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TG与日本之勾结

这两天看了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对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后，因为新四军一味抗命、危害友军，才导致其被围歼。新四军的被歼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千古奇冤”。书中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这两天看了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对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后，因为新四军一味抗命、危害友军，才导致其被围歼。新四军的被歼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千古奇冤”。书中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