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毛泽东外孙：我就是我 更多的是继承传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6:05:43
采访对象：孔继宁 毛泽东外孙 出生于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先后被派驻中国巴基斯坦和英国大使馆，任助理武官。现任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青基会“东方昆仑”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会长。
记者：看您的资料您现在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董事长，我们知道，作为领袖后代，您曾走上从军的道路，最后为何又放弃了？
孔继宁：对，应该说是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过奉献。我80年进军校同时参军，一直到97年转业，大概十六七年时间。
孔继宁：人的一生是分几个阶段的，从军这个阶段,我为国家付出了我的青春年华。在这之后的阶段，我希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记者：您现在所经营的这个文化公司，有什么理想和目标呢？
孔继宁：我现在做了几大块，我在深圳发起成立了”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之后成立了北京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研究中心主要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与探讨，研究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研究其中的思想精华，发掘能够指导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论述。东方昆仑文化公司主要就是普及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和普及革命历史。这两块，一个是宝塔尖上的理论研究，可能很多老百姓不一定感兴趣，但是这一块不能丢。我们搭起了研究中心这个平台，主要联合北京地区和全国研究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专家学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经常性地组织一些理论研讨会，让他们发表自己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主要是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达到传承、传播、弘扬红色文化、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目的。有了盈利之后，相当一部分盈利还要放到研究中心。这是一个有益的循环。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孔继宁：应该说我很早的时候，自己就在读一些主席的著作，成立这个研究中心是在2002年初，这几年系统性地搞了很多活动，举办了很多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
孔继宁：有没有某件事促使您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
孔继宁：有也没有，不是说某一件事情，我就觉得长期以来都有这个熏陶。这十几年在部队的机关工作，在国外工作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系统地研究。我从部队转业以后，当时就想原来一直有这个想法，从在国内外看到的听到的，整个80年代、90年代，你也知道对主席的一些评价，国内国外有很多的说法，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研究到底看一看，主席的思想哪些地方是永远有指导性的。应该说更多的是社会上的那些议论，促使了我自己深入地想研究一下。
记者：在主席去世后，当您第一次知道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主席的评价，当时您是什么感受，您的家人是什么感受？
孔继宁：这个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成果，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条主线不变，而且更确定了要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过去可能有些人对主席思想片面领会比较多，或者僵化机械地理解。主席本人的思想从来不是僵化的，从来都是走在历史的最前面，不断地更新。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正确的。
记者：93年前后社会上怀念主席的思潮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感受？
孔继宁：人们经过反思再反思，本身80年代对毛泽东进行了一种反思，经过十多年之后，他们又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进行了再反思，同时再来读主席的一些思想，他们就会得出新的一些结论。我觉得93年之后的怀毛热，是一种盲从和人云亦云时代的结束。过去有些人在自己的思想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只是盲从地接受，这个时候大家说出来的一些话未必都是心里话，经过一个历史时期的反思，人们真正怀念毛泽东的话，这个时候都是发自内心的。
记者： 有种说法，出现怀毛热，其实是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社会公平的一种怀念。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孔继宁：对，我也有这个看法，更多的人经过不断反思和深入思考，逐渐从自己的心底里面读懂了毛泽东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这些人的认识可能更清楚了，包括看到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就觉得历史往往是这样的，该沉淀下去的逐渐不见了踪影，浮在上面的自然有他的生命力,”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
采访对象：孔继宁 毛泽东外孙 出生于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先后被派驻中国巴基斯坦和英国大使馆，任助理武官。现任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青基会“东方昆仑”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会长。
记者：看您的资料您现在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董事长，我们知道，作为领袖后代，您曾走上从军的道路，最后为何又放弃了？
孔继宁：对，应该说是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过奉献。我80年进军校同时参军，一直到97年转业，大概十六七年时间。
孔继宁：人的一生是分几个阶段的，从军这个阶段,我为国家付出了我的青春年华。在这之后的阶段，我希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记者：您现在所经营的这个文化公司，有什么理想和目标呢？
孔继宁：我现在做了几大块，我在深圳发起成立了”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之后成立了北京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研究中心主要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与探讨，研究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研究其中的思想精华，发掘能够指导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论述。东方昆仑文化公司主要就是普及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和普及革命历史。这两块，一个是宝塔尖上的理论研究，可能很多老百姓不一定感兴趣，但是这一块不能丢。我们搭起了研究中心这个平台，主要联合北京地区和全国研究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专家学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经常性地组织一些理论研讨会，让他们发表自己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主要是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达到传承、传播、弘扬红色文化、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目的。有了盈利之后，相当一部分盈利还要放到研究中心。这是一个有益的循环。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孔继宁：应该说我很早的时候，自己就在读一些主席的著作，成立这个研究中心是在2002年初，这几年系统性地搞了很多活动，举办了很多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
孔继宁：有没有某件事促使您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
孔继宁：有也没有，不是说某一件事情，我就觉得长期以来都有这个熏陶。这十几年在部队的机关工作，在国外工作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系统地研究。我从部队转业以后，当时就想原来一直有这个想法，从在国内外看到的听到的，整个80年代、90年代，你也知道对主席的一些评价，国内国外有很多的说法，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研究到底看一看，主席的思想哪些地方是永远有指导性的。应该说更多的是社会上的那些议论，促使了我自己深入地想研究一下。
记者：在主席去世后，当您第一次知道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主席的评价，当时您是什么感受，您的家人是什么感受？
孔继宁：这个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成果，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条主线不变，而且更确定了要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过去可能有些人对主席思想片面领会比较多，或者僵化机械地理解。主席本人的思想从来不是僵化的，从来都是走在历史的最前面，不断地更新。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正确的。
记者：93年前后社会上怀念主席的思潮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感受？
孔继宁：人们经过反思再反思，本身80年代对毛泽东进行了一种反思，经过十多年之后，他们又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进行了再反思，同时再来读主席的一些思想，他们就会得出新的一些结论。我觉得93年之后的怀毛热，是一种盲从和人云亦云时代的结束。过去有些人在自己的思想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只是盲从地接受，这个时候大家说出来的一些话未必都是心里话，经过一个历史时期的反思，人们真正怀念毛泽东的话，这个时候都是发自内心的。
记者： 有种说法，出现怀毛热，其实是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社会公平的一种怀念。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孔继宁：对，我也有这个看法，更多的人经过不断反思和深入思考，逐渐从自己的心底里面读懂了毛泽东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这些人的认识可能更清楚了，包括看到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就觉得历史往往是这样的，该沉淀下去的逐渐不见了踪影，浮在上面的自然有他的生命力,”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
记者：您个人觉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孔继宁：实事求是，任何东西就是一定要调查研究，一定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方针；再有一个是群众路线或者说是为人民服务，主席是一直把人民放在心中；第三个就是独立自主。不管我们过去在苏联老大哥的指导之下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坚持独立自主。建国之后我们的国防，外交，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绝大部分都是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我们从来不依赖于别人，现在我们总体上来说，还在遵循这个独立自主的政策，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些经济建设，还是以独立自主为主。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席教会人们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看待事物，解决问题。
记者：在21世纪或者说在2006年的中国社会，您觉得毛泽东思想的现实价值在哪里？
孔继宁：毛泽东思想能帮助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当然你去读主席的这些著作都有对很多问题的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他在告诉人们一个世界观方法论，如何看待事物，包括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他的理论可以说你不能完全用太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思想，他想的非常远，也许是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来考虑的，有些事情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你刚刚说93年之后为什么对主席怀念又热起来了，他的思想经过几十年越来越能够说明问题，越来越能够解释社会的很多问题。
记者：作为毛泽东的外孙，必定会有许多与这个身份相关的经历，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些？
孔继宁：主席逝世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只有14岁。因为主席是一个心系全国人民，整个中国发展以及党和人民的发展，心系老百姓，自己对于家人没有过多的来考虑和关心。我们都是在社会上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学习也好，拼搏也好，靠自己来发展。
记者：当时，一年中能和主席见几面？
孔继宁：我出生以后，将近两年，我妈妈，我爸爸，我们这一家就搬出中南海，所以几乎和主席不在一起生活，之后不断地还会带我去中南海看看外公，现在印象不是很深了。
我父母那个时候都是靠自己，都不向自己父母要一分钱，都是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在生活。到了文革开始以后，一个是整个社会当时的那么一种情况，再加上我父母也确实比较忙，再有一些其他原因，一些人阻碍去中南海，我妈妈去看她的父亲都很难了，很少了。我印象当中也就是文革开始之前，外公生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吃吃饭，文革开始之后，就很少去了。当时主席也是比较忙比较累，我妈妈可能去看主席的时候，也不一定每次都带着我，再加上我上学以后，主席的生日（12月26日）基本上我们还没有放假，赶上星期日还去，没有星期日基本不带我去了，还有一个因素，文革越往后，连我妈妈都没有机会去看了。
记者：主席有几次病重的时候，你们都在身边吗？
孔继宁：几乎都不在。毛泽东这个人最贴身最贴心的亲人就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吴连登叔叔这样，他最亲的亲人就是身边的警卫员，秘书，警卫参谋，医生护士，这都是他最亲的人。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过关于您的报道，您曾经说过不愿意别人知道您的身份。这是为什么？
孔继宁：应该说这种情况有几个阶段。在我不懂事之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由我来做主，这个时候是父母不希望我身世让更多人知道，在那么一种社会环境下，毛泽东高高在上，他的子孙走到哪如果被大家这么捧的话，带着一个光环，不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这是很正常的，也是非常可以能够理解的考虑。我们几乎到哪儿，每换一个环境，我们绝对不会自己主动去说自己是谁家谁家的孩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瞒不住了，我上学开始隐瞒了有四五年。校领导可能知道，个别老师可能知道，但是绝大多数都不知道。我都跟其他学生一样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让我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用他们的思想感情来考虑问题，这是他们从小教育孩子的一个方式。
成年了以后，这种影响这种习惯性的东西还一直都在，我上大学以后，也是瞒着，曾经是我中学同学的人，后来说漏嘴了，大概一年多以后，上大学时瞒了一年，终于瞒不住了。
其实他们当时有一个考虑也是作为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光环不利于孩子发展，再一个孩子背上很多压力。比如我跳高跳不过去，孩子非要想着自己是谁的后代，硬拼着非要过去，我内心实际上是这样的，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80年上大学以后，基本上对毛主席什么样的声音都有，骂的声音，不温不火的，赞扬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才开始有这种心理上的包袱，虽然我们心里这杆秤一直还在，坚信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的一些议论我们心理知道，但是不一定要发生这种冲突。
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愿意过多说自己家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现在也不一定说为了什么，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炫耀，因为我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和老百姓一样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同学从来不把我当做一个领袖的后人，如果说有这么一层，人家知道了以后，可能交起朋友不是那么太实在。
记者：您最后一次见主席是在什么时候？
孔继宁：最后一次就是我记事之后就再也没有见着了。文革当中我父亲挨整，包括我爷爷都挨过整，那么一个历史时期，很多人都逃不掉。76年9月份主席去世前弥留之际病危，当时中央特批我妈妈去看他，这个时候我妈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且一直都不让她去，这个时候让她去了，不可能想到发生什么事情，自然也不会想到带孩子，而且当时我还上学，这样失去了最后一次见外公的机会。
我知道主席去世，跟所有人知道主席去世相差几个小时，也就是说我是一大早知道的，我当时还在学校跑操，老师把我叫出去，说你家人来找了。当时我们家没有专车，因为主席去世以后，当时我妈妈她们单位派了一辆临时的专用车把我接回去的。公布去世也就几个小时之后。
记者：直接回的家，还是直接接回中南海？
孔继宁：回的家。没有去中南海。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去守灵的？
孔继宁：是10号开始还是哪天开始，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9月18号举行的追悼会，之前这段时间，我们这几家，毛岸青一家，李娜一家，我们一家，就是分批去守。在那一站就几个钟头。当时没有水晶棺，当时上面盖了一个有机玻璃的框，人民群众有组织的来瞻仰，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一直几乎天天在那守灵每天去几个小时。
记者：追悼会后，你回到学校第一天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孔继宁：刚回去我的身份就公开化了，很多人都知道了，有的就来问，那个时候毕竟都是孩子，大家有一些好奇，有一些疑问，知道身份之后，可能有些同学就疏远我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更多的提自己的身世也有这个考虑，孩子那个时候都希望能交到最知心的朋友，有些随着年龄增长，十几岁大家都会有想法了，你是那个家庭的，你跟我们不是一条路的，这样交起朋友来就不是那么非常贴心了。这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记者：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时，全国近80万人参加了义务劳动。
孔继宁：纪念堂建设时。我们全家参加了劳动，我记得我们用砂纸把钢筋的锈打掉，四根钢筋，中间有钢布捆成一个方柱体。
记者：现在主席纪念堂你们每年都去吗？
孔继宁：每年都去，一个是9月9号早上，还有一个是12月26号早上。明天早晨就去。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希望医院的建设，为什么？这与你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系吗？
孔继宁：对，我们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一起合作，发起成立东方昆仑公益基金，有很多公益事情要做，我们现在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希望医院医院-乡镇卫生院救助行动。不少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农民面临的问题，主席这一生包括这个党都是为了更多的老百姓考虑的，人民当中相当大部分是在农村，8亿农民，这些人的疾苦，这些人的温饱实际上都是牵动着每一代领导人的心。主席曾经多次讲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如果解决不好农民问题，中国的发展是没有方向的。
这个是我们研究中心03年帮助我妈妈策划的一本书《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这本书从策划到采访我妈到出版搞首发式36天的时间。主要是讲她童年在主席身边，如何受益于主席的思想，如何教育她从一个孩子如何能够走入社会，能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主席对她们的教育又传到了我们的身上，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对人民有意义的人。
尽管现在社会非常重视，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农民是更加关心，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毕竟政府的一些行为不可能顾及这么多，我们就想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为广大贫困地区老百姓做点实事,做点好事。卫生部一个副部长曾经有一个统计，大概40%到60%的农民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我们就想能够倡导社会能够捐助这些医院，现在希望小学已经有了很多成功例子，但是医院这一块还是一个缺口，我们搞希望医院某种程度上也是开了一个先河。
记者：对农民的感情和您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关系吗？
孔继宁：你老家是哪的啊？
记者：我是陕西西安的。你会说陕西话？
孔继宁：那咱们是“乡党”（陕西方言，老乡的意思）。陕西话有些个别的会。应该说有的时候跟着说还能蹦出几句。
孔继宁：我过去因为家里的安排还有学校的一些组织，我们那个时候上中学经常到农村去。就是到北京郊区的地方，住在农民家里，一住就住一两个月，什么劳动活都干，我们这一代人对农民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缺什么，当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赶快要付诸实施。
记者：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孔老师并非继字辈的，但是主席执意要给你起这个名字，为什么？
孔继宁：没有这么严重。我的名字是主席和我爷爷一起商定的。没有排辈，孔家来讲我是德字辈。继宁，就是继承列宁的遗志。我出生日期是10月27号，俄国十月革命俄历日期是10月25号，比较接近。主席当时有很多考虑，国际形势，1962年时咱们正在和苏联老大哥论战。
记者：现在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文革，你怎么看？
孔继宁：文革太敏感了，今年也是文革开始的40周年，结束的30周年，这个东西比较敏感。从我的感觉来讲，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生都是在探索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命运往哪条路上走。他到了晚年完全应该是功成名就了，是隐退的时候了，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以后退了做学问。但是为什么没有退下来呢？为什么不见好就收，有的领导见好就收了，在最巅峰的时候，但他并没有，他还在不断探索，思考，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很多问题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苗头，今后的路怎么走，既然探索就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有成和不成的可能。就会有别人评价。他对他自己的评价是三七开。之后文革被一些人利用了，使得文革的结局走到那么一个方向上去，这也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想看到的，实际上在68年的时候，已经看到文革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席就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不能影响经济，不能影响生产发展。据了解，文革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都在7%以上。
记者：76年应该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您现在回忆起那一年，还有什么感受？
孔继宁：我感觉那一年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我父母是站在和四人帮斗争的前列，包括我妈原来的单位，他们这批人都是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先是反林彪这个集团，后来又是反江青这个集团，所以他们的生命安危随时随地可能出现问题。这一年四月天安门事件，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压抑。总理去世，朱老总去世，地震，就觉得这一年天灾人祸太多了，几乎这一年的9个月时间，人们几乎都是在悲痛之中度过的，突然一天宣布了粉碎四人帮，这一天人们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我有幸享受到那么一种快乐，而且我父母心里面的一块石头落定。我妹妹72年出生，她出生以后，我父母不只一次跟我讲，说你得学会带妹妹，我那个时候72年我不到10岁，她1月份出生，我刚刚过完9岁生日，让我学会带妹妹，家里的一些活那个时候就开始干了，他们就讲了爸爸妈妈的脑袋都是系在裤腰带上的，随时有可能就不见了，我后来意识到当时很多人只要是反四人帮的人突然随时都会失踪，不知道到哪去劳改了，关起来了，还是被整死了。我从记事之后开始，这种压抑的心情就一直都有。
记者：我跟您聊这么长时间，发现您抽烟的姿势等有很多方面和主席相似。主席抽烟一天至少三包，您现在一天抽多少？
孔继宁：一包半到两包。我的观点是我就是我，我要做的更多的是继承和传承主席的思想。
记者：您知不知道在网上很多人因为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如果要您对这些人说些话，会是什么？
孔继宁：读懂历史，读懂毛泽东，多读多懂，现在很多人很浮躁，人云亦云，“毛泽东那个时候搞的那么贫困，看我们今天生活多好”：举个例子，我们吃到第五个馒头的时候觉得自己饱了，但不能说功劳都记在第五个馒头上，肯定也有第一个馒头作为垫底的，很多东西要历史地去看，把历史背景要深入读懂读透，当时这一批革命者，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些革命者，他们在那种历史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要求前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都做完了，后人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一定要历史客观全面。
http://book.qq.com/a/20060911/000009.htm
孔继宁：实事求是，任何东西就是一定要调查研究，一定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方针；再有一个是群众路线或者说是为人民服务，主席是一直把人民放在心中；第三个就是独立自主。不管我们过去在苏联老大哥的指导之下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坚持独立自主。建国之后我们的国防，外交，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绝大部分都是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我们从来不依赖于别人，现在我们总体上来说，还在遵循这个独立自主的政策，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些经济建设，还是以独立自主为主。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席教会人们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看待事物，解决问题。
记者：在21世纪或者说在2006年的中国社会，您觉得毛泽东思想的现实价值在哪里？
孔继宁：毛泽东思想能帮助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当然你去读主席的这些著作都有对很多问题的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他在告诉人们一个世界观方法论，如何看待事物，包括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他的理论可以说你不能完全用太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思想，他想的非常远，也许是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来考虑的，有些事情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你刚刚说93年之后为什么对主席怀念又热起来了，他的思想经过几十年越来越能够说明问题，越来越能够解释社会的很多问题。
记者：作为毛泽东的外孙，必定会有许多与这个身份相关的经历，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些？
孔继宁：主席逝世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只有14岁。因为主席是一个心系全国人民，整个中国发展以及党和人民的发展，心系老百姓，自己对于家人没有过多的来考虑和关心。我们都是在社会上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学习也好，拼搏也好，靠自己来发展。
记者：当时，一年中能和主席见几面？
孔继宁：我出生以后，将近两年，我妈妈，我爸爸，我们这一家就搬出中南海，所以几乎和主席不在一起生活，之后不断地还会带我去中南海看看外公，现在印象不是很深了。
我父母那个时候都是靠自己，都不向自己父母要一分钱，都是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在生活。到了文革开始以后，一个是整个社会当时的那么一种情况，再加上我父母也确实比较忙，再有一些其他原因，一些人阻碍去中南海，我妈妈去看她的父亲都很难了，很少了。我印象当中也就是文革开始之前，外公生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吃吃饭，文革开始之后，就很少去了。当时主席也是比较忙比较累，我妈妈可能去看主席的时候，也不一定每次都带着我，再加上我上学以后，主席的生日（12月26日）基本上我们还没有放假，赶上星期日还去，没有星期日基本不带我去了，还有一个因素，文革越往后，连我妈妈都没有机会去看了。
记者：主席有几次病重的时候，你们都在身边吗？
孔继宁：几乎都不在。毛泽东这个人最贴身最贴心的亲人就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吴连登叔叔这样，他最亲的亲人就是身边的警卫员，秘书，警卫参谋，医生护士，这都是他最亲的人。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过关于您的报道，您曾经说过不愿意别人知道您的身份。这是为什么？
孔继宁：应该说这种情况有几个阶段。在我不懂事之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由我来做主，这个时候是父母不希望我身世让更多人知道，在那么一种社会环境下，毛泽东高高在上，他的子孙走到哪如果被大家这么捧的话，带着一个光环，不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这是很正常的，也是非常可以能够理解的考虑。我们几乎到哪儿，每换一个环境，我们绝对不会自己主动去说自己是谁家谁家的孩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瞒不住了，我上学开始隐瞒了有四五年。校领导可能知道，个别老师可能知道，但是绝大多数都不知道。我都跟其他学生一样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让我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用他们的思想感情来考虑问题，这是他们从小教育孩子的一个方式。
成年了以后，这种影响这种习惯性的东西还一直都在，我上大学以后，也是瞒着，曾经是我中学同学的人，后来说漏嘴了，大概一年多以后，上大学时瞒了一年，终于瞒不住了。
其实他们当时有一个考虑也是作为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光环不利于孩子发展，再一个孩子背上很多压力。比如我跳高跳不过去，孩子非要想着自己是谁的后代，硬拼着非要过去，我内心实际上是这样的，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80年上大学以后，基本上对毛主席什么样的声音都有，骂的声音，不温不火的，赞扬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才开始有这种心理上的包袱，虽然我们心里这杆秤一直还在，坚信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的一些议论我们心理知道，但是不一定要发生这种冲突。
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愿意过多说自己家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现在也不一定说为了什么，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炫耀，因为我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和老百姓一样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同学从来不把我当做一个领袖的后人，如果说有这么一层，人家知道了以后，可能交起朋友不是那么太实在。
记者：您最后一次见主席是在什么时候？
孔继宁：最后一次就是我记事之后就再也没有见着了。文革当中我父亲挨整，包括我爷爷都挨过整，那么一个历史时期，很多人都逃不掉。76年9月份主席去世前弥留之际病危，当时中央特批我妈妈去看他，这个时候我妈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且一直都不让她去，这个时候让她去了，不可能想到发生什么事情，自然也不会想到带孩子，而且当时我还上学，这样失去了最后一次见外公的机会。
我知道主席去世，跟所有人知道主席去世相差几个小时，也就是说我是一大早知道的，我当时还在学校跑操，老师把我叫出去，说你家人来找了。当时我们家没有专车，因为主席去世以后，当时我妈妈她们单位派了一辆临时的专用车把我接回去的。公布去世也就几个小时之后。
记者：直接回的家，还是直接接回中南海？
孔继宁：回的家。没有去中南海。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去守灵的？
孔继宁：是10号开始还是哪天开始，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9月18号举行的追悼会，之前这段时间，我们这几家，毛岸青一家，李娜一家，我们一家，就是分批去守。在那一站就几个钟头。当时没有水晶棺，当时上面盖了一个有机玻璃的框，人民群众有组织的来瞻仰，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一直几乎天天在那守灵每天去几个小时。
记者：追悼会后，你回到学校第一天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孔继宁：刚回去我的身份就公开化了，很多人都知道了，有的就来问，那个时候毕竟都是孩子，大家有一些好奇，有一些疑问，知道身份之后，可能有些同学就疏远我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更多的提自己的身世也有这个考虑，孩子那个时候都希望能交到最知心的朋友，有些随着年龄增长，十几岁大家都会有想法了，你是那个家庭的，你跟我们不是一条路的，这样交起朋友来就不是那么非常贴心了。这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记者：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时，全国近80万人参加了义务劳动。
孔继宁：纪念堂建设时。我们全家参加了劳动，我记得我们用砂纸把钢筋的锈打掉，四根钢筋，中间有钢布捆成一个方柱体。
记者：现在主席纪念堂你们每年都去吗？
孔继宁：每年都去，一个是9月9号早上，还有一个是12月26号早上。明天早晨就去。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希望医院的建设，为什么？这与你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系吗？
孔继宁：对，我们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一起合作，发起成立东方昆仑公益基金，有很多公益事情要做，我们现在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希望医院医院-乡镇卫生院救助行动。不少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农民面临的问题，主席这一生包括这个党都是为了更多的老百姓考虑的，人民当中相当大部分是在农村，8亿农民，这些人的疾苦，这些人的温饱实际上都是牵动着每一代领导人的心。主席曾经多次讲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如果解决不好农民问题，中国的发展是没有方向的。
这个是我们研究中心03年帮助我妈妈策划的一本书《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这本书从策划到采访我妈到出版搞首发式36天的时间。主要是讲她童年在主席身边，如何受益于主席的思想，如何教育她从一个孩子如何能够走入社会，能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主席对她们的教育又传到了我们的身上，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对人民有意义的人。
尽管现在社会非常重视，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农民是更加关心，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毕竟政府的一些行为不可能顾及这么多，我们就想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为广大贫困地区老百姓做点实事,做点好事。卫生部一个副部长曾经有一个统计，大概40%到60%的农民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我们就想能够倡导社会能够捐助这些医院，现在希望小学已经有了很多成功例子，但是医院这一块还是一个缺口，我们搞希望医院某种程度上也是开了一个先河。
记者：对农民的感情和您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关系吗？
孔继宁：你老家是哪的啊？
记者：我是陕西西安的。你会说陕西话？
孔继宁：那咱们是“乡党”（陕西方言，老乡的意思）。陕西话有些个别的会。应该说有的时候跟着说还能蹦出几句。
孔继宁：我过去因为家里的安排还有学校的一些组织，我们那个时候上中学经常到农村去。就是到北京郊区的地方，住在农民家里，一住就住一两个月，什么劳动活都干，我们这一代人对农民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缺什么，当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赶快要付诸实施。
记者：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孔老师并非继字辈的，但是主席执意要给你起这个名字，为什么？
孔继宁：没有这么严重。我的名字是主席和我爷爷一起商定的。没有排辈，孔家来讲我是德字辈。继宁，就是继承列宁的遗志。我出生日期是10月27号，俄国十月革命俄历日期是10月25号，比较接近。主席当时有很多考虑，国际形势，1962年时咱们正在和苏联老大哥论战。
记者：现在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文革，你怎么看？
孔继宁：文革太敏感了，今年也是文革开始的40周年，结束的30周年，这个东西比较敏感。从我的感觉来讲，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生都是在探索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命运往哪条路上走。他到了晚年完全应该是功成名就了，是隐退的时候了，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以后退了做学问。但是为什么没有退下来呢？为什么不见好就收，有的领导见好就收了，在最巅峰的时候，但他并没有，他还在不断探索，思考，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很多问题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苗头，今后的路怎么走，既然探索就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有成和不成的可能。就会有别人评价。他对他自己的评价是三七开。之后文革被一些人利用了，使得文革的结局走到那么一个方向上去，这也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想看到的，实际上在68年的时候，已经看到文革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席就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不能影响经济，不能影响生产发展。据了解，文革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都在7%以上。
记者：76年应该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您现在回忆起那一年，还有什么感受？
孔继宁：我感觉那一年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我父母是站在和四人帮斗争的前列，包括我妈原来的单位，他们这批人都是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先是反林彪这个集团，后来又是反江青这个集团，所以他们的生命安危随时随地可能出现问题。这一年四月天安门事件，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压抑。总理去世，朱老总去世，地震，就觉得这一年天灾人祸太多了，几乎这一年的9个月时间，人们几乎都是在悲痛之中度过的，突然一天宣布了粉碎四人帮，这一天人们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我有幸享受到那么一种快乐，而且我父母心里面的一块石头落定。我妹妹72年出生，她出生以后，我父母不只一次跟我讲，说你得学会带妹妹，我那个时候72年我不到10岁，她1月份出生，我刚刚过完9岁生日，让我学会带妹妹，家里的一些活那个时候就开始干了，他们就讲了爸爸妈妈的脑袋都是系在裤腰带上的，随时有可能就不见了，我后来意识到当时很多人只要是反四人帮的人突然随时都会失踪，不知道到哪去劳改了，关起来了，还是被整死了。我从记事之后开始，这种压抑的心情就一直都有。
记者：我跟您聊这么长时间，发现您抽烟的姿势等有很多方面和主席相似。主席抽烟一天至少三包，您现在一天抽多少？
孔继宁：一包半到两包。我的观点是我就是我，我要做的更多的是继承和传承主席的思想。
记者：您知不知道在网上很多人因为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如果要您对这些人说些话，会是什么？
孔继宁：读懂历史，读懂毛泽东，多读多懂，现在很多人很浮躁，人云亦云，“毛泽东那个时候搞的那么贫困，看我们今天生活多好”：举个例子，我们吃到第五个馒头的时候觉得自己饱了，但不能说功劳都记在第五个馒头上，肯定也有第一个馒头作为垫底的，很多东西要历史地去看，把历史背景要深入读懂读透，当时这一批革命者，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些革命者，他们在那种历史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要求前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都做完了，后人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一定要历史客观全面。
http://book.qq.com/a/20060911/000009.htm
最近他孙子曝光比较多，转个他外孙的老新闻
嫡孙和外孙应该先来一场决斗，谁赢谁代表战无不胜的毛思想，把年增长7%的文革进行下去！:victory:
没办法，老毛的后人不靠老毛这个大门面，真的别混了
比他表弟帅多了哈
毛家和孔家的结合，倒也挺有戏剧性:D
毛家和孔家的结合，倒也挺有戏剧性: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