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林毅夫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0:04:23
德国之声
经济纵横 | 2008.02.22
作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援助的重要机构之一，世界银行将出现历史上第一位非欧美籍的首席经济学家，来自中国的林毅夫。这位出生于台湾的中国学者一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在台湾服兵役期间游泳渡海前往大陆，此后获得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赏识，辗转前往美国经济学圣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国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被看作是中国政府经济事务的重要智囊。这么一个光环笼罩的中国人，会给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发展经济领域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冲击呢？
2月21日中午11点整，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德国经济研究所门庭冷落。但是，在研究所里容纳200人的演讲厅里，却坐满了听众。他们中有来自德国各地的经济学专家，有就读柏林几所大学的学生，而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则是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国男子，他就是林毅夫，一个让德国乃至世界经济界都深感兴趣的中国经济学者，即将上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自从世行行长佐利克宣布对林毅夫的任命之后，这个名字就开始频繁出现在德国媒体之上。
出生于台湾的林毅夫经历充满传奇色彩。1979年，在金门服兵役的林毅夫据说抱着篮球游过了金门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域，抵达刚刚结束了文革的中国内地。多家德国媒体在介绍林毅夫时，都对他这段冒险英雄式的故事津津乐道。将近30年前的陈年旧事还能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只能说明至少在德国大众媒体上，林毅夫从前还是不为人知的。而现在媒体开始关注这个中国学者，只是因为他将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而世界银行则是国际经济发展援助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历史上，出任这个职位的人全部来自欧美国家，其中包括前不久负责撰写全球气候报告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恩，以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人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从这个角度而言，林毅夫成为世行首席经济师可谓创造了历史。有些媒体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但也有媒体对此不以为然，部分德国媒体就认为，佐利克成功地说服北京政府为世行基金注资，而林毅夫出任首席经济师就是佐利克投桃报李的结果。
对于外界的各种评价，林毅夫表示："外界对于我有各种评价，我个人对于这些评价并不特别在意，我只在乎有这个机会，也会努力做好这个工作。对于我个人的话是个很大的荣誉，但也是很大的挑战，将来和世行的同仁一起努力，达成世行的目标。"
那么，世行的目标是什么呢？简单来说，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其主要使命就是战胜贫困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但是，采取怎样的手段来达成这个看似清晰明确的目标却是世界经济界长久以来的争论焦点。上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首创了一个名词--"华盛顿共识"，以解决经济转轨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但是，以加强财政纪律，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却没有能在经济界获得真正的共识。曾经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师的施蒂格利茨就是"华盛顿共识"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也成为该理论实践失败的佐证。
在"华盛顿共识"遭到普遍质疑的同时，与其大相径庭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却越来越被看好，甚至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说法。作为"北京共识"的代表人物之一，林毅夫的意见是："华盛顿共识所追求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过程必须按照不同国家的实际状况。我想，"中国经验"最主要不是在选择目标上有所差异，而是怎样选择实施过程。我相信，这个过程必须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实际状况来决定。"
虽说是殊途同归，但毕竟是有所差异，在柏林研讨会上，就有德国学者对林毅夫过于重视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提出质疑。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而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是否能够获得西方的认同，林毅夫乃至中国模式是否能赢得更多的掌声，也还需要时间的考验。德国之声
经济纵横 | 2008.02.22
作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援助的重要机构之一，世界银行将出现历史上第一位非欧美籍的首席经济学家，来自中国的林毅夫。这位出生于台湾的中国学者一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在台湾服兵役期间游泳渡海前往大陆，此后获得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赏识，辗转前往美国经济学圣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国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被看作是中国政府经济事务的重要智囊。这么一个光环笼罩的中国人，会给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发展经济领域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冲击呢？
2月21日中午11点整，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德国经济研究所门庭冷落。但是，在研究所里容纳200人的演讲厅里，却坐满了听众。他们中有来自德国各地的经济学专家，有就读柏林几所大学的学生，而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则是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国男子，他就是林毅夫，一个让德国乃至世界经济界都深感兴趣的中国经济学者，即将上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自从世行行长佐利克宣布对林毅夫的任命之后，这个名字就开始频繁出现在德国媒体之上。
出生于台湾的林毅夫经历充满传奇色彩。1979年，在金门服兵役的林毅夫据说抱着篮球游过了金门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域，抵达刚刚结束了文革的中国内地。多家德国媒体在介绍林毅夫时，都对他这段冒险英雄式的故事津津乐道。将近30年前的陈年旧事还能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只能说明至少在德国大众媒体上，林毅夫从前还是不为人知的。而现在媒体开始关注这个中国学者，只是因为他将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而世界银行则是国际经济发展援助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历史上，出任这个职位的人全部来自欧美国家，其中包括前不久负责撰写全球气候报告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恩，以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人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从这个角度而言，林毅夫成为世行首席经济师可谓创造了历史。有些媒体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但也有媒体对此不以为然，部分德国媒体就认为，佐利克成功地说服北京政府为世行基金注资，而林毅夫出任首席经济师就是佐利克投桃报李的结果。
对于外界的各种评价，林毅夫表示："外界对于我有各种评价，我个人对于这些评价并不特别在意，我只在乎有这个机会，也会努力做好这个工作。对于我个人的话是个很大的荣誉，但也是很大的挑战，将来和世行的同仁一起努力，达成世行的目标。"
那么，世行的目标是什么呢？简单来说，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其主要使命就是战胜贫困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但是，采取怎样的手段来达成这个看似清晰明确的目标却是世界经济界长久以来的争论焦点。上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首创了一个名词--"华盛顿共识"，以解决经济转轨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但是，以加强财政纪律，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却没有能在经济界获得真正的共识。曾经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师的施蒂格利茨就是"华盛顿共识"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也成为该理论实践失败的佐证。
在"华盛顿共识"遭到普遍质疑的同时，与其大相径庭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却越来越被看好，甚至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说法。作为"北京共识"的代表人物之一，林毅夫的意见是："华盛顿共识所追求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过程必须按照不同国家的实际状况。我想，"中国经验"最主要不是在选择目标上有所差异，而是怎样选择实施过程。我相信，这个过程必须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实际状况来决定。"
虽说是殊途同归，但毕竟是有所差异，在柏林研讨会上，就有德国学者对林毅夫过于重视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提出质疑。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而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是否能够获得西方的认同，林毅夫乃至中国模式是否能赢得更多的掌声，也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经济纵横 | 2008.02.22
作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援助的重要机构之一，世界银行将出现历史上第一位非欧美籍的首席经济学家，来自中国的林毅夫。这位出生于台湾的中国学者一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在台湾服兵役期间游泳渡海前往大陆，此后获得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赏识，辗转前往美国经济学圣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国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被看作是中国政府经济事务的重要智囊。这么一个光环笼罩的中国人，会给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发展经济领域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冲击呢？
2月21日中午11点整，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德国经济研究所门庭冷落。但是，在研究所里容纳200人的演讲厅里，却坐满了听众。他们中有来自德国各地的经济学专家，有就读柏林几所大学的学生，而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则是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国男子，他就是林毅夫，一个让德国乃至世界经济界都深感兴趣的中国经济学者，即将上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自从世行行长佐利克宣布对林毅夫的任命之后，这个名字就开始频繁出现在德国媒体之上。
出生于台湾的林毅夫经历充满传奇色彩。1979年，在金门服兵役的林毅夫据说抱着篮球游过了金门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域，抵达刚刚结束了文革的中国内地。多家德国媒体在介绍林毅夫时，都对他这段冒险英雄式的故事津津乐道。将近30年前的陈年旧事还能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只能说明至少在德国大众媒体上，林毅夫从前还是不为人知的。而现在媒体开始关注这个中国学者，只是因为他将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而世界银行则是国际经济发展援助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历史上，出任这个职位的人全部来自欧美国家，其中包括前不久负责撰写全球气候报告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恩，以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人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从这个角度而言，林毅夫成为世行首席经济师可谓创造了历史。有些媒体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但也有媒体对此不以为然，部分德国媒体就认为，佐利克成功地说服北京政府为世行基金注资，而林毅夫出任首席经济师就是佐利克投桃报李的结果。
对于外界的各种评价，林毅夫表示："外界对于我有各种评价，我个人对于这些评价并不特别在意，我只在乎有这个机会，也会努力做好这个工作。对于我个人的话是个很大的荣誉，但也是很大的挑战，将来和世行的同仁一起努力，达成世行的目标。"
那么，世行的目标是什么呢？简单来说，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其主要使命就是战胜贫困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但是，采取怎样的手段来达成这个看似清晰明确的目标却是世界经济界长久以来的争论焦点。上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首创了一个名词--"华盛顿共识"，以解决经济转轨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但是，以加强财政纪律，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却没有能在经济界获得真正的共识。曾经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师的施蒂格利茨就是"华盛顿共识"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也成为该理论实践失败的佐证。
在"华盛顿共识"遭到普遍质疑的同时，与其大相径庭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却越来越被看好，甚至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说法。作为"北京共识"的代表人物之一，林毅夫的意见是："华盛顿共识所追求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过程必须按照不同国家的实际状况。我想，"中国经验"最主要不是在选择目标上有所差异，而是怎样选择实施过程。我相信，这个过程必须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实际状况来决定。"
虽说是殊途同归，但毕竟是有所差异，在柏林研讨会上，就有德国学者对林毅夫过于重视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提出质疑。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而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是否能够获得西方的认同，林毅夫乃至中国模式是否能赢得更多的掌声，也还需要时间的考验。德国之声
经济纵横 | 2008.02.22
作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援助的重要机构之一，世界银行将出现历史上第一位非欧美籍的首席经济学家，来自中国的林毅夫。这位出生于台湾的中国学者一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在台湾服兵役期间游泳渡海前往大陆，此后获得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赏识，辗转前往美国经济学圣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国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被看作是中国政府经济事务的重要智囊。这么一个光环笼罩的中国人，会给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发展经济领域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冲击呢？
2月21日中午11点整，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德国经济研究所门庭冷落。但是，在研究所里容纳200人的演讲厅里，却坐满了听众。他们中有来自德国各地的经济学专家，有就读柏林几所大学的学生，而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则是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国男子，他就是林毅夫，一个让德国乃至世界经济界都深感兴趣的中国经济学者，即将上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自从世行行长佐利克宣布对林毅夫的任命之后，这个名字就开始频繁出现在德国媒体之上。
出生于台湾的林毅夫经历充满传奇色彩。1979年，在金门服兵役的林毅夫据说抱着篮球游过了金门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域，抵达刚刚结束了文革的中国内地。多家德国媒体在介绍林毅夫时，都对他这段冒险英雄式的故事津津乐道。将近30年前的陈年旧事还能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只能说明至少在德国大众媒体上，林毅夫从前还是不为人知的。而现在媒体开始关注这个中国学者，只是因为他将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而世界银行则是国际经济发展援助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历史上，出任这个职位的人全部来自欧美国家，其中包括前不久负责撰写全球气候报告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恩，以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人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从这个角度而言，林毅夫成为世行首席经济师可谓创造了历史。有些媒体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但也有媒体对此不以为然，部分德国媒体就认为，佐利克成功地说服北京政府为世行基金注资，而林毅夫出任首席经济师就是佐利克投桃报李的结果。
对于外界的各种评价，林毅夫表示："外界对于我有各种评价，我个人对于这些评价并不特别在意，我只在乎有这个机会，也会努力做好这个工作。对于我个人的话是个很大的荣誉，但也是很大的挑战，将来和世行的同仁一起努力，达成世行的目标。"
那么，世行的目标是什么呢？简单来说，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其主要使命就是战胜贫困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但是，采取怎样的手段来达成这个看似清晰明确的目标却是世界经济界长久以来的争论焦点。上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首创了一个名词--"华盛顿共识"，以解决经济转轨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但是，以加强财政纪律，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却没有能在经济界获得真正的共识。曾经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师的施蒂格利茨就是"华盛顿共识"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也成为该理论实践失败的佐证。
在"华盛顿共识"遭到普遍质疑的同时，与其大相径庭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却越来越被看好，甚至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说法。作为"北京共识"的代表人物之一，林毅夫的意见是："华盛顿共识所追求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过程必须按照不同国家的实际状况。我想，"中国经验"最主要不是在选择目标上有所差异，而是怎样选择实施过程。我相信，这个过程必须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实际状况来决定。"
虽说是殊途同归，但毕竟是有所差异，在柏林研讨会上，就有德国学者对林毅夫过于重视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提出质疑。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而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是否能够获得西方的认同，林毅夫乃至中国模式是否能赢得更多的掌声，也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林先生,就是一个合格称职的经济学家!
1994年，林毅夫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的奇迹》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从那时开始，在国际上，他被视为中国经验最主要的解释者、热情而坚定的辩护者之一。这或许是世界银行选择林毅夫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世行170多个受援国中，中国的执行能力排在第一位。虽然渐进式改革路径并不完全符合世行口味，但对于这个以减贫和发展为宗旨的国际机构而言，中国的经验，应该可以为更多国家借鉴。“主义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林毅夫说。
一个乐观的经济学家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2007年11月1日，以这样的句子，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结束了他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的长篇演讲。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他的这句话，与他今后四年的新角色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数日后，刚刚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的宗旨，正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
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我感到惊喜。”2月1日，林毅夫在北京对记者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知道我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知道为什么不能。至少我考虑过诺贝尔奖的事情。可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林毅夫没有立即回复，两天后，他回答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会慎重考虑。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对于林毅夫，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对一个漫长旅程的承认———29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27岁时，台湾人林正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航道，将自己带到了陌生的中国大陆，也带到了不可知的未来面前。
1979年5月16日傍晚，“封金挂印”之后，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顶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台湾外岛驻军从此没有篮球可打，但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此前，由于以台湾大学学生的身份从军，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最前线的连长。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月1日，以这样的句子，林毅夫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虽不平常，但已在与中国相关的既定航道内。
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著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说法，“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
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他同样珍视另外一个角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这是第一个由归国学者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1994年成立之初，CCER所有资金都是“化缘”而来，“开始时主要资助者是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还有不多的一些私人捐资。”林毅夫说。
世行也是坚定的支持者。1994到2000年间世行资助留学人员在CCER做客座研究，并参与各种CCER的学术讨论。
如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古雅秀丽，被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经济研究机构”，在这里，如卢锋所说，数十位有着海外学术背景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为转型中国贡献认识增加值”。从成立至今，在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CCER发出的声音，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
CCER的独立性与学术水准同样为人称道。中心从不缺对政府批评的声音：卢锋对粮食政策、周其仁对电信垄断和土地制度直言不讳的批评……不仅赢得了学术界的尊重，也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现在，学术自由和独立已经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林毅夫说。
“几个天真的学者，有很大的责任感，因缘际会，很幸运地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谈及CCER，林毅夫的声音罕有地带上了感情色彩，他表示，世行任期结束后，他仍将回到这里，“这是我终老的地方”。
“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长期领导人，林教授是一位非常成熟的管理者，这些管理技能至关重要，因为世界银行是一个庞大的、需要杰出管理者的机构。”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记者书面采访时说。
“把困难看成是机会”
1月16日世行行长佐利克亲自致电林毅夫，告知任命他担任世行常务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决定，2月4日世行董事会批准这项任命并正式对外公布。他将于5月底离开中国，到华盛顿工作四年。
“对于我个人、CCER、中国、世行和世界，这都是一个有益的选择。”他说。
一直以来，世行的经济学家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基于西方经验提出建议，“华盛顿共识”就是这样的标准药方———发展中国家应进行以自由化、私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同时执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是在西方经验之外的。比如，市场不完善，许多时候，市场和问题一起产生；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制度框架很弱，政府缺乏执行能力，等等。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林毅夫说，他不反对华盛顿共识的长期目标———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不赞成激进的改革。
林毅夫表示，将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更广泛地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限制条件，和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一起探讨符合该国实际的解决方案。他将与世行的七八百位经济学家合作，通过了解和沟通，为全球发展问题提供更多新的视角和认识。
就像世行过去帮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样，他也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建立起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他认为各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发展机遇的把握有赖于该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智慧。
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如何看待可能的困难？“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向把困难看成是机会。”他说。
深读
“中国的发展和扶贫经验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
林毅夫先生是世界银行自设立以来第一位从发展中国家聘任的首席经济学家。除了他的学术造诣及领导才能之外，这个聘任也反映了国际经济近年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巨大发展。这一历史发展不但使中国人民受惠，也推动世界经济前进。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世界银行自然会寻求中国更多的支持以完成未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工作，这不仅是财力支援，更包括智力支援。中国的发展和扶贫经验可以系统地供发展中国家借鉴。
当然，要发展中国家能更广泛地参与影响其本身发展的国际经济组织，反映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已达半壁江山的地位，国际经济组织董事会权利重新分配的改革是必要的，否则，这些组织必然逐渐走上边缘化的道路。
林毅夫先生在其新职上将领导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工作，世界银行的研究或通过政策咨询，或通过项目贷款，这些对与其合作的国家，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地区，会产生深远影响。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虽有长足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显著差距，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最快的东亚地区也不例外，南北经济的差距仍在扩大，而中国仍面临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挑战。
林毅夫先生以其丰富的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必然能对世界银行在全球的扶贫工作有所贡献。
一个乐观的经济学家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2007年11月1日，以这样的句子，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结束了他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的长篇演讲。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他的这句话，与他今后四年的新角色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数日后，刚刚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的宗旨，正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
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我感到惊喜。”2月1日，林毅夫在北京对记者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知道我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知道为什么不能。至少我考虑过诺贝尔奖的事情。可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林毅夫没有立即回复，两天后，他回答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会慎重考虑。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对于林毅夫，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对一个漫长旅程的承认———29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27岁时，台湾人林正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航道，将自己带到了陌生的中国大陆，也带到了不可知的未来面前。
1979年5月16日傍晚，“封金挂印”之后，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顶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台湾外岛驻军从此没有篮球可打，但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此前，由于以台湾大学学生的身份从军，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最前线的连长。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月1日，以这样的句子，林毅夫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虽不平常，但已在与中国相关的既定航道内。
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著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说法，“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
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他同样珍视另外一个角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这是第一个由归国学者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1994年成立之初，CCER所有资金都是“化缘”而来，“开始时主要资助者是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还有不多的一些私人捐资。”林毅夫说。
世行也是坚定的支持者。1994到2000年间世行资助留学人员在CCER做客座研究，并参与各种CCER的学术讨论。
如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古雅秀丽，被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经济研究机构”，在这里，如卢锋所说，数十位有着海外学术背景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为转型中国贡献认识增加值”。从成立至今，在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CCER发出的声音，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
CCER的独立性与学术水准同样为人称道。中心从不缺对政府批评的声音：卢锋对粮食政策、周其仁对电信垄断和土地制度直言不讳的批评……不仅赢得了学术界的尊重，也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现在，学术自由和独立已经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林毅夫说。
“几个天真的学者，有很大的责任感，因缘际会，很幸运地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谈及CCER，林毅夫的声音罕有地带上了感情色彩，他表示，世行任期结束后，他仍将回到这里，“这是我终老的地方”。
“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长期领导人，林教授是一位非常成熟的管理者，这些管理技能至关重要，因为世界银行是一个庞大的、需要杰出管理者的机构。”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记者书面采访时说。
“把困难看成是机会”
1月16日世行行长佐利克亲自致电林毅夫，告知任命他担任世行常务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决定，2月4日世行董事会批准这项任命并正式对外公布。他将于5月底离开中国，到华盛顿工作四年。
“对于我个人、CCER、中国、世行和世界，这都是一个有益的选择。”他说。
一直以来，世行的经济学家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基于西方经验提出建议，“华盛顿共识”就是这样的标准药方———发展中国家应进行以自由化、私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同时执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是在西方经验之外的。比如，市场不完善，许多时候，市场和问题一起产生；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制度框架很弱，政府缺乏执行能力，等等。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林毅夫说，他不反对华盛顿共识的长期目标———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不赞成激进的改革。
林毅夫表示，将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更广泛地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限制条件，和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一起探讨符合该国实际的解决方案。他将与世行的七八百位经济学家合作，通过了解和沟通，为全球发展问题提供更多新的视角和认识。
就像世行过去帮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样，他也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建立起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他认为各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发展机遇的把握有赖于该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智慧。
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如何看待可能的困难？“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向把困难看成是机会。”他说。
深读
“中国的发展和扶贫经验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
林毅夫先生是世界银行自设立以来第一位从发展中国家聘任的首席经济学家。除了他的学术造诣及领导才能之外，这个聘任也反映了国际经济近年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巨大发展。这一历史发展不但使中国人民受惠，也推动世界经济前进。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世界银行自然会寻求中国更多的支持以完成未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工作，这不仅是财力支援，更包括智力支援。中国的发展和扶贫经验可以系统地供发展中国家借鉴。
当然，要发展中国家能更广泛地参与影响其本身发展的国际经济组织，反映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已达半壁江山的地位，国际经济组织董事会权利重新分配的改革是必要的，否则，这些组织必然逐渐走上边缘化的道路。
林毅夫先生在其新职上将领导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工作，世界银行的研究或通过政策咨询，或通过项目贷款，这些对与其合作的国家，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地区，会产生深远影响。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虽有长足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显著差距，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最快的东亚地区也不例外，南北经济的差距仍在扩大，而中国仍面临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挑战。
林毅夫先生以其丰富的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必然能对世界银行在全球的扶贫工作有所贡献。
中国的经验，和中国教训同样都是 宝贵的经历。
林毅夫 是 条好汉
林毅夫 是 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