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0:25:07
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
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Chicago：EB Inc.，p.607；1997 Book of the Year，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
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Chicago：EB Inc.，p.607；1997 Book of the Year，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
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Chicago：EB Inc.，p.607；1997 Book of the Year，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
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Chicago：EB Inc.，p.607；1997 Book of the Year，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中篇】 “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Communist Econom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Communist Econom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下篇】 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资本进来不是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的“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下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资本进来不是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的“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下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a Hypothesis.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0(1)，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工会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是不难理解的。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首先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本应相反：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缩，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某些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利)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所以我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但不满足于此，还要通过“人权全球化”，即在人权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社会民主、劳工权利、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利”)“与国际接轨”，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但我怀疑，这种现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涉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真正的症结既不在于汇率，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最后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a Hypothesis.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0(1)，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工会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是不难理解的。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首先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本应相反：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缩，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某些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利)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所以我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但不满足于此，还要通过“人权全球化”，即在人权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社会民主、劳工权利、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利”)“与国际接轨”，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但我怀疑，这种现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涉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真正的症结既不在于汇率，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最后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看过了....
这么傻的文章楼主也登,这不是教大家练周伯通的左右手互博功吗?
:victory:
看过他的演讲——自由与福利，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新视角！
CD有很多DX对国内用低成本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是很推崇的，至于这种低成本是不是通过压缩普通民众的自由与福利而得来？要么浅尝则止，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多少人愿意深入剖析。可以想见，这位仁兄要被拍不少砖头的。
CD有很多DX对国内用低成本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是很推崇的，至于这种低成本是不是通过压缩普通民众的自由与福利而得来？要么浅尝则止，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多少人愿意深入剖析。可以想见，这位仁兄要被拍不少砖头的。
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敬仰TG，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在关注中国的人权:D
这是《南周》最近几期少有的较高水准的文章，值得一看。。。。。: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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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看完了！感觉还是值得收藏的。
转了半天，原来偶们和老毛子遇到的麻烦是一样地[:a9:]
留个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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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bushmaster 于 2008-2-22 15:12 发表
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敬仰TG，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在关注中国的人权:D
离开现实和实行可能的后果来谈人权,最终都会沦为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給社会带来巨大灾难
天涯人物：高福利、高税收也意味着强迫一批人（富人）拿钱出来保障另一批人（穷人）。如果现实生活中有人直接强迫富人掏钱给穷人，大部分的人们不会认为是公平的，但政府强制收税，把富人的钱转移支付给穷人，人们认为这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就是所谓的“分配公平”。但其实，强制转移的本质并没改变，只是改为由政府执行。请问，人们的公平观为什么会由此发生变化？
秦晖：不管搞不搞福利国家，政府总是要收税，而收税不同于捐助之处就在于它是强制性的，如果强制就等于强盗，那任何政府岂不都等于强盗了？或者你是说没有转移支付的强制，比如说强制储蓄就不算强盗？但是哪一种税收没有或多或少的转移支付功能？即便就是强制储蓄，从机会成本与存贷利差方面看不也是一种转移支付吗？假如说政府给这个社会提供某一种保护，任何保护都不能让社会所有的成员完全获益均等。社会成员在保护诉求上没有任何区别，可能吗？而在所需保护不尽相同的情况下，只要有公共保护，那都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转移支付。不说别的，政府什么福利不搞，仅仅维护一个警察系统，说简单一点就是为富人看守财产，这也是一种保护，那这种保护也要靠强制，这种强制和你讲的强盗抢钱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就在于民主国家并不是 “家天下”，它做这个事情是公域，这个公域的边界是大家决定的，是老百姓授权你干这个事，不是你这个皇上有这个爱好、以权谋私。
如果是皇上以权谋私，比如说秦始皇征税，这跟福利国家不一样，就跟强盗差不多了。为什么宪政强调无代表不纳税？这就是区别。一个是强盗，一个是老百姓自己公共决定要处理一些公共事务。我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不一样，有些人在公共事务当中付出的多获得的少。我觉得在群己权界的公域之内，一旦通过宪政民主确定了这个边界，你只好承认。但有一条，你的不满可以提出诉求，如果诉求最后成为多数，这个边界可以改。所谓群己权界，群己不能颠倒，但是边界可以“游移”的。
天涯人物：您提出，人们选择高福利制度是选择相对不那么竞争激烈的生活方式。但我认为，如果人们不喜欢激烈的竞争，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减少竞争，但是，当他们通过民主立法的方式确立高税收、高福利制度时，他们不仅仅是自己减少竞争，他们也在立法妨碍他人竞争。请问，这是否可以算作民主对自由的侵犯？
秦晖：什么叫“自己减少竞争”？你是说我退出竞争甘愿受穷，而不要影响别人暴富吗？这首先有个限度问题。自由国家就应该听任流浪汉饿死吗？（与此相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把流浪汉抓起来吗？）防止“赢家通吃”并不是不许赢家多吃，只是你不能全吃光而让输家饿死。当然前提是这个赢家还要赢得公正。如果是“权家通赢”那问题就更大了。
至于说到民主损害自由，对此有各种理解，有些人说的是民主可能会选出个希特勒，像德国魏玛共和末期那样，这个问题我们另外再说。你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实际上说的是群域扩张会压缩己域的问题。这就回到我刚才讲的那句话，如果你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提这些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群己权界到底怎么划。（在帮助穷人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右派在道德上未必就低于左派。也许这个右派也是热心帮助穷人的，也许他自己就是慈善家。只不过认为这事应该是个人领域的事，应该通过慈善、志愿者、义工这种办法来解决，而左派就认为这事应该作为公共事务，用民主决策的办法来解决。）的确，人们还不能一劳永逸地找出明确的界限。所谓保护应该到哪一步？在民主国家最极端的右派也是认为应该有一些保护的，像弗里德曼尽管反对公立学校，但是他也认为应该有教育券。但是到底应该到哪一步为止？这不容易说清楚。
之所以不容易，不仅仅是群己之间的确有个模糊地带很难一劳永逸地划定，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根源何在，有不同的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现有的这种产权配置、现有的竞争机会是完全公平的，那么也许我不愿意竞争我就受点穷，这个问题也不大。可是你要知道，在很多国家，这一点是有疑问的。从历史上来讲，人们容易提出这个疑问，就是诺齐克讲的，从绝对自由主义角度讲，如果符合正义链条的完整性，最初财产来源是清白的，以后每一次交易都是公正的，最后你富可敌国我也没话讲，我没有理由强迫你。
但是如果这个正义的链条不完整，前面如果是抢的，那后面哪怕你的交易完全公正，那也是“抢来本钱做买卖”，合法性就有争议。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来一场清算，我们回到起点去，我把你剥夺了，这当然就很麻烦了，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再一种就是起点我们不管了，也没有办法管，但是我们现在做一些事后的补偿，就是搞二次分配。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例如西欧市场经济从中世纪过来，那时机会垄断，特权严重，起点不公平，所以欧洲人相对倾向于福利国家。而欧洲人到美国大都是白手起家的移民，没有封建特权，起码在白人之间，他们认为起点是公平的，所以他们相对更认可自由竞争。尤其是转型国家和欧美不一样，美国市场经济搞了200多年，欧洲更不知几百年，起点问题根本说不清楚。而我们现在就站在起点上，我们每天都看到大量的不公平，我们每天都看到公共资源是怎么被一些人霸占，这个时候你说他们占了就是他们的，我们不能妨碍他们，老百姓会怎么说？假如说我们是民主转轨国家，像捷克那样，国有资产每人一份，然后我们公平竞争，这种背景下我认为自由放任多一点完全是可以的，至少我自己那么主张。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些人把我们大家的财产抢光了，然后他成了大款，我们成了下岗的。这个时候他说我们自由竞争，不管你了，如果你想逃避竞争你就穷着，这个话有理由吗？
至于这是否可以算作民主对自由的侵犯，我认为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边界怎么划的问题，也就是群己的边界怎么划的问题。这个边界划在哪里可以调整，谈不上侵犯。要说侵犯也可以，下一次再移回来，宪政民主给了你这样一种机制，权界是可调的，下一轮选举右派上台也许就调回来了。那时左派又不满意，也可以认为你右派用自由侵犯了民主，这个并不要紧。关键在于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很可能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所以我并不反对福利国家，但是我非常反感左派批判新自由主义，因为中国福利太低，绝不是因为什么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欧美的福利如果低了，也许真的是新自由主义造成。但中国不是这样。同时，我也赞成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我同样反对一些人特别热衷于批判福利国家。我觉得中国现在私域狭窄，也不是由于福利国家造成的。
天涯人物：对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医疗改革，您认为应该政府提供还是市场解决？
秦晖：我认为应该是政府提供，但是并不取消市场。如果老百姓看不起病，政府有责任给他提供。但是如果有人希望更高端的服务，那当然市场应该给他提供这种机会。国家的作用是给公民提供保障，而不是限制公民的自由。任何高福利的国家，也还是有高端医疗市场存在的。
秦晖：不管搞不搞福利国家，政府总是要收税，而收税不同于捐助之处就在于它是强制性的，如果强制就等于强盗，那任何政府岂不都等于强盗了？或者你是说没有转移支付的强制，比如说强制储蓄就不算强盗？但是哪一种税收没有或多或少的转移支付功能？即便就是强制储蓄，从机会成本与存贷利差方面看不也是一种转移支付吗？假如说政府给这个社会提供某一种保护，任何保护都不能让社会所有的成员完全获益均等。社会成员在保护诉求上没有任何区别，可能吗？而在所需保护不尽相同的情况下，只要有公共保护，那都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转移支付。不说别的，政府什么福利不搞，仅仅维护一个警察系统，说简单一点就是为富人看守财产，这也是一种保护，那这种保护也要靠强制，这种强制和你讲的强盗抢钱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就在于民主国家并不是 “家天下”，它做这个事情是公域，这个公域的边界是大家决定的，是老百姓授权你干这个事，不是你这个皇上有这个爱好、以权谋私。
如果是皇上以权谋私，比如说秦始皇征税，这跟福利国家不一样，就跟强盗差不多了。为什么宪政强调无代表不纳税？这就是区别。一个是强盗，一个是老百姓自己公共决定要处理一些公共事务。我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不一样，有些人在公共事务当中付出的多获得的少。我觉得在群己权界的公域之内，一旦通过宪政民主确定了这个边界，你只好承认。但有一条，你的不满可以提出诉求，如果诉求最后成为多数，这个边界可以改。所谓群己权界，群己不能颠倒，但是边界可以“游移”的。
天涯人物：您提出，人们选择高福利制度是选择相对不那么竞争激烈的生活方式。但我认为，如果人们不喜欢激烈的竞争，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减少竞争，但是，当他们通过民主立法的方式确立高税收、高福利制度时，他们不仅仅是自己减少竞争，他们也在立法妨碍他人竞争。请问，这是否可以算作民主对自由的侵犯？
秦晖：什么叫“自己减少竞争”？你是说我退出竞争甘愿受穷，而不要影响别人暴富吗？这首先有个限度问题。自由国家就应该听任流浪汉饿死吗？（与此相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把流浪汉抓起来吗？）防止“赢家通吃”并不是不许赢家多吃，只是你不能全吃光而让输家饿死。当然前提是这个赢家还要赢得公正。如果是“权家通赢”那问题就更大了。
至于说到民主损害自由，对此有各种理解，有些人说的是民主可能会选出个希特勒，像德国魏玛共和末期那样，这个问题我们另外再说。你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实际上说的是群域扩张会压缩己域的问题。这就回到我刚才讲的那句话，如果你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提这些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群己权界到底怎么划。（在帮助穷人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右派在道德上未必就低于左派。也许这个右派也是热心帮助穷人的，也许他自己就是慈善家。只不过认为这事应该是个人领域的事，应该通过慈善、志愿者、义工这种办法来解决，而左派就认为这事应该作为公共事务，用民主决策的办法来解决。）的确，人们还不能一劳永逸地找出明确的界限。所谓保护应该到哪一步？在民主国家最极端的右派也是认为应该有一些保护的，像弗里德曼尽管反对公立学校，但是他也认为应该有教育券。但是到底应该到哪一步为止？这不容易说清楚。
之所以不容易，不仅仅是群己之间的确有个模糊地带很难一劳永逸地划定，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根源何在，有不同的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现有的这种产权配置、现有的竞争机会是完全公平的，那么也许我不愿意竞争我就受点穷，这个问题也不大。可是你要知道，在很多国家，这一点是有疑问的。从历史上来讲，人们容易提出这个疑问，就是诺齐克讲的，从绝对自由主义角度讲，如果符合正义链条的完整性，最初财产来源是清白的，以后每一次交易都是公正的，最后你富可敌国我也没话讲，我没有理由强迫你。
但是如果这个正义的链条不完整，前面如果是抢的，那后面哪怕你的交易完全公正，那也是“抢来本钱做买卖”，合法性就有争议。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来一场清算，我们回到起点去，我把你剥夺了，这当然就很麻烦了，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再一种就是起点我们不管了，也没有办法管，但是我们现在做一些事后的补偿，就是搞二次分配。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例如西欧市场经济从中世纪过来，那时机会垄断，特权严重，起点不公平，所以欧洲人相对倾向于福利国家。而欧洲人到美国大都是白手起家的移民，没有封建特权，起码在白人之间，他们认为起点是公平的，所以他们相对更认可自由竞争。尤其是转型国家和欧美不一样，美国市场经济搞了200多年，欧洲更不知几百年，起点问题根本说不清楚。而我们现在就站在起点上，我们每天都看到大量的不公平，我们每天都看到公共资源是怎么被一些人霸占，这个时候你说他们占了就是他们的，我们不能妨碍他们，老百姓会怎么说？假如说我们是民主转轨国家，像捷克那样，国有资产每人一份，然后我们公平竞争，这种背景下我认为自由放任多一点完全是可以的，至少我自己那么主张。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些人把我们大家的财产抢光了，然后他成了大款，我们成了下岗的。这个时候他说我们自由竞争，不管你了，如果你想逃避竞争你就穷着，这个话有理由吗？
至于这是否可以算作民主对自由的侵犯，我认为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边界怎么划的问题，也就是群己的边界怎么划的问题。这个边界划在哪里可以调整，谈不上侵犯。要说侵犯也可以，下一次再移回来，宪政民主给了你这样一种机制，权界是可调的，下一轮选举右派上台也许就调回来了。那时左派又不满意，也可以认为你右派用自由侵犯了民主，这个并不要紧。关键在于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很可能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所以我并不反对福利国家，但是我非常反感左派批判新自由主义，因为中国福利太低，绝不是因为什么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欧美的福利如果低了，也许真的是新自由主义造成。但中国不是这样。同时，我也赞成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我同样反对一些人特别热衷于批判福利国家。我觉得中国现在私域狭窄，也不是由于福利国家造成的。
天涯人物：对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医疗改革，您认为应该政府提供还是市场解决？
秦晖：我认为应该是政府提供，但是并不取消市场。如果老百姓看不起病，政府有责任给他提供。但是如果有人希望更高端的服务，那当然市场应该给他提供这种机会。国家的作用是给公民提供保障，而不是限制公民的自由。任何高福利的国家，也还是有高端医疗市场存在的。
——————福利、民主与“限权问责”
暗夜精灵-赵同学：想听听秦先生对两个问题的看法，1，如何能让低保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力？2，民主国家和民主转型国家，如何能处理好福利与发展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这类以低附加值经济为主的国家。
秦晖：第一个问题：其实无论是低保还是别的，整个所谓社会福利，我已经讲的很清楚，它要能够成为一种正福利而不是负福利，两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征收必须有一个民主的基础，支付的时候也必须要有民主的基础。“无代表不纳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讲“无代表不支付”。这个钱你拿去干什么，你也得问问大家。公费医疗，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基本福利，但是据前卫生部官员殷大魁说我们国家的公费医疗资金很多都是用在了领导干部身上，官员与百姓一次分配的差距如果还不是很大，加上“特权化福利”后二次分配的差距就更大了，这就是我讲的负福利。
第二个问题：民主国家在转型期的确会出现一个问题。无论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可以转轨到市场经济，但是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老百姓既要求得到自由，但是又不愿意失去福利。相应地就导致政府的权力被削减的非常厉害，但是责任推不掉，导致公共财政困境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专制转型国家则正好相反，转型过程当中政府的权力很难被限制，但责任特别好推卸。老百姓福利损失很容易，但是自由增加就很难。因此我觉得，与转型期的民主国家相比，很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努力的方向是既能够对政府问责，又能够对政府限权。而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你老百姓既然已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当然不能再要求政府承担太大的责任。
但是这两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在转型期我们需要实现的目标说到底，不管是东欧民主转型期国家，还是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做到权责对应。我们可以在权大责也大的国家和权小责也小的国家两者中进行选择。但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国家是不好、不可欲的，专制国家转轨难就难在人们难以摆脱这种状态。而权小责大、有责无权的国家是不可能的，虽然好但求不到，“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民主国家转轨难就难在人们喜欢追求这种状态。但是，克服这两种困难的最终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寻求权责对应的国家。等到建立起权责对应的制度，那时我们就有可能来争论到底是权责都大一点好，还是权责都小一点好。没有这种制度，这种争论能有意义吗？
少年游06：关于正福利问题，新加坡做到了。你认为它是通常意义上的西方民主社会么？民主了，正福利就达到了？请参见拉美非洲及印度等国的现状。你如何看待古巴的全民福利？又怎么看待西亚石油富国的福利？这些建立在你所认为的民主自由之上么？
秦晖补答：这些问题我在 “大讲堂”中已经讲过，在一些文章中也说过：民主国家不一定选择高福利，如果老百姓（选民）更倾向于高自由的话。但正因为无论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都出自公民们的选择而不是“大救星”的恩赐，所以“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状况是不可能的，“负福利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就以老兄刚才提到的“进城农民”来说，有的民主国家能够给他们提供住房福利，有的无力提供或多数人不选择提供，那就允许他们有全家生活在“贫民窟”的自由，但两者都不许，甚至出现满街“城管”围剿“下苦人”的景观，那的确是民主国家很难看到的“奇迹”。
至于拉美、非洲，很多穷国如果是“民主国家”，怎么会有因为不“干涉内政”不要求“改善人权”而受到欢迎一说？而另一些民主的拉美国家与印度，我想不要说别的，前面提到我们一些“右派”朋友对印度“福利侵犯产权”的抱怨，和我国著名中资企业一进入拉美就碰到“工会陷阱”的惊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专制国家当然也有搞福利的，而且不都是“负福利”，也有正福利，你别提什么新加坡，纳粹德国与前苏联不更典型吗？但那是“大救星的恩赐”而不是什么福利“责任”。苏联有点福利，老百姓就必须对统治者三呼万岁谢主隆恩，而苏联曾经饿死几百万农民，谁敢抱怨一声？反观民主福利国家，瑞典老百姓享受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但他们会对执政者感恩戴德吗？你办福利是我让你办的，你尽责而已何恩之有，你若不办就请下台我们另选他人，更别说饿死几百万了，宪政民主制度下哪怕最右的执政者能不负责任到这种地步吗？现代瑞典史上曾经有“右派”执政，他们并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他们也不得不搞许多福利。除非他们能说服选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则那些责任就无法卸除。
苏联有点福利，老百姓就必须对统治者三呼万岁谢主隆恩，而苏联曾经饿死几百万农民，谁敢抱怨一声？瑞典老百姓享受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但他们会对执政者感恩戴德吗？
所以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是尽责，斯大林搞则是弄权（想为他辩护的人可以说那是 “善意弄权”，但反正不是尽责）。并非只有宪政政府才搞福利，但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有宪政下才可能。因此，如果把“福利国家”不是当作统治者的个人爱好，而是看作一种使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制度安排，那的确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福利国家”——尽管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会选择高福利制度。
至于石油富国，这问题太小儿科了，我想就无需回答了吧。
王荣欣：中国如何完善政治民主？资本联合民众，或政权联合民众，能走向民主吗？
秦晖：老实说，中国完善政治民主，要说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要说简单，老实说我觉得也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如果在一个没有经济转轨问题的国家怎么走向民主，这倒是比较难说，有人提出像西班牙那样最好出现一个卡洛斯国王什么的，千奇百怪，我们不能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所谓的民主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从国家有权无责、权大责小过渡到权责对应。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从两个方向努力，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允许政府没有责任，不断的对它进行问责，一个方面我们不允许它权力太大，不断的对它进行限权。所以我提出中国完善民主建设的道路就是这两条，一条是“为福利而问责”，一条就是“为自由而限权”。最后权逐渐受限制，责逐渐可追问，就逐渐走向权责对应的宪政状态了嘛！我觉得这比民主选举是不是应该由村一级推进到乡一级，要有意义得多。我们这个政府如果是一个知所限止、不能对公民为所欲为的政府，那我们向完善民主就进了一大步。如果又是一个老百姓可以要求它对自己提供服务的政府，那我们就又进了一大步。哪怕这个要求不一定合理。
不一定老百姓提出的诉求都合理，比如说老百姓提出你给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服务，我认为他有权利提出这个诉求，那国家应该回答：你这个要求太高，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这种服务。那么老百姓就要问了：那你能提供什么服务？你能在什么事情上提供服务，而且是我们要求的、不是你自己“爱好”的服务，我们就在这些方面给你授权。你说：你可以提供某些管制性的“服务”呀，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种服务。你不必尽这个“责”因此也就不能授予你这个权。你说你能提供国防、教育什么的，行！咱需要，就给你授这个权去征税，但征来是不是干这个的，你还得随时向我们汇报，我们还得随时检查！
反过来如果你说好吧，从摇篮到坟墓我能给你包了，你就多多给我授权吧！那也会有另一些老百姓，比方说阁下吧，他们说：这个服务不合理，我们不需要，也不能给你授权。那国家就会说：那你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呀！你们自己弄清楚再说！于是这就有了社会上的公共讨论乃至辩论。只要有了这种“讨价还价”的机制，宪政民主不就实现了吗？至于“从摇篮到坟墓”到底该不该成为政府的责任，这个机制不也正是要解决这种问题吗？但是你不能说现在我就把老百姓的嘴封住，从摇篮到坟墓绝不能提，提了就说你找政府的麻烦，但政府找你的麻烦则是天经地义——这当然就不行。
少年游06：你怎么来界定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有没有参照系？请问一下，是否民主只有一种标准，而不存在低端民主与高端民主之说？
秦晖：参照系？任何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从最左的瑞典，一直到最右的美国不都是参照系吗？有人说美国的自由太多，对于我们来说太奢侈。瑞典的福利太高，对于我们来说也太奢侈。我当时就问，我说美国的自由太多，我们享受不了这个是对的，但是美国的福利呢？美国的福利肯定不是太多吧。而美国的福利我们不也没有达到吗？我们现在的福利不光是比瑞典少，比美国也少。反过来讲美国的自由我们达不到，瑞典的自由如何？如果能够达到瑞典的水平也就不错了。也就是说群域无民主，不仅是针对瑞典而言是这样的，针对美国也是这样。己域无自由，不仅针对美国是这样，针对瑞典也是这样，这参照系难道还是个问题吗？
zzuzzy：问一下民主的发展和福利的广度有无关系？我国目前福利保障是什么水平？为什么我国有着巨额的外汇储备，而且每天据说都在贬值，为啥那些赤字巨亏的国家的人却享受着很好的福利？？？
秦晖：我在讲堂上提到的两个标准，一个就是民主水平的标志，并不是所谓的福利水平，而是福利的产生机制，也就是说是老百姓要福利，政府不能不承担责任呢，还是政府如果恩赐，老百姓必须感恩，政府如果不给老百姓也无可奈何呢？其次，如果提到福利保障本身是什么水平，我觉得最简单的标准就是在二次分配以前的基尼系数和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相比，如果后者有所降低，那么这个降低的幅度就可以被理解为福利保障的水平。如果我们真能够做这种统计，那么很多零福利乃至负福利的事实可能就会浮出水面。并不是国家开支的越多，福利水平就越高。我前面已经讲了，国家开支有可能是福利，但是也有可能是一种负福利。
心岳：记得在中国学术论坛，我问过秦晖教授有关结社权的问题，秦教授回答得很出色。这次想问结社权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如何？福利国家是否要有另行的慈善事业来配套？
秦晖补答：没有结社权，怎么能“为福利而问责”？同样，没有结社权也不可能“为自由而限权”。至于慈善事业和更加广义的“第三部门”，它与福利国家互相补充，这在我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分析
暗夜精灵-赵同学：想听听秦先生对两个问题的看法，1，如何能让低保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力？2，民主国家和民主转型国家，如何能处理好福利与发展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这类以低附加值经济为主的国家。
秦晖：第一个问题：其实无论是低保还是别的，整个所谓社会福利，我已经讲的很清楚，它要能够成为一种正福利而不是负福利，两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征收必须有一个民主的基础，支付的时候也必须要有民主的基础。“无代表不纳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讲“无代表不支付”。这个钱你拿去干什么，你也得问问大家。公费医疗，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基本福利，但是据前卫生部官员殷大魁说我们国家的公费医疗资金很多都是用在了领导干部身上，官员与百姓一次分配的差距如果还不是很大，加上“特权化福利”后二次分配的差距就更大了，这就是我讲的负福利。
第二个问题：民主国家在转型期的确会出现一个问题。无论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可以转轨到市场经济，但是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老百姓既要求得到自由，但是又不愿意失去福利。相应地就导致政府的权力被削减的非常厉害，但是责任推不掉，导致公共财政困境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专制转型国家则正好相反，转型过程当中政府的权力很难被限制，但责任特别好推卸。老百姓福利损失很容易，但是自由增加就很难。因此我觉得，与转型期的民主国家相比，很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努力的方向是既能够对政府问责，又能够对政府限权。而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你老百姓既然已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当然不能再要求政府承担太大的责任。
但是这两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在转型期我们需要实现的目标说到底，不管是东欧民主转型期国家，还是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做到权责对应。我们可以在权大责也大的国家和权小责也小的国家两者中进行选择。但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国家是不好、不可欲的，专制国家转轨难就难在人们难以摆脱这种状态。而权小责大、有责无权的国家是不可能的，虽然好但求不到，“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民主国家转轨难就难在人们喜欢追求这种状态。但是，克服这两种困难的最终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寻求权责对应的国家。等到建立起权责对应的制度，那时我们就有可能来争论到底是权责都大一点好，还是权责都小一点好。没有这种制度，这种争论能有意义吗？
少年游06：关于正福利问题，新加坡做到了。你认为它是通常意义上的西方民主社会么？民主了，正福利就达到了？请参见拉美非洲及印度等国的现状。你如何看待古巴的全民福利？又怎么看待西亚石油富国的福利？这些建立在你所认为的民主自由之上么？
秦晖补答：这些问题我在 “大讲堂”中已经讲过，在一些文章中也说过：民主国家不一定选择高福利，如果老百姓（选民）更倾向于高自由的话。但正因为无论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都出自公民们的选择而不是“大救星”的恩赐，所以“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状况是不可能的，“负福利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就以老兄刚才提到的“进城农民”来说，有的民主国家能够给他们提供住房福利，有的无力提供或多数人不选择提供，那就允许他们有全家生活在“贫民窟”的自由，但两者都不许，甚至出现满街“城管”围剿“下苦人”的景观，那的确是民主国家很难看到的“奇迹”。
至于拉美、非洲，很多穷国如果是“民主国家”，怎么会有因为不“干涉内政”不要求“改善人权”而受到欢迎一说？而另一些民主的拉美国家与印度，我想不要说别的，前面提到我们一些“右派”朋友对印度“福利侵犯产权”的抱怨，和我国著名中资企业一进入拉美就碰到“工会陷阱”的惊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专制国家当然也有搞福利的，而且不都是“负福利”，也有正福利，你别提什么新加坡，纳粹德国与前苏联不更典型吗？但那是“大救星的恩赐”而不是什么福利“责任”。苏联有点福利，老百姓就必须对统治者三呼万岁谢主隆恩，而苏联曾经饿死几百万农民，谁敢抱怨一声？反观民主福利国家，瑞典老百姓享受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但他们会对执政者感恩戴德吗？你办福利是我让你办的，你尽责而已何恩之有，你若不办就请下台我们另选他人，更别说饿死几百万了，宪政民主制度下哪怕最右的执政者能不负责任到这种地步吗？现代瑞典史上曾经有“右派”执政，他们并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他们也不得不搞许多福利。除非他们能说服选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则那些责任就无法卸除。
苏联有点福利，老百姓就必须对统治者三呼万岁谢主隆恩，而苏联曾经饿死几百万农民，谁敢抱怨一声？瑞典老百姓享受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但他们会对执政者感恩戴德吗？
所以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是尽责，斯大林搞则是弄权（想为他辩护的人可以说那是 “善意弄权”，但反正不是尽责）。并非只有宪政政府才搞福利，但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有宪政下才可能。因此，如果把“福利国家”不是当作统治者的个人爱好，而是看作一种使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制度安排，那的确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福利国家”——尽管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会选择高福利制度。
至于石油富国，这问题太小儿科了，我想就无需回答了吧。
王荣欣：中国如何完善政治民主？资本联合民众，或政权联合民众，能走向民主吗？
秦晖：老实说，中国完善政治民主，要说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要说简单，老实说我觉得也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如果在一个没有经济转轨问题的国家怎么走向民主，这倒是比较难说，有人提出像西班牙那样最好出现一个卡洛斯国王什么的，千奇百怪，我们不能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所谓的民主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从国家有权无责、权大责小过渡到权责对应。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从两个方向努力，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允许政府没有责任，不断的对它进行问责，一个方面我们不允许它权力太大，不断的对它进行限权。所以我提出中国完善民主建设的道路就是这两条，一条是“为福利而问责”，一条就是“为自由而限权”。最后权逐渐受限制，责逐渐可追问，就逐渐走向权责对应的宪政状态了嘛！我觉得这比民主选举是不是应该由村一级推进到乡一级，要有意义得多。我们这个政府如果是一个知所限止、不能对公民为所欲为的政府，那我们向完善民主就进了一大步。如果又是一个老百姓可以要求它对自己提供服务的政府，那我们就又进了一大步。哪怕这个要求不一定合理。
不一定老百姓提出的诉求都合理，比如说老百姓提出你给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服务，我认为他有权利提出这个诉求，那国家应该回答：你这个要求太高，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这种服务。那么老百姓就要问了：那你能提供什么服务？你能在什么事情上提供服务，而且是我们要求的、不是你自己“爱好”的服务，我们就在这些方面给你授权。你说：你可以提供某些管制性的“服务”呀，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种服务。你不必尽这个“责”因此也就不能授予你这个权。你说你能提供国防、教育什么的，行！咱需要，就给你授这个权去征税，但征来是不是干这个的，你还得随时向我们汇报，我们还得随时检查！
反过来如果你说好吧，从摇篮到坟墓我能给你包了，你就多多给我授权吧！那也会有另一些老百姓，比方说阁下吧，他们说：这个服务不合理，我们不需要，也不能给你授权。那国家就会说：那你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呀！你们自己弄清楚再说！于是这就有了社会上的公共讨论乃至辩论。只要有了这种“讨价还价”的机制，宪政民主不就实现了吗？至于“从摇篮到坟墓”到底该不该成为政府的责任，这个机制不也正是要解决这种问题吗？但是你不能说现在我就把老百姓的嘴封住，从摇篮到坟墓绝不能提，提了就说你找政府的麻烦，但政府找你的麻烦则是天经地义——这当然就不行。
少年游06：你怎么来界定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有没有参照系？请问一下，是否民主只有一种标准，而不存在低端民主与高端民主之说？
秦晖：参照系？任何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从最左的瑞典，一直到最右的美国不都是参照系吗？有人说美国的自由太多，对于我们来说太奢侈。瑞典的福利太高，对于我们来说也太奢侈。我当时就问，我说美国的自由太多，我们享受不了这个是对的，但是美国的福利呢？美国的福利肯定不是太多吧。而美国的福利我们不也没有达到吗？我们现在的福利不光是比瑞典少，比美国也少。反过来讲美国的自由我们达不到，瑞典的自由如何？如果能够达到瑞典的水平也就不错了。也就是说群域无民主，不仅是针对瑞典而言是这样的，针对美国也是这样。己域无自由，不仅针对美国是这样，针对瑞典也是这样，这参照系难道还是个问题吗？
zzuzzy：问一下民主的发展和福利的广度有无关系？我国目前福利保障是什么水平？为什么我国有着巨额的外汇储备，而且每天据说都在贬值，为啥那些赤字巨亏的国家的人却享受着很好的福利？？？
秦晖：我在讲堂上提到的两个标准，一个就是民主水平的标志，并不是所谓的福利水平，而是福利的产生机制，也就是说是老百姓要福利，政府不能不承担责任呢，还是政府如果恩赐，老百姓必须感恩，政府如果不给老百姓也无可奈何呢？其次，如果提到福利保障本身是什么水平，我觉得最简单的标准就是在二次分配以前的基尼系数和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相比，如果后者有所降低，那么这个降低的幅度就可以被理解为福利保障的水平。如果我们真能够做这种统计，那么很多零福利乃至负福利的事实可能就会浮出水面。并不是国家开支的越多，福利水平就越高。我前面已经讲了，国家开支有可能是福利，但是也有可能是一种负福利。
心岳：记得在中国学术论坛，我问过秦晖教授有关结社权的问题，秦教授回答得很出色。这次想问结社权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如何？福利国家是否要有另行的慈善事业来配套？
秦晖补答：没有结社权，怎么能“为福利而问责”？同样，没有结社权也不可能“为自由而限权”。至于慈善事业和更加广义的“第三部门”，它与福利国家互相补充，这在我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分析
——————福利国家与效率问题
JY：如果高福利导致了欧洲高福利国家陷入停滞，那请问一，2006年全球国家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的怎么大多都是北欧福利国家？二，据报道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一直在全球名列前茅，他们的国家竞争利之强与其福利制度是否有关？
秦晖：北欧国家的竞争力来源，其实左右派也有不同的回答。左派就认为，福利制度对提高国民素质有好处。北欧国家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竞争力跟他们的教育水平有关，劳动力素质都是一流的，如果没有国家搞的教育体制，就不可能有这种竞争力。我觉得，就知识经济的层次而言，显然福利国家有它的长处，因为整个国民素质比较高。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假定国家采取一些措施要提高国民素质，也有怎么提供的问题。现在在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中，有一种争论是要不要转移支付的争论，有一个是怎么进行转移支付的争论。最有名的自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并不否认转移支付，但是他反对国家办教育，他说可以给穷人发教育券，然后购买教育。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思路。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也不是完全否定福利的，但是提供福利的途径是不是能多一点自由？这个可以选择。比如说转移支付，怎么个支付法？是国家直接给你提供服务还是国家给你钱让你在市场上选择福利？
另外，现在也有人说在北欧高福利国家，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发展，他们虽然竞争力还是很高，实际上也面临着很深刻的危机，这一点也是对的。因为据我所知，即使在传统的北欧国家，他们的福利制度也在处于变革之际。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说福利就必然会提高或者是必然会降低竞争力。不管国民有一种什么样的福利，它本身都是应该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
Smilemiles：毫无疑问，福利制度对于低收入者、贫困家庭等经济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福利制度和税收制度一样，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既然这种分配是基于行政权力而非由市场自由分配，那么这种制度就必然扭曲劳动/经营的市场激励机制从而降低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从而减缓甚至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阻碍既包含由于降低实际上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的个体的收入，从而打击了其积极性，同时也减少了低收入者放弃工作/失业的成本，因而也同时减少了后者的劳动积极性，甚至是通过学习、进修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动力。我不反对全民福利制度的建立，但同时，福利制度实施的力度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想请教秦教授的问题是：在多大力度上建立和实施全民福利制度，由福利制度本身带来的社会效益才能大于福利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的阻碍作用，这个度将如何进行衡量与把握？
cryolitexu：当大部分人都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选择不工作，拿低保过日子？这样不就是造成了劳动力资源浪费，生活消极？
秦晖补答：以上两位谈的是类似的问题：福利国家会不会“养懒汉”？我在“大讲堂”上已经讲过：“过度福利”当然会有这类问题，所以这次法国萨科齐强调这个问题而获得人心。
但是人们也会问：“自由过分”人们会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度的。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还很遥远。我们现在是自由与福利都太少太少了。
同时我要说：我们目前这种程度的“低保”能够让人“选择不工作”？别说低保了，如今许多单位的退休金比低保高的多，人们不也千方百计不愿退休吗？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选择宁吃低保也不工作的人也是有的，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有人生追求的，哪怕最世俗的谋利追求也不会使他们满足于低保吧？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被动失业”却得不到保障呢，还是过高的保障使人们“选择”主动失业？我想人们不难判断。
至于一些“危重脏”工作如果报酬过低，人们有了低保就可能不愿干，这不正是促使这些工作报酬不合理的状况得以改变吗？据我所知许多发达国家环卫工人工资都高于一般制造业，这就是社会保障提高了他们地位的结果。
JY：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不是大量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那相比对人的吸引来说是北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更有效率还是南美甚至于我国这样的低福利国家更有效率？如果让您自个选，你希望你的家人生活在哪个国度？
秦晖补答：首先我已经说过，至少不少欧洲国家许多国民并不认为玩着命地追求“高效率”是可取的。所以拿福利国家GDP增长率可能不是很高来质疑他们根本就是无效的。至于福利国家到底有没有效率？我想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从“竞争出效率”的角度看，竞争压力较低的福利国家，至少在不依靠高素质人力而主要靠拼命干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应当是不如其他条件相当的自由竞争国家的。
如果是高技术、创新型产业，那瑞典那样的高教育水平福利国家还是有效率的。当然与不靠国家公益开支、而依靠经济高度发达、人们收入普遍较高因而也普及了高水平教育的那些自由市场国家如美国相比，瑞典的效率即使在这些行业，是否最高也很可疑。在这方面瑞典面临的挑战应该说相当严峻，像沃尔沃被收购就是一个标志。但瑞典不像法国有那么大的国际抱负，他们愿意生活得潇洒一点，并不羡慕美国那种使人紧张的高效率，所以福利改革的压力在瑞典不像法国那么大。
至于南美，可能过去几年关于“新自由主义造成拉美病”的左派宣传使你误以为拉美是低福利地区，其实像前些年陷入严重危机而成为“拉美病”标本的阿根廷，就是一个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其他拉美国家福利水平虽然没有阿根廷这么高，但比中国还是高的多。那些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经常被我们反复渲染，其实它一方面固然意味着穷人没有享受到欧洲国家那种住房福利，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穷人、包括进城农民的进城居住权不可剥夺，他们有权顶住开发商的压力不给豪宅让路，甚至发动“穷人的圈地运动”，理直气壮地“私搭乱建”。比起一些后发国家城市随意拆毁穷人的“违章建筑”、封闭“不达标”的民工学校、为了当官的面子而不顾穷人饿肚子，拉美的穷人已足够令人羡慕了！
不过遗憾的是：如果要讲原始积累的“效率”和“招商引资”的“效率”，那种“既无福利也无自由”的状态确实无与伦比：不仅福利国家望尘莫及，自由市场国家也甘拜下风。而这就是我前面谈到的一系列问题的原因——这种“效率”在当前这种全球化模式下正在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导致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至于说如果允许选择，我希望生活在哪个国度？生活是不能光讲 “制度”的。至少对于吃不惯西餐、讲不好瑞典语的人来讲，即便他拥护福利国家也未必住得惯瑞典。所以不如问我希望中国选择怎样的制度？那我可以告诉你：从个人利益来讲，作为强者我愿意选择自由竞争，作为弱者我愿意选择福利国家，但是人一生不可能永远是强者，也很少永远是弱者，更有可能我们无法把握一个复杂环境中自己的强弱，那就如罗尔斯讲的 “无知之幕”中人那样，我愿意选择一个能够给弱者提供基本福利的自由制度。但这一切还只是静态地看。如果从转轨国家的动态过程看，我愿意选择民主私有化条件下起点平等的自由竞争。如果已经谈不上这样的起点，那么在权贵私有化背景下的“竞争”就谈不上公平，给权贵扩权指望其赐予福利更是幻想，所以关键还是通过限权问责来推进宪政民主。而民主化前的权贵私有化越不公正，民主化就越有可能导致“推到重来”的清算。我认为“推倒重来”后果严重并不可取，那么能够替换它的选择就只有以二次分配、福利制度作为弥补了。
JY：如果高福利导致了欧洲高福利国家陷入停滞，那请问一，2006年全球国家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的怎么大多都是北欧福利国家？二，据报道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一直在全球名列前茅，他们的国家竞争利之强与其福利制度是否有关？
秦晖：北欧国家的竞争力来源，其实左右派也有不同的回答。左派就认为，福利制度对提高国民素质有好处。北欧国家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竞争力跟他们的教育水平有关，劳动力素质都是一流的，如果没有国家搞的教育体制，就不可能有这种竞争力。我觉得，就知识经济的层次而言，显然福利国家有它的长处，因为整个国民素质比较高。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假定国家采取一些措施要提高国民素质，也有怎么提供的问题。现在在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中，有一种争论是要不要转移支付的争论，有一个是怎么进行转移支付的争论。最有名的自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并不否认转移支付，但是他反对国家办教育，他说可以给穷人发教育券，然后购买教育。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思路。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也不是完全否定福利的，但是提供福利的途径是不是能多一点自由？这个可以选择。比如说转移支付，怎么个支付法？是国家直接给你提供服务还是国家给你钱让你在市场上选择福利？
另外，现在也有人说在北欧高福利国家，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发展，他们虽然竞争力还是很高，实际上也面临着很深刻的危机，这一点也是对的。因为据我所知，即使在传统的北欧国家，他们的福利制度也在处于变革之际。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说福利就必然会提高或者是必然会降低竞争力。不管国民有一种什么样的福利，它本身都是应该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
Smilemiles：毫无疑问，福利制度对于低收入者、贫困家庭等经济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福利制度和税收制度一样，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既然这种分配是基于行政权力而非由市场自由分配，那么这种制度就必然扭曲劳动/经营的市场激励机制从而降低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从而减缓甚至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阻碍既包含由于降低实际上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的个体的收入，从而打击了其积极性，同时也减少了低收入者放弃工作/失业的成本，因而也同时减少了后者的劳动积极性，甚至是通过学习、进修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动力。我不反对全民福利制度的建立，但同时，福利制度实施的力度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想请教秦教授的问题是：在多大力度上建立和实施全民福利制度，由福利制度本身带来的社会效益才能大于福利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的阻碍作用，这个度将如何进行衡量与把握？
cryolitexu：当大部分人都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选择不工作，拿低保过日子？这样不就是造成了劳动力资源浪费，生活消极？
秦晖补答：以上两位谈的是类似的问题：福利国家会不会“养懒汉”？我在“大讲堂”上已经讲过：“过度福利”当然会有这类问题，所以这次法国萨科齐强调这个问题而获得人心。
但是人们也会问：“自由过分”人们会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度的。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还很遥远。我们现在是自由与福利都太少太少了。
同时我要说：我们目前这种程度的“低保”能够让人“选择不工作”？别说低保了，如今许多单位的退休金比低保高的多，人们不也千方百计不愿退休吗？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选择宁吃低保也不工作的人也是有的，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有人生追求的，哪怕最世俗的谋利追求也不会使他们满足于低保吧？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被动失业”却得不到保障呢，还是过高的保障使人们“选择”主动失业？我想人们不难判断。
至于一些“危重脏”工作如果报酬过低，人们有了低保就可能不愿干，这不正是促使这些工作报酬不合理的状况得以改变吗？据我所知许多发达国家环卫工人工资都高于一般制造业，这就是社会保障提高了他们地位的结果。
JY：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不是大量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那相比对人的吸引来说是北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更有效率还是南美甚至于我国这样的低福利国家更有效率？如果让您自个选，你希望你的家人生活在哪个国度？
秦晖补答：首先我已经说过，至少不少欧洲国家许多国民并不认为玩着命地追求“高效率”是可取的。所以拿福利国家GDP增长率可能不是很高来质疑他们根本就是无效的。至于福利国家到底有没有效率？我想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从“竞争出效率”的角度看，竞争压力较低的福利国家，至少在不依靠高素质人力而主要靠拼命干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应当是不如其他条件相当的自由竞争国家的。
如果是高技术、创新型产业，那瑞典那样的高教育水平福利国家还是有效率的。当然与不靠国家公益开支、而依靠经济高度发达、人们收入普遍较高因而也普及了高水平教育的那些自由市场国家如美国相比，瑞典的效率即使在这些行业，是否最高也很可疑。在这方面瑞典面临的挑战应该说相当严峻，像沃尔沃被收购就是一个标志。但瑞典不像法国有那么大的国际抱负，他们愿意生活得潇洒一点，并不羡慕美国那种使人紧张的高效率，所以福利改革的压力在瑞典不像法国那么大。
至于南美，可能过去几年关于“新自由主义造成拉美病”的左派宣传使你误以为拉美是低福利地区，其实像前些年陷入严重危机而成为“拉美病”标本的阿根廷，就是一个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其他拉美国家福利水平虽然没有阿根廷这么高，但比中国还是高的多。那些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经常被我们反复渲染，其实它一方面固然意味着穷人没有享受到欧洲国家那种住房福利，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穷人、包括进城农民的进城居住权不可剥夺，他们有权顶住开发商的压力不给豪宅让路，甚至发动“穷人的圈地运动”，理直气壮地“私搭乱建”。比起一些后发国家城市随意拆毁穷人的“违章建筑”、封闭“不达标”的民工学校、为了当官的面子而不顾穷人饿肚子，拉美的穷人已足够令人羡慕了！
不过遗憾的是：如果要讲原始积累的“效率”和“招商引资”的“效率”，那种“既无福利也无自由”的状态确实无与伦比：不仅福利国家望尘莫及，自由市场国家也甘拜下风。而这就是我前面谈到的一系列问题的原因——这种“效率”在当前这种全球化模式下正在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导致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至于说如果允许选择，我希望生活在哪个国度？生活是不能光讲 “制度”的。至少对于吃不惯西餐、讲不好瑞典语的人来讲，即便他拥护福利国家也未必住得惯瑞典。所以不如问我希望中国选择怎样的制度？那我可以告诉你：从个人利益来讲，作为强者我愿意选择自由竞争，作为弱者我愿意选择福利国家，但是人一生不可能永远是强者，也很少永远是弱者，更有可能我们无法把握一个复杂环境中自己的强弱，那就如罗尔斯讲的 “无知之幕”中人那样，我愿意选择一个能够给弱者提供基本福利的自由制度。但这一切还只是静态地看。如果从转轨国家的动态过程看，我愿意选择民主私有化条件下起点平等的自由竞争。如果已经谈不上这样的起点，那么在权贵私有化背景下的“竞争”就谈不上公平，给权贵扩权指望其赐予福利更是幻想，所以关键还是通过限权问责来推进宪政民主。而民主化前的权贵私有化越不公正，民主化就越有可能导致“推到重来”的清算。我认为“推倒重来”后果严重并不可取，那么能够替换它的选择就只有以二次分配、福利制度作为弥补了。
——————宪政与福利
天涯人物：不久前，我们访谈过北京大学姚洋教授，主题是谈印度民主的经验与反思。姚洋教授观察到，印度通过民主立法出台了一系列的限制产权的措施。在欧洲高福利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措施，比如德国不允许出售大众汽车给外资。还有很多其他的限制自由的立法，比如法国对解雇工人就有很多限制。是否可以说，在这些国家，人们并没有把自由放在民主之上？是否可以说，这些国家对民主也并没有适当的限制，它们并非高度的宪政国家？
秦晖：类似姚洋教授对印度的这种批评最近在我们的经济学界已经多次出现。有趣的是过去我国对印度、东欧的主流批评是以“社会主义”自居而指责他们搞“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资本强势等），今天反过来了，我们指责他们的劳工权益、福利保障、工会农会等因素太强大！就因为中国GDP增长率高（尽管印度、东欧也不低，但还是不及我们有“优势”），如今是“左右共褒”中国：左派赞赏中国没有那么多自由，右派赞赏中国没什么福利。同时“左右共贬”印度、东欧：左派指责印度自由太多，右派指责印度福利（和民主）太多！关于这种有趣现象，我最近有文讨论，这里就不谈了。
我觉得所谓的够不够宪政，主要是看这个群己权界是不是模糊，尤其是群己是否被颠倒，不是划分群己的权界划在哪里。比如说，你很难说秦始皇那个帝国比瑞典这个国家更符合宪政，但瑞典是一个福利国家，而“暴秦”是一个绝对没有福利的国家。我们知道秦朝正式官方意识形态就是认为穷人是穷死活该的，我曾经引了韩非子那个话，国家可以把穷人抓起来劳改，但是绝对不能给穷人提供救济。但是你能说秦始皇搞的这个就是宪政吗？我觉得恐怕有问题。不搞福利的 “暴秦”与搞了高福利的瑞典，哪个是宪政国家，难道还用问吗？
要讲福利与宪政的关系，能够确定的只有一条：只有宪政民主国家才可能对其公民承担福利责任 （亦即公民可以对其进行福利问责），也就是说只有宪政国家才可能是通常所说的福利国家 （而非 “领袖喜欢福利的国家”），尽管并非所有宪政国家都会选择高福利。从原则上讲，宪政就是要在制度上实现权责对应，因此就可能有“责大权亦大”的福利国家和“权小责亦小”的自由放任国家两种选择——更常见的是两者之间的各种折中。但是如果没有宪政民主，也就没有权责对应，那时通常我们面对的就是权大责小乃至有权无责的国家，以及既无自由又无福利、至少是既低自由也低福利（两者可以统一为“低人权”）的状态。所以，把福利与宪政看成“反比”关系，正如把“自由”与民主看成“反比”关系一样，无论从经验还是从逻辑上看都绝对是错误的。
这里要指出：所谓专制，从来都包含权大责小两层含意，前者意味着统治者可以不受制约地为所欲为（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做），后者意味着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不为所不欲为（没有什么事情他必须做）。而正如他为所欲为并不意味着给你“福利”一样，他不为所不欲为也不意味着给你“自由”。而宪政民主条件下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存在 （至少不可能严重存在），因此把“管得多的政府”看成福利国家和把“管得少的政府”看成自由国家，庶几还是近似的。但是我们左右两边都有一些朋友却把这种宪政民主下的状况乱套到专制条件下。典型的是明代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而在后宫鬼混，有人却说你看他这么不管事，可见多么自由放任，哪里有什么专制？可是万历的祖宗朱元璋却是个为所欲为的主儿，你能说那就是福利国家？洪武之为所欲为与万历之不为所不欲为难道不正是同一专制制度的两种弊端吗？英国女皇不管事，那是民主制下无王权，她想管也不让她管；而万历皇帝不管事，那是专制之主无责任，百姓死活与他何干？这两者能混为一谈吗？
总之，宪政国家就是权责对应的国家。至于这是不是我们心目中最有效率的国家，那倒不一定，专制者如果“天纵英明”，雷厉风行而创造高效率并不奇怪。如果是个暴君，干坏事也“高效率”，像奥斯威辛那样高效率地杀人也是奇迹了。而民主国家倒是很难有这种无论好坏的“效率”。你说民主侵犯产权影响效率，很多左派还说自由保护产权影响效率呢。他们说由于印度不像我们那样能够随意圈占土地赶走农民，以至于连高速公路都修不成！但是这些人不问问印度人民，他们是不是愿意牺牲自由民主来追求这种“效率”？实际上东欧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所谓“工会吓走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但你说印度侵犯产权吗？我们许多左派朋友恰恰经常谴责印度过于保护产权，以至于即使在过去比现在“左”得多的尼赫鲁－英·甘地时代、在更左的印共（马）执政的喀拉拉、西孟加拉等邦也没搞剥夺式的土改。
而印度最起码有一点，无论左右的人都有话语权，无论自由不足还是民主不足都有人不断在反对，而且反对得卓有成效。我们知道印度原来比现在“左”得多。比起“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的英甘地时期，现在印度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向有，这里就说经济自由）应该说多多了。你不要说民主妨碍自由，印度总体上来讲，这20多年是民主在增加，自由也在增加。姚洋如果在英·甘地时代去过印度，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从英·甘地，到拉·甘地以至现在，印度的经济自由还是越来越多、同时它的福利制度也在发展。
产权从本质意义上来讲，就应该定义为税后产权，任何国家都要征税，如果征税就是侵犯产权，这世界上就没有保护产权的国家了。关键在于征税由谁决定。民主国家就是我刚才讲的，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支付。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税率高低的问题。我曾经跟一个左派朋友谈过，他是反对私有制的。他就举的你那个例子，他说你看瑞典那个国家就是剥夺私有者。我说这个话看你怎么说了。瑞典把税率定到50％，遗产税最高档次有70％、80％的，好像的确是剥夺，可是它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税率是民主决定的，不是秦始皇决定的，他不可能拿这笔钱养三宫六院，为个人牟利；第二，税后产权，也就是划到己域的那些权利，那是确实受保障的。不会有强拆乱圈随意没收这种事。第三，你不满意高税率，你仍然可以组织政党提出诉求要求改变（当然，在通过民主程序改变之前你还是要依法纳税），你完全有这个权利；第四，这个状况不是不可变的，每隔几年就有可能改变，如果大家觉得这“权界”要挪一挪的话。如果你认同了这几条，你主张税率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大，主张零税率、100％的税率你都可以主张。但是他就说了，他说那样多麻烦，每几年要变一次，那不好，干脆我下一个命令就定了。我说如果是这样就完了，如果是这样，不管你是主张零税率，还是100％的税率，还是50％的税率，老百姓都没有好果子吃的。
德国大众汽车不让卖外资这还是我刚才讲的群己权界的问题，税收本身涉及到对产权进行分割，财产中有一部分服从公共利益。至于税收以外的干预——税收当然是最简单的干预，除了税收以外还有别的干预——最极端的还不是你讲的卖外资，而是所谓征购问题。民主国家也有为了公益而征购，例如在区位不可替代条件下的公益用地，有时不叫征购，就叫国家最终定价权。当然，国家行使这种权力的限制条件很多，在民主国家不能随随便便说我征用什么东西，这要有非常复杂的程序，包括民主的公益性质确定、替代选择排除、自由购买尝试、公正价格评估，一旦这些程序走完以后，你还是坚持不卖，或者利用区位不可替代来漫天要价，原则上国家是可以定价征购的。上述这每一步都可能出现 “群己权界”的划分分歧。但是只要满足了刚才讲的这几个条件，你就不能说这是违背宪政的。这恰恰是宪政原则的本质所在，因为宪政的功能就是允许老百姓在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说没有这种选择，由一个皇帝下令，我既可以不管你死活，也可以把你的死活都包起来，这就不叫宪政了。
天涯人物：不久前，我们访谈过北京大学姚洋教授，主题是谈印度民主的经验与反思。姚洋教授观察到，印度通过民主立法出台了一系列的限制产权的措施。在欧洲高福利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措施，比如德国不允许出售大众汽车给外资。还有很多其他的限制自由的立法，比如法国对解雇工人就有很多限制。是否可以说，在这些国家，人们并没有把自由放在民主之上？是否可以说，这些国家对民主也并没有适当的限制，它们并非高度的宪政国家？
秦晖：类似姚洋教授对印度的这种批评最近在我们的经济学界已经多次出现。有趣的是过去我国对印度、东欧的主流批评是以“社会主义”自居而指责他们搞“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资本强势等），今天反过来了，我们指责他们的劳工权益、福利保障、工会农会等因素太强大！就因为中国GDP增长率高（尽管印度、东欧也不低，但还是不及我们有“优势”），如今是“左右共褒”中国：左派赞赏中国没有那么多自由，右派赞赏中国没什么福利。同时“左右共贬”印度、东欧：左派指责印度自由太多，右派指责印度福利（和民主）太多！关于这种有趣现象，我最近有文讨论，这里就不谈了。
我觉得所谓的够不够宪政，主要是看这个群己权界是不是模糊，尤其是群己是否被颠倒，不是划分群己的权界划在哪里。比如说，你很难说秦始皇那个帝国比瑞典这个国家更符合宪政，但瑞典是一个福利国家，而“暴秦”是一个绝对没有福利的国家。我们知道秦朝正式官方意识形态就是认为穷人是穷死活该的，我曾经引了韩非子那个话，国家可以把穷人抓起来劳改，但是绝对不能给穷人提供救济。但是你能说秦始皇搞的这个就是宪政吗？我觉得恐怕有问题。不搞福利的 “暴秦”与搞了高福利的瑞典，哪个是宪政国家，难道还用问吗？
要讲福利与宪政的关系，能够确定的只有一条：只有宪政民主国家才可能对其公民承担福利责任 （亦即公民可以对其进行福利问责），也就是说只有宪政国家才可能是通常所说的福利国家 （而非 “领袖喜欢福利的国家”），尽管并非所有宪政国家都会选择高福利。从原则上讲，宪政就是要在制度上实现权责对应，因此就可能有“责大权亦大”的福利国家和“权小责亦小”的自由放任国家两种选择——更常见的是两者之间的各种折中。但是如果没有宪政民主，也就没有权责对应，那时通常我们面对的就是权大责小乃至有权无责的国家，以及既无自由又无福利、至少是既低自由也低福利（两者可以统一为“低人权”）的状态。所以，把福利与宪政看成“反比”关系，正如把“自由”与民主看成“反比”关系一样，无论从经验还是从逻辑上看都绝对是错误的。
这里要指出：所谓专制，从来都包含权大责小两层含意，前者意味着统治者可以不受制约地为所欲为（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做），后者意味着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不为所不欲为（没有什么事情他必须做）。而正如他为所欲为并不意味着给你“福利”一样，他不为所不欲为也不意味着给你“自由”。而宪政民主条件下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存在 （至少不可能严重存在），因此把“管得多的政府”看成福利国家和把“管得少的政府”看成自由国家，庶几还是近似的。但是我们左右两边都有一些朋友却把这种宪政民主下的状况乱套到专制条件下。典型的是明代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而在后宫鬼混，有人却说你看他这么不管事，可见多么自由放任，哪里有什么专制？可是万历的祖宗朱元璋却是个为所欲为的主儿，你能说那就是福利国家？洪武之为所欲为与万历之不为所不欲为难道不正是同一专制制度的两种弊端吗？英国女皇不管事，那是民主制下无王权，她想管也不让她管；而万历皇帝不管事，那是专制之主无责任，百姓死活与他何干？这两者能混为一谈吗？
总之，宪政国家就是权责对应的国家。至于这是不是我们心目中最有效率的国家，那倒不一定，专制者如果“天纵英明”，雷厉风行而创造高效率并不奇怪。如果是个暴君，干坏事也“高效率”，像奥斯威辛那样高效率地杀人也是奇迹了。而民主国家倒是很难有这种无论好坏的“效率”。你说民主侵犯产权影响效率，很多左派还说自由保护产权影响效率呢。他们说由于印度不像我们那样能够随意圈占土地赶走农民，以至于连高速公路都修不成！但是这些人不问问印度人民，他们是不是愿意牺牲自由民主来追求这种“效率”？实际上东欧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所谓“工会吓走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但你说印度侵犯产权吗？我们许多左派朋友恰恰经常谴责印度过于保护产权，以至于即使在过去比现在“左”得多的尼赫鲁－英·甘地时代、在更左的印共（马）执政的喀拉拉、西孟加拉等邦也没搞剥夺式的土改。
而印度最起码有一点，无论左右的人都有话语权，无论自由不足还是民主不足都有人不断在反对，而且反对得卓有成效。我们知道印度原来比现在“左”得多。比起“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的英甘地时期，现在印度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向有，这里就说经济自由）应该说多多了。你不要说民主妨碍自由，印度总体上来讲，这20多年是民主在增加，自由也在增加。姚洋如果在英·甘地时代去过印度，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从英·甘地，到拉·甘地以至现在，印度的经济自由还是越来越多、同时它的福利制度也在发展。
产权从本质意义上来讲，就应该定义为税后产权，任何国家都要征税，如果征税就是侵犯产权，这世界上就没有保护产权的国家了。关键在于征税由谁决定。民主国家就是我刚才讲的，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支付。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税率高低的问题。我曾经跟一个左派朋友谈过，他是反对私有制的。他就举的你那个例子，他说你看瑞典那个国家就是剥夺私有者。我说这个话看你怎么说了。瑞典把税率定到50％，遗产税最高档次有70％、80％的，好像的确是剥夺，可是它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税率是民主决定的，不是秦始皇决定的，他不可能拿这笔钱养三宫六院，为个人牟利；第二，税后产权，也就是划到己域的那些权利，那是确实受保障的。不会有强拆乱圈随意没收这种事。第三，你不满意高税率，你仍然可以组织政党提出诉求要求改变（当然，在通过民主程序改变之前你还是要依法纳税），你完全有这个权利；第四，这个状况不是不可变的，每隔几年就有可能改变，如果大家觉得这“权界”要挪一挪的话。如果你认同了这几条，你主张税率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大，主张零税率、100％的税率你都可以主张。但是他就说了，他说那样多麻烦，每几年要变一次，那不好，干脆我下一个命令就定了。我说如果是这样就完了，如果是这样，不管你是主张零税率，还是100％的税率，还是50％的税率，老百姓都没有好果子吃的。
德国大众汽车不让卖外资这还是我刚才讲的群己权界的问题，税收本身涉及到对产权进行分割，财产中有一部分服从公共利益。至于税收以外的干预——税收当然是最简单的干预，除了税收以外还有别的干预——最极端的还不是你讲的卖外资，而是所谓征购问题。民主国家也有为了公益而征购，例如在区位不可替代条件下的公益用地，有时不叫征购，就叫国家最终定价权。当然，国家行使这种权力的限制条件很多，在民主国家不能随随便便说我征用什么东西，这要有非常复杂的程序，包括民主的公益性质确定、替代选择排除、自由购买尝试、公正价格评估，一旦这些程序走完以后，你还是坚持不卖，或者利用区位不可替代来漫天要价，原则上国家是可以定价征购的。上述这每一步都可能出现 “群己权界”的划分分歧。但是只要满足了刚才讲的这几个条件，你就不能说这是违背宪政的。这恰恰是宪政原则的本质所在，因为宪政的功能就是允许老百姓在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说没有这种选择，由一个皇帝下令，我既可以不管你死活，也可以把你的死活都包起来，这就不叫宪政了。
文章太长，偶分了几帖，和LZ贴的对比着看，就可以了解秦晖文章观点的主线了.........
提醒一下LZ, 东欧很多国家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现在CCTV已经很少报道了. 你也知道当年我们是怎么宣传
东欧的? 经济崩溃?? 现在呢, 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现在CCTV已经很少报道了. 你也知道当年我们是怎么宣传
东欧的? 经济崩溃?? 现在呢, 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原帖由 幸福滋润一百年 于 2008-2-22 14:43 发表
看过他的演讲——自由与福利，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新视角！
CD有很多DX对国内用低成本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是很推崇的，至于这种低成本是不是通过压缩普通民众的自由与福利而得来？要么浅尝则止，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没 ...
所谓土鳖国参与国际竞争是通过压缩民众自由与福利而得来的说法完全背离经济发展原理,30年土鳖国实行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自由经济发展战略,经济自由度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政治自由度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最终带来福利进步也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至于土鳖国贫富差距拉大,这是由于土鳖国人口13亿,在全世界竟争背景不可能采取北欧小国发展模式,只能采取自由市场制度,只就不可避免贫富差距拉大
原帖由 eeyylx 于 2008-2-23 08:06 发表
提醒一下LZ, 东欧很多国家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现在CCTV已经很少报道了. 你也知道当年我们是怎么宣传
东欧的? 经济崩溃?? 现在呢, 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丫装自由派居然连秦晖都敢喷·······无知者无畏····
一句话, 我们人多, 地大, 需求大, 市场大, 不容易出政治问题, 老百姓承受能力强
所以劳动力充足, 所以可以压低成本, 再加上我们有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好的教育所以
劳动效率更好, 可以搞搞重工业.
至于缺点, 很简单就是过度的捞空了老百姓的腰包. 过度的投资, 乱投资. 经济比较畸形
靠投资拉动消费, 但问题是投资过大,消费不足, 就会出问题, 虽然中国人多, 但是老百姓
的消费能力不是无限的.
所以劳动力充足, 所以可以压低成本, 再加上我们有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好的教育所以
劳动效率更好, 可以搞搞重工业.
至于缺点, 很简单就是过度的捞空了老百姓的腰包. 过度的投资, 乱投资. 经济比较畸形
靠投资拉动消费, 但问题是投资过大,消费不足, 就会出问题, 虽然中国人多, 但是老百姓
的消费能力不是无限的.
原帖由 cdr7777 于 2008-2-23 08:13 发表
所谓土鳖国参与国际竞争是通过压缩民众自由与福利而得来的说法完全背离经济发展原理,30年土鳖国实行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自由经济发展战略,经济自由度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政治自由度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最终带来福利进 ...
说到福利制度，三座大山是什么谁都清楚吧？说到自由经济，中国那么多垄断企业是从哪里来的？世界500强里面的中国企业有几个是民营的？汽车行业巨头里民营的份额占多少？航空公司连降价的权利都没有，至于铁路系统连民营的影子都没有！水、电、煤、电信等等与国民生活戚戚相关的重要行业有几个不是国家垄断经营的？
秦晖的民主先行论根本违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印度发展的例子恰恰表明离开了经济自由的民主是比不过有经济自由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土鳖国现阶段因条件所馅无法实行自由民主制度,这就会存在很多阴暗面,但是企图通过揭露阴暗面来推销乌托邦就毫无意义
一个成熟的政治、经济学者是不会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秦晖和我都是持这种观点的:D :P
TG现在的经济还是可以继续的,因为人口多, 农民要进城市. 消费市场还是很大.
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留到未来解决就行不通了. 因为投资是有限度的.
比如房价太贵了就不买, 而且有个问题我们没有考虑到,就是物价上涨.
投资对物价的拉动如果控制不了, 社会主义会失败的.
物价7%以上的增长如果持续几年那么会很危险.
我觉得,这一轮经济增长已经过了, 考房地产,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是持续不了的.
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留到未来解决就行不通了. 因为投资是有限度的.
比如房价太贵了就不买, 而且有个问题我们没有考虑到,就是物价上涨.
投资对物价的拉动如果控制不了, 社会主义会失败的.
物价7%以上的增长如果持续几年那么会很危险.
我觉得,这一轮经济增长已经过了, 考房地产,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是持续不了的.
一个成熟的政治、经济学者是不会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秦晖和我都是持这种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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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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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2-23 08:35 发表
说到福利制度，三座大山是什么谁都清楚吧？说到自由经济，中国那么多垄断企业是从哪里来的？世界500强里面的中国企业有几个是民营的？汽车行业巨头里民营的份额占多少？航空公司连降价的权利都没有，至于铁路系统连 ...
发展私人中小企业以及劳动力自由化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做的最好的,大型垄断企业存在一些问题,至于福利制度本人认为应该实行低水平而不是高水平福利
原帖由 cdr7777 于 2008-2-23 08:35 发表
秦晖的民主先行论根本违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印度发展的例子恰恰表明离开了经济自由的民主是比不过有经济自由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土鳖国现阶段因条件所馅无法实行自由民主制度,这就会存在很多阴暗面,但是企图通过揭 ...
拉倒吧，军政府独裁时期的韩国和智利是如何强力推行自由经济的，秦晖早就知道了还轮的到你来反驳他？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2-23 08:50 发表
拉倒吧，军政府独裁时期的韩国和智利是如何强力推行自由经济的，秦晖早就知道了还轮的到你来反驳他？
老兄明白了吧，中国论坛上的“左”派和真正的左派完全两回事，他们不过是政权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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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私人中小企业以及劳动力自由化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做的最好的,大型垄断企业存在一些问题,至于福利制度本人认为应该实行低水平而不是高水平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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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增长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劳动的动力就是赚钱, 享受福利. 如果没有福利,不涨工资我们干个P.
至于发展中小企业, 我看现在中国是做的很一般的, 甚至很差了. 你看看现在从国企辞职下海的人有几个? 大学毕业创业的有多少, 你知道好多小企业今年都倒闭了. 主要还是生意不好做啊. 房租很贵, 水电气都很贵, 竞争激烈, 产品雷同,而且最关键的是很多时候没办法和国有企业竞争,
国有企业的垄断能力太强大, 很多行业民营企业只能退出. 2000年以后民营企业的日子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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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增长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劳动的动力就是赚钱, 享受福利. 如果没有福利,不涨工资我们干个P.
至于发展中小企业, 我看现在中国是做的很一般的, 甚至很差了. 你看看现在从国企辞职下海的人有几个? 大学毕业创业的有多少, 你知道好多小企业今年都倒闭了. 主要还是生意不好做啊. 房租很贵, 水电气都很贵, 竞争激烈, 产品雷同,而且最关键的是很多时候没办法和国有企业竞争,
国有企业的垄断能力太强大, 很多行业民营企业只能退出. 2000年以后民营企业的日子不好过
原帖由 eeyylx 于 2008-2-23 08:47 发表
一个成熟的政治、经济学者是不会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秦晖和我都是持这种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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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
更确切的说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政治结构是否民主是分开的，不然解释不了独裁政府（军政时代的韩国、智利）是如何取得高速发展的经济的。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2-23 08:39 发表
一个成熟的政治、经济学者是不会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秦晖和我都是持这种观点的:D :P
秦晖和你很成熟:D :D :D .马克思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大师们很不成熟:D :D :D
更确切的说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政治结构是否民主是分开的，不然解释不了独裁政府（军政时代的韩国、智利）是如何取得高速发展的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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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来以后经济和政治不匹配的毛病会显现出来就必须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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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来以后经济和政治不匹配的毛病会显现出来就必须政治改革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2-23 08:56 发表
中小企业以及劳动力自由化的高低（而不管大型企业的垄断事实）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自由度高低的标志吗？这是谁的高论？
至于是不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做的最好的，你能提出支持的论据吗？中国是用什么比其他国家更优 ...
中小私人企业和个体劳动者所雇佣劳动者人数是最多,虽然存在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这个缺点,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比其它发展中国家自由,因此整体经济自由度高与其它发展中国家,
中国农民还多呢，怎么中国能算农业发达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