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看待政治人物的言行不一？

.
        如何判断、根据什么来判断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事。
        俗话说：“听其言，观其行”似乎是一个通用的标准。但用来判断一些政治行为，似乎又不怎么行得通。
        曾经有观点认为：对政治人物的行为，不能用他们自己言论所表达的思想和信念来解释、判断，而应该用权力斗争和他们对权力的欲求作为基本的解释和判断标准。

        这里先举个例子。
        “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中共文件和毛泽东的讲话，是很有意思的。
        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一个指示，详细规定了处理与东北军关系的几项原则。文件限在党内传阅（这点请注意）。其中有这么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的。”这个指示最后说：“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是站在敌人之上，它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它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它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它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东北军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指示可以看作是对敌斗争的策略，没有多少可以质疑之处。
        事变发生前的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当中是这么说的：“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到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救亡抗日协定草案。寇深祸重，愿先生速起图之。”当时国共之间并不缺少沟通的渠道，为什么要特别对张学良写这么一封信呢？我的看法，一是贯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原则（大意）；二是张学良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有机会可以争取的最大一股军事力量，此前已经开展了一些成功的合作；三是根据张的家世和其本人性格特点而采取的激化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分化敌对势力的策略；四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毕竟红军面对的主要是张、杨的军队，胡宗南因为张、杨的掣肘不得大展拳脚；五是信中有催促张采取有力手段解决问题的隐含意思，“愿先生速起图之”又是中国文字意味深长的一种艺术化效果。从这封信看，某种事变的发生，应当是毛、周等中共领导人所盼望出现的局面。但是，当西安事变真的发生了以后，除了当初几天的党内意见表达了与信中相连贯的意图外，政治言论很快又转变了。
        事变发生后的1937年1月7日，中共发出了另一个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据专家分析，这一文件很可能是由毛泽东起草的。文件要点是：（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和平解决。（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余略）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很多，更典型的例子也不少。
         
        问题是：
        政治人物公开发表的言论、思想以及所表达的信念等等，能否作为其政治行为的判断？
        如果能，如何判断？如果不能，应该以什么来考量？
        各位怎么看？.
        如何判断、根据什么来判断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事。
        俗话说：“听其言，观其行”似乎是一个通用的标准。但用来判断一些政治行为，似乎又不怎么行得通。
        曾经有观点认为：对政治人物的行为，不能用他们自己言论所表达的思想和信念来解释、判断，而应该用权力斗争和他们对权力的欲求作为基本的解释和判断标准。

        这里先举个例子。
        “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中共文件和毛泽东的讲话，是很有意思的。
        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一个指示，详细规定了处理与东北军关系的几项原则。文件限在党内传阅（这点请注意）。其中有这么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的。”这个指示最后说：“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是站在敌人之上，它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它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它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它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东北军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指示可以看作是对敌斗争的策略，没有多少可以质疑之处。
        事变发生前的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当中是这么说的：“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到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救亡抗日协定草案。寇深祸重，愿先生速起图之。”当时国共之间并不缺少沟通的渠道，为什么要特别对张学良写这么一封信呢？我的看法，一是贯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原则（大意）；二是张学良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有机会可以争取的最大一股军事力量，此前已经开展了一些成功的合作；三是根据张的家世和其本人性格特点而采取的激化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分化敌对势力的策略；四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毕竟红军面对的主要是张、杨的军队，胡宗南因为张、杨的掣肘不得大展拳脚；五是信中有催促张采取有力手段解决问题的隐含意思，“愿先生速起图之”又是中国文字意味深长的一种艺术化效果。从这封信看，某种事变的发生，应当是毛、周等中共领导人所盼望出现的局面。但是，当西安事变真的发生了以后，除了当初几天的党内意见表达了与信中相连贯的意图外，政治言论很快又转变了。
        事变发生后的1937年1月7日，中共发出了另一个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据专家分析，这一文件很可能是由毛泽东起草的。文件要点是：（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和平解决。（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余略）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很多，更典型的例子也不少。
         
        问题是：
        政治人物公开发表的言论、思想以及所表达的信念等等，能否作为其政治行为的判断？
        如果能，如何判断？如果不能，应该以什么来考量？
        各位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