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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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 ，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共产党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那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2]，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象，农民看也不象。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它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了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十一）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3]，“三盈三虚”[4]，“三月而诛少正卯”[5]，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共产党及其它）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6]。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那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共产党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它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 “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注释
[1]梁漱溟的所谓“无色透明政府”就是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
[2]见《孟子·告子章句上》。
[3]参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4]见王充《论衡·讲瑞》。
[5]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6]见《论语·李氏第十六》。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7-115页）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 ，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共产党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那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2]，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象，农民看也不象。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它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了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十一）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3]，“三盈三虚”[4]，“三月而诛少正卯”[5]，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共产党及其它）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6]。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那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共产党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它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 “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注释
[1]梁漱溟的所谓“无色透明政府”就是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
[2]见《孟子·告子章句上》。
[3]参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4]见王充《论衡·讲瑞》。
[5]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6]见《论语·李氏第十六》。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7-115页）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 ，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共产党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那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2]，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象，农民看也不象。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它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了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十一）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3]，“三盈三虚”[4]，“三月而诛少正卯”[5]，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共产党及其它）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6]。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那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共产党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它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 “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注释
[1]梁漱溟的所谓“无色透明政府”就是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
[2]见《孟子·告子章句上》。
[3]参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4]见王充《论衡·讲瑞》。
[5]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6]见《论语·李氏第十六》。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7-115页）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 ，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共产党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那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2]，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象，农民看也不象。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它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了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十一）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3]，“三盈三虚”[4]，“三月而诛少正卯”[5]，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共产党及其它）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6]。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那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共产党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它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 “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注释
[1]梁漱溟的所谓“无色透明政府”就是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
[2]见《孟子·告子章句上》。
[3]参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4]见王充《论衡·讲瑞》。
[5]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6]见《论语·李氏第十六》。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7-115页）
毛泽东梁漱溟农民问题理论比较
2007-10-17 20:47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116
李中军 《史学月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创立了系统的农民问题理论。与之同时代的思想家梁漱溟也以乡村建设理论，对现代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本文试从农民观（农民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农民问题的解决过程和思想理论特征三方面对两人的理论作一比较研究。
一 农民观比较
毛泽东认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残酷地剥削农民，政治制度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作为封建经济制度的保持、维护力量野蛮地压迫农民。“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1〕， “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2〕。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因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外来殖民势力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毛泽东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农村经济关系就是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剥削的中介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地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农民则听凭地主的宰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经济侵略和残酷掠夺，更加深了农民的痛苦，使他们“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3〕。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国农村的政治权力机关代表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利益，可以随时对农民进行逮捕、监禁、审讯和处罚。农民受到以地主政权为中心的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压迫，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在这种残酷野蛮的政治关系中的中国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5〕。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仍是两大对立阶级。“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6〕，帝国主义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后盾；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是地主阶级的首领。农民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7〕。是农村进步势力的代表。农民内部又存在着激烈的分化。根据经济地位的差异，毛泽东把农民区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三个部分，其中中农约占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指贫农和中农”〔8〕。
通过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纵向、横向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近现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9〕，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 10〕，“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1〕。中国农民问题在本质上是土地问题，根源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
梁漱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在汉代时便已解体，汉代以后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经济上，土地自由买卖，遗产均分，经济生活偏于自给自足；在政治上，人们之间只有士农工商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官吏开放给众人，并且是禄以代耕，也不过是一项职业，故不存在阶级统治。这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政治，只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维护在于礼俗。
古代中国社会，单从经济上看，介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但是总就是过渡不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陷入到一种经济停滞、政治盘旋不进的循环状态之中。分析这种状态的形成原因，梁漱溟认为有二：1.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殊社会构造。这是中国发生不了产业革命的直接原因；2.中国没有产业革命。两方面的因素绞扣在一起，使中国社会动转不得而陷入到那种循环状态中去。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梁漱溟认为这种变局已非一治一乱之变，而是社会构造的根本崩溃。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在欧风俄雨的冲击下，日趋破坏；以农为宗、以村为本的乡村社会被摧毁，造成现代中国农民问题。
梁漱溟将现代中国农民问题分成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方面。1.外部问题：社会政治方面有匪患、共产党等问题；经济方面有天灾、粮贱和捐重等问题；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有愚蔽、烟赌和时疫等问题。2.内部问题：主要有地主佃农、土豪劣绅和土地三大问题。对于农民土地问题他又一分为三：耕地不足、土地使用不经济和分配不均。梁漱溟认为耕地不足和使用不经济是应该首先要解决的，是不容稍缓的，至于地主佃农、土豪劣绅和土地分配不均等问题，则“实在是一件不易谈的事”〔12〕。特别是土地分配不均这一最大的农民问题，他认为要等到乡村建设运动形成“能负责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以后，再用平均地权的方法达到目的。
时论认为中国农村的破坏，其原因不尽在农村自身，而最主要的还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掠夺压迫。与时论不同，梁漱溟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只是中国农民问题形成的外部条件，从历史的动态和抽象的关系上观察，军阀问题只是当时社会问题的表现而不是原因。中国农民问题的内部原因是国内连年的水旱灾害，是兵祸、匪患和苛捐杂税，是中国政治上没有最高的国权。在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外部条件、内部原因之后，他进而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文化失调！文化失调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之崩溃，就是伦理义务关系的欠调整，就是礼俗、教化等社会秩序的饥荒。农民问题的解决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文化上根绝愚蔽、烟赌、早婚等不良社会现象和习惯，形成自觉自力、人生向上和伦理情谊的生活，最终解决文化失调这一本质问题。所以，梁漱溟得出结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真正主力，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二 解决过程比较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么谁来解决又如何解决呢？这是历史提出的又一问题。
现代中国农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过程也就是一个政治发展过程。对于一个政治发展过程的把握程度，取决于对该政治发展过程主体力量的认识程度。毛泽东认为这个主体力量是贫雇农和中农，但是还不够，必须再加上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两方面结合，方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包括现代产业工人、城市雇佣劳动者、商店店员和农村无产阶级即雇农）具有政治导向的先进性。他们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彻底翻身解放，但又不会迁就小农的局限性而使中国重新倒退到小农社会中去。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农民阶级的力量就以较前数百倍的强度释放出来。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以独立的现代大工业为基础，中国资产阶级的工业化梦想可以在他们的手中完成。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方能准确而有步骤地调动农民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主体性力量并把握其方向，从而使这一政治发展过程得以顺利展开。
梁漱溟也认为这个主体力量是乡村居民即农民，不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分子主导论”的立论基础是知识分子理性代表说。一方面，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大众作表率，在社会中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是理性的代表；另一方面社会尊重知识分子，“推重士人”蔚然成风，这一点在中国农村还多少有些保留。如果说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失调，那么文化问题的解决，有民族自觉之心的知识分子当然成了解决问题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就是贫农问题。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革命。要相信农民群众自己会解放自己。“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13〕把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发动起来，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这一部分力量，农民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农村阶级路线。
乡村建设运动以农民为主体在梁漱溟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第一，中国是以农为宗、以村为本的社会，解决农民问题，不能不从乡村居民即农民起始；第二，一方面激于痛苦，一方面较之于市民容易团结，农民利用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教等形式可以形成一股群体力量。因此，农民是中国社会的真正力量，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主体性力量。与毛泽东将农村居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几个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梁漱溟视乡村居民为一整体，即皆为农民。同时，与毛泽东肯定农民的革命主动性相反，梁漱溟很是强调农民的消极忍耐性和散漫等特性。“如果以农民为革命的动力，势必有复辟运动之发生。”〔14〕事实上，他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为主体”，是把农民视为知识分子运动、改造的对象。农民只是一种被动的运动对象。解决农民问题而对农民只有一般性的认识，以农民为主体却又不相信农民，难怪他要叹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15〕了。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要走土地革命的道路。土地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官僚、军阀、地主和富农。他们所占有的土地都属于没收和重新分配的对象；土地没收包括政治没收和经济没收两个步骤；土地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其实质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
梁漱溟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走革命的道路，而应走乡村建设即民众教育的道路。知识分子领导农民而将其拖引上来，建设乡村，解决农民问题，不取径于以乡农学校为依托的民众教育，则一切都将没有办法。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和纽带，乡农学校有乡学和村学两级，其中村学是乡学的基础，乡学是村学的上层。民众教育针对愚蔽、烟赌和匪患等外部问题，有两大部分内容：农民文化知识教育：对成人、妇女、儿童进行生活必须之教育以改进其社会生活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提倡乡村的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如反缠足、反早婚及乡村自卫教育。梁漱溟提出“行政机关教育化”主张，要求把行政的事务用教育的工夫来办，借乡农学校组织乡村，用教育工夫引发乡村自力，靠乡村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改进社会。从乡村开端倪，渐渐地扩大开展成功为一个大的新的社会制度，达到解决农民问题、求得社会进步的目的。
三 思想理论特征比较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相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则以失败而告结束。比较一下两人在思想理论特征方面的差异，或可说明何以成功、何以失败之所在。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有突出的斗争性和批判特色。他首先思考的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批判什么和如何批判，故极强调对农村社会现状的调查和对当前任务的研究；从农村阶级分野及阶级斗争现状分析着手，毛泽东得出农民土地革命是农民问题得以解决的必经道路；他注重对土地革命步骤的划分和每一项具体政策的制定，并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极强针对性又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政策和策略体系。相比较而言，在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著作中，对于农民的未来的论述要远远少于对诸如农民革命动力、对象和步骤等问题的论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则有极大的保守性和补救性特点。梁漱溟首先研究这个社会原有的特征是什么？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哪里？对传统生活模式的向往使他在设计未来社会时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对现实农民生活状况、农村社会现状的认识也有以偏概全的缺点。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其实质是要回归到传统儒家生活中去，回到家族本位、伦理情谊的社会中去。所谓的“理性的路”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如果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便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其保守性和补救性即表现于此。然而，无论如何，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在主客观两方面都是针对中国农民的灼痛而发而作的，乡村建设运动为孤苦无告的中国农民还是带来了一些当时政权所不能给予的利益和福音。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极强的阶级意识并采用系统的阶级分析方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人，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16〕因此他注重对农村社会力量的阶级分析，用阶级观点看待农村社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农村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现实表现，并以此决定道路的选择。毛泽东又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对整个农村的阶级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农村不是一个整体一个平面，而有贫富之分、次贫和赤贫之分，亦即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之分。这是一种立体的定性的分析方法，着眼点在于具体地指出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立场、对待革命的态度，从而明确土地革命的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和打击对象。历史证明他抓住了现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主要力量和解决途径。乡村建设理论的基础是文化中心论，其分析手法是文化分析的方法。文化中心论，或曰一元文化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是指人类文化在一定的阶段上总有一种民族文化是主体的，以其为中心，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常态。从意欲决定论的单一文化动力原则出发，梁漱溟提出三种文化和人类文化三步骤说。以此说为基础，他十分自信地预言，西方文化的趋向所指，必“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他赞美和追慕中国的孔家生活，把它提高到一种真正人的生活的高度。当他的这种一元文化发展观遇到现代中国社会农民问题挑战时，得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失调这一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对农民问题解决过程的分析认识也是从“真正人的生活”着眼，渗透着孔家伦理精神和温柔敦厚的风格。应该指出，他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去探讨农民问题之解决是不科学的。用笼统的文化分析手法抓不到农民问题的实质，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主体力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贯串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一根红线。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农民阶级二重性和固有缺陷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德农民问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指出农民阶级具有革命和保守二重性及分散性和被动性二大固有缺限。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重点是农民的保守性和分散性、被动性方面。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则是在经典农民问题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突出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这一切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存在决定意识，唯物主义者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在详细地占有材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对农村阶级的分析、对问题的实质的把握和对道路的选择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梁漱溟则抓住“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这一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不放。在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中，他把这种特殊性提高到决定一切的高度。他热衷于理论模式的建构，追求一种“整齐好玩”的效果；他“沉思沉想”，主观地去寻找别人同他相合的见解来印证自己理论主张的正确性；他倾慕传统儒家生活，便断然否定现实农村有阶级分化的事实；他不承认土地垄断，甚至认为即使有，也是现在不能谈，更不能把它当作思考农民问题的依据，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老道理——伦理情谊。承认特殊性而否认一般性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这不能不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又一个理论弱点。
农民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的课题，毛泽东、梁漱溟这两位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农民问题理论家，一个从政治角度切入，一个从文化角度切入，两人的区别已如前述。但是，两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富强和繁荣的志向上是相通的，他们关心民生疾苦、为农民的苦痛而不安和为农民立言的心情是相通的。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2〕〔3〕〔5〕〔6〕〔7〕《毛泽东选集》第2 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631、631、638、642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638、642、644页。
〔9〕〔10〕〔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692、650页。
〔1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第64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14〕〔1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第48页；第2卷第57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007-10-17 20:47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116
李中军 《史学月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创立了系统的农民问题理论。与之同时代的思想家梁漱溟也以乡村建设理论，对现代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本文试从农民观（农民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农民问题的解决过程和思想理论特征三方面对两人的理论作一比较研究。
一 农民观比较
毛泽东认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残酷地剥削农民，政治制度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作为封建经济制度的保持、维护力量野蛮地压迫农民。“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1〕， “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2〕。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因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外来殖民势力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毛泽东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农村经济关系就是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剥削的中介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地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农民则听凭地主的宰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经济侵略和残酷掠夺，更加深了农民的痛苦，使他们“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3〕。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国农村的政治权力机关代表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利益，可以随时对农民进行逮捕、监禁、审讯和处罚。农民受到以地主政权为中心的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压迫，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在这种残酷野蛮的政治关系中的中国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5〕。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仍是两大对立阶级。“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6〕，帝国主义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后盾；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是地主阶级的首领。农民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7〕。是农村进步势力的代表。农民内部又存在着激烈的分化。根据经济地位的差异，毛泽东把农民区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三个部分，其中中农约占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指贫农和中农”〔8〕。
通过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纵向、横向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近现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9〕，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 10〕，“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1〕。中国农民问题在本质上是土地问题，根源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
梁漱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在汉代时便已解体，汉代以后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经济上，土地自由买卖，遗产均分，经济生活偏于自给自足；在政治上，人们之间只有士农工商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官吏开放给众人，并且是禄以代耕，也不过是一项职业，故不存在阶级统治。这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政治，只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维护在于礼俗。
古代中国社会，单从经济上看，介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但是总就是过渡不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陷入到一种经济停滞、政治盘旋不进的循环状态之中。分析这种状态的形成原因，梁漱溟认为有二：1.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殊社会构造。这是中国发生不了产业革命的直接原因；2.中国没有产业革命。两方面的因素绞扣在一起，使中国社会动转不得而陷入到那种循环状态中去。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梁漱溟认为这种变局已非一治一乱之变，而是社会构造的根本崩溃。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在欧风俄雨的冲击下，日趋破坏；以农为宗、以村为本的乡村社会被摧毁，造成现代中国农民问题。
梁漱溟将现代中国农民问题分成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方面。1.外部问题：社会政治方面有匪患、共产党等问题；经济方面有天灾、粮贱和捐重等问题；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有愚蔽、烟赌和时疫等问题。2.内部问题：主要有地主佃农、土豪劣绅和土地三大问题。对于农民土地问题他又一分为三：耕地不足、土地使用不经济和分配不均。梁漱溟认为耕地不足和使用不经济是应该首先要解决的，是不容稍缓的，至于地主佃农、土豪劣绅和土地分配不均等问题，则“实在是一件不易谈的事”〔12〕。特别是土地分配不均这一最大的农民问题，他认为要等到乡村建设运动形成“能负责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以后，再用平均地权的方法达到目的。
时论认为中国农村的破坏，其原因不尽在农村自身，而最主要的还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掠夺压迫。与时论不同，梁漱溟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只是中国农民问题形成的外部条件，从历史的动态和抽象的关系上观察，军阀问题只是当时社会问题的表现而不是原因。中国农民问题的内部原因是国内连年的水旱灾害，是兵祸、匪患和苛捐杂税，是中国政治上没有最高的国权。在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外部条件、内部原因之后，他进而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文化失调！文化失调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之崩溃，就是伦理义务关系的欠调整，就是礼俗、教化等社会秩序的饥荒。农民问题的解决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文化上根绝愚蔽、烟赌、早婚等不良社会现象和习惯，形成自觉自力、人生向上和伦理情谊的生活，最终解决文化失调这一本质问题。所以，梁漱溟得出结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真正主力，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二 解决过程比较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么谁来解决又如何解决呢？这是历史提出的又一问题。
现代中国农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过程也就是一个政治发展过程。对于一个政治发展过程的把握程度，取决于对该政治发展过程主体力量的认识程度。毛泽东认为这个主体力量是贫雇农和中农，但是还不够，必须再加上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两方面结合，方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包括现代产业工人、城市雇佣劳动者、商店店员和农村无产阶级即雇农）具有政治导向的先进性。他们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彻底翻身解放，但又不会迁就小农的局限性而使中国重新倒退到小农社会中去。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农民阶级的力量就以较前数百倍的强度释放出来。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以独立的现代大工业为基础，中国资产阶级的工业化梦想可以在他们的手中完成。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方能准确而有步骤地调动农民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主体性力量并把握其方向，从而使这一政治发展过程得以顺利展开。
梁漱溟也认为这个主体力量是乡村居民即农民，不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分子主导论”的立论基础是知识分子理性代表说。一方面，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大众作表率，在社会中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是理性的代表；另一方面社会尊重知识分子，“推重士人”蔚然成风，这一点在中国农村还多少有些保留。如果说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失调，那么文化问题的解决，有民族自觉之心的知识分子当然成了解决问题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就是贫农问题。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革命。要相信农民群众自己会解放自己。“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13〕把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发动起来，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这一部分力量，农民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农村阶级路线。
乡村建设运动以农民为主体在梁漱溟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第一，中国是以农为宗、以村为本的社会，解决农民问题，不能不从乡村居民即农民起始；第二，一方面激于痛苦，一方面较之于市民容易团结，农民利用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教等形式可以形成一股群体力量。因此，农民是中国社会的真正力量，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主体性力量。与毛泽东将农村居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几个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梁漱溟视乡村居民为一整体，即皆为农民。同时，与毛泽东肯定农民的革命主动性相反，梁漱溟很是强调农民的消极忍耐性和散漫等特性。“如果以农民为革命的动力，势必有复辟运动之发生。”〔14〕事实上，他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为主体”，是把农民视为知识分子运动、改造的对象。农民只是一种被动的运动对象。解决农民问题而对农民只有一般性的认识，以农民为主体却又不相信农民，难怪他要叹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15〕了。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要走土地革命的道路。土地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官僚、军阀、地主和富农。他们所占有的土地都属于没收和重新分配的对象；土地没收包括政治没收和经济没收两个步骤；土地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其实质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
梁漱溟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走革命的道路，而应走乡村建设即民众教育的道路。知识分子领导农民而将其拖引上来，建设乡村，解决农民问题，不取径于以乡农学校为依托的民众教育，则一切都将没有办法。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和纽带，乡农学校有乡学和村学两级，其中村学是乡学的基础，乡学是村学的上层。民众教育针对愚蔽、烟赌和匪患等外部问题，有两大部分内容：农民文化知识教育：对成人、妇女、儿童进行生活必须之教育以改进其社会生活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提倡乡村的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如反缠足、反早婚及乡村自卫教育。梁漱溟提出“行政机关教育化”主张，要求把行政的事务用教育的工夫来办，借乡农学校组织乡村，用教育工夫引发乡村自力，靠乡村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改进社会。从乡村开端倪，渐渐地扩大开展成功为一个大的新的社会制度，达到解决农民问题、求得社会进步的目的。
三 思想理论特征比较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相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则以失败而告结束。比较一下两人在思想理论特征方面的差异，或可说明何以成功、何以失败之所在。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有突出的斗争性和批判特色。他首先思考的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批判什么和如何批判，故极强调对农村社会现状的调查和对当前任务的研究；从农村阶级分野及阶级斗争现状分析着手，毛泽东得出农民土地革命是农民问题得以解决的必经道路；他注重对土地革命步骤的划分和每一项具体政策的制定，并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极强针对性又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政策和策略体系。相比较而言，在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著作中，对于农民的未来的论述要远远少于对诸如农民革命动力、对象和步骤等问题的论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则有极大的保守性和补救性特点。梁漱溟首先研究这个社会原有的特征是什么？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哪里？对传统生活模式的向往使他在设计未来社会时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对现实农民生活状况、农村社会现状的认识也有以偏概全的缺点。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其实质是要回归到传统儒家生活中去，回到家族本位、伦理情谊的社会中去。所谓的“理性的路”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如果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便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其保守性和补救性即表现于此。然而，无论如何，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在主客观两方面都是针对中国农民的灼痛而发而作的，乡村建设运动为孤苦无告的中国农民还是带来了一些当时政权所不能给予的利益和福音。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极强的阶级意识并采用系统的阶级分析方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人，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16〕因此他注重对农村社会力量的阶级分析，用阶级观点看待农村社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农村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现实表现，并以此决定道路的选择。毛泽东又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对整个农村的阶级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农村不是一个整体一个平面，而有贫富之分、次贫和赤贫之分，亦即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之分。这是一种立体的定性的分析方法，着眼点在于具体地指出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立场、对待革命的态度，从而明确土地革命的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和打击对象。历史证明他抓住了现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主要力量和解决途径。乡村建设理论的基础是文化中心论，其分析手法是文化分析的方法。文化中心论，或曰一元文化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是指人类文化在一定的阶段上总有一种民族文化是主体的，以其为中心，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常态。从意欲决定论的单一文化动力原则出发，梁漱溟提出三种文化和人类文化三步骤说。以此说为基础，他十分自信地预言，西方文化的趋向所指，必“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他赞美和追慕中国的孔家生活，把它提高到一种真正人的生活的高度。当他的这种一元文化发展观遇到现代中国社会农民问题挑战时，得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失调这一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对农民问题解决过程的分析认识也是从“真正人的生活”着眼，渗透着孔家伦理精神和温柔敦厚的风格。应该指出，他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去探讨农民问题之解决是不科学的。用笼统的文化分析手法抓不到农民问题的实质，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主体力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贯串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一根红线。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农民阶级二重性和固有缺陷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德农民问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指出农民阶级具有革命和保守二重性及分散性和被动性二大固有缺限。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重点是农民的保守性和分散性、被动性方面。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则是在经典农民问题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突出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这一切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存在决定意识，唯物主义者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在详细地占有材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对农村阶级的分析、对问题的实质的把握和对道路的选择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梁漱溟则抓住“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这一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不放。在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中，他把这种特殊性提高到决定一切的高度。他热衷于理论模式的建构，追求一种“整齐好玩”的效果；他“沉思沉想”，主观地去寻找别人同他相合的见解来印证自己理论主张的正确性；他倾慕传统儒家生活，便断然否定现实农村有阶级分化的事实；他不承认土地垄断，甚至认为即使有，也是现在不能谈，更不能把它当作思考农民问题的依据，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老道理——伦理情谊。承认特殊性而否认一般性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这不能不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又一个理论弱点。
农民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的课题，毛泽东、梁漱溟这两位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农民问题理论家，一个从政治角度切入，一个从文化角度切入，两人的区别已如前述。但是，两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富强和繁荣的志向上是相通的，他们关心民生疾苦、为农民的苦痛而不安和为农民立言的心情是相通的。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2〕〔3〕〔5〕〔6〕〔7〕《毛泽东选集》第2 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631、631、638、642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638、642、644页。
〔9〕〔10〕〔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692、650页。
〔1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第64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14〕〔1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第48页；第2卷第57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梁漱溟为“雅量”而争
从《毛泽东传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 》说起
梁漱溟面向毛泽东争取“雅量”这起历史事件，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或称公案、风波亦可，至二○○三年已满五十周年。时过境迁，当事人皆如烟云消散，一个个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历史老人眼中，历史纪事碑上此事刻痕尚新，是一段忘却不了的历史。
这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两次高层会议：八日至十一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十二日至十八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政协委员，相当于历史上客卿地位，处于在朝在野之间，本职限于表态和举手拥护政府交议的政策和路线等大计方针。梁漱溟认真，不愿徒拥虚名，独立思考，要说些参政议政的实话真话。但他不知，最犯忌的恰是这认真与思考，“雅量”事件由此而起。这是新中国立国初期，党外民主人士面对面首次公开向最高领袖争取发言权与申辩权的事件，以前没有，稍后差可比拟亦仅有一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即将撤职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当众质问总理周恩来：“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语惊四座，周恩来为之语塞。全场大乱，群起攻之 ( 章立凡《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 ) 。从前知识分子叫作读书人，历史上在朝为官的读书人，服膺儒家教导，事君之道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廷争面折之事便时有发生。虽有不测之祸，但历代传承不绝，知识分子的骨气赖此以传。梁漱溟“雅量”事件，算不算大事，还是无关轻重之事？当代史家因史观史识的不同，或详加评说，或隐约其词，更有略而不提者，但史家衡量是非曲直的尺度长短，亦在其中表现出来。
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 》 ( 以下简称《毛传》 ) ，是以官方正传面貌问世的。出版之前，其中若干章节，已在几家大报用整版转载，连续几天，造成相当声势。此传号称“披露一批新史料”，有很多毛泽东的讲话或批示，本于当年记录，以前未曾发表，或虽曾发表却有删节，这就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此传对于梁漱溟“雅量”事件，采取的则是隐约其词的春秋笔法，此传第八章《过渡时期总路线 ( 下 ) 》叙及上述两次会议讨论总路线所定工农业政策时，是这样写的：
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毛传》，二七四页）
这段文字中的“有的人”，即指梁漱溟，但正文中没有点名，仅用一个脚注指出，见于梁漱溟“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草稿”。这是不是为梁漱溟讳呢？不是。如果是为梁讳，就不会又用脚注加以点明了。可知倒是为“雅量”事件而讳，故而隐约其词。这从接下来的叙述可以清楚看出：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
在这下面引了一段毛泽东“施仁政”的讲话，并用脚注注明见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也没有点出梁漱溟名字。按《毛选》第五卷这段引文见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是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但紧接这篇文章，是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在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全文对梁指名道姓指责，用语严刻尖锐，毫不回避，如说：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你梁漱溟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很嘛！……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 《毛选》第五卷，一○七页至一一三页 )
这些“批判”，整理成文时据说经过文字加工，语气有所缓解，但其用语之厉，仍可称之为“戟指之骂”，字句之间的愤怒声容如闻如见，这方是对于 “工人九天，农民九地”之说的有针对性的回答。《毛传》有意回避这篇文章，不引用这篇讲话的任何一句文字，显然就是为了绕开“雅量”之争这段史实，为尊者讳，使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绕开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仅是小事，就不值得如此着意绕开它了。但也可能产生相反作用，越绕开越绕不开，为尊者讳的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按《毛选》第五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录文不讳，收录《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即是一例。第五卷中类似的文章，还有多篇，足资当代史家取材。《毛选》五卷中，第五卷保存的文字原貌最为完整，有的句尾语气词如“嘛”等，尚按原始记录稿形式保留下来，上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即有多处用“嘛”作语尾词的文字，如“向大家交代交代嘛”等句子。这在前四卷中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是因为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有两位在前四卷中专司文字修饰之职的 “大秀才”田家英、胡乔木未能参加的缘故。田家英文革开始时先死，胡乔木此时尚未恢复工作，少了这方面把守文字关的两员大将，许多未加修饰或修饰不多的文字就漏出来了。但这对读者来说，却是有幸可以看到许多倘照前四卷编例看不到的真实度较高的文章。这样看起来，读新版《毛传》，还必须辅以《毛选》第五卷。
“雅量”事件述略
关于雅量，先说一个小故事。《世说新语雅量门》有四十一个故事，涉及皇帝的故事只有一条，是说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彗星（当时称长星）出现，这是主兵乱之星，不吉利，皇帝心中厌恶，但夜间在御花园饮酒，仍坦然举杯：“长星，劝你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这个皇帝，能够洒脱对待凶星，不以为嫌，所以说他有雅量。但真的碰到一个说丧气话的臣子，对他说你皇位坐不稳了，也能这样吗？这就难说了。可知皇帝即使有雅量也是有限的。
苏联建国初期，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曾经发生过工农关系的争论，可读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和《联共 ( 布 ) 党史简明教程》两本书便知。《联共 ( 布 ) 党史》写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间，“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业为时过早”（《联共 ( 布 ) 党史简明教程》，三二四至三二五页）。说过这些话的人后来全成了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消灭了。可见那边的当政者是不懂什么叫“雅量”的。历史证明，农业问题从此成为苏联立国期间一大灾难。所以，五十年前也就是苏联那边消灭反对派二十多年后，我们这边走着同样模式道路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发生“工人九天，农民九地”的争论，也就一点不见奇怪。奇怪的倒是争论的一方竟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孤军”一人，既不是什么派，也不是什么联盟，争论的时候没有一人赞成附和，为他声辩，而是一片斥责之声。直到二○○○年三月，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呼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道出了中国农民问题真相。二○○二年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真话》的书，把事实与数据公之与众。李昌平应是继梁漱溟之后，第二个敢为农民说话的人。李昌平幸运的是，现在不会有人再用推论法诬他客观上如何、实质上又如何了。
其实，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绝大部份人并不知晓梁漱溟与毛泽东曾有“雅量”之争这件事。即使有些传闻，也只知梁氏可能“挨批”，报纸上不再出现他的名字。一个名人多时不上报，就说明这个人犯了错误出问题了。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现在，有关当事人的文章、回忆、记录和年谱、日记等，许多已陆续发表，这次事件的真相、全貌已可做一番描述。这里也作一次简略的综述，按其架构，依次分为六个层面，并略加按语。
第一个层面 梁漱溟的发言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上卷，三二六页注）
按梁氏第一次发言，全文见于《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三至六页）；摘要见于《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郑大华《梁漱溟传》一书第七章《一桩历史公案》等。但《周恩来年谱》这个注文的节录虽仅短短数句，却已精要全在。《毛传》所谓“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的“这些意见”，主要也就在这几句。
第二个层面 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为《毛传》二七四至二七五页引用的一段话，见于《毛选》第五卷《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但这是经过文字整理加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所记这段话，文字语气方面似更接近原话，如下：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九月十二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这篇讲话重点，在于它的推论方法：要求照顾农民生活，便是反对总路线，便是挑拨工农关系，便是分裂、破坏工农联盟。此推论方法，为与会众人接受。叶圣陶也是听讲话的列席人士，他在事后的日记中转述一些人的意见道：“即使此次梁（指梁漱溟）之发言别无坏意，而客观上确有反对总路线、挑拨离间工农联盟之嫌。” （《叶圣陶集》第二十三卷，三○页）叶是否赞同此种推论法，日记中未表态。但有一点可肯定，唯一不同意此一推论法的仅有梁漱溟。
第三个层面 周恩来的讲话与毛泽东的插话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批驳梁漱溟言论的长篇发言。多年来人们对这一讲话讳莫如深。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未收入这篇讲话。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梁漱溟与毛泽东》，还只说“九月十七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隐去了发言人的名字，但人们已猜到“有位中共领导人”指的是谁。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七卷，首次披露了梁的《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下简称《事情》）一文，十七日条下，记云：“继由周总理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我一贯反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条下记述，针对梁漱溟十一日发言，“追溯梁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况”，虽然未提“一贯反动”字样，但进一步落实了周恩来曾有这次讲话。
关于毛泽东在这次周恩来讲话中的插话，梁漱溟的回忆是三次，戴晴一文的记叙是四次，《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所载有十三次之多，那是连同第二日（十八日）梁再次发言时的插话，加在了一起。
第四个层面 “雅量”之争
这是这次事件的高潮。什么是“雅量”？就是尊重对方发表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的发言权。梁漱溟这次所争，除了发言权，还有申辩权，即申辩毛泽东用推论法（即无限上纲法）强加给他的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这顶大帽子。
梁漱溟自撰《事情》一文记道：
十八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按这段话，《毛选》第五卷经过文字加工改为“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一三页）
戴晴、郑直淑据梁漱溟自述所记当时向毛泽东索讨“雅量”的发言较长，要点是下面梁漱溟说一段话：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 “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梁漱溟后来自悔孟浪，当众顶撞了主席，承认错误，表示愿意自我检讨。上面未加催逼，梁也未曾实现检讨（郑大华《梁漱溟传》，四四二页）。但对“雅量”之争，似乎并无悔意。
第五个层面 起哄的人
每次政治事件或政治运动，必有顺风起哄的人，这次事件也不例外。这些人，声势盛，底气足，噪音响，呐喊助威，最见功力。各家记载，多有为之存照者。
叶圣陶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日记云：“下午三时仍至怀仁堂。梁漱溟发言，语气高傲。谈仅十分钟，即有人喝住。多人谓如此反动言论，不宜容彼在此乱说。”此记极简略，但“喝住”二字极传神。
梁漱溟《事情》：“十八日，午后开会。……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敬听几位斥责我的发言。发言者计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此可见群情激愤之景。此文列发言者六人姓氏，以“斥责”二字概述他们发言内容。按当日发言者应不止此六人，如何香凝亦为发言之一，且数次称梁漱溟为“先生”，他人则已直呼其名。见郑直淑文章。
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九月十八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 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些呼喊的口号，使用的字眼，很难相信出自平日雍容论政、揖让议事的一些老友之口。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起哄的人的类似市井群众起哄声音，人们就习以为常了。
郑大华《梁漱溟传》：九月十八日，“梁漱溟刚说到这里，会场上就有人起哄，不让他往下讲。……这时，会场大哗。不少与会者被梁的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与毛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行为激怒了。他们大声呼喊：‘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会场上再次大哗，不少人即席发言，斥责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要他赶快滚下台来。……于是会场再一次大哗。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发言，对梁的态度表示愤怒！……会场又一次出现高潮，人们要梁马上滚下台来，而梁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就这样，梁漱溟在一片‘滚下来’怒吼中被轰下了讲台。”按此传所记，系综合各家记载而成。会上这群起哄、怒吼、“滚”字连声的“无名英雄”，将来的史家或有兴趣为他们一一考证出姓名来。
第六个层面 保持沉默的人
在当年会上那股群众性声讨梁漱溟狂妄反动的高潮中，也有保持沉默的人。从《叶圣陶日记》看，叶就是保持沉默的一人，没有跟着起哄。李济深和张澜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地位高，应表态而沉默不语，就更为不易。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历史公案补遗》一文记道：“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前后十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时，虽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这是重要的史料，应该大书特书的，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李张二位老先生中的一人同意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而不是按推论法认为这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第二，他们不同意对梁的批判和斥责，保持沉默就是表示他们的态度。
是非评说尚未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梁漱溟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七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上官方撰写的《梁漱溟生平》悼词，其中一字未提一九五三年那次历史公案。现在知道，据当年悼词起草者胡治安（中央统战部巡视员兼干部局副局长）的回忆，悼词原有“一九五三年在讨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他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两句，经请示后，后一句改为“受到批评”。家属表示难以接受，梁的老友孙起孟、叶笃义也认为应恢复原话，双方意见未能统一，最后妥协一致同意干脆删去这两句话（见二○○四年一月八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采取模糊不提方法，免去左右为难。
一句之微的差别，“受到批评”与“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为什么双方争执而致相持不下呢？
如果用了“受到批评”，就说明一九五三年对梁的批判总的是正确的，梁的发言背离了党的总路线，客观上起了挑拨工农关系的作用。
如果用了“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就说明这次批判总的是错的，以推论法代替实事求是的讨论，堵塞了言路，为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一边倒的所谓大辩论开了先例。当然也应看到这次批判也有真的“处理从宽”的一面：没有扩大株连，没有定罪，没有为当事者戴什么政治帽子，没有降职降薪，还准许被批判者 “闭门思过”，因此政治上的波动不大。可惜这个先例没有被延续下来。
如果在生平悼词中干脆不提这件事，就说明这一公案是非难定，让它在历史时空中悬凝起来，留待后人评说。
一九九九年三月，作为梁漱溟多年奔走国共和谈助手的叶笃义（梁为民盟秘书长，叶为民盟发言人），在他的晚年出版了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有专章记叙梁漱溟一些往事，关于一九五三年的这桩公案，他写上了《梁漱溟生平》悼词删去的那句话：“一九五三年他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他没有做违心之论的自我检讨。”叶笃义回忆录的最后一章标题是：我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对梁漱溟这一历史公案的认识，是以一位虔诚追求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分和立场做出的结论。不过，能说是定论吗？
从《毛泽东传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 》说起
梁漱溟面向毛泽东争取“雅量”这起历史事件，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或称公案、风波亦可，至二○○三年已满五十周年。时过境迁，当事人皆如烟云消散，一个个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历史老人眼中，历史纪事碑上此事刻痕尚新，是一段忘却不了的历史。
这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两次高层会议：八日至十一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十二日至十八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政协委员，相当于历史上客卿地位，处于在朝在野之间，本职限于表态和举手拥护政府交议的政策和路线等大计方针。梁漱溟认真，不愿徒拥虚名，独立思考，要说些参政议政的实话真话。但他不知，最犯忌的恰是这认真与思考，“雅量”事件由此而起。这是新中国立国初期，党外民主人士面对面首次公开向最高领袖争取发言权与申辩权的事件，以前没有，稍后差可比拟亦仅有一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即将撤职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当众质问总理周恩来：“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语惊四座，周恩来为之语塞。全场大乱，群起攻之 ( 章立凡《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 ) 。从前知识分子叫作读书人，历史上在朝为官的读书人，服膺儒家教导，事君之道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廷争面折之事便时有发生。虽有不测之祸，但历代传承不绝，知识分子的骨气赖此以传。梁漱溟“雅量”事件，算不算大事，还是无关轻重之事？当代史家因史观史识的不同，或详加评说，或隐约其词，更有略而不提者，但史家衡量是非曲直的尺度长短，亦在其中表现出来。
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 》 ( 以下简称《毛传》 ) ，是以官方正传面貌问世的。出版之前，其中若干章节，已在几家大报用整版转载，连续几天，造成相当声势。此传号称“披露一批新史料”，有很多毛泽东的讲话或批示，本于当年记录，以前未曾发表，或虽曾发表却有删节，这就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此传对于梁漱溟“雅量”事件，采取的则是隐约其词的春秋笔法，此传第八章《过渡时期总路线 ( 下 ) 》叙及上述两次会议讨论总路线所定工农业政策时，是这样写的：
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毛传》，二七四页）
这段文字中的“有的人”，即指梁漱溟，但正文中没有点名，仅用一个脚注指出，见于梁漱溟“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草稿”。这是不是为梁漱溟讳呢？不是。如果是为梁讳，就不会又用脚注加以点明了。可知倒是为“雅量”事件而讳，故而隐约其词。这从接下来的叙述可以清楚看出：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
在这下面引了一段毛泽东“施仁政”的讲话，并用脚注注明见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也没有点出梁漱溟名字。按《毛选》第五卷这段引文见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是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但紧接这篇文章，是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在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全文对梁指名道姓指责，用语严刻尖锐，毫不回避，如说：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你梁漱溟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很嘛！……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 《毛选》第五卷，一○七页至一一三页 )
这些“批判”，整理成文时据说经过文字加工，语气有所缓解，但其用语之厉，仍可称之为“戟指之骂”，字句之间的愤怒声容如闻如见，这方是对于 “工人九天，农民九地”之说的有针对性的回答。《毛传》有意回避这篇文章，不引用这篇讲话的任何一句文字，显然就是为了绕开“雅量”之争这段史实，为尊者讳，使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绕开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仅是小事，就不值得如此着意绕开它了。但也可能产生相反作用，越绕开越绕不开，为尊者讳的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按《毛选》第五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录文不讳，收录《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即是一例。第五卷中类似的文章，还有多篇，足资当代史家取材。《毛选》五卷中，第五卷保存的文字原貌最为完整，有的句尾语气词如“嘛”等，尚按原始记录稿形式保留下来，上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即有多处用“嘛”作语尾词的文字，如“向大家交代交代嘛”等句子。这在前四卷中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是因为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有两位在前四卷中专司文字修饰之职的 “大秀才”田家英、胡乔木未能参加的缘故。田家英文革开始时先死，胡乔木此时尚未恢复工作，少了这方面把守文字关的两员大将，许多未加修饰或修饰不多的文字就漏出来了。但这对读者来说，却是有幸可以看到许多倘照前四卷编例看不到的真实度较高的文章。这样看起来，读新版《毛传》，还必须辅以《毛选》第五卷。
“雅量”事件述略
关于雅量，先说一个小故事。《世说新语雅量门》有四十一个故事，涉及皇帝的故事只有一条，是说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彗星（当时称长星）出现，这是主兵乱之星，不吉利，皇帝心中厌恶，但夜间在御花园饮酒，仍坦然举杯：“长星，劝你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这个皇帝，能够洒脱对待凶星，不以为嫌，所以说他有雅量。但真的碰到一个说丧气话的臣子，对他说你皇位坐不稳了，也能这样吗？这就难说了。可知皇帝即使有雅量也是有限的。
苏联建国初期，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曾经发生过工农关系的争论，可读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和《联共 ( 布 ) 党史简明教程》两本书便知。《联共 ( 布 ) 党史》写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间，“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业为时过早”（《联共 ( 布 ) 党史简明教程》，三二四至三二五页）。说过这些话的人后来全成了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消灭了。可见那边的当政者是不懂什么叫“雅量”的。历史证明，农业问题从此成为苏联立国期间一大灾难。所以，五十年前也就是苏联那边消灭反对派二十多年后，我们这边走着同样模式道路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发生“工人九天，农民九地”的争论，也就一点不见奇怪。奇怪的倒是争论的一方竟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孤军”一人，既不是什么派，也不是什么联盟，争论的时候没有一人赞成附和，为他声辩，而是一片斥责之声。直到二○○○年三月，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呼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道出了中国农民问题真相。二○○二年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真话》的书，把事实与数据公之与众。李昌平应是继梁漱溟之后，第二个敢为农民说话的人。李昌平幸运的是，现在不会有人再用推论法诬他客观上如何、实质上又如何了。
其实，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绝大部份人并不知晓梁漱溟与毛泽东曾有“雅量”之争这件事。即使有些传闻，也只知梁氏可能“挨批”，报纸上不再出现他的名字。一个名人多时不上报，就说明这个人犯了错误出问题了。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现在，有关当事人的文章、回忆、记录和年谱、日记等，许多已陆续发表，这次事件的真相、全貌已可做一番描述。这里也作一次简略的综述，按其架构，依次分为六个层面，并略加按语。
第一个层面 梁漱溟的发言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上卷，三二六页注）
按梁氏第一次发言，全文见于《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三至六页）；摘要见于《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郑大华《梁漱溟传》一书第七章《一桩历史公案》等。但《周恩来年谱》这个注文的节录虽仅短短数句，却已精要全在。《毛传》所谓“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的“这些意见”，主要也就在这几句。
第二个层面 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为《毛传》二七四至二七五页引用的一段话，见于《毛选》第五卷《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但这是经过文字整理加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所记这段话，文字语气方面似更接近原话，如下：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九月十二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这篇讲话重点，在于它的推论方法：要求照顾农民生活，便是反对总路线，便是挑拨工农关系，便是分裂、破坏工农联盟。此推论方法，为与会众人接受。叶圣陶也是听讲话的列席人士，他在事后的日记中转述一些人的意见道：“即使此次梁（指梁漱溟）之发言别无坏意，而客观上确有反对总路线、挑拨离间工农联盟之嫌。” （《叶圣陶集》第二十三卷，三○页）叶是否赞同此种推论法，日记中未表态。但有一点可肯定，唯一不同意此一推论法的仅有梁漱溟。
第三个层面 周恩来的讲话与毛泽东的插话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批驳梁漱溟言论的长篇发言。多年来人们对这一讲话讳莫如深。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未收入这篇讲话。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梁漱溟与毛泽东》，还只说“九月十七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隐去了发言人的名字，但人们已猜到“有位中共领导人”指的是谁。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七卷，首次披露了梁的《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下简称《事情》）一文，十七日条下，记云：“继由周总理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我一贯反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条下记述，针对梁漱溟十一日发言，“追溯梁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况”，虽然未提“一贯反动”字样，但进一步落实了周恩来曾有这次讲话。
关于毛泽东在这次周恩来讲话中的插话，梁漱溟的回忆是三次，戴晴一文的记叙是四次，《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所载有十三次之多，那是连同第二日（十八日）梁再次发言时的插话，加在了一起。
第四个层面 “雅量”之争
这是这次事件的高潮。什么是“雅量”？就是尊重对方发表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的发言权。梁漱溟这次所争，除了发言权，还有申辩权，即申辩毛泽东用推论法（即无限上纲法）强加给他的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这顶大帽子。
梁漱溟自撰《事情》一文记道：
十八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按这段话，《毛选》第五卷经过文字加工改为“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一三页）
戴晴、郑直淑据梁漱溟自述所记当时向毛泽东索讨“雅量”的发言较长，要点是下面梁漱溟说一段话：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 “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梁漱溟后来自悔孟浪，当众顶撞了主席，承认错误，表示愿意自我检讨。上面未加催逼，梁也未曾实现检讨（郑大华《梁漱溟传》，四四二页）。但对“雅量”之争，似乎并无悔意。
第五个层面 起哄的人
每次政治事件或政治运动，必有顺风起哄的人，这次事件也不例外。这些人，声势盛，底气足，噪音响，呐喊助威，最见功力。各家记载，多有为之存照者。
叶圣陶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日记云：“下午三时仍至怀仁堂。梁漱溟发言，语气高傲。谈仅十分钟，即有人喝住。多人谓如此反动言论，不宜容彼在此乱说。”此记极简略，但“喝住”二字极传神。
梁漱溟《事情》：“十八日，午后开会。……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敬听几位斥责我的发言。发言者计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此可见群情激愤之景。此文列发言者六人姓氏，以“斥责”二字概述他们发言内容。按当日发言者应不止此六人，如何香凝亦为发言之一，且数次称梁漱溟为“先生”，他人则已直呼其名。见郑直淑文章。
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九月十八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 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些呼喊的口号，使用的字眼，很难相信出自平日雍容论政、揖让议事的一些老友之口。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起哄的人的类似市井群众起哄声音，人们就习以为常了。
郑大华《梁漱溟传》：九月十八日，“梁漱溟刚说到这里，会场上就有人起哄，不让他往下讲。……这时，会场大哗。不少与会者被梁的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与毛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行为激怒了。他们大声呼喊：‘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会场上再次大哗，不少人即席发言，斥责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要他赶快滚下台来。……于是会场再一次大哗。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发言，对梁的态度表示愤怒！……会场又一次出现高潮，人们要梁马上滚下台来，而梁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就这样，梁漱溟在一片‘滚下来’怒吼中被轰下了讲台。”按此传所记，系综合各家记载而成。会上这群起哄、怒吼、“滚”字连声的“无名英雄”，将来的史家或有兴趣为他们一一考证出姓名来。
第六个层面 保持沉默的人
在当年会上那股群众性声讨梁漱溟狂妄反动的高潮中，也有保持沉默的人。从《叶圣陶日记》看，叶就是保持沉默的一人，没有跟着起哄。李济深和张澜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地位高，应表态而沉默不语，就更为不易。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历史公案补遗》一文记道：“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前后十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时，虽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这是重要的史料，应该大书特书的，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李张二位老先生中的一人同意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而不是按推论法认为这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第二，他们不同意对梁的批判和斥责，保持沉默就是表示他们的态度。
是非评说尚未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梁漱溟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七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上官方撰写的《梁漱溟生平》悼词，其中一字未提一九五三年那次历史公案。现在知道，据当年悼词起草者胡治安（中央统战部巡视员兼干部局副局长）的回忆，悼词原有“一九五三年在讨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他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两句，经请示后，后一句改为“受到批评”。家属表示难以接受，梁的老友孙起孟、叶笃义也认为应恢复原话，双方意见未能统一，最后妥协一致同意干脆删去这两句话（见二○○四年一月八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采取模糊不提方法，免去左右为难。
一句之微的差别，“受到批评”与“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为什么双方争执而致相持不下呢？
如果用了“受到批评”，就说明一九五三年对梁的批判总的是正确的，梁的发言背离了党的总路线，客观上起了挑拨工农关系的作用。
如果用了“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就说明这次批判总的是错的，以推论法代替实事求是的讨论，堵塞了言路，为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一边倒的所谓大辩论开了先例。当然也应看到这次批判也有真的“处理从宽”的一面：没有扩大株连，没有定罪，没有为当事者戴什么政治帽子，没有降职降薪，还准许被批判者 “闭门思过”，因此政治上的波动不大。可惜这个先例没有被延续下来。
如果在生平悼词中干脆不提这件事，就说明这一公案是非难定，让它在历史时空中悬凝起来，留待后人评说。
一九九九年三月，作为梁漱溟多年奔走国共和谈助手的叶笃义（梁为民盟秘书长，叶为民盟发言人），在他的晚年出版了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有专章记叙梁漱溟一些往事，关于一九五三年的这桩公案，他写上了《梁漱溟生平》悼词删去的那句话：“一九五三年他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他没有做违心之论的自我检讨。”叶笃义回忆录的最后一章标题是：我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对梁漱溟这一历史公案的认识，是以一位虔诚追求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分和立场做出的结论。不过，能说是定论吗？
TMD,梁老又说对了:L
提意见不顾方式方法和客观效果，作为成年人，作为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搞这个，颇有以直邀誉之嫌。
太长太复杂了～～～ 我根本没看～～
我说楼主你也要到你批毛的贴去逛两圈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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