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无罪

冈村宁次无罪


     1945年，日本投降，作为日军高级将领的冈村宁次，深感在职期间，与中国人结怨极深，恐难幸免，于是动用用专机，把家属送回日本，准备一人承担死刑制裁。

    但冈村将军感到，他在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期间，曾与八路军有过数年血战，在战争中，得到许多血的教训和经验，现在，他决心把这些多年的宝贵经验，无私地献给蒋政府，他热切地期望，自己在任期间，未能完成的扫荡大业，未来能由蒋继承下去，为此，他把多年来在中国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的数十份秘密文件呈送给了蒋介石。

    冈村将军又向何应钦献提出建议：“。。。 。。。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３０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他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何应钦对此极为欣赏，马上报告蒋请求批准。蒋对冈村的表现，深为感动，虽然动用30万日本降军进行剿共的计划，因国共谈判开始，而未能实施，但蒋对冈村这样的人，是从心里欣赏的。

   此后，蒋专门交代，对冈村宁次要格外优待。
因而即使日本投降后，设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楼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依然戒备森严，房上架有高射炮、机枪，仍由日军官兵负责武装保卫。路过之中国人，敢有出言不逊，辱及天皇或日本军人者，必遭日军严惩，而中国之妇女，也仍需为日军提供慰安服务。

   为使冈村这样坚决反共，仇恨抗日分子的人士能名正言顺地为国民政府效力，蒋力排众议，任命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后来兼任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班长"，不但在生活上给予特殊优待，甚至赐予其外交豁免权。蒋爱才之心，何人、何国；何党、何军能及其千万分之一。

    1945年11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冈村宁次到东京出庭作证。
蒋及国民政府严词拒绝，为打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计划，蒋亲自下令，由何应钦特派两个高级军官陪冈村宁次从南京转移到上海，住在上海黄渡路王文成的秘密宅邸，对外称把冈村关在上海战犯监狱候审，实际上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国防部长白崇禧特别训令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对冈村宁次进行监护。大批便衣为冈村宁次日夜担任警戒，不时提供中国对冈村宁次的内部情报，还专门聘请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冈村宁次治疗肺结核。

    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７日，白崇禧特派国防部高级军官王俊中将，向冈村宁次传达蒋介石、何应钦的口信称：“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１９４８年７月，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已接近尾声，南京、上海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一再催促尽快审判冈村宁次，７月７日，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冈村宁次送去法庭传票，令他７月１２日上午１０时到法庭受审。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时说：“停战以来，我一直以为，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现在终来到了，然而两三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领导层所给予我的关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

   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２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正式进行侦讯审理。法庭采取五人合议制。审判长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石美瑜，审判官为４个上校专职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健鹏、张体坤。

    １０时半，对冈村宁次的侦讯开始。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对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作战经历及部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   一小时后审讯即告结束，纯粹是走走形式而已。
   
   
    蒋介石、何应钦亲自吩咐孙介君对冈村宁次百般优待，又由政府出钱请国民党的"一流律师”钱龙生、江一平、杨鹏担任辩护律师，紧张地策划帮助冈村宁次正式渡过审判关的计谋。
    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３日，拖延很久的对冈村宁次的公开宣判终于开庭。
    法庭设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尽管那天下着大雨，但不仅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而且在礼堂门口、上海商会前广场上，以至上海的大街要道，到处都有冒雨肃立静听广播审判实况的群众，自晨至暮，万头攒动，始终不散。般涌来。
    ８月２３日上午８时１０分，冈村宁次在８名宪兵监押下，在群众的一片怒吼声中进入参议会大楼候审室。国民党官员立即请冈村宁次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大扶手椅上，他对"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
    国民党官员告诉冈村宁次，为了使这次公审在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上海军事法庭做了种种准备，会前发出近千张旁听证，邀请外交使团、中外记者和各界代表出席旁听，为公审造成一定声势，但不会为难冈村，请他放心。冈村宁次听了，才放下心来。

    上午９时３０分，对冈村宁次的公审正式开始。审判长石美瑜偕陪审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建鹏、张体坤、检察官施泳、王家楣等，在审判席上就坐。

    紧跟在冈村宁次后面的是４名从犯：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第一一六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第六十四师团长船引正之，第八十九旅团长梨冈寿男。
    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杀无辜平民。
    上午审判结束后，蒋公关照为冈村等人提供了极为丰盛的午餐，如同规模盛大的筵宴，冈村宁次等人对此极为满意。
   
    下午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慷慨陈词，强烈主张冈村宁次应负战争共犯之责，希望参照国际公法处以惩罚。
    当日并未宣判。冈村宁次在蒋介石、何应钦的安排下，向上海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请状：“因病请求保外就医。"石美瑜马上转送国防部，很快得到批示，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出面，保外安排在秘密住所。
   
    几个月后，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讨论如何审判冈村宁次问题。何应钦、曹士澄主张无罪释放；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考虑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会议争执不下，只得请示蒋介石。

    这时，汤恩伯与何应钦主动配合，在蒋介石面前为冈村宁次苦苦求情，并派心腹参谋龙佐良少将特意访问冈村宁次，透露重要情况说：“约一周前，汤恩伯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参谋长）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事为何应钦得知，何应钦认为松井可归国，冈村必须考虑舆论及国际关系，未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善策以待时机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庇护他时，是这样说的：“由于汤恩伯（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
汤恩伯则直言不讳地声明：“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蒋介石发出一封密电，电文是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石美瑜不敢得罪蒋介石，只得起草了一份替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新任国防部长徐永昌审阅并签章。
   
    判决书主文只有６个字：“冈村宁次无罪。"石美瑜便告诉其他4名法官判决书已经国防部长批准，拿出盖着徐永昌大印的文件给大家看。
    石美瑜又施加压力说：“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现在，请大家在判决书的原本上签名吧。"
    石美瑜又厉声道：“你们不肯签字，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就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
部派来军法局的三位法官等在那里，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更新审理。"石美瑜说到这里，用手一指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说：“不签字，我们三人就得到那个地下室去，后果怎样，就不需要我说了。"僵持了一段时间，年纪最大的法官陆起打破沉默，说：“一定要签字，那没办法，不过，应允许我在评议本上写下保留意见。"石美瑜考虑再三，无可奈何地说：“保留意见当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陆起首先签名，随后林健鹏、张体坤、叶在增依次签名。最后，石美瑜也在那份判决书上签了名。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当天下午４时，法庭再次开庭。石美瑜宣布判处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樱庭子郎、独立混成第四十旅团中将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

然后宣布对冈村宁次判决如下：
     ........................................
   .........................................
    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中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当时审判人员全体起立，听石美瑜宣读判决书，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当读到“冈村宁次无罪"时，法庭顿时大乱。法庭警察极力挥舞棍棒维持秩序，才使石美瑜读完判决书。冈村宁次无罪


     1945年，日本投降，作为日军高级将领的冈村宁次，深感在职期间，与中国人结怨极深，恐难幸免，于是动用用专机，把家属送回日本，准备一人承担死刑制裁。

    但冈村将军感到，他在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期间，曾与八路军有过数年血战，在战争中，得到许多血的教训和经验，现在，他决心把这些多年的宝贵经验，无私地献给蒋政府，他热切地期望，自己在任期间，未能完成的扫荡大业，未来能由蒋继承下去，为此，他把多年来在中国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的数十份秘密文件呈送给了蒋介石。

    冈村将军又向何应钦献提出建议：“。。。 。。。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３０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他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何应钦对此极为欣赏，马上报告蒋请求批准。蒋对冈村的表现，深为感动，虽然动用30万日本降军进行剿共的计划，因国共谈判开始，而未能实施，但蒋对冈村这样的人，是从心里欣赏的。

   此后，蒋专门交代，对冈村宁次要格外优待。
因而即使日本投降后，设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楼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依然戒备森严，房上架有高射炮、机枪，仍由日军官兵负责武装保卫。路过之中国人，敢有出言不逊，辱及天皇或日本军人者，必遭日军严惩，而中国之妇女，也仍需为日军提供慰安服务。

   为使冈村这样坚决反共，仇恨抗日分子的人士能名正言顺地为国民政府效力，蒋力排众议，任命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后来兼任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班长"，不但在生活上给予特殊优待，甚至赐予其外交豁免权。蒋爱才之心，何人、何国；何党、何军能及其千万分之一。

    1945年11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冈村宁次到东京出庭作证。
蒋及国民政府严词拒绝，为打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计划，蒋亲自下令，由何应钦特派两个高级军官陪冈村宁次从南京转移到上海，住在上海黄渡路王文成的秘密宅邸，对外称把冈村关在上海战犯监狱候审，实际上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国防部长白崇禧特别训令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对冈村宁次进行监护。大批便衣为冈村宁次日夜担任警戒，不时提供中国对冈村宁次的内部情报，还专门聘请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冈村宁次治疗肺结核。

    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７日，白崇禧特派国防部高级军官王俊中将，向冈村宁次传达蒋介石、何应钦的口信称：“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１９４８年７月，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已接近尾声，南京、上海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一再催促尽快审判冈村宁次，７月７日，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冈村宁次送去法庭传票，令他７月１２日上午１０时到法庭受审。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时说：“停战以来，我一直以为，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现在终来到了，然而两三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领导层所给予我的关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

   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２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正式进行侦讯审理。法庭采取五人合议制。审判长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石美瑜，审判官为４个上校专职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健鹏、张体坤。

    １０时半，对冈村宁次的侦讯开始。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对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作战经历及部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   一小时后审讯即告结束，纯粹是走走形式而已。
   
   
    蒋介石、何应钦亲自吩咐孙介君对冈村宁次百般优待，又由政府出钱请国民党的"一流律师”钱龙生、江一平、杨鹏担任辩护律师，紧张地策划帮助冈村宁次正式渡过审判关的计谋。
    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３日，拖延很久的对冈村宁次的公开宣判终于开庭。
    法庭设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尽管那天下着大雨，但不仅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而且在礼堂门口、上海商会前广场上，以至上海的大街要道，到处都有冒雨肃立静听广播审判实况的群众，自晨至暮，万头攒动，始终不散。般涌来。
    ８月２３日上午８时１０分，冈村宁次在８名宪兵监押下，在群众的一片怒吼声中进入参议会大楼候审室。国民党官员立即请冈村宁次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大扶手椅上，他对"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
    国民党官员告诉冈村宁次，为了使这次公审在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上海军事法庭做了种种准备，会前发出近千张旁听证，邀请外交使团、中外记者和各界代表出席旁听，为公审造成一定声势，但不会为难冈村，请他放心。冈村宁次听了，才放下心来。

    上午９时３０分，对冈村宁次的公审正式开始。审判长石美瑜偕陪审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建鹏、张体坤、检察官施泳、王家楣等，在审判席上就坐。

    紧跟在冈村宁次后面的是４名从犯：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第一一六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第六十四师团长船引正之，第八十九旅团长梨冈寿男。
    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杀无辜平民。
    上午审判结束后，蒋公关照为冈村等人提供了极为丰盛的午餐，如同规模盛大的筵宴，冈村宁次等人对此极为满意。
   
    下午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慷慨陈词，强烈主张冈村宁次应负战争共犯之责，希望参照国际公法处以惩罚。
    当日并未宣判。冈村宁次在蒋介石、何应钦的安排下，向上海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请状：“因病请求保外就医。"石美瑜马上转送国防部，很快得到批示，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出面，保外安排在秘密住所。
   
    几个月后，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讨论如何审判冈村宁次问题。何应钦、曹士澄主张无罪释放；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考虑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会议争执不下，只得请示蒋介石。

    这时，汤恩伯与何应钦主动配合，在蒋介石面前为冈村宁次苦苦求情，并派心腹参谋龙佐良少将特意访问冈村宁次，透露重要情况说：“约一周前，汤恩伯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参谋长）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事为何应钦得知，何应钦认为松井可归国，冈村必须考虑舆论及国际关系，未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善策以待时机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庇护他时，是这样说的：“由于汤恩伯（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
汤恩伯则直言不讳地声明：“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蒋介石发出一封密电，电文是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石美瑜不敢得罪蒋介石，只得起草了一份替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新任国防部长徐永昌审阅并签章。
   
    判决书主文只有６个字：“冈村宁次无罪。"石美瑜便告诉其他4名法官判决书已经国防部长批准，拿出盖着徐永昌大印的文件给大家看。
    石美瑜又施加压力说：“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现在，请大家在判决书的原本上签名吧。"
    石美瑜又厉声道：“你们不肯签字，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就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
部派来军法局的三位法官等在那里，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更新审理。"石美瑜说到这里，用手一指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说：“不签字，我们三人就得到那个地下室去，后果怎样，就不需要我说了。"僵持了一段时间，年纪最大的法官陆起打破沉默，说：“一定要签字，那没办法，不过，应允许我在评议本上写下保留意见。"石美瑜考虑再三，无可奈何地说：“保留意见当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陆起首先签名，随后林健鹏、张体坤、叶在增依次签名。最后，石美瑜也在那份判决书上签了名。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当天下午４时，法庭再次开庭。石美瑜宣布判处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樱庭子郎、独立混成第四十旅团中将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

然后宣布对冈村宁次判决如下：
     ........................................
   .........................................
    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中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当时审判人员全体起立，听石美瑜宣读判决书，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当读到“冈村宁次无罪"时，法庭顿时大乱。法庭警察极力挥舞棍棒维持秩序，才使石美瑜读完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