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推荐：《开卷有疑》是一本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好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01:32
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人的话自是不错，可是它的前提是，这历史必得是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卢沟桥事变”等史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略知一二。可是近代史由于离今天相去不远，史料的充足带给它另外的困境，那就是不同的学者，不同观点和阅历的人们对于同一史实会得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近代史中族群和党派的对立和恩怨，则强化了这种差异。所幸，近年我们陆续看到一些有责任心的史学家，他们凭藉自身深厚的史学功力和勇气，正试图拨开笼罩在近代史上的层层迷雾，其中的佼佼者包括茅海建、杨奎松、王奇生和高华等学者。
研究历史要摆脱现实政治束缚
记者：您认为注意坚持这样一种既要深入、又要超然的研究态度，对历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杨奎松：举一个例子。我在《开卷有疑》书中一上来就谈到了围绕着孙中山当年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国人中间所存在的一种争论，即孙中山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问题是由在日本所发现的孙中山当年为谋求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不惜向日本当局承诺出让“满蒙权益”的各种文献资料所引起的。说孙中山不爱国，那他革命干什么？问题在于，和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的是，当年孙中山所想要建立的那个“国”，并非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国”。孙中山当年最基本的革命目标，就是把满人赶回到关外去，而在长城以内重建一个汉人自己的中华国家。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当中去，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人对何谓中国，以及应当如何建国，有着和我们今人的中国概念非常不同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对历史人物及其他们的种种做法轻易地指手划脚。
记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按照传统的革命史观的理解方法，只要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要革命，谁主导革命成功，其他一切不合乎革命的人和事，只要视其为反动腐朽就可以了？
杨奎松：对毛泽东，或对蒋介石，在海内外华人中间，包括生活在大陆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及其生长环境等不同的人之间，看法非常不同，甚至十分对立。因为都是讲革命，大陆上讲的是一套，过去台湾国民党讲的是另一套，互以对方为反革命，以自己为革命。当然，这样一种历史观，只有在政治封闭的情况下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与条件。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就会逐渐地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非黑即白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
举一个例子。记得我1990年代有一次去东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一位军校的研究者提交的论文痛斥苏联在中东铁路事件当中的侵略行径。其说看上去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的，因为他的逻辑在今天确实是可以成立的。文章认为，一来中东铁路是沙俄以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并霸占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之后，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花钱修建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苏俄革命成功后曾一度宣布愿意放弃其权利，后又反悔并坚持其管理权，此事已有损中国主权。二来张学良1929年武力接收中东路权，实属中国方面维护主权之行为，苏联竟至出动海陆空军侵入中国境内，一举歼灭东北军海陆军上万精锐，重实与帝国主义无异。但是，这种在今天看来“政治正确”的逻辑，却未必符合当年中共的“政治正确”。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肯定张学良武力接收中东路权的行动，并认定南京国民政府力挺张学良的做法是维护中国主权，那么当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装保卫苏联”，积极配合苏军牵制打击国民党军的做法，又当如何解释呢？时代的变迁，曾经结为同盟的中苏关系久已演化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关系，且长期交恶，影响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从民族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过去存在过的历史纠纷。殊不知，当年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当年收回路权的行动就是打着“革命外交”的旗号进行的。
还原历史真相是件很难的事情
记者：其实，还原历史真相是一件很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读了您的《开卷有疑》一书，就很让人感慨，不仅历史中间遍布疑点，就连历史著作里面也常常谬误百出。
杨奎松：正所谓“以史为鉴”。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太过强调“革命”，而忽略了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传统的革命史观之不可取，不是因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认为这种史观太过强调政治的标准了。
如红军长征的问题。我们刚刚庆祝过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要以1936年10月22日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日呢？表面上，这是因为这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宁会师的胜利日子。但实际上这却和按照革命史观解读历史的某种需要是相联系的。只要我们读历史时稍稍细心一些，就不难发现，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甘北之日，不仅不是红军长征最后胜利之时，恰恰是红军陷入空前危机之期。因为，此前红军兵分三处，国民党军顾得了南，顾不了北。因此陕北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对作战消极的地方军阀武装一度对付起来还得心应手。而这时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北一隅之地，原定是要去接取苏联援助的，但宁夏战役的迅速失利，两万余红军主力被阻隔于黄河西岸，剩下5万红军伤病过半，粮弹匮乏。国民党中央军这时却大批尾随而至，形成三面合围。进入10月底11月初，红军在甘北再无回旋余地，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新的长征作战计划，准备向东突围，要在基本上已是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地区再度进行长途征战，其险恶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正是为什么蒋介石会在12月初不顾一切赶赴西安，集中军政要员，坚持“剿”共作战已至“最后五分钟”，下决心要毕其功于一役。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表示说：张学良这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由此不难了解，没有西安事变，中国革命的历史难免会被改写。显然，这种把红军长征与西安事变割裂开来的做法，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对西安事变及其背后中共依据莫斯科指示实施统战新策略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评估，而且也造成了对红军长征胜利原因的某种误读。
关于民族国家
记者：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两个方面，而中国从近代开始向现代国家方向迈进之日起，几乎所有当政者都高唱民族主权而压制人民主权的实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杨奎松：依我所见，是工业化水平过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还不存在一个由于在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能够产生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欧洲民主国家早年的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情况有着极大的不同。上百年来，凡经济落后国家，都有此种痼疾。消除此痼疾别无他法，只有发展资本主义，使经济成长达到相当水平而已。此种发展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某宗主国或某强国主导该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渐实现之。一种是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获得民族独立和统一，造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进而由经济而政治，最终改变专制体制走向民主。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对国民党在1927-1937年间统一中国的尝试与努力，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蒋经国1987年能够自主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促成民主政治，未尝不是这种内在逻辑力量作用的结果。(据《南都周刊》谢海涛/文)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人的话自是不错，可是它的前提是，这历史必得是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卢沟桥事变”等史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略知一二。可是近代史由于离今天相去不远，史料的充足带给它另外的困境，那就是不同的学者，不同观点和阅历的人们对于同一史实会得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近代史中族群和党派的对立和恩怨，则强化了这种差异。所幸，近年我们陆续看到一些有责任心的史学家，他们凭藉自身深厚的史学功力和勇气，正试图拨开笼罩在近代史上的层层迷雾，其中的佼佼者包括茅海建、杨奎松、王奇生和高华等学者。
研究历史要摆脱现实政治束缚
记者：您认为注意坚持这样一种既要深入、又要超然的研究态度，对历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杨奎松：举一个例子。我在《开卷有疑》书中一上来就谈到了围绕着孙中山当年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国人中间所存在的一种争论，即孙中山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问题是由在日本所发现的孙中山当年为谋求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不惜向日本当局承诺出让“满蒙权益”的各种文献资料所引起的。说孙中山不爱国，那他革命干什么？问题在于，和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的是，当年孙中山所想要建立的那个“国”，并非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国”。孙中山当年最基本的革命目标，就是把满人赶回到关外去，而在长城以内重建一个汉人自己的中华国家。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当中去，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人对何谓中国，以及应当如何建国，有着和我们今人的中国概念非常不同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对历史人物及其他们的种种做法轻易地指手划脚。
记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按照传统的革命史观的理解方法，只要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要革命，谁主导革命成功，其他一切不合乎革命的人和事，只要视其为反动腐朽就可以了？
杨奎松：对毛泽东，或对蒋介石，在海内外华人中间，包括生活在大陆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及其生长环境等不同的人之间，看法非常不同，甚至十分对立。因为都是讲革命，大陆上讲的是一套，过去台湾国民党讲的是另一套，互以对方为反革命，以自己为革命。当然，这样一种历史观，只有在政治封闭的情况下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与条件。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就会逐渐地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非黑即白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
举一个例子。记得我1990年代有一次去东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一位军校的研究者提交的论文痛斥苏联在中东铁路事件当中的侵略行径。其说看上去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的，因为他的逻辑在今天确实是可以成立的。文章认为，一来中东铁路是沙俄以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并霸占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之后，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花钱修建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苏俄革命成功后曾一度宣布愿意放弃其权利，后又反悔并坚持其管理权，此事已有损中国主权。二来张学良1929年武力接收中东路权，实属中国方面维护主权之行为，苏联竟至出动海陆空军侵入中国境内，一举歼灭东北军海陆军上万精锐，重实与帝国主义无异。但是，这种在今天看来“政治正确”的逻辑，却未必符合当年中共的“政治正确”。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肯定张学良武力接收中东路权的行动，并认定南京国民政府力挺张学良的做法是维护中国主权，那么当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装保卫苏联”，积极配合苏军牵制打击国民党军的做法，又当如何解释呢？时代的变迁，曾经结为同盟的中苏关系久已演化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关系，且长期交恶，影响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从民族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过去存在过的历史纠纷。殊不知，当年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当年收回路权的行动就是打着“革命外交”的旗号进行的。
还原历史真相是件很难的事情
记者：其实，还原历史真相是一件很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读了您的《开卷有疑》一书，就很让人感慨，不仅历史中间遍布疑点，就连历史著作里面也常常谬误百出。
杨奎松：正所谓“以史为鉴”。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太过强调“革命”，而忽略了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传统的革命史观之不可取，不是因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认为这种史观太过强调政治的标准了。
如红军长征的问题。我们刚刚庆祝过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要以1936年10月22日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日呢？表面上，这是因为这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宁会师的胜利日子。但实际上这却和按照革命史观解读历史的某种需要是相联系的。只要我们读历史时稍稍细心一些，就不难发现，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甘北之日，不仅不是红军长征最后胜利之时，恰恰是红军陷入空前危机之期。因为，此前红军兵分三处，国民党军顾得了南，顾不了北。因此陕北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对作战消极的地方军阀武装一度对付起来还得心应手。而这时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北一隅之地，原定是要去接取苏联援助的，但宁夏战役的迅速失利，两万余红军主力被阻隔于黄河西岸，剩下5万红军伤病过半，粮弹匮乏。国民党中央军这时却大批尾随而至，形成三面合围。进入10月底11月初，红军在甘北再无回旋余地，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新的长征作战计划，准备向东突围，要在基本上已是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地区再度进行长途征战，其险恶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正是为什么蒋介石会在12月初不顾一切赶赴西安，集中军政要员，坚持“剿”共作战已至“最后五分钟”，下决心要毕其功于一役。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表示说：张学良这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由此不难了解，没有西安事变，中国革命的历史难免会被改写。显然，这种把红军长征与西安事变割裂开来的做法，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对西安事变及其背后中共依据莫斯科指示实施统战新策略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评估，而且也造成了对红军长征胜利原因的某种误读。
关于民族国家
记者：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两个方面，而中国从近代开始向现代国家方向迈进之日起，几乎所有当政者都高唱民族主权而压制人民主权的实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杨奎松：依我所见，是工业化水平过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还不存在一个由于在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能够产生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欧洲民主国家早年的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情况有着极大的不同。上百年来，凡经济落后国家，都有此种痼疾。消除此痼疾别无他法，只有发展资本主义，使经济成长达到相当水平而已。此种发展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某宗主国或某强国主导该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渐实现之。一种是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获得民族独立和统一，造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进而由经济而政治，最终改变专制体制走向民主。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对国民党在1927-1937年间统一中国的尝试与努力，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蒋经国1987年能够自主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促成民主政治，未尝不是这种内在逻辑力量作用的结果。(据《南都周刊》谢海涛/文)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人的话自是不错，可是它的前提是，这历史必得是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卢沟桥事变”等史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略知一二。可是近代史由于离今天相去不远，史料的充足带给它另外的困境，那就是不同的学者，不同观点和阅历的人们对于同一史实会得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近代史中族群和党派的对立和恩怨，则强化了这种差异。所幸，近年我们陆续看到一些有责任心的史学家，他们凭藉自身深厚的史学功力和勇气，正试图拨开笼罩在近代史上的层层迷雾，其中的佼佼者包括茅海建、杨奎松、王奇生和高华等学者。
研究历史要摆脱现实政治束缚
记者：您认为注意坚持这样一种既要深入、又要超然的研究态度，对历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杨奎松：举一个例子。我在《开卷有疑》书中一上来就谈到了围绕着孙中山当年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国人中间所存在的一种争论，即孙中山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问题是由在日本所发现的孙中山当年为谋求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不惜向日本当局承诺出让“满蒙权益”的各种文献资料所引起的。说孙中山不爱国，那他革命干什么？问题在于，和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的是，当年孙中山所想要建立的那个“国”，并非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国”。孙中山当年最基本的革命目标，就是把满人赶回到关外去，而在长城以内重建一个汉人自己的中华国家。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当中去，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人对何谓中国，以及应当如何建国，有着和我们今人的中国概念非常不同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对历史人物及其他们的种种做法轻易地指手划脚。
记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按照传统的革命史观的理解方法，只要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要革命，谁主导革命成功，其他一切不合乎革命的人和事，只要视其为反动腐朽就可以了？
杨奎松：对毛泽东，或对蒋介石，在海内外华人中间，包括生活在大陆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及其生长环境等不同的人之间，看法非常不同，甚至十分对立。因为都是讲革命，大陆上讲的是一套，过去台湾国民党讲的是另一套，互以对方为反革命，以自己为革命。当然，这样一种历史观，只有在政治封闭的情况下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与条件。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就会逐渐地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非黑即白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
举一个例子。记得我1990年代有一次去东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一位军校的研究者提交的论文痛斥苏联在中东铁路事件当中的侵略行径。其说看上去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的，因为他的逻辑在今天确实是可以成立的。文章认为，一来中东铁路是沙俄以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并霸占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之后，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花钱修建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苏俄革命成功后曾一度宣布愿意放弃其权利，后又反悔并坚持其管理权，此事已有损中国主权。二来张学良1929年武力接收中东路权，实属中国方面维护主权之行为，苏联竟至出动海陆空军侵入中国境内，一举歼灭东北军海陆军上万精锐，重实与帝国主义无异。但是，这种在今天看来“政治正确”的逻辑，却未必符合当年中共的“政治正确”。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肯定张学良武力接收中东路权的行动，并认定南京国民政府力挺张学良的做法是维护中国主权，那么当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装保卫苏联”，积极配合苏军牵制打击国民党军的做法，又当如何解释呢？时代的变迁，曾经结为同盟的中苏关系久已演化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关系，且长期交恶，影响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从民族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过去存在过的历史纠纷。殊不知，当年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当年收回路权的行动就是打着“革命外交”的旗号进行的。
还原历史真相是件很难的事情
记者：其实，还原历史真相是一件很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读了您的《开卷有疑》一书，就很让人感慨，不仅历史中间遍布疑点，就连历史著作里面也常常谬误百出。
杨奎松：正所谓“以史为鉴”。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太过强调“革命”，而忽略了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传统的革命史观之不可取，不是因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认为这种史观太过强调政治的标准了。
如红军长征的问题。我们刚刚庆祝过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要以1936年10月22日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日呢？表面上，这是因为这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宁会师的胜利日子。但实际上这却和按照革命史观解读历史的某种需要是相联系的。只要我们读历史时稍稍细心一些，就不难发现，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甘北之日，不仅不是红军长征最后胜利之时，恰恰是红军陷入空前危机之期。因为，此前红军兵分三处，国民党军顾得了南，顾不了北。因此陕北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对作战消极的地方军阀武装一度对付起来还得心应手。而这时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北一隅之地，原定是要去接取苏联援助的，但宁夏战役的迅速失利，两万余红军主力被阻隔于黄河西岸，剩下5万红军伤病过半，粮弹匮乏。国民党中央军这时却大批尾随而至，形成三面合围。进入10月底11月初，红军在甘北再无回旋余地，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新的长征作战计划，准备向东突围，要在基本上已是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地区再度进行长途征战，其险恶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正是为什么蒋介石会在12月初不顾一切赶赴西安，集中军政要员，坚持“剿”共作战已至“最后五分钟”，下决心要毕其功于一役。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表示说：张学良这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由此不难了解，没有西安事变，中国革命的历史难免会被改写。显然，这种把红军长征与西安事变割裂开来的做法，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对西安事变及其背后中共依据莫斯科指示实施统战新策略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评估，而且也造成了对红军长征胜利原因的某种误读。
关于民族国家
记者：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两个方面，而中国从近代开始向现代国家方向迈进之日起，几乎所有当政者都高唱民族主权而压制人民主权的实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杨奎松：依我所见，是工业化水平过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还不存在一个由于在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能够产生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欧洲民主国家早年的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情况有着极大的不同。上百年来，凡经济落后国家，都有此种痼疾。消除此痼疾别无他法，只有发展资本主义，使经济成长达到相当水平而已。此种发展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某宗主国或某强国主导该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渐实现之。一种是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获得民族独立和统一，造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进而由经济而政治，最终改变专制体制走向民主。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对国民党在1927-1937年间统一中国的尝试与努力，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蒋经国1987年能够自主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促成民主政治，未尝不是这种内在逻辑力量作用的结果。(据《南都周刊》谢海涛/文)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人的话自是不错，可是它的前提是，这历史必得是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卢沟桥事变”等史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略知一二。可是近代史由于离今天相去不远，史料的充足带给它另外的困境，那就是不同的学者，不同观点和阅历的人们对于同一史实会得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近代史中族群和党派的对立和恩怨，则强化了这种差异。所幸，近年我们陆续看到一些有责任心的史学家，他们凭藉自身深厚的史学功力和勇气，正试图拨开笼罩在近代史上的层层迷雾，其中的佼佼者包括茅海建、杨奎松、王奇生和高华等学者。
研究历史要摆脱现实政治束缚
记者：您认为注意坚持这样一种既要深入、又要超然的研究态度，对历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杨奎松：举一个例子。我在《开卷有疑》书中一上来就谈到了围绕着孙中山当年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国人中间所存在的一种争论，即孙中山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问题是由在日本所发现的孙中山当年为谋求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不惜向日本当局承诺出让“满蒙权益”的各种文献资料所引起的。说孙中山不爱国，那他革命干什么？问题在于，和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的是，当年孙中山所想要建立的那个“国”，并非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国”。孙中山当年最基本的革命目标，就是把满人赶回到关外去，而在长城以内重建一个汉人自己的中华国家。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当中去，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人对何谓中国，以及应当如何建国，有着和我们今人的中国概念非常不同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对历史人物及其他们的种种做法轻易地指手划脚。
记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按照传统的革命史观的理解方法，只要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要革命，谁主导革命成功，其他一切不合乎革命的人和事，只要视其为反动腐朽就可以了？
杨奎松：对毛泽东，或对蒋介石，在海内外华人中间，包括生活在大陆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及其生长环境等不同的人之间，看法非常不同，甚至十分对立。因为都是讲革命，大陆上讲的是一套，过去台湾国民党讲的是另一套，互以对方为反革命，以自己为革命。当然，这样一种历史观，只有在政治封闭的情况下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与条件。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就会逐渐地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非黑即白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
举一个例子。记得我1990年代有一次去东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一位军校的研究者提交的论文痛斥苏联在中东铁路事件当中的侵略行径。其说看上去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的，因为他的逻辑在今天确实是可以成立的。文章认为，一来中东铁路是沙俄以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并霸占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之后，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花钱修建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苏俄革命成功后曾一度宣布愿意放弃其权利，后又反悔并坚持其管理权，此事已有损中国主权。二来张学良1929年武力接收中东路权，实属中国方面维护主权之行为，苏联竟至出动海陆空军侵入中国境内，一举歼灭东北军海陆军上万精锐，重实与帝国主义无异。但是，这种在今天看来“政治正确”的逻辑，却未必符合当年中共的“政治正确”。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肯定张学良武力接收中东路权的行动，并认定南京国民政府力挺张学良的做法是维护中国主权，那么当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装保卫苏联”，积极配合苏军牵制打击国民党军的做法，又当如何解释呢？时代的变迁，曾经结为同盟的中苏关系久已演化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关系，且长期交恶，影响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从民族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过去存在过的历史纠纷。殊不知，当年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当年收回路权的行动就是打着“革命外交”的旗号进行的。
还原历史真相是件很难的事情
记者：其实，还原历史真相是一件很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读了您的《开卷有疑》一书，就很让人感慨，不仅历史中间遍布疑点，就连历史著作里面也常常谬误百出。
杨奎松：正所谓“以史为鉴”。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太过强调“革命”，而忽略了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传统的革命史观之不可取，不是因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认为这种史观太过强调政治的标准了。
如红军长征的问题。我们刚刚庆祝过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要以1936年10月22日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日呢？表面上，这是因为这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宁会师的胜利日子。但实际上这却和按照革命史观解读历史的某种需要是相联系的。只要我们读历史时稍稍细心一些，就不难发现，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甘北之日，不仅不是红军长征最后胜利之时，恰恰是红军陷入空前危机之期。因为，此前红军兵分三处，国民党军顾得了南，顾不了北。因此陕北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对作战消极的地方军阀武装一度对付起来还得心应手。而这时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北一隅之地，原定是要去接取苏联援助的，但宁夏战役的迅速失利，两万余红军主力被阻隔于黄河西岸，剩下5万红军伤病过半，粮弹匮乏。国民党中央军这时却大批尾随而至，形成三面合围。进入10月底11月初，红军在甘北再无回旋余地，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新的长征作战计划，准备向东突围，要在基本上已是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地区再度进行长途征战，其险恶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正是为什么蒋介石会在12月初不顾一切赶赴西安，集中军政要员，坚持“剿”共作战已至“最后五分钟”，下决心要毕其功于一役。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表示说：张学良这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由此不难了解，没有西安事变，中国革命的历史难免会被改写。显然，这种把红军长征与西安事变割裂开来的做法，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对西安事变及其背后中共依据莫斯科指示实施统战新策略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评估，而且也造成了对红军长征胜利原因的某种误读。
关于民族国家
记者：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两个方面，而中国从近代开始向现代国家方向迈进之日起，几乎所有当政者都高唱民族主权而压制人民主权的实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杨奎松：依我所见，是工业化水平过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还不存在一个由于在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能够产生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欧洲民主国家早年的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情况有着极大的不同。上百年来，凡经济落后国家，都有此种痼疾。消除此痼疾别无他法，只有发展资本主义，使经济成长达到相当水平而已。此种发展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某宗主国或某强国主导该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渐实现之。一种是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获得民族独立和统一，造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进而由经济而政治，最终改变专制体制走向民主。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对国民党在1927-1937年间统一中国的尝试与努力，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蒋经国1987年能够自主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促成民主政治，未尝不是这种内在逻辑力量作用的结果。(据《南都周刊》谢海涛/文)
互以对方为反革命，以自己为革命，只有在政治封闭的情况下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与条件。
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就会逐渐地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非黑即白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
:handshake 可惜很多人还是不明白，不然这里的气氛还会好的多。
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就会逐渐地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非黑即白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
:handshake 可惜很多人还是不明白，不然这里的气氛还会好的多。
我要去看看 ！
]]
杨奎松算是左翼自由派，对毛没好感，但不排斥理论上的社会主义。
这人在史学方法上是实证主义的，自称尽量消除主观倾向，以阐明事实本身为目的。但许多时候，自身偏见还是会不自觉流露出来。可见人不是机器人，仍然还是社会的动物啊。:D
这人在史学方法上是实证主义的，自称尽量消除主观倾向，以阐明事实本身为目的。但许多时候，自身偏见还是会不自觉流露出来。可见人不是机器人，仍然还是社会的动物啊。:D
可惜很多人还是不明白，不然这里的气氛还会好的多。:D :D
最好实行新的制度，我有一个创意，或许可以让超大一夜之间世界闻名，获得社会和经济利益。不知道超大BOSS有没有兴趣？
赫尔姆林先生，我是哪一派，貌似你发言总是从派系入手研究。希望非公开的发给我。:L
如果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读好书这样爽快的感觉，那么这个论坛必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有些感触：我在参与新环保运动的时候，骨子里曾经有个顽固的主见。那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环保方案（终极环保方案）最好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L ，中国必将出现微软型的主导新技术革命的龙头企业和标准企业。但是从我四、五年奔走的经历看，共产党的政府野心勃勃的认为任何新的变革都必须保障共产党获头利。他们绝对会侵吞你的发明成果，尤其是体制性的经济变革主张。历史必将见证：我的失败，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失败。
四、五年前我就第一次呼吁，信息革命后经济发展的方向是解决西方经济掠夺自然的本质。我主张进行生态经济革命，创建生态标准公司。但是政府做了什么？（以后谈）
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专业知识，我只想警告国人：现在美国州一级的政府都开始设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前沿的生态经济名词有很多说法，本质大体相同），这种研究中心与信息革命时代的研究完全不同。他们第一次将哲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完全组合在一起，研究经济体制的弊端，如何重新构架经济产业，如何获得国民支持，在产业中有那些项目是丰厚的获利部门……可以预见，能源资源价格的高涨，机遇百年难遇。未来三屋年左右的时间，美国必将主导新的经济革命。美国还将继续拉大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技术上的优势，美国这种创新的社会生态系统保障了他们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在中国渴望技术创新的时候，美国政府却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进化着他们已经非常卓越的创新能力培养体制。
中国真正落后的不是GDP，而是产生进步的土壤，这种土壤就是优秀的社会制度，优秀的现代意识，以及有能力的人。这种社会生态文明，我们至少落后世界百年。
（只有痛心，百年崛起，中国人却发现自己和郑和下西洋一样一再失去机遇。）
最好实行新的制度，我有一个创意，或许可以让超大一夜之间世界闻名，获得社会和经济利益。不知道超大BOSS有没有兴趣？
赫尔姆林先生，我是哪一派，貌似你发言总是从派系入手研究。希望非公开的发给我。:L
如果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读好书这样爽快的感觉，那么这个论坛必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有些感触：我在参与新环保运动的时候，骨子里曾经有个顽固的主见。那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环保方案（终极环保方案）最好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L ，中国必将出现微软型的主导新技术革命的龙头企业和标准企业。但是从我四、五年奔走的经历看，共产党的政府野心勃勃的认为任何新的变革都必须保障共产党获头利。他们绝对会侵吞你的发明成果，尤其是体制性的经济变革主张。历史必将见证：我的失败，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失败。
四、五年前我就第一次呼吁，信息革命后经济发展的方向是解决西方经济掠夺自然的本质。我主张进行生态经济革命，创建生态标准公司。但是政府做了什么？（以后谈）
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专业知识，我只想警告国人：现在美国州一级的政府都开始设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前沿的生态经济名词有很多说法，本质大体相同），这种研究中心与信息革命时代的研究完全不同。他们第一次将哲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完全组合在一起，研究经济体制的弊端，如何重新构架经济产业，如何获得国民支持，在产业中有那些项目是丰厚的获利部门……可以预见，能源资源价格的高涨，机遇百年难遇。未来三屋年左右的时间，美国必将主导新的经济革命。美国还将继续拉大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技术上的优势，美国这种创新的社会生态系统保障了他们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在中国渴望技术创新的时候，美国政府却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进化着他们已经非常卓越的创新能力培养体制。
中国真正落后的不是GDP，而是产生进步的土壤，这种土壤就是优秀的社会制度，优秀的现代意识，以及有能力的人。这种社会生态文明，我们至少落后世界百年。
（只有痛心，百年崛起，中国人却发现自己和郑和下西洋一样一再失去机遇。）
神人永远是神人，永远是如此居高临下的;P
不敢说，我对你不够了解。
派不派没那么重要，它在我眼里属于方法论范畴。许多人是以极端派性掩饰自己对具体问题认知的不足，这些人不论属于哪一派，基本都是被愚弄和排斥的对象。例如本坛的liuliufe75，落日圆，zhser，凤百羽，飘渺神龙等等（最多不超过10人），都属于幼儿园派。事实对这群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什么，反正屁股早就做定了，一切都是或正或反的符号。哪派要有了这群人，算是倒霉透了，人家总以为它们是对里面的卧底。
高级的自由派还是比较多的，我最佩服的是甘阳。不过据说啊，他最近被南方报系开除出自由派行列了。;P
派不派没那么重要，它在我眼里属于方法论范畴。许多人是以极端派性掩饰自己对具体问题认知的不足，这些人不论属于哪一派，基本都是被愚弄和排斥的对象。例如本坛的liuliufe75，落日圆，zhser，凤百羽，飘渺神龙等等（最多不超过10人），都属于幼儿园派。事实对这群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什么，反正屁股早就做定了，一切都是或正或反的符号。哪派要有了这群人，算是倒霉透了，人家总以为它们是对里面的卧底。
高级的自由派还是比较多的，我最佩服的是甘阳。不过据说啊，他最近被南方报系开除出自由派行列了。;P
我觉得现在不是看中国近现代史的最好时机。再多等几年吧。或许历史能有一个较真实的还原
中东路事件那个例子，无论蒋和张的用意是什么，中共当年的口号错了，这有什么好讳言的，搞得神神道道的。
]]
]]
]]
]]
原帖由 zhiran 于 2008-3-5 16:01 发表
ytgk9999
呵呵，貌似近代和现代文明都是从西方过来的。连马克思都是，把人家的观点都打倒？关键是自己辨识吧，吸收有用的吧。
平可夫从军事专业角度评价中共无力攻打台湾，很多观点很有趣，都错吗？其实真正了解军 ...
怎么怎么？这么激动干什么？要到你疼处了？
《顾维钧回忆录》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绝对绕不过去的重要史料，稍微度过一点这套书第一卷的人都会明白，在东北的沙俄特权问题上无论中共还是国民党，均受到从列宁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威胁－－在他们眼里面毛不过是土包子，苏黑巴托尔、乔巴山采石苗正根红的共产主义者－－他会说出上面那些不知所谓的话来？
这就跟连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都见过就和人说汉字怎么解释一样，不觉得丢人么？你和我扯这么一堆没有用的有意思么？你批驳得了那些？小学生？
怎么怎么？这么激动干什么？要到你疼处了？
有点激动，人是感情动物，但是还有理智这种东西。
请谈我引用的四点具体意见，错误在哪？
比如：马克思主义三大板块，近代研究的错误。但是马克思主义一些基础理论到现在还在应用。另外这次和斑竹谈完后，以后不在同斑竹讨论问题。:P
有点激动，人是感情动物，但是还有理智这种东西。
请谈我引用的四点具体意见，错误在哪？
比如：马克思主义三大板块，近代研究的错误。但是马克思主义一些基础理论到现在还在应用。另外这次和斑竹谈完后，以后不在同斑竹讨论问题。:P
]]
怎么神人也学国军胜利转进？
提醒一下神人，你现在还在使用汉语和汉字。。。。
提醒一下神人，你现在还在使用汉语和汉字。。。。
原帖由 zhiran 于 2008-3-5 16:01 发表
ytgk9999
呵呵，貌似近代和现代文明都是从西方过来的。连马克思都是，把人家的观点都打倒？关键是自己辨识吧，吸收有用的吧。
平可夫从军事专业角度评价中共无力攻打台湾，很多观点很有趣，都错吗？其实真正了解军 ...
哼，史料考证上斗不过别人，搬出大道理来压人家是不是？可惜你连大道理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先不说你那个“谁来养活十三亿中国人”的说法－－后面的通知已经抽你嘴巴子了－－后面的依然足够可笑。我2002年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当时的初中、高中地理课本、教材辅导我记得清清楚楚，古人类是由非洲古猿进化而来，说什么中共舆论统治你也太可笑了吧？我用的是八几年版的教育部统一教材，第十几次印刷的那种，你要愿意不妨自己找几本来看看。他彭定康选择性失明你也跟着选择性失明？我看你连彭定康都不如。
后面的那句“中国古文明已经落后”的说法更让人笑破肚皮了，看来我要再一次给你科普政治常识：任何一个文明的衰亡，除非经历传说中的“超级地震、火山爆发毁灭亚特兰蒂斯”这样的灾难，否则是不可能死亡的，因为文明的层次很多，不仅包含政治制度还包含很多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规则与惯例，这些东西本就无所谓落后与先进，段时间灭亡更是无稽之谈，何来“古文明落后”的说法？最多只能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发展－－这是其一；再者，我要明确的告诉你，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制度，在进入一个国家的时候都不可能被全盘接受、直接照搬，先受到原生文化的改造、修正、转化是必然的，亚洲西化最彻底的国家是日本，但是他们的制度依然保留着大量的传统文化气息－－政治不可能被嫁接而只能被转化吸收，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
就你那点货，别出来丢人了。
杨奎松和沈志华两口子写的《中苏关系史纲》不错。中东路事件时中共不过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部，而共产国际的大老板是谁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关系下还能说什么。
]]
原帖由 ytgk9999 于 2008-3-5 16:47 发表
怎么怎么？这么激动干什么？要到你疼处了？
《顾维钧回忆录》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绝对绕不过去的重要史料，稍微度过一点这套书第一卷的人都会明白，在东北的沙俄特权问题上无论中共还是国 ...
貌似我看到过某人说中东路事件部分是张学良盲动与南京政府阴谋的结果。敢情这一定不是回忆录里的。:D
原帖由 赫尔姆林 于 2008-3-5 18:40 发表
貌似我看到过某人说中东路事件部分是张学良盲动与南京政府阴谋的结果。敢情这一定不是回忆录里的。:D
恩？什么文章说的？
第一卷我压箱子底下去了，回头找出来扫一扫。
原帖由 ytgk9999 于 2008-3-5 18:48 发表
恩？什么文章说的？
第一卷我压箱子底下去了，回头找出来扫一扫。
原来你没看过啊？那我懒得说了。
:L :L :L :') :') :')
羊羽,你是不是天命tj
原帖由 赫尔姆林 于 2008-3-5 18:53 发表
原来你没看过啊？那我懒得说了。
看过，不过很久的事情了，我那那么好的记忆力，过目不忘。
原帖由 ytgk9999 于 2008-3-5 19:27 发表
看过，不过很久的事情了，我那那么好的记忆力，过目不忘。
那我可就不知道啦。
]]
ytgk9999
你没有回答我问题的实质啊，你看过很多书，又是斑竹。我请你指教。
至于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警告，中西“文明大战”将比武力战争更可怕。 莱斯特·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预言，谁也养活不了中国人
对， 谢谢指正。
我已经道过歉了，貌似你允许自己记忆力有问题，就不允许我记错。;P ;P
我还来揭发自己，我记成肖菲特
——菲力普·肖特（我记错了他的名字） 很有趣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给他写了序：评价大体正确。
请正面指我写的四点，我第二次提出请求，洗耳恭听，这是真实和虚心，没有虚伪。
怎么怎么？这么激动干什么？要到你疼处了？
不要误解，和人交流，我一贯认为不要激怒人家和羞辱人家，不要侵犯人格尊严。你是斑竹应该更洒脱一点。
至于非洲猿人是十多万年的那种。这个是基本的历史常识，与主题无关。
从分子生物学看人类起源
80年代以后由于Johnson等[28]和Cann等[11]对各大洲现代人mtDNA序列的研究而得以盛行，之后得到许多考古学家、遗传学家及分子生物学家研究结果的证实。支持该学说的研究者认为，现在世界各地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不是由当地的古人类直接进化而来，而是来源于10~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共同祖先，该祖先其后向其他大洲扩散并先后替代了当地的古人类。Templeton[29] 更是通过对最近几年有代表性的几例由现代人mtDNA、Y染色体的SRY及YAP区DNA序列、X连锁基因（Xq13.3、PDHA1）及常染色体控制区基因（MX1、EDN、ECP、MC1R和MS205）的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的统计学分析认为，非洲人对现代人类基因组的贡献是通过至少两次向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域扩张而完成的（Out of Africa again and again.）。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553480.html
我们用的现代汉字和语法与古人完全不同，这个规则吸收来自西方。请问主谓宾，修辞格等，标点符号，乃至近代小说，自由体诗歌等等一系列东西都是源自西方。这个世界公用，不用交版权费用。不用拿中国古文明优越论当回事情。:L :L
现代人的基本学识观点：
1、我很遗憾的说中国现在文明和古代文明完全是两码事情。这个和反中国文明论是两码事情。
2、中国人不是起源于北京猿人。并不代表中国不伟大，反而说明了世界四大肤色人种有多么接近。种族论很幼稚，民族论有很大的局限性。
你没有回答我问题的实质啊，你看过很多书，又是斑竹。我请你指教。
至于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警告，中西“文明大战”将比武力战争更可怕。 莱斯特·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预言，谁也养活不了中国人
对， 谢谢指正。
我已经道过歉了，貌似你允许自己记忆力有问题，就不允许我记错。;P ;P
我还来揭发自己，我记成肖菲特
——菲力普·肖特（我记错了他的名字） 很有趣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给他写了序：评价大体正确。
请正面指我写的四点，我第二次提出请求，洗耳恭听，这是真实和虚心，没有虚伪。
怎么怎么？这么激动干什么？要到你疼处了？
不要误解，和人交流，我一贯认为不要激怒人家和羞辱人家，不要侵犯人格尊严。你是斑竹应该更洒脱一点。
至于非洲猿人是十多万年的那种。这个是基本的历史常识，与主题无关。
从分子生物学看人类起源
80年代以后由于Johnson等[28]和Cann等[11]对各大洲现代人mtDNA序列的研究而得以盛行，之后得到许多考古学家、遗传学家及分子生物学家研究结果的证实。支持该学说的研究者认为，现在世界各地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不是由当地的古人类直接进化而来，而是来源于10~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共同祖先，该祖先其后向其他大洲扩散并先后替代了当地的古人类。Templeton[29] 更是通过对最近几年有代表性的几例由现代人mtDNA、Y染色体的SRY及YAP区DNA序列、X连锁基因（Xq13.3、PDHA1）及常染色体控制区基因（MX1、EDN、ECP、MC1R和MS205）的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的统计学分析认为，非洲人对现代人类基因组的贡献是通过至少两次向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域扩张而完成的（Out of Africa again and again.）。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553480.html
我们用的现代汉字和语法与古人完全不同，这个规则吸收来自西方。请问主谓宾，修辞格等，标点符号，乃至近代小说，自由体诗歌等等一系列东西都是源自西方。这个世界公用，不用交版权费用。不用拿中国古文明优越论当回事情。:L :L
现代人的基本学识观点：
1、我很遗憾的说中国现在文明和古代文明完全是两码事情。这个和反中国文明论是两码事情。
2、中国人不是起源于北京猿人。并不代表中国不伟大，反而说明了世界四大肤色人种有多么接近。种族论很幼稚，民族论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认为，教科书的内容更新比较慢，所以造成很多国人认识上的误区。
这个不是他们的错，一但有些旧思想先入为主了，就容易犯反对先进的错误。
这个不是他们的错，一但有些旧思想先入为主了，就容易犯反对先进的错误。
原帖由 zhiran 于 2008-3-6 02:14 发表
我认为，教科书的内容更新比较慢，所以造成很多国人认识上的误区。
这个不是他们的错，一但有些旧思想先入为主了，就容易犯反对先进的错误。
别扯那废话，你就告诉我们国内哪一本教科书上写着“现代人是从北京猿人进化来的”？再解释一下你说的“这个和被朝鲜的历史书很相似，大概统治者认为这种假宣传可以提高国民士气”是什么意思？
]]
原帖由 zhiran 于 2008-3-6 02:04 发表
ytgk9999
你没有回答我问题的实质啊，你看过很多书，又是斑竹。我请你指教。
至于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警告，中西“文明大战”将比武力战争更可怕。 莱斯特·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预言，谁也养 ...
你说的记错了我看到了，你说肖特我就记得了，见过，不过书的品相太差我没买，就剩那一本了，因为是新书感觉不爽。现场翻了翻，感觉还是不错的，并没有你的那种反毛的感觉啊，和我说的那本罗斯 特里尔的传记属于一个风格的，具体的史料考证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总体的评价都是比较客观的－－毛不是一个伟人，但是也不是一个罪犯。你这么说的话我还真要买本来好好看看了，传闻删节很多，是不是要搞本港版来看看呢？
后面的人类学的问题我就不和你说了，基因学我不懂，但是我知道中央和地方，从来没有一次否定过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古猿，其他的问题呢还是和行家讨论区吧。
后面的中国文明问题么，哈哈，白话文取自于西方？不是吧？西方里面很重要的定语从句、状语从句等等这么重要的内容，白话文怎么没有？汉语取材自西方的，在语法、文法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更多的是一些音译的词汇，比如“镭射”，取自于英文单词LASER的音译，就是激光的意思，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中国古代就引进了很多音译的词汇－－比如“狮子”，这个词就是从梵文中音译过来的。反倒是西方人一直头疼怎么翻译中国话，比如“你好么？好你妈个大头鬼啊”这样的话，洋鬼子打死也体会不到其中韵味。
所以说，不要妄自菲薄，《河殇》里面哪些东西，也就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跑题了吧:L
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西方语言比如英语之类根本不同。
神人，学过英语没？
神人，学过英语没？
]]
太刺激了，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说人类是从北京猿人进化来的么？;funk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祖先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初中教科书的权威教育是，分布在中国的现代人是由生活在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进化而来。这个说法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说，认为在欧、亚、非的现代人都是由当地的猿人进化而来。
1998年，中国科学家意识到DNA遗传密码的重要性。
领导“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的人类基因组科学家斯宾赛-威尔斯说，“我们都曾属于同一个祖先，仅仅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分离开来。”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无论是亚洲人、美洲人、欧洲人，都是由东非直立人进化而来。他们在5万-10万年前，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
http://bbs.bokee.com/Thread.1.121956.171.108.1.html
无法考证是哪年开始中国的教科书是这样描叙，又是哪年开始重新定义，以至于英国鬼子彭定康会这样认识。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初中教科书的权威教育是，分布在中国的现代人是由生活在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进化而来。这个说法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说，认为在欧、亚、非的现代人都是由当地的猿人进化而来。
1998年，中国科学家意识到DNA遗传密码的重要性。
领导“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的人类基因组科学家斯宾赛-威尔斯说，“我们都曾属于同一个祖先，仅仅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分离开来。”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无论是亚洲人、美洲人、欧洲人，都是由东非直立人进化而来。他们在5万-10万年前，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
http://bbs.bokee.com/Thread.1.121956.171.108.1.html
无法考证是哪年开始中国的教科书是这样描叙，又是哪年开始重新定义，以至于英国鬼子彭定康会这样认识。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祖先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初中教科书的权威教育是，分布在中国的现代人是由生活在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进化而来。这个说法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说，认为在欧、亚、非的现代人都是由当地的猿人进化而来。
1998年，中国科学家意识到DNA遗传密码的重要性。
领导“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的人类基因组科学家斯宾赛-威尔斯说，“我们都曾属于同一个祖先，仅仅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分离开来。”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无论是亚洲人、美洲人、欧洲人，都是由东非直立人进化而来。他们在5万-10万年前，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
http://bbs.bokee.com/Thread.1.121956.171.108.1.html
无法考证是哪年开始中国的教科书是这样描叙，又是哪年开始重新定义，以至于英国鬼子彭定康会这样认识。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初中教科书的权威教育是，分布在中国的现代人是由生活在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进化而来。这个说法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说，认为在欧、亚、非的现代人都是由当地的猿人进化而来。
1998年，中国科学家意识到DNA遗传密码的重要性。
领导“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的人类基因组科学家斯宾赛-威尔斯说，“我们都曾属于同一个祖先，仅仅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分离开来。”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无论是亚洲人、美洲人、欧洲人，都是由东非直立人进化而来。他们在5万-10万年前，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
http://bbs.bokee.com/Thread.1.121956.171.108.1.html
无法考证是哪年开始中国的教科书是这样描叙，又是哪年开始重新定义，以至于英国鬼子彭定康会这样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