自吞下了刘存厚这头大牯牛。因此在罗佩金退出成都后，他又转向罗示好，在善后处理中处处偏袒滇军，打击川军。
罗佩金过去恨戴勘分权，这回又替戴火中取栗伤了自己，本是相当恼火的，但毕竟滇、黔渊源犹在，而敢于造反的川军仍然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也只好咬着牙答应配合戴戡。
在得到罗佩金同意支持的允诺后，戴戡的胆子也大起来，开始进一步欺负刘存厚。
在罗、刘之战后，川军已大部撤出成都城，仅留了两营兵力于城内，以保守西、北两门的入城通道。川军这部分兵力，本来对黔军也算不上是威胁，刘存厚鉴于己部方经大战，也不愿意再立刻招惹黔军。
但戴戡却误读了形势，自以为有滇方撑腰，遂在成都局势甫定之际，便悍然强令刘存厚将此两营兵力撤出城外，防地交由他的黔军接收。刘存厚则以其凤凰山驻军经常要进城采办给养，必须留两营人马保护入城通道为由，负气拒绝。双方为此争执达两月之久，戴戡既与罗佩金预有成约，便决定以武力先行解决这不听话的两营川军，再与滇军合力，以讨叛为名，全部消灭刘部。
就在戴戡积极筹划消灭刘存厚时，北京城里出了件大事。这年的5月里，以逆来顺受脾气极好而著名，被称黎菩萨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终于受够了刁钻跋扈总不拿他当领导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断然行使起总统权威来，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政治笑话“府院之争”爆发。
跋扈惯了的段总理，没想到素来一副好脾气的黎菩萨也会造反，一时倒也傻了眼，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搁下挑子跑回北洋大本营天津卫去闭门修身——说是修身养性，其实是暗地里里策划倒黎。在段的唆使下，素来以大清忠臣自诩的辫子军统帅张勋，便趁机以调停为名，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夺权，将黎菩萨轰下台去。7月1日凌晨，自以为掌握了大权的张大辫子，便穿上前清官服，带着康有为等一帮遗老遗少，恭请宣统皇帝溥仪出来复辟了。
宣统皇帝挂出龙旗复辟后，伪诏四出，大开空头支票，赏天下诸侯官爵以收买人心——还真就有几个不怕死的“忠臣”领了这空头的赏额呢——在四川地头上，皇帝也宣布赏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奈何这刘存厚是个识时务的，非但不肯接受这空头的巡抚，还打算通电全国反对复辟。可是刘师长派出去打电报的办事员们，跑到电报局一看却全都傻了眼，因为大部分电报局都被戴兼督派去的兵监控起来了，还特别申明，严禁拍发刘师长的电报——最后刘存厚只向北线打出了唯一一通电报，并得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复电。
你说这戴兼督他咋就和电报局子过不去了呢？
说来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在刘存厚得知他被莫名其妙地任命为“四川巡抚”的时候，戴戡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他灵机一动，迅即派兵控制了各个电报局，不让刘存厚打出辩诬的通电，打算就此做一篇好文章。那年头通讯事业不发达，要迅速表明态度，就只能通过打电报这种洋玩意儿——所以戴兼督控制电报局子，就是不想让刘师长有表明态度的机会。
在封锁电报局子的同时，他又立刻通知各色人等，订于7月4日召开军事会议，并要刘存厚也一并出席，准备在会议上对刘发起突然的舆论攻击，以便先声夺人。刘存厚心知不妙，一如既往装病，称自己身患疟疾动身不得，仅派其军法处长吴荣代表出席。会议一开始，戴戡便严厉谴责刘存厚不该接受宣统所任的伪职，要他通电取消。虽然戴兼督在台上声色并厉，但与会的各色人等却不甚买账，纷纷在场下嘀嘀咕咕，说人家这还没接受呢，又怎么谈得上取消？戴兼督甚觉无聊，顿时语塞。
尽管道义上的大文章做不通，但戴兼督也和罗督军一样，很乐观地相信自己手里的枪杆子比较有发言权。7月5日晚间，戴戡便动员黔军主力七个营，强行接收西、北两门的防务，同时向驻北较场的刘部留守部队发动进攻。
刘部川军见黔军势大，遂急忙收缩兵力。刘存厚不傻，他对川、黔两军的摊牌也有所警惕，早就指示部队在必要时可以放弃北门，但必须集中兵力确保西门，以便援军入城。因此这会儿川军便遵照这一指示，主动放弃了成都北门，在团长田颂尧的指挥下集中于西门附近死守待援。川军以两营兵力对抗黔军七个营，颇感吃力，其中一个连苦撑到援军到来时，仅只剩十七名官兵了。
进攻川军的黔军，纪律比滇军更糟糕，当夜就有部分乱兵借机四出放火，烧毁民房，并趁火打劫，成都西、北两城区的居民，又遭到一次浩劫。
戴戡虽然又一次挑起了争端，但其所辖的黔军，兵力并不强，仅有一个旅而已。他之所以敢于和强大得多的刘存厚动武，全是依赖有滇军作后盾。可是滇军统帅罗佩金三个月前才给戴戡隔岸观火地玩了一把，这时候还很有点恨意未消，虽然勉强同意援戴，但他也想如法炮制一回，让戴戡把自己的实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出兵。
按说罗佩金这个打算是没错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好火候——因为援救自己人的刘存厚动作可比他快多了。
刘存厚在得知成都城里打响后，迅即派兵支援，次日便有部分援军入城。川军援军入城后，双方实力对比立刻发生决定性变化，处于劣势的黔军不得不后退。7月7日，川军击溃驻守东校场的黔军，8日又击溃占据西较场的黔军，黔军遂收缩兵力，退入皇城内的督署固守，等待滇军来援。
川军随即包围皇城，发动了一轮轮猛攻。
却说三个月前罗佩金退出成都后，原打算回云南待罪听候查办，但为唐继尧阻止，让他继续留在四川以观时变，罗佩金遂留在川南的叙府。
果然不久之后，川黔两军便又开争端。但罗佩金却错误地以为黔军大可支撑一段，想坐待鹬蚌两疲，以收渔人之利，故而迟迟按兵不动。直等到7月13日，他才借口调解，带部分兵力西上。而驻川滇军的总动员令，直到7月16日才发布，这时候驻川南叙府、自流井的部队，才慢腾腾地分道向荣县、威远、犍为、嘉定（今四川乐山）方向移动。
就在驻川滇军部队出动的同时，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也以讨伐谋“叛”的刘存厚为名，派出了各自的援川部队。唐继尧于16日发出“铣”电，威逼刘存厚率部移师北去，让出四川，否则自己将亲率三军，吊民伐罪。当然了，唐督军还说了，如果刘愿意投降，他也可以不咎既往——唐继尧这哪里还是什么“吊民伐罪”的檄文，完完全全是一篇赤裸裸的吞并宣言了。而戴戡的直接后台老板刘显世，原也是在唐继尧的扶植下掌握贵州大权的，同样也指望着能在四川分一杯羹，因而与云南保持高度一致，派黔军主力入川援戴。
此际陆续入川的滇军人数已较护国战争时期扩大了十倍有余，除罗佩金原掌握的部队外，还有后续入川的李友勋、邓泰中、马骢三个旅，黄毓成的第四军、叶荃的第八军三个旅另一个大队，计约三万人。不过滇军虽然总兵力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战线太长，部队分散——这边驻川部队已经和川军大打出手了，可云南的后续部队才刚刚出发。结果滇军兵力虽众，在局部战场上却每每处于劣势，给川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罗佩金急于援戴，因此不待云南后续部队到齐，便分三路出兵：以韩凤楼为第一路司令，率朱德部出叙府，拟经犍为至乐山与第二路会合后，经由眉山攻成都；以刘云峰为第二路司令，率金汉鼎部，出自流井、荣县一路，在与第一路协力驱逐乐山守军后，合攻成都；赵钟奇为第三路司令，率田钟谷旅，出资中，自仁寿方向攻成都。
罗佩金这是个避实击虚的打算，他准备绕开成都外围龙泉驿一带的险隘，不与打援的川军作过多纠缠，而待迂回成都部队救出戴戡后，再与川军决战。
但罗佩金这个作战计划很有点纸上谈兵加蛮干的味道——说来这也是士官生的通病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军“王牌战将”汤恩伯汤司令，也有这个毛病。他在士官学校作沙盘推理时，也曾把傻大粗笨的重炮放到光秃秃的大山峰顶上去轰人家。结果搞得日本教官哭笑不得，只好请教老汤，你究竟准备怎么把重炮抬上去？
这回罗佩金犯的错误和老汤如出一辙。虽然看起来不错，但他却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自然条件是不是许可。他选定的迂回线路虽然可以绕开敌人主力的堵截，但沿途所将要经过的岷江流域河流纵横，加之适逢洪水季节，滇军遭遇的麻烦实际上比川军能够制造的更多。
这个不够周密的作战计划，很快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二路军在荣县附近的三江镇遭到川军陈洪范部的阻击，又适逢雅河、铜河、岷江等河川山洪暴发，双方都被困在山头上无法活动；第一路军也受阻于犍为。等到洪水退后，两路大军才合力击退川军，攻入乐山。滇军紧追川军至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川军婴城固守，因城墙高大坚固，远征而来的滇军又缺乏重炮，难以攻克，一时双方陷入僵持。
而拟自仁寿攻成都的第三路军，也因旅长田钟谷和团长卫秉钧发生冲突，自乱阵脚，遂退出仁寿。
就在各路滇黔军队磨磨蹭蹭地向成都进发时，皇城督署里困守的戴戡已经撑不住了。
刘部对滇军即将发起的援戴行动深为忌惮，尤恐陷入内外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界，因而在包围皇城后，对黔军的攻击格外猛烈，想要尽快解决战斗。
时任攻城总指挥的刘部参谋长汪可权，指挥部队挖掘坑道直通城根，并将一具棺材装满炸药运入坑道中，实施爆破，同组织敢死队，准备冲入。
川军的爆破相当成功，轰垮了部分皇城城墙，但黔军也意识到这个缺口的危险，组织兵力拼死抵抗，川军敢死队受阻。
可刘存厚的运气就是那么好，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敢死队受阻的时候，刘军的炮兵却立了大功。在云南讲武堂炮兵科出身的赖心辉指挥下，刘军炮兵一炮命中了黔军弹药库，将黔军的库存弹药尽数引爆，爆炸时间长达一天一夜之久。
说来这黔军也不是没有炮兵，就是命中率不大高，更没有像川军炮兵这样立下决定性的功劳。嘲笑黔军糟糕的炮术，成了那几天成都市民难得的乐子。曾有人苦中作乐，作《竹枝词》一首道：“放火烧城太害民,偏偏难拔蜀军营。一炮打在草堂寺,半是惊人半笑人。”
黔军经此打击后，处境已极其不利：一方面粮弹两缺，无力再继续支撑下去；另一方面，同盟的滇军又迟迟不肯践约。
戴戡又慌又气之下，只得通过原来在刘存厚手下当过旅长的警察厅长雷飚，出面居间调停，表示只要川军肯停火，自己愿意交出督军、省长、会办等三颗印信，并率黔军退出成都。
川军为迅速瓦解皇城内黔军的抵抗，以免遭到来援滇军的两面夹击，遂诡称同意。
7月17日，戴戡交出大印，统率全部黔军退出皇城，经三桥、红照壁、南大街退出成都南门，戴、刘之战告一段落，共计历时十三昼夜——嗯，比宣统的复辟还多了一天。
戴戡虽然交代职务退出了成都，但以“讨刘援戴”为借口入川的滇黔军队，却并没有因此而止住前进的步伐。此刻唐继尧讨伐刘存厚的借口已完全破灭，而其以吞并四川为目的利己企图却已昭然若揭。
四川各界纷纷在文电上谴责唐、刘、罗、戴等人图川、祸川之罪恶，称：
“此次之乱，胜前（罗、刘之战）十倍，共烧大街七十余处，屠杀人民，劫掠金银，则不可数计……《左传》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始知罗戴皆盗贼也。《尚书》曰：‘虐我则仇。’始知罗戴皆寇仇也。平民杀一人，罪死，焚一屋，罪死；今以督军省长杀数万人，焚数十万家，其罪又当如何？平民盗一钱，有罪，掠一物，有罪；今以督军省长而抢钱数千万，掠物数万万，其罪又当如何？”
当天府之国的书生秀才们在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义愤填膺势不两立地谴责滇、黔军队的暴行时，他们忘记了在那个古老的混乱时代里，还曾有位离尘的智者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在一个充满暴力征服欲望的时代里，哪里还有若辈心中的“道义”二字可言呢？罪恶的根源，固不在于一两个人的贪欲与野心，而是在于整个时代的迷惘混乱。
大一统时代的传统共识，因被视作新时代的桎梏而遭到推翻，可是那帮推翻旧时代的热血青年们为新时代所定下的规则呢，却又总是没人愿意遵守——它本来就是那些游学异国的书呆子们生搬硬套来的嘛，所以虽然貌似完美，实际上却繁琐复杂又缺乏继承性，是个画虎类犬的失败之作。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国人来说，它也真是个既难以掌握，也难以接受的尴尬玩意儿。
于是，一种简单而又原始的替代办法，群雄逐鹿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起而代之，野蛮时代的兽性撕咬逐渐替代了文明时代的美好的初衷。这就注定了那些刚从崩溃的帝国时代里走出来的人们，还需要在乱世的淋漓鲜血中作更加漫长而痛苦的思索与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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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为代表的一派，是墙头派，也可称之为观望派，更是最彻头彻尾的割据派——在他们眼中，没有政见，只有利害。
无论是南方革命政府还是北方北洋政府发布的命令，只要不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割据利益，他们都可以接受，但具体执行起来，则总要依照着现时南北实力对比来打个折扣，因为他们喜欢犹豫观望，一概要等到事态明了才肯下决心，所以总是跟不上趟，只好吃点残羹冷炙，但也不至于轻易玩完。
北洋系强大的时候，他们服从于老袁打护国军；老袁死掉后，他们摇身一变，也变成了护国军。罗佩金执行强滇弱川政策时，他们也在口头上反对，可是也不肯和滇军公然闹翻，一直没有公开给刘存厚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段祺瑞要派吴光新来抢地盘，他们也反对，但口气虽然很重，动起手来却又总是处处留余地，态度始终暧昧不清。
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为代表的一派，则是北方派。因为在与滇罗、黔戴的对抗中得到过段祺瑞的暗助，所以在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这一派在感情上比较乐于服从北方的北洋政府。
说起来刘存厚这个北方派也是给逼出来的，想当初护国之役中，他可是川军中第一个起义响应的师长啊！可蔡锷走后，唐继尧、罗佩金、戴戡这帮人，一再整他，结果硬生生地把这个原本站在南方阵营里的护国英雄逼到了北洋系一边。
从此他就对南方失去了信心，成了彻头彻尾的北方派——等到全川都换成青天白日旗了，他还在挂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所以吴光新入川，他虽然不喜欢，但碍于眼前的情面，也不会公然反对。
第三种人，就是以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抵制北洋政府——但他们也免不了要在自身利益和政治理想这两者之间徘徊矛盾。
当国民党出身的罗佩金要将他们的部队从师缩编成旅时，他们也和其他吃了亏的川军同袍一样不高兴。
在罗、刘大战时，熊克武自己不肯出面，却授意手下将领通电支持受到北洋政府偏袒的刘存厚，反对同党的罗佩金，就是这样的例子。
但一旦罗佩金、戴戡都滚蛋了，事关最切身利益的矛盾消除了，他们便又立刻跳回了南方阵营，与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在对北方问题上继续保持一致。
此时正值南北再度交恶，护法战争在湖南打得热火朝天，因此在吴光新事件上，熊克武等人是坚决反对北洋军入川的。故而熊部便率先在吴光新入川要道的夔门、万县一带沿江布置炮兵阵地，准备以武力阻截。
照说这北京城里的老段螳螂捕蝉，想趁川、滇、黔三军打得疲惫不堪，地方糜烂之际，以中央的名义出来收拾残局，时机火候把握得都是相当到位的，可是他派来抢地盘的人，却有点让他跌眼镜了。
此时受命率领北洋军再度入川的，是段祺瑞的舅爷，时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的吴光新。这位吴司令是段总理的安徽合肥同乡，同时还是蔡锷、蒋百里的同期同学，响当当的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出身，而且在1910年还加了一个进陆军大学深造的资历。
可资历与能力从来都没有必然联系，这位靠裙带关系混出来的吴司令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的资历虽然可观，但其个人作风和能力却实在不怎么像话，名声很是不好：性格极其蛮横，脾气大，嘴里还不干净。
他的名头糟糕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例来说吧，段祺瑞身边的人，每回背地里数落总理的大公子段宏业的诸多不是时，往往都要搭上这么句话：“跟他舅舅似的！”
段宏业脾气甚差，能力甚劣，还是个著名的花花公子，可他至少下得一手好围棋，对付象他老爸那样的臭棋篓子如摧枯拉朽自不必说，甚至在吴清源这样的弈坛奇才面前也可以正儿八经地走上几手，赢得对方相当的尊重——可他这位吴光新舅舅，就连这样一丁半点的闪光点都找不到。
吴司令性情粗暴，驭下无方，经常对自己的嫡系旅团长发脾气，甚至于公然辱骂，所以部下都不喜欢他。
这时候，他正驻军湖北的荆州，所部占据着鄂西的广大地盘。段祺瑞将吴光新放在川鄂之间，原是想利用他来扼制占据武汉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老王在袁世凯时代就是个著名的刺儿头，能把段总理的本家段芝贵撵到东北去，现在自然就更不肯听段总理的招呼了，而且他还与段总理的死对头北洋直系相当亲近，所以段总理不得不处处防着他。
但是现在四川大乱，机不可失，段总理遂也顾不得王占元了，立调吴司令率所部主力逆长江西上入川，段总理并预定以吴司令继任四川督军。
吴司令立刻捧着姐夫的将令，带领北洋军第八师王汝勤部、第二十师范国璋部、第二混成旅刘海门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等部队入川——本来退出四川后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也是要配属给吴司令的，奈何吴司令的臭名头实在太响，冯旅长竟然抗命不尊，自顾自地把部队带回北京去了。
当时北洋军的编制系自前清时代继承而来。前清时代一个镇（师），辖两个步兵协（旅），另有镇直属的工、辎、马、炮等特种部队，其下辖的步兵协每协只有两个步兵标（团），每标三营，共计六营；而混成协（旅）则通常由陆军部直辖，除拥有与步兵协（旅）相同的步兵部队外，还直接配属有工、辎、马、炮等部队。
例如说护国战争期间，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就足足辖有十营兵力，而后来大名鼎鼎的吴佩孚，当时才混到曹锟第三师辖下的一个步兵旅长，所部仅有六营——所以老冯那时候叫一个春风得意啊！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风水就有些变化了：老冯因为不肯听领导招呼，还屡次倒戈，所以几乎把这个混成旅长的冷板凳坐穿。不过看看他老人家那几年做的事儿，你倒会觉得他还能够把这旅长的位子坐得如此稳当也算是个奇迹了——而同时吴佩孚的地位却因为直系的得势而噌噌地往上窜。
不过这穷酸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有一点不好，就是特别喜欢踩人，还尤其就喜欢踩资历比他老得多的老冯……这也是老冯后来一直看不惯老吴，以至最后要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暗算他的潜因之一。
话说当时，这位舅爷出身的吴司令，就这样带着这支比三个整师的实力还强一些的精锐部队，兴冲冲地奔四川去了。
可是才一出荆州城，就收到了扫兴的消息：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刚对他提出严正警告，声称川军各部官兵一致拒绝客军入川，如吴司令还要继续前进，则川军只好兵戎相见了。
色厉内荏的吴司令登时傻眼了，他很清楚这决不是空头威胁，事实上熊克武部黑洞洞的炮口正在万县等着他呢！他犹豫起来，在宜昌一呆就是一个月——在那一个月中，没少给北京城里的段姐夫打电报诉苦骂娘。
吴司令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打退堂鼓，事实上，他想当督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那几年里他对左右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兵，有兵斯有权，有权斯有威。”很想搞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可尽管有段姐夫到处替他打算盘，他自己却实在不出息，上一年段祺瑞以中央政府名义假公济私，任命他为河南督军，结果前河南督军赵倜非但不肯交卸职务，还调兵遣将打算对抗。
这位吴司令也实在草包得很，他空自手握数万大兵，却一筹莫展，愣是拿着赵倜没辙，最后只好悻悻地把已经到嘴的豫督又吐了出来——这回同样的事情又来了，只不过是换成了川督周道刚。
不过也有点差别。上次赵倜有北洋体系内的“督军团”声援帮忙，段祺瑞还不得不考虑一下要注意群众影响，但这回周道刚可没有这样有实力的帮手。
最后，在段祺瑞的多方威逼利诱下，周道刚终于很不情愿地答应妥协，让吴光新率部进入了川东重镇重庆——交换的条件是：由段祺瑞以中央名义调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以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接任重庆镇守使。
周道刚的妥协也是被逼无奈的。眼前的川军虽然取得了对滇、黔军的局部胜利，但毕竟这时候的川军本钱还小，远不足以同时对抗滇军和北洋军两大势力图川的企图。
而此刻川滇之战正在进行中，前线的部队一时调不下来，仅凭驻川东的熊克武第五师和他自己几乎指挥不动的第一师，实不足以抵抗吴光新三个多师的进攻——更何况，北洋军还是打着查办川乱祸首和驱逐滇军出川的旗号而来呢！
因此这时候川军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和北洋政府先达成有条件的妥协甚至干脆狐假虎威，且把目前最碍眼的滇、黔军队撵出川去再说。
对于墙头派周道刚来说，这样的抉择当然是合理的，北派刘存厚也没有大的异议，可对于南方派熊克武而言，这就很不合理了。
为什么呢？这会儿正逢护法战争高潮，在孙中山旗帜下的革命同志和投机军阀们，此刻正在湖南和张敬尧、倪嗣冲、张怀芝们的北洋军打得热火朝天呢，四川国民党哪有非但袖手不管，还和死对头和平共处之理呢？
于是接下来，使四川局势风云突变的焦点人物，就变成了以熊克武为代表的这帮国民党人。
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县盐井湾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话说自从庚子年烧教堂，辛丑年签条约之后，被洋鬼子打得鼻青脸肿的大清朝算是彻底觉悟了，上上下下都觉着不努力地学点新东西是不成了，于是便掀起了一股留洋的热潮。留学生中，又以去路途最近费用最省的日本者为多。
就这样，从1901年到1907年的短短六七年间，在日本那块狭窄的土地上，竟足足冒出了一万多名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的程度也参差不齐——有待遇优厚的官费生，也有拮据勤俭的自费生；有凭本事考出来的优等生，也有靠姐夫走后门塞过来的（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吴光新吴司令）关系户；有成日间足不出户的书呆子，也有成日间狂嫖烂赌的败家子；有未来的栋梁之材，也有未来的害群之马……
总而言之，在这帮中国留学生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古老的、正在转型中的庞大帝国所应该具有的一切差异：阶级差异、种族差异、地域差异、贫富差异、志趣差异、品性差异、能力差异、专业差异……我天朝上国之风土人情，可谓淋漓尽致。
日本人对这帮中国留学生也很是费了一番脑筋——总不能把这帮大都不会说日语，个人知识水平又有天壤之别的家伙统统都塞进士官校、早稻田、东京帝大这些著名学府去抢军刀或是丢人现眼吧？
于是一批专门针对中国人而办的预备学校或是专业学堂就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了。如法政方面的法政大学，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的宏文学校，陆军方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等——1903年之前为成城学校，之后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受。
这个东斌学堂就是这样一所私立的军事学校，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所相当著名的乱党大本营了。民国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夏之时、湖南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焦达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奠基人陈其美，还有四川的熊克武、但懋辛这帮人。
尽管也出过些人物，但这东斌学堂和士官学校的声誉，那还是有云泥天壤之别的——成城、振武还有个起码的门槛，接收的大都是保定军校送出来的预备生，至少也得是陆军中学的高材生。士官学校则更进一步，只接收成城、振武的优等生。
但这个东斌学堂却没有门槛，貌似是只要交钱谁都可以进。所以不客气地讲，该校倒是和如今国外某些以骗银子为目的，专门糊弄中国留学生的野鸡大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是南方革命政府还是北方北洋政府发布的命令，只要不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割据利益，他们都可以接受，但具体执行起来，则总要依照着现时南北实力对比来打个折扣，因为他们喜欢犹豫观望，一概要等到事态明了才肯下决心，所以总是跟不上趟，只好吃点残羹冷炙，但也不至于轻易玩完。
北洋系强大的时候，他们服从于老袁打护国军；老袁死掉后，他们摇身一变，也变成了护国军。罗佩金执行强滇弱川政策时，他们也在口头上反对，可是也不肯和滇军公然闹翻，一直没有公开给刘存厚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段祺瑞要派吴光新来抢地盘，他们也反对，但口气虽然很重，动起手来却又总是处处留余地，态度始终暧昧不清。
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为代表的一派，则是北方派。因为在与滇罗、黔戴的对抗中得到过段祺瑞的暗助，所以在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这一派在感情上比较乐于服从北方的北洋政府。
说起来刘存厚这个北方派也是给逼出来的，想当初护国之役中，他可是川军中第一个起义响应的师长啊！可蔡锷走后，唐继尧、罗佩金、戴戡这帮人，一再整他，结果硬生生地把这个原本站在南方阵营里的护国英雄逼到了北洋系一边。
从此他就对南方失去了信心，成了彻头彻尾的北方派——等到全川都换成青天白日旗了，他还在挂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所以吴光新入川，他虽然不喜欢，但碍于眼前的情面，也不会公然反对。
第三种人，就是以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抵制北洋政府——但他们也免不了要在自身利益和政治理想这两者之间徘徊矛盾。
当国民党出身的罗佩金要将他们的部队从师缩编成旅时，他们也和其他吃了亏的川军同袍一样不高兴。
在罗、刘大战时，熊克武自己不肯出面，却授意手下将领通电支持受到北洋政府偏袒的刘存厚，反对同党的罗佩金，就是这样的例子。
但一旦罗佩金、戴戡都滚蛋了，事关最切身利益的矛盾消除了，他们便又立刻跳回了南方阵营，与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在对北方问题上继续保持一致。
此时正值南北再度交恶，护法战争在湖南打得热火朝天，因此在吴光新事件上，熊克武等人是坚决反对北洋军入川的。故而熊部便率先在吴光新入川要道的夔门、万县一带沿江布置炮兵阵地，准备以武力阻截。
照说这北京城里的老段螳螂捕蝉，想趁川、滇、黔三军打得疲惫不堪，地方糜烂之际，以中央的名义出来收拾残局，时机火候把握得都是相当到位的，可是他派来抢地盘的人，却有点让他跌眼镜了。
此时受命率领北洋军再度入川的，是段祺瑞的舅爷，时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的吴光新。这位吴司令是段总理的安徽合肥同乡，同时还是蔡锷、蒋百里的同期同学，响当当的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出身，而且在1910年还加了一个进陆军大学深造的资历。
可资历与能力从来都没有必然联系，这位靠裙带关系混出来的吴司令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的资历虽然可观，但其个人作风和能力却实在不怎么像话，名声很是不好：性格极其蛮横，脾气大，嘴里还不干净。
他的名头糟糕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例来说吧，段祺瑞身边的人，每回背地里数落总理的大公子段宏业的诸多不是时，往往都要搭上这么句话：“跟他舅舅似的！”
段宏业脾气甚差，能力甚劣，还是个著名的花花公子，可他至少下得一手好围棋，对付象他老爸那样的臭棋篓子如摧枯拉朽自不必说，甚至在吴清源这样的弈坛奇才面前也可以正儿八经地走上几手，赢得对方相当的尊重——可他这位吴光新舅舅，就连这样一丁半点的闪光点都找不到。
吴司令性情粗暴，驭下无方，经常对自己的嫡系旅团长发脾气，甚至于公然辱骂，所以部下都不喜欢他。
这时候，他正驻军湖北的荆州，所部占据着鄂西的广大地盘。段祺瑞将吴光新放在川鄂之间，原是想利用他来扼制占据武汉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老王在袁世凯时代就是个著名的刺儿头，能把段总理的本家段芝贵撵到东北去，现在自然就更不肯听段总理的招呼了，而且他还与段总理的死对头北洋直系相当亲近，所以段总理不得不处处防着他。
但是现在四川大乱，机不可失，段总理遂也顾不得王占元了，立调吴司令率所部主力逆长江西上入川，段总理并预定以吴司令继任四川督军。
吴司令立刻捧着姐夫的将令，带领北洋军第八师王汝勤部、第二十师范国璋部、第二混成旅刘海门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等部队入川——本来退出四川后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也是要配属给吴司令的，奈何吴司令的臭名头实在太响，冯旅长竟然抗命不尊，自顾自地把部队带回北京去了。
当时北洋军的编制系自前清时代继承而来。前清时代一个镇（师），辖两个步兵协（旅），另有镇直属的工、辎、马、炮等特种部队，其下辖的步兵协每协只有两个步兵标（团），每标三营，共计六营；而混成协（旅）则通常由陆军部直辖，除拥有与步兵协（旅）相同的步兵部队外，还直接配属有工、辎、马、炮等部队。
例如说护国战争期间，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就足足辖有十营兵力，而后来大名鼎鼎的吴佩孚，当时才混到曹锟第三师辖下的一个步兵旅长，所部仅有六营——所以老冯那时候叫一个春风得意啊！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风水就有些变化了：老冯因为不肯听领导招呼，还屡次倒戈，所以几乎把这个混成旅长的冷板凳坐穿。不过看看他老人家那几年做的事儿，你倒会觉得他还能够把这旅长的位子坐得如此稳当也算是个奇迹了——而同时吴佩孚的地位却因为直系的得势而噌噌地往上窜。
不过这穷酸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有一点不好，就是特别喜欢踩人，还尤其就喜欢踩资历比他老得多的老冯……这也是老冯后来一直看不惯老吴，以至最后要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暗算他的潜因之一。
话说当时，这位舅爷出身的吴司令，就这样带着这支比三个整师的实力还强一些的精锐部队，兴冲冲地奔四川去了。
可是才一出荆州城，就收到了扫兴的消息：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刚对他提出严正警告，声称川军各部官兵一致拒绝客军入川，如吴司令还要继续前进，则川军只好兵戎相见了。
色厉内荏的吴司令登时傻眼了，他很清楚这决不是空头威胁，事实上熊克武部黑洞洞的炮口正在万县等着他呢！他犹豫起来，在宜昌一呆就是一个月——在那一个月中，没少给北京城里的段姐夫打电报诉苦骂娘。
吴司令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打退堂鼓，事实上，他想当督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那几年里他对左右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兵，有兵斯有权，有权斯有威。”很想搞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可尽管有段姐夫到处替他打算盘，他自己却实在不出息，上一年段祺瑞以中央政府名义假公济私，任命他为河南督军，结果前河南督军赵倜非但不肯交卸职务，还调兵遣将打算对抗。
这位吴司令也实在草包得很，他空自手握数万大兵，却一筹莫展，愣是拿着赵倜没辙，最后只好悻悻地把已经到嘴的豫督又吐了出来——这回同样的事情又来了，只不过是换成了川督周道刚。
不过也有点差别。上次赵倜有北洋体系内的“督军团”声援帮忙，段祺瑞还不得不考虑一下要注意群众影响，但这回周道刚可没有这样有实力的帮手。
最后，在段祺瑞的多方威逼利诱下，周道刚终于很不情愿地答应妥协，让吴光新率部进入了川东重镇重庆——交换的条件是：由段祺瑞以中央名义调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以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接任重庆镇守使。
周道刚的妥协也是被逼无奈的。眼前的川军虽然取得了对滇、黔军的局部胜利，但毕竟这时候的川军本钱还小，远不足以同时对抗滇军和北洋军两大势力图川的企图。
而此刻川滇之战正在进行中，前线的部队一时调不下来，仅凭驻川东的熊克武第五师和他自己几乎指挥不动的第一师，实不足以抵抗吴光新三个多师的进攻——更何况，北洋军还是打着查办川乱祸首和驱逐滇军出川的旗号而来呢！
因此这时候川军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和北洋政府先达成有条件的妥协甚至干脆狐假虎威，且把目前最碍眼的滇、黔军队撵出川去再说。
对于墙头派周道刚来说，这样的抉择当然是合理的，北派刘存厚也没有大的异议，可对于南方派熊克武而言，这就很不合理了。
为什么呢？这会儿正逢护法战争高潮，在孙中山旗帜下的革命同志和投机军阀们，此刻正在湖南和张敬尧、倪嗣冲、张怀芝们的北洋军打得热火朝天呢，四川国民党哪有非但袖手不管，还和死对头和平共处之理呢？
于是接下来，使四川局势风云突变的焦点人物，就变成了以熊克武为代表的这帮国民党人。
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县盐井湾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话说自从庚子年烧教堂，辛丑年签条约之后，被洋鬼子打得鼻青脸肿的大清朝算是彻底觉悟了，上上下下都觉着不努力地学点新东西是不成了，于是便掀起了一股留洋的热潮。留学生中，又以去路途最近费用最省的日本者为多。
就这样，从1901年到1907年的短短六七年间，在日本那块狭窄的土地上，竟足足冒出了一万多名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的程度也参差不齐——有待遇优厚的官费生，也有拮据勤俭的自费生；有凭本事考出来的优等生，也有靠姐夫走后门塞过来的（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吴光新吴司令）关系户；有成日间足不出户的书呆子，也有成日间狂嫖烂赌的败家子；有未来的栋梁之材，也有未来的害群之马……
总而言之，在这帮中国留学生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古老的、正在转型中的庞大帝国所应该具有的一切差异：阶级差异、种族差异、地域差异、贫富差异、志趣差异、品性差异、能力差异、专业差异……我天朝上国之风土人情，可谓淋漓尽致。
日本人对这帮中国留学生也很是费了一番脑筋——总不能把这帮大都不会说日语，个人知识水平又有天壤之别的家伙统统都塞进士官校、早稻田、东京帝大这些著名学府去抢军刀或是丢人现眼吧？
于是一批专门针对中国人而办的预备学校或是专业学堂就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了。如法政方面的法政大学，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的宏文学校，陆军方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等——1903年之前为成城学校，之后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受。
这个东斌学堂就是这样一所私立的军事学校，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所相当著名的乱党大本营了。民国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夏之时、湖南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焦达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奠基人陈其美，还有四川的熊克武、但懋辛这帮人。
尽管也出过些人物，但这东斌学堂和士官学校的声誉，那还是有云泥天壤之别的——成城、振武还有个起码的门槛，接收的大都是保定军校送出来的预备生，至少也得是陆军中学的高材生。士官学校则更进一步，只接收成城、振武的优等生。
但这个东斌学堂却没有门槛，貌似是只要交钱谁都可以进。所以不客气地讲，该校倒是和如今国外某些以骗银子为目的，专门糊弄中国留学生的野鸡大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辛亥年的阴历3月29日（西历1911年4月27日），黄兴黄克强先生在广州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
当时蜀中的乱党分子也应邀去了不少人，后来黄花岗上的七十二烈士中，就很有些是四川先烈，比如说著名的喻培伦、饶国梁、秦炳等人。当晚熊克武就和但懋辛一块儿，跟着喻培伦到处扔炸弹。
据但懋辛回忆，斯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这场广州起义，因为事机泄漏，且武器没有运进来，原本已经宣布取消了，从各地赶来的起义者也纷纷离开。但作为起义骨干的喻培伦等人却认为，海外华侨为这次起义已经捐了那么多钱，如果因为贪生怕死而不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决心无论成败牺牲，也一定要给华侨们一个交待。
最后黄兴被他们说动了，才临时又决定恢复起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场起义的参与者就很清楚他们的结局将是什么。然而崇高的责任感，却驱使他们一定要给人民一个交待，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起义者的人格，因此而愈显高尚，但他们身上那种年青人的毛躁和冲动，却也显现无疑。
高尚的人格，终究弥补不了这场起义准备不足，组织薄弱的现实问题。因此这场起义，虽然充满理想与大义，但在进行过程中，却是乱糟糟的。
起义当晚，但懋辛跟着喻培伦这一队，还有熊克武、秦炳、饶国梁这三个老乡，总共5个四川人加11个广东人——但广东人虽多，在留日生但懋辛眼中却很不顶用。他们只参加过械斗，不懂枪械也不知道隐蔽，语言也不通。在后来的战斗中，但懋辛叫他们隐蔽，一个人都听不懂，结果一阵乱枪就给人放倒好几个。另外，他们还一出门就大声怪叫，把一条街的人都吓得够呛。
这十六个乌合之众就这么勇敢地冲到督署衙门，喻培伦二话不说就往里面扔炸弹，把墙炸了个洞。正在烟雾弥漫之际，心急的但懋辛探头就往里钻，可偏偏喻培伦也正开枪往洞里射击呢……结果，胡虏一个未灭，倒先自损了一位未来的国军上将——但懋辛吃了喻培伦一枪，左手臂上打了个洞，后半场的作为就很有限了。
一阵乱战之后，大家伙儿都被冲散了，就剩下熊克武、但懋辛两人还在一块儿。这两个人怕跑不掉，先是凭着一腔慷慨激昂的勇气想要跳水自杀，可投得不是地方，水才淹到脚背……给冷水一激灵，这气也泄了，于是回头又找活路。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共厕所，但、熊两人只好先勉强躲进去商量办法。但懋辛以自己身上有伤，不方便活动，就让熊去找同志，时任东一区巡官的李天钧帮忙逃离，自己则留在厕所里等待他们的救援。
不过救援一直没来，巡逻队倒先来了。但懋辛把心一横，反正是死，可不要躲在厕所里先挨顿刺刀再吃子弹！正准备挺身出去受死，却被两个打扫厕所的工友给挡住藏了起来，还给他买来强盗牌香烟抽。
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但懋辛好不容易跑到警察局，找到熟人李天均，正在聊着呢，偏生一个外面出勤回来的二百五警察，见但懋辛带了顶斗笠，说进屋还带什么斗笠，就顺手帮他摘了下来——这一来，没辫子的革命党就漏光了，他就这么被逮了起来。
回头送到大牢里，犯人们一见他的光头，个个竖起大拇指，把铺板让给他睡，还请他吃肉喝酒——什么叫人心向背？这就是人心向背，人心若此，满清不亡何待！
接下来自然就是录口供。
但懋辛便信口开河编故事，说自己本是不明真相看热闹的群众，是碰巧被留学生潘其观（这个名字当然是编造的）等人骗来参加起义的。后来因为翻然悔悟，企图逃走，还被潘打了一枪（喻培伦大将军泉下有知，多半是要生气的），这都是有伤为证的。
可在编故事的同时，他也知道朝廷官员不是傻子，未必有那么好骗，所以也没少想在壮烈成仁的时候要不要呼点什么革命口号……历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哪！但老爷子所描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们矛盾的心理。
不过但老爷子白提心吊胆了——深知大清朝命数已尽的张鸣岐，此时也不愿意和革命党多结仇怨，终于决定不再多杀生，于是便顺着他的口供轻轻放过了。
不过在放人之前，张大人终究还是没有按耐住自己的好奇心，他打算在督练公所接见一下这个不怕死的革命党——没承想张大人这一好奇，就给这帮起事的乱党分子添了一桩不小的战功。
当但懋辛被带到督练公所的时候，一帮在广州当官的四川老乡们都已经挤在那里等着看他了。
什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马上就要接管广东巡警道的李湛阳都来了——回头就是这个李湛阳，在重庆独立的过程中忽悠端方，掌握了巡防军，还暗地里赞助起义，出了很大力气。所以重庆独立后，杨沧白、张培爵们请他出任蜀军政府财政部长。如今重庆著名的观光景点鹅岭公园，就是当年他家的私宅“礼园”。
吴锡永（士官一期步兵科）和蒋尊簋（士官三期骑兵科，辛亥后任浙江都督）这两个大名鼎鼎的士官生，也跟着这帮四川人跑来看热闹——可不一会儿他们就知道这热闹不好看了。
李湛阳一来就和但懋辛开玩笑：“好同乡，你们干得好，把我的脚都整瘸了。”李准也在旁边打趣他：“那是你自己不小心，跑慢点就不会受伤的。”
一帮人正开玩笑呢，有人报大帅张鸣岐来了——张鸣岐当时是两广总督暂兼广州将军，所以可称之为“大帅”。
但懋辛对张大帅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张大帅说了一句：“你们都是好人哟！”他对张大帅的保镖倒是很感兴趣，在回忆录中写道：“随张只有一个保镖的人，青衣短装，背上交插着一对宝剑，很象唱京戏的开口跳。”
张鸣岐说完话，转身就出去了。李准就张罗着让医生给但懋辛治伤口，刚包扎完，就听见外面一声巨响，声震屋瓦——一瞬间，所有的人都逃得干干净净。
难道革命党又来了？但懋辛大犯嘀咕，但不一会儿李准就跑来解除了他的疑惑：刚才是吴锡永把一颗炸弹踩爆了……不是革命党，而是意外。
这位吴锡永吴参议，大概是黄花岗起义中，朝廷方面损失的最高级别官员——不过这种战果怎么看怎么别扭。
事后，张鸣岐大作冠冕文章，上报朝廷称吴参议公忠体国，在清理战场时不幸因公负伤……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其实他只是看热闹的时候有点不小心而已。
唉，所以不该看的热闹，千万不要去看。
回头再说熊克武。
熊克武从厕所侥幸逃脱后，找的也是李天均，在他的帮助下，一路跑到了上海。此后几个月里，据说他就一直在和宋教仁、居正、陈其美这帮乱党头目积极筹划武昌起义，其间还亲自去武昌观摩联络了一回。
武昌首义后，一帮旅沪的四川人便嚷嚷着成立了一支“蜀军”，要顺江而上打回四川去闹独立——本来大家是想推举老资格的士官三期生，刚逃难到上海的重庆人胡景伊为北伐蜀军总司令的。奈何胡景伊当时还看不准形势，不肯挑头干这单可能掉脑袋灭九族的危险买卖，坚决推辞，自顾自地偷偷跑回重庆去了。
因为正牌的士官生不肯干，于是广大革命群众只好退而求其次，就把东斌生熊克武推为了北伐蜀军总司令。于是熊司令就统率着一帮四川革命党沿长江西上，还顺路在武昌拜会了那个被士兵们从床底下硬拖出来的辛亥元勋黎元洪。
他们在这里得知了重庆独立的消息，并顺手领走了先前蜀军政府已预付了三万两银子订的那批汉阳造的枪械弹药。
就像但懋辛对张大帅的保镖装束印象深刻一样，熊司令部下的某先生对这帮武昌革命军的军容风纪也大为慨叹。数十年后他在回忆中很不恭敬地写道：“我们又跟踪到红山寺（时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在此才真正看见当时革命军军容。在红山寺的大殿上，横七竖八地睡满了军队。守卫军政府每一道门的士兵，身穿圆领窄袖的长袍，头戴四角幞头，前面还扎了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拿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使人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下来的。”
这场面象是个笑话，但又不全是笑话。
革命者们仓促地推翻了一个旧时代，但他们却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填补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空白，于是他们便想当然地在一块毫无继承的空白画布上胡乱涂抹起来——如果我们觉得这画作幼稚可爱，那也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纪之后，多了些沧桑阅历而已。
熊克武带兵回到重庆后，才得知成渝已经合并，当即对此表示反对——在当时，重庆的革命党大多认为成渝的合并实际上是便宜了成都那帮保皇派和假革命，熊克武自然也不例外。
最后成都方面使出绝招，派来重量级代表，也就是原来的蜀军政府高级顾问朱之洪，熊克武的老搭档但懋辛口中的“三吵吵”朱三爷，亲自和他吵了一回以后，他才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接受了成都方面授予的川军第五师的番号——除了他，其他四个师都属于成都的尹昌衡系统。
所以从最开始起，熊克武这个第五师就一直是川军中的另类，自也顺理成章地享受起了后娘养的待遇。而当熊克武的老熟人胡景伊取代尹昌衡后，本着袁大总统削弱国民党的重要旨意，更是变本加厉，成日间找茬——这时候就该轮到熊克武穿着小鞋过日子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受够了委屈的熊克武便立刻率第五师响应，向西进攻成都的胡景伊——国民党人的勇气可嘉，但双方这实力也确实相差得太过悬殊了。
要知道，这场仗可不仅仅是个一比四的问题！因为除了旧川军系统的四个师之外，老袁还调动了滇、黔、陕、甘、鄂五省军队入川剿办熊克武的革命军呢！
老袁当时还没有搞帝制，北洋派也还是铁板一块，对这帮惹事生非的国民党，正是名正言顺的“讨叛”，所以以卵击石的熊克武寡不敌众，只好丢下重庆城落荒而逃，和杨沧白、谢持等几个人一溜烟地跑到日本去了——他离川时身上没有路费，幸亏朋友解下一条金表链子相赠，才没沦落到秦琼卖马的地步。
熊克武好不容易跑到日本，四下里一张望，乐了！敢情大人物们都正蹲在这儿避风头呢！
而且更热闹的是，这会儿孙大炮和黄克强两人，正在为谁该承担反袁失败的主要责任吵架——黄克强批评孙大炮太过冲动，不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莽撞从事，强行起义；孙大炮则认为如果不是他黄克强消极怠工的话，二次革命本来是胜利可期的……一时间孙党、黄党纠缠不休，最后这场争吵以黄克强出走美国而暂时告一段落。
和孙大炮早有交情的熊克武，便带着两个土产的秀才老乡杨沧白、谢持去拜会孙大炮，顺便表示支持——要知道，在当时国民党的两大派中，留学的海龟派大多信仰孙中山；而国内的土鳖帮则普遍乐意追随黄克强。
和孙大炮从没见过面的谢持起初还害羞，硬说自己不要上“伟人衙门”，熊克武软磨硬缠，说你没去过怎么知道那是“伟人衙门”呢，真要是“伟人衙门”咱们下次不去不就结了？
就这样硬把他拖了去——但过不几天，孙大炮就把这两个落魄的四川土鳖秀才任命为秘书，这大概也是中山先生为了团结黄派土鳖们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手段吧？
可接下来就讨厌了！这两位秀才秘书从此就喜欢在东京召集四川同志开会——但很是见外，总也不肯通知熊克武。
那几天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在推责任，孙、黄吵架闹到要分家，这两个纸上谈兵的秀才也不肯闲着。在他们看来，四川讨袁的失败，完全就是他熊克武的责任嘛——不检讨造反时机是不是成熟，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具体负责军事的同志们身上，这倒象是“孙派”革命党的传统作风。
除此之外，他们还到处宣传熊克武出川的时候带了十万块钱，可就是不肯拿出来给兄弟们一同花差花差……这就让那些穷得几乎都要去当裤子的逃难同志，对熊克武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意见。
老熊当时那叫一个委屈啊：龟儿子的，老子在胡景伊的爪爪下面穿了恁个久的小鞋，穷得连兄弟们的饷都关不起，连最后跑码头的路费都是靠兄弟伙接济的，你两个瘟丧还到处出老子的言语，硬是以为老子是绅粮嗦（为了更快入戏，俺姑且代熊老爷子用四川方言骂上一段，诸君见谅则个）……
更糟糕的是，杨、谢这两个土鳖秀才，居然到处说熊克武是“黄派”——这两个连夔门都没出过几回的四川土鳖，居然说堂堂的东斌海龟熊克武先生是“黄派”！
当时蜀中的乱党分子也应邀去了不少人，后来黄花岗上的七十二烈士中，就很有些是四川先烈，比如说著名的喻培伦、饶国梁、秦炳等人。当晚熊克武就和但懋辛一块儿，跟着喻培伦到处扔炸弹。
据但懋辛回忆，斯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这场广州起义，因为事机泄漏，且武器没有运进来，原本已经宣布取消了，从各地赶来的起义者也纷纷离开。但作为起义骨干的喻培伦等人却认为，海外华侨为这次起义已经捐了那么多钱，如果因为贪生怕死而不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决心无论成败牺牲，也一定要给华侨们一个交待。
最后黄兴被他们说动了，才临时又决定恢复起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场起义的参与者就很清楚他们的结局将是什么。然而崇高的责任感，却驱使他们一定要给人民一个交待，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起义者的人格，因此而愈显高尚，但他们身上那种年青人的毛躁和冲动，却也显现无疑。
高尚的人格，终究弥补不了这场起义准备不足，组织薄弱的现实问题。因此这场起义，虽然充满理想与大义，但在进行过程中，却是乱糟糟的。
起义当晚，但懋辛跟着喻培伦这一队，还有熊克武、秦炳、饶国梁这三个老乡，总共5个四川人加11个广东人——但广东人虽多，在留日生但懋辛眼中却很不顶用。他们只参加过械斗，不懂枪械也不知道隐蔽，语言也不通。在后来的战斗中，但懋辛叫他们隐蔽，一个人都听不懂，结果一阵乱枪就给人放倒好几个。另外，他们还一出门就大声怪叫，把一条街的人都吓得够呛。
这十六个乌合之众就这么勇敢地冲到督署衙门，喻培伦二话不说就往里面扔炸弹，把墙炸了个洞。正在烟雾弥漫之际，心急的但懋辛探头就往里钻，可偏偏喻培伦也正开枪往洞里射击呢……结果，胡虏一个未灭，倒先自损了一位未来的国军上将——但懋辛吃了喻培伦一枪，左手臂上打了个洞，后半场的作为就很有限了。
一阵乱战之后，大家伙儿都被冲散了，就剩下熊克武、但懋辛两人还在一块儿。这两个人怕跑不掉，先是凭着一腔慷慨激昂的勇气想要跳水自杀，可投得不是地方，水才淹到脚背……给冷水一激灵，这气也泄了，于是回头又找活路。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共厕所，但、熊两人只好先勉强躲进去商量办法。但懋辛以自己身上有伤，不方便活动，就让熊去找同志，时任东一区巡官的李天钧帮忙逃离，自己则留在厕所里等待他们的救援。
不过救援一直没来，巡逻队倒先来了。但懋辛把心一横，反正是死，可不要躲在厕所里先挨顿刺刀再吃子弹！正准备挺身出去受死，却被两个打扫厕所的工友给挡住藏了起来，还给他买来强盗牌香烟抽。
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但懋辛好不容易跑到警察局，找到熟人李天均，正在聊着呢，偏生一个外面出勤回来的二百五警察，见但懋辛带了顶斗笠，说进屋还带什么斗笠，就顺手帮他摘了下来——这一来，没辫子的革命党就漏光了，他就这么被逮了起来。
回头送到大牢里，犯人们一见他的光头，个个竖起大拇指，把铺板让给他睡，还请他吃肉喝酒——什么叫人心向背？这就是人心向背，人心若此，满清不亡何待！
接下来自然就是录口供。
但懋辛便信口开河编故事，说自己本是不明真相看热闹的群众，是碰巧被留学生潘其观（这个名字当然是编造的）等人骗来参加起义的。后来因为翻然悔悟，企图逃走，还被潘打了一枪（喻培伦大将军泉下有知，多半是要生气的），这都是有伤为证的。
可在编故事的同时，他也知道朝廷官员不是傻子，未必有那么好骗，所以也没少想在壮烈成仁的时候要不要呼点什么革命口号……历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哪！但老爷子所描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们矛盾的心理。
不过但老爷子白提心吊胆了——深知大清朝命数已尽的张鸣岐，此时也不愿意和革命党多结仇怨，终于决定不再多杀生，于是便顺着他的口供轻轻放过了。
不过在放人之前，张大人终究还是没有按耐住自己的好奇心，他打算在督练公所接见一下这个不怕死的革命党——没承想张大人这一好奇，就给这帮起事的乱党分子添了一桩不小的战功。
当但懋辛被带到督练公所的时候，一帮在广州当官的四川老乡们都已经挤在那里等着看他了。
什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马上就要接管广东巡警道的李湛阳都来了——回头就是这个李湛阳，在重庆独立的过程中忽悠端方，掌握了巡防军，还暗地里赞助起义，出了很大力气。所以重庆独立后，杨沧白、张培爵们请他出任蜀军政府财政部长。如今重庆著名的观光景点鹅岭公园，就是当年他家的私宅“礼园”。
吴锡永（士官一期步兵科）和蒋尊簋（士官三期骑兵科，辛亥后任浙江都督）这两个大名鼎鼎的士官生，也跟着这帮四川人跑来看热闹——可不一会儿他们就知道这热闹不好看了。
李湛阳一来就和但懋辛开玩笑：“好同乡，你们干得好，把我的脚都整瘸了。”李准也在旁边打趣他：“那是你自己不小心，跑慢点就不会受伤的。”
一帮人正开玩笑呢，有人报大帅张鸣岐来了——张鸣岐当时是两广总督暂兼广州将军，所以可称之为“大帅”。
但懋辛对张大帅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张大帅说了一句：“你们都是好人哟！”他对张大帅的保镖倒是很感兴趣，在回忆录中写道：“随张只有一个保镖的人，青衣短装，背上交插着一对宝剑，很象唱京戏的开口跳。”
张鸣岐说完话，转身就出去了。李准就张罗着让医生给但懋辛治伤口，刚包扎完，就听见外面一声巨响，声震屋瓦——一瞬间，所有的人都逃得干干净净。
难道革命党又来了？但懋辛大犯嘀咕，但不一会儿李准就跑来解除了他的疑惑：刚才是吴锡永把一颗炸弹踩爆了……不是革命党，而是意外。
这位吴锡永吴参议，大概是黄花岗起义中，朝廷方面损失的最高级别官员——不过这种战果怎么看怎么别扭。
事后，张鸣岐大作冠冕文章，上报朝廷称吴参议公忠体国，在清理战场时不幸因公负伤……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其实他只是看热闹的时候有点不小心而已。
唉，所以不该看的热闹，千万不要去看。
回头再说熊克武。
熊克武从厕所侥幸逃脱后，找的也是李天均，在他的帮助下，一路跑到了上海。此后几个月里，据说他就一直在和宋教仁、居正、陈其美这帮乱党头目积极筹划武昌起义，其间还亲自去武昌观摩联络了一回。
武昌首义后，一帮旅沪的四川人便嚷嚷着成立了一支“蜀军”，要顺江而上打回四川去闹独立——本来大家是想推举老资格的士官三期生，刚逃难到上海的重庆人胡景伊为北伐蜀军总司令的。奈何胡景伊当时还看不准形势，不肯挑头干这单可能掉脑袋灭九族的危险买卖，坚决推辞，自顾自地偷偷跑回重庆去了。
因为正牌的士官生不肯干，于是广大革命群众只好退而求其次，就把东斌生熊克武推为了北伐蜀军总司令。于是熊司令就统率着一帮四川革命党沿长江西上，还顺路在武昌拜会了那个被士兵们从床底下硬拖出来的辛亥元勋黎元洪。
他们在这里得知了重庆独立的消息，并顺手领走了先前蜀军政府已预付了三万两银子订的那批汉阳造的枪械弹药。
就像但懋辛对张大帅的保镖装束印象深刻一样，熊司令部下的某先生对这帮武昌革命军的军容风纪也大为慨叹。数十年后他在回忆中很不恭敬地写道：“我们又跟踪到红山寺（时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在此才真正看见当时革命军军容。在红山寺的大殿上，横七竖八地睡满了军队。守卫军政府每一道门的士兵，身穿圆领窄袖的长袍，头戴四角幞头，前面还扎了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拿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使人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下来的。”
这场面象是个笑话，但又不全是笑话。
革命者们仓促地推翻了一个旧时代，但他们却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填补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空白，于是他们便想当然地在一块毫无继承的空白画布上胡乱涂抹起来——如果我们觉得这画作幼稚可爱，那也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纪之后，多了些沧桑阅历而已。
熊克武带兵回到重庆后，才得知成渝已经合并，当即对此表示反对——在当时，重庆的革命党大多认为成渝的合并实际上是便宜了成都那帮保皇派和假革命，熊克武自然也不例外。
最后成都方面使出绝招，派来重量级代表，也就是原来的蜀军政府高级顾问朱之洪，熊克武的老搭档但懋辛口中的“三吵吵”朱三爷，亲自和他吵了一回以后，他才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接受了成都方面授予的川军第五师的番号——除了他，其他四个师都属于成都的尹昌衡系统。
所以从最开始起，熊克武这个第五师就一直是川军中的另类，自也顺理成章地享受起了后娘养的待遇。而当熊克武的老熟人胡景伊取代尹昌衡后，本着袁大总统削弱国民党的重要旨意，更是变本加厉，成日间找茬——这时候就该轮到熊克武穿着小鞋过日子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受够了委屈的熊克武便立刻率第五师响应，向西进攻成都的胡景伊——国民党人的勇气可嘉，但双方这实力也确实相差得太过悬殊了。
要知道，这场仗可不仅仅是个一比四的问题！因为除了旧川军系统的四个师之外，老袁还调动了滇、黔、陕、甘、鄂五省军队入川剿办熊克武的革命军呢！
老袁当时还没有搞帝制，北洋派也还是铁板一块，对这帮惹事生非的国民党，正是名正言顺的“讨叛”，所以以卵击石的熊克武寡不敌众，只好丢下重庆城落荒而逃，和杨沧白、谢持等几个人一溜烟地跑到日本去了——他离川时身上没有路费，幸亏朋友解下一条金表链子相赠，才没沦落到秦琼卖马的地步。
熊克武好不容易跑到日本，四下里一张望，乐了！敢情大人物们都正蹲在这儿避风头呢！
而且更热闹的是，这会儿孙大炮和黄克强两人，正在为谁该承担反袁失败的主要责任吵架——黄克强批评孙大炮太过冲动，不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莽撞从事，强行起义；孙大炮则认为如果不是他黄克强消极怠工的话，二次革命本来是胜利可期的……一时间孙党、黄党纠缠不休，最后这场争吵以黄克强出走美国而暂时告一段落。
和孙大炮早有交情的熊克武，便带着两个土产的秀才老乡杨沧白、谢持去拜会孙大炮，顺便表示支持——要知道，在当时国民党的两大派中，留学的海龟派大多信仰孙中山；而国内的土鳖帮则普遍乐意追随黄克强。
和孙大炮从没见过面的谢持起初还害羞，硬说自己不要上“伟人衙门”，熊克武软磨硬缠，说你没去过怎么知道那是“伟人衙门”呢，真要是“伟人衙门”咱们下次不去不就结了？
就这样硬把他拖了去——但过不几天，孙大炮就把这两个落魄的四川土鳖秀才任命为秘书，这大概也是中山先生为了团结黄派土鳖们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手段吧？
可接下来就讨厌了！这两位秀才秘书从此就喜欢在东京召集四川同志开会——但很是见外，总也不肯通知熊克武。
那几天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在推责任，孙、黄吵架闹到要分家，这两个纸上谈兵的秀才也不肯闲着。在他们看来，四川讨袁的失败，完全就是他熊克武的责任嘛——不检讨造反时机是不是成熟，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具体负责军事的同志们身上，这倒象是“孙派”革命党的传统作风。
除此之外，他们还到处宣传熊克武出川的时候带了十万块钱，可就是不肯拿出来给兄弟们一同花差花差……这就让那些穷得几乎都要去当裤子的逃难同志，对熊克武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意见。
老熊当时那叫一个委屈啊：龟儿子的，老子在胡景伊的爪爪下面穿了恁个久的小鞋，穷得连兄弟们的饷都关不起，连最后跑码头的路费都是靠兄弟伙接济的，你两个瘟丧还到处出老子的言语，硬是以为老子是绅粮嗦（为了更快入戏，俺姑且代熊老爷子用四川方言骂上一段，诸君见谅则个）……
更糟糕的是，杨、谢这两个土鳖秀才，居然到处说熊克武是“黄派”——这两个连夔门都没出过几回的四川土鳖，居然说堂堂的东斌海龟熊克武先生是“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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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品珍部出泸州后，一路进展非常顺利，很快便于铜罐驿渡过长江。12月1日，滇军突然出现在重庆西门外的重要据点浮图关，同时驻扎綦江的黔军也进军重庆，占据长江南岸各高地，黑洞洞的炮口隔江直指重庆城中的北洋军，和滇军遥相呼应。
面对着滇、黔、熊三军的联合威胁，不出息的吴光新心慌了，祸不单行的是，他姐夫段祺瑞的政府也正好在这时候垮台。
失去了后台的吴司令方寸大乱，枉自握有数万大军，却未进行像样的抵抗，便匆忙向川东、鄂西逃去，川督周道刚也随之而逃。
熊克武的第五师各部，利用地利人和沿途阻截，使溃逃中的北洋军很是吃了些苦头。
熊克武公然倒戈投向滇军，以及北洋军这只纸老虎的铩羽退出，打破了四川各方力量的均衡，使得战乱中的川局，乃至整个西南局面，又为之一变。
12月4日，滇、黔、熊联军几乎是兵不刃血地攻入重庆城后，顾品珍随即联合黔军，通电共推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就此培植起了一个相对亲滇、黔的川军政府。12月8日，北京政府也因周道刚逃走，改以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于是四川境内就破天荒地同时出现了两个军政府：受西南军阀势力支持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和北洋政府支持的四川督军刘存厚。这自辛亥革命后，还是第一遭，川局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1月初，略事休整后的滇、黔、熊各军又分路向西进攻成都。
与此同时，泸州方面败退的滇军，也重整旗鼓，由黄毓成率金汉鼎、朱德、周印川等三个混成团再攻泸州，一番苦战后，重新夺回了这个川南重镇， 1918年1月30日，滇军又重占叙州。
川战胜负的天平又转而偏向滇军一方。
两路滇军随后会师于川南的隆昌，并挟得胜之威，继续向西、北进军，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富顺、自流井、内江、资中等川中重镇。而熊克武部也于同时攻占了安岳、遂宁、乐至。
外援无望的川军终于无心再战了，接替周道刚的新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徐孝刚与刘存厚所部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首先在隆昌、南溪宣布与刘存厚脱离关系。
2月18日，徐孝刚又联络川军各师的旅长刘湘、刘成勋、舒云衢、陈洪范、陈能芳、张鹏舞、吴震、汪可杰、陈经等人，联名共推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
2月19日，坐镇成都的刘存厚见大势已去，只得退往川北的绵阳、广元，后又退入陕南的汉中一带。
就在刘存厚自成都撤离的同一天，熊克武部川军与袁祖铭部黔军携手进入成都。至此，以罗、刘之战为起始的第一次西南大混战，也即所谓四川护法战争，乃告一段落，四川再度统一。
然而统一与独立，还有很大的距离。
读到此处，咱们大概也该有了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自从辛亥以后，云南地方势力对于四川，似乎特别的关爱有加。
这当然不会是偶然。
云南地方势力对于川、黔的吞并企图，正是西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地缘关系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在地理上，西南三省之滇、黔两省，因同属云贵高原，自清初以来便一直被划为一域，由常驻昆明的云贵总督管辖——这就使得云南对于贵州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颐气指使的习惯。
而贵州正好反过来，他们因为在过去给云南当惯了小老弟，所以直到民国初年，大多数贵州人仍然能够在历史惯性的驱使下，接受继续给云南当尾巴的命运。
然而四川就不同了。她历来自成一体，与云贵不是一家，在前清时代另设有四川总督管辖。
四川与滇、黔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的提携上。滇、黔因地属高原，道路崎岖，开发也比较晚，因此产业落后，素称贫瘠。而四川则因得天独厚，自古以来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三省之中独称富庶。
故而自前清以来，朝廷历年皆以川省节余钱粮输供滇、黔两省以补不足——如清末云南编练新军第十九镇，每年就需要四川“协饷”拨款白银八十万两；而贵州呢，她每年的财政收入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万两，但其中含四川盐税协款三十万两，代征包厘、抵税各十万两，赔款加价二十万两，缉私经费八万两。也就是说，贵州每年仰给四川之数共计七十八万两，其本省自征的丁粮、杂税才不过二十余万，百货厘金也不过二十余万，自给之数仅不过三分之一。
因为这一点经济上的优势，所以四川历来都好以西南老大哥自居。
然而辛亥之后，世道变了。云南、贵州都迅速完成了省内军政的独立和统一，而四川却因为成、渝之争，尹、胡之争，新、旧川军之争，以及南北之争等一系列内外纷争，在后辛亥时代的初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输在了起跑线上，最终沦为任滇黔宰割的羔羊。
但显而易见，一向高傲的四川耗子们，是不会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的，所以就有了“川人治川”、“争省格”这些提法。
一言以蔽之，就辛亥初年的情形而言，滇、黔虽然都号称“独立”，但这两个刚刚从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省份，在经济上却根本没有可资独立的基础。而四川呢，她虽有可供割据的经济基础，却又因为自身在崛起道路上的迷途，而屡屡受到滇、黔两省强大军事力量的牵制，因而也一直不能形成真正的割据。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困惑与迷惘。
树起一面新时代的旗号，撵走一群旧时代的总督、巡抚，建立一个“独立”的军政府，这些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然而要想重建一套能够独立自给的经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套相应的军事政治体制，进而发展出相应的新式伦理道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那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以对这一系列革命和独立的前景，反倒是那些朝廷地方大员们说了几句明白话，如贵州的袁义保就说：“革命运动可赞同，贵州财政无办法。”巡抚沈余庆也说：“假我一月，至少为贵州攫取川款五十万。今若此，立见陷于穷境耳。”
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哪有这许多闲暇去等待呢？
于是从一开始起，贫瘠的土地就让那些充满理想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将美好的憧憬放在一边，并变得格外的现实和庸俗，他们也从此走上了一条歧途。
这个不独立的经济基础，终于决定了滇、黔两省上层建筑的战略倾向——那就是依靠武力进行对外扩张。
而辛亥后贵州军政系统的弱势，和云贵总督常驻昆明的历史传统，也使得相对强势的云南成为了扩张战争中的主角——这就是接下来的滇军侵黔与侵川。
侵黔是为了恢复云贵总督时代的行政区划，实现传统云贵区域的统一，而侵川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为争夺经济命脉，实现财政自给而进行的战争。
当时的四川，简直就是整个西南的奶牛——她不但要接济滇、黔，甚至还要支付帝国军队在康、藏浩大的军费开支。
那么此时的四川的财政状况又怎么样呢？
以1911年，也就是宣统三年，大清朝的最后一年中的统计数据为例：
岁入总数 共折合白银一千七百三十余万两
其中 田赋 四百三十万两
盐税 六百三十万两
契税 三百一十余万两
厘金 七十余万两
肉税 一百一十余万两
烟、酒税 共一百余万两
油、糖税 共六十余万两
关税、杂税 共十余万两
显而易见，四川的经济状况是相对较好的，而其最大宗的财政收入，则来自盐税，就1911年来看，足足占了岁入的36.4%。而且这个盐税收入比例，还在逐步上升——到1938年，川省的田赋收入不过上升到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元，可盐税却飙升到三千三百零九万元，而同期的契税、营业税之和才一百七十余万元！也即是说，在这二十余年中，川省盐税占岁入的比例，从三分之一强，上升到了三分之二。
可见盐税收入，确是四川经济的命脉——确切地说，是正常经济状态下的命脉，因为很快就会有一个非正常的命脉出现，那就是鸦片，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而盐税的重中之重，则是川南的自流井、贡井等处盐场——今天的“盐都”自贡，就是由这两处盐井名字的缩写而来。
以191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当年全川共征盐税六百七十三万余元，其中川南盐场就占到了五百七十六万余元，川南在全川盐税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5%以上！
在今天，我们大概很难为了几担食盐去打上一架，但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这却常常是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但如把当年的盐井换成今天的油田，那么我们就容易理解这一切了。在那个年头，某片高产的盐井和如今某片蕴藏丰富的油田，几乎是同一个概念——那就是难以估量的巨额财富。
因此富庶的四川，尤其是川南的产盐地区，自然就成为了滇军侵川首选的目标。所以自云南独立之后，滇军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借口前出占据川南，甚至愿意把商埠重庆交给黔军，也要确保叙、泸一带的盐产地，这就不难理解了。
严酷的现实是，没有财富，便不能供养军队，没有军队，雄心勃勃的枭雄们便无法奢谈独立、割据或是逐鹿中原这些远大的目标。
而历史的传承则决定了，当时的滇、黔必须把自己的血管搭接到四川身上，才能维持生存——可是同样已经独立的四川，又怎么会愿意让自己的血液流淌在别人的血管里呢？
因此滇、黔、川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其本质上是无可调和的——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然的兽性十足的撕咬。
纵观唐继尧、刘显世时代滇、黔的兴衰，也正是与滇、黔军在四川的起伏跌宕相呼应的——得川则兴，失川则亡。
当唐继尧牢牢握有四川财富时候，整个西南，甚至整个南中国，都在他的淫威之下战栗，然而一旦他失去了四川，便即刻江河日下。非但滇军系统整个儿地崩溃，最后就连他自己“云南王”的地位都难以保持——刘显世也是一样。
这就是民国初年，川、滇、黔军在四川苦战不休的深层原因。
往更深处讲，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的割据诸侯都要面对的严肃问题：天下在转型，各个独立的省份也在转型。可究竟该怎么转，他们却没一个人清楚。
新生的诸侯们，不得不为自己突然的割据付出代价——旧帝国的崩溃，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崩溃，它同时也意味着帝国各大区域疆界体系的崩溃，帝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的崩溃，以及帝国旧有经济体系的崩溃……
这一系列崩溃，剪断了割据诸侯们在旧时代赖以生存的脐带，严峻的现实要求他们迅速为自己的统治重建经济基础，道德伦理共识，以及社会秩序。
他们都得在惶恐中苦苦思考，小心翼翼地探索未来，可眼前却一片漆黑——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充满迷惘的时代呢？
在旧帝国崩溃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新生的诸侯们循着传统的惯性，企图沿循旧时代的道路前行，但他们却犯了一个要命的错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这些刚推翻了旧时代上层建筑的可怜人儿，却又偏偏异想天开，要去重拾旧时代的经济基础！
这种南辕北辙式的方法论，注定了他们经年苦斗却一事无成的悲剧下场。
而接下来的十年，将是苦苦寻找转型道路的十年，西南诸侯们有没有找到各自适合的道路呢？
无数生命的烛光在风中摇曳，所有的人都在苦难中翘首以待明天——无论他是诸侯，是战士，是智者，还是庶民。然而残酷的命运却又注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等不到那缕灿烂的朝阳之光越过黎明前的层层帷幄。
所以，那注定将是个充满迷惘的时代，也注定将是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
面对着滇、黔、熊三军的联合威胁，不出息的吴光新心慌了，祸不单行的是，他姐夫段祺瑞的政府也正好在这时候垮台。
失去了后台的吴司令方寸大乱，枉自握有数万大军，却未进行像样的抵抗，便匆忙向川东、鄂西逃去，川督周道刚也随之而逃。
熊克武的第五师各部，利用地利人和沿途阻截，使溃逃中的北洋军很是吃了些苦头。
熊克武公然倒戈投向滇军，以及北洋军这只纸老虎的铩羽退出，打破了四川各方力量的均衡，使得战乱中的川局，乃至整个西南局面，又为之一变。
12月4日，滇、黔、熊联军几乎是兵不刃血地攻入重庆城后，顾品珍随即联合黔军，通电共推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就此培植起了一个相对亲滇、黔的川军政府。12月8日，北京政府也因周道刚逃走，改以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于是四川境内就破天荒地同时出现了两个军政府：受西南军阀势力支持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和北洋政府支持的四川督军刘存厚。这自辛亥革命后，还是第一遭，川局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1月初，略事休整后的滇、黔、熊各军又分路向西进攻成都。
与此同时，泸州方面败退的滇军，也重整旗鼓，由黄毓成率金汉鼎、朱德、周印川等三个混成团再攻泸州，一番苦战后，重新夺回了这个川南重镇， 1918年1月30日，滇军又重占叙州。
川战胜负的天平又转而偏向滇军一方。
两路滇军随后会师于川南的隆昌，并挟得胜之威，继续向西、北进军，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富顺、自流井、内江、资中等川中重镇。而熊克武部也于同时攻占了安岳、遂宁、乐至。
外援无望的川军终于无心再战了，接替周道刚的新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徐孝刚与刘存厚所部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首先在隆昌、南溪宣布与刘存厚脱离关系。
2月18日，徐孝刚又联络川军各师的旅长刘湘、刘成勋、舒云衢、陈洪范、陈能芳、张鹏舞、吴震、汪可杰、陈经等人，联名共推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
2月19日，坐镇成都的刘存厚见大势已去，只得退往川北的绵阳、广元，后又退入陕南的汉中一带。
就在刘存厚自成都撤离的同一天，熊克武部川军与袁祖铭部黔军携手进入成都。至此，以罗、刘之战为起始的第一次西南大混战，也即所谓四川护法战争，乃告一段落，四川再度统一。
然而统一与独立，还有很大的距离。
读到此处，咱们大概也该有了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自从辛亥以后，云南地方势力对于四川，似乎特别的关爱有加。
这当然不会是偶然。
云南地方势力对于川、黔的吞并企图，正是西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地缘关系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在地理上，西南三省之滇、黔两省，因同属云贵高原，自清初以来便一直被划为一域，由常驻昆明的云贵总督管辖——这就使得云南对于贵州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颐气指使的习惯。
而贵州正好反过来，他们因为在过去给云南当惯了小老弟，所以直到民国初年，大多数贵州人仍然能够在历史惯性的驱使下，接受继续给云南当尾巴的命运。
然而四川就不同了。她历来自成一体，与云贵不是一家，在前清时代另设有四川总督管辖。
四川与滇、黔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的提携上。滇、黔因地属高原，道路崎岖，开发也比较晚，因此产业落后，素称贫瘠。而四川则因得天独厚，自古以来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三省之中独称富庶。
故而自前清以来，朝廷历年皆以川省节余钱粮输供滇、黔两省以补不足——如清末云南编练新军第十九镇，每年就需要四川“协饷”拨款白银八十万两；而贵州呢，她每年的财政收入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万两，但其中含四川盐税协款三十万两，代征包厘、抵税各十万两，赔款加价二十万两，缉私经费八万两。也就是说，贵州每年仰给四川之数共计七十八万两，其本省自征的丁粮、杂税才不过二十余万，百货厘金也不过二十余万，自给之数仅不过三分之一。
因为这一点经济上的优势，所以四川历来都好以西南老大哥自居。
然而辛亥之后，世道变了。云南、贵州都迅速完成了省内军政的独立和统一，而四川却因为成、渝之争，尹、胡之争，新、旧川军之争，以及南北之争等一系列内外纷争，在后辛亥时代的初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输在了起跑线上，最终沦为任滇黔宰割的羔羊。
但显而易见，一向高傲的四川耗子们，是不会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的，所以就有了“川人治川”、“争省格”这些提法。
一言以蔽之，就辛亥初年的情形而言，滇、黔虽然都号称“独立”，但这两个刚刚从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省份，在经济上却根本没有可资独立的基础。而四川呢，她虽有可供割据的经济基础，却又因为自身在崛起道路上的迷途，而屡屡受到滇、黔两省强大军事力量的牵制，因而也一直不能形成真正的割据。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困惑与迷惘。
树起一面新时代的旗号，撵走一群旧时代的总督、巡抚，建立一个“独立”的军政府，这些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然而要想重建一套能够独立自给的经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套相应的军事政治体制，进而发展出相应的新式伦理道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那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以对这一系列革命和独立的前景，反倒是那些朝廷地方大员们说了几句明白话，如贵州的袁义保就说：“革命运动可赞同，贵州财政无办法。”巡抚沈余庆也说：“假我一月，至少为贵州攫取川款五十万。今若此，立见陷于穷境耳。”
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哪有这许多闲暇去等待呢？
于是从一开始起，贫瘠的土地就让那些充满理想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将美好的憧憬放在一边，并变得格外的现实和庸俗，他们也从此走上了一条歧途。
这个不独立的经济基础，终于决定了滇、黔两省上层建筑的战略倾向——那就是依靠武力进行对外扩张。
而辛亥后贵州军政系统的弱势，和云贵总督常驻昆明的历史传统，也使得相对强势的云南成为了扩张战争中的主角——这就是接下来的滇军侵黔与侵川。
侵黔是为了恢复云贵总督时代的行政区划，实现传统云贵区域的统一，而侵川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为争夺经济命脉，实现财政自给而进行的战争。
当时的四川，简直就是整个西南的奶牛——她不但要接济滇、黔，甚至还要支付帝国军队在康、藏浩大的军费开支。
那么此时的四川的财政状况又怎么样呢？
以1911年，也就是宣统三年，大清朝的最后一年中的统计数据为例：
岁入总数 共折合白银一千七百三十余万两
其中 田赋 四百三十万两
盐税 六百三十万两
契税 三百一十余万两
厘金 七十余万两
肉税 一百一十余万两
烟、酒税 共一百余万两
油、糖税 共六十余万两
关税、杂税 共十余万两
显而易见，四川的经济状况是相对较好的，而其最大宗的财政收入，则来自盐税，就1911年来看，足足占了岁入的36.4%。而且这个盐税收入比例，还在逐步上升——到1938年，川省的田赋收入不过上升到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元，可盐税却飙升到三千三百零九万元，而同期的契税、营业税之和才一百七十余万元！也即是说，在这二十余年中，川省盐税占岁入的比例，从三分之一强，上升到了三分之二。
可见盐税收入，确是四川经济的命脉——确切地说，是正常经济状态下的命脉，因为很快就会有一个非正常的命脉出现，那就是鸦片，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而盐税的重中之重，则是川南的自流井、贡井等处盐场——今天的“盐都”自贡，就是由这两处盐井名字的缩写而来。
以191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当年全川共征盐税六百七十三万余元，其中川南盐场就占到了五百七十六万余元，川南在全川盐税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5%以上！
在今天，我们大概很难为了几担食盐去打上一架，但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这却常常是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但如把当年的盐井换成今天的油田，那么我们就容易理解这一切了。在那个年头，某片高产的盐井和如今某片蕴藏丰富的油田，几乎是同一个概念——那就是难以估量的巨额财富。
因此富庶的四川，尤其是川南的产盐地区，自然就成为了滇军侵川首选的目标。所以自云南独立之后，滇军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借口前出占据川南，甚至愿意把商埠重庆交给黔军，也要确保叙、泸一带的盐产地，这就不难理解了。
严酷的现实是，没有财富，便不能供养军队，没有军队，雄心勃勃的枭雄们便无法奢谈独立、割据或是逐鹿中原这些远大的目标。
而历史的传承则决定了，当时的滇、黔必须把自己的血管搭接到四川身上，才能维持生存——可是同样已经独立的四川，又怎么会愿意让自己的血液流淌在别人的血管里呢？
因此滇、黔、川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其本质上是无可调和的——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然的兽性十足的撕咬。
纵观唐继尧、刘显世时代滇、黔的兴衰，也正是与滇、黔军在四川的起伏跌宕相呼应的——得川则兴，失川则亡。
当唐继尧牢牢握有四川财富时候，整个西南，甚至整个南中国，都在他的淫威之下战栗，然而一旦他失去了四川，便即刻江河日下。非但滇军系统整个儿地崩溃，最后就连他自己“云南王”的地位都难以保持——刘显世也是一样。
这就是民国初年，川、滇、黔军在四川苦战不休的深层原因。
往更深处讲，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的割据诸侯都要面对的严肃问题：天下在转型，各个独立的省份也在转型。可究竟该怎么转，他们却没一个人清楚。
新生的诸侯们，不得不为自己突然的割据付出代价——旧帝国的崩溃，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崩溃，它同时也意味着帝国各大区域疆界体系的崩溃，帝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的崩溃，以及帝国旧有经济体系的崩溃……
这一系列崩溃，剪断了割据诸侯们在旧时代赖以生存的脐带，严峻的现实要求他们迅速为自己的统治重建经济基础，道德伦理共识，以及社会秩序。
他们都得在惶恐中苦苦思考，小心翼翼地探索未来，可眼前却一片漆黑——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充满迷惘的时代呢？
在旧帝国崩溃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新生的诸侯们循着传统的惯性，企图沿循旧时代的道路前行，但他们却犯了一个要命的错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这些刚推翻了旧时代上层建筑的可怜人儿，却又偏偏异想天开，要去重拾旧时代的经济基础！
这种南辕北辙式的方法论，注定了他们经年苦斗却一事无成的悲剧下场。
而接下来的十年，将是苦苦寻找转型道路的十年，西南诸侯们有没有找到各自适合的道路呢？
无数生命的烛光在风中摇曳，所有的人都在苦难中翘首以待明天——无论他是诸侯，是战士，是智者，还是庶民。然而残酷的命运却又注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等不到那缕灿烂的朝阳之光越过黎明前的层层帷幄。
所以，那注定将是个充满迷惘的时代，也注定将是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
熊克武进入成都后，在滇、黔的扶植下出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掌握全川军政大权——然而这个貌似辉煌的胜利，也只是个名义而已。
既然这是个以力搏胜的时代，那么真正的胜利者，自然就不会是本钱短少的国民党，而是股份最多的后台大老板，野心勃勃的唐继尧。
那时的唐继尧是多么的志得意满啊！他派出劳军使，到驻川滇军中到处派送他的相片和纪念金币，还给各路将领授勋，连在书信中也大大咧咧地以汉光武帝自居起来。
他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随后孙中山又重新任命了一回，不过把民政权从熊克武手中剥离了出来，改以杨沧白为省长），以滇军将领赵又新任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任叙泸镇守使，叶荃任夔万镇守使（后又率第八军进入陕西），划川中南重镇资中、简阳、内江、泸州、自流井、叙府为滇军驻扎区，另有华歌封一个旅驻扎川南的会理；另以黔军将领王文华任重庆镇守使，划川东重镇重庆为黔军防区。
全川要地，尤其是川南的盐场，重庆的商埠等财富之地，几乎全部控制在滇、黔两军手中，他们自署官吏，截流税款，名义上的川督熊克武对之也无可奈何——后来被认为是四川军阀混战罪魁祸首的“防区制”，就源于滇、黔军这一时期的驻屯体制。
然而，这也就是滇军在四川战场上最后的辉煌了。
因为此刻的滇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地步。
就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西南大混战中，滇军虽然最终侥幸取胜，但其表现已经大不如前，让人跌碎了眼镜。
列位看官大概忍不住要问上一句了：那支在护国时代慷慨激昂，三千人打遍全川所向无敌的滇军，怎么会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就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枉自兵力扩大了十倍，却连川军这帮乌合之众都能随便欺负它了呢？
冰冻三尺，固非一日之寒。
我们得从滇军的建军和发展轨迹中找原因。
从前清组建新军以来，滇军一直是一只规模虽小但却极其精悍的部队，直到护国战争前，才不过有两个正规师加上警备队共四十来营的兵力。因为兵力小，组建时间又长，所以部队装备整齐，人员训练有素，兵将相习，上下齐心。
然而护国之役的迅速胜利，使得滇军在瞬时间便拥有了广达数省的势力范围——与之相应的是，它也背上了更为沉重的防务负担。
防务上的急迫需求和物质上的暂时充裕，使滇军即刻进入了一个急速扩张期。唐继尧在短短的数年间，穷兵黩武，竭西南之财力，竟然将滇军扩充成了一支拥有八个军实力的庞大武装力量——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也正是这个大扩张时期使滇军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从此走向衰败。
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不断地涌入部队，大量低级干部在短时间内就被提拔到旅、团长的重要职务上，大量乱七八糟的老旧武器也被从仓库里拎出来重新使用（据后来驻粤滇军朱培德部师长王均抱怨说，他的部队，装备还比不上驻地村中的民团。作为堂堂正规军，这可真是丢人哪）……
以前那些用惯了皮实的德械装备的连、排长，在一年半载间就被提升为了旅、团长，领着一帮刚从云南乡下带出来，不谙军纪战术，既不会打枪也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手里拿的还是成都兵工厂出产的，故障百出的土造步枪——仅仅是如何保养枪械和排除简单故障，就够这些毫无常识的小伙子们学上好一段了。
而那些新提拔上来的官长们自己呢？他们连自己连、排里那几十百把号人还没有带好，连马克沁机关枪、克虏伯山炮这些稍微复杂些的武器的保养维护还没完全弄清楚，连地图还看不太明白，有些人连字都不识数都不会算……突然头头们就让他带上一个团、一个旅去战场上冲锋陷阵，这样还不出故障才怪！
更深而言之，对那些刚从一个古老时代的帝国躯壳里走出来的新军人而言，他们接触这些西洋军事技术和手段的时间，也实在是太短暂了——从云南新军创建算起，至此才不过短短十年，他们还缺乏起码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常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时期来让他们适应和掌握。
可是，那又是一个疯狂而急功近利的时代，容不得他们有如此的悠闲。于是，这场大扩军，反倒成为了滇军走下坡路的开始。
发展不是坏事儿，但如何使规模产生效益，而不是产生拖累，正确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与目标，这却是一系列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可那些被初期的成绩鼓舞得信心爆棚的家伙，却往往见不及此，因而头脑发热走上歧路——他们只看见了自己拥有的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看到在那貌似慑人的力量之下还有多少空洞需要去夯实。就这样，他们变成了一戳即破的纸老虎。
唐继尧和他的滇军，就是这样从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
地盘的扩张过速，和兵力的扩充过度，使得滇军这栋大厦，虽然架子看起来越来越大，但其基础却愈来愈显得薄弱，到处是洞，亟待夯实。可滇军的主人唐继尧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只看到自己过去的两个师，变成了现在的八个军。
而历史成绩也在误导他：既然一两年前，三千滇军便可以打遍全川，那么现在有了如此强大的一支武力在手，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积极参与中原逐鹿，进而争霸天下呢？
于是，这个好惹是非的唐继尧便在整个西南事务上，到处插手，除云南本省外，四川、陕西、广西、广东、湖南、贵州……差不多半个中国都有他派出去的干涉军。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就在这时，那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恶的魔鬼——鸦片，又一次出场了。
在早期滇军出征时，部队经常手头拮据。为了筹措军饷，便往往随军携带一些云南土产的鸦片沿途贩卖——就像如今的烟草一样，当年的“云土”也是云南的第一大品牌商品，是滇省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呢！
最初，在推翻满清哪、推翻帝制哪，以及种种其他伟大口号的鼓动下，军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妥——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大烟贩子并无两样，但他们毕竟有更为崇高的目的嘛！
唉，那个时代的人就有这么个坏毛病，他们总是以为只要目的高尚，使用什么手段去实现总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而发动战争的题目却越来越莫名其妙。
军队扩充得太快，军饷也越来越难于筹措，在拮据的经济状况下，那些失去了高尚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军队头头们也变得越来越现实。
他们渐渐忘怀了最初那些纯洁高尚的初衷，转而却把贩卖鸦片这种牟利的手段，当成了真正的目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越来越不堪，这些家伙甚至将倒卖鸦片视为了替个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门道。
于是，军中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当一支军队从云南向外省开拔时，士兵的军饷往往都是积欠着的。长官就用这些积欠的军饷作为本钱，以三元一两的价钱大肆收购云南土产的烟土。等到这支部队来到四川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了，这些烟土就能为长官带来巨额的利润——比如说在邻省四川，一两烟土就至少可以卖到七元以上，其利润高达百分之二百三十三。
在鸦片贸易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夺取贸易通道，垄断四川乃至长江流域的烟土贸易，也就成了滇军一再侵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一支原本意气昂扬的军队，业已沦落为了大烟贩子，并开始试着用武力去保卫和推行鸦片贸易，甚至普遍地吸食上了鸦片，你还能指望它继续保有强大的战斗力么？
当然不能！
一支没有了理想，丧失了技能，甚至连躯体也垮掉了的军队，在这样的乱世里，便彻底沦落为了诸侯们进行封建割据的工具——可即便是当割据的工具，现在的它也不再是一件好用的工具了。
可唐继尧却浑然不觉，仍然在做着用武力独霸西南的迷梦，于是他的倒霉也就指日可待了。
此刻正处于蜜月期的唐继尧和熊克武，也逐渐开始变得貌合神离起来。
在唐继尧看来，熊克武只是他用以统治四川的工具。而在熊克武看来呢？唐继尧扮演的脚色也可爱不到哪里去，国民党也只是拿他当个冤大头罢了。
然而无论是统治工具还是冤大头，他们都不喜欢永远当配角，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规划未来。然而，这两种思路在本质上又是不可调和的：一个非要吃霸王餐，另一个却死活不肯买账——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即将有一场新的冲突来临。
1918年的8月间，唐继尧以筹划北伐为名，兴冲冲地来到了重庆，准备召开所谓“五省联军”会议。
唐督军一路上威风很大，仪仗甚盛。连一众驻川滇军将领前往迎接时，也不禁纷纷咋舌，他们看到的场面是如此的穷奢极欲，直拟于帝王：
前导骑兵的战马皮色整齐协调，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
骑兵身背骑枪，腰挂战刀，足蹬皮靴，头戴德式尖顶铜盔。随后是形同唐家禁卫军的佽飞军，其服装与骑兵一致，唯装备略有差异，为右手持方天画戟，左挂十响驳壳枪。
再后是掌旗官，乘高头骏马，身背十响驳壳，掌一面杏黄滚金丝穗大旗，上绣有斗大的“唐”字。接着是一顶绿呢八抬大轿，内有绣龙金黄褥垫靠，轿顶镶一个五岳朝天锡鼎。
轿后随一匹黄骠马，配紫金鞍，再往后又是佽飞军——率队的也是号大名鼎鼎的人物，佽飞军大队长，下任“云南王”龙云。
唐继尧在他辉煌的行营里请众将吃西餐。行营的天花板墙壁均用白布衬挂，地上铺青松毛，壁上还挂几幅名人字画做装饰——据说这套行头共有两套，以备每天轮流打前站布置，连带中西餐具食料，共有一百多驮。
一众滇军将领当场就糊涂了：您老这是在革命，还是在实习当皇帝？这场仗我们到底实在为天下苍生打，还是在为个人权利打？我们到底是在为新时代流血，还是在为改朝换代流血？
可这个答案，他们还需要思考很久，但最终他们中的个别人找到了它。
9月17日，唐继尧一行抵达重庆黄桷垭，熊克武率高级军政人员及重庆工商学各界代表迎出十里之外，沿途布有佽飞军步哨。入城时，全城张灯结彩，鸣礼炮二十一响，重庆报纸称之为“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会议于9月24日开始，所谓的“五省联军”，系指川、滇、黔三军，以及此时正在四川，暂时听命于唐继尧的湖北鄂军、河南豫军各一部。
与会者计有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滇、黔军旅长以上军官，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及国民党系统的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颜德基等，原占据鄂西恩施一带的蓝天蔚（士官二期，大名鼎鼎的士官前三杰之一，辛亥时代的北方风云人物之一。不过辛亥之后越混越差，现在几乎沦落到山大王的地步了），原荆襄镇守使黎天才和豫军司令王天纵等人，以及其他各省的一些代表——而旧川军系统的实力派人物如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却均未与会。
唐继尧此行的题目，是筹划“五省联军”北伐，然而其提出讨论的“准备北伐案”，却志不在北伐，而是十足的“强滇弱川”政策的延续。该案主题有三点：
第一点、以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的补充；
第二点、以四川全省的厘税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
第三点、以上两项由联帅（亦即唐继尧）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
既然这是个以力搏胜的时代，那么真正的胜利者，自然就不会是本钱短少的国民党，而是股份最多的后台大老板，野心勃勃的唐继尧。
那时的唐继尧是多么的志得意满啊！他派出劳军使，到驻川滇军中到处派送他的相片和纪念金币，还给各路将领授勋，连在书信中也大大咧咧地以汉光武帝自居起来。
他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随后孙中山又重新任命了一回，不过把民政权从熊克武手中剥离了出来，改以杨沧白为省长），以滇军将领赵又新任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任叙泸镇守使，叶荃任夔万镇守使（后又率第八军进入陕西），划川中南重镇资中、简阳、内江、泸州、自流井、叙府为滇军驻扎区，另有华歌封一个旅驻扎川南的会理；另以黔军将领王文华任重庆镇守使，划川东重镇重庆为黔军防区。
全川要地，尤其是川南的盐场，重庆的商埠等财富之地，几乎全部控制在滇、黔两军手中，他们自署官吏，截流税款，名义上的川督熊克武对之也无可奈何——后来被认为是四川军阀混战罪魁祸首的“防区制”，就源于滇、黔军这一时期的驻屯体制。
然而，这也就是滇军在四川战场上最后的辉煌了。
因为此刻的滇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地步。
就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西南大混战中，滇军虽然最终侥幸取胜，但其表现已经大不如前，让人跌碎了眼镜。
列位看官大概忍不住要问上一句了：那支在护国时代慷慨激昂，三千人打遍全川所向无敌的滇军，怎么会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就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枉自兵力扩大了十倍，却连川军这帮乌合之众都能随便欺负它了呢？
冰冻三尺，固非一日之寒。
我们得从滇军的建军和发展轨迹中找原因。
从前清组建新军以来，滇军一直是一只规模虽小但却极其精悍的部队，直到护国战争前，才不过有两个正规师加上警备队共四十来营的兵力。因为兵力小，组建时间又长，所以部队装备整齐，人员训练有素，兵将相习，上下齐心。
然而护国之役的迅速胜利，使得滇军在瞬时间便拥有了广达数省的势力范围——与之相应的是，它也背上了更为沉重的防务负担。
防务上的急迫需求和物质上的暂时充裕，使滇军即刻进入了一个急速扩张期。唐继尧在短短的数年间，穷兵黩武，竭西南之财力，竟然将滇军扩充成了一支拥有八个军实力的庞大武装力量——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也正是这个大扩张时期使滇军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从此走向衰败。
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不断地涌入部队，大量低级干部在短时间内就被提拔到旅、团长的重要职务上，大量乱七八糟的老旧武器也被从仓库里拎出来重新使用（据后来驻粤滇军朱培德部师长王均抱怨说，他的部队，装备还比不上驻地村中的民团。作为堂堂正规军，这可真是丢人哪）……
以前那些用惯了皮实的德械装备的连、排长，在一年半载间就被提升为了旅、团长，领着一帮刚从云南乡下带出来，不谙军纪战术，既不会打枪也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手里拿的还是成都兵工厂出产的，故障百出的土造步枪——仅仅是如何保养枪械和排除简单故障，就够这些毫无常识的小伙子们学上好一段了。
而那些新提拔上来的官长们自己呢？他们连自己连、排里那几十百把号人还没有带好，连马克沁机关枪、克虏伯山炮这些稍微复杂些的武器的保养维护还没完全弄清楚，连地图还看不太明白，有些人连字都不识数都不会算……突然头头们就让他带上一个团、一个旅去战场上冲锋陷阵，这样还不出故障才怪！
更深而言之，对那些刚从一个古老时代的帝国躯壳里走出来的新军人而言，他们接触这些西洋军事技术和手段的时间，也实在是太短暂了——从云南新军创建算起，至此才不过短短十年，他们还缺乏起码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常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时期来让他们适应和掌握。
可是，那又是一个疯狂而急功近利的时代，容不得他们有如此的悠闲。于是，这场大扩军，反倒成为了滇军走下坡路的开始。
发展不是坏事儿，但如何使规模产生效益，而不是产生拖累，正确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与目标，这却是一系列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可那些被初期的成绩鼓舞得信心爆棚的家伙，却往往见不及此，因而头脑发热走上歧路——他们只看见了自己拥有的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看到在那貌似慑人的力量之下还有多少空洞需要去夯实。就这样，他们变成了一戳即破的纸老虎。
唐继尧和他的滇军，就是这样从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
地盘的扩张过速，和兵力的扩充过度，使得滇军这栋大厦，虽然架子看起来越来越大，但其基础却愈来愈显得薄弱，到处是洞，亟待夯实。可滇军的主人唐继尧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只看到自己过去的两个师，变成了现在的八个军。
而历史成绩也在误导他：既然一两年前，三千滇军便可以打遍全川，那么现在有了如此强大的一支武力在手，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积极参与中原逐鹿，进而争霸天下呢？
于是，这个好惹是非的唐继尧便在整个西南事务上，到处插手，除云南本省外，四川、陕西、广西、广东、湖南、贵州……差不多半个中国都有他派出去的干涉军。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就在这时，那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恶的魔鬼——鸦片，又一次出场了。
在早期滇军出征时，部队经常手头拮据。为了筹措军饷，便往往随军携带一些云南土产的鸦片沿途贩卖——就像如今的烟草一样，当年的“云土”也是云南的第一大品牌商品，是滇省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呢！
最初，在推翻满清哪、推翻帝制哪，以及种种其他伟大口号的鼓动下，军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妥——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大烟贩子并无两样，但他们毕竟有更为崇高的目的嘛！
唉，那个时代的人就有这么个坏毛病，他们总是以为只要目的高尚，使用什么手段去实现总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而发动战争的题目却越来越莫名其妙。
军队扩充得太快，军饷也越来越难于筹措，在拮据的经济状况下，那些失去了高尚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军队头头们也变得越来越现实。
他们渐渐忘怀了最初那些纯洁高尚的初衷，转而却把贩卖鸦片这种牟利的手段，当成了真正的目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越来越不堪，这些家伙甚至将倒卖鸦片视为了替个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门道。
于是，军中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当一支军队从云南向外省开拔时，士兵的军饷往往都是积欠着的。长官就用这些积欠的军饷作为本钱，以三元一两的价钱大肆收购云南土产的烟土。等到这支部队来到四川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了，这些烟土就能为长官带来巨额的利润——比如说在邻省四川，一两烟土就至少可以卖到七元以上，其利润高达百分之二百三十三。
在鸦片贸易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夺取贸易通道，垄断四川乃至长江流域的烟土贸易，也就成了滇军一再侵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一支原本意气昂扬的军队，业已沦落为了大烟贩子，并开始试着用武力去保卫和推行鸦片贸易，甚至普遍地吸食上了鸦片，你还能指望它继续保有强大的战斗力么？
当然不能！
一支没有了理想，丧失了技能，甚至连躯体也垮掉了的军队，在这样的乱世里，便彻底沦落为了诸侯们进行封建割据的工具——可即便是当割据的工具，现在的它也不再是一件好用的工具了。
可唐继尧却浑然不觉，仍然在做着用武力独霸西南的迷梦，于是他的倒霉也就指日可待了。
此刻正处于蜜月期的唐继尧和熊克武，也逐渐开始变得貌合神离起来。
在唐继尧看来，熊克武只是他用以统治四川的工具。而在熊克武看来呢？唐继尧扮演的脚色也可爱不到哪里去，国民党也只是拿他当个冤大头罢了。
然而无论是统治工具还是冤大头，他们都不喜欢永远当配角，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规划未来。然而，这两种思路在本质上又是不可调和的：一个非要吃霸王餐，另一个却死活不肯买账——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即将有一场新的冲突来临。
1918年的8月间，唐继尧以筹划北伐为名，兴冲冲地来到了重庆，准备召开所谓“五省联军”会议。
唐督军一路上威风很大，仪仗甚盛。连一众驻川滇军将领前往迎接时，也不禁纷纷咋舌，他们看到的场面是如此的穷奢极欲，直拟于帝王：
前导骑兵的战马皮色整齐协调，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
骑兵身背骑枪，腰挂战刀，足蹬皮靴，头戴德式尖顶铜盔。随后是形同唐家禁卫军的佽飞军，其服装与骑兵一致，唯装备略有差异，为右手持方天画戟，左挂十响驳壳枪。
再后是掌旗官，乘高头骏马，身背十响驳壳，掌一面杏黄滚金丝穗大旗，上绣有斗大的“唐”字。接着是一顶绿呢八抬大轿，内有绣龙金黄褥垫靠，轿顶镶一个五岳朝天锡鼎。
轿后随一匹黄骠马，配紫金鞍，再往后又是佽飞军——率队的也是号大名鼎鼎的人物，佽飞军大队长，下任“云南王”龙云。
唐继尧在他辉煌的行营里请众将吃西餐。行营的天花板墙壁均用白布衬挂，地上铺青松毛，壁上还挂几幅名人字画做装饰——据说这套行头共有两套，以备每天轮流打前站布置，连带中西餐具食料，共有一百多驮。
一众滇军将领当场就糊涂了：您老这是在革命，还是在实习当皇帝？这场仗我们到底实在为天下苍生打，还是在为个人权利打？我们到底是在为新时代流血，还是在为改朝换代流血？
可这个答案，他们还需要思考很久，但最终他们中的个别人找到了它。
9月17日，唐继尧一行抵达重庆黄桷垭，熊克武率高级军政人员及重庆工商学各界代表迎出十里之外，沿途布有佽飞军步哨。入城时，全城张灯结彩，鸣礼炮二十一响，重庆报纸称之为“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会议于9月24日开始，所谓的“五省联军”，系指川、滇、黔三军，以及此时正在四川，暂时听命于唐继尧的湖北鄂军、河南豫军各一部。
与会者计有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滇、黔军旅长以上军官，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及国民党系统的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颜德基等，原占据鄂西恩施一带的蓝天蔚（士官二期，大名鼎鼎的士官前三杰之一，辛亥时代的北方风云人物之一。不过辛亥之后越混越差，现在几乎沦落到山大王的地步了），原荆襄镇守使黎天才和豫军司令王天纵等人，以及其他各省的一些代表——而旧川军系统的实力派人物如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却均未与会。
唐继尧此行的题目，是筹划“五省联军”北伐，然而其提出讨论的“准备北伐案”，却志不在北伐，而是十足的“强滇弱川”政策的延续。该案主题有三点：
第一点、以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的补充；
第二点、以四川全省的厘税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
第三点、以上两项由联帅（亦即唐继尧）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