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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网论坛
中日关系：超越历史问题
(186) 2004-03-15
2003年12月9日，经过一场仅仅持续5分钟的会议，日本政府决定将于2004年1至5月间，向伊拉克派遣1000人的自卫队，其中包括了日本自卫队的陆海空三兵种。这一决定引起了各方舆论的广泛关注，由于派遣的自卫队中包括了600名携带“重型武器”的路上自卫队，由于伊拉克目前仍然不断发生武装冲突，由于派出自卫队的使命包括了为美军运送弹药，因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此举标志着“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并重新引发了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忧。
从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分析框架来看，现在的中日关系，正日益明显的陷入了某种“安全困境”之中：日本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进程忧心忡忡，中国对日美安保同盟的指向，以及日本追求“普通国家”的举措感到惴惴不安。究其原因，基本信任的缺乏是其根本，而其中核心在于历史问题。
同时，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始终遵循一条“民间交往促进官方外交”的路线，认为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发展，会“自然”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里面似乎隐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包括历史问题、文化差异在内的诸多问题，一但有了民间交往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水到渠成”的解决。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中日关系发展的轨迹已然证明历史问题这样的障碍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中日两国国家力量对比的消长，历史问题始终是中日两国政治家，而非历史学家所必需面对的艰难考验。
有关如何解决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到目前来说大体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前提说”，认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提，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意味着中日关系止步不前，这里的“解决”大体意味着日本对历史问题“心服口服”，不但作出官方正式的道歉，而且继续保持现有的和平发展道路，永远自愿的作出对主权的限制，以此证明其悔过的决心；另一种是“搁置说”，认为纠缠于历史问题，将使得中国的“战略利益”蒙受损害，出于“集中战略力量”的考虑，应该通过“搁置历史问题”，实现对日本的“外交革命”，争取短期内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
此两种方案均存在一些不足：“前提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设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底线，参照欧洲历史上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性和解可以发现，最终的和解不可能建立在一方彻底打倒另一方的基础之上，“前提说”不但要求日本做出道歉，而且道歉之后还必须在主权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很可能被理解为试图通过“历史问题”永远把日本置于二流国家的地位之上，无论是对于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还是传统的文化心理上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搁置说”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过于实用和乐观的估计了日本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过低估计了中国民众的情绪对中国政府对外决策可能产生的压力，同时忽视了欧洲“外交革命”的重要前提，即欧洲各国文化上的同质性，现实的操作性相对较弱。
依笔者的陋见，可能的出路在于通过“渐进式的历史和解”，如同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性和解。实现和解的途径，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对历史和解提供强大的推动，保障双边次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推进历史和解的进程，这其中包括中日两国共同制定涉及侵华战争历史的教科书，为各自的青少年提供有关对方国家和两国关系的历史解说，这样的解说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和认同的解说；同时，有必要通过条约或其他正式文本的形式，对“历史问题”的解决，制定一个标准，或者说中国必须对“解决”历史问题有明确的标准，而且，必须同时明确如何对待历史问题解决之后的日本，例如，是否日本书面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通过法律禁止政府管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就可以允许日本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允许他派兵出国，甚至可以考虑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抑或还需要附加一些新的条件。上述问题，应该是今后讨论中日关系中更加值得关注的话题。
中日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都属于“老牌热门问题”，对于他们的讨论，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超越”，而非简单的“批判”，这样，才可能有助于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
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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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超越历史问题
(186) 2004-03-15
2003年12月9日，经过一场仅仅持续5分钟的会议，日本政府决定将于2004年1至5月间，向伊拉克派遣1000人的自卫队，其中包括了日本自卫队的陆海空三兵种。这一决定引起了各方舆论的广泛关注，由于派遣的自卫队中包括了600名携带“重型武器”的路上自卫队，由于伊拉克目前仍然不断发生武装冲突，由于派出自卫队的使命包括了为美军运送弹药，因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此举标志着“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并重新引发了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忧。
从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分析框架来看，现在的中日关系，正日益明显的陷入了某种“安全困境”之中：日本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进程忧心忡忡，中国对日美安保同盟的指向，以及日本追求“普通国家”的举措感到惴惴不安。究其原因，基本信任的缺乏是其根本，而其中核心在于历史问题。
同时，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始终遵循一条“民间交往促进官方外交”的路线，认为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发展，会“自然”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里面似乎隐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包括历史问题、文化差异在内的诸多问题，一但有了民间交往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水到渠成”的解决。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中日关系发展的轨迹已然证明历史问题这样的障碍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中日两国国家力量对比的消长，历史问题始终是中日两国政治家，而非历史学家所必需面对的艰难考验。
有关如何解决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到目前来说大体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前提说”，认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提，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意味着中日关系止步不前，这里的“解决”大体意味着日本对历史问题“心服口服”，不但作出官方正式的道歉，而且继续保持现有的和平发展道路，永远自愿的作出对主权的限制，以此证明其悔过的决心；另一种是“搁置说”，认为纠缠于历史问题，将使得中国的“战略利益”蒙受损害，出于“集中战略力量”的考虑，应该通过“搁置历史问题”，实现对日本的“外交革命”，争取短期内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
此两种方案均存在一些不足：“前提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设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底线，参照欧洲历史上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性和解可以发现，最终的和解不可能建立在一方彻底打倒另一方的基础之上，“前提说”不但要求日本做出道歉，而且道歉之后还必须在主权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很可能被理解为试图通过“历史问题”永远把日本置于二流国家的地位之上，无论是对于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还是传统的文化心理上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搁置说”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过于实用和乐观的估计了日本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过低估计了中国民众的情绪对中国政府对外决策可能产生的压力，同时忽视了欧洲“外交革命”的重要前提，即欧洲各国文化上的同质性，现实的操作性相对较弱。
依笔者的陋见，可能的出路在于通过“渐进式的历史和解”，如同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性和解。实现和解的途径，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对历史和解提供强大的推动，保障双边次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推进历史和解的进程，这其中包括中日两国共同制定涉及侵华战争历史的教科书，为各自的青少年提供有关对方国家和两国关系的历史解说，这样的解说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和认同的解说；同时，有必要通过条约或其他正式文本的形式，对“历史问题”的解决，制定一个标准，或者说中国必须对“解决”历史问题有明确的标准，而且，必须同时明确如何对待历史问题解决之后的日本，例如，是否日本书面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通过法律禁止政府管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就可以允许日本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允许他派兵出国，甚至可以考虑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抑或还需要附加一些新的条件。上述问题，应该是今后讨论中日关系中更加值得关注的话题。
中日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都属于“老牌热门问题”，对于他们的讨论，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超越”，而非简单的“批判”，这样，才可能有助于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
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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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超越历史问题
(186) 2004-03-15
2003年12月9日，经过一场仅仅持续5分钟的会议，日本政府决定将于2004年1至5月间，向伊拉克派遣1000人的自卫队，其中包括了日本自卫队的陆海空三兵种。这一决定引起了各方舆论的广泛关注，由于派遣的自卫队中包括了600名携带“重型武器”的路上自卫队，由于伊拉克目前仍然不断发生武装冲突，由于派出自卫队的使命包括了为美军运送弹药，因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此举标志着“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并重新引发了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忧。
从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分析框架来看，现在的中日关系，正日益明显的陷入了某种“安全困境”之中：日本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进程忧心忡忡，中国对日美安保同盟的指向，以及日本追求“普通国家”的举措感到惴惴不安。究其原因，基本信任的缺乏是其根本，而其中核心在于历史问题。
同时，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始终遵循一条“民间交往促进官方外交”的路线，认为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发展，会“自然”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里面似乎隐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包括历史问题、文化差异在内的诸多问题，一但有了民间交往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水到渠成”的解决。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中日关系发展的轨迹已然证明历史问题这样的障碍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中日两国国家力量对比的消长，历史问题始终是中日两国政治家，而非历史学家所必需面对的艰难考验。
有关如何解决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到目前来说大体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前提说”，认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提，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意味着中日关系止步不前，这里的“解决”大体意味着日本对历史问题“心服口服”，不但作出官方正式的道歉，而且继续保持现有的和平发展道路，永远自愿的作出对主权的限制，以此证明其悔过的决心；另一种是“搁置说”，认为纠缠于历史问题，将使得中国的“战略利益”蒙受损害，出于“集中战略力量”的考虑，应该通过“搁置历史问题”，实现对日本的“外交革命”，争取短期内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
此两种方案均存在一些不足：“前提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设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底线，参照欧洲历史上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性和解可以发现，最终的和解不可能建立在一方彻底打倒另一方的基础之上，“前提说”不但要求日本做出道歉，而且道歉之后还必须在主权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很可能被理解为试图通过“历史问题”永远把日本置于二流国家的地位之上，无论是对于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还是传统的文化心理上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搁置说”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过于实用和乐观的估计了日本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过低估计了中国民众的情绪对中国政府对外决策可能产生的压力，同时忽视了欧洲“外交革命”的重要前提，即欧洲各国文化上的同质性，现实的操作性相对较弱。
依笔者的陋见，可能的出路在于通过“渐进式的历史和解”，如同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性和解。实现和解的途径，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对历史和解提供强大的推动，保障双边次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推进历史和解的进程，这其中包括中日两国共同制定涉及侵华战争历史的教科书，为各自的青少年提供有关对方国家和两国关系的历史解说，这样的解说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和认同的解说；同时，有必要通过条约或其他正式文本的形式，对“历史问题”的解决，制定一个标准，或者说中国必须对“解决”历史问题有明确的标准，而且，必须同时明确如何对待历史问题解决之后的日本，例如，是否日本书面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通过法律禁止政府管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就可以允许日本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允许他派兵出国，甚至可以考虑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抑或还需要附加一些新的条件。上述问题，应该是今后讨论中日关系中更加值得关注的话题。
中日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都属于“老牌热门问题”，对于他们的讨论，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超越”，而非简单的“批判”，这样，才可能有助于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
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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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超越历史问题
(186) 2004-03-15
2003年12月9日，经过一场仅仅持续5分钟的会议，日本政府决定将于2004年1至5月间，向伊拉克派遣1000人的自卫队，其中包括了日本自卫队的陆海空三兵种。这一决定引起了各方舆论的广泛关注，由于派遣的自卫队中包括了600名携带“重型武器”的路上自卫队，由于伊拉克目前仍然不断发生武装冲突，由于派出自卫队的使命包括了为美军运送弹药，因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此举标志着“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并重新引发了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忧。
从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分析框架来看，现在的中日关系，正日益明显的陷入了某种“安全困境”之中：日本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进程忧心忡忡，中国对日美安保同盟的指向，以及日本追求“普通国家”的举措感到惴惴不安。究其原因，基本信任的缺乏是其根本，而其中核心在于历史问题。
同时，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始终遵循一条“民间交往促进官方外交”的路线，认为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发展，会“自然”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里面似乎隐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包括历史问题、文化差异在内的诸多问题，一但有了民间交往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水到渠成”的解决。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中日关系发展的轨迹已然证明历史问题这样的障碍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中日两国国家力量对比的消长，历史问题始终是中日两国政治家，而非历史学家所必需面对的艰难考验。
有关如何解决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到目前来说大体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前提说”，认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提，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意味着中日关系止步不前，这里的“解决”大体意味着日本对历史问题“心服口服”，不但作出官方正式的道歉，而且继续保持现有的和平发展道路，永远自愿的作出对主权的限制，以此证明其悔过的决心；另一种是“搁置说”，认为纠缠于历史问题，将使得中国的“战略利益”蒙受损害，出于“集中战略力量”的考虑，应该通过“搁置历史问题”，实现对日本的“外交革命”，争取短期内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
此两种方案均存在一些不足：“前提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设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底线，参照欧洲历史上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性和解可以发现，最终的和解不可能建立在一方彻底打倒另一方的基础之上，“前提说”不但要求日本做出道歉，而且道歉之后还必须在主权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很可能被理解为试图通过“历史问题”永远把日本置于二流国家的地位之上，无论是对于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还是传统的文化心理上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搁置说”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过于实用和乐观的估计了日本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过低估计了中国民众的情绪对中国政府对外决策可能产生的压力，同时忽视了欧洲“外交革命”的重要前提，即欧洲各国文化上的同质性，现实的操作性相对较弱。
依笔者的陋见，可能的出路在于通过“渐进式的历史和解”，如同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性和解。实现和解的途径，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对历史和解提供强大的推动，保障双边次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推进历史和解的进程，这其中包括中日两国共同制定涉及侵华战争历史的教科书，为各自的青少年提供有关对方国家和两国关系的历史解说，这样的解说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和认同的解说；同时，有必要通过条约或其他正式文本的形式，对“历史问题”的解决，制定一个标准，或者说中国必须对“解决”历史问题有明确的标准，而且，必须同时明确如何对待历史问题解决之后的日本，例如，是否日本书面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通过法律禁止政府管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就可以允许日本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允许他派兵出国，甚至可以考虑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抑或还需要附加一些新的条件。上述问题，应该是今后讨论中日关系中更加值得关注的话题。
中日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都属于“老牌热门问题”，对于他们的讨论，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超越”，而非简单的“批判”，这样，才可能有助于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
清秋
《联合早报网》
某些事情 不是 我们一相情愿 就可以成功的 实现。
如果 日本首相 有 当年 德国总理 在尤太人 墓碑 前下跪 精神的 30% 那就有希望了！！
如果 日本首相 有 当年 德国总理 在尤太人 墓碑 前下跪 精神的 30% 那就有希望了！！
坚决反对“抛开”
忘记历史就是对民族的背叛，总有一天，中国亿万人觉醒的时刻，我们将报仇，报仇！！！
忘记历史就是对民族的背叛，总有一天，中国亿万人觉醒的时刻，我们将报仇，报仇！！！
中国和日本根本不能同时在地球上生存！
我该怎么说好呀！~~~
骂够了没有啊？
骂够了没有啊？
不正视过去就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