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辱华牌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不是伪造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20:09:18
1994年6月1日第203期《党史信息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
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人’！”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国’，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
1925年9月12日，美国迪尔伯恩出版公司编辑部W·K·卡梅伦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写信，说在美国报界和其他人士中，都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有过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而这种说法还“受到责难”。他要求总领事告诉事实真相。（摘译自工部局档案）
1929年7月15日，有位读者根据当时香港报纸上议论上海公园门口的告示牌问题，在《香港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在1916年亲眼目睹的措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长期以来，凡知道有这块告示牌的中国人都对之表示愤慨，这是合乎情理的。”《香港电讯报》编者A·希志斯将这份报纸转给了上海工部局。
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1930年美国人埃德温·罗哲斯·思布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到那里去散散步，除非这个中国人背着一个白人的皮包，或者用摇篮车推着一个白人的婴儿。你们都能记得这个极端的例子，上海动人的花园里一直竖立着一块告示牌，用显眼的文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他后来给美国宗教刊物《洗礼者》杂志编者的信中，又讲道：“我写的是若干人的说法（其中亦有传教士），他们证明他们亲眼目睹这块告示牌。”美国浸礼会A·泰勒为此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要求了解此事。
目睹者的陈述
目前尚健在的一位86岁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在1921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公园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补充道，这块牌子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
1989年10月6日，苏步青教授同复旦大学学生进行过一次谈话，苏教授在谈话中讲道：“我是1919年到日本去留学的，至今已有70年了。我第一次路过上海时，外滩公园前面挂着一块牌子，我亲眼看到，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后来他于1991年又对《上海园林》编辑部补充说，那年他是由温州经上海赴日本时，在外滩买船票，看到外滩公园门口有这块牌子。
陈岱孙教授1982年所写《往事偶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收入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陈岱孙文集》），讲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90年7月12日他又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一、这块牌子“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二、1920年，“即我初次见到这牌子后两年，我知道这牌子仍然‘健在’……。”
陈毅的兄长陈盂熙在口忆1919年6月他与陈毅的上海之行时谈道：“……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见《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于1903年的桂祖良，1926年曾在法租界工董局园林种植处工作，任一等秘书。他说，以前读书时，有次去虹口经过外滩公园门口，想进去看看，门卫不准进，指着一块木牌让他看，牌子上写着黑色的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市园林局1991年5月15日访问记录）
1960年，有位姓陆的（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老员工回忆：在他一二十年代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公布的10条规则）。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底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1960年为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调查记录）
最近，日本《朝日新闻》也发表有关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文章。1994年5月4日“天声人语”专栏中介绍：“不少人来信说真的看到过，并记载有逗留及访问时间。他们这些人是军人、军队护士、学生、公司职员……说是在黄浦公园和法租界公园内看到，并一致描述为是在涂成白色的板上写的黑字。年长的女性在信中说，在日本人和欧美人家中帮助料理家务的中国女性可以带领主人的孩子自由出入公园，并在公园中游玩。这位写信人的双亲都曾在上海居住过，此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一种特别罪恶感，但有时小姑娘却感到伤心，她们感到把人与狗等等同起来，实是可怜。’”
最后，这里我们再搞引两则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章志书中的记载：
30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考证、分析上海的发展历史，在上海的一份夜报《大晚报》上辟了个“上海通”专版，专门刊载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在1935年6月10日第71期“黄浦滩专号”（一）上发表《外滩公园话旧》，在介绍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公园的历史后，写道：“虽然地皮是中国官地，填土和造园的经费也出自中外居民所纳税捐，然而外滩公园跟以后所建的几个公园都不许华人入内，甚至园门口还挂着极侮辱华人的牌子，这些事，虽是健忘的人，也不至于已经忘掉了吧？”文章说：“直到1940年起，华人才可以到公共租界各公园去玩。”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专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专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继之公园也藉着‘华人人公共场所，即折花驱鸟糟蹋地方’的原因，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意大利著名的工业家、反法西斯战士、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和主持者之一，奥雷利奥·佩西，1977年出版了一部自传性的著作：《人类的素质》（1988年，由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薛荣元）。书中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0—1938年，他作为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代表，在中国“常驻”的一段经历，特别是他曾经在中国的上海作“暂时逗留”的经历，有这么一句：
“在国际侨民公园绿地上的牌子却出现了不应有的标记，上面写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1994年6月1日第203期《党史信息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
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人’！”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国’，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
1925年9月12日，美国迪尔伯恩出版公司编辑部W·K·卡梅伦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写信，说在美国报界和其他人士中，都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有过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而这种说法还“受到责难”。他要求总领事告诉事实真相。（摘译自工部局档案）
1929年7月15日，有位读者根据当时香港报纸上议论上海公园门口的告示牌问题，在《香港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在1916年亲眼目睹的措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长期以来，凡知道有这块告示牌的中国人都对之表示愤慨，这是合乎情理的。”《香港电讯报》编者A·希志斯将这份报纸转给了上海工部局。
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1930年美国人埃德温·罗哲斯·思布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到那里去散散步，除非这个中国人背着一个白人的皮包，或者用摇篮车推着一个白人的婴儿。你们都能记得这个极端的例子，上海动人的花园里一直竖立着一块告示牌，用显眼的文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他后来给美国宗教刊物《洗礼者》杂志编者的信中，又讲道：“我写的是若干人的说法（其中亦有传教士），他们证明他们亲眼目睹这块告示牌。”美国浸礼会A·泰勒为此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要求了解此事。
目睹者的陈述
目前尚健在的一位86岁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在1921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公园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补充道，这块牌子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
1989年10月6日，苏步青教授同复旦大学学生进行过一次谈话，苏教授在谈话中讲道：“我是1919年到日本去留学的，至今已有70年了。我第一次路过上海时，外滩公园前面挂着一块牌子，我亲眼看到，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后来他于1991年又对《上海园林》编辑部补充说，那年他是由温州经上海赴日本时，在外滩买船票，看到外滩公园门口有这块牌子。
陈岱孙教授1982年所写《往事偶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收入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陈岱孙文集》），讲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90年7月12日他又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一、这块牌子“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二、1920年，“即我初次见到这牌子后两年，我知道这牌子仍然‘健在’……。”
陈毅的兄长陈盂熙在口忆1919年6月他与陈毅的上海之行时谈道：“……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见《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于1903年的桂祖良，1926年曾在法租界工董局园林种植处工作，任一等秘书。他说，以前读书时，有次去虹口经过外滩公园门口，想进去看看，门卫不准进，指着一块木牌让他看，牌子上写着黑色的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市园林局1991年5月15日访问记录）
1960年，有位姓陆的（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老员工回忆：在他一二十年代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公布的10条规则）。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底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1960年为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调查记录）
最近，日本《朝日新闻》也发表有关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文章。1994年5月4日“天声人语”专栏中介绍：“不少人来信说真的看到过，并记载有逗留及访问时间。他们这些人是军人、军队护士、学生、公司职员……说是在黄浦公园和法租界公园内看到，并一致描述为是在涂成白色的板上写的黑字。年长的女性在信中说，在日本人和欧美人家中帮助料理家务的中国女性可以带领主人的孩子自由出入公园，并在公园中游玩。这位写信人的双亲都曾在上海居住过，此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一种特别罪恶感，但有时小姑娘却感到伤心，她们感到把人与狗等等同起来，实是可怜。’”
最后，这里我们再搞引两则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章志书中的记载：
30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考证、分析上海的发展历史，在上海的一份夜报《大晚报》上辟了个“上海通”专版，专门刊载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在1935年6月10日第71期“黄浦滩专号”（一）上发表《外滩公园话旧》，在介绍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公园的历史后，写道：“虽然地皮是中国官地，填土和造园的经费也出自中外居民所纳税捐，然而外滩公园跟以后所建的几个公园都不许华人入内，甚至园门口还挂着极侮辱华人的牌子，这些事，虽是健忘的人，也不至于已经忘掉了吧？”文章说：“直到1940年起，华人才可以到公共租界各公园去玩。”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专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专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继之公园也藉着‘华人人公共场所，即折花驱鸟糟蹋地方’的原因，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意大利著名的工业家、反法西斯战士、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和主持者之一，奥雷利奥·佩西，1977年出版了一部自传性的著作：《人类的素质》（1988年，由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薛荣元）。书中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0—1938年，他作为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代表，在中国“常驻”的一段经历，特别是他曾经在中国的上海作“暂时逗留”的经历，有这么一句：
“在国际侨民公园绿地上的牌子却出现了不应有的标记，上面写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人’！”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国’，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
1925年9月12日，美国迪尔伯恩出版公司编辑部W·K·卡梅伦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写信，说在美国报界和其他人士中，都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有过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而这种说法还“受到责难”。他要求总领事告诉事实真相。（摘译自工部局档案）
1929年7月15日，有位读者根据当时香港报纸上议论上海公园门口的告示牌问题，在《香港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在1916年亲眼目睹的措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长期以来，凡知道有这块告示牌的中国人都对之表示愤慨，这是合乎情理的。”《香港电讯报》编者A·希志斯将这份报纸转给了上海工部局。
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1930年美国人埃德温·罗哲斯·思布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到那里去散散步，除非这个中国人背着一个白人的皮包，或者用摇篮车推着一个白人的婴儿。你们都能记得这个极端的例子，上海动人的花园里一直竖立着一块告示牌，用显眼的文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他后来给美国宗教刊物《洗礼者》杂志编者的信中，又讲道：“我写的是若干人的说法（其中亦有传教士），他们证明他们亲眼目睹这块告示牌。”美国浸礼会A·泰勒为此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要求了解此事。
目睹者的陈述
目前尚健在的一位86岁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在1921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公园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补充道，这块牌子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
1989年10月6日，苏步青教授同复旦大学学生进行过一次谈话，苏教授在谈话中讲道：“我是1919年到日本去留学的，至今已有70年了。我第一次路过上海时，外滩公园前面挂着一块牌子，我亲眼看到，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后来他于1991年又对《上海园林》编辑部补充说，那年他是由温州经上海赴日本时，在外滩买船票，看到外滩公园门口有这块牌子。
陈岱孙教授1982年所写《往事偶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收入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陈岱孙文集》），讲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90年7月12日他又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一、这块牌子“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二、1920年，“即我初次见到这牌子后两年，我知道这牌子仍然‘健在’……。”
陈毅的兄长陈盂熙在口忆1919年6月他与陈毅的上海之行时谈道：“……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见《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于1903年的桂祖良，1926年曾在法租界工董局园林种植处工作，任一等秘书。他说，以前读书时，有次去虹口经过外滩公园门口，想进去看看，门卫不准进，指着一块木牌让他看，牌子上写着黑色的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市园林局1991年5月15日访问记录）
1960年，有位姓陆的（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老员工回忆：在他一二十年代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公布的10条规则）。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底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1960年为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调查记录）
最近，日本《朝日新闻》也发表有关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文章。1994年5月4日“天声人语”专栏中介绍：“不少人来信说真的看到过，并记载有逗留及访问时间。他们这些人是军人、军队护士、学生、公司职员……说是在黄浦公园和法租界公园内看到，并一致描述为是在涂成白色的板上写的黑字。年长的女性在信中说，在日本人和欧美人家中帮助料理家务的中国女性可以带领主人的孩子自由出入公园，并在公园中游玩。这位写信人的双亲都曾在上海居住过，此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一种特别罪恶感，但有时小姑娘却感到伤心，她们感到把人与狗等等同起来，实是可怜。’”
最后，这里我们再搞引两则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章志书中的记载：
30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考证、分析上海的发展历史，在上海的一份夜报《大晚报》上辟了个“上海通”专版，专门刊载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在1935年6月10日第71期“黄浦滩专号”（一）上发表《外滩公园话旧》，在介绍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公园的历史后，写道：“虽然地皮是中国官地，填土和造园的经费也出自中外居民所纳税捐，然而外滩公园跟以后所建的几个公园都不许华人入内，甚至园门口还挂着极侮辱华人的牌子，这些事，虽是健忘的人，也不至于已经忘掉了吧？”文章说：“直到1940年起，华人才可以到公共租界各公园去玩。”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专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专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继之公园也藉着‘华人人公共场所，即折花驱鸟糟蹋地方’的原因，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意大利著名的工业家、反法西斯战士、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和主持者之一，奥雷利奥·佩西，1977年出版了一部自传性的著作：《人类的素质》（1988年，由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薛荣元）。书中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0—1938年，他作为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代表，在中国“常驻”的一段经历，特别是他曾经在中国的上海作“暂时逗留”的经历，有这么一句：
“在国际侨民公园绿地上的牌子却出现了不应有的标记，上面写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1994年6月1日第203期《党史信息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
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人’！”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国’，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
1925年9月12日，美国迪尔伯恩出版公司编辑部W·K·卡梅伦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写信，说在美国报界和其他人士中，都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有过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而这种说法还“受到责难”。他要求总领事告诉事实真相。（摘译自工部局档案）
1929年7月15日，有位读者根据当时香港报纸上议论上海公园门口的告示牌问题，在《香港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在1916年亲眼目睹的措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长期以来，凡知道有这块告示牌的中国人都对之表示愤慨，这是合乎情理的。”《香港电讯报》编者A·希志斯将这份报纸转给了上海工部局。
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1930年美国人埃德温·罗哲斯·思布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到那里去散散步，除非这个中国人背着一个白人的皮包，或者用摇篮车推着一个白人的婴儿。你们都能记得这个极端的例子，上海动人的花园里一直竖立着一块告示牌，用显眼的文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他后来给美国宗教刊物《洗礼者》杂志编者的信中，又讲道：“我写的是若干人的说法（其中亦有传教士），他们证明他们亲眼目睹这块告示牌。”美国浸礼会A·泰勒为此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要求了解此事。
目睹者的陈述
目前尚健在的一位86岁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在1921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公园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补充道，这块牌子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
1989年10月6日，苏步青教授同复旦大学学生进行过一次谈话，苏教授在谈话中讲道：“我是1919年到日本去留学的，至今已有70年了。我第一次路过上海时，外滩公园前面挂着一块牌子，我亲眼看到，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后来他于1991年又对《上海园林》编辑部补充说，那年他是由温州经上海赴日本时，在外滩买船票，看到外滩公园门口有这块牌子。
陈岱孙教授1982年所写《往事偶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收入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陈岱孙文集》），讲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90年7月12日他又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一、这块牌子“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二、1920年，“即我初次见到这牌子后两年，我知道这牌子仍然‘健在’……。”
陈毅的兄长陈盂熙在口忆1919年6月他与陈毅的上海之行时谈道：“……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见《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于1903年的桂祖良，1926年曾在法租界工董局园林种植处工作，任一等秘书。他说，以前读书时，有次去虹口经过外滩公园门口，想进去看看，门卫不准进，指着一块木牌让他看，牌子上写着黑色的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市园林局1991年5月15日访问记录）
1960年，有位姓陆的（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老员工回忆：在他一二十年代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公布的10条规则）。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底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1960年为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调查记录）
最近，日本《朝日新闻》也发表有关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文章。1994年5月4日“天声人语”专栏中介绍：“不少人来信说真的看到过，并记载有逗留及访问时间。他们这些人是军人、军队护士、学生、公司职员……说是在黄浦公园和法租界公园内看到，并一致描述为是在涂成白色的板上写的黑字。年长的女性在信中说，在日本人和欧美人家中帮助料理家务的中国女性可以带领主人的孩子自由出入公园，并在公园中游玩。这位写信人的双亲都曾在上海居住过，此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一种特别罪恶感，但有时小姑娘却感到伤心，她们感到把人与狗等等同起来，实是可怜。’”
最后，这里我们再搞引两则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章志书中的记载：
30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考证、分析上海的发展历史，在上海的一份夜报《大晚报》上辟了个“上海通”专版，专门刊载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在1935年6月10日第71期“黄浦滩专号”（一）上发表《外滩公园话旧》，在介绍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公园的历史后，写道：“虽然地皮是中国官地，填土和造园的经费也出自中外居民所纳税捐，然而外滩公园跟以后所建的几个公园都不许华人入内，甚至园门口还挂着极侮辱华人的牌子，这些事，虽是健忘的人，也不至于已经忘掉了吧？”文章说：“直到1940年起，华人才可以到公共租界各公园去玩。”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专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专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继之公园也藉着‘华人人公共场所，即折花驱鸟糟蹋地方’的原因，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意大利著名的工业家、反法西斯战士、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和主持者之一，奥雷利奥·佩西，1977年出版了一部自传性的著作：《人类的素质》（1988年，由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薛荣元）。书中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0—1938年，他作为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代表，在中国“常驻”的一段经历，特别是他曾经在中国的上海作“暂时逗留”的经历，有这么一句：
“在国际侨民公园绿地上的牌子却出现了不应有的标记，上面写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唉......美军一定是只看了月冷帖子的标题就愤怒了。:D :D
呵呵，本菜又当了一回标题党！: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