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见证，发新中国的一些重要文献！

朝鲜战争：另一种亲历
--美国失败将军的回忆

蒋建华

　　■朝鲜战争指挥官李奇微的回忆：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美国原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在美国侵朝期间，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担任美军第８集团军司令，１９５１年４月至１９５２年５月担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等职。他在所著的《朝鲜战争》中回忆到：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兵，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隐蔽的绝好机会。
　　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总部对于阻止对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对方的实力。
　　中国军队善于隐蔽，我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做饭的火光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听到中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１１月２日，早晨３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守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对方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３营的Ｌ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甩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
　　■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雷德利的回忆：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１９８１年４月８日，美国的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奥马尔·纳尔逊·布雷德利与世长辞了。在４２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进过西点军校、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校和国防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步兵师师长。当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赴北非和欧洲作战，先后指挥过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战后历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布雷德利是参与策划侵朝战争的罪人。他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回忆到： 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１９５０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
　　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１日，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８１号文件，它反映出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起初，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拯救南朝鲜，现在我们的战争目的已扩大为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和政治统一的这个国家。这在远东战场是个敢作敢为的步骤。我甚至可以说，考虑到中共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步骤。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计划的反应作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关于中国的可靠情报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从宣传性的威胁中找出真正的意图更是特别困难。我们９０％的情报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那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又来自台湾。他们当时一直在向中国内地派遣特务。但是，台湾也怀有很大的宣传目的，他们提供给麦克阿瑟的许多情报是不可靠或带有倾向性的。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孩子们送回家，结果却把遗骸留在了朝鲜
　　地面攻势于感恩节第二天１１月２４日开始。麦克阿瑟在发动这场攻势的同时，在东京又发表了一个充满火药味和不必要挑衅的公报，最后说：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攻势将实际上结束战争。据他的密友考特尼·惠特尼说，他对第９军军长约翰· Ｂ·库尔特重申了他在威克岛对我们说过的话：如果这一行动成功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之前把孩子们送回家。
　　起初一帆风顺。在第８集团军方面，丘奇的第２４师在起初几小时内，所向无敌，向前推进了３-４英里。但是，１１月２５日天黑后不久，中国军队袭击了位于第８集团军右翼的韩国第２军，该军四散溃逃，把美军第２师暴露出来。在战线左翼，韩国第１师眼看要被击溃，使第２４师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远在东面的第１０军战区，中共的部队猛烈攻击了清津水库附近的陆战队。不出４８小时，沃克和阿尔蒙德已意识到，他们遭到了大批中国军队的伏击，整个地面部队处于分割包围的危险境地。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夜间，我们收到麦克阿瑟一份有些歇斯底里的电报。
　　在最后一段中，麦克阿瑟以一种不太常见的温和调子承认说：中国人在客观上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形势因此出现了崭新的变化。
　　■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１８８０-１９６４年）是美国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美国远东军司令，指挥西南太平洋战争。战后，麦克阿瑟代表盟国主持日本受降仪式，任美国驻日占领军司令。１９５０年，他参与策划并指挥侵朝战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以战争失败而被免职。麦克阿瑟生前所撰的回忆录中写到： 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
　　十分明显，我们现有兵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我的作战计划是从进攻转为防守，附带作那种为经常变动的形势所可能需要的局部调整。事实上，中国人介入战争以后，美国军队被迫去对抗美国军事史上从未遇到过的优势兵力。这是一场与中国的军事潜力相对抗的新的战争。我所需要的是，与更多的士兵、武器和给养同样急需的是，对应付这个新局势的政策要有明确规定。
　　１９５１年元旦那天，对方以巨大兵力发动了一次全面进攻，深入达１２英里，迫使第８集团军进一步后撤。到了１月４日，对方再次攻陷汉城，而到了１月７日，第８集团军退到了三八线以南约７０英里的新阵地。
　　欧洲和美国大部分报纸歇斯底里地叫嚷，说联合国军队就要被赶入海中。

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

(一九五O年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七日)


　　一
　　现在放在财政会议面前的有三个问题：第一，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第二，明年度的财政概算；第三，财政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如纱布的供销，农产品及土产的收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调整，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的建立，以及贸易工作计划的制定，等等。
　　今天只讲第一个问题，即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现在分下面几点来说明。
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
　　应该放在什么基础上
　　现在美帝侵朝战争扩大，估计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简单地说，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财政工作的部署应该分别先后
　　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现在争执之点，在于何者是第二，何者是第三。这种争执，在过去各个时期未曾发生过，也不会发生。我以为第二应该是维持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要太乱；第三才是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的支出。
　　为什么要把市场列在第二，而且宁可削减经济和文化的支出以就市场呢?从政治上经济上来说，我们现在已非过去的时代，既非延安、太行山、阜平时代，也非哈尔滨、张家口时代。延安时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农村中，只占有一部分小城市，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公粮，支出主要是军队及供给制干部的生活。当时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经济，大部分系自给自足，所以市场物价问题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不大。即使城市物价波动，对农村也无大关系。在哈尔滨时代，虽占有大城市了，但当时还谈不上恢复经济，全部财政收入，支持战争还不足，也就无力支持市场，稳定物价。而且，城市工资劳动者数目不多，市场物价不稳，关系并不很大。在财政支出中最多能保证铁路通车，维持交通，还无法做其他的事。现在不同了，我们已占有全国大、中、小城市，全国交通已经恢复，财政已经基本上统一，而且城市经济已有了一些基础。半年来物价稳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好的作用。因此，凡是对于市场物价稳定有影响的，我们应该慎重地来考虑。
　　其次，我们的经济还无巩固的基础，还很脆弱，物资储存也很少。如果敌机来轰炸，可以随时引起物价风潮。我们手中无物资，平抑不了涨风，政治上很不利，而且会影响军事。这个弱点，如果被敌人看到、抓住，就会用此法欺侮我们。物价波动以后，税收便要减少，公营企业收入也要降低，逼着财政增加发行。发行一千亿元抵不上一亿斤小米，结果还要不断追加。去年的物价波动，使城市居民受到损失，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金融、贸易的周转失去正常，为害很大。今年三月，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稳定，工商业得到调整，加以秋后农业丰收，农民购买力提高，到今年九十月，各城市都热闹起来，工商业开始活跃，税收增加，一个钱顶一个钱用，市场物价稳定，工人不需要救济了，工商业家又喊毛主席万岁了。这说明，广大人民，大多数的工商业者，愿意市场物价稳定下来。从今年初财经统一到调整工商业，由调整到现在的初步好转，证明了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用多发钞票弥补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物价的稳定。
　　在战争中是否能够保持市场物价平稳呢?我们还没有把握。因为即使财政上求得平衡，金融稳定了，而物资的供应发生问题，运输发生问题，市场物价还要波动。这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时间迟早之间的矛盾，在战争时期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如果金融和物资都发生问题，物价波动程度将更大，更难以控制。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如果赤字削减不了，也只能是因为军事上的紧急需要。除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不应该允许有赤字。没有钱可以不办，可以缓办。在财政收支不平衡时，虽然可以向外借款，但数量少而且困难。发行公债，根据上半年经济，也搞不了多少，而且工商业家意见很大。因此，只有靠发行钞票。在战争中大量发钞票是很危险的事，其后果在物价上立刻可见。因此，我们这种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在财政和经济上都会有利。
　　带投资性的支出列在第三，就是说，要在照顾第一、第二之后，剩有多少钱，便办多少事。总之，以没有赤字为原则。如果为了战争，为了军事，维持不了市场物价稳定怎么办?那也无办法，因为战争是第一。做了第一才可以做第二，做了第一和第二才可以做第三，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今年二月财政会议时提出的财政预算，赤字很大，以后决心缩减，困难克服了，也没有饿死人。最近决定冻结国营企业存款，大家决心去做，困难虽多，结果也做到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干了二十多年革命，还要苦一段时间。农民的负担，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一点。这都是不得已的办法。
　　在这里还要重复说明一下，什么叫战争第一。过去在地方系统中做党的工作，做政府工作，主要是在做战争后勤工作。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后勤部长。说高级干部没有战争第一的观点，这不合事实。现在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同志可能注意得还不够。战争第一的观点表现在财政上，即是在预算上要尽可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从军事系统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来说，战争第一，不能采取有多少用多少的包用办法。如何用，用多用少，用迟用早，要详加审核，而不是报销完事。因此，一方面要做到战争第一，另一方面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才能满足军事上的要求。
　　在财政上，经常存在着要多和要少、要早和要迟的矛盾，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最后的决定，要求局部必须服从全体。
　　削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
　　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以外，应加以削减和收缩。
　　来日方长，经济建设推迟一下是可以的，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战争不由我们决定，美帝国主义不许我们建设，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如此。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方针上，都不可能又战争又建设，不可能两者并列，两头兼顾。有些建设可以发展，应该发展，如军工，那是直接为了战争。等战争结束以后，才能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我们现在可以做各种准备工作，如资源调查、干部训练等等。是否有人不乐意呢?有的，但不能搞情绪投资，即以国家投资去照顾某些人的情绪，这是完全违背我们经济建设的目的的。
　　文教卫生、公用事业以及军政经常费用，也应大大减缩。在建设投资中，对投资数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谓投资一亿斤小米是表示什么呢?一亿斤小米即是七万两黄金，或五百万块光洋。所谓一亿元人民币是表示什么呢?一亿元人民币折合抗战前五千块光洋，或七十两黄金。过去农民过年，梦想黄金万两，也不过是一千四百万斤小米。
　　增加财政收入
　　平衡收支要从各方面想办法。要向地方上打点主意。明年要求地方收入上解一部分，如地方公粮附加及地方企业收入，要缴中央一部分。另外，这次扩大地方武装的开支，也要由各地自行解决。还要向农民求援。我们现在的统一战线有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现在还穷，文化人现在也不能再紧裤带，民族资产阶级今年上半年买了二十亿斤小米的公债，油水也不大了。农民人数最多，在土改后或减租后，已得了好处，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低于工人，但只要国家收买其农产品和土产品，他们的购买力便可以提高。而且，东北农民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上所受的损失，现在较过去已大为减少。过去一吨粮食只换零点八匹布，以后提高到二匹布，今年初加到二点八匹布，现在调整到二点五匹布。而在关内，以天津为例，一吨粮可以换到六匹布，　　比关外好多了。这说明，向农民求援是可能的。
　　各级政府及税收机关要加紧收税。地方漏税百分之十五到三十，这个估计不算多。汉口市检查了一下，各月一般漏税在百分之三十。应该想办法堵塞这个漏洞。做好了，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此要加强税收机关工作，提高税务人员的质量。
　　某些民用必需品，如纱布，可以实行统购统销。只要保证资本家的一定利润，按照供销情况实行合理的统购与配售，增加统销税，国家又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
　　二
　　这次会议讨论确定的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中央已经基本上同意。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应该反复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在农民那里多取几十亿斤粮食行不行，农民是否负担得起?国防第一，又要维持市场，使金融不大乱，能否做得到?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增收措施，如增加公粮附加，征收契税，酌增若干种货物税、进口出口税等等，共有几十亿斤小米。这些大部都落在农民头上，农民会不会不满意?这是必须考虑的。要农民拿得起，我们要做一件工作，就是实行近地交流、全国交流、内外交流，让农民销出农副土产品。只要能够把农副土产品销出去，农民就可以负担得起。比如，一户农民养一只母鸡，一年下二百个蛋，把它销出去，每个二百五十元(城市价五百元)，就可以收入五万元，合五十斤小米。从五十斤中拿出十几斤，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帮助农民销出农副土产品，是国家取得税收的前提。
　　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正当工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因此我们说，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
　　我们的弱点是资金不足和业务知识不足。过去我们进行这一工作，是依靠国家银行吸收的存款，这一来源到十月份已经达到停滞状态，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十一月采取暂时缓收、少收农副土产品的办法(这对农民是有损失的)，并冻结大公和小公的存款(各地行动一致，执行得很好)。为了更好地活跃农村经济，我们提议，各地区要加强对贸易部门和合作社的领导，并且发展农村信贷，向农民赊购，用农民的钱来给农民办事。只有这样，农民增加一些负担才会不出问题。在业务知识方面，我们要及时地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和提高干部。
　　关于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不能讲物价绝对不涨，因为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以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最后决定金融能否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财政概算的平衡与否。我们今天就是要力争财政概算接近平衡，也就是说力争金融不乱。只要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不发或少发票子，物价虽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波动，但可以波而后定，基本上维持市场。
　　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这次会议，大家认为纱布有问题，因而在这方面提的意见、出的主意比较多。对于粮食，大家却认为没有问题，我认为这是必须提醒注意的。我们很多错误，往往是由于疏忽。为了把市场维持得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今天城市中的粮、盐、煤的供应，实质上是运输问题。现在运输很紧张，应该更有计划。今年夏天，在运输淡季中没有抓紧，是个教训。运输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很重要，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机构。
　　纱布明年勉强够，采取统购的办法把它集中起来，再适当分配，是很需要的。在保证资本家适当利润的条件下也是可能做到的。这件事做得好，对保证纱布供应以及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在目前财政收入的情况下，既要充分地满足国防的需要，又要使市场金融不乱，这就要求我们在增收减支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从现在到明年一月这四个月，是税收的黄金时节，应该抓紧，并且要努力把百分之三十的偷漏收回来。只有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市场才可以维持，金融才不致大乱。
　　在这几天的会议上，大家认为暂时缩减经济和文化的投资是必要的。如果今天不主动削减，到明天金融乱了，势必被动削减。金融波动不仅影响收支，影响存款，而且在政治上会造成损失。被迫削减，不如主动削减。目前中国的财政经济要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还不可能。主动地把一些经济文化投资推迟一年半载，将来则可集中力量搞这方面的建设，三五年后算起总帐来，效果是不会小的。今年的经验证明，物价稳定，金融巩固，是促进工商业繁荣、活跃商品交流的重要条件。明年国家投资虽有减少，而购买力没有降低，工商业是不会萧条的。

中央军委:关于边防军随时待命出动问题的电报

(1950年10月2日)


　　高岗，邓华同志：
　　 （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毛泽东:关于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给金日成的电报

(1950年10月8日)


　　倪志亮同志转金日成同志：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备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毛泽东
　　 十月八日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

(1951年3月1日)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的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现在的朝鲜即将补充的三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四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六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四个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六月中调用。上述十个军中的四个军，因打了五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军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三、根据一二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三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的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于四月上旬达到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六个军及朝鲜人民军四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毛泽东:关于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1950年12月13日)


　　 彭，并告高：
　　 十二月八日十八时电悉。(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三)明年一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 (东西两线共九个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宋时轮部目前即须补兵一部，恢复元气，是否可能，请高筹划见告。(四)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B]关于战俘：[/B]



●夜幕降临，几辆载着美军和南朝鲜军103名战俘的卡车，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开到了两军前沿阵地。当我方人员向战俘们交待了通过美军警戒线的方法，同时告知，万一不能通过，仍可回来时，战俘们感动得与我方人员拥抱。
　　●战俘释放后对我军俘虏政策的宣传，引起了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连忙封锁消息，隔离战俘，并加强对战俘的监视活动。
　　●第一次战役中，敌人负隅顽抗、拒不缴枪的占多数，被生俘者很少；志愿军首释战俘后，第二次战役中，就两次出现了美军百人以上集体向我投降的局面。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共毙伤敌1．5万余人，俘获战俘1000多名。由于我军入朝前，各部队大都已取消敌军工作部门，入朝时有的尚未恢复，有的刚刚起步，部队中熟悉此项业务、了解敌军情况和懂外语的干部很少，并且由于敌方的欺骗性宣传，当时敌军官兵并不了解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在第一次战役中，敌人负隅顽抗、拒不缴枪的占多数，被生俘者不多。另外，由于部队缺衣少食，医疗设施及药品匮乏，尽管对战俘的供应标准要超过我军一般人员，但仍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针对上述情况，11月17日，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向彭总汇报了有关战俘的问题和开展瓦解敌军的一些想法。彭总听后表示完全同意，当即致电请示中央军委，拟释放100名美、李伪俘虏，以扩大我军优待政策的影响，打破敌军怕杀心理。第二天，毛泽东回电：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彭总看完电报非常高兴，指示杜平抓紧时间办理。杜平亲自挑选了一些优秀政工干部、翻译和汽车司机来完成这项任务，还指示收容所的同志，对将要释放的战俘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美国武装入侵朝鲜是错误的，侵入中国台湾海峡更是错误的，多数战俘能接受这些观点。释放前，还安排他们理发、洗澡，换了新衣服，发了路费，晚饭时还特意加了几个菜。最后，召集所有战俘在一间宽大的木屋里开了一个欢送会。18日夜，103名战俘（内美俘27名，伪俘76名）便经我前沿阵地释放。
　　志愿军首释战俘震动了整个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勃伶斯通过多次采访战俘，于11月23日以独家新闻报道了此事的详细过程，并大量引用了战俘的自述：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他们好，他们 得到了和中国人一样的口粮，他们有一种平等的感觉，志愿军用他们有限的设备治疗了伤兵，中国人不搜美军士兵的口袋，并且让他们留着他们的香烟、金表和其他私人的东西……
　　我国政府也进行了大力宣传，并公开了在押美军俘虏的一封联名信。对此，美国军事当局极为恐慌，急忙封锁一切消息，同时将战俘与部队相隔离，并加强对战俘的监视活动。据美联社报道：报界的代表们被禁止访问被释战俘，所有军官都奉令不得泄漏关于释放的消息，这是'极端秘密'。法新社也透露： 军方一些部门极度不安。他们确实把消息扣压了38小时，美国新闻处甚至要求禁止发表最有意义的详细情况。美国的通讯社的首脑们尽量把这说成一件小事…… 另一方面，这些战俘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一个美国将军和若干上校陪着，好像是非常照顾他们似的。
　　尽管如此，我军的优俘政策还是在美军官兵中不胫而走，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第二次战役中，就两次出现了美军百人以上集体向我投降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