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贴:相蓝欣：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强文,希望对大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5:11:47
今天看到的,很强,感觉很针对目前的形势,上网搜索了出来贴上供大家共同欣赏.
这文章主要讲用民族化的语言来解读西方近现代政治理念,非常贴合目前面临的问题。
西方现在大力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等,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形态,凡是不符合西方的标准或者说不符合西方利益的,他们总是以这些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否能从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寻找这些理念的解读方法？是否能从民族文化中寻找到未来发展的星星之火，开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念，而不是西化的现代化？
今朝开国靠的是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从来都是和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在我个人看来，马列主义在中国和在西方是完全不同的马列主义了，这个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一直在说，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劣势使然。就好象在说，我这个理论是很有来头的，是有背景的，你们不要怀疑它，它是很强大的。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理论，基本上和马列主义无关了，已经变成非常中国化的东西。由于90-1事件，使中国领导层对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理念非常戒备，但这些西方理念是否真的适合于中国？而中共高层提出的理论是否真的吸收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加以发挥，限于本人知识和能力还真的说不上来，却能清晰的感觉中共高层确实在很用心的探索。
废话这么多，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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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蓝欣：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
2008年04月24日 08:02:12 来源：环球时报
西化的概念带来了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师邓小平曾说过：“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讲思想解放，道理也是一样。套话连篇累牍，口号日新月异，往往会词不达意，起不到思想解放的效果。语言含糊的主题在媒体上变奏再多，中外听众和读者还是不感兴趣，记也记不住。
“含糊其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西化概念带来的混乱。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并没有神学本体论（或称“是论”），所以不会问“政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类问题。西方传统则反之，本体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一句话，“上帝创造的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首先要接受《圣经》中的造物主，否则哪里有“平等”可言？平等地位也有个“准入”和“不准入”的问题。中文的流行译法“人人生而平等”反而是不正确的，刻意掩盖了美国民主制的神学背景。
中国传统也没有政治的空间划分理论。政治从来都不是可以同经济、社会相隔离，有着单独操作的空间，更谈不上量化操作的空间。三权分立，计票直选，政治派别按三个方位界定（左、中、右）等西式传统没有理由成为全人类的普世政治价值。
中国人的政治观是动态的，时空相结合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问题，即下一步应当往哪里走。“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可行手段。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西式“民主”这个特定的政治模式认定为人类发展的共同方向。只有接受基督教传统的目的论和末世论，这个既定方向才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如果美国人干脆把中国“民主化”挑明为“西化”，意思反倒彰显出来。
但中国人在寻“道”时，又总要问个为什么。比如，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西式民主化的道路”？笔者几年前在华盛顿做基辛格讲座教授时，多次向美方的政要学者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人似乎集体失语。从建国初始，他们就习惯把自己的政治体制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楷模，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命题，没必要问个为什么。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其实聪明得很，给这个新生国家取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无名之名”：“美利坚合众国”。所谓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政治和地理概念是含混的，原本13个成员的版图和治国理念因此可以不断扩张、改造，且大可不必限于美洲地域。换句话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人类的普世价值，非一般民族国家的传统名字，如英格兰、法兰西和中国之类可以囊括。里根总统曾公开宣扬，美国乃“光明山巅的金色庙宇”。从“光明山巅”往下看当然是一片昏暗。
中国人不大赞同横向比较的人种、文化和体制优劣说，但总是相信纵向的体制高下论，即政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王朝更替的逻辑。政府政绩造成的政权兴衰是常理，绝无亘古不变的“永恒”政治价值观可以诠释。中美双方的政治传统和出发点如此迥异，我们却常常坠入西式话语的圈套。但事实证明，不管你如何用他们的概念立论，比如“利益攸关论”，中国只要不接受西式“民主化”（即西化）的预设目标，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必然难以妥协。更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利益之一是推进全球的“民主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这个战略产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传统政治思想没有过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界解释一些中国人原创的原则，说服力也不够。原因也是概念不准、语言含糊。至少，我们在谈政治时，用的是从日文转口的“politics”，将脱离时间的空间和基督教神学背景装进中国的西式政治概念，其中中国传统的“政”和“治”的要义已失，传统理念的人本、动态和时空结合的政治逻辑在中外论辩中并不起作用。其实，中国为政思想比西方有很多先进之处。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本身要正，治理的政策才能正确。如若不然，必草菅人命，民不聊生，政权也就岌岌可危。由此推论，孔子是第一个推崇人民对暴政造反有理命题的大思想家。
中国政治传统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在西方，直到17世纪的约翰•洛克，才开始讲清这个道理。用西式本体论的语言来解释民主对中国是好是坏，无异于承认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果。如果认为民主只是解决决策程序问题，于是直选制度就成了评判政治好坏的首要标准。根据西方传统的“天赋人权”说（以上帝造人为前提），西式民主还是保护抽象人权的“最高上诉法庭”和人类不可逾越的最佳政治形式。中国人不相信世界末日，政治也不可能有最终或最佳的模式。孔子的为政思路，正如荀子所总结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将儒家的君民关系的实质一语点破，比西方政治科学的论证高明许多。
将“政者正也”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里，道理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学者福山鼓吹“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式民主的绝对优越，从而为小布什政府的“政权变更”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然而，连福山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布什主义”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并没有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可，而且在实行过程中已经失败，美国的“软实力”一落千丈。事实证明，任何强国，其身不正，国际地位必然下降。
因此，在与美国交流时，如果根据普世价值论的思路劝说美国要有耐心，中国的“民主化”尚需时日，那只能刻意迎合美国人坚信“耶稣终将到来”的心理，但实质上传递了中华传统劣于西方传统的错误信息。近年来国内儒学大兴，很多人以为儒家“和合”思想传播的机遇到来，但美国人多以为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于是有沈大伟等美国学者重提中国在亚洲的传统“霸权”，即“朝贡制”的恢复。这种新“中国威胁论”虽然是隔靴挠痒，荒诞不经，但同近年来国内“快餐儒学”突然成为大众流行文化有关。“快餐儒学”未必得儒学精要，但支持了外人对当今中国事务的一个基本看法：回归传统是为了防范“进步”。
运用民族语言来阐述理论
习近平最近提出，我们应当“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只有放弃西式语境，我们才能够认真研究“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路径问题。依笔者之见，用明确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至少有两点需要向全世界挑明：第一：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任何永恒的“普世价值”，因此将西式政治体制移植到中国无法成活；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不可能是“民主化”或“西化”，而可能出现挑战西方民主理论的人本政治模式。西方应当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中国“西化”进程的幻想。毫无疑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吸收西方体制的某些长处，但“中体西用”的大方向不能改变。至于中国今后的体制架构如何，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径。
改革说到底是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将体制改革称为“变法”是有道理的。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决心很大，气魄恢宏，挑明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应当打破条条框框。
“天”，“祖宗”和“人言”的含义究竟如何？首先，“天变”是指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天变，“道”亦应变。其二，“祖宗”应如何理解？有一个流行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但“祖宗”也包括不合理的决策体制。下一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突破行政改革的框框，对传承下来的苏联式决策体制进行全面评估。其三，何谓“人言”？笔者以为，它既包括国内反对改革的思潮，也包括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噪。“奥运政治化”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国能否从容应对，处变不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和国际国内民众的支持。“危机”本身既有危险也有机遇。危机管理的目的是“化险为夷”，不必将杜绝危机定为理想的，但根本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对外解释自己的机制跟不上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发展趋势，更缺乏现代手段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比如说，“对外宣传”的部分资源完全可以用在国际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设计。中国的改革思路固然不需要别人批准，但国际舆论的认可和赞赏却至关重要。（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今天看到的,很强,感觉很针对目前的形势,上网搜索了出来贴上供大家共同欣赏.
这文章主要讲用民族化的语言来解读西方近现代政治理念,非常贴合目前面临的问题。
西方现在大力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等,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形态,凡是不符合西方的标准或者说不符合西方利益的,他们总是以这些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否能从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寻找这些理念的解读方法？是否能从民族文化中寻找到未来发展的星星之火，开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念，而不是西化的现代化？
今朝开国靠的是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从来都是和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在我个人看来，马列主义在中国和在西方是完全不同的马列主义了，这个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一直在说，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劣势使然。就好象在说，我这个理论是很有来头的，是有背景的，你们不要怀疑它，它是很强大的。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理论，基本上和马列主义无关了，已经变成非常中国化的东西。由于90-1事件，使中国领导层对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理念非常戒备，但这些西方理念是否真的适合于中国？而中共高层提出的理论是否真的吸收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加以发挥，限于本人知识和能力还真的说不上来，却能清晰的感觉中共高层确实在很用心的探索。
废话这么多，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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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蓝欣：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
2008年04月24日 08:02:12 来源：环球时报
西化的概念带来了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师邓小平曾说过：“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讲思想解放，道理也是一样。套话连篇累牍，口号日新月异，往往会词不达意，起不到思想解放的效果。语言含糊的主题在媒体上变奏再多，中外听众和读者还是不感兴趣，记也记不住。
“含糊其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西化概念带来的混乱。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并没有神学本体论（或称“是论”），所以不会问“政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类问题。西方传统则反之，本体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一句话，“上帝创造的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首先要接受《圣经》中的造物主，否则哪里有“平等”可言？平等地位也有个“准入”和“不准入”的问题。中文的流行译法“人人生而平等”反而是不正确的，刻意掩盖了美国民主制的神学背景。
中国传统也没有政治的空间划分理论。政治从来都不是可以同经济、社会相隔离，有着单独操作的空间，更谈不上量化操作的空间。三权分立，计票直选，政治派别按三个方位界定（左、中、右）等西式传统没有理由成为全人类的普世政治价值。
中国人的政治观是动态的，时空相结合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问题，即下一步应当往哪里走。“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可行手段。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西式“民主”这个特定的政治模式认定为人类发展的共同方向。只有接受基督教传统的目的论和末世论，这个既定方向才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如果美国人干脆把中国“民主化”挑明为“西化”，意思反倒彰显出来。
但中国人在寻“道”时，又总要问个为什么。比如，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西式民主化的道路”？笔者几年前在华盛顿做基辛格讲座教授时，多次向美方的政要学者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人似乎集体失语。从建国初始，他们就习惯把自己的政治体制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楷模，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命题，没必要问个为什么。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其实聪明得很，给这个新生国家取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无名之名”：“美利坚合众国”。所谓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政治和地理概念是含混的，原本13个成员的版图和治国理念因此可以不断扩张、改造，且大可不必限于美洲地域。换句话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人类的普世价值，非一般民族国家的传统名字，如英格兰、法兰西和中国之类可以囊括。里根总统曾公开宣扬，美国乃“光明山巅的金色庙宇”。从“光明山巅”往下看当然是一片昏暗。
中国人不大赞同横向比较的人种、文化和体制优劣说，但总是相信纵向的体制高下论，即政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王朝更替的逻辑。政府政绩造成的政权兴衰是常理，绝无亘古不变的“永恒”政治价值观可以诠释。中美双方的政治传统和出发点如此迥异，我们却常常坠入西式话语的圈套。但事实证明，不管你如何用他们的概念立论，比如“利益攸关论”，中国只要不接受西式“民主化”（即西化）的预设目标，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必然难以妥协。更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利益之一是推进全球的“民主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这个战略产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传统政治思想没有过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界解释一些中国人原创的原则，说服力也不够。原因也是概念不准、语言含糊。至少，我们在谈政治时，用的是从日文转口的“politics”，将脱离时间的空间和基督教神学背景装进中国的西式政治概念，其中中国传统的“政”和“治”的要义已失，传统理念的人本、动态和时空结合的政治逻辑在中外论辩中并不起作用。其实，中国为政思想比西方有很多先进之处。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本身要正，治理的政策才能正确。如若不然，必草菅人命，民不聊生，政权也就岌岌可危。由此推论，孔子是第一个推崇人民对暴政造反有理命题的大思想家。
中国政治传统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在西方，直到17世纪的约翰•洛克，才开始讲清这个道理。用西式本体论的语言来解释民主对中国是好是坏，无异于承认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果。如果认为民主只是解决决策程序问题，于是直选制度就成了评判政治好坏的首要标准。根据西方传统的“天赋人权”说（以上帝造人为前提），西式民主还是保护抽象人权的“最高上诉法庭”和人类不可逾越的最佳政治形式。中国人不相信世界末日，政治也不可能有最终或最佳的模式。孔子的为政思路，正如荀子所总结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将儒家的君民关系的实质一语点破，比西方政治科学的论证高明许多。
将“政者正也”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里，道理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学者福山鼓吹“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式民主的绝对优越，从而为小布什政府的“政权变更”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然而，连福山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布什主义”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并没有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可，而且在实行过程中已经失败，美国的“软实力”一落千丈。事实证明，任何强国，其身不正，国际地位必然下降。
因此，在与美国交流时，如果根据普世价值论的思路劝说美国要有耐心，中国的“民主化”尚需时日，那只能刻意迎合美国人坚信“耶稣终将到来”的心理，但实质上传递了中华传统劣于西方传统的错误信息。近年来国内儒学大兴，很多人以为儒家“和合”思想传播的机遇到来，但美国人多以为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于是有沈大伟等美国学者重提中国在亚洲的传统“霸权”，即“朝贡制”的恢复。这种新“中国威胁论”虽然是隔靴挠痒，荒诞不经，但同近年来国内“快餐儒学”突然成为大众流行文化有关。“快餐儒学”未必得儒学精要，但支持了外人对当今中国事务的一个基本看法：回归传统是为了防范“进步”。
运用民族语言来阐述理论
习近平最近提出，我们应当“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只有放弃西式语境，我们才能够认真研究“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路径问题。依笔者之见，用明确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至少有两点需要向全世界挑明：第一：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任何永恒的“普世价值”，因此将西式政治体制移植到中国无法成活；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不可能是“民主化”或“西化”，而可能出现挑战西方民主理论的人本政治模式。西方应当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中国“西化”进程的幻想。毫无疑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吸收西方体制的某些长处，但“中体西用”的大方向不能改变。至于中国今后的体制架构如何，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径。
改革说到底是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将体制改革称为“变法”是有道理的。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决心很大，气魄恢宏，挑明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应当打破条条框框。
“天”，“祖宗”和“人言”的含义究竟如何？首先，“天变”是指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天变，“道”亦应变。其二，“祖宗”应如何理解？有一个流行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但“祖宗”也包括不合理的决策体制。下一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突破行政改革的框框，对传承下来的苏联式决策体制进行全面评估。其三，何谓“人言”？笔者以为，它既包括国内反对改革的思潮，也包括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噪。“奥运政治化”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国能否从容应对，处变不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和国际国内民众的支持。“危机”本身既有危险也有机遇。危机管理的目的是“化险为夷”，不必将杜绝危机定为理想的，但根本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对外解释自己的机制跟不上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发展趋势，更缺乏现代手段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比如说，“对外宣传”的部分资源完全可以用在国际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设计。中国的改革思路固然不需要别人批准，但国际舆论的认可和赞赏却至关重要。（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这文章主要讲用民族化的语言来解读西方近现代政治理念,非常贴合目前面临的问题。
西方现在大力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等,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形态,凡是不符合西方的标准或者说不符合西方利益的,他们总是以这些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否能从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寻找这些理念的解读方法？是否能从民族文化中寻找到未来发展的星星之火，开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念，而不是西化的现代化？
今朝开国靠的是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从来都是和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在我个人看来，马列主义在中国和在西方是完全不同的马列主义了，这个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一直在说，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劣势使然。就好象在说，我这个理论是很有来头的，是有背景的，你们不要怀疑它，它是很强大的。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理论，基本上和马列主义无关了，已经变成非常中国化的东西。由于90-1事件，使中国领导层对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理念非常戒备，但这些西方理念是否真的适合于中国？而中共高层提出的理论是否真的吸收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加以发挥，限于本人知识和能力还真的说不上来，却能清晰的感觉中共高层确实在很用心的探索。
废话这么多，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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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蓝欣：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
2008年04月24日 08:02:12 来源：环球时报
西化的概念带来了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师邓小平曾说过：“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讲思想解放，道理也是一样。套话连篇累牍，口号日新月异，往往会词不达意，起不到思想解放的效果。语言含糊的主题在媒体上变奏再多，中外听众和读者还是不感兴趣，记也记不住。
“含糊其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西化概念带来的混乱。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并没有神学本体论（或称“是论”），所以不会问“政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类问题。西方传统则反之，本体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一句话，“上帝创造的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首先要接受《圣经》中的造物主，否则哪里有“平等”可言？平等地位也有个“准入”和“不准入”的问题。中文的流行译法“人人生而平等”反而是不正确的，刻意掩盖了美国民主制的神学背景。
中国传统也没有政治的空间划分理论。政治从来都不是可以同经济、社会相隔离，有着单独操作的空间，更谈不上量化操作的空间。三权分立，计票直选，政治派别按三个方位界定（左、中、右）等西式传统没有理由成为全人类的普世政治价值。
中国人的政治观是动态的，时空相结合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问题，即下一步应当往哪里走。“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可行手段。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西式“民主”这个特定的政治模式认定为人类发展的共同方向。只有接受基督教传统的目的论和末世论，这个既定方向才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如果美国人干脆把中国“民主化”挑明为“西化”，意思反倒彰显出来。
但中国人在寻“道”时，又总要问个为什么。比如，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西式民主化的道路”？笔者几年前在华盛顿做基辛格讲座教授时，多次向美方的政要学者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人似乎集体失语。从建国初始，他们就习惯把自己的政治体制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楷模，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命题，没必要问个为什么。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其实聪明得很，给这个新生国家取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无名之名”：“美利坚合众国”。所谓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政治和地理概念是含混的，原本13个成员的版图和治国理念因此可以不断扩张、改造，且大可不必限于美洲地域。换句话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人类的普世价值，非一般民族国家的传统名字，如英格兰、法兰西和中国之类可以囊括。里根总统曾公开宣扬，美国乃“光明山巅的金色庙宇”。从“光明山巅”往下看当然是一片昏暗。
中国人不大赞同横向比较的人种、文化和体制优劣说，但总是相信纵向的体制高下论，即政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王朝更替的逻辑。政府政绩造成的政权兴衰是常理，绝无亘古不变的“永恒”政治价值观可以诠释。中美双方的政治传统和出发点如此迥异，我们却常常坠入西式话语的圈套。但事实证明，不管你如何用他们的概念立论，比如“利益攸关论”，中国只要不接受西式“民主化”（即西化）的预设目标，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必然难以妥协。更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利益之一是推进全球的“民主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这个战略产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传统政治思想没有过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界解释一些中国人原创的原则，说服力也不够。原因也是概念不准、语言含糊。至少，我们在谈政治时，用的是从日文转口的“politics”，将脱离时间的空间和基督教神学背景装进中国的西式政治概念，其中中国传统的“政”和“治”的要义已失，传统理念的人本、动态和时空结合的政治逻辑在中外论辩中并不起作用。其实，中国为政思想比西方有很多先进之处。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本身要正，治理的政策才能正确。如若不然，必草菅人命，民不聊生，政权也就岌岌可危。由此推论，孔子是第一个推崇人民对暴政造反有理命题的大思想家。
中国政治传统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在西方，直到17世纪的约翰•洛克，才开始讲清这个道理。用西式本体论的语言来解释民主对中国是好是坏，无异于承认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果。如果认为民主只是解决决策程序问题，于是直选制度就成了评判政治好坏的首要标准。根据西方传统的“天赋人权”说（以上帝造人为前提），西式民主还是保护抽象人权的“最高上诉法庭”和人类不可逾越的最佳政治形式。中国人不相信世界末日，政治也不可能有最终或最佳的模式。孔子的为政思路，正如荀子所总结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将儒家的君民关系的实质一语点破，比西方政治科学的论证高明许多。
将“政者正也”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里，道理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学者福山鼓吹“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式民主的绝对优越，从而为小布什政府的“政权变更”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然而，连福山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布什主义”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并没有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可，而且在实行过程中已经失败，美国的“软实力”一落千丈。事实证明，任何强国，其身不正，国际地位必然下降。
因此，在与美国交流时，如果根据普世价值论的思路劝说美国要有耐心，中国的“民主化”尚需时日，那只能刻意迎合美国人坚信“耶稣终将到来”的心理，但实质上传递了中华传统劣于西方传统的错误信息。近年来国内儒学大兴，很多人以为儒家“和合”思想传播的机遇到来，但美国人多以为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于是有沈大伟等美国学者重提中国在亚洲的传统“霸权”，即“朝贡制”的恢复。这种新“中国威胁论”虽然是隔靴挠痒，荒诞不经，但同近年来国内“快餐儒学”突然成为大众流行文化有关。“快餐儒学”未必得儒学精要，但支持了外人对当今中国事务的一个基本看法：回归传统是为了防范“进步”。
运用民族语言来阐述理论
习近平最近提出，我们应当“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只有放弃西式语境，我们才能够认真研究“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路径问题。依笔者之见，用明确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至少有两点需要向全世界挑明：第一：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任何永恒的“普世价值”，因此将西式政治体制移植到中国无法成活；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不可能是“民主化”或“西化”，而可能出现挑战西方民主理论的人本政治模式。西方应当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中国“西化”进程的幻想。毫无疑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吸收西方体制的某些长处，但“中体西用”的大方向不能改变。至于中国今后的体制架构如何，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径。
改革说到底是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将体制改革称为“变法”是有道理的。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决心很大，气魄恢宏，挑明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应当打破条条框框。
“天”，“祖宗”和“人言”的含义究竟如何？首先，“天变”是指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天变，“道”亦应变。其二，“祖宗”应如何理解？有一个流行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但“祖宗”也包括不合理的决策体制。下一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突破行政改革的框框，对传承下来的苏联式决策体制进行全面评估。其三，何谓“人言”？笔者以为，它既包括国内反对改革的思潮，也包括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噪。“奥运政治化”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国能否从容应对，处变不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和国际国内民众的支持。“危机”本身既有危险也有机遇。危机管理的目的是“化险为夷”，不必将杜绝危机定为理想的，但根本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对外解释自己的机制跟不上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发展趋势，更缺乏现代手段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比如说，“对外宣传”的部分资源完全可以用在国际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设计。中国的改革思路固然不需要别人批准，但国际舆论的认可和赞赏却至关重要。（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今天看到的,很强,感觉很针对目前的形势,上网搜索了出来贴上供大家共同欣赏.
这文章主要讲用民族化的语言来解读西方近现代政治理念,非常贴合目前面临的问题。
西方现在大力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等,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形态,凡是不符合西方的标准或者说不符合西方利益的,他们总是以这些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否能从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寻找这些理念的解读方法？是否能从民族文化中寻找到未来发展的星星之火，开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念，而不是西化的现代化？
今朝开国靠的是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从来都是和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在我个人看来，马列主义在中国和在西方是完全不同的马列主义了，这个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一直在说，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劣势使然。就好象在说，我这个理论是很有来头的，是有背景的，你们不要怀疑它，它是很强大的。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理论，基本上和马列主义无关了，已经变成非常中国化的东西。由于90-1事件，使中国领导层对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理念非常戒备，但这些西方理念是否真的适合于中国？而中共高层提出的理论是否真的吸收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加以发挥，限于本人知识和能力还真的说不上来，却能清晰的感觉中共高层确实在很用心的探索。
废话这么多，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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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蓝欣：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
2008年04月24日 08:02:12 来源：环球时报
西化的概念带来了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师邓小平曾说过：“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讲思想解放，道理也是一样。套话连篇累牍，口号日新月异，往往会词不达意，起不到思想解放的效果。语言含糊的主题在媒体上变奏再多，中外听众和读者还是不感兴趣，记也记不住。
“含糊其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西化概念带来的混乱。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并没有神学本体论（或称“是论”），所以不会问“政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类问题。西方传统则反之，本体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一句话，“上帝创造的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首先要接受《圣经》中的造物主，否则哪里有“平等”可言？平等地位也有个“准入”和“不准入”的问题。中文的流行译法“人人生而平等”反而是不正确的，刻意掩盖了美国民主制的神学背景。
中国传统也没有政治的空间划分理论。政治从来都不是可以同经济、社会相隔离，有着单独操作的空间，更谈不上量化操作的空间。三权分立，计票直选，政治派别按三个方位界定（左、中、右）等西式传统没有理由成为全人类的普世政治价值。
中国人的政治观是动态的，时空相结合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问题，即下一步应当往哪里走。“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可行手段。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西式“民主”这个特定的政治模式认定为人类发展的共同方向。只有接受基督教传统的目的论和末世论，这个既定方向才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如果美国人干脆把中国“民主化”挑明为“西化”，意思反倒彰显出来。
但中国人在寻“道”时，又总要问个为什么。比如，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西式民主化的道路”？笔者几年前在华盛顿做基辛格讲座教授时，多次向美方的政要学者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人似乎集体失语。从建国初始，他们就习惯把自己的政治体制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楷模，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命题，没必要问个为什么。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其实聪明得很，给这个新生国家取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无名之名”：“美利坚合众国”。所谓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政治和地理概念是含混的，原本13个成员的版图和治国理念因此可以不断扩张、改造，且大可不必限于美洲地域。换句话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人类的普世价值，非一般民族国家的传统名字，如英格兰、法兰西和中国之类可以囊括。里根总统曾公开宣扬，美国乃“光明山巅的金色庙宇”。从“光明山巅”往下看当然是一片昏暗。
中国人不大赞同横向比较的人种、文化和体制优劣说，但总是相信纵向的体制高下论，即政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王朝更替的逻辑。政府政绩造成的政权兴衰是常理，绝无亘古不变的“永恒”政治价值观可以诠释。中美双方的政治传统和出发点如此迥异，我们却常常坠入西式话语的圈套。但事实证明，不管你如何用他们的概念立论，比如“利益攸关论”，中国只要不接受西式“民主化”（即西化）的预设目标，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必然难以妥协。更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利益之一是推进全球的“民主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这个战略产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传统政治思想没有过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界解释一些中国人原创的原则，说服力也不够。原因也是概念不准、语言含糊。至少，我们在谈政治时，用的是从日文转口的“politics”，将脱离时间的空间和基督教神学背景装进中国的西式政治概念，其中中国传统的“政”和“治”的要义已失，传统理念的人本、动态和时空结合的政治逻辑在中外论辩中并不起作用。其实，中国为政思想比西方有很多先进之处。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本身要正，治理的政策才能正确。如若不然，必草菅人命，民不聊生，政权也就岌岌可危。由此推论，孔子是第一个推崇人民对暴政造反有理命题的大思想家。
中国政治传统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在西方，直到17世纪的约翰•洛克，才开始讲清这个道理。用西式本体论的语言来解释民主对中国是好是坏，无异于承认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果。如果认为民主只是解决决策程序问题，于是直选制度就成了评判政治好坏的首要标准。根据西方传统的“天赋人权”说（以上帝造人为前提），西式民主还是保护抽象人权的“最高上诉法庭”和人类不可逾越的最佳政治形式。中国人不相信世界末日，政治也不可能有最终或最佳的模式。孔子的为政思路，正如荀子所总结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将儒家的君民关系的实质一语点破，比西方政治科学的论证高明许多。
将“政者正也”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里，道理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学者福山鼓吹“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式民主的绝对优越，从而为小布什政府的“政权变更”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然而，连福山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布什主义”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并没有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可，而且在实行过程中已经失败，美国的“软实力”一落千丈。事实证明，任何强国，其身不正，国际地位必然下降。
因此，在与美国交流时，如果根据普世价值论的思路劝说美国要有耐心，中国的“民主化”尚需时日，那只能刻意迎合美国人坚信“耶稣终将到来”的心理，但实质上传递了中华传统劣于西方传统的错误信息。近年来国内儒学大兴，很多人以为儒家“和合”思想传播的机遇到来，但美国人多以为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于是有沈大伟等美国学者重提中国在亚洲的传统“霸权”，即“朝贡制”的恢复。这种新“中国威胁论”虽然是隔靴挠痒，荒诞不经，但同近年来国内“快餐儒学”突然成为大众流行文化有关。“快餐儒学”未必得儒学精要，但支持了外人对当今中国事务的一个基本看法：回归传统是为了防范“进步”。
运用民族语言来阐述理论
习近平最近提出，我们应当“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只有放弃西式语境，我们才能够认真研究“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路径问题。依笔者之见，用明确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至少有两点需要向全世界挑明：第一：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任何永恒的“普世价值”，因此将西式政治体制移植到中国无法成活；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不可能是“民主化”或“西化”，而可能出现挑战西方民主理论的人本政治模式。西方应当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中国“西化”进程的幻想。毫无疑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吸收西方体制的某些长处，但“中体西用”的大方向不能改变。至于中国今后的体制架构如何，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径。
改革说到底是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将体制改革称为“变法”是有道理的。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决心很大，气魄恢宏，挑明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应当打破条条框框。
“天”，“祖宗”和“人言”的含义究竟如何？首先，“天变”是指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天变，“道”亦应变。其二，“祖宗”应如何理解？有一个流行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但“祖宗”也包括不合理的决策体制。下一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突破行政改革的框框，对传承下来的苏联式决策体制进行全面评估。其三，何谓“人言”？笔者以为，它既包括国内反对改革的思潮，也包括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噪。“奥运政治化”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国能否从容应对，处变不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和国际国内民众的支持。“危机”本身既有危险也有机遇。危机管理的目的是“化险为夷”，不必将杜绝危机定为理想的，但根本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对外解释自己的机制跟不上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发展趋势，更缺乏现代手段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比如说，“对外宣传”的部分资源完全可以用在国际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设计。中国的改革思路固然不需要别人批准，但国际舆论的认可和赞赏却至关重要。（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任何永恒的“普世价值”
希望原作者回答，太祖思想、麻劣主义何时该扔进历史垃圾堆？
希望原作者回答，太祖思想、麻劣主义何时该扔进历史垃圾堆？
习近平最近提出，我们应当“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这句是亮点啊:D
这句是亮点啊:D
政治领域没有任何永恒的“普世价值”，我也赞同，当然仅仅限于政治领域。
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先进，封建社会在两千年前是很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比封建社会先进，太祖的某些政治思想不可否认也会有过时的一天，当然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人类总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才能不断的发展，创造出更好的思想和制度来，否则 不是成了不变通的老妖精了？西方的制度传自古希腊罗马，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从西周就开始了，都有精华传了下来。
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先进，封建社会在两千年前是很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比封建社会先进，太祖的某些政治思想不可否认也会有过时的一天，当然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人类总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才能不断的发展，创造出更好的思想和制度来，否则 不是成了不变通的老妖精了？西方的制度传自古希腊罗马，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从西周就开始了，都有精华传了下来。
西方的一些表述在中国并无准确的对应物，“含糊其辞”地将其植入，等于服下毒药。
例如西方所谓“民族”，是基于血统论的，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而中国的“族类”则是以文化认同为特征的。将西方的“民族”观念强行植入中国的结果，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无休止的纷争。这是第一颗毒药。
第二颗毒药是西方的“封建主义”一谓，在中国也无准确的对应制度，强行套用的结果，是对自己历史的不屑、对传统文化以“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一棍子打倒，几乎断了自己的文化传承。
这第三颗毒药，就是西方的“民主”了，主贴已经解释过了，本人也学识尚浅，不宜多言。
以上，且做抛砖吧。
例如西方所谓“民族”，是基于血统论的，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而中国的“族类”则是以文化认同为特征的。将西方的“民族”观念强行植入中国的结果，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无休止的纷争。这是第一颗毒药。
第二颗毒药是西方的“封建主义”一谓，在中国也无准确的对应制度，强行套用的结果，是对自己历史的不屑、对传统文化以“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一棍子打倒，几乎断了自己的文化传承。
这第三颗毒药，就是西方的“民主”了，主贴已经解释过了，本人也学识尚浅，不宜多言。
以上，且做抛砖吧。
这东西忽悠外国人还行,你要是拿给胡哥看,转身就扔垃圾桶里了!
这才是我想看到的好观点
说白了就是要抵制文化融合嘛 ;P
与西方平起平坐，打破历史现实的一些由西方制定的不合理的，对我有害的规则，并能够有效应对一切来自西方的威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西化。
和平演变流程上的成功却带来了目的上的失败，越是西化，西方越发现中国人越来越“难搞”，比冷战时代，毛时代更难搞。他们已经开始害怕起来，而我们自己还不懂。
对中国人讲自己的理，要用中国人的词，
对西方讲中国的理，必须用西方的词！
和平演变流程上的成功却带来了目的上的失败，越是西化，西方越发现中国人越来越“难搞”，比冷战时代，毛时代更难搞。他们已经开始害怕起来，而我们自己还不懂。
对中国人讲自己的理，要用中国人的词，
对西方讲中国的理，必须用西方的词！
马克思的思想不过是西方在几千年后对论语思想的盗版。
:D 楼主是在期待习哥上位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有选择的拿来,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一味抵制,或者全盘照搬,都是形而上学.这在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文中已说的很明确了.如果没有当时西方马克思思想的引入,就不会有苏共的产生,也不会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国际共产和中共的旦生.如果凡是西方的就要抵制,那还要拿来主义干吗.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就视从西方世界流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不仅从政治上压制,还从舆论上刻意歪曲,说其共产共妻违反人伦,用心险恶,可见一斑.
原帖由 tcicby 于 2008-4-24 20:05 发表
希望原作者回答，太祖思想、麻劣主义何时该扔进历史垃圾堆？
太祖当年对马列主义共产党灭亡的回答是，这是好事，说明有比马列主义共产党更先进的来取代他了
这个讲话谁有原文，当年看的时候，很有趣。。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随着对立阶级的消失,作为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也随之消亡,甚至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会不存在,这也是必然的,虽然没有人看到,但是书上说一定会实现.
原帖由 斑点猫 于 2008-4-25 10:55 发表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随着对立阶级的消失,作为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也随之消亡,甚至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会不存在,这也是必然的,虽然没有人看到,但是书上说一定会实现.
原来书上说必然的就一定是必然的阿;P
那么书上还说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趋近于零呢,结果如何;P
书上还说,只有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后,才会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只有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才会导致维护哪类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的产生.这是必然地.但也有偶然,就是每个民族,每个作为历史存在的国家选择的道路不同,就象美国,本来是一个农奴国家,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但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一跃而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跳过了封建制度,这是偶然的,是每个国家和民族不同的选择,但同时也是必然的,偶然中包含了必然的成分,美国作为一个当时的新兴国家,拥有不狲于其它老牌资本国家的生产力,但是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从先进国家引入教育和改革的思想,更进一步的促使作为改革领头羊的资产阶级,对于远远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不满.最终打破了奴隶制的枷锁,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同样我们还要看到,社会的变革不是一促而僦的,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就不可能有更高级的生产关系的出现,美国可以从奴隶制跨步到资本主义,但美国绝对不可能一下跨步到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原帖由 大狼芬里尔 于 2008-4-25 11:01 发表
原来书上说必然的就一定是必然的阿;P
那么书上还说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趋近于零呢,结果如何;P
书上还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另一块遮羞布而已。
原帖由 斑点猫 于 2008-4-25 10:48 发表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就视从西方世界流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不仅从政治上压制,还从舆论上刻意歪曲,说其共产共妻违反人伦,用心险恶,可见一斑.
当年把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国粹”来抵抗共产主义就很滑稽。跟现在国情论或国学论者很相似。
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国情，也不懂国学，而是同样把一知半解的西方来的东西跟一知半解的了解到
的中国东西搅在一起恶搞，然后来掩盖自己的懒惰，甚至是罪恶。
现在企业管理界有一种时髦的论调，中国式管理。
请问
（1）简单直白的西方式管理玩不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哲学就好使？
（2）你以为中国优秀文化就是草根文化，你觉得可以找捷径？错！优秀文化就是为了与几千年草根文化中的劣根作斗争的，
从来都是弱势的，占少数的，是为了平衡劣质文化的
（3）因为现在的中国人还是过去的中国人吗？中国人中庸吗？不，比西方还要偏激。中国人耐心吗？不，比西方人还要急躁。
所以中庸和耐性，只是平衡中国人原有的偏激和急躁，被古代哲人提出来的。
狼来了，怎么办？把自己也变成狼。
按照西方规则改造中国，恐怕不只是把中国变成狼，而是老虎狮子——这点老狼们开始明白了，但是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人不明白。
按照西方规则改造中国，恐怕不只是把中国变成狼，而是老虎狮子——这点老狼们开始明白了，但是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人不明白。
原帖由 pk370 于 2008-4-25 10:27 发表
马克思的思想不过是西方在几千年后对论语思想的盗版。
长一张嘴不是拿来乱说话的!
天朝政府从来就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实现世界大同理想的工具。拿西方的政治理念套中国，本来就是很可笑的事情。就说奴隶制度，中国周朝就废除的，有些人偏偏要把家仆算做奴隶，也不想想家仆在天朝是受法律保护的草民与主家在法律地位上是相同的。卖身契，只是双方的劳动关系而已。主人根本无权买卖家奴。
似是而非的模糊解释根本没意义，天理才是正理。傻想一下就知道，按照西方的国家利益理论，人类根本就不可能有和平与平等可言！
搞概念啊，基本是一团浆糊
为什么一说到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不说“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权分立”等等
如果要追求彻底的“中国特色”，就把也马克思主义扔了算了
为什么一说到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不说“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权分立”等等
如果要追求彻底的“中国特色”，就把也马克思主义扔了算了
说白了就是要抵制文化融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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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也要讲是你融到我处还是要我融到你处.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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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也要讲是你融到我处还是要我融到你处. ;P
就是啊 融合本来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的，关键是看谁融合谁嘛，:victory:
现在才知道原来单词词典上的解释也有不对 的啊:D
现在才知道原来单词词典上的解释也有不对 的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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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红色劲旅 于 2008-4-25 17:53 发表
说白了，还是沦入所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情节嘛～
其实中国真正需要坚持不懈的，乃在于“自强不息”，何以自强？靠老祖宗的那点东西？
连清末的洋务派们都能搞清楚“师夷之长技”与“自强”“制夷”之间的关 ...
说的好,只有看清事物本质,才可以理清思路,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不可能会有更有鼓惑力的邪教能取而代之。
请大家花大力气注意行政效率这四个字。其实我们的政策大都是对的，只是执行时发生了扭曲，这就使得花了钱却干不了事，好处被有些人顺手牵羊了。上面的人却以为政策得到了实行，国家大，各种信息就越容量被屏蔽和扭曲。于是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慢慢来了。期限是几十年到一百年。反之，如果政策得到好的实施，几十年到一百年间，好的社会就会来了。
关键在于在行政效率这四个字上做足文章。
关键在于在行政效率这四个字上做足文章。
高见,偶喜欢
是不是要发明些新名词了？比如把民主叫人主？
中国有一大特色：任何事情都可以学习甚至照搬西方，唯独政治体制不行。
就是因为这样认识，所以，你是教主
性解放运动传到中国时，反对的声音寥寥不说，基本都被说成“思想僵化”了。如今中国人的性观念几乎比西方都开放，这可老祖宗的优良传统相违背啊。
如果大家不用同样定义的词语说话，那么大家又怎么交流？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有资格下定义。
自信是需要资本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有资格下定义。
自信是需要资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