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聚焦两代中国通：老一代反共 新一代亲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16:52
聚焦两代中国通：老一代反共 新一代亲中
2008年04月16日 16:04凤凰网专稿
美国人对中国有浪漫想像
戴仁柱: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本来就是美国的传教士养他，给他念大学什么的。他们其实，他们那些人对中国有一个浪漫，这个浪漫，我觉得是，不管是冷战还是什么，1960年代的时候。
梁文道:一直到现在。
戴仁柱:在文革的时候，文革的高峰，大家还是有一点浪漫，对中国。
梁文道:浪漫的想法。
戴仁柱:然后对中国为什么有这个浪漫？然后为什么对其他的国家不见得有，日本？
梁文道:没有。
戴仁柱:没有这种浪漫。美国跟日本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关系。
梁文道:政治上也很好，但是感情上没有这样的态度。
戴仁柱:少一个东西嘛，就是少了一个东西。
梁文道: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谈谈少了什么东西。
戴仁柱:OK。
梁文道:那么，之前呢，戴教授你跟我们提到，就是说，在美国对中国好像有，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有一种比较浪漫的想象，这个东西使得很多的研究中国的人，或者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就跟别的，比如说研究日本，研究俄罗斯的人有点不一样。那么这个中国通出来之后，还真的会有一点，他既然学术上是有中国通，但是，同时感情上好像也对中国是比较亲近的？是这样吗？
戴仁柱:没错。
梁文道:可是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因为最近，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最近十年中国崛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么，于是就多了很多人到中国读书，就像你刚才之前也说到，你在布朗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两百个学生要来修这个中国通史，这是很大的一个课，这个比以前多很多吧？
戴仁柱:对，没错。
梁文道:那以后会什么样呢？我想这样子，我们先看下面一条片，是我们在北京拍到，很多外国留学生，看看他们对在北京的留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
戴仁柱:好的。
未来的“中国通”
解说:随着来华留学的人数和学历不断提高。未来活跃在外国政坛、商界和学术界的中国通也将越来越多，这一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外国学子，他们在观察了解和思考中国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呢？
高兴:他们对留学生活，我会推荐，就是一定要读《毛泽东全集》，这个可以帮你了解一下中国的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也可以看《邓小平的全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是因为要出来学校，要多跟中国人沟通，沟通两个字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多请客，多吃饭，这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
周游: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肯定有些品鉴，尤其是对中国政治方面有一些品鉴，后来就在中国待了一、两年以后，差不多，我跟中国人一起上课，一起上政治学的课，国际关系学的课程，我就感觉现在也能从中国的角度来思考很多问题。后来就把我以前的那个片面的分析角度，跟中国的分析角度放在一起，就是让它融合气息。
吉尤姆:非常非常重要，一方面要多让外国人去学中文。
武黄河:毕业以后就继续学习，就增加我的知识，之后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中国和越南。增加两国，或者更多国家的这样子。
加藤嘉一: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多元化社会，那我个人认为，21世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不矛盾的，全球化从某些方面是不断统一的过程。但我们的世界非常多元化的。那我们怎么去组合？那我们今天在中国观察事务，那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平台。那中国的模式，国外的模式到底怎么结合？到底怎么沟通？到底怎样中外结合？
外国留学生:祝愿奥运圆满成功。
梁文道:你看到这些现在的留学生，你回想起你当年，你也做过留学生，那个时候，是在台湾留学？
戴仁柱:对。
梁文道: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戴仁柱:就是1973年，就是出国，在美国念中文，学中文学了四年，然后在台湾国语中心继续学中文。其实他年轻人都很好奇，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开放，然后其实第一个（经验）很重要，后来呢，我因为大学刚毕业，然后，后来我在台湾待了一年，生活习惯了等等，到最后我决定继续研究中国史。之前我没有做决定的，我不知道要不要。
梁文道:去台湾前还没决定好研究中国？
戴仁柱:还没有决定要研究什么。我是念完大学。
梁文道:就是想去住一住？
戴仁柱:然后想把中文学好，但是没有决定要继续念书。但是，我在那个环境时间久了，你就会更有兴趣，你会更喜欢，也许你会不喜欢，但是至少你会有一个感觉。然后，其实能够有出国，能够出国留学，然后能够接触，跟你自己的国家完全不同的一个文化。其实这个经验是非常珍贵。之前学生没办法去中国。
梁文道:对。
戴仁柱:我记得我第一本书是关于1986年，我出了一本书，是关于宁波的一个大家族，姓史，历史的史，然后，86年出这本书，那个时候宁波开放没有多久，然后我就都在美国，在台湾，没办法在宁波研究，然后其实你要研究中国史，去中国也很困难，但是，年轻人的话，他们知道这个机会很珍贵，有二十年，三十几年的封闭，然后你要研究没办法研究，你要去旅游，要待一段时间。
梁文道:就很困难？
戴仁柱:很困难。然后，所以，其实好多，我知道年轻人，像我的学生，他们很早就去了，大一、第二。
梁文道:就已经去中国了？
戴仁柱:对，就去中国了。
梁文道:跟你们那个时候很不一样？
老一辈"中国通"多反共
戴仁柱:很不一样。然后，他们会待一段时间。然后，他们观念不一样。
梁文道:观念不一样？
戴仁柱:他们是冷战以后，冷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了。
梁文道:对，没错。
戴仁柱:没有什么感觉。
梁文道:已经很久了。
戴仁柱:冷战是历史了。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个东西，所以他跟冷战时的人完全不一样。我记得（英文），那个奖杯，他们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所以呢，像我的老师刘子健，他原来在中国念书，然后后来来到美国。那些人，50年代出来的人，大部分是反共。
梁文道:对。
戴仁柱:如果是中国人就反共，好多是美军所训练的那些。
梁文道:对，没错，也是反共。
戴仁柱:然后呢，我的时代，不是反共的那种。
梁文道:但还是冷战。
戴仁柱:是冷战的那个时期，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
梁文道:完全不是反共了。
戴仁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客观，然后其实他不好被骗。他怀疑嘛，我说他的批评，还有他的怀疑比较多。特别是最近说联邦政府骗去了。年轻人他们会开始怀疑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怀疑精神也是很好。年轻人是好奇出国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开放，他们还是会好好的去利用。所以，我看那个中文版，我记得20年以前，我带着学生去北京，1985年，然后那个时候20几个学生，然后没有几个美国留学生在北京，那个时候。
梁文道:没有多少？
戴仁柱:没有多少，几百个了不起。
梁文道:二十年前我记得北京还有一个专门招待留学生的一个酒店，叫什么桥元酒店。
戴仁柱:然后我记得北大最大，但是也就一百个。
梁文道:一百个？
戴仁柱:一百个、两百个最多。但是，现在非常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什么国语中心有一千多个。
梁文道:非常多。
戴仁柱:80年代。
梁文道:在台湾很多。
戴仁柱:但是，后来中国少，但是后来中国就有那些中文版，因为你要让外国人学中文，你必须要有一些课本，有一些训练等等。你会中文不见得可以教中文。
梁文道:没错、没错，不一样。
戴仁柱:不一样。然后，台湾本来早就有这些机构，那些书、课本等等。然后就是从50年代、60年代开始培养。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呢，现在到了80年代，中国开始往这边发展，年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学生年轻人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更多，其实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梁文道:你觉得他们现在的中文会比你们那一代，平均来讲要好吗？
戴仁柱:应该的吧。
梁文道:应该的？
戴仁柱:应该的。但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什么，连日本人也会讲中文，我记得，我这个年龄的日本人，中国专家，他们不会讲普通话。
梁文道:你那个年代，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戴仁柱: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梁文道:他们会看，但是不会讲？
戴仁柱:对。然后，现在这个年轻的，40岁以下的，日本的中国专家，其实都会讲普通话。我记得我在旧金山开会，就是美国亚洲研究的会议。
梁文道:那个年会。
戴仁柱:对，那个年会，我记得好多日本人，来到开会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不是英语，是中文。
梁文道:你们开会讲中文？
戴仁柱:就是在美国旧金山开会，但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共同的语言是中文。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连日本人也开始重视普通话。之前他没有机会来到中国。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能够会讲话，你能够深入了解这个社会，有他的好处。
梁文道:那你觉得像现在中国最近几年，吸收那么多外国留学生，那么这些外国留学生，我们假设叫小中国通，当最后他回去，你觉得在过十年这样子，未来这批人，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戴仁柱:因为像美国一个教授的影响力有多大啊，你看像我二十七、八年教书了，然后，我教了几千个，好几千个学生吧，然后每年都有一、两百，然后二十八年以后，很多、很多，加上我的学生的学生，然后我出版的作品等等，其实一个教授的影响是非常大。
学术交流开放消除误解良方
戴仁柱:然后呢，好多年轻人到中国留学以后，不见得会做中国方面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观念、态度啊还是不一样。然后，其实这个很重要，你想想看二次大战以后，那个时候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是非常坏。但是，二十年以后，因为日本开放，好多美国学者来到日本留学等等。所以，时间久还是会把它改善。
所以，其实开放是非常重要。
梁文道:对，没错。
戴仁柱:开放政策是非常重要，所以中国能够，比如说像那个学术交流基金会，那个中心。
梁文道:做的更多？
戴仁柱:做的更多。他的学者到国外去，国外的学者来到中国，有他的好处。是非常重要的，台湾一个他早就开始，像蒋国时代就有交流。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应该用类似的方式。
梁文道:所以，我想接下来就是要看中国，如果我们能够吸收更过外国的留学生，我们现在也有更多，我们叫海归，出去，学术上的交流越来越多的话，这对将来中国怎么样在世界的秩序里面，扮演一个好的角色？比如说大家能够很好的在里面共同塑造一个共识跟秩序出来，是很重要的，是吧？
戴仁柱:不错，非常重要。
梁文道: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您，戴教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我们谈这个中国通，谢谢您，谢谢。
戴仁柱:没关系。聚焦两代中国通：老一代反共 新一代亲中
2008年04月16日 16:04凤凰网专稿
美国人对中国有浪漫想像
戴仁柱: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本来就是美国的传教士养他，给他念大学什么的。他们其实，他们那些人对中国有一个浪漫，这个浪漫，我觉得是，不管是冷战还是什么，1960年代的时候。
梁文道:一直到现在。
戴仁柱:在文革的时候，文革的高峰，大家还是有一点浪漫，对中国。
梁文道:浪漫的想法。
戴仁柱:然后对中国为什么有这个浪漫？然后为什么对其他的国家不见得有，日本？
梁文道:没有。
戴仁柱:没有这种浪漫。美国跟日本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关系。
梁文道:政治上也很好，但是感情上没有这样的态度。
戴仁柱:少一个东西嘛，就是少了一个东西。
梁文道: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谈谈少了什么东西。
戴仁柱:OK。
梁文道:那么，之前呢，戴教授你跟我们提到，就是说，在美国对中国好像有，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有一种比较浪漫的想象，这个东西使得很多的研究中国的人，或者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就跟别的，比如说研究日本，研究俄罗斯的人有点不一样。那么这个中国通出来之后，还真的会有一点，他既然学术上是有中国通，但是，同时感情上好像也对中国是比较亲近的？是这样吗？
戴仁柱:没错。
梁文道:可是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因为最近，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最近十年中国崛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么，于是就多了很多人到中国读书，就像你刚才之前也说到，你在布朗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两百个学生要来修这个中国通史，这是很大的一个课，这个比以前多很多吧？
戴仁柱:对，没错。
梁文道:那以后会什么样呢？我想这样子，我们先看下面一条片，是我们在北京拍到，很多外国留学生，看看他们对在北京的留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
戴仁柱:好的。
未来的“中国通”
解说:随着来华留学的人数和学历不断提高。未来活跃在外国政坛、商界和学术界的中国通也将越来越多，这一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外国学子，他们在观察了解和思考中国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呢？
高兴:他们对留学生活，我会推荐，就是一定要读《毛泽东全集》，这个可以帮你了解一下中国的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也可以看《邓小平的全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是因为要出来学校，要多跟中国人沟通，沟通两个字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多请客，多吃饭，这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
周游: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肯定有些品鉴，尤其是对中国政治方面有一些品鉴，后来就在中国待了一、两年以后，差不多，我跟中国人一起上课，一起上政治学的课，国际关系学的课程，我就感觉现在也能从中国的角度来思考很多问题。后来就把我以前的那个片面的分析角度，跟中国的分析角度放在一起，就是让它融合气息。
吉尤姆:非常非常重要，一方面要多让外国人去学中文。
武黄河:毕业以后就继续学习，就增加我的知识，之后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中国和越南。增加两国，或者更多国家的这样子。
加藤嘉一: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多元化社会，那我个人认为，21世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不矛盾的，全球化从某些方面是不断统一的过程。但我们的世界非常多元化的。那我们怎么去组合？那我们今天在中国观察事务，那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平台。那中国的模式，国外的模式到底怎么结合？到底怎么沟通？到底怎样中外结合？
外国留学生:祝愿奥运圆满成功。
梁文道:你看到这些现在的留学生，你回想起你当年，你也做过留学生，那个时候，是在台湾留学？
戴仁柱:对。
梁文道: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戴仁柱:就是1973年，就是出国，在美国念中文，学中文学了四年，然后在台湾国语中心继续学中文。其实他年轻人都很好奇，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开放，然后其实第一个（经验）很重要，后来呢，我因为大学刚毕业，然后，后来我在台湾待了一年，生活习惯了等等，到最后我决定继续研究中国史。之前我没有做决定的，我不知道要不要。
梁文道:去台湾前还没决定好研究中国？
戴仁柱:还没有决定要研究什么。我是念完大学。
梁文道:就是想去住一住？
戴仁柱:然后想把中文学好，但是没有决定要继续念书。但是，我在那个环境时间久了，你就会更有兴趣，你会更喜欢，也许你会不喜欢，但是至少你会有一个感觉。然后，其实能够有出国，能够出国留学，然后能够接触，跟你自己的国家完全不同的一个文化。其实这个经验是非常珍贵。之前学生没办法去中国。
梁文道:对。
戴仁柱:我记得我第一本书是关于1986年，我出了一本书，是关于宁波的一个大家族，姓史，历史的史，然后，86年出这本书，那个时候宁波开放没有多久，然后我就都在美国，在台湾，没办法在宁波研究，然后其实你要研究中国史，去中国也很困难，但是，年轻人的话，他们知道这个机会很珍贵，有二十年，三十几年的封闭，然后你要研究没办法研究，你要去旅游，要待一段时间。
梁文道:就很困难？
戴仁柱:很困难。然后，所以，其实好多，我知道年轻人，像我的学生，他们很早就去了，大一、第二。
梁文道:就已经去中国了？
戴仁柱:对，就去中国了。
梁文道:跟你们那个时候很不一样？
老一辈"中国通"多反共
戴仁柱:很不一样。然后，他们会待一段时间。然后，他们观念不一样。
梁文道:观念不一样？
戴仁柱:他们是冷战以后，冷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了。
梁文道:对，没错。
戴仁柱:没有什么感觉。
梁文道:已经很久了。
戴仁柱:冷战是历史了。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个东西，所以他跟冷战时的人完全不一样。我记得（英文），那个奖杯，他们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所以呢，像我的老师刘子健，他原来在中国念书，然后后来来到美国。那些人，50年代出来的人，大部分是反共。
梁文道:对。
戴仁柱:如果是中国人就反共，好多是美军所训练的那些。
梁文道:对，没错，也是反共。
戴仁柱:然后呢，我的时代，不是反共的那种。
梁文道:但还是冷战。
戴仁柱:是冷战的那个时期，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
梁文道:完全不是反共了。
戴仁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客观，然后其实他不好被骗。他怀疑嘛，我说他的批评，还有他的怀疑比较多。特别是最近说联邦政府骗去了。年轻人他们会开始怀疑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怀疑精神也是很好。年轻人是好奇出国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开放，他们还是会好好的去利用。所以，我看那个中文版，我记得20年以前，我带着学生去北京，1985年，然后那个时候20几个学生，然后没有几个美国留学生在北京，那个时候。
梁文道:没有多少？
戴仁柱:没有多少，几百个了不起。
梁文道:二十年前我记得北京还有一个专门招待留学生的一个酒店，叫什么桥元酒店。
戴仁柱:然后我记得北大最大，但是也就一百个。
梁文道:一百个？
戴仁柱:一百个、两百个最多。但是，现在非常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什么国语中心有一千多个。
梁文道:非常多。
戴仁柱:80年代。
梁文道:在台湾很多。
戴仁柱:但是，后来中国少，但是后来中国就有那些中文版，因为你要让外国人学中文，你必须要有一些课本，有一些训练等等。你会中文不见得可以教中文。
梁文道:没错、没错，不一样。
戴仁柱:不一样。然后，台湾本来早就有这些机构，那些书、课本等等。然后就是从50年代、60年代开始培养。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呢，现在到了80年代，中国开始往这边发展，年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学生年轻人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更多，其实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梁文道:你觉得他们现在的中文会比你们那一代，平均来讲要好吗？
戴仁柱:应该的吧。
梁文道:应该的？
戴仁柱:应该的。但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什么，连日本人也会讲中文，我记得，我这个年龄的日本人，中国专家，他们不会讲普通话。
梁文道:你那个年代，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戴仁柱: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梁文道:他们会看，但是不会讲？
戴仁柱:对。然后，现在这个年轻的，40岁以下的，日本的中国专家，其实都会讲普通话。我记得我在旧金山开会，就是美国亚洲研究的会议。
梁文道:那个年会。
戴仁柱:对，那个年会，我记得好多日本人，来到开会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不是英语，是中文。
梁文道:你们开会讲中文？
戴仁柱:就是在美国旧金山开会，但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共同的语言是中文。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连日本人也开始重视普通话。之前他没有机会来到中国。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能够会讲话，你能够深入了解这个社会，有他的好处。
梁文道:那你觉得像现在中国最近几年，吸收那么多外国留学生，那么这些外国留学生，我们假设叫小中国通，当最后他回去，你觉得在过十年这样子，未来这批人，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戴仁柱:因为像美国一个教授的影响力有多大啊，你看像我二十七、八年教书了，然后，我教了几千个，好几千个学生吧，然后每年都有一、两百，然后二十八年以后，很多、很多，加上我的学生的学生，然后我出版的作品等等，其实一个教授的影响是非常大。
学术交流开放消除误解良方
戴仁柱:然后呢，好多年轻人到中国留学以后，不见得会做中国方面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观念、态度啊还是不一样。然后，其实这个很重要，你想想看二次大战以后，那个时候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是非常坏。但是，二十年以后，因为日本开放，好多美国学者来到日本留学等等。所以，时间久还是会把它改善。
所以，其实开放是非常重要。
梁文道:对，没错。
戴仁柱:开放政策是非常重要，所以中国能够，比如说像那个学术交流基金会，那个中心。
梁文道:做的更多？
戴仁柱:做的更多。他的学者到国外去，国外的学者来到中国，有他的好处。是非常重要的，台湾一个他早就开始，像蒋国时代就有交流。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应该用类似的方式。
梁文道:所以，我想接下来就是要看中国，如果我们能够吸收更过外国的留学生，我们现在也有更多，我们叫海归，出去，学术上的交流越来越多的话，这对将来中国怎么样在世界的秩序里面，扮演一个好的角色？比如说大家能够很好的在里面共同塑造一个共识跟秩序出来，是很重要的，是吧？
戴仁柱:不错，非常重要。
梁文道: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您，戴教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我们谈这个中国通，谢谢您，谢谢。
戴仁柱:没关系。
2008年04月16日 16:04凤凰网专稿
美国人对中国有浪漫想像
戴仁柱: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本来就是美国的传教士养他，给他念大学什么的。他们其实，他们那些人对中国有一个浪漫，这个浪漫，我觉得是，不管是冷战还是什么，1960年代的时候。
梁文道:一直到现在。
戴仁柱:在文革的时候，文革的高峰，大家还是有一点浪漫，对中国。
梁文道:浪漫的想法。
戴仁柱:然后对中国为什么有这个浪漫？然后为什么对其他的国家不见得有，日本？
梁文道:没有。
戴仁柱:没有这种浪漫。美国跟日本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关系。
梁文道:政治上也很好，但是感情上没有这样的态度。
戴仁柱:少一个东西嘛，就是少了一个东西。
梁文道: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谈谈少了什么东西。
戴仁柱:OK。
梁文道:那么，之前呢，戴教授你跟我们提到，就是说，在美国对中国好像有，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有一种比较浪漫的想象，这个东西使得很多的研究中国的人，或者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就跟别的，比如说研究日本，研究俄罗斯的人有点不一样。那么这个中国通出来之后，还真的会有一点，他既然学术上是有中国通，但是，同时感情上好像也对中国是比较亲近的？是这样吗？
戴仁柱:没错。
梁文道:可是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因为最近，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最近十年中国崛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么，于是就多了很多人到中国读书，就像你刚才之前也说到，你在布朗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两百个学生要来修这个中国通史，这是很大的一个课，这个比以前多很多吧？
戴仁柱:对，没错。
梁文道:那以后会什么样呢？我想这样子，我们先看下面一条片，是我们在北京拍到，很多外国留学生，看看他们对在北京的留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
戴仁柱:好的。
未来的“中国通”
解说:随着来华留学的人数和学历不断提高。未来活跃在外国政坛、商界和学术界的中国通也将越来越多，这一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外国学子，他们在观察了解和思考中国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呢？
高兴:他们对留学生活，我会推荐，就是一定要读《毛泽东全集》，这个可以帮你了解一下中国的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也可以看《邓小平的全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是因为要出来学校，要多跟中国人沟通，沟通两个字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多请客，多吃饭，这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
周游: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肯定有些品鉴，尤其是对中国政治方面有一些品鉴，后来就在中国待了一、两年以后，差不多，我跟中国人一起上课，一起上政治学的课，国际关系学的课程，我就感觉现在也能从中国的角度来思考很多问题。后来就把我以前的那个片面的分析角度，跟中国的分析角度放在一起，就是让它融合气息。
吉尤姆:非常非常重要，一方面要多让外国人去学中文。
武黄河:毕业以后就继续学习，就增加我的知识，之后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中国和越南。增加两国，或者更多国家的这样子。
加藤嘉一: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多元化社会，那我个人认为，21世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不矛盾的，全球化从某些方面是不断统一的过程。但我们的世界非常多元化的。那我们怎么去组合？那我们今天在中国观察事务，那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平台。那中国的模式，国外的模式到底怎么结合？到底怎么沟通？到底怎样中外结合？
外国留学生:祝愿奥运圆满成功。
梁文道:你看到这些现在的留学生，你回想起你当年，你也做过留学生，那个时候，是在台湾留学？
戴仁柱:对。
梁文道: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戴仁柱:就是1973年，就是出国，在美国念中文，学中文学了四年，然后在台湾国语中心继续学中文。其实他年轻人都很好奇，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开放，然后其实第一个（经验）很重要，后来呢，我因为大学刚毕业，然后，后来我在台湾待了一年，生活习惯了等等，到最后我决定继续研究中国史。之前我没有做决定的，我不知道要不要。
梁文道:去台湾前还没决定好研究中国？
戴仁柱:还没有决定要研究什么。我是念完大学。
梁文道:就是想去住一住？
戴仁柱:然后想把中文学好，但是没有决定要继续念书。但是，我在那个环境时间久了，你就会更有兴趣，你会更喜欢，也许你会不喜欢，但是至少你会有一个感觉。然后，其实能够有出国，能够出国留学，然后能够接触，跟你自己的国家完全不同的一个文化。其实这个经验是非常珍贵。之前学生没办法去中国。
梁文道:对。
戴仁柱:我记得我第一本书是关于1986年，我出了一本书，是关于宁波的一个大家族，姓史，历史的史，然后，86年出这本书，那个时候宁波开放没有多久，然后我就都在美国，在台湾，没办法在宁波研究，然后其实你要研究中国史，去中国也很困难，但是，年轻人的话，他们知道这个机会很珍贵，有二十年，三十几年的封闭，然后你要研究没办法研究，你要去旅游，要待一段时间。
梁文道:就很困难？
戴仁柱:很困难。然后，所以，其实好多，我知道年轻人，像我的学生，他们很早就去了，大一、第二。
梁文道:就已经去中国了？
戴仁柱:对，就去中国了。
梁文道:跟你们那个时候很不一样？
老一辈"中国通"多反共
戴仁柱:很不一样。然后，他们会待一段时间。然后，他们观念不一样。
梁文道:观念不一样？
戴仁柱:他们是冷战以后，冷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了。
梁文道:对，没错。
戴仁柱:没有什么感觉。
梁文道:已经很久了。
戴仁柱:冷战是历史了。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个东西，所以他跟冷战时的人完全不一样。我记得（英文），那个奖杯，他们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所以呢，像我的老师刘子健，他原来在中国念书，然后后来来到美国。那些人，50年代出来的人，大部分是反共。
梁文道:对。
戴仁柱:如果是中国人就反共，好多是美军所训练的那些。
梁文道:对，没错，也是反共。
戴仁柱:然后呢，我的时代，不是反共的那种。
梁文道:但还是冷战。
戴仁柱:是冷战的那个时期，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
梁文道:完全不是反共了。
戴仁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客观，然后其实他不好被骗。他怀疑嘛，我说他的批评，还有他的怀疑比较多。特别是最近说联邦政府骗去了。年轻人他们会开始怀疑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怀疑精神也是很好。年轻人是好奇出国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开放，他们还是会好好的去利用。所以，我看那个中文版，我记得20年以前，我带着学生去北京，1985年，然后那个时候20几个学生，然后没有几个美国留学生在北京，那个时候。
梁文道:没有多少？
戴仁柱:没有多少，几百个了不起。
梁文道:二十年前我记得北京还有一个专门招待留学生的一个酒店，叫什么桥元酒店。
戴仁柱:然后我记得北大最大，但是也就一百个。
梁文道:一百个？
戴仁柱:一百个、两百个最多。但是，现在非常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什么国语中心有一千多个。
梁文道:非常多。
戴仁柱:80年代。
梁文道:在台湾很多。
戴仁柱:但是，后来中国少，但是后来中国就有那些中文版，因为你要让外国人学中文，你必须要有一些课本，有一些训练等等。你会中文不见得可以教中文。
梁文道:没错、没错，不一样。
戴仁柱:不一样。然后，台湾本来早就有这些机构，那些书、课本等等。然后就是从50年代、60年代开始培养。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呢，现在到了80年代，中国开始往这边发展，年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学生年轻人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更多，其实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梁文道:你觉得他们现在的中文会比你们那一代，平均来讲要好吗？
戴仁柱:应该的吧。
梁文道:应该的？
戴仁柱:应该的。但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什么，连日本人也会讲中文，我记得，我这个年龄的日本人，中国专家，他们不会讲普通话。
梁文道:你那个年代，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戴仁柱: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梁文道:他们会看，但是不会讲？
戴仁柱:对。然后，现在这个年轻的，40岁以下的，日本的中国专家，其实都会讲普通话。我记得我在旧金山开会，就是美国亚洲研究的会议。
梁文道:那个年会。
戴仁柱:对，那个年会，我记得好多日本人，来到开会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不是英语，是中文。
梁文道:你们开会讲中文？
戴仁柱:就是在美国旧金山开会，但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共同的语言是中文。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连日本人也开始重视普通话。之前他没有机会来到中国。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能够会讲话，你能够深入了解这个社会，有他的好处。
梁文道:那你觉得像现在中国最近几年，吸收那么多外国留学生，那么这些外国留学生，我们假设叫小中国通，当最后他回去，你觉得在过十年这样子，未来这批人，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戴仁柱:因为像美国一个教授的影响力有多大啊，你看像我二十七、八年教书了，然后，我教了几千个，好几千个学生吧，然后每年都有一、两百，然后二十八年以后，很多、很多，加上我的学生的学生，然后我出版的作品等等，其实一个教授的影响是非常大。
学术交流开放消除误解良方
戴仁柱:然后呢，好多年轻人到中国留学以后，不见得会做中国方面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观念、态度啊还是不一样。然后，其实这个很重要，你想想看二次大战以后，那个时候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是非常坏。但是，二十年以后，因为日本开放，好多美国学者来到日本留学等等。所以，时间久还是会把它改善。
所以，其实开放是非常重要。
梁文道:对，没错。
戴仁柱:开放政策是非常重要，所以中国能够，比如说像那个学术交流基金会，那个中心。
梁文道:做的更多？
戴仁柱:做的更多。他的学者到国外去，国外的学者来到中国，有他的好处。是非常重要的，台湾一个他早就开始，像蒋国时代就有交流。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应该用类似的方式。
梁文道:所以，我想接下来就是要看中国，如果我们能够吸收更过外国的留学生，我们现在也有更多，我们叫海归，出去，学术上的交流越来越多的话，这对将来中国怎么样在世界的秩序里面，扮演一个好的角色？比如说大家能够很好的在里面共同塑造一个共识跟秩序出来，是很重要的，是吧？
戴仁柱:不错，非常重要。
梁文道: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您，戴教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我们谈这个中国通，谢谢您，谢谢。
戴仁柱:没关系。聚焦两代中国通：老一代反共 新一代亲中
2008年04月16日 16:04凤凰网专稿
美国人对中国有浪漫想像
戴仁柱: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本来就是美国的传教士养他，给他念大学什么的。他们其实，他们那些人对中国有一个浪漫，这个浪漫，我觉得是，不管是冷战还是什么，1960年代的时候。
梁文道:一直到现在。
戴仁柱:在文革的时候，文革的高峰，大家还是有一点浪漫，对中国。
梁文道:浪漫的想法。
戴仁柱:然后对中国为什么有这个浪漫？然后为什么对其他的国家不见得有，日本？
梁文道:没有。
戴仁柱:没有这种浪漫。美国跟日本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关系。
梁文道:政治上也很好，但是感情上没有这样的态度。
戴仁柱:少一个东西嘛，就是少了一个东西。
梁文道: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谈谈少了什么东西。
戴仁柱:OK。
梁文道:那么，之前呢，戴教授你跟我们提到，就是说，在美国对中国好像有，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有一种比较浪漫的想象，这个东西使得很多的研究中国的人，或者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就跟别的，比如说研究日本，研究俄罗斯的人有点不一样。那么这个中国通出来之后，还真的会有一点，他既然学术上是有中国通，但是，同时感情上好像也对中国是比较亲近的？是这样吗？
戴仁柱:没错。
梁文道:可是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因为最近，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最近十年中国崛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么，于是就多了很多人到中国读书，就像你刚才之前也说到，你在布朗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两百个学生要来修这个中国通史，这是很大的一个课，这个比以前多很多吧？
戴仁柱:对，没错。
梁文道:那以后会什么样呢？我想这样子，我们先看下面一条片，是我们在北京拍到，很多外国留学生，看看他们对在北京的留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
戴仁柱:好的。
未来的“中国通”
解说:随着来华留学的人数和学历不断提高。未来活跃在外国政坛、商界和学术界的中国通也将越来越多，这一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外国学子，他们在观察了解和思考中国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呢？
高兴:他们对留学生活，我会推荐，就是一定要读《毛泽东全集》，这个可以帮你了解一下中国的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也可以看《邓小平的全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是因为要出来学校，要多跟中国人沟通，沟通两个字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多请客，多吃饭，这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
周游: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肯定有些品鉴，尤其是对中国政治方面有一些品鉴，后来就在中国待了一、两年以后，差不多，我跟中国人一起上课，一起上政治学的课，国际关系学的课程，我就感觉现在也能从中国的角度来思考很多问题。后来就把我以前的那个片面的分析角度，跟中国的分析角度放在一起，就是让它融合气息。
吉尤姆:非常非常重要，一方面要多让外国人去学中文。
武黄河:毕业以后就继续学习，就增加我的知识，之后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中国和越南。增加两国，或者更多国家的这样子。
加藤嘉一: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多元化社会，那我个人认为，21世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不矛盾的，全球化从某些方面是不断统一的过程。但我们的世界非常多元化的。那我们怎么去组合？那我们今天在中国观察事务，那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平台。那中国的模式，国外的模式到底怎么结合？到底怎么沟通？到底怎样中外结合？
外国留学生:祝愿奥运圆满成功。
梁文道:你看到这些现在的留学生，你回想起你当年，你也做过留学生，那个时候，是在台湾留学？
戴仁柱:对。
梁文道: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戴仁柱:就是1973年，就是出国，在美国念中文，学中文学了四年，然后在台湾国语中心继续学中文。其实他年轻人都很好奇，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开放，然后其实第一个（经验）很重要，后来呢，我因为大学刚毕业，然后，后来我在台湾待了一年，生活习惯了等等，到最后我决定继续研究中国史。之前我没有做决定的，我不知道要不要。
梁文道:去台湾前还没决定好研究中国？
戴仁柱:还没有决定要研究什么。我是念完大学。
梁文道:就是想去住一住？
戴仁柱:然后想把中文学好，但是没有决定要继续念书。但是，我在那个环境时间久了，你就会更有兴趣，你会更喜欢，也许你会不喜欢，但是至少你会有一个感觉。然后，其实能够有出国，能够出国留学，然后能够接触，跟你自己的国家完全不同的一个文化。其实这个经验是非常珍贵。之前学生没办法去中国。
梁文道:对。
戴仁柱:我记得我第一本书是关于1986年，我出了一本书，是关于宁波的一个大家族，姓史，历史的史，然后，86年出这本书，那个时候宁波开放没有多久，然后我就都在美国，在台湾，没办法在宁波研究，然后其实你要研究中国史，去中国也很困难，但是，年轻人的话，他们知道这个机会很珍贵，有二十年，三十几年的封闭，然后你要研究没办法研究，你要去旅游，要待一段时间。
梁文道:就很困难？
戴仁柱:很困难。然后，所以，其实好多，我知道年轻人，像我的学生，他们很早就去了，大一、第二。
梁文道:就已经去中国了？
戴仁柱:对，就去中国了。
梁文道:跟你们那个时候很不一样？
老一辈"中国通"多反共
戴仁柱:很不一样。然后，他们会待一段时间。然后，他们观念不一样。
梁文道:观念不一样？
戴仁柱:他们是冷战以后，冷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了。
梁文道:对，没错。
戴仁柱:没有什么感觉。
梁文道:已经很久了。
戴仁柱:冷战是历史了。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个东西，所以他跟冷战时的人完全不一样。我记得（英文），那个奖杯，他们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所以呢，像我的老师刘子健，他原来在中国念书，然后后来来到美国。那些人，50年代出来的人，大部分是反共。
梁文道:对。
戴仁柱:如果是中国人就反共，好多是美军所训练的那些。
梁文道:对，没错，也是反共。
戴仁柱:然后呢，我的时代，不是反共的那种。
梁文道:但还是冷战。
戴仁柱:是冷战的那个时期，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
梁文道:完全不是反共了。
戴仁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客观，然后其实他不好被骗。他怀疑嘛，我说他的批评，还有他的怀疑比较多。特别是最近说联邦政府骗去了。年轻人他们会开始怀疑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怀疑精神也是很好。年轻人是好奇出国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开放，他们还是会好好的去利用。所以，我看那个中文版，我记得20年以前，我带着学生去北京，1985年，然后那个时候20几个学生，然后没有几个美国留学生在北京，那个时候。
梁文道:没有多少？
戴仁柱:没有多少，几百个了不起。
梁文道:二十年前我记得北京还有一个专门招待留学生的一个酒店，叫什么桥元酒店。
戴仁柱:然后我记得北大最大，但是也就一百个。
梁文道:一百个？
戴仁柱:一百个、两百个最多。但是，现在非常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什么国语中心有一千多个。
梁文道:非常多。
戴仁柱:80年代。
梁文道:在台湾很多。
戴仁柱:但是，后来中国少，但是后来中国就有那些中文版，因为你要让外国人学中文，你必须要有一些课本，有一些训练等等。你会中文不见得可以教中文。
梁文道:没错、没错，不一样。
戴仁柱:不一样。然后，台湾本来早就有这些机构，那些书、课本等等。然后就是从50年代、60年代开始培养。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呢，现在到了80年代，中国开始往这边发展，年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学生年轻人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更多，其实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梁文道:你觉得他们现在的中文会比你们那一代，平均来讲要好吗？
戴仁柱:应该的吧。
梁文道:应该的？
戴仁柱:应该的。但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什么，连日本人也会讲中文，我记得，我这个年龄的日本人，中国专家，他们不会讲普通话。
梁文道:你那个年代，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戴仁柱: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梁文道:他们会看，但是不会讲？
戴仁柱:对。然后，现在这个年轻的，40岁以下的，日本的中国专家，其实都会讲普通话。我记得我在旧金山开会，就是美国亚洲研究的会议。
梁文道:那个年会。
戴仁柱:对，那个年会，我记得好多日本人，来到开会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不是英语，是中文。
梁文道:你们开会讲中文？
戴仁柱:就是在美国旧金山开会，但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共同的语言是中文。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连日本人也开始重视普通话。之前他没有机会来到中国。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能够会讲话，你能够深入了解这个社会，有他的好处。
梁文道:那你觉得像现在中国最近几年，吸收那么多外国留学生，那么这些外国留学生，我们假设叫小中国通，当最后他回去，你觉得在过十年这样子，未来这批人，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戴仁柱:因为像美国一个教授的影响力有多大啊，你看像我二十七、八年教书了，然后，我教了几千个，好几千个学生吧，然后每年都有一、两百，然后二十八年以后，很多、很多，加上我的学生的学生，然后我出版的作品等等，其实一个教授的影响是非常大。
学术交流开放消除误解良方
戴仁柱:然后呢，好多年轻人到中国留学以后，不见得会做中国方面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观念、态度啊还是不一样。然后，其实这个很重要，你想想看二次大战以后，那个时候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是非常坏。但是，二十年以后，因为日本开放，好多美国学者来到日本留学等等。所以，时间久还是会把它改善。
所以，其实开放是非常重要。
梁文道:对，没错。
戴仁柱:开放政策是非常重要，所以中国能够，比如说像那个学术交流基金会，那个中心。
梁文道:做的更多？
戴仁柱:做的更多。他的学者到国外去，国外的学者来到中国，有他的好处。是非常重要的，台湾一个他早就开始，像蒋国时代就有交流。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应该用类似的方式。
梁文道:所以，我想接下来就是要看中国，如果我们能够吸收更过外国的留学生，我们现在也有更多，我们叫海归，出去，学术上的交流越来越多的话，这对将来中国怎么样在世界的秩序里面，扮演一个好的角色？比如说大家能够很好的在里面共同塑造一个共识跟秩序出来，是很重要的，是吧？
戴仁柱:不错，非常重要。
梁文道: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您，戴教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我们谈这个中国通，谢谢您，谢谢。
戴仁柱: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