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我最喜欢的一期杂志中的几篇文章(2004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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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其结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信仰是超越对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文/何光沪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 ——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身后房子里也许有一个小孩”、“看不见的警察或监视器”之类当然不予考虑)；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将来那个小孩有可能出事”、“闯红灯会增加交通混乱，最终使自己的车速和安全也受影响”之类当然也不予考虑)；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小孩与我无关”、“交通混乱我管不着”之类心态，才是思考的真实基础)。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而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我想，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惟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或他开车的朋友来说，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有利无弊，但他虽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佛教称之为“因缘”)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基督教称之为“爱邻人”)要求我们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存。
这些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其结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信仰是超越对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文/何光沪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 ——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身后房子里也许有一个小孩”、“看不见的警察或监视器”之类当然不予考虑)；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将来那个小孩有可能出事”、“闯红灯会增加交通混乱，最终使自己的车速和安全也受影响”之类当然也不予考虑)；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小孩与我无关”、“交通混乱我管不着”之类心态，才是思考的真实基础)。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而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我想，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惟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或他开车的朋友来说，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有利无弊，但他虽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佛教称之为“因缘”)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基督教称之为“爱邻人”)要求我们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存。
这些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第三篇：
二十年中国人的精神历程
文/曹立新
李泽厚：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者
李泽厚成名于1950年代，却在1979年到1989年之间，成为“我们时代最灵敏的思考者”；在“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是新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有人说他要做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也有人说他想做书斋里的革命者，无论如何，他是在那个集体癫狂、思想禁锢的“文革”年代里，仍然保持着清醒思考的知识分子之一，是一个在众人失语、学术满目荒芜的年代里勇于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之一，是一个以自由思想、理想激情、诗意表达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思想进程的思想家。他的美学和思想史论著，以及他所提出的许多概念，比如积淀、异质同构、儒道互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人化自然、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结构、救亡压倒启蒙等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资源。
有许多人记得，他们是“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弗洛伊德热：西方哲学思潮传入中国
20世纪80年代，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外国心理学家，帮助中国人打破了性的禁忌。
198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心理学家高觉敷重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尽管译者在译序中对弗氏理论谨慎地提出了四点批评，但是，弗氏在书中提出的性压抑、潜意识、死亡本能等基本概念，迅速在大学校园里传播。如果以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孙名之翻译的《释梦》为界，弗洛伊德热持续了十余年。
从弗洛伊德热开始，加上后来的萨特热、尼采热等，刚从“文革”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借助于一波又一波西方哲学思潮的传入，展开了一场突破意识形态强制、寻求思想解放和理性回归的新启蒙运动。这场新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成果，如今已同琳琅满目的商品一道，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现实的一部分。
寻根文学：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传统
如何理解和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百余年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面临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掀起的“文化热”，再一次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作为对该问题的一种文学式回答，1985年第6期《作家》刊登了韩少功题为《文学的“根”》的文章，首倡“寻根文学”。韩少功关于文学寻根的呼声得到了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的回应，由此开始了自觉的“寻根文学”创作，《爸爸爸》、《孩子王》、《黑骏马》、《小鲍庄》、《厚土》、《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便是这一文学潮流的优秀成果。
“寻根文学”是对“文化热”中出现的激进反传统和对于未来盲目乐观的情绪的一种反动，它所呈现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焦虑，至今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1986年，为纪念国际和平年，北京举行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身穿一件据说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背一把吉他，两个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以嘶哑的声音吼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观众以疯狂的热情欢呼中国摇滚乐的诞生。
作为中国的摇滚乐之父，崔健就这样“一无所有”地开始了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音乐的方式表达一代青年人的追求、迷惘、愤怒和反叛。十年间，崔健和唐朝、黑豹等乐队一起缔造了中国摇滚音乐的辉煌。然而，当消费主义的大潮将摇滚变成一种高雅的时尚，理想和激情也就变成绝唱，有人因此宣布中国摇滚的死亡。
崔健依然不断歌唱，但他穿上花衬衫，脱下了绿军装。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现代艺术开始影响大众
关于现代艺术，许多人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两声枪响中获得最初印象的。
1989年2月5日，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中国前卫艺术家第一次在现代艺术的旗帜下集体亮相。肖鲁和唐宋在展览过程中枪击一幅名为《对话》的作品，无疑成为大展中最“亮”的事件。他们的“行为”艺术导致美术馆被迫提前闭馆，并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一大批艺术家被迫转入“地下”，或者“出走海外”。但是，两声枪响，同样使得中国现代艺术走出精英的小圈子，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之中，甚至引起国外的关注。
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题为《鸡蛋、枪击、避孕套》的文章，专门介绍这次展览，“中国现代艺术展”也被公认为中国艺术由传统现实主义走向当代主义的分野标志。
北大拆南墙引起的争论：商业对文化的入侵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从南至北，全国掀起了又一轮经济致富的热潮，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风气所致，高校出现了“下海”热。
1993年，又是一个春天，北京大学提出要走产、学、研结合的新型高校发展道路，决定开门办校，推倒象征高校象牙塔的校园南墙，改建为商业街。此举被媒体称为“北大告别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也许还是一个围墙的时代。”很快，北大南墙成为一条热闹繁华的商业街。教授开公司，大学生摆地摊，成为校园新风景，社会新时尚。
2001年4月，当校园产业已发展到超百亿元的规模，正朝着世界一流大学奔跑的时候，北京大学宣布为了整治环境，拆除商业街，重树南墙，再次引发舆论哗然。
八个春秋，一面校墙，北大南墙的推倒与重建，不仅象征着知识价值的贬落与回升，更反映了我们国家近二十年社会精神的变迁。
“人文精神”讨论
1993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第二年，第二轮市场经济大潮加速了社会世俗化转型，日益边缘化的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的乐观和自信，陷入困惑与矛盾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
讨论从1993年夏天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第6期刊出的一篇对话开始，“对话”认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其本质“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要用人文精神克服文艺日益庸俗化的倾向。
1994年初，《读书》杂志上陆续登载了6篇对话，《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开辟了相关专栏，讨论很快成为一个“媒体事件”，持续了两年时间，直到1996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两本《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在全民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利益的浪潮中，那场显得不合时宜的大讨论，并没有取得多么深刻的学术成果，但它提示的精神生态和人文关怀问题，在讨论结束后反而越来越显出了价值。
陈寅恪热：坚守学术自由的精神，
陈寅恪热的起因也是一本书，书名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作者陆键东花几年时间，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为读者讲述了这位国学大师晚年的学术境遇和精神世界。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知识分子连续举行读书会、座谈会，邓广铭、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著名学者都以陈寅恪的弟子或助手的身份亲自参加，更为陈寅恪这位“教授的教授”增添了传奇色彩。有人说他是“文化遗民”，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学者，陈寅恪的著作或有关陈寅恪的著作，上了各大书店的图书销售排行榜。继《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初版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三联书店又组织出版了共计13种14册、350万字的《陈寅恪集》。编者认为，《陈寅恪集》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全部著述文字的灵魂，也是他终生倡导并实践了的学术立场。
王小波：骑士之死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死了。对于许多人来说，“王小波的死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他死了，追求智慧的路却热闹了；他生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死后却招来无数“门下走狗”；他的文字，包括生前未及完成的小说手稿、早年习作、私人书信、私人照片等，被以各种方式出版，《黄金时代》仿佛真的迎来了黄金时代。他一生反对无趣，反对专制和教条，他死后，他的话却被编成“王小波语录”；他的风格，也以王小波式的“有趣”的方式，为无数青年所效仿。
另类、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予人慧命者……人们向这位早逝的天才奉上各种尊贵的花冠，也将不断追求智慧、并以这种追求智慧的方式去继续创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十年中国人的精神历程
文/曹立新
李泽厚：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者
李泽厚成名于1950年代，却在1979年到1989年之间，成为“我们时代最灵敏的思考者”；在“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是新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有人说他要做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也有人说他想做书斋里的革命者，无论如何，他是在那个集体癫狂、思想禁锢的“文革”年代里，仍然保持着清醒思考的知识分子之一，是一个在众人失语、学术满目荒芜的年代里勇于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之一，是一个以自由思想、理想激情、诗意表达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思想进程的思想家。他的美学和思想史论著，以及他所提出的许多概念，比如积淀、异质同构、儒道互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人化自然、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结构、救亡压倒启蒙等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资源。
有许多人记得，他们是“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弗洛伊德热：西方哲学思潮传入中国
20世纪80年代，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外国心理学家，帮助中国人打破了性的禁忌。
198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心理学家高觉敷重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尽管译者在译序中对弗氏理论谨慎地提出了四点批评，但是，弗氏在书中提出的性压抑、潜意识、死亡本能等基本概念，迅速在大学校园里传播。如果以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孙名之翻译的《释梦》为界，弗洛伊德热持续了十余年。
从弗洛伊德热开始，加上后来的萨特热、尼采热等，刚从“文革”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借助于一波又一波西方哲学思潮的传入，展开了一场突破意识形态强制、寻求思想解放和理性回归的新启蒙运动。这场新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成果，如今已同琳琅满目的商品一道，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现实的一部分。
寻根文学：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传统
如何理解和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百余年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面临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掀起的“文化热”，再一次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作为对该问题的一种文学式回答，1985年第6期《作家》刊登了韩少功题为《文学的“根”》的文章，首倡“寻根文学”。韩少功关于文学寻根的呼声得到了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的回应，由此开始了自觉的“寻根文学”创作，《爸爸爸》、《孩子王》、《黑骏马》、《小鲍庄》、《厚土》、《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便是这一文学潮流的优秀成果。
“寻根文学”是对“文化热”中出现的激进反传统和对于未来盲目乐观的情绪的一种反动，它所呈现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焦虑，至今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1986年，为纪念国际和平年，北京举行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身穿一件据说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背一把吉他，两个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以嘶哑的声音吼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观众以疯狂的热情欢呼中国摇滚乐的诞生。
作为中国的摇滚乐之父，崔健就这样“一无所有”地开始了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音乐的方式表达一代青年人的追求、迷惘、愤怒和反叛。十年间，崔健和唐朝、黑豹等乐队一起缔造了中国摇滚音乐的辉煌。然而，当消费主义的大潮将摇滚变成一种高雅的时尚，理想和激情也就变成绝唱，有人因此宣布中国摇滚的死亡。
崔健依然不断歌唱，但他穿上花衬衫，脱下了绿军装。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现代艺术开始影响大众
关于现代艺术，许多人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两声枪响中获得最初印象的。
1989年2月5日，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中国前卫艺术家第一次在现代艺术的旗帜下集体亮相。肖鲁和唐宋在展览过程中枪击一幅名为《对话》的作品，无疑成为大展中最“亮”的事件。他们的“行为”艺术导致美术馆被迫提前闭馆，并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一大批艺术家被迫转入“地下”，或者“出走海外”。但是，两声枪响，同样使得中国现代艺术走出精英的小圈子，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之中，甚至引起国外的关注。
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题为《鸡蛋、枪击、避孕套》的文章，专门介绍这次展览，“中国现代艺术展”也被公认为中国艺术由传统现实主义走向当代主义的分野标志。
北大拆南墙引起的争论：商业对文化的入侵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从南至北，全国掀起了又一轮经济致富的热潮，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风气所致，高校出现了“下海”热。
1993年，又是一个春天，北京大学提出要走产、学、研结合的新型高校发展道路，决定开门办校，推倒象征高校象牙塔的校园南墙，改建为商业街。此举被媒体称为“北大告别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也许还是一个围墙的时代。”很快，北大南墙成为一条热闹繁华的商业街。教授开公司，大学生摆地摊，成为校园新风景，社会新时尚。
2001年4月，当校园产业已发展到超百亿元的规模，正朝着世界一流大学奔跑的时候，北京大学宣布为了整治环境，拆除商业街，重树南墙，再次引发舆论哗然。
八个春秋，一面校墙，北大南墙的推倒与重建，不仅象征着知识价值的贬落与回升，更反映了我们国家近二十年社会精神的变迁。
“人文精神”讨论
1993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第二年，第二轮市场经济大潮加速了社会世俗化转型，日益边缘化的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的乐观和自信，陷入困惑与矛盾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
讨论从1993年夏天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第6期刊出的一篇对话开始，“对话”认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其本质“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要用人文精神克服文艺日益庸俗化的倾向。
1994年初，《读书》杂志上陆续登载了6篇对话，《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开辟了相关专栏，讨论很快成为一个“媒体事件”，持续了两年时间，直到1996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两本《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在全民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利益的浪潮中，那场显得不合时宜的大讨论，并没有取得多么深刻的学术成果，但它提示的精神生态和人文关怀问题，在讨论结束后反而越来越显出了价值。
陈寅恪热：坚守学术自由的精神，
陈寅恪热的起因也是一本书，书名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作者陆键东花几年时间，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为读者讲述了这位国学大师晚年的学术境遇和精神世界。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知识分子连续举行读书会、座谈会，邓广铭、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著名学者都以陈寅恪的弟子或助手的身份亲自参加，更为陈寅恪这位“教授的教授”增添了传奇色彩。有人说他是“文化遗民”，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学者，陈寅恪的著作或有关陈寅恪的著作，上了各大书店的图书销售排行榜。继《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初版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三联书店又组织出版了共计13种14册、350万字的《陈寅恪集》。编者认为，《陈寅恪集》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全部著述文字的灵魂，也是他终生倡导并实践了的学术立场。
王小波：骑士之死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死了。对于许多人来说，“王小波的死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他死了，追求智慧的路却热闹了；他生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死后却招来无数“门下走狗”；他的文字，包括生前未及完成的小说手稿、早年习作、私人书信、私人照片等，被以各种方式出版，《黄金时代》仿佛真的迎来了黄金时代。他一生反对无趣，反对专制和教条，他死后，他的话却被编成“王小波语录”；他的风格，也以王小波式的“有趣”的方式，为无数青年所效仿。
另类、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予人慧命者……人们向这位早逝的天才奉上各种尊贵的花冠，也将不断追求智慧、并以这种追求智慧的方式去继续创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翻翻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宣扬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一方面有把所有的帝王将相统统贬为“剥削阶级”，把所有文明的成果统统归于“劳动人民”。
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下，我曾经认为古代中国只有物质积累，精神文化上是虚伪的，只是一个纯粹的人吃人的社会！
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下，我曾经认为古代中国只有物质积累，精神文化上是虚伪的，只是一个纯粹的人吃人的社会！
那天，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上，我看到那片残破的场地，据说那是古代奥运的遗迹
我突然感到历史和文化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特征
希腊之所以是希腊，不是因为她物质上多么充实，而是她精神上多么丰富
回到这厢，我们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是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生活方式，从出生开始就深深打上了祖先的烙印
这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束缚
如何平衡我们文化上的财富和今天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是有尊严的吸收还是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明
100多年来的中国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路该如何走，走向何方，值此腥风血雨的2008，值得我们再次深思
我突然感到历史和文化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特征
希腊之所以是希腊，不是因为她物质上多么充实，而是她精神上多么丰富
回到这厢，我们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是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生活方式，从出生开始就深深打上了祖先的烙印
这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束缚
如何平衡我们文化上的财富和今天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是有尊严的吸收还是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明
100多年来的中国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路该如何走，走向何方，值此腥风血雨的2008，值得我们再次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