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官不便民"的行政诉讼法应该修改

陶短房

　　在法律的精神和原则，本就是在强弱间扶助弱者。因此在行政诉讼中，面对强势的政府和弱势的普通公民，行政诉讼法理应修改。

　　3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刚结束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忠梅征集了30位代表签名，第二次要求修改《行政诉讼法》。吕忠梅要求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原因，是这部1990年制定的法规不适应当今需要，尤其不能满足保护“民告官”顺利进行的需要。

　　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政府的行政和决策日趋透明化、公开化，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监督政府职能的意识和意愿日趋强烈，“民告官”理应作为公民可以正常行使、有效行使的一项普遍性、常规性权力，而真正起到监督政府行政、保护公民和社区权益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因法规的不健全、不适应，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民不敢告官、告了很难受理、受理了很难胜诉、胜诉了很难执行等。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在制订时，优先考虑的是政府的权威和便利。而一些行政诉讼法规健全的国家，在这一方面与我们有很大不同。

　　在国外，一个公民即使和案件本身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只要认为政府在某件行政处理上损害了公众权益，便可援引“公益诉讼”的原则充当原告，如一个普通市民可以因马路噪声扰民或造纸厂污染起诉责任政府，他本人可不必是噪声或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在国内，根据现行法律，只有行政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本人才能充当原告，甚至在实践中闹出女研究生被拐卖、其父却因不是受害者，而无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怪事。

　　以美国为例。如果“民告官”的双方不在同一地区，则由联邦法院根据“异籍管辖权”原则实行异地审理，而在中国，根据现行法规，如果“民告官”当事双方不在一地，则由被告所在地司法机关审理。显然，作为本地司法机关，在审理涉及本地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诉讼案件时，很容易受到“非司法因素”左右。这也造成在很多地方，公民明明想告官却不敢告，或宁可选择越级下访而不愿诉诸法律的不正常现象。

　　在国外，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系由最高法院执行，不仅对各级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且对指导这些行为的法律法规行使审查权，必要时不仅可撤销行政行为，也可撤销不当法规本身；在国内，司法审查不仅只能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不当，无法审查造成这些不当的、明显不合适的“红头文件”，且审查权仍然交给各级法院自审自查，这便影响公民通过行政诉讼维权的决心和信心。

　　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在制订之初，存在着“就官不就民”的思维误区。但在当今公民社会、法治时代，公民是社会主体，政府是公民的服务机构这一理念已深入人心，法律的精神和原则，本就是在强弱间扶助弱者。因此在行政诉讼中，面对强势的政府和弱势的普通公民，行政诉讼法理应修改，以充分体现扶助弱者的原则和精神。

　　据报道，截至去年，中国“民告官”胜诉率达30%，比国外平均20%的胜诉率高出不少。但更应看到，在这30%里，许多系起诉过程中政府主动修正、公民主动撤诉的，而在国外，这类“胜诉”是不计在内的。据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近5年各级法院平均每年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仅约9万件，而人口、面积均小得多的德国同比却多达25万件。

　　造成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民告官”太难：受理难、打赢难、执行难，而造成“三难”的症结，又在于现有行政诉讼法在维护政府权威和保护公民权益二者间的“用力不匀”。显然，及时修改行政诉讼法已成当然之举。陶短房

　　在法律的精神和原则，本就是在强弱间扶助弱者。因此在行政诉讼中，面对强势的政府和弱势的普通公民，行政诉讼法理应修改。

　　3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刚结束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忠梅征集了30位代表签名，第二次要求修改《行政诉讼法》。吕忠梅要求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原因，是这部1990年制定的法规不适应当今需要，尤其不能满足保护“民告官”顺利进行的需要。

　　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政府的行政和决策日趋透明化、公开化，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监督政府职能的意识和意愿日趋强烈，“民告官”理应作为公民可以正常行使、有效行使的一项普遍性、常规性权力，而真正起到监督政府行政、保护公民和社区权益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因法规的不健全、不适应，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民不敢告官、告了很难受理、受理了很难胜诉、胜诉了很难执行等。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在制订时，优先考虑的是政府的权威和便利。而一些行政诉讼法规健全的国家，在这一方面与我们有很大不同。

　　在国外，一个公民即使和案件本身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只要认为政府在某件行政处理上损害了公众权益，便可援引“公益诉讼”的原则充当原告，如一个普通市民可以因马路噪声扰民或造纸厂污染起诉责任政府，他本人可不必是噪声或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在国内，根据现行法律，只有行政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本人才能充当原告，甚至在实践中闹出女研究生被拐卖、其父却因不是受害者，而无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怪事。

　　以美国为例。如果“民告官”的双方不在同一地区，则由联邦法院根据“异籍管辖权”原则实行异地审理，而在中国，根据现行法规，如果“民告官”当事双方不在一地，则由被告所在地司法机关审理。显然，作为本地司法机关，在审理涉及本地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诉讼案件时，很容易受到“非司法因素”左右。这也造成在很多地方，公民明明想告官却不敢告，或宁可选择越级下访而不愿诉诸法律的不正常现象。

　　在国外，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系由最高法院执行，不仅对各级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且对指导这些行为的法律法规行使审查权，必要时不仅可撤销行政行为，也可撤销不当法规本身；在国内，司法审查不仅只能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不当，无法审查造成这些不当的、明显不合适的“红头文件”，且审查权仍然交给各级法院自审自查，这便影响公民通过行政诉讼维权的决心和信心。

　　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在制订之初，存在着“就官不就民”的思维误区。但在当今公民社会、法治时代，公民是社会主体，政府是公民的服务机构这一理念已深入人心，法律的精神和原则，本就是在强弱间扶助弱者。因此在行政诉讼中，面对强势的政府和弱势的普通公民，行政诉讼法理应修改，以充分体现扶助弱者的原则和精神。

　　据报道，截至去年，中国“民告官”胜诉率达30%，比国外平均20%的胜诉率高出不少。但更应看到，在这30%里，许多系起诉过程中政府主动修正、公民主动撤诉的，而在国外，这类“胜诉”是不计在内的。据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近5年各级法院平均每年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仅约9万件，而人口、面积均小得多的德国同比却多达25万件。

　　造成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民告官”太难：受理难、打赢难、执行难，而造成“三难”的症结，又在于现有行政诉讼法在维护政府权威和保护公民权益二者间的“用力不匀”。显然，及时修改行政诉讼法已成当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