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日方配警察防备“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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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日方配警察防备“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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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5月08日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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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下午和晚上,刚刚抵达日本开始国事访问的胡主席,在下榻饭店先后会见了多批日本友人。其中包括1984年“三千名日本青年访华团”成员穗积一成、小野寺喜一郎、芹洋子和他们的家人。

  言谈中,胡主席仍惦记着穗积一成的身体状况,让穗积一成感动不已。1984年,穗积一成访华时曾因胃部出血生命垂危。经中方积极抢救,转危为安。

  穗积一成为报答中国人民的救命之恩,偕妻子于1986年带着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又一次来到中国,从事了3年多的日语教学工作。

  

  事实上,参加过1984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朋友,在各自的岗位上,一直在为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千人计划轰动日本

  “为了加强两国青年的了解,发展两国青年的友谊,我要代表中国人民与青年,向贵国的各友好青年团体发出邀请,明年九十月间,我国秋高气爽时节,请你们派三千位青年朋友,来我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希望得到贵国政府与各界友好朋友的支持。”

  1983年11月26日,访日的胡耀邦在东京NHK大厅对四千多名日本青年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中国将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到中国参观访问。

  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以为听错了,以为是三百人,结果是三千人,真是大吃一惊,这真不愧为中国宏大的气魄。”

  “日本人当时多少感到有些吃惊,认为是不是听错了,或者胡耀邦说错了,下面一片交头接耳,以为中国只会请三十人,或者三百人,没想到中国人这么大的气魄。”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的贾棣锷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回想起来,中国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这样才有震动,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人民要构筑中日世代友好的决心。”

  贾棣锷还谈到:“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来访,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这一邀请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当时还有过更宏大的设想,一万人、三万人,能不能接待。胡耀邦同志很务实,就让我们做调研。结果三万人根本不可能,一万人也很困难。三千人是经过调查的,不是拍脑袋,想多少就多少的。”贾棣锷介绍,三千人的接待,最难的是交通和住宿。公交车不够用,北京特地从天津调来一些车。

  日方配警察防备“洗脑”

  当时的北京,外宾能住的饭店只有北京饭店、新侨饭店、民族饭店等少数几家。“后来没办法,就用了国务院的招待所,京丰宾馆等,部队也给帮了大忙。”贾棣锷说,当时中央内部为了搞好这次大联欢,成立了筹委会,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王震任主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任副主任,全国青联主席胡主席、副主席刘延东分别任秘书长、副秘书长。

  相对于中方接待班子,在日本,没有一个单位能统一负责组织和派遣,中方就直接向日本的二百多个团体和单位发出了邀请。最后,日本220个团体、单位派遣了3017人,组成了217个代表团,包括63名新闻记者。

  贾棣锷说,当时日本政府要求每个团里配一个警察,中方也同意了,“日方还是有点警惕的,担心我们洗脑。”

  日方在“日青协”(日本青年团协议会)设立了一个事务局,负责日常事务的联络。三千人代表团的总代表是“日青协”会长小野寺喜一郎。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是电视剧《阿信》中饰演少年阿信的小林绫子,只有12岁;年龄最大的是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日中青年研修会会长冈崎嘉平太,当时已84岁高龄。

  220个团体,光翻译就要三百多人,“就要全国其他几个外语学院来援助,特别是洛阳外语学院,还有北京的二外。”当时在全国青联国际部工作的丁涤和说。

  “再一个就是日本人怎么来,当年考虑是不是能坐船,坐船来日方觉得很麻烦,最后还是考虑坐飞机,中日已经通航了。我们民航与日方谈,有日航的飞机,也有全日空的飞机。各包三架,飞三个来回。三千人六架不够,他们飞了一半,另外一半是我们的民航。”贾棣锷介绍。

  日本青年到农户家吃饭

  1984年9月24日起,日本三千名青年分批抵达中国,并分赴各地访问参观。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这是“文革”后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国庆庆典。在国庆庆典前一天,应邀访华的三千名日本青年分别从南京、西安、杭州、武汉等四路汇集到北京。9月29日,中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宴会。

  “中南海头一回对外宾开放了,这么大批的外国人一起参观了中南海。”丁涤和介绍,虽然没有特别的安保措施,但为了安排好参观路线,他们事先都去踩过点。

  这200多个代表团,中方安排他们每个团都参观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农村。“光学校就安排了100多所,还搞了不少创意。中日学生互相用对方的语言做讲演比赛,这是我们头一次弄的。还有模特的表演,也是第一个在全中国开创的。”贾棣锷介绍。

  “日本人被安排到农户家吃饭、家访。到工厂就在工厂吃饭,在学校就在食堂吃饭,日本人对中国食品没有什么不放心。”丁涤和说。

  十一国庆阅兵时,在天安门观礼台的前面,专门用木头架起了台子,留给日本三千名青年。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日青年舞会。燃放烟火后,大家开始跳舞。活动一直持续到午夜两点多钟。

  三千人成日中友谊种子

  中日两国的青年,通过这次持续一周多的活动建立了深厚友谊。“我们接待三千人访华的工作完成的非常好,日本人非常感动。当时有一纪录片,整个过程都拍下来了。”丁涤和说,离开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她认为这些眼泪都是真实的,不是装出来的。

  “为了减少争论,我们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谈得很少。当时有过请示,对抗日战争,对中日不愉快的历史,我们怎么掌握?后来首先在日期上错开了,比如7·7、9·18,安排在九月下旬,这都是动了脑子的。胡耀邦同志说,历史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但是我们也不用有意识的去挑,不要往活动里硬塞内容。”贾棣锷称,“我的理解是顺其自然,他们提出来要参观抗战遗址,我们就安排。当时在南京就安排了4个代表团去参观大屠杀遗址,反应很强烈,反映过去不了解的历史了解了。”

  “这是青年活动的特点,能把中日友谊的概念,渗透到草根当中去,让他发芽成长。这些日本青年回国后,没有一个说我们坏话的。”据贾棣锷统计,这三千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地方或中央的日中友好协会领导人。

  “我举一个小例子,现在日本使馆发签证的参赞,都是参加过大联欢的。日中友协的名誉会长,有五六个人也参加过大联欢。青年交往的确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贾棣锷说。(记者 徐春柳)回顾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日方配警察防备“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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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5月08日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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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下午和晚上,刚刚抵达日本开始国事访问的胡主席,在下榻饭店先后会见了多批日本友人。其中包括1984年“三千名日本青年访华团”成员穗积一成、小野寺喜一郎、芹洋子和他们的家人。

  言谈中,胡主席仍惦记着穗积一成的身体状况,让穗积一成感动不已。1984年,穗积一成访华时曾因胃部出血生命垂危。经中方积极抢救,转危为安。

  穗积一成为报答中国人民的救命之恩,偕妻子于1986年带着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又一次来到中国,从事了3年多的日语教学工作。

  

  事实上,参加过1984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朋友,在各自的岗位上,一直在为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千人计划轰动日本

  “为了加强两国青年的了解,发展两国青年的友谊,我要代表中国人民与青年,向贵国的各友好青年团体发出邀请,明年九十月间,我国秋高气爽时节,请你们派三千位青年朋友,来我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希望得到贵国政府与各界友好朋友的支持。”

  1983年11月26日,访日的胡耀邦在东京NHK大厅对四千多名日本青年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中国将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到中国参观访问。

  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以为听错了,以为是三百人,结果是三千人,真是大吃一惊,这真不愧为中国宏大的气魄。”

  “日本人当时多少感到有些吃惊,认为是不是听错了,或者胡耀邦说错了,下面一片交头接耳,以为中国只会请三十人,或者三百人,没想到中国人这么大的气魄。”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的贾棣锷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回想起来,中国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这样才有震动,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人民要构筑中日世代友好的决心。”

  贾棣锷还谈到:“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来访,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这一邀请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当时还有过更宏大的设想,一万人、三万人,能不能接待。胡耀邦同志很务实,就让我们做调研。结果三万人根本不可能,一万人也很困难。三千人是经过调查的,不是拍脑袋,想多少就多少的。”贾棣锷介绍,三千人的接待,最难的是交通和住宿。公交车不够用,北京特地从天津调来一些车。

  日方配警察防备“洗脑”

  当时的北京,外宾能住的饭店只有北京饭店、新侨饭店、民族饭店等少数几家。“后来没办法,就用了国务院的招待所,京丰宾馆等,部队也给帮了大忙。”贾棣锷说,当时中央内部为了搞好这次大联欢,成立了筹委会,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王震任主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任副主任,全国青联主席胡主席、副主席刘延东分别任秘书长、副秘书长。

  相对于中方接待班子,在日本,没有一个单位能统一负责组织和派遣,中方就直接向日本的二百多个团体和单位发出了邀请。最后,日本220个团体、单位派遣了3017人,组成了217个代表团,包括63名新闻记者。

  贾棣锷说,当时日本政府要求每个团里配一个警察,中方也同意了,“日方还是有点警惕的,担心我们洗脑。”

  日方在“日青协”(日本青年团协议会)设立了一个事务局,负责日常事务的联络。三千人代表团的总代表是“日青协”会长小野寺喜一郎。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是电视剧《阿信》中饰演少年阿信的小林绫子,只有12岁;年龄最大的是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日中青年研修会会长冈崎嘉平太,当时已84岁高龄。

  220个团体,光翻译就要三百多人,“就要全国其他几个外语学院来援助,特别是洛阳外语学院,还有北京的二外。”当时在全国青联国际部工作的丁涤和说。

  “再一个就是日本人怎么来,当年考虑是不是能坐船,坐船来日方觉得很麻烦,最后还是考虑坐飞机,中日已经通航了。我们民航与日方谈,有日航的飞机,也有全日空的飞机。各包三架,飞三个来回。三千人六架不够,他们飞了一半,另外一半是我们的民航。”贾棣锷介绍。

  日本青年到农户家吃饭

  1984年9月24日起,日本三千名青年分批抵达中国,并分赴各地访问参观。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这是“文革”后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国庆庆典。在国庆庆典前一天,应邀访华的三千名日本青年分别从南京、西安、杭州、武汉等四路汇集到北京。9月29日,中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宴会。

  “中南海头一回对外宾开放了,这么大批的外国人一起参观了中南海。”丁涤和介绍,虽然没有特别的安保措施,但为了安排好参观路线,他们事先都去踩过点。

  这200多个代表团,中方安排他们每个团都参观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农村。“光学校就安排了100多所,还搞了不少创意。中日学生互相用对方的语言做讲演比赛,这是我们头一次弄的。还有模特的表演,也是第一个在全中国开创的。”贾棣锷介绍。

  “日本人被安排到农户家吃饭、家访。到工厂就在工厂吃饭,在学校就在食堂吃饭,日本人对中国食品没有什么不放心。”丁涤和说。

  十一国庆阅兵时,在天安门观礼台的前面,专门用木头架起了台子,留给日本三千名青年。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日青年舞会。燃放烟火后,大家开始跳舞。活动一直持续到午夜两点多钟。

  三千人成日中友谊种子

  中日两国的青年,通过这次持续一周多的活动建立了深厚友谊。“我们接待三千人访华的工作完成的非常好,日本人非常感动。当时有一纪录片,整个过程都拍下来了。”丁涤和说,离开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她认为这些眼泪都是真实的,不是装出来的。

  “为了减少争论,我们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谈得很少。当时有过请示,对抗日战争,对中日不愉快的历史,我们怎么掌握?后来首先在日期上错开了,比如7·7、9·18,安排在九月下旬,这都是动了脑子的。胡耀邦同志说,历史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但是我们也不用有意识的去挑,不要往活动里硬塞内容。”贾棣锷称,“我的理解是顺其自然,他们提出来要参观抗战遗址,我们就安排。当时在南京就安排了4个代表团去参观大屠杀遗址,反应很强烈,反映过去不了解的历史了解了。”

  “这是青年活动的特点,能把中日友谊的概念,渗透到草根当中去,让他发芽成长。这些日本青年回国后,没有一个说我们坏话的。”据贾棣锷统计,这三千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地方或中央的日中友好协会领导人。

  “我举一个小例子,现在日本使馆发签证的参赞,都是参加过大联欢的。日中友协的名誉会长,有五六个人也参加过大联欢。青年交往的确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贾棣锷说。(记者 徐春柳)
三千人抵不过中曾根一人

85年中曾根参败靖过神社是中日关系恶化的开端
不管怎么说,多交流还是有意义的。
还不如请3000本漫画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