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当造谣贴上了“爱国”的标签——当“宜川”变回“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13:03
当造谣贴上了“爱国”的标签
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补遗篇
当笔者写完《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一文后，痛快之余总觉得还意犹未尽！遂决定再接再厉，尝试着继续深挖类似“御舰门”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严肃的中国史学界的深层原因！
《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所谓的“慈禧御舰”纯粹是子虚乌有，指鹿为马之作，但是这个谣言的形成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清末，确实发生过一场赠送御用船的事件。
北京的颐和园中至今仍躺着一条锈迹斑斑的小船！笔者十岁那年去北京游玩颐和园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这艘看上去光秃秃的，除了两旁有“大轮子”外只立着一根烟囱的小船——很破！破得根本不成样子！当时并不知道这艘小破船有着什么特别的“文物价值”，但就是这艘毫不起眼的、破得不成样子的小明轮船，却正是历史上唯一的真真正正具有“外赠御船身份”认证的见证遗存！但是就算拥有这“外赠御用船身份”的认证，这艘名字叫“永和”的小火轮也没有“荣幸”迎‘老佛爷’的大驾光临——它仅仅是一条用来拖曳慈禧的“画舫”在颐和园中的“海”兜风的“御用拖船”而已！（试想：即使这条小火轮做工再精细，可是这小小的个头又如何能体现“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颐颐昭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天下母仪”呢？更何况蒸汽机会喷发出呛人的浓烟，搞不好会将老佛爷的“凤体”折腾得七荤八素，落下什么“呼吸性疾病”，而有可能将老佛爷及其随员熏得脸面漆黑那就是有损大清国国体的大事了！）慈禧用“永和”轮当作“御座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成钟岳的“反御舰文”中说得也清楚：这艘船的赠送国根本不是什么英国，而是日本！是为了“答谢”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资助日本大米充作军粮的“谢礼”——（原因很简单：因为同当时的日本人比起来——沙俄人要浑蛋得多！）
到此，“御舰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实在是“御舰文”原作者发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赠送“永和”轮事件经过“阉割”后“移植”到英国于1888年为北洋海军建造“致远”、“靖远”的购舰行动上！而且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买二送一”说！（天知道阿姆斯特朗公司是怎么做这笔赔本买卖的！）再经过掐头去尾的叙述，让这艘军舰在满清覆亡后“神秘”消失，“创造性”的将其埋没在“抚顺港的废船堆”中，再安排它在解放后重见天日！真是跌宕起伏，曲折反复——可是这个故事已经被证明是：造谣！
……
造谣是肯定的了！而造谣者的动机似乎也是肯定的！笔者在《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一文中将其归纳为“为了所谓的‘以史为鉴’的政治教育意义”，由于当时篇幅有限，笔者并没有引申过多——而《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收笔后就这种“造谣动机”而言，笔者心中依然觉得还有话说：
一般意义上的“造谣者”的动机一般被认为是不纯的、黑暗的、邪恶的、别有用心的；目的是阴险的、狡诈的、无耻的、不可告人的；手段是恶毒的、不入流的、下三滥的、为君子所不齿的！但是“御舰门”的始作俑者的造谣手段虽然可以称为：“不入流、下三滥和为君子所不齿”！但是其动机和目的似乎并不是如以上那些不堪入目，甚至可以用肯定的语气说：“‘御舰文’的原作者是一个怀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的人！”
矛盾吗？爱国者怎么可能造谣呢？许多人自然想不通这个问题，爱国者在一般人眼中就是正义与真理的化身！这种人怎么可能去干那种下三滥的造谣技俩呢？对此责问——笔者只有一个回答：“为什么不可能？”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本篇补遗文的中心所在：当造谣被贴上了爱国的标签！
自上而下传播的谣言比一般的市井谣言更加具有广泛的可传播性质！很明显——其实不仅仅是谣言，任何信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永远是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的传播的快！因为同样一件事情，在平头老百姓的嘴巴里讲述和在官方发言人的嘴巴里讲述所起到的效应绝对是差距悬殊的！联想到先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华南虎事件，为什么到现在，“挺虎派”和“倒虎派”还在为这张照片的真伪性吵吵嚷嚷、争论不休呢？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拍照片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某个专门研究华南虎的专家的话——那么还会有诸如“专家”、“教授”、“政府官员”、“普通网民”如同嗑了过量的摇头丸如此卖力的争论吗？笔者心想不太可能！至少激烈程度决不会像现在那样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国人习惯相信“专家”的话——哪怕这根本就是胡说！就好比一块用古鸟的身体化石加古盗龙的尾部化石“拼接”起来的“古盗鸟化石”能够堂而皇之的被当成“古生物研究的重大发现成果”而存在了数十年才被识破——期间没有受到多少质疑，那么多“专家”的肯定不正是促使其家喻户晓并人人奉为真理的“罪魁祸首”吗？
笔者举“华南虎事件”和“古盗鸟事件”这两桩看似和政治和爱国主义毫不相关事件当例子的目的并不想就华南虎事件或者古盗鸟事件的真伪评头论足！而是要让大家看见一个现象并且明白在各位的大脑中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自下而上传播的“华南虎事件”在一开始就争议不断，而自上而下发布的“古盗鸟事件”却长时间没有人来质疑呢？
而这种自上而下传播的谣言和爱国主义又有什么交集呢？答案显而易见：通过权威杂志而传播的“御舰门”文章作者显然是怀着一颗对人民共和国的热爱之心来编造这个谎言的！因为他写此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抹黑人民海军或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御舰文”的作者试图让读者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祖国走向富强！其动机非但没有“不纯”，反而相当纯洁！“旧事物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导弹击沉前清旧舰也正能体现新生的人民海军不走老路，不当“晚清殉葬品”、誓死捍卫中国海防的决心！
没有比这种动机更加纯洁的动机了！但是问题在于：动机高尚的谎言依旧谎言！为了实现这种崇高的政治目的而用如此下三滥的嫁接、挪移、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段来为之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对崇高政治目的的羞辱！就如同奥运会中的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的选手的动机是纯洁的——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其手段是下三滥的——因为这种不入流手段亵渎了奥林匹克和竞技体育最起码的公平精神！同样，为了崇高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造谣，同样亵渎了做人最基本的原则——说实话！
在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中：似乎为了爱国而进行的造谣并不是罪过，情有可原，不应该苛责——也就是所谓的“爱国无罪论”！这让笔者不由得想到一件黑色幽默——
笔者的好友，军事撰稿人王鼎杰先生和笔者谈到著名甲午战争史研究者戚其章先生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么一则真实的故事：当戚其章去安徽采访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后人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戚先生见丁家后人们个个支支吾吾，避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遂觉得纳闷，细问下来才知道，丁家正在被批斗中！至于原因，当地“革委会”的回答让笔者感到既可笑又可悲：“老丁家的祖上丁汝昌是国民党海军司令！”
这个回答让戚其章先生也差点晕倒，他赶紧纠正道：“丁汝昌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而是北洋水师的提督，是大英雄！”
一听到“北洋水师”，“革委会”的那群人总算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冤枉了好人，错把英雄之后当成了国民党遗族来大批特批！（可见《甲午风云》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之崇高，还好里面的丁汝昌形象不错，换作是“卑鄙的变态懦夫”刘步蟾的话，一提北洋海军，极有可能是火上浇油！）就此，丁家人被批斗的岁月提前结束了！而戚其章也采访到了他想要的一手资料，真是皆大欢喜！
笔者听完这则黑色幽默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丁汝昌是国民党海军司令”这种高深的谣言恐怕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革委会”能编造出来的！造出这种无耻的谣言的只能是更高一层的“革委会”成员——而且未必不知道丁汝昌到底是何许人也！而偏偏就发生了这种颠倒是非的不幸——而造谣的动机同样很王道：爱国！（至少在那个年代，这就是爱国！到今天没有人怀疑轰轰烈烈的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是“爱国”！只不过，这种爱国的方式造成的却是反效果——）而本来拥有充分理由进行反驳的丁家人却不敢说“丁汝昌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在那个年代，和“革委会”作对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作对！和文化大革命作对就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对！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对那简直就是在和国家作对了！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毫不讲理的混帐逻辑：冤枉或者造谣！还不允许被冤枉或者被造谣的对象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反驳！辩护了、反驳了就是“不爱国”！因为冤枉、造谣者是赤心爱国的！因为“爱国无罪”！所以，以“爱国”的名义进行造谣也是无罪的！而可悲的是，这种混账逻辑非但没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反而在和谐社会的今天依旧横行霸道！只不过阵地从现实世界转移到虚拟的互联网上——当一群嗑了吗啡般亢奋的家伙动辄以爱国的名义肆意辱骂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和事，“捍卫”着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真理”，以及被严重扭曲和绝对化的“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相信但凡有点清醒头脑和良知的人都会觉得“红卫兵小将们又回来了！”而恰恰讽刺的就是：这些人同样非常“爱国”！只不过爱得已经非常变态和扭曲而已！
写到这里，笔者估计会收到一条“重量级”的“反驳”！那就是：“历史是要为政治服务的”！诚然，按照政治学的观点而言，这句话无比正确！但是不要忘记：历史虽然同政治密切相关，但是终究不是政治！毕竟真相只有一个——而且并不能随着政治家的意志而转移什么！齐臣崔杼弑国君而大权在握，而史官不论崔杼如何高压强迫，却依旧执著地在史书上写道：“崔杼弑其君”这五个字，即使前任史官因此被杀头，而后任史官依旧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写上“崔杼弑其君”！因为很简单，崔杼确实杀了他的国君！不论其动机有多么高尚，（事实上确实很高尚——还有比“一心为国”更加高尚的动机吗？）弑君的事实是铁证如山，不可动摇的！（而晋臣赵穿弑杀无道的国君晋灵公也是同样性质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史官在政治压力面前的气节！而太史公司马迁的铮铮铁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不知道在这些先人面前，鼓吹所谓的“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爱国者”们将何以自处？
最近拜读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曾经的“禁书”，现在的“金书”）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分为八大类：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也就是说：政治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研究的八分之一而已，（而且其精髓并不是什么政治意志，而是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如今之人又凭什么要求另外八分之七的历史仅仅为这八分之一之中还只占N分之一的政治意志要素服务呢？
如果仅仅是个政治家，那么以“爱国”的名义造那一两句或者一辈子的谣言那笔者无话可说！政治需要而已——但是如果要通过政治手段干涉历史研究，引导让人民群众将政治谣言被当成历史来读！那就是犯罪！谣言终究是谣言——无论其动机多么得纯洁、高尚、爱国！
该说的暂时说完了——笔者长舒一口气——痛快！当造谣贴上了“爱国”的标签
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补遗篇
当笔者写完《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一文后，痛快之余总觉得还意犹未尽！遂决定再接再厉，尝试着继续深挖类似“御舰门”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严肃的中国史学界的深层原因！
《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所谓的“慈禧御舰”纯粹是子虚乌有，指鹿为马之作，但是这个谣言的形成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清末，确实发生过一场赠送御用船的事件。
北京的颐和园中至今仍躺着一条锈迹斑斑的小船！笔者十岁那年去北京游玩颐和园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这艘看上去光秃秃的，除了两旁有“大轮子”外只立着一根烟囱的小船——很破！破得根本不成样子！当时并不知道这艘小破船有着什么特别的“文物价值”，但就是这艘毫不起眼的、破得不成样子的小明轮船，却正是历史上唯一的真真正正具有“外赠御船身份”认证的见证遗存！但是就算拥有这“外赠御用船身份”的认证，这艘名字叫“永和”的小火轮也没有“荣幸”迎‘老佛爷’的大驾光临——它仅仅是一条用来拖曳慈禧的“画舫”在颐和园中的“海”兜风的“御用拖船”而已！（试想：即使这条小火轮做工再精细，可是这小小的个头又如何能体现“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颐颐昭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天下母仪”呢？更何况蒸汽机会喷发出呛人的浓烟，搞不好会将老佛爷的“凤体”折腾得七荤八素，落下什么“呼吸性疾病”，而有可能将老佛爷及其随员熏得脸面漆黑那就是有损大清国国体的大事了！）慈禧用“永和”轮当作“御座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成钟岳的“反御舰文”中说得也清楚：这艘船的赠送国根本不是什么英国，而是日本！是为了“答谢”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资助日本大米充作军粮的“谢礼”——（原因很简单：因为同当时的日本人比起来——沙俄人要浑蛋得多！）
到此，“御舰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实在是“御舰文”原作者发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赠送“永和”轮事件经过“阉割”后“移植”到英国于1888年为北洋海军建造“致远”、“靖远”的购舰行动上！而且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买二送一”说！（天知道阿姆斯特朗公司是怎么做这笔赔本买卖的！）再经过掐头去尾的叙述，让这艘军舰在满清覆亡后“神秘”消失，“创造性”的将其埋没在“抚顺港的废船堆”中，再安排它在解放后重见天日！真是跌宕起伏，曲折反复——可是这个故事已经被证明是：造谣！
……
造谣是肯定的了！而造谣者的动机似乎也是肯定的！笔者在《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一文中将其归纳为“为了所谓的‘以史为鉴’的政治教育意义”，由于当时篇幅有限，笔者并没有引申过多——而《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收笔后就这种“造谣动机”而言，笔者心中依然觉得还有话说：
一般意义上的“造谣者”的动机一般被认为是不纯的、黑暗的、邪恶的、别有用心的；目的是阴险的、狡诈的、无耻的、不可告人的；手段是恶毒的、不入流的、下三滥的、为君子所不齿的！但是“御舰门”的始作俑者的造谣手段虽然可以称为：“不入流、下三滥和为君子所不齿”！但是其动机和目的似乎并不是如以上那些不堪入目，甚至可以用肯定的语气说：“‘御舰文’的原作者是一个怀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的人！”
矛盾吗？爱国者怎么可能造谣呢？许多人自然想不通这个问题，爱国者在一般人眼中就是正义与真理的化身！这种人怎么可能去干那种下三滥的造谣技俩呢？对此责问——笔者只有一个回答：“为什么不可能？”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本篇补遗文的中心所在：当造谣被贴上了爱国的标签！
自上而下传播的谣言比一般的市井谣言更加具有广泛的可传播性质！很明显——其实不仅仅是谣言，任何信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永远是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的传播的快！因为同样一件事情，在平头老百姓的嘴巴里讲述和在官方发言人的嘴巴里讲述所起到的效应绝对是差距悬殊的！联想到先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华南虎事件，为什么到现在，“挺虎派”和“倒虎派”还在为这张照片的真伪性吵吵嚷嚷、争论不休呢？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拍照片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某个专门研究华南虎的专家的话——那么还会有诸如“专家”、“教授”、“政府官员”、“普通网民”如同嗑了过量的摇头丸如此卖力的争论吗？笔者心想不太可能！至少激烈程度决不会像现在那样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国人习惯相信“专家”的话——哪怕这根本就是胡说！就好比一块用古鸟的身体化石加古盗龙的尾部化石“拼接”起来的“古盗鸟化石”能够堂而皇之的被当成“古生物研究的重大发现成果”而存在了数十年才被识破——期间没有受到多少质疑，那么多“专家”的肯定不正是促使其家喻户晓并人人奉为真理的“罪魁祸首”吗？
笔者举“华南虎事件”和“古盗鸟事件”这两桩看似和政治和爱国主义毫不相关事件当例子的目的并不想就华南虎事件或者古盗鸟事件的真伪评头论足！而是要让大家看见一个现象并且明白在各位的大脑中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自下而上传播的“华南虎事件”在一开始就争议不断，而自上而下发布的“古盗鸟事件”却长时间没有人来质疑呢？
而这种自上而下传播的谣言和爱国主义又有什么交集呢？答案显而易见：通过权威杂志而传播的“御舰门”文章作者显然是怀着一颗对人民共和国的热爱之心来编造这个谎言的！因为他写此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抹黑人民海军或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御舰文”的作者试图让读者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祖国走向富强！其动机非但没有“不纯”，反而相当纯洁！“旧事物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导弹击沉前清旧舰也正能体现新生的人民海军不走老路，不当“晚清殉葬品”、誓死捍卫中国海防的决心！
没有比这种动机更加纯洁的动机了！但是问题在于：动机高尚的谎言依旧谎言！为了实现这种崇高的政治目的而用如此下三滥的嫁接、挪移、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段来为之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对崇高政治目的的羞辱！就如同奥运会中的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的选手的动机是纯洁的——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其手段是下三滥的——因为这种不入流手段亵渎了奥林匹克和竞技体育最起码的公平精神！同样，为了崇高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造谣，同样亵渎了做人最基本的原则——说实话！
在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中：似乎为了爱国而进行的造谣并不是罪过，情有可原，不应该苛责——也就是所谓的“爱国无罪论”！这让笔者不由得想到一件黑色幽默——
笔者的好友，军事撰稿人王鼎杰先生和笔者谈到著名甲午战争史研究者戚其章先生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么一则真实的故事：当戚其章去安徽采访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后人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戚先生见丁家后人们个个支支吾吾，避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遂觉得纳闷，细问下来才知道，丁家正在被批斗中！至于原因，当地“革委会”的回答让笔者感到既可笑又可悲：“老丁家的祖上丁汝昌是国民党海军司令！”
这个回答让戚其章先生也差点晕倒，他赶紧纠正道：“丁汝昌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而是北洋水师的提督，是大英雄！”
一听到“北洋水师”，“革委会”的那群人总算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冤枉了好人，错把英雄之后当成了国民党遗族来大批特批！（可见《甲午风云》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之崇高，还好里面的丁汝昌形象不错，换作是“卑鄙的变态懦夫”刘步蟾的话，一提北洋海军，极有可能是火上浇油！）就此，丁家人被批斗的岁月提前结束了！而戚其章也采访到了他想要的一手资料，真是皆大欢喜！
笔者听完这则黑色幽默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丁汝昌是国民党海军司令”这种高深的谣言恐怕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革委会”能编造出来的！造出这种无耻的谣言的只能是更高一层的“革委会”成员——而且未必不知道丁汝昌到底是何许人也！而偏偏就发生了这种颠倒是非的不幸——而造谣的动机同样很王道：爱国！（至少在那个年代，这就是爱国！到今天没有人怀疑轰轰烈烈的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是“爱国”！只不过，这种爱国的方式造成的却是反效果——）而本来拥有充分理由进行反驳的丁家人却不敢说“丁汝昌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在那个年代，和“革委会”作对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作对！和文化大革命作对就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对！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对那简直就是在和国家作对了！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毫不讲理的混帐逻辑：冤枉或者造谣！还不允许被冤枉或者被造谣的对象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反驳！辩护了、反驳了就是“不爱国”！因为冤枉、造谣者是赤心爱国的！因为“爱国无罪”！所以，以“爱国”的名义进行造谣也是无罪的！而可悲的是，这种混账逻辑非但没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反而在和谐社会的今天依旧横行霸道！只不过阵地从现实世界转移到虚拟的互联网上——当一群嗑了吗啡般亢奋的家伙动辄以爱国的名义肆意辱骂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和事，“捍卫”着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真理”，以及被严重扭曲和绝对化的“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相信但凡有点清醒头脑和良知的人都会觉得“红卫兵小将们又回来了！”而恰恰讽刺的就是：这些人同样非常“爱国”！只不过爱得已经非常变态和扭曲而已！
写到这里，笔者估计会收到一条“重量级”的“反驳”！那就是：“历史是要为政治服务的”！诚然，按照政治学的观点而言，这句话无比正确！但是不要忘记：历史虽然同政治密切相关，但是终究不是政治！毕竟真相只有一个——而且并不能随着政治家的意志而转移什么！齐臣崔杼弑国君而大权在握，而史官不论崔杼如何高压强迫，却依旧执著地在史书上写道：“崔杼弑其君”这五个字，即使前任史官因此被杀头，而后任史官依旧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写上“崔杼弑其君”！因为很简单，崔杼确实杀了他的国君！不论其动机有多么高尚，（事实上确实很高尚——还有比“一心为国”更加高尚的动机吗？）弑君的事实是铁证如山，不可动摇的！（而晋臣赵穿弑杀无道的国君晋灵公也是同样性质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史官在政治压力面前的气节！而太史公司马迁的铮铮铁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不知道在这些先人面前，鼓吹所谓的“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爱国者”们将何以自处？
最近拜读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曾经的“禁书”，现在的“金书”）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分为八大类：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也就是说：政治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研究的八分之一而已，（而且其精髓并不是什么政治意志，而是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如今之人又凭什么要求另外八分之七的历史仅仅为这八分之一之中还只占N分之一的政治意志要素服务呢？
如果仅仅是个政治家，那么以“爱国”的名义造那一两句或者一辈子的谣言那笔者无话可说！政治需要而已——但是如果要通过政治手段干涉历史研究，引导让人民群众将政治谣言被当成历史来读！那就是犯罪！谣言终究是谣言——无论其动机多么得纯洁、高尚、爱国！
该说的暂时说完了——笔者长舒一口气——痛快！
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补遗篇
当笔者写完《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一文后，痛快之余总觉得还意犹未尽！遂决定再接再厉，尝试着继续深挖类似“御舰门”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严肃的中国史学界的深层原因！
《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所谓的“慈禧御舰”纯粹是子虚乌有，指鹿为马之作，但是这个谣言的形成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清末，确实发生过一场赠送御用船的事件。
北京的颐和园中至今仍躺着一条锈迹斑斑的小船！笔者十岁那年去北京游玩颐和园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这艘看上去光秃秃的，除了两旁有“大轮子”外只立着一根烟囱的小船——很破！破得根本不成样子！当时并不知道这艘小破船有着什么特别的“文物价值”，但就是这艘毫不起眼的、破得不成样子的小明轮船，却正是历史上唯一的真真正正具有“外赠御船身份”认证的见证遗存！但是就算拥有这“外赠御用船身份”的认证，这艘名字叫“永和”的小火轮也没有“荣幸”迎‘老佛爷’的大驾光临——它仅仅是一条用来拖曳慈禧的“画舫”在颐和园中的“海”兜风的“御用拖船”而已！（试想：即使这条小火轮做工再精细，可是这小小的个头又如何能体现“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颐颐昭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天下母仪”呢？更何况蒸汽机会喷发出呛人的浓烟，搞不好会将老佛爷的“凤体”折腾得七荤八素，落下什么“呼吸性疾病”，而有可能将老佛爷及其随员熏得脸面漆黑那就是有损大清国国体的大事了！）慈禧用“永和”轮当作“御座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成钟岳的“反御舰文”中说得也清楚：这艘船的赠送国根本不是什么英国，而是日本！是为了“答谢”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资助日本大米充作军粮的“谢礼”——（原因很简单：因为同当时的日本人比起来——沙俄人要浑蛋得多！）
到此，“御舰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实在是“御舰文”原作者发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赠送“永和”轮事件经过“阉割”后“移植”到英国于1888年为北洋海军建造“致远”、“靖远”的购舰行动上！而且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买二送一”说！（天知道阿姆斯特朗公司是怎么做这笔赔本买卖的！）再经过掐头去尾的叙述，让这艘军舰在满清覆亡后“神秘”消失，“创造性”的将其埋没在“抚顺港的废船堆”中，再安排它在解放后重见天日！真是跌宕起伏，曲折反复——可是这个故事已经被证明是：造谣！
……
造谣是肯定的了！而造谣者的动机似乎也是肯定的！笔者在《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一文中将其归纳为“为了所谓的‘以史为鉴’的政治教育意义”，由于当时篇幅有限，笔者并没有引申过多——而《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收笔后就这种“造谣动机”而言，笔者心中依然觉得还有话说：
一般意义上的“造谣者”的动机一般被认为是不纯的、黑暗的、邪恶的、别有用心的；目的是阴险的、狡诈的、无耻的、不可告人的；手段是恶毒的、不入流的、下三滥的、为君子所不齿的！但是“御舰门”的始作俑者的造谣手段虽然可以称为：“不入流、下三滥和为君子所不齿”！但是其动机和目的似乎并不是如以上那些不堪入目，甚至可以用肯定的语气说：“‘御舰文’的原作者是一个怀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的人！”
矛盾吗？爱国者怎么可能造谣呢？许多人自然想不通这个问题，爱国者在一般人眼中就是正义与真理的化身！这种人怎么可能去干那种下三滥的造谣技俩呢？对此责问——笔者只有一个回答：“为什么不可能？”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本篇补遗文的中心所在：当造谣被贴上了爱国的标签！
自上而下传播的谣言比一般的市井谣言更加具有广泛的可传播性质！很明显——其实不仅仅是谣言，任何信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永远是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的传播的快！因为同样一件事情，在平头老百姓的嘴巴里讲述和在官方发言人的嘴巴里讲述所起到的效应绝对是差距悬殊的！联想到先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华南虎事件，为什么到现在，“挺虎派”和“倒虎派”还在为这张照片的真伪性吵吵嚷嚷、争论不休呢？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拍照片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某个专门研究华南虎的专家的话——那么还会有诸如“专家”、“教授”、“政府官员”、“普通网民”如同嗑了过量的摇头丸如此卖力的争论吗？笔者心想不太可能！至少激烈程度决不会像现在那样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国人习惯相信“专家”的话——哪怕这根本就是胡说！就好比一块用古鸟的身体化石加古盗龙的尾部化石“拼接”起来的“古盗鸟化石”能够堂而皇之的被当成“古生物研究的重大发现成果”而存在了数十年才被识破——期间没有受到多少质疑，那么多“专家”的肯定不正是促使其家喻户晓并人人奉为真理的“罪魁祸首”吗？
笔者举“华南虎事件”和“古盗鸟事件”这两桩看似和政治和爱国主义毫不相关事件当例子的目的并不想就华南虎事件或者古盗鸟事件的真伪评头论足！而是要让大家看见一个现象并且明白在各位的大脑中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自下而上传播的“华南虎事件”在一开始就争议不断，而自上而下发布的“古盗鸟事件”却长时间没有人来质疑呢？
而这种自上而下传播的谣言和爱国主义又有什么交集呢？答案显而易见：通过权威杂志而传播的“御舰门”文章作者显然是怀着一颗对人民共和国的热爱之心来编造这个谎言的！因为他写此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抹黑人民海军或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御舰文”的作者试图让读者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祖国走向富强！其动机非但没有“不纯”，反而相当纯洁！“旧事物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导弹击沉前清旧舰也正能体现新生的人民海军不走老路，不当“晚清殉葬品”、誓死捍卫中国海防的决心！
没有比这种动机更加纯洁的动机了！但是问题在于：动机高尚的谎言依旧谎言！为了实现这种崇高的政治目的而用如此下三滥的嫁接、挪移、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段来为之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对崇高政治目的的羞辱！就如同奥运会中的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的选手的动机是纯洁的——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其手段是下三滥的——因为这种不入流手段亵渎了奥林匹克和竞技体育最起码的公平精神！同样，为了崇高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造谣，同样亵渎了做人最基本的原则——说实话！
在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中：似乎为了爱国而进行的造谣并不是罪过，情有可原，不应该苛责——也就是所谓的“爱国无罪论”！这让笔者不由得想到一件黑色幽默——
笔者的好友，军事撰稿人王鼎杰先生和笔者谈到著名甲午战争史研究者戚其章先生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么一则真实的故事：当戚其章去安徽采访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后人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戚先生见丁家后人们个个支支吾吾，避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遂觉得纳闷，细问下来才知道，丁家正在被批斗中！至于原因，当地“革委会”的回答让笔者感到既可笑又可悲：“老丁家的祖上丁汝昌是国民党海军司令！”
这个回答让戚其章先生也差点晕倒，他赶紧纠正道：“丁汝昌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而是北洋水师的提督，是大英雄！”
一听到“北洋水师”，“革委会”的那群人总算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冤枉了好人，错把英雄之后当成了国民党遗族来大批特批！（可见《甲午风云》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之崇高，还好里面的丁汝昌形象不错，换作是“卑鄙的变态懦夫”刘步蟾的话，一提北洋海军，极有可能是火上浇油！）就此，丁家人被批斗的岁月提前结束了！而戚其章也采访到了他想要的一手资料，真是皆大欢喜！
笔者听完这则黑色幽默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丁汝昌是国民党海军司令”这种高深的谣言恐怕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革委会”能编造出来的！造出这种无耻的谣言的只能是更高一层的“革委会”成员——而且未必不知道丁汝昌到底是何许人也！而偏偏就发生了这种颠倒是非的不幸——而造谣的动机同样很王道：爱国！（至少在那个年代，这就是爱国！到今天没有人怀疑轰轰烈烈的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是“爱国”！只不过，这种爱国的方式造成的却是反效果——）而本来拥有充分理由进行反驳的丁家人却不敢说“丁汝昌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在那个年代，和“革委会”作对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作对！和文化大革命作对就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对！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对那简直就是在和国家作对了！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毫不讲理的混帐逻辑：冤枉或者造谣！还不允许被冤枉或者被造谣的对象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反驳！辩护了、反驳了就是“不爱国”！因为冤枉、造谣者是赤心爱国的！因为“爱国无罪”！所以，以“爱国”的名义进行造谣也是无罪的！而可悲的是，这种混账逻辑非但没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反而在和谐社会的今天依旧横行霸道！只不过阵地从现实世界转移到虚拟的互联网上——当一群嗑了吗啡般亢奋的家伙动辄以爱国的名义肆意辱骂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和事，“捍卫”着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真理”，以及被严重扭曲和绝对化的“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相信但凡有点清醒头脑和良知的人都会觉得“红卫兵小将们又回来了！”而恰恰讽刺的就是：这些人同样非常“爱国”！只不过爱得已经非常变态和扭曲而已！
写到这里，笔者估计会收到一条“重量级”的“反驳”！那就是：“历史是要为政治服务的”！诚然，按照政治学的观点而言，这句话无比正确！但是不要忘记：历史虽然同政治密切相关，但是终究不是政治！毕竟真相只有一个——而且并不能随着政治家的意志而转移什么！齐臣崔杼弑国君而大权在握，而史官不论崔杼如何高压强迫，却依旧执著地在史书上写道：“崔杼弑其君”这五个字，即使前任史官因此被杀头，而后任史官依旧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写上“崔杼弑其君”！因为很简单，崔杼确实杀了他的国君！不论其动机有多么高尚，（事实上确实很高尚——还有比“一心为国”更加高尚的动机吗？）弑君的事实是铁证如山，不可动摇的！（而晋臣赵穿弑杀无道的国君晋灵公也是同样性质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史官在政治压力面前的气节！而太史公司马迁的铮铮铁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不知道在这些先人面前，鼓吹所谓的“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爱国者”们将何以自处？
最近拜读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曾经的“禁书”，现在的“金书”）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分为八大类：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也就是说：政治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研究的八分之一而已，（而且其精髓并不是什么政治意志，而是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如今之人又凭什么要求另外八分之七的历史仅仅为这八分之一之中还只占N分之一的政治意志要素服务呢？
如果仅仅是个政治家，那么以“爱国”的名义造那一两句或者一辈子的谣言那笔者无话可说！政治需要而已——但是如果要通过政治手段干涉历史研究，引导让人民群众将政治谣言被当成历史来读！那就是犯罪！谣言终究是谣言——无论其动机多么得纯洁、高尚、爱国！
该说的暂时说完了——笔者长舒一口气——痛快！当造谣贴上了“爱国”的标签
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补遗篇
当笔者写完《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一文后，痛快之余总觉得还意犹未尽！遂决定再接再厉，尝试着继续深挖类似“御舰门”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严肃的中国史学界的深层原因！
《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所谓的“慈禧御舰”纯粹是子虚乌有，指鹿为马之作，但是这个谣言的形成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清末，确实发生过一场赠送御用船的事件。
北京的颐和园中至今仍躺着一条锈迹斑斑的小船！笔者十岁那年去北京游玩颐和园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这艘看上去光秃秃的，除了两旁有“大轮子”外只立着一根烟囱的小船——很破！破得根本不成样子！当时并不知道这艘小破船有着什么特别的“文物价值”，但就是这艘毫不起眼的、破得不成样子的小明轮船，却正是历史上唯一的真真正正具有“外赠御船身份”认证的见证遗存！但是就算拥有这“外赠御用船身份”的认证，这艘名字叫“永和”的小火轮也没有“荣幸”迎‘老佛爷’的大驾光临——它仅仅是一条用来拖曳慈禧的“画舫”在颐和园中的“海”兜风的“御用拖船”而已！（试想：即使这条小火轮做工再精细，可是这小小的个头又如何能体现“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颐颐昭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天下母仪”呢？更何况蒸汽机会喷发出呛人的浓烟，搞不好会将老佛爷的“凤体”折腾得七荤八素，落下什么“呼吸性疾病”，而有可能将老佛爷及其随员熏得脸面漆黑那就是有损大清国国体的大事了！）慈禧用“永和”轮当作“御座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成钟岳的“反御舰文”中说得也清楚：这艘船的赠送国根本不是什么英国，而是日本！是为了“答谢”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资助日本大米充作军粮的“谢礼”——（原因很简单：因为同当时的日本人比起来——沙俄人要浑蛋得多！）
到此，“御舰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实在是“御舰文”原作者发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赠送“永和”轮事件经过“阉割”后“移植”到英国于1888年为北洋海军建造“致远”、“靖远”的购舰行动上！而且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买二送一”说！（天知道阿姆斯特朗公司是怎么做这笔赔本买卖的！）再经过掐头去尾的叙述，让这艘军舰在满清覆亡后“神秘”消失，“创造性”的将其埋没在“抚顺港的废船堆”中，再安排它在解放后重见天日！真是跌宕起伏，曲折反复——可是这个故事已经被证明是：造谣！
……
造谣是肯定的了！而造谣者的动机似乎也是肯定的！笔者在《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一文中将其归纳为“为了所谓的‘以史为鉴’的政治教育意义”，由于当时篇幅有限，笔者并没有引申过多——而《当“宜川”变回“延安”之后引发的反思》收笔后就这种“造谣动机”而言，笔者心中依然觉得还有话说：
一般意义上的“造谣者”的动机一般被认为是不纯的、黑暗的、邪恶的、别有用心的；目的是阴险的、狡诈的、无耻的、不可告人的；手段是恶毒的、不入流的、下三滥的、为君子所不齿的！但是“御舰门”的始作俑者的造谣手段虽然可以称为：“不入流、下三滥和为君子所不齿”！但是其动机和目的似乎并不是如以上那些不堪入目，甚至可以用肯定的语气说：“‘御舰文’的原作者是一个怀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的人！”
矛盾吗？爱国者怎么可能造谣呢？许多人自然想不通这个问题，爱国者在一般人眼中就是正义与真理的化身！这种人怎么可能去干那种下三滥的造谣技俩呢？对此责问——笔者只有一个回答：“为什么不可能？”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本篇补遗文的中心所在：当造谣被贴上了爱国的标签！
自上而下传播的谣言比一般的市井谣言更加具有广泛的可传播性质！很明显——其实不仅仅是谣言，任何信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永远是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的传播的快！因为同样一件事情，在平头老百姓的嘴巴里讲述和在官方发言人的嘴巴里讲述所起到的效应绝对是差距悬殊的！联想到先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华南虎事件，为什么到现在，“挺虎派”和“倒虎派”还在为这张照片的真伪性吵吵嚷嚷、争论不休呢？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拍照片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某个专门研究华南虎的专家的话——那么还会有诸如“专家”、“教授”、“政府官员”、“普通网民”如同嗑了过量的摇头丸如此卖力的争论吗？笔者心想不太可能！至少激烈程度决不会像现在那样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国人习惯相信“专家”的话——哪怕这根本就是胡说！就好比一块用古鸟的身体化石加古盗龙的尾部化石“拼接”起来的“古盗鸟化石”能够堂而皇之的被当成“古生物研究的重大发现成果”而存在了数十年才被识破——期间没有受到多少质疑，那么多“专家”的肯定不正是促使其家喻户晓并人人奉为真理的“罪魁祸首”吗？
笔者举“华南虎事件”和“古盗鸟事件”这两桩看似和政治和爱国主义毫不相关事件当例子的目的并不想就华南虎事件或者古盗鸟事件的真伪评头论足！而是要让大家看见一个现象并且明白在各位的大脑中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自下而上传播的“华南虎事件”在一开始就争议不断，而自上而下发布的“古盗鸟事件”却长时间没有人来质疑呢？
而这种自上而下传播的谣言和爱国主义又有什么交集呢？答案显而易见：通过权威杂志而传播的“御舰门”文章作者显然是怀着一颗对人民共和国的热爱之心来编造这个谎言的！因为他写此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抹黑人民海军或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御舰文”的作者试图让读者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祖国走向富强！其动机非但没有“不纯”，反而相当纯洁！“旧事物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导弹击沉前清旧舰也正能体现新生的人民海军不走老路，不当“晚清殉葬品”、誓死捍卫中国海防的决心！
没有比这种动机更加纯洁的动机了！但是问题在于：动机高尚的谎言依旧谎言！为了实现这种崇高的政治目的而用如此下三滥的嫁接、挪移、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段来为之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对崇高政治目的的羞辱！就如同奥运会中的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的选手的动机是纯洁的——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其手段是下三滥的——因为这种不入流手段亵渎了奥林匹克和竞技体育最起码的公平精神！同样，为了崇高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造谣，同样亵渎了做人最基本的原则——说实话！
在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中：似乎为了爱国而进行的造谣并不是罪过，情有可原，不应该苛责——也就是所谓的“爱国无罪论”！这让笔者不由得想到一件黑色幽默——
笔者的好友，军事撰稿人王鼎杰先生和笔者谈到著名甲午战争史研究者戚其章先生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么一则真实的故事：当戚其章去安徽采访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后人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戚先生见丁家后人们个个支支吾吾，避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遂觉得纳闷，细问下来才知道，丁家正在被批斗中！至于原因，当地“革委会”的回答让笔者感到既可笑又可悲：“老丁家的祖上丁汝昌是国民党海军司令！”
这个回答让戚其章先生也差点晕倒，他赶紧纠正道：“丁汝昌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而是北洋水师的提督，是大英雄！”
一听到“北洋水师”，“革委会”的那群人总算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冤枉了好人，错把英雄之后当成了国民党遗族来大批特批！（可见《甲午风云》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之崇高，还好里面的丁汝昌形象不错，换作是“卑鄙的变态懦夫”刘步蟾的话，一提北洋海军，极有可能是火上浇油！）就此，丁家人被批斗的岁月提前结束了！而戚其章也采访到了他想要的一手资料，真是皆大欢喜！
笔者听完这则黑色幽默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丁汝昌是国民党海军司令”这种高深的谣言恐怕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革委会”能编造出来的！造出这种无耻的谣言的只能是更高一层的“革委会”成员——而且未必不知道丁汝昌到底是何许人也！而偏偏就发生了这种颠倒是非的不幸——而造谣的动机同样很王道：爱国！（至少在那个年代，这就是爱国！到今天没有人怀疑轰轰烈烈的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是“爱国”！只不过，这种爱国的方式造成的却是反效果——）而本来拥有充分理由进行反驳的丁家人却不敢说“丁汝昌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在那个年代，和“革委会”作对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作对！和文化大革命作对就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对！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对那简直就是在和国家作对了！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毫不讲理的混帐逻辑：冤枉或者造谣！还不允许被冤枉或者被造谣的对象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反驳！辩护了、反驳了就是“不爱国”！因为冤枉、造谣者是赤心爱国的！因为“爱国无罪”！所以，以“爱国”的名义进行造谣也是无罪的！而可悲的是，这种混账逻辑非但没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反而在和谐社会的今天依旧横行霸道！只不过阵地从现实世界转移到虚拟的互联网上——当一群嗑了吗啡般亢奋的家伙动辄以爱国的名义肆意辱骂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和事，“捍卫”着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真理”，以及被严重扭曲和绝对化的“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相信但凡有点清醒头脑和良知的人都会觉得“红卫兵小将们又回来了！”而恰恰讽刺的就是：这些人同样非常“爱国”！只不过爱得已经非常变态和扭曲而已！
写到这里，笔者估计会收到一条“重量级”的“反驳”！那就是：“历史是要为政治服务的”！诚然，按照政治学的观点而言，这句话无比正确！但是不要忘记：历史虽然同政治密切相关，但是终究不是政治！毕竟真相只有一个——而且并不能随着政治家的意志而转移什么！齐臣崔杼弑国君而大权在握，而史官不论崔杼如何高压强迫，却依旧执著地在史书上写道：“崔杼弑其君”这五个字，即使前任史官因此被杀头，而后任史官依旧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写上“崔杼弑其君”！因为很简单，崔杼确实杀了他的国君！不论其动机有多么高尚，（事实上确实很高尚——还有比“一心为国”更加高尚的动机吗？）弑君的事实是铁证如山，不可动摇的！（而晋臣赵穿弑杀无道的国君晋灵公也是同样性质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史官在政治压力面前的气节！而太史公司马迁的铮铮铁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不知道在这些先人面前，鼓吹所谓的“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爱国者”们将何以自处？
最近拜读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曾经的“禁书”，现在的“金书”）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分为八大类：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也就是说：政治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研究的八分之一而已，（而且其精髓并不是什么政治意志，而是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如今之人又凭什么要求另外八分之七的历史仅仅为这八分之一之中还只占N分之一的政治意志要素服务呢？
如果仅仅是个政治家，那么以“爱国”的名义造那一两句或者一辈子的谣言那笔者无话可说！政治需要而已——但是如果要通过政治手段干涉历史研究，引导让人民群众将政治谣言被当成历史来读！那就是犯罪！谣言终究是谣言——无论其动机多么得纯洁、高尚、爱国！
该说的暂时说完了——笔者长舒一口气——痛快！
诱因三：媒体传播历史的庸俗化。
如果这些“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历史”仅仅传播于一小群“专业人士”之中，而不为广大民众所知的话，那也绝无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在此，笔者的矛头将不可避免的指向另外的一个重要历史传播群体——媒体。
我们的媒体、不论是传统的纸媒体，还是电波媒体、电视媒体，乃至最先进快捷的网络媒体，都对历史事实的传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义务！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如今的媒体传播起历史来，似乎都陷入了庸俗的套路。
著名的甲午战争是研究者姜鸣先生曾经对在CCTV热播的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违背历史事实的情节两度撰文，提出了尖锐地批评：
“作家们常爱争论‘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也就是创作者有多大的虚构空间。我以为，对严肃的历史题材来说，其虚构的空间很小，且只能限制在一些具体的情节上。我曾说过：‘我不敢写历史小说，因为我不会虚构。所谓虚构，其实是以作者的水平去揣想前人的智慧谋略和行事处世。既然我所研究的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所在时代的佼佼者和弄潮儿，我怎么可以依自己的一孔之见去妄想去编派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呢？我的任务只是努力地深刻地发掘并再现他们的思维逻辑和生活轨迹。’历史学家和作家自然有区别，但当作家走进历史题材的创作领域，他应该尊重史实，不可以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打扮的大姑娘，这也正是创作的难度所在。在我看来，历史作品的力量在于真实，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魅力，在于它重现了极为丰富和感人的历史场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期，晚清到民国的发展脉络是如此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宫廷和官场斗争是如此激烈诡异，充满复杂的故事情节和紧张的戏剧张力。以此为题材，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去使片子拍得好看。如果作家们没有真正搞懂历史就贸然创作，还以‘允许虚构’来辩解，其实只是证明自己的无能。”
话语是如此得尖刻、如此得不给“人民导演”和“人民艺术家”们留哪怕一点的脸面！但是笔者从这种尖刻里欣慰地看出：这世上敢于捍卫历史真相，敢于“炮打司令部”的“斗士”没有绝迹，反而越战越勇。
导演和小说家们当然可以用“艺术加工”来为他们篡改历史的行为辩护！笔者也认为这种辩护是到位的。烧菜的时候放一点佐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他们不曾想过，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而言，他们是抱着看正史的心理来看这些历史剧或者历史题材小说的！换句话说：佐料如果彻底掩盖了菜肴的原汁原味——那么对于厨师而言，这道菜算是做得失败了。因此，我们的“人民导演”和“人民艺术家”们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以“艺术加工”、“允许虚构”的名义——无比坚定地、真真实实地、屡次三番地耍弄了观众和读者的单纯和善良，当然还有对他们的信任。
笔者不由得想起不少八卦剧、肥皂剧开头前总会出现一行字幕：“剧中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至少写这句话的人还有那么一点职业道德，尽管这行字在整个画面上是那么的微小。
诱因四：普通国人逆来顺受、迷信权威的历史观。
笔者认为，无稽之谈之所以能占据正史位置如此之久，说普通的国人没有一点责任是不符合事实的！只不过，这些责任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无意识的犯错——更何况，这种责任中的一半必须由“北京填鸭式”的教育制度来负。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是组成庞大的国人群体的基础的一代又一代“时代青年”，绝大部分成了逆来顺受的知识、信息接受者，只要有信息——照单全收，多半也不会问个“为什么”。当然了，普通老百姓并不是历史研究者，并不需要刻意的去了解什么事实真相。但是，心里打个问号去看问题总是一种健康的学习方式，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教导过我们：要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当然是在一个政治家和领导人的立场上对共产党员们说的话，不过笔者还是认为他老人家的教诲同样适用于普通的人民群众，没有思维的人和玩偶无异，当面对某些所谓的“史实”的时候存一个疑问、问一个为什么，那么这类“史实”亦不会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当“史实”被传播到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在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尽管这是无意识的——
如果说前半条“逆来顺受”是无意识的话，那后半条“迷信权威”则绝对是有意而为之了。可以说：迷信权威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的民众史观之中，不论是帝王时期的“天子永无谬误”到共和时期的“领导人永无谬误”。韩非子的见地真的穿越了他所处的战国末年时代、穿越了时空，至今依旧是没有政治家会反对的“政治信条”，既然是“永无谬误”——民众习惯性的听信从他们嘴巴里说出来的“历史”就显得是如此正常、如此天经地义了！“御舰门”文章的读者们看到文中的“抚顺港”字样的时候，不知道有几个人想过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的硬伤所在？或者认为有问题，但是碍于权威而没有勇气提出来呢？（笔者当年看到“御舰门”“抚顺版”的时候就有这个疑问——但是就没有这种质疑的勇气，在这里自我检讨一下）如果这仅仅归咎于“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的愚民教育的话——显然有失偏颇！这就等于承认：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普通老百姓都是任意被“统治阶级”愚弄的“傀儡”、一堆“玩偶”而已。（这还了得？还不被打倒在地后再被踏上一万只脚底板吗？）笔者再次提醒一条：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一个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除了造谣者之外还必须有受众，没有受众的“谣言”则无法传播——无法传播的谣言自然就无法被称为“谣言”！
国人读史——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不是放在是不是真实发生过，而是放在计较写史、或者是传史之人的身份上。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不取决于其证据的确凿，而是取决于“历史研究者”身份的“高低贵贱”，谁是所谓的“科班出身”，那么人民大众自然而然就会认为：只要他写出来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直到有一天，一个“出身”更加“科班”的“历史研究者”对其观点提出质疑的时候——人民大众才会跟随着权威的脚步质疑起先前的“权威”来。“御舰门”事件之所以能被轻易的接受，人们不就是看中了《舰船知识》杂志的权威性吗？
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可笑同时又非常可悲的现象：戴乐尔在回忆录中对“定远”管带——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恶毒的、不真实的人身攻击在经过“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范文澜同志的笔尖后，在一定时间内成了一桩定论，甚至影响到了影片《甲午风云》中刘步蟾的形象。因为范文澜的“权威”地位，所以人民大众飞快的接受了刘步蟾是个“卑鄙的变态懦夫”的形象。即使另外一位权威戚其章在其所撰写的《论‘甲午风云’的得与失》中指出影片对刘步蟾形象塑造错误后，刘的“变态懦夫”形象非但没有改变，反而被好事者们进一步地引申为“鸦片鬼”！（唯一的理由是这位海军军官自尽时是用兑了烟膏子的葡萄酒而不是手枪，并且振振有词：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自尽偏偏要用鸦片？说明这个烟鬼死到临头还不忘记抽上一口！其想象力之丰富——实在是令人乍舌）因为在人民大众的眼睛里：戚其章的“权威”程度远比不上范文澜。
而“炮管晾晒说”则因为上过《解放军报》，史实地位一下子变得不可动摇：解放军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一群最可爱的人！敢质疑“最可爱的人”的刊物上的文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要不是后来《甲午败战新考》在CCTV上映——本着“党指挥枪”的原则——还不知道这种“权威”还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尽管如此——坚信炮管是可以晾晒衣服的“爱国者”们依旧在顽强的捍卫着原文作者——解放军少将金一南以及始作俑者——日本人。笔者不知道该称他们是“爱国者”还是“汉奸”——在这群人身上——这两个身份似乎没有明显的隔膜。
前几年，“著名”的方伯谦翻案者孙克复先生去世——永远离开了他奋斗一生的为“方管带平反昭雪”的“伟大事业”。笔者想到了一个令人非常后怕的假设：如果孙克复的学术地位足够高、足够权威的话（高过范文澜）——那么为甲午逃将方伯谦“恢复名誉”的翻案行动会不会胜利成功呢？很难说——
诱因五：政治需要高于一切。
笔者本不想牵涉到政治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确实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在众多无稽之谈的炮制过程中，“政治需要”在其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甚至是恶俗的角色。
政治利益高于一切——这并不是一句错话。但是如果为了政治利益去肆意捏造一些“历史故事”来迎合政治宣传效果的话——那就是十足的无耻行为了。
“永绩”之所以成了“宜川”——政治需要显而易见：“延安”的名字是绝对不可以出现在导弹靶子的名单上的。那是对“革命圣地”的羞辱！而将其戴上“慈禧御舰”的帽子成为“同腐朽的满清王朝的殉葬品”则非常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政治需要！反正慈禧的名声已经臭了——再给她加上一条也无妨！如此，革命圣地的名誉被保全了——而且还成了一次生动的宣扬“爱国主义”、埋葬“封建腐朽势力”的生动事迹。真是何乐而不为？可以激发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他们坚决同“封建残留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至于真实性——则可以忽略不计。（全然不顾太后老佛爷一辈子都没亲眼看见过大海的历史事实）
同样，看到“炮管裤头说”、“炮塌飞桥说”、“军官吸毒说”、“管带嫖妓说”所具有的强烈的“反面教材”的“意义”，能激励新一代海军官兵“以史为鉴”、加强自身素质建设，避免重蹈北洋水师的覆辙——这对当时把“人”的作用推崇到几乎神化地位的军队政工干部们来说——无疑非常合适的选择。在政治利益高于一切的支配下——真实只能让位给政治需要！因此，为了教育我军官兵要注意装备的日常养护，“定远”那半米粗的炮管上就必须晾着北洋水师官兵的裤头；坚固的，用装甲司令塔支撑的飞桥就必须倒塌、烧伤的丁汝昌就必须说成是摔伤；为了教育我军官兵要行为检点，刘步蟾就必须是个“大烟鬼”；刘公岛就必须烟馆林立、妓院入云；而邱宝仁就必须当着冰心父亲谢葆璋和几十个“来远”舰官兵的面同一个妓女在军舰甲板上“打野炮”；林颍启在“有事登岸”后就必须钻到小相好的被窝中去；为了宣传军舰上不许眷养宠物的“纪律”，邓世昌和他的爱犬“太阳”居然也成了某些人指责的对象！而在甲午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为了打倒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帅，他当年所指挥的所有战斗就必须被说成“没有命令的私自行动”，或者证明战役的成功根本和这位老帅本人没有丝毫的关系！而为了配合两岸的政治和解，小小的太平岛就能在堂堂新华社口中变成“能为我海军舰艇编队提供淡水、食物补给的前进基地”成为两岸共同维护南中国海主权的“明灯”。（当然，都梁先生的小说《亮剑》在被搬上荧幕前被活活阉割掉了一大半，同样也是因为“政治需要”）不过这一切在为了“政治需要”将荒淫无度的洪秀全和野心勃勃的杨秀清等塑造成“民族英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爱国运动领袖”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三元里抗英”的真相在茅海建先生的《天潮的崩溃》中无处遁形的时候，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依然将其定性为“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原因很简单——政治需要。政治需要这个“宣扬民众自发抵抗外来侵略”的“正面典型”。至于是不是真的——无所谓。只要有教育意义就可以。套用茅海建先生在书中对国史研究的一段评价：中国的史学研究者现在已经普遍承认：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整个民族意识的落后而导致的，而不仅仅是朝廷的腐朽；却一再天真地坚持，当时只要坚决抵抗，就一定能依靠大刀长矛击退洋枪洋炮的侵略者。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中又有多少“政治需要”掺杂其中呢？
……
该到了让手中的键盘休息的时候了。回头一看，笔者发现自己是何等的“狂妄”。五条诱因几乎将政府、史学界和普通国人统统“骂”了一遍。狂妄！确实狂妄。不过如果仅仅因为“目无尊长”而被说成“狂妄”的话——笔者反而引以为豪——毕竟在争论中率先指责对手“狂妄”、“充尊长”的家伙等于在告诉别人：我已经理屈词穷了！只能依靠身份上的些许优越感来压对手低头了。
让人欣慰的是：子虚乌有的慈禧御舰“宜川”最终回到了它原来的身份——炮舰“延安”，而现在还在背着不白之冤的“宜川”们，也终究会有恢复原本身份的日子！真的假不了，假的终究真不了。重要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导致“山海经”为“正史”的诱因如果继续存在下去——那么，炮舰“延安”变成御舰“宜川”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着——嘲弄着善良的老百姓、羞辱着严肃的史学界、讽刺着共和国史学家的脸面。
笔者的好友陈悦先生在闲谈中曾经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过一句话，笔者就拿这句话当作此文的结尾与诸位共省：“当我们在指责邻国日本在用错误的历史观在篡改历史的时候，可曾反思过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就一定是正确的吗？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反省历史吗？”
如果这些“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历史”仅仅传播于一小群“专业人士”之中，而不为广大民众所知的话，那也绝无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在此，笔者的矛头将不可避免的指向另外的一个重要历史传播群体——媒体。
我们的媒体、不论是传统的纸媒体，还是电波媒体、电视媒体，乃至最先进快捷的网络媒体，都对历史事实的传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义务！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如今的媒体传播起历史来，似乎都陷入了庸俗的套路。
著名的甲午战争是研究者姜鸣先生曾经对在CCTV热播的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违背历史事实的情节两度撰文，提出了尖锐地批评：
“作家们常爱争论‘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也就是创作者有多大的虚构空间。我以为，对严肃的历史题材来说，其虚构的空间很小，且只能限制在一些具体的情节上。我曾说过：‘我不敢写历史小说，因为我不会虚构。所谓虚构，其实是以作者的水平去揣想前人的智慧谋略和行事处世。既然我所研究的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所在时代的佼佼者和弄潮儿，我怎么可以依自己的一孔之见去妄想去编派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呢？我的任务只是努力地深刻地发掘并再现他们的思维逻辑和生活轨迹。’历史学家和作家自然有区别，但当作家走进历史题材的创作领域，他应该尊重史实，不可以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打扮的大姑娘，这也正是创作的难度所在。在我看来，历史作品的力量在于真实，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魅力，在于它重现了极为丰富和感人的历史场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期，晚清到民国的发展脉络是如此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宫廷和官场斗争是如此激烈诡异，充满复杂的故事情节和紧张的戏剧张力。以此为题材，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去使片子拍得好看。如果作家们没有真正搞懂历史就贸然创作，还以‘允许虚构’来辩解，其实只是证明自己的无能。”
话语是如此得尖刻、如此得不给“人民导演”和“人民艺术家”们留哪怕一点的脸面！但是笔者从这种尖刻里欣慰地看出：这世上敢于捍卫历史真相，敢于“炮打司令部”的“斗士”没有绝迹，反而越战越勇。
导演和小说家们当然可以用“艺术加工”来为他们篡改历史的行为辩护！笔者也认为这种辩护是到位的。烧菜的时候放一点佐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他们不曾想过，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而言，他们是抱着看正史的心理来看这些历史剧或者历史题材小说的！换句话说：佐料如果彻底掩盖了菜肴的原汁原味——那么对于厨师而言，这道菜算是做得失败了。因此，我们的“人民导演”和“人民艺术家”们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以“艺术加工”、“允许虚构”的名义——无比坚定地、真真实实地、屡次三番地耍弄了观众和读者的单纯和善良，当然还有对他们的信任。
笔者不由得想起不少八卦剧、肥皂剧开头前总会出现一行字幕：“剧中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至少写这句话的人还有那么一点职业道德，尽管这行字在整个画面上是那么的微小。
诱因四：普通国人逆来顺受、迷信权威的历史观。
笔者认为，无稽之谈之所以能占据正史位置如此之久，说普通的国人没有一点责任是不符合事实的！只不过，这些责任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无意识的犯错——更何况，这种责任中的一半必须由“北京填鸭式”的教育制度来负。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是组成庞大的国人群体的基础的一代又一代“时代青年”，绝大部分成了逆来顺受的知识、信息接受者，只要有信息——照单全收，多半也不会问个“为什么”。当然了，普通老百姓并不是历史研究者，并不需要刻意的去了解什么事实真相。但是，心里打个问号去看问题总是一种健康的学习方式，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教导过我们：要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当然是在一个政治家和领导人的立场上对共产党员们说的话，不过笔者还是认为他老人家的教诲同样适用于普通的人民群众，没有思维的人和玩偶无异，当面对某些所谓的“史实”的时候存一个疑问、问一个为什么，那么这类“史实”亦不会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当“史实”被传播到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在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尽管这是无意识的——
如果说前半条“逆来顺受”是无意识的话，那后半条“迷信权威”则绝对是有意而为之了。可以说：迷信权威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的民众史观之中，不论是帝王时期的“天子永无谬误”到共和时期的“领导人永无谬误”。韩非子的见地真的穿越了他所处的战国末年时代、穿越了时空，至今依旧是没有政治家会反对的“政治信条”，既然是“永无谬误”——民众习惯性的听信从他们嘴巴里说出来的“历史”就显得是如此正常、如此天经地义了！“御舰门”文章的读者们看到文中的“抚顺港”字样的时候，不知道有几个人想过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的硬伤所在？或者认为有问题，但是碍于权威而没有勇气提出来呢？（笔者当年看到“御舰门”“抚顺版”的时候就有这个疑问——但是就没有这种质疑的勇气，在这里自我检讨一下）如果这仅仅归咎于“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的愚民教育的话——显然有失偏颇！这就等于承认：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普通老百姓都是任意被“统治阶级”愚弄的“傀儡”、一堆“玩偶”而已。（这还了得？还不被打倒在地后再被踏上一万只脚底板吗？）笔者再次提醒一条：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一个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除了造谣者之外还必须有受众，没有受众的“谣言”则无法传播——无法传播的谣言自然就无法被称为“谣言”！
国人读史——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不是放在是不是真实发生过，而是放在计较写史、或者是传史之人的身份上。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不取决于其证据的确凿，而是取决于“历史研究者”身份的“高低贵贱”，谁是所谓的“科班出身”，那么人民大众自然而然就会认为：只要他写出来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直到有一天，一个“出身”更加“科班”的“历史研究者”对其观点提出质疑的时候——人民大众才会跟随着权威的脚步质疑起先前的“权威”来。“御舰门”事件之所以能被轻易的接受，人们不就是看中了《舰船知识》杂志的权威性吗？
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可笑同时又非常可悲的现象：戴乐尔在回忆录中对“定远”管带——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恶毒的、不真实的人身攻击在经过“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范文澜同志的笔尖后，在一定时间内成了一桩定论，甚至影响到了影片《甲午风云》中刘步蟾的形象。因为范文澜的“权威”地位，所以人民大众飞快的接受了刘步蟾是个“卑鄙的变态懦夫”的形象。即使另外一位权威戚其章在其所撰写的《论‘甲午风云’的得与失》中指出影片对刘步蟾形象塑造错误后，刘的“变态懦夫”形象非但没有改变，反而被好事者们进一步地引申为“鸦片鬼”！（唯一的理由是这位海军军官自尽时是用兑了烟膏子的葡萄酒而不是手枪，并且振振有词：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自尽偏偏要用鸦片？说明这个烟鬼死到临头还不忘记抽上一口！其想象力之丰富——实在是令人乍舌）因为在人民大众的眼睛里：戚其章的“权威”程度远比不上范文澜。
而“炮管晾晒说”则因为上过《解放军报》，史实地位一下子变得不可动摇：解放军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一群最可爱的人！敢质疑“最可爱的人”的刊物上的文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要不是后来《甲午败战新考》在CCTV上映——本着“党指挥枪”的原则——还不知道这种“权威”还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尽管如此——坚信炮管是可以晾晒衣服的“爱国者”们依旧在顽强的捍卫着原文作者——解放军少将金一南以及始作俑者——日本人。笔者不知道该称他们是“爱国者”还是“汉奸”——在这群人身上——这两个身份似乎没有明显的隔膜。
前几年，“著名”的方伯谦翻案者孙克复先生去世——永远离开了他奋斗一生的为“方管带平反昭雪”的“伟大事业”。笔者想到了一个令人非常后怕的假设：如果孙克复的学术地位足够高、足够权威的话（高过范文澜）——那么为甲午逃将方伯谦“恢复名誉”的翻案行动会不会胜利成功呢？很难说——
诱因五：政治需要高于一切。
笔者本不想牵涉到政治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确实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在众多无稽之谈的炮制过程中，“政治需要”在其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甚至是恶俗的角色。
政治利益高于一切——这并不是一句错话。但是如果为了政治利益去肆意捏造一些“历史故事”来迎合政治宣传效果的话——那就是十足的无耻行为了。
“永绩”之所以成了“宜川”——政治需要显而易见：“延安”的名字是绝对不可以出现在导弹靶子的名单上的。那是对“革命圣地”的羞辱！而将其戴上“慈禧御舰”的帽子成为“同腐朽的满清王朝的殉葬品”则非常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政治需要！反正慈禧的名声已经臭了——再给她加上一条也无妨！如此，革命圣地的名誉被保全了——而且还成了一次生动的宣扬“爱国主义”、埋葬“封建腐朽势力”的生动事迹。真是何乐而不为？可以激发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他们坚决同“封建残留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至于真实性——则可以忽略不计。（全然不顾太后老佛爷一辈子都没亲眼看见过大海的历史事实）
同样，看到“炮管裤头说”、“炮塌飞桥说”、“军官吸毒说”、“管带嫖妓说”所具有的强烈的“反面教材”的“意义”，能激励新一代海军官兵“以史为鉴”、加强自身素质建设，避免重蹈北洋水师的覆辙——这对当时把“人”的作用推崇到几乎神化地位的军队政工干部们来说——无疑非常合适的选择。在政治利益高于一切的支配下——真实只能让位给政治需要！因此，为了教育我军官兵要注意装备的日常养护，“定远”那半米粗的炮管上就必须晾着北洋水师官兵的裤头；坚固的，用装甲司令塔支撑的飞桥就必须倒塌、烧伤的丁汝昌就必须说成是摔伤；为了教育我军官兵要行为检点，刘步蟾就必须是个“大烟鬼”；刘公岛就必须烟馆林立、妓院入云；而邱宝仁就必须当着冰心父亲谢葆璋和几十个“来远”舰官兵的面同一个妓女在军舰甲板上“打野炮”；林颍启在“有事登岸”后就必须钻到小相好的被窝中去；为了宣传军舰上不许眷养宠物的“纪律”，邓世昌和他的爱犬“太阳”居然也成了某些人指责的对象！而在甲午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为了打倒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帅，他当年所指挥的所有战斗就必须被说成“没有命令的私自行动”，或者证明战役的成功根本和这位老帅本人没有丝毫的关系！而为了配合两岸的政治和解，小小的太平岛就能在堂堂新华社口中变成“能为我海军舰艇编队提供淡水、食物补给的前进基地”成为两岸共同维护南中国海主权的“明灯”。（当然，都梁先生的小说《亮剑》在被搬上荧幕前被活活阉割掉了一大半，同样也是因为“政治需要”）不过这一切在为了“政治需要”将荒淫无度的洪秀全和野心勃勃的杨秀清等塑造成“民族英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爱国运动领袖”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三元里抗英”的真相在茅海建先生的《天潮的崩溃》中无处遁形的时候，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依然将其定性为“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原因很简单——政治需要。政治需要这个“宣扬民众自发抵抗外来侵略”的“正面典型”。至于是不是真的——无所谓。只要有教育意义就可以。套用茅海建先生在书中对国史研究的一段评价：中国的史学研究者现在已经普遍承认：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整个民族意识的落后而导致的，而不仅仅是朝廷的腐朽；却一再天真地坚持，当时只要坚决抵抗，就一定能依靠大刀长矛击退洋枪洋炮的侵略者。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中又有多少“政治需要”掺杂其中呢？
……
该到了让手中的键盘休息的时候了。回头一看，笔者发现自己是何等的“狂妄”。五条诱因几乎将政府、史学界和普通国人统统“骂”了一遍。狂妄！确实狂妄。不过如果仅仅因为“目无尊长”而被说成“狂妄”的话——笔者反而引以为豪——毕竟在争论中率先指责对手“狂妄”、“充尊长”的家伙等于在告诉别人：我已经理屈词穷了！只能依靠身份上的些许优越感来压对手低头了。
让人欣慰的是：子虚乌有的慈禧御舰“宜川”最终回到了它原来的身份——炮舰“延安”，而现在还在背着不白之冤的“宜川”们，也终究会有恢复原本身份的日子！真的假不了，假的终究真不了。重要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导致“山海经”为“正史”的诱因如果继续存在下去——那么，炮舰“延安”变成御舰“宜川”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着——嘲弄着善良的老百姓、羞辱着严肃的史学界、讽刺着共和国史学家的脸面。
笔者的好友陈悦先生在闲谈中曾经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过一句话，笔者就拿这句话当作此文的结尾与诸位共省：“当我们在指责邻国日本在用错误的历史观在篡改历史的时候，可曾反思过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就一定是正确的吗？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反省历史吗？”
“慈禧太后御舰”的真相
成钟岳
清末创设的北洋海军，以其诞生的特殊性，命运的坎坷，始终是国人较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围绕此也就衍生出许许多多街头巷议，由于北洋海军最后的惨淡结局，这类议论大都趋于负面，所谓败军之将不能言勇，诸如主炮上晾晒衣裤、舰上吸食鸦片等等。尽管细考之下，大都属于荒唐无稽，然而能够投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因而至今类似故事仍层出不穷。
与此相类，清末隐操中国政权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也是猎奇野史故事中的话题女王。不管史实真相如何，但凡围绕其后宫干政而衍生出的宫闱秘史、后宫故事、爱恨情仇，皆是巷议小报津津乐道的题材。
数年之前，国内某军事刊物登出文章，将上述近代史两大焦点话题囊括。作者称清末创建北洋海军时，英国政府回报大客户，赠送了一条巡洋舰给慈禧太后。此后这条名为“宜川”的“御舰”成了太后在海上兜风的玩物，即使如甲午战争海军需舰孔急，也没有人能动用“宜川”号，御舰非但不用出海与倭寇拼杀，反而有大批人马为之保驾护航，转移隐蔽。如此一条巡洋舰，太太平平地经过了清末、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战、解放战争诸时代，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健在。为了人民解放军海防导弹打靶，才将其从抚顺港的旧船堆中拖出（该文近期的版本中将抚顺改为旅顺，盖因抚顺属于内陆城市，无所谓抚顺港），历经数次打靶，这艘被认为是“腐朽的旧事物，应当与慈禧太后、清政府同葬坟墓”的军舰才一命呜呼。
故事可谓精彩纷呈，刊载之后举世称奇，各类报刊杂志转载，以及网络传播，自是意中事情。大潮之中，即使如近代海军史的学者也为之激动，因为该辈研究海军史，都从未听说过“宜川”号的舰名，以及如此绕梁的故事，都以为由此深入挖掘，能得到全新的史学结果。但当激动过去，仔细翻检史料档案后却发现，这又是一出大荒山中无稽崖下的山海故事。
洋人有没有赠送过“慈禧”御舰？
御舰故事中，这艘军舰是在北洋海军成军年代，因为中国向英国订购了200万两的巡洋舰，英方向中国送出的赠品。北洋海军成军年代即1888年，与此相近向英国购买军舰的事件就是购买“靖远”、“致远”号巡洋舰，当时“靖远”等两舰造价连同炮械以及期间发生的费用共计2697453两，造船本身的费用为2177419两。订购2艘小型巡洋舰花费200余万两银，英国政府居然要买二赠一，另送中国一艘巡洋舰，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订购只是中国政府与英国企业之间的行为，整个过程英国政府并未介入此事。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都是显得非常荒唐。
要查询有无赠舰之事，中方可供稽考的资料有订购巡洋舰的当事人曾纪泽、李鸿章的电稿、函件、奏折可查，另外密切关注此事的中国海关也有大量相关往来电报，但是这些资料中都查不到任何关于英国赠送巡洋舰或者其他舰船给中国的记录。值得怀疑的还有，如此大宗的国礼，倘若真有其事，为何英国外交部档案、英国驻华公使档案中都没有丝毫踪迹，甚至清政府连答谢照会都没有？
查考英国有无赠舰的另外一条路径是核对西方的舰船海事年鉴，相对于近代中国，英、法等欧西国家的舰船年鉴条例清晰、记事翔实的程度令人叹止，然而英国造舰以及各舰的舰史目录中，同样没有任何一艘军舰说是赠送给中国的。
让人起疑的还有，御舰文章作者说“宜川”号是供慈禧出海兜风的玩物，但是清代宫廷有十分完备的每日记事档案，慈禧终其一生都未曾亲见过大海，更无从谈乘坐军舰出海了。另外倘若“宜川”真的存在，以19世纪舰船的技术状况，势必需要经常地入坞刮修保养，可无论旅顺、天津、上海、福州乃至广东南洋、日本诸港的各大船坞档案中，均没有见到过这艘军舰入坞的记录。
其他更可怀疑的是，中国近代海军史料中从未有过“宜川”这样的舰名，甲午战争时代的各种档案中也查不到有御舰的只字片语。甚至清末宣统时代统计全国海军舰船资产，“御舰”为什么依然没有任何记载？到了辛亥革命、军阀大战，这艘御舰依旧默默无闻，而抗战时代中国沿海沦陷，御舰还是沉默着。
事实上，清末的确发生过一件洋人赠送御船的事件。但时间已经是1900庚子国难之后，赠与方不是西洋的英国，而是东洋的日本，所赠的御船只是一艘百余吨的蒸汽明轮船，供拖曳慈禧太后的画舫在颐和园的“海”中兜风所用。御船的名字也不是“宜川”，而叫作“永和”，到达中国后一辈子待在颐和园内未曾离开，至今还在园中展览。显然，清末唯一的一次洋人赠舰事件中，赠送的军舰决不是“御舰”一文所说的御用巡洋舰。
综上，除了“御舰”一文外，中西方档案都无法证明确实存在过这样的军舰。
那么“御舰”一文中登出的那艘被用来打靶的军舰究竟是谁呢？
“宜川”的真名
“御舰”一文首次刊登时，就配有照片。最近该文再度亮相，所配相关照片无论是数量，还是清晰度，都有了长足进步。这些活生生的照片，仿佛是“御舰”论的坚实证据，可以使对此不甚了解的读者产生确有其事的感觉。但光依靠几张照片，并不能证明照片中的军舰就是“御舰宜川”，只能证明确实发生过用老军舰当靶舰的事情。照片中的军舰究竟是谁，对于海军史研究者而言，有了军舰的外观形象，实际距离揭开这艘军舰的真相已经近在咫尺了。
照片中舷号为3993的军舰，甲板上遍插打靶用的标杆，各类武备也都拆除，但还是能较好地看出其外观特征。这艘军舰首柱笔直，拥有很长的首楼，甲板上双桅双烟囱的布局十分抢眼，其前桅位于飞桥指挥台建筑后，后桅位于首楼之后延伸向舰尾的甲板室后方顶部。桅杆的形制显然经过了现代化改造，绝非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舰的样式，而烟囱似乎未作大的变动，特征是直径较细。军舰空阔的首楼顶部甲板，以及舰尾甲板，显然以前就是前后主炮的安装位置。
稍微熟悉19世纪8、90年代的人一看即会发现，这种笔直舰首、长首楼的船型，在那个时代的巡洋舰中根本不存在，显得过于“现代化”。相反却与民国时代江南造船厂自行建造的“民生”、“民权”、“逸仙”等军舰十分相似，笔者的好友萨苏先生多年前曾就此著文，认为慈禧御舰实际是江南造船厂建造的“永绩”舰。本着慎重起见，笔者对此再度考察，这艘军舰倘若属于民国时代建造的军舰，且又保留在大陆，其身份极有可能是解放战争中起义或因为其他原因留在大陆的原民国海军军舰，这类军舰的数量并不多，较易检索，一查之下，一个熟悉的身影便出现了。
略显模糊的照片是在浙江沿海拍摄到的人民海军华东军区第六舰队（后更名护卫舰支队）的“延安”号军舰，即解放战争中在长江下游击伤俘虏的民国海军海防第二舰队“永绩”号军舰。与舷号3993的“慈禧御舰”相比，除了3993没有火炮，没有涂饰迷彩外，二舰外形完全一样。考虑到“永绩”同型的军舰仅有一艘编入人民海军，“延安”的舰型独一无二，别无分号，显然3993的真实身份就是人民海军的炮舰“延安”舰、民国海军的“永绩”舰。所谓的“宜川”，则不知道是由何而来的讹称。
“永绩”的故事
1900庚子国难，中国海军建设再遇挫折，1909年宣统皇帝继位，重申整饬海军，由宣统皇帝溥仪的叔叔贝勒载洵任筹办海军事务大臣，宿将萨镇冰任副大臣，并于1909、1910两度赴欧美及日本考察海军。载、萨考察团周历各国期间，除了考察海军建设制度等外，还沿途订购了一批军舰，1910年在日本考察海军时，向日本三菱船厂和川崎船厂各订购了1艘780吨的同式炮舰，后来命名为“永丰”、“永翔”。其中三菱船厂建造的“永丰”，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山”舰。
以“永丰”级炮舰为母形，1911年清政府又饬令江南制造局建造2艘炮舰，命名为“永健”、“永绩”。国造的2舰与日造2舰外观基本相同，主尺度也几乎一致，事实上属于同型，4舰均应视作“永丰”级。
该级军舰排水量860吨（“永丰”、“永翔”正常排水量780吨），舰长62.5米、宽9米，吃水2.4米（“永健”、“永绩”为3米），装备2座蒸汽机，双轴推进，航速“永丰”、“永翔”为13节，“永健”、“永绩”为13.5节。军舰舰型属于小型炮舰，双桅双烟囱，首尾楼布局，首楼甲板上安装1门4寸主炮，尾楼甲板安装1门12磅炮（“永丰”、“永翔”没有尾楼），军舰中部舷侧各有2个小型耳台，分别安装1门47mm机关炮，此外尚有2门37mm机关炮。
1911年7月23日，“永健”、“永绩”在江南制造局铺设龙骨，开工建造。然而紧接着当年辛亥革命爆发，旋即停工。直到1914年11月经海军总长刘冠雄命令重新开工，1918年4月竣工。此时江南制造局已是海军江南造船所，2舰的东家也已是中华民国。在日本定造的“永丰”、“永翔”同样也是在民国之后才建成，1913年归国后编入第一舰队，1917年加入护法舰队南下护法，成为广东海军一员。而“永健”、“永绩”建成后则列入北京政府的第一舰队，与南下护法的一双姊妹成了敌对。护法未久，“永翔”舰随众北上，加入渤海舰队，之后并入东北海军。“永丰”4姊妹就此身处3处，各为其主。
经历了军阀混战，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重新编练海军，“永健”、“永绩”以及更名为“中山”的“永丰”同列第一舰队，“永翔”则列在东北海军归并改建的第三舰队。抗日战争爆发后，除“中山”舰与敌力战捐躯外，其余的3姊妹均先后沦入敌手。
“永翔”舰抗战初期随第三舰队大部分舰船驻泊在青岛一带，1937年12月日军兵锋逼近青岛，经市长沈鸿烈下令，停泊在青岛的“永翔”等中国海军军舰于12月18日拆除武备后自沉，以免资敌。日军占领青岛后，将“永翔”打捞修复，改装2门80mm炮作为主炮，一度列入北支特别炮艇队。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方移交给汪伪海军，更名“海祥”，编入威海卫基地。
“永健”舰于1937年8月25日在江南造船所附近被日本飞机轰炸搁浅，1938年10月25日经日军打捞修复重装武备，更名为“飞鸟”，编入日本海军，作为特种鱼雷炮舰。
“永绩”舰于1938年10月21日保卫大武汉期间，停泊在武汉上游新堤时遭战伤搁浅，中国军队撤离岳阳地区时将“永绩”以及江面上其他受损的中国军舰“民生”、“江贞”一并焚毁。随后被日军修补拖曳至江南造船所修理，1940年5月22日修竣后移交给汪伪海军，编入南京要港司令部，更名“海兴”，事实上成了汪伪政府海军的旗舰。
抗日战争结束时，除编入日本海军的“永健”在黄浦江遭美国轰炸机炸沉外，编入汪伪海军的“永翔”、“永绩”先后都由民国海军接收，恢复原舰名。
历经劫难的“永”字4舰至此仅剩余2姊妹。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南京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包括“永翔”、“永绩”在内的海防第二舰队军舰聚集停泊至南京附近江面，23日凌晨海军司令桂永清下令舰队撤出长江，舰队司令林遵则召集各舰舰长会议，商讨舰队去留，主张起义。23日傍晚，以第二舰队旗舰“永嘉”为首的“永翔”、“永绩”等7舰不愿起义，向长江口突围，“永翔”舰成功冲出长江口，“永绩”则在撤逃途中被解放军陆军火炮击伤，搁浅在镇江附近江面。
“永翔”舰逃出长江口后，一直在台湾地区海军中服役，1953年8月16日除役，1957年12月31日拆解。
“永绩”舰则经修复重新武装，更名为“延安”，编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六舰队。值得注意的是，转变为“延安”后的“永绩”外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尾楼被整体拆除，舷侧的耳台也不见了踪影。作出这种改装的原因，浅眼看去似乎和该舰编入人民解放军后换装了武备有关，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尚需探讨。
参加了新中国建国早期浙江沿海的几次作战行动后，“永绩”便销声匿迹，就在海峡对面的姊妹舰拆解的那一年，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署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规定1957年－1961年底，苏联向中国提供数种导弹样品及相关资料，其中一项就是C-2“小火山”飞航式海防岸舰导弹，就在这一刻，俘虏出身的“延安”舰结局被决定了。
尾声
1959年4月，C-2导弹样品正式交付中国，组建海防导弹部队。当年6月12日，某海防导弹连在23试验基地首次对海上靶船进行实弹射击，这艘靶船便是“延安”/“永绩”。仿佛苍天不愿意让这艘见证了中国海军太多历史的军舰就此沉没，这次导弹试验以脱靶失败告终。
“永绩”舰默默停泊在大连港，身旁通过苏联援助强大起来的人民海军部队已不再需要这艘老旧的军舰。然而一个电影摄制组看中了她，很快一群群穿着清末北洋海军军服的人们走上了“永绩”，这艘启工于清末宣统年间，寄托着重整海军希望的军舰，做梦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她将扮演她英勇的祖辈，北洋海军的“致远”舰。就这样，“永绩”的身影在《甲午风云》的胶片上被永远保存了。
1964年7月11日，“永绩”被再次五花大绑，插上靶标拖到试验海域，仍然充当导弹试验的靶舰。上天垂怜，“永绩”仍然没有被命中。试射失败15分钟后，又一枚导弹射向“永绩”……
有几个人能想到：《甲午风云》里邓世昌座舰“致远”的扮演者就是晚清的“永绩”！而且还是在第一次导弹试验和第二次导弹试验之间！
1997年1月，“中山”舰历经周折，在湖北京口水域被打捞出水，预备修复向世人展出。可是鲜有人知的是，“中山”的姊妹、“致远”的替身、“延安”的前世——“永绩”舰是如何离别世间的。在纪念一艘历史名舰的同时，另一艘被人们遗忘了。
2007年末，又有杂志登载慈禧御舰的故事，“永绩”被莫明其妙强戴上“慈禧御舰”的帽子，揶揄、嘲弄。
历史研究是十分严谨地工作，考虑到所作的任何结论都会对社会舆论带来影响，从事者无论是专业或者业余人士，都应抱有责任心。海外著名海军史研究者马幼垣先生在《汪伪海军舰只初探》一文中，对类似现象提醒道“……这种反面教材值得我们留意，因为它们刊售量大，会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
成钟岳
清末创设的北洋海军，以其诞生的特殊性，命运的坎坷，始终是国人较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围绕此也就衍生出许许多多街头巷议，由于北洋海军最后的惨淡结局，这类议论大都趋于负面，所谓败军之将不能言勇，诸如主炮上晾晒衣裤、舰上吸食鸦片等等。尽管细考之下，大都属于荒唐无稽，然而能够投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因而至今类似故事仍层出不穷。
与此相类，清末隐操中国政权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也是猎奇野史故事中的话题女王。不管史实真相如何，但凡围绕其后宫干政而衍生出的宫闱秘史、后宫故事、爱恨情仇，皆是巷议小报津津乐道的题材。
数年之前，国内某军事刊物登出文章，将上述近代史两大焦点话题囊括。作者称清末创建北洋海军时，英国政府回报大客户，赠送了一条巡洋舰给慈禧太后。此后这条名为“宜川”的“御舰”成了太后在海上兜风的玩物，即使如甲午战争海军需舰孔急，也没有人能动用“宜川”号，御舰非但不用出海与倭寇拼杀，反而有大批人马为之保驾护航，转移隐蔽。如此一条巡洋舰，太太平平地经过了清末、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战、解放战争诸时代，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健在。为了人民解放军海防导弹打靶，才将其从抚顺港的旧船堆中拖出（该文近期的版本中将抚顺改为旅顺，盖因抚顺属于内陆城市，无所谓抚顺港），历经数次打靶，这艘被认为是“腐朽的旧事物，应当与慈禧太后、清政府同葬坟墓”的军舰才一命呜呼。
故事可谓精彩纷呈，刊载之后举世称奇，各类报刊杂志转载，以及网络传播，自是意中事情。大潮之中，即使如近代海军史的学者也为之激动，因为该辈研究海军史，都从未听说过“宜川”号的舰名，以及如此绕梁的故事，都以为由此深入挖掘，能得到全新的史学结果。但当激动过去，仔细翻检史料档案后却发现，这又是一出大荒山中无稽崖下的山海故事。
洋人有没有赠送过“慈禧”御舰？
御舰故事中，这艘军舰是在北洋海军成军年代，因为中国向英国订购了200万两的巡洋舰，英方向中国送出的赠品。北洋海军成军年代即1888年，与此相近向英国购买军舰的事件就是购买“靖远”、“致远”号巡洋舰，当时“靖远”等两舰造价连同炮械以及期间发生的费用共计2697453两，造船本身的费用为2177419两。订购2艘小型巡洋舰花费200余万两银，英国政府居然要买二赠一，另送中国一艘巡洋舰，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订购只是中国政府与英国企业之间的行为，整个过程英国政府并未介入此事。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都是显得非常荒唐。
要查询有无赠舰之事，中方可供稽考的资料有订购巡洋舰的当事人曾纪泽、李鸿章的电稿、函件、奏折可查，另外密切关注此事的中国海关也有大量相关往来电报，但是这些资料中都查不到任何关于英国赠送巡洋舰或者其他舰船给中国的记录。值得怀疑的还有，如此大宗的国礼，倘若真有其事，为何英国外交部档案、英国驻华公使档案中都没有丝毫踪迹，甚至清政府连答谢照会都没有？
查考英国有无赠舰的另外一条路径是核对西方的舰船海事年鉴，相对于近代中国，英、法等欧西国家的舰船年鉴条例清晰、记事翔实的程度令人叹止，然而英国造舰以及各舰的舰史目录中，同样没有任何一艘军舰说是赠送给中国的。
让人起疑的还有，御舰文章作者说“宜川”号是供慈禧出海兜风的玩物，但是清代宫廷有十分完备的每日记事档案，慈禧终其一生都未曾亲见过大海，更无从谈乘坐军舰出海了。另外倘若“宜川”真的存在，以19世纪舰船的技术状况，势必需要经常地入坞刮修保养，可无论旅顺、天津、上海、福州乃至广东南洋、日本诸港的各大船坞档案中，均没有见到过这艘军舰入坞的记录。
其他更可怀疑的是，中国近代海军史料中从未有过“宜川”这样的舰名，甲午战争时代的各种档案中也查不到有御舰的只字片语。甚至清末宣统时代统计全国海军舰船资产，“御舰”为什么依然没有任何记载？到了辛亥革命、军阀大战，这艘御舰依旧默默无闻，而抗战时代中国沿海沦陷，御舰还是沉默着。
事实上，清末的确发生过一件洋人赠送御船的事件。但时间已经是1900庚子国难之后，赠与方不是西洋的英国，而是东洋的日本，所赠的御船只是一艘百余吨的蒸汽明轮船，供拖曳慈禧太后的画舫在颐和园的“海”中兜风所用。御船的名字也不是“宜川”，而叫作“永和”，到达中国后一辈子待在颐和园内未曾离开，至今还在园中展览。显然，清末唯一的一次洋人赠舰事件中，赠送的军舰决不是“御舰”一文所说的御用巡洋舰。
综上，除了“御舰”一文外，中西方档案都无法证明确实存在过这样的军舰。
那么“御舰”一文中登出的那艘被用来打靶的军舰究竟是谁呢？
“宜川”的真名
“御舰”一文首次刊登时，就配有照片。最近该文再度亮相，所配相关照片无论是数量，还是清晰度，都有了长足进步。这些活生生的照片，仿佛是“御舰”论的坚实证据，可以使对此不甚了解的读者产生确有其事的感觉。但光依靠几张照片，并不能证明照片中的军舰就是“御舰宜川”，只能证明确实发生过用老军舰当靶舰的事情。照片中的军舰究竟是谁，对于海军史研究者而言，有了军舰的外观形象，实际距离揭开这艘军舰的真相已经近在咫尺了。
照片中舷号为3993的军舰，甲板上遍插打靶用的标杆，各类武备也都拆除，但还是能较好地看出其外观特征。这艘军舰首柱笔直，拥有很长的首楼，甲板上双桅双烟囱的布局十分抢眼，其前桅位于飞桥指挥台建筑后，后桅位于首楼之后延伸向舰尾的甲板室后方顶部。桅杆的形制显然经过了现代化改造，绝非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舰的样式，而烟囱似乎未作大的变动，特征是直径较细。军舰空阔的首楼顶部甲板，以及舰尾甲板，显然以前就是前后主炮的安装位置。
稍微熟悉19世纪8、90年代的人一看即会发现，这种笔直舰首、长首楼的船型，在那个时代的巡洋舰中根本不存在，显得过于“现代化”。相反却与民国时代江南造船厂自行建造的“民生”、“民权”、“逸仙”等军舰十分相似，笔者的好友萨苏先生多年前曾就此著文，认为慈禧御舰实际是江南造船厂建造的“永绩”舰。本着慎重起见，笔者对此再度考察，这艘军舰倘若属于民国时代建造的军舰，且又保留在大陆，其身份极有可能是解放战争中起义或因为其他原因留在大陆的原民国海军军舰，这类军舰的数量并不多，较易检索，一查之下，一个熟悉的身影便出现了。
略显模糊的照片是在浙江沿海拍摄到的人民海军华东军区第六舰队（后更名护卫舰支队）的“延安”号军舰，即解放战争中在长江下游击伤俘虏的民国海军海防第二舰队“永绩”号军舰。与舷号3993的“慈禧御舰”相比，除了3993没有火炮，没有涂饰迷彩外，二舰外形完全一样。考虑到“永绩”同型的军舰仅有一艘编入人民海军，“延安”的舰型独一无二，别无分号，显然3993的真实身份就是人民海军的炮舰“延安”舰、民国海军的“永绩”舰。所谓的“宜川”，则不知道是由何而来的讹称。
“永绩”的故事
1900庚子国难，中国海军建设再遇挫折，1909年宣统皇帝继位，重申整饬海军，由宣统皇帝溥仪的叔叔贝勒载洵任筹办海军事务大臣，宿将萨镇冰任副大臣，并于1909、1910两度赴欧美及日本考察海军。载、萨考察团周历各国期间，除了考察海军建设制度等外，还沿途订购了一批军舰，1910年在日本考察海军时，向日本三菱船厂和川崎船厂各订购了1艘780吨的同式炮舰，后来命名为“永丰”、“永翔”。其中三菱船厂建造的“永丰”，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山”舰。
以“永丰”级炮舰为母形，1911年清政府又饬令江南制造局建造2艘炮舰，命名为“永健”、“永绩”。国造的2舰与日造2舰外观基本相同，主尺度也几乎一致，事实上属于同型，4舰均应视作“永丰”级。
该级军舰排水量860吨（“永丰”、“永翔”正常排水量780吨），舰长62.5米、宽9米，吃水2.4米（“永健”、“永绩”为3米），装备2座蒸汽机，双轴推进，航速“永丰”、“永翔”为13节，“永健”、“永绩”为13.5节。军舰舰型属于小型炮舰，双桅双烟囱，首尾楼布局，首楼甲板上安装1门4寸主炮，尾楼甲板安装1门12磅炮（“永丰”、“永翔”没有尾楼），军舰中部舷侧各有2个小型耳台，分别安装1门47mm机关炮，此外尚有2门37mm机关炮。
1911年7月23日，“永健”、“永绩”在江南制造局铺设龙骨，开工建造。然而紧接着当年辛亥革命爆发，旋即停工。直到1914年11月经海军总长刘冠雄命令重新开工，1918年4月竣工。此时江南制造局已是海军江南造船所，2舰的东家也已是中华民国。在日本定造的“永丰”、“永翔”同样也是在民国之后才建成，1913年归国后编入第一舰队，1917年加入护法舰队南下护法，成为广东海军一员。而“永健”、“永绩”建成后则列入北京政府的第一舰队，与南下护法的一双姊妹成了敌对。护法未久，“永翔”舰随众北上，加入渤海舰队，之后并入东北海军。“永丰”4姊妹就此身处3处，各为其主。
经历了军阀混战，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重新编练海军，“永健”、“永绩”以及更名为“中山”的“永丰”同列第一舰队，“永翔”则列在东北海军归并改建的第三舰队。抗日战争爆发后，除“中山”舰与敌力战捐躯外，其余的3姊妹均先后沦入敌手。
“永翔”舰抗战初期随第三舰队大部分舰船驻泊在青岛一带，1937年12月日军兵锋逼近青岛，经市长沈鸿烈下令，停泊在青岛的“永翔”等中国海军军舰于12月18日拆除武备后自沉，以免资敌。日军占领青岛后，将“永翔”打捞修复，改装2门80mm炮作为主炮，一度列入北支特别炮艇队。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方移交给汪伪海军，更名“海祥”，编入威海卫基地。
“永健”舰于1937年8月25日在江南造船所附近被日本飞机轰炸搁浅，1938年10月25日经日军打捞修复重装武备，更名为“飞鸟”，编入日本海军，作为特种鱼雷炮舰。
“永绩”舰于1938年10月21日保卫大武汉期间，停泊在武汉上游新堤时遭战伤搁浅，中国军队撤离岳阳地区时将“永绩”以及江面上其他受损的中国军舰“民生”、“江贞”一并焚毁。随后被日军修补拖曳至江南造船所修理，1940年5月22日修竣后移交给汪伪海军，编入南京要港司令部，更名“海兴”，事实上成了汪伪政府海军的旗舰。
抗日战争结束时，除编入日本海军的“永健”在黄浦江遭美国轰炸机炸沉外，编入汪伪海军的“永翔”、“永绩”先后都由民国海军接收，恢复原舰名。
历经劫难的“永”字4舰至此仅剩余2姊妹。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南京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包括“永翔”、“永绩”在内的海防第二舰队军舰聚集停泊至南京附近江面，23日凌晨海军司令桂永清下令舰队撤出长江，舰队司令林遵则召集各舰舰长会议，商讨舰队去留，主张起义。23日傍晚，以第二舰队旗舰“永嘉”为首的“永翔”、“永绩”等7舰不愿起义，向长江口突围，“永翔”舰成功冲出长江口，“永绩”则在撤逃途中被解放军陆军火炮击伤，搁浅在镇江附近江面。
“永翔”舰逃出长江口后，一直在台湾地区海军中服役，1953年8月16日除役，1957年12月31日拆解。
“永绩”舰则经修复重新武装，更名为“延安”，编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六舰队。值得注意的是，转变为“延安”后的“永绩”外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尾楼被整体拆除，舷侧的耳台也不见了踪影。作出这种改装的原因，浅眼看去似乎和该舰编入人民解放军后换装了武备有关，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尚需探讨。
参加了新中国建国早期浙江沿海的几次作战行动后，“永绩”便销声匿迹，就在海峡对面的姊妹舰拆解的那一年，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署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规定1957年－1961年底，苏联向中国提供数种导弹样品及相关资料，其中一项就是C-2“小火山”飞航式海防岸舰导弹，就在这一刻，俘虏出身的“延安”舰结局被决定了。
尾声
1959年4月，C-2导弹样品正式交付中国，组建海防导弹部队。当年6月12日，某海防导弹连在23试验基地首次对海上靶船进行实弹射击，这艘靶船便是“延安”/“永绩”。仿佛苍天不愿意让这艘见证了中国海军太多历史的军舰就此沉没，这次导弹试验以脱靶失败告终。
“永绩”舰默默停泊在大连港，身旁通过苏联援助强大起来的人民海军部队已不再需要这艘老旧的军舰。然而一个电影摄制组看中了她，很快一群群穿着清末北洋海军军服的人们走上了“永绩”，这艘启工于清末宣统年间，寄托着重整海军希望的军舰，做梦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她将扮演她英勇的祖辈，北洋海军的“致远”舰。就这样，“永绩”的身影在《甲午风云》的胶片上被永远保存了。
1964年7月11日，“永绩”被再次五花大绑，插上靶标拖到试验海域，仍然充当导弹试验的靶舰。上天垂怜，“永绩”仍然没有被命中。试射失败15分钟后，又一枚导弹射向“永绩”……
有几个人能想到：《甲午风云》里邓世昌座舰“致远”的扮演者就是晚清的“永绩”！而且还是在第一次导弹试验和第二次导弹试验之间！
1997年1月，“中山”舰历经周折，在湖北京口水域被打捞出水，预备修复向世人展出。可是鲜有人知的是，“中山”的姊妹、“致远”的替身、“延安”的前世——“永绩”舰是如何离别世间的。在纪念一艘历史名舰的同时，另一艘被人们遗忘了。
2007年末，又有杂志登载慈禧御舰的故事，“永绩”被莫明其妙强戴上“慈禧御舰”的帽子，揶揄、嘲弄。
历史研究是十分严谨地工作，考虑到所作的任何结论都会对社会舆论带来影响，从事者无论是专业或者业余人士，都应抱有责任心。海外著名海军史研究者马幼垣先生在《汪伪海军舰只初探》一文中，对类似现象提醒道“……这种反面教材值得我们留意，因为它们刊售量大，会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回复，但在这个时代：
什么都在涨价，除了“爱国”两字。什么人都可以用的，只有“爱国”两字。什么都能抵挡的，同样只有“爱国”两字。只要贴上了“爱国”的标签，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顺便提一下，LZ在第三段中用了“空穴来风”一词，貌似和大多数人一样，把该词的意思搞反了:D
什么都在涨价，除了“爱国”两字。什么人都可以用的，只有“爱国”两字。什么都能抵挡的，同样只有“爱国”两字。只要贴上了“爱国”的标签，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顺便提一下，LZ在第三段中用了“空穴来风”一词，貌似和大多数人一样，把该词的意思搞反了:D
看着太累！眼累心累！
如果上面有什么话说得过分了，请大人们海涵
所谓爱国贼嘛……
如果是原创的，就要拜一下。
拜一下，楼主写到某心坎里了
原帖由 EVAF 于 2008-6-3 08:43 发表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回复，但在这个时代：
什么都在涨价，除了“爱国”两字。什么人都可以用的，只有“爱国”两字。什么都能抵挡的，同样只有“爱国”两字。只要贴上了“爱国”的标签，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
同感
顺便提一下，“空穴来风”一词的意思最近改了;P
看完了楼主在杂志区的帖子，又来舰船区看看。
原帖由 mcv 于 2008-6-3 09:52 发表
同感
顺便提一下，“空穴来风”一词的意思最近改了;P
改成啥意思了？
妥当的；若比喻事出有因，确有来头，则比较恰当。若怕用错，可将“空穴来风”同“未必无因”连用。例如，“说她对丈夫不忠，大概不是乱讲。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丈夫不在时她浓妆艳抹迎客送客，不是迹象？”白居易诗中准确使用过此语：“朽株难免蠹，空穴易来风。”说腐朽的树木难免招来虫子蛀咬，空的洞穴容易引来风吹。按此解释，“空穴”和“来风”是一因一果，若做比喻，应比做说法有根据、有来由。所以，以“空穴来风”比喻不存在和没影儿的事，是不够妥当的；若比喻事出有因，确有来头，则比较恰当。
原帖由 xhy2008 于 2008-6-3 10:53 发表
大多数媒体在用这个成语时往往用反了意思，但汉语成语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人们在运用成语过程中主观臆断，望文生义，使成语的实际意义与原初意义相对，相反，甚至风马牛不相接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成语即使你想 ...
:handshake 受教了，感谢中——
“爱国”者，无敌；反对者，都收了美刀。
－－爱国贼之画皮
－－爱国贼之画皮
“爱国”是张神主牌
帖上“爱国”标签
造谣是高尚的
语言暴力也是合理的
党同伐异更是用的轻车熟路
对某些人而言，“爱国”
无疑是最廉价，最无敌的杀手锏
帖上“爱国”标签
造谣是高尚的
语言暴力也是合理的
党同伐异更是用的轻车熟路
对某些人而言，“爱国”
无疑是最廉价，最无敌的杀手锏
:victory:不清楚的东西就 百度，百度:D
原帖由 xhy2008 于 2008-6-3 11:36 发表
:victory:不清楚的东西就 百度，百度:D
:L 又见百度，百度:L
是转载,写好出处.
转载出处的作者也是在下;P
LZ原创，拜一个先。
这年头，爱国这个词都快赶上街头的小广告，烂大街了。p都不懂的小p孩还整天喊着爱国。
一般来说，真正爱国的，都是不喊的；天天喊爱国的，多是以爱国的名义干苟且之事。自然要用谎言来粉饰。
所以“爱国”就是一群无赖的最后避难所。
这年头，爱国这个词都快赶上街头的小广告，烂大街了。p都不懂的小p孩还整天喊着爱国。
一般来说，真正爱国的，都是不喊的；天天喊爱国的，多是以爱国的名义干苟且之事。自然要用谎言来粉饰。
所以“爱国”就是一群无赖的最后避难所。
]]
这是一个速食文化的时代，要想彻底知道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有自己投入故纸堆里。
历史研究中有一句话，孤证不立。很佩服楼主的功力，楼主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干这个的吧。
原帖由 leotank 于 2008-6-4 09:42 发表
历史研究中有一句话，孤证不立。很佩服楼主的功力，楼主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干这个的吧。
:D 业余玩玩的:D
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什么北洋水师的武器比日本先进，失败是思想政治工作没做好呢。
原帖由 admiraltr 于 2008-6-4 10:54 发表
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什么北洋水师的武器比日本先进，失败是思想政治工作没做好呢。
总是要为失败找个替罪羊的——;P
原帖由 admiraltr 于 2008-6-4 10:54 发表
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什么北洋水师的武器比日本先进，失败是思想政治工作没做好呢。
那志愿军九兵团在长津湖被打成残废也没消灭陆战一师也是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了——哈哈
原帖由 panzergu 于 2008-6-4 11:26 发表
那志愿军九兵团在长津湖被打成残废也没消灭陆战一师也是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了——哈哈
宋时伦兵团在二次战役中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原帖由 zgsh 于 2008-6-4 11:34 发表
宋时伦兵团在二次战役中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知道长津湖是怎么回事吗？知道我们的战士是在什么情况下同美国兵PK的吗？我打赌你的脑子里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故事”上说的之外没别的了——;P 305先生
原帖由 panzergu 于 2008-6-4 11:37 发表
知道长津湖是怎么回事吗？知道我们的战士是在什么情况下同美国兵PK的吗？我打赌你的脑子里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故事”上说的之外没别的了——;P 305先生
长津湖之战，宋时伦兵团12万围攻3万陆战一师，由于后勤和指挥不力，宋兵团未能吃掉陆战一师。不要给我抹红，我从来都对红党那套持反感态度。
原帖由 panzergu 于 2008-6-4 11:26 发表
那志愿军九兵团在长津湖被打成残废也没消灭陆战一师也是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了——哈哈
LZ不客气的说你有点过分了，你的文章论点有许多我也很认可，但是玩笑不要乱开，就如你在文章中义愤填膺的为丁汝昌以及北洋众爱国官兵鸣不平的时候，请注意下自己对志愿军将士以及那些在北朝鲜的冰天雪地中付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烈士态度，那些最可爱的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做到了最好，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留在三千里江山上，至于战果的问题与他们无关主因是中国的近代以来的积弱导致。所以他们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中华民族。
虽然您的文采不错，但从你这句话里就看出您的内心的阴暗之处，您如果对目前的某些政治制度或者说政治现象不满可以直说也可以腹诽，但是请别拿先辈和英烈的英勇开这种低级无聊的玩笑，否则只能鄙视你的为人。
原帖由 zgsh 于 2008-6-4 11:42 发表
长津湖之战，宋时伦兵团12万围攻3万陆战一师，由于后勤和指挥不力，宋兵团未能吃掉陆战一师。不要给我抹红，我从来都对红党那套持反感态度。
人家陆战一师压根就不能算是撤退——而是180度的掉头进攻——可怜九兵团战士的血肉之躯——既然九兵团失利不是政治思想问题——那大东沟失礼同样也不是政治思想问题——我想说明的不过就是这个！
就凭你对老金——人民军队少将拼了老命的“保护”——给你个“红党”算是轻的——;P
原帖由 panzergu 于 2008-6-4 11:37 发表
知道长津湖是怎么回事吗？知道我们的战士是在什么情况下同美国兵PK的吗？我打赌你的脑子里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故事”上说的之外没别的了——;P 305先生
好了可以住嘴了，说说你自己擅长的甲午吧，再说下去别管不住自己的嘴了，要说的什么政治思想教育还是和WW说吧，他们转进TW的确需要这套来反思下
原帖由 jumin 于 2008-6-4 11:45 发表
LZ不客气的说你有点过分了，你的文章论点有许多我也很认可，但是玩笑不要乱开，就如你在文章中义愤填膺的为丁汝昌以及北洋众爱国官兵鸣不平的时候，请注意下自己对志愿军将士以及那些在北朝鲜的冰天雪地中付出自己 ...
在下压根就不认同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导致失败——如果仅仅突出人的因素——那对于九兵团死去的战士而言——这种态度就是犯罪，是拿他们年轻生命开玩笑——这是我的态度——请你记住——
原帖由 panzergu 于 2008-6-4 11:49 发表
人家陆战一师压根就不能算是撤退——而是180度的掉头进攻——可怜九兵团战士的血肉之躯——既然九兵团失利不是政治思想问题——那大东沟失礼同样也不是政治思想问题——我想说明的不过就是这个！
就凭你对老金— ...
“人家陆战一师压根就不能算是撤退——而是180度的掉头进攻”这句真经典！赶得上国军的“转进”了。
原帖由 panzergu 于 2008-6-4 11:49 发表
人家陆战一师压根就不能算是撤退——而是180度的掉头进攻——可怜九兵团战士的血肉之躯——既然九兵团失利不是政治思想问题——那大东沟失礼同样也不是政治思想问题——我想说明的不过就是这个！
就凭你对老金— ...
你有没有军事常识啊，陆一师不是撤退是什么啊，当然不能说败退，但是您的180度掉头进攻和WW的歼敌上亿千里转进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败退是被动和无计划的，撤退时主动和预先计划的这点分别请搞清楚，再说有进攻方最后把自己的的物资一炸了事的吗？
原帖由 panzergu 于 2008-6-4 11:51 发表首先这里不存在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同样也没有人把此战归结到政治思想上去，只有你在哪里喋喋不休，根本问题就是当时志愿军的物质条件根本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战役，仅此而已。
在下压根就不认同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导致失败——如果仅仅突出人的因素——那对于九兵团死去的战士而言——这种态度就是犯罪，是拿他们年轻生命开玩笑——这是我的态度——请你记住——
原帖由 jumin 于 2008-6-4 11:54 发表
你有没有军事常识啊，陆一师不是撤退是什么啊，当然不能说败退，但是您的180度掉头进攻和WW的歼敌上亿千里转进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败退是被动和无计划的，撤退时主动和预先计划的这点分别请搞清楚，再说有进攻方最后 ...
“我们这哪是撤退，简直就是他妈的掉转180度进攻——”《突击》中《冰雪长津湖》中有这么一句话——以战斗的激烈和美国人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来看——这么说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这才是我的意思——
原帖由 panzergu 于 2008-6-4 11:51 发表
在下压根就不认同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导致失败——如果仅仅突出人的因素——那对于九兵团死去的战士而言——这种态度就是犯罪，是拿他们年轻生命开玩笑——这是我的态度——请你记住——
第九兵团参战并不是错误，更谈不上犯罪，当时中国的国力决定了志愿军的后勤薄弱和火力不足，不是领导人之过。面对敌对军事力量逼近鸭绿江，中国军队必须做出反击这也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牺牲大些是由于对敌火力优势估计不足和出国作战后勤补给跟不上造成的，非领导人之过。通过二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到清川江，就说明志愿军战士没有白牺牲，对此应该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