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总理

周兆呈http://www.zaobao.com/yl/yl080518_509.shtml
　　中国的总理难为。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有舆论指这显示中国救灾指挥系统缺乏法治精神，似乎没有中央领导人现场指挥，救灾体系就无法自动运转。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这似乎是要做“人民总理”的中国总理的宿命。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19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从这样沙哑颤抖而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温情、决心和斗志，绝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号。

　　这些口号式的政治话语，在平常时期往往被人们置之脑后，视之为空洞的宣传和僵硬的说教，不愿理会。但一旦灾难来袭，政治领袖的喊话却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让灾区民众焦虑、恐惧的心情得到缓和，对未来不会绝望；参与救灾的人员也能够被激发出战斗意志，团结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与汶川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这些在救灾、安置现场比比皆是的标语、横幅，看似套话，却有着强大的精神激励效果。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
　　周恩来当年在邢台，温家宝如今在四川，两者一致的地方是当政治理念、宣传口号与内心真诚地结合起来时，产生的政治动员能量、激发的斗志，都是未可限量的。这恰恰是当年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基础，理想与口号一致，也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获得广泛的拥护。执政数十年中，中共重视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塑造，对政党、政府本身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党员的角色等，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口号、标准词汇和修辞在内的政治话语论述体系。

　　近二十多年间，这些话语越来越多地被质疑，一些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国最有效的动员模式、激励方式，竟然还是存于那套话语体系之中，在鼓舞士气、凝聚民意、激发情怀等方面发挥出了关键作用。

　　中国总理作为执政党最高层领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也需要成为政党理想和原则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证明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但是，每次在灾难、危机等极端时刻，那些熟悉的政治话语和宣传才被广泛地信任与接受，这也是中国总理的难为之处。因此，人们未来还会继续看到中国总理的奔走。

　　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周兆呈http://www.zaobao.com/yl/yl080518_509.shtml
　　中国的总理难为。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有舆论指这显示中国救灾指挥系统缺乏法治精神，似乎没有中央领导人现场指挥，救灾体系就无法自动运转。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这似乎是要做“人民总理”的中国总理的宿命。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19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从这样沙哑颤抖而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温情、决心和斗志，绝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号。

　　这些口号式的政治话语，在平常时期往往被人们置之脑后，视之为空洞的宣传和僵硬的说教，不愿理会。但一旦灾难来袭，政治领袖的喊话却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让灾区民众焦虑、恐惧的心情得到缓和，对未来不会绝望；参与救灾的人员也能够被激发出战斗意志，团结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与汶川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这些在救灾、安置现场比比皆是的标语、横幅，看似套话，却有着强大的精神激励效果。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
　　周恩来当年在邢台，温家宝如今在四川，两者一致的地方是当政治理念、宣传口号与内心真诚地结合起来时，产生的政治动员能量、激发的斗志，都是未可限量的。这恰恰是当年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基础，理想与口号一致，也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获得广泛的拥护。执政数十年中，中共重视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塑造，对政党、政府本身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党员的角色等，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口号、标准词汇和修辞在内的政治话语论述体系。

　　近二十多年间，这些话语越来越多地被质疑，一些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国最有效的动员模式、激励方式，竟然还是存于那套话语体系之中，在鼓舞士气、凝聚民意、激发情怀等方面发挥出了关键作用。

　　中国总理作为执政党最高层领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也需要成为政党理想和原则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证明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但是，每次在灾难、危机等极端时刻，那些熟悉的政治话语和宣传才被广泛地信任与接受，这也是中国总理的难为之处。因此，人们未来还会继续看到中国总理的奔走。

　　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