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回忆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前后经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29:52
所谓“西藏独立”的口号对今天的许多青年来说，或许会感到陌生，但是，对我这样一个曾跟随九世班掸多年的侍卫队长来说，已不感到新鲜了。我下面对九世班禅潜离西藏、避居内地，以及打算重返西藏的前前后后的曲折复杂经历的回忆，或许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看清“西藏独立”的本来面目。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祖国的大好河山成了列强角逐的战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伸向了圣洁的西藏高原。英国军队于1888年和1904年两度犯我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喇嘛同心协力，率领西藏僧俗民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第二次抗英战争中，在我的家乡江孜，当地军民面对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侵略者，没有屈服，他们用大刀、长矛、火枪、土炮、甚至是抛石器，英勇抗击侵略者达三个月之久。这就是著名的“江孜保卫战”。藏族人民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
西藏军民的齐心抵抗，使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只靠武力是无法征服西藏的，于是改变策略，积极在西藏上层统治者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势力。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世居拉萨执掌前藏政教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内地，世居日喀则执掌后藏政教大权的九世班掸喇嘛被英国人胁迫到了印度，被带去见英国皇太子。
英国人要班禅跪拜，班禅说：“我只在我国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结果仍执平常礼。英国人又游说“西藏独立”，并许诺在“独立”后由班禅执掌大权，但遭到班禅大师严词拒绝。英国人无可奈何，便利用腐败的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西藏引起的不满心理，挑拨藏汉民族关系，进一步染指西藏事务。辛亥革命后，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英国驻哲孟雄的行政长官贝尔接唾而至，住进了达赖夏宫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亲自指挥并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充军队，离间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西藏两大宗教领袖失和。按清朝中央政府的规定，藏军定编为3000人，但西藏地方政府从英国买来1万枝枪、1000万发子弹，把藏军扩大到1．5万人。
为此，九世班掸亲临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陈述自己的意见，指出“扩大藏军违背中央政府规定，乃不义之举。”而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军队里已由英帝国主义者培植起了一批亲帝分离主义分子。他们开始对西藏宗教上层和贵族中的爱国分子进行暗杀活动。九世班禅见时局危急，于1923年11月15日深夜，带领部分随员离开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潜往内地。西藏地方政府得知后，派了一个团的军队追击。班禅一行在藏北荒无人烟的草地昼夜兼程，恰逢天降大雪，掩埋了足迹，才得以脱身。
当时，我们一大批跟随班禅先后逃到内地的青少年，尽管对整个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们都明白大师是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被迫离开了西藏。
班禅虽然离开了西藏，在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过着流浪生活，但他坚持反对分裂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在北京，班禅大师安排了许多从西藏到内地的青少年进学校读书。他要大家学 到真本事，将来成为驱逐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建设美好新西藏的中坚分子。在班禅大师的关怀下，我学习了历史和汉语文，更加坚信鸦片战争后，尽管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和侵略干涉，使我们西藏地方内部关系以及与祖国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但是都无法改变美丽富饶的 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世代代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西藏人民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光荣一员的这个历史事实。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班禅于1929年2月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正式与国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我记得办事处成立那天，班禅大师发表了一个宣言，他说“征谙历史与地理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 辅。”“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1930年7月23日，班禅又致书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帮助他返回西藏。1931年5月 4日，班禅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向会议提出了“恢复西藏行政原状案”。这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授玉印一颗，定年俸为12万元。
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受国民政府之命的西藏摄政热振活佛，派员到南京迎请班禅大师回藏。我们得悉这一消息都很高兴，以为班禅大师的心愿可以实现了，立即着手整点行装，安徘启程事宜。为此，国民政府决定派专使和300人的武装仪仗队护送班禅大师回藏。这个决定即刻引起反响，英国驻华公使和参事等人，于3月8日、27日分别去“看望”班禅，诱劝大师从海道回藏，其目的是不让班掸带“汉宫汉兵”一同入藏，大师当即拒绝。后来，英驻华公使贾德干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中国派军队入藏违反了所谓的“西姆拉条约”。
对此，我们十分愤慨，班禅大师坚决反对。我和卫队中的藏、蒙古、汉族官兵也坚决反对，我们表示，大师到哪里，我们就要到哪里。国民政府也认为班掸大师必须带卫队入藏，仍按计划启程。
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公然干涉、操纵指使，加上当时年仅20岁的热振活佛缺乏政治经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离主义分子又活跃起来。1936年，当我们护送大师进抵青海玉树时，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勿带蒙汉官兵入藏”。与此同时，英国驻中国大使许阁森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英国不同意班禅带仪仗队入藏。班禅无奈，只得向国民政府请示如何处理。此时抗日战争业已爆发，全国准备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乃复电班禅和护送专使，要他们考虑暂缓入藏。获悉这个消息，大师的心情很沉重，他连夜致函给赵守钰专使转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班禅东来十有五载，谬荷中央依界、殊遇优渥，心切五族团结，共安边防，冀报党国于万一，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不愿中央威信陷于堕坠，既遵院令，暂缓西行，以待将来。”
班禅大师回藏被阻，悲愤交加，即染重病，于1937年12月1日凌晨圆寂于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弥留之际，大师留下了“望吾藏官兵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善继余志，以促实现”的遗 嘱。九世班禅大师自1923年逃亡内地，在祖国各地先后住了十五年，最后台着一腔怨愤去逝了，始终没有实现回返故乡的愿望。所谓“西藏独立”的口号对今天的许多青年来说，或许会感到陌生，但是，对我这样一个曾跟随九世班掸多年的侍卫队长来说，已不感到新鲜了。我下面对九世班禅潜离西藏、避居内地，以及打算重返西藏的前前后后的曲折复杂经历的回忆，或许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看清“西藏独立”的本来面目。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祖国的大好河山成了列强角逐的战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伸向了圣洁的西藏高原。英国军队于1888年和1904年两度犯我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喇嘛同心协力，率领西藏僧俗民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第二次抗英战争中，在我的家乡江孜，当地军民面对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侵略者，没有屈服，他们用大刀、长矛、火枪、土炮、甚至是抛石器，英勇抗击侵略者达三个月之久。这就是著名的“江孜保卫战”。藏族人民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
西藏军民的齐心抵抗，使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只靠武力是无法征服西藏的，于是改变策略，积极在西藏上层统治者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势力。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世居拉萨执掌前藏政教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内地，世居日喀则执掌后藏政教大权的九世班掸喇嘛被英国人胁迫到了印度，被带去见英国皇太子。
英国人要班禅跪拜，班禅说：“我只在我国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结果仍执平常礼。英国人又游说“西藏独立”，并许诺在“独立”后由班禅执掌大权，但遭到班禅大师严词拒绝。英国人无可奈何，便利用腐败的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西藏引起的不满心理，挑拨藏汉民族关系，进一步染指西藏事务。辛亥革命后，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英国驻哲孟雄的行政长官贝尔接唾而至，住进了达赖夏宫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亲自指挥并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充军队，离间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西藏两大宗教领袖失和。按清朝中央政府的规定，藏军定编为3000人，但西藏地方政府从英国买来1万枝枪、1000万发子弹，把藏军扩大到1．5万人。
为此，九世班掸亲临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陈述自己的意见，指出“扩大藏军违背中央政府规定，乃不义之举。”而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军队里已由英帝国主义者培植起了一批亲帝分离主义分子。他们开始对西藏宗教上层和贵族中的爱国分子进行暗杀活动。九世班禅见时局危急，于1923年11月15日深夜，带领部分随员离开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潜往内地。西藏地方政府得知后，派了一个团的军队追击。班禅一行在藏北荒无人烟的草地昼夜兼程，恰逢天降大雪，掩埋了足迹，才得以脱身。
当时，我们一大批跟随班禅先后逃到内地的青少年，尽管对整个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们都明白大师是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被迫离开了西藏。
班禅虽然离开了西藏，在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过着流浪生活，但他坚持反对分裂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在北京，班禅大师安排了许多从西藏到内地的青少年进学校读书。他要大家学 到真本事，将来成为驱逐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建设美好新西藏的中坚分子。在班禅大师的关怀下，我学习了历史和汉语文，更加坚信鸦片战争后，尽管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和侵略干涉，使我们西藏地方内部关系以及与祖国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但是都无法改变美丽富饶的 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世代代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西藏人民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光荣一员的这个历史事实。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班禅于1929年2月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正式与国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我记得办事处成立那天，班禅大师发表了一个宣言，他说“征谙历史与地理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 辅。”“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1930年7月23日，班禅又致书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帮助他返回西藏。1931年5月 4日，班禅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向会议提出了“恢复西藏行政原状案”。这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授玉印一颗，定年俸为12万元。
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受国民政府之命的西藏摄政热振活佛，派员到南京迎请班禅大师回藏。我们得悉这一消息都很高兴，以为班禅大师的心愿可以实现了，立即着手整点行装，安徘启程事宜。为此，国民政府决定派专使和300人的武装仪仗队护送班禅大师回藏。这个决定即刻引起反响，英国驻华公使和参事等人，于3月8日、27日分别去“看望”班禅，诱劝大师从海道回藏，其目的是不让班掸带“汉宫汉兵”一同入藏，大师当即拒绝。后来，英驻华公使贾德干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中国派军队入藏违反了所谓的“西姆拉条约”。
对此，我们十分愤慨，班禅大师坚决反对。我和卫队中的藏、蒙古、汉族官兵也坚决反对，我们表示，大师到哪里，我们就要到哪里。国民政府也认为班掸大师必须带卫队入藏，仍按计划启程。
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公然干涉、操纵指使，加上当时年仅20岁的热振活佛缺乏政治经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离主义分子又活跃起来。1936年，当我们护送大师进抵青海玉树时，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勿带蒙汉官兵入藏”。与此同时，英国驻中国大使许阁森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英国不同意班禅带仪仗队入藏。班禅无奈，只得向国民政府请示如何处理。此时抗日战争业已爆发，全国准备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乃复电班禅和护送专使，要他们考虑暂缓入藏。获悉这个消息，大师的心情很沉重，他连夜致函给赵守钰专使转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班禅东来十有五载，谬荷中央依界、殊遇优渥，心切五族团结，共安边防，冀报党国于万一，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不愿中央威信陷于堕坠，既遵院令，暂缓西行，以待将来。”
班禅大师回藏被阻，悲愤交加，即染重病，于1937年12月1日凌晨圆寂于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弥留之际，大师留下了“望吾藏官兵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善继余志，以促实现”的遗 嘱。九世班禅大师自1923年逃亡内地，在祖国各地先后住了十五年，最后台着一腔怨愤去逝了，始终没有实现回返故乡的愿望。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祖国的大好河山成了列强角逐的战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伸向了圣洁的西藏高原。英国军队于1888年和1904年两度犯我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喇嘛同心协力，率领西藏僧俗民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第二次抗英战争中，在我的家乡江孜，当地军民面对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侵略者，没有屈服，他们用大刀、长矛、火枪、土炮、甚至是抛石器，英勇抗击侵略者达三个月之久。这就是著名的“江孜保卫战”。藏族人民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
西藏军民的齐心抵抗，使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只靠武力是无法征服西藏的，于是改变策略，积极在西藏上层统治者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势力。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世居拉萨执掌前藏政教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内地，世居日喀则执掌后藏政教大权的九世班掸喇嘛被英国人胁迫到了印度，被带去见英国皇太子。
英国人要班禅跪拜，班禅说：“我只在我国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结果仍执平常礼。英国人又游说“西藏独立”，并许诺在“独立”后由班禅执掌大权，但遭到班禅大师严词拒绝。英国人无可奈何，便利用腐败的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西藏引起的不满心理，挑拨藏汉民族关系，进一步染指西藏事务。辛亥革命后，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英国驻哲孟雄的行政长官贝尔接唾而至，住进了达赖夏宫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亲自指挥并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充军队，离间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西藏两大宗教领袖失和。按清朝中央政府的规定，藏军定编为3000人，但西藏地方政府从英国买来1万枝枪、1000万发子弹，把藏军扩大到1．5万人。
为此，九世班掸亲临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陈述自己的意见，指出“扩大藏军违背中央政府规定，乃不义之举。”而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军队里已由英帝国主义者培植起了一批亲帝分离主义分子。他们开始对西藏宗教上层和贵族中的爱国分子进行暗杀活动。九世班禅见时局危急，于1923年11月15日深夜，带领部分随员离开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潜往内地。西藏地方政府得知后，派了一个团的军队追击。班禅一行在藏北荒无人烟的草地昼夜兼程，恰逢天降大雪，掩埋了足迹，才得以脱身。
当时，我们一大批跟随班禅先后逃到内地的青少年，尽管对整个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们都明白大师是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被迫离开了西藏。
班禅虽然离开了西藏，在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过着流浪生活，但他坚持反对分裂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在北京，班禅大师安排了许多从西藏到内地的青少年进学校读书。他要大家学 到真本事，将来成为驱逐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建设美好新西藏的中坚分子。在班禅大师的关怀下，我学习了历史和汉语文，更加坚信鸦片战争后，尽管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和侵略干涉，使我们西藏地方内部关系以及与祖国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但是都无法改变美丽富饶的 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世代代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西藏人民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光荣一员的这个历史事实。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班禅于1929年2月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正式与国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我记得办事处成立那天，班禅大师发表了一个宣言，他说“征谙历史与地理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 辅。”“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1930年7月23日，班禅又致书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帮助他返回西藏。1931年5月 4日，班禅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向会议提出了“恢复西藏行政原状案”。这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授玉印一颗，定年俸为12万元。
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受国民政府之命的西藏摄政热振活佛，派员到南京迎请班禅大师回藏。我们得悉这一消息都很高兴，以为班禅大师的心愿可以实现了，立即着手整点行装，安徘启程事宜。为此，国民政府决定派专使和300人的武装仪仗队护送班禅大师回藏。这个决定即刻引起反响，英国驻华公使和参事等人，于3月8日、27日分别去“看望”班禅，诱劝大师从海道回藏，其目的是不让班掸带“汉宫汉兵”一同入藏，大师当即拒绝。后来，英驻华公使贾德干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中国派军队入藏违反了所谓的“西姆拉条约”。
对此，我们十分愤慨，班禅大师坚决反对。我和卫队中的藏、蒙古、汉族官兵也坚决反对，我们表示，大师到哪里，我们就要到哪里。国民政府也认为班掸大师必须带卫队入藏，仍按计划启程。
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公然干涉、操纵指使，加上当时年仅20岁的热振活佛缺乏政治经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离主义分子又活跃起来。1936年，当我们护送大师进抵青海玉树时，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勿带蒙汉官兵入藏”。与此同时，英国驻中国大使许阁森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英国不同意班禅带仪仗队入藏。班禅无奈，只得向国民政府请示如何处理。此时抗日战争业已爆发，全国准备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乃复电班禅和护送专使，要他们考虑暂缓入藏。获悉这个消息，大师的心情很沉重，他连夜致函给赵守钰专使转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班禅东来十有五载，谬荷中央依界、殊遇优渥，心切五族团结，共安边防，冀报党国于万一，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不愿中央威信陷于堕坠，既遵院令，暂缓西行，以待将来。”
班禅大师回藏被阻，悲愤交加，即染重病，于1937年12月1日凌晨圆寂于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弥留之际，大师留下了“望吾藏官兵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善继余志，以促实现”的遗 嘱。九世班禅大师自1923年逃亡内地，在祖国各地先后住了十五年，最后台着一腔怨愤去逝了，始终没有实现回返故乡的愿望。所谓“西藏独立”的口号对今天的许多青年来说，或许会感到陌生，但是，对我这样一个曾跟随九世班掸多年的侍卫队长来说，已不感到新鲜了。我下面对九世班禅潜离西藏、避居内地，以及打算重返西藏的前前后后的曲折复杂经历的回忆，或许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看清“西藏独立”的本来面目。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祖国的大好河山成了列强角逐的战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伸向了圣洁的西藏高原。英国军队于1888年和1904年两度犯我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喇嘛同心协力，率领西藏僧俗民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第二次抗英战争中，在我的家乡江孜，当地军民面对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侵略者，没有屈服，他们用大刀、长矛、火枪、土炮、甚至是抛石器，英勇抗击侵略者达三个月之久。这就是著名的“江孜保卫战”。藏族人民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
西藏军民的齐心抵抗，使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只靠武力是无法征服西藏的，于是改变策略，积极在西藏上层统治者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势力。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世居拉萨执掌前藏政教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内地，世居日喀则执掌后藏政教大权的九世班掸喇嘛被英国人胁迫到了印度，被带去见英国皇太子。
英国人要班禅跪拜，班禅说：“我只在我国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结果仍执平常礼。英国人又游说“西藏独立”，并许诺在“独立”后由班禅执掌大权，但遭到班禅大师严词拒绝。英国人无可奈何，便利用腐败的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西藏引起的不满心理，挑拨藏汉民族关系，进一步染指西藏事务。辛亥革命后，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英国驻哲孟雄的行政长官贝尔接唾而至，住进了达赖夏宫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亲自指挥并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充军队，离间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西藏两大宗教领袖失和。按清朝中央政府的规定，藏军定编为3000人，但西藏地方政府从英国买来1万枝枪、1000万发子弹，把藏军扩大到1．5万人。
为此，九世班掸亲临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陈述自己的意见，指出“扩大藏军违背中央政府规定，乃不义之举。”而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军队里已由英帝国主义者培植起了一批亲帝分离主义分子。他们开始对西藏宗教上层和贵族中的爱国分子进行暗杀活动。九世班禅见时局危急，于1923年11月15日深夜，带领部分随员离开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潜往内地。西藏地方政府得知后，派了一个团的军队追击。班禅一行在藏北荒无人烟的草地昼夜兼程，恰逢天降大雪，掩埋了足迹，才得以脱身。
当时，我们一大批跟随班禅先后逃到内地的青少年，尽管对整个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们都明白大师是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被迫离开了西藏。
班禅虽然离开了西藏，在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过着流浪生活，但他坚持反对分裂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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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班禅于1929年2月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正式与国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我记得办事处成立那天，班禅大师发表了一个宣言，他说“征谙历史与地理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 辅。”“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1930年7月23日，班禅又致书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帮助他返回西藏。1931年5月 4日，班禅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向会议提出了“恢复西藏行政原状案”。这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授玉印一颗，定年俸为12万元。
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受国民政府之命的西藏摄政热振活佛，派员到南京迎请班禅大师回藏。我们得悉这一消息都很高兴，以为班禅大师的心愿可以实现了，立即着手整点行装，安徘启程事宜。为此，国民政府决定派专使和300人的武装仪仗队护送班禅大师回藏。这个决定即刻引起反响，英国驻华公使和参事等人，于3月8日、27日分别去“看望”班禅，诱劝大师从海道回藏，其目的是不让班掸带“汉宫汉兵”一同入藏，大师当即拒绝。后来，英驻华公使贾德干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中国派军队入藏违反了所谓的“西姆拉条约”。
对此，我们十分愤慨，班禅大师坚决反对。我和卫队中的藏、蒙古、汉族官兵也坚决反对，我们表示，大师到哪里，我们就要到哪里。国民政府也认为班掸大师必须带卫队入藏，仍按计划启程。
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公然干涉、操纵指使，加上当时年仅20岁的热振活佛缺乏政治经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离主义分子又活跃起来。1936年，当我们护送大师进抵青海玉树时，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勿带蒙汉官兵入藏”。与此同时，英国驻中国大使许阁森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英国不同意班禅带仪仗队入藏。班禅无奈，只得向国民政府请示如何处理。此时抗日战争业已爆发，全国准备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乃复电班禅和护送专使，要他们考虑暂缓入藏。获悉这个消息，大师的心情很沉重，他连夜致函给赵守钰专使转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班禅东来十有五载，谬荷中央依界、殊遇优渥，心切五族团结，共安边防，冀报党国于万一，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不愿中央威信陷于堕坠，既遵院令，暂缓西行，以待将来。”
班禅大师回藏被阻，悲愤交加，即染重病，于1937年12月1日凌晨圆寂于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弥留之际，大师留下了“望吾藏官兵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善继余志，以促实现”的遗 嘱。九世班禅大师自1923年逃亡内地，在祖国各地先后住了十五年，最后台着一腔怨愤去逝了，始终没有实现回返故乡的愿望。
色珠加措－－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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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法名曲吉尼玛，1883年2月19日（清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生于前藏塔布地区嘎村（今加查县安绕镇嘎麦村），乳名仓珠嘉措。
1882年8月28日（清光绪八年七月十五日）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圆寂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人马，四处寻访转世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三名灵童，仓珠嘉措是其中之一。
1888年2月26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在清朝驻藏大臣文硕的主持下举行金瓶掣签仪式，仓珠嘉措被掣定为九世班禅呼毕勒罕，并于当日在布达拉官日光殿，拜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巴桑布（简称曲吉尼玛）。随后迎至扎什伦布住于贡觉林夏宫，以待选择吉日举行座典礼。
1892年2月1日（清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三），在清政府新任驻藏大臣升泰的主特下，于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订典礼。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爆发了第二次抗英战争。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共同组织作战，抗击英国侵略军在第二次抗英战争中，十三世达赖出走外蒙古，清政府革了达赖喇嘛名号，命九世班禅暂藏政，班禅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与十三世达赖的关系和西藏内部团结，力辞不就。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英人扶持班禅前往印度会见英国王储。班禅为顾全大局被迫赴印，但未做任何有损国家主权之事，遂于1906年元月返回扎什伦布寺。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九世班禅在江孜会晤清政府软差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请求到北京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面陈藏事”。清政府渝示：“俟藏务大定后，再来就陛见。”
1912年（民国元年），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启程回藏，九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专程赴江欢迎，后移热隆寺与达赖会暗。
同年八月，北京民国政府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开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翌年4月1日封九世班禅“致忠阐化”名号。
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后，由于达赖在日喀则设立基宗，向班禅辖区民众征收税款，摊派军粮、乌拉，侵犯班禅地位和职权，损害班禅所辖利益，以及其他原因，致使班禅与达赖的关系渐趋恶化。1923年（民国十二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率少数待从人员向内地出走。
班禅大师在内地居住和活动了十四年之久，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先后于内蒙古、北京、山西、南京、上海、杭州、沈阳、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讲经、说法、摸顶、布施及启建时轮金刚法会等佛事和宣化活动，为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展开不懈的斗争。
1925年（民国十四年）2月，北京民国政府召开善后会议，达赖、班禅均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班禅于会前致函会议代表，郭促与会各方以“同心诚意，化除我见为基础”，尽释前嫌，“一心想中国往好处走，自然五族共助，人同此心，从此财政富足，民生安乐”，希望会议代表以此次会议“乃国家之公事，非一人、一家、一党派、一地方之私事”为出发点，“各本公心，通盘计划，利民福国，均系此乎”，会议期间，班禅还向大会致送了“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意见书号召，“弭止地方战争”，五族人民“联合一致”，“同心合力”，“共同治理、共进文明”，共建五族共和国家。
8月，段祺瑞执政府册封班禅大师“宣诚济世”封号同时批准设立班禅北京办事处。
1928年(民国十七年)3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改组班禅派代表前往南京祝贺，从此与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9月，班禅致函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阅，请求扶持藏民族“早登袱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1929年元月，班禅驻南京办事处成立。由于发生了蒋、冯、阎内战，班禅大师于11月22日发表了呼吁止兵息争的和平通电，希望战争双方停止兵戈，“救众生倒悬之苦，发仁王护国之心”。
1931年（民国二十年）5月，班禅从沈阳抵达南京，参加 了国民会议，并致祝辞称：“班禅蒿目边情，倾诚向款，……伏望诸公宏行伟仪，整顿边疆，本总理济弱扶倾之训，巩固国家主权领土之基，重张上国之声威，勿弃西方之宝藏，是则班禅所额手称庆，虚心祷告者也”。5月10日，班禅在南京新亚西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作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演讲。他说：“西藏为中国的领土层，……兹略举其荦荦大者：如当藏王松赞干布之时，曾迎娶唐文成公主为妻，迄今藏王默瓦葱时，复与中朝之金城公主结婚；此时中藏关系之融洽，与夫血统之混合，已达相当程度。元代尊封西藏之贵族卓根却吉帕巴为国师，并以西藏之土地嘱其管理，至明代实为西藏之大施主。达赖第五世，班禅第六世，曾相继至中胡、的朝勤皇帝。清时准噶尔人之侵略西藏，清帝派兵援助削平之后，即派驻藏大臣于拉萨，并率相当兵斩保护达赖、班禅，挥卫国土。以上所举，可资证明西藏为中国领土，”5月16日，班禅大师向国民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意见书从内政、外交两方面阐明了对解决西藏事的措施。内政方面：“今既重订西藏地方制度，自宜参照前清成案，特派熟习边情，若有声望之人员二人，一驻前藏，一驻后藏，凡练兵。制械与大用人行政，均须与长官会商而和行，有大事则请命于政府，权限既明，西藏自无侵欺之患”。外交方面：“今政府既拟解决藏务，但确守中英条约，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政。至中藏主权，领土之关系，则由政府依法订定地方行政制度，英国实无过间这权。而此后西藏对内、对外交涉，当然由国民政府办理，更不待言。”6月24日，国民政府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7月1日，于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册授典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向班禅颁授了册封玉册、玉印。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4月14日，国民政府颁布明令特派班禅为西藏宣化使。12月24日，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训词”，班禅致“答词”称：“班禅自来中土，已及十年，无补时艰，深滋内愧，本年春季，政府任命为西陲宣化使，才惭樗栎，义切苍桑。呗者入京展勤，于本日宣誓就职，恭聆训词。嗣后当竭尽忠诚，宣扬德意，冀以宗教之力，上辅中枢，振导人心，挽回未却，边陲康乐，僧俗咸欢。”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班禅庆乌 察布盟盟长云王之邀，前往绥远省贝勒庙（即百灵庙），并于3月16日在这里发出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通电，电称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蔑视盟约，其武力，攻我榆热，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大陆政策之阴谋。现在我军民时至忍，宫兵义师前仆后继，为自己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救国热忱，中外皆钦，班等宣讲国难中应尽之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先后复函，誓愿执报国，共驱倭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不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这道，何敢后？除召集当地蒙喇嘛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诵藏经，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加被，弭战祸于无形。
由于班禅在蒙古地区宣化卓有成效，国民政府于1933年10月18日通令嘉奖。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元月24日，班禅到南京，参加追悼十三世达赖喇嘛活动，当天接到国民政府文宫处公函，通知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2月20日，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就职典，班禅发表了就职讲话。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3月19日，班禅致函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松，陈述藏案近况、宣化步骤及建设计划，并提出四项意见，9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特派诚允为护送班禅藏专使。班禅返藏准备工作遂即展开。但是，噶夏却以不得携带蒙汉官兵卫队护送为理由，拒阻班禅回藏，英国政府也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所谓“抗议”，进行无理干涉。班禅大师和中央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决，仍坚持按原定计划入藏。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元月13日，在西藏当局反对，英国政府作了让步。但是，噶厦和英国对此让步仍不予接受，虽经长时间的反复交涉，磋商，仍未得解决。
8月18日，班禅离开玉树，前往与西藏毗连的青海拉休寺，拟从这里入藏。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蒋介石正依赖美英财政和军事援助，不敢得罪英国。因此，在英国的干涉和压力下，将介石突然改变了态度。8月19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发布训令，决定班禅暂缓入藏，加之，噶厦以种种理由拒绝班禅回藏，班禅返藏受阻。10月8日离开拉休寺，10月12日重返玉树。
班禅返回玉树后，即感身体不适。11月4日，进食困难，病情逐渐加重，延至12月1日二时五十分，在玉树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12月23日，国民政府追赠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封号。允为护送班禅藏专使。班禅返藏准备工作遂即展开。但是，噶夏却以不得携带蒙汉官兵卫队护送为理由，拒阻班禅回藏，英国政府也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所谓“抗议”，进行无理干涉。班禅大师和中央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决，仍坚持按原定计划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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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法名曲吉尼玛，1883年2月19日（清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生于前藏塔布地区嘎村（今加查县安绕镇嘎麦村），乳名仓珠嘉措。
1882年8月28日（清光绪八年七月十五日）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圆寂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人马，四处寻访转世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三名灵童，仓珠嘉措是其中之一。
1888年2月26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在清朝驻藏大臣文硕的主持下举行金瓶掣签仪式，仓珠嘉措被掣定为九世班禅呼毕勒罕，并于当日在布达拉官日光殿，拜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巴桑布（简称曲吉尼玛）。随后迎至扎什伦布住于贡觉林夏宫，以待选择吉日举行座典礼。
1892年2月1日（清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三），在清政府新任驻藏大臣升泰的主特下，于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订典礼。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爆发了第二次抗英战争。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共同组织作战，抗击英国侵略军在第二次抗英战争中，十三世达赖出走外蒙古，清政府革了达赖喇嘛名号，命九世班禅暂藏政，班禅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与十三世达赖的关系和西藏内部团结，力辞不就。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英人扶持班禅前往印度会见英国王储。班禅为顾全大局被迫赴印，但未做任何有损国家主权之事，遂于1906年元月返回扎什伦布寺。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九世班禅在江孜会晤清政府软差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请求到北京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面陈藏事”。清政府渝示：“俟藏务大定后，再来就陛见。”
1912年（民国元年），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启程回藏，九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专程赴江欢迎，后移热隆寺与达赖会暗。
同年八月，北京民国政府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开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翌年4月1日封九世班禅“致忠阐化”名号。
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后，由于达赖在日喀则设立基宗，向班禅辖区民众征收税款，摊派军粮、乌拉，侵犯班禅地位和职权，损害班禅所辖利益，以及其他原因，致使班禅与达赖的关系渐趋恶化。1923年（民国十二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率少数待从人员向内地出走。
班禅大师在内地居住和活动了十四年之久，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先后于内蒙古、北京、山西、南京、上海、杭州、沈阳、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讲经、说法、摸顶、布施及启建时轮金刚法会等佛事和宣化活动，为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展开不懈的斗争。
1925年（民国十四年）2月，北京民国政府召开善后会议，达赖、班禅均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班禅于会前致函会议代表，郭促与会各方以“同心诚意，化除我见为基础”，尽释前嫌，“一心想中国往好处走，自然五族共助，人同此心，从此财政富足，民生安乐”，希望会议代表以此次会议“乃国家之公事，非一人、一家、一党派、一地方之私事”为出发点，“各本公心，通盘计划，利民福国，均系此乎”，会议期间，班禅还向大会致送了“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意见书号召，“弭止地方战争”，五族人民“联合一致”，“同心合力”，“共同治理、共进文明”，共建五族共和国家。
8月，段祺瑞执政府册封班禅大师“宣诚济世”封号同时批准设立班禅北京办事处。
1928年(民国十七年)3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改组班禅派代表前往南京祝贺，从此与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9月，班禅致函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阅，请求扶持藏民族“早登袱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1929年元月，班禅驻南京办事处成立。由于发生了蒋、冯、阎内战，班禅大师于11月22日发表了呼吁止兵息争的和平通电，希望战争双方停止兵戈，“救众生倒悬之苦，发仁王护国之心”。
1931年（民国二十年）5月，班禅从沈阳抵达南京，参加 了国民会议，并致祝辞称：“班禅蒿目边情，倾诚向款，……伏望诸公宏行伟仪，整顿边疆，本总理济弱扶倾之训，巩固国家主权领土之基，重张上国之声威，勿弃西方之宝藏，是则班禅所额手称庆，虚心祷告者也”。5月10日，班禅在南京新亚西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作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演讲。他说：“西藏为中国的领土层，……兹略举其荦荦大者：如当藏王松赞干布之时，曾迎娶唐文成公主为妻，迄今藏王默瓦葱时，复与中朝之金城公主结婚；此时中藏关系之融洽，与夫血统之混合，已达相当程度。元代尊封西藏之贵族卓根却吉帕巴为国师，并以西藏之土地嘱其管理，至明代实为西藏之大施主。达赖第五世，班禅第六世，曾相继至中胡、的朝勤皇帝。清时准噶尔人之侵略西藏，清帝派兵援助削平之后，即派驻藏大臣于拉萨，并率相当兵斩保护达赖、班禅，挥卫国土。以上所举，可资证明西藏为中国领土，”5月16日，班禅大师向国民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意见书从内政、外交两方面阐明了对解决西藏事的措施。内政方面：“今既重订西藏地方制度，自宜参照前清成案，特派熟习边情，若有声望之人员二人，一驻前藏，一驻后藏，凡练兵。制械与大用人行政，均须与长官会商而和行，有大事则请命于政府，权限既明，西藏自无侵欺之患”。外交方面：“今政府既拟解决藏务，但确守中英条约，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政。至中藏主权，领土之关系，则由政府依法订定地方行政制度，英国实无过间这权。而此后西藏对内、对外交涉，当然由国民政府办理，更不待言。”6月24日，国民政府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7月1日，于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册授典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向班禅颁授了册封玉册、玉印。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4月14日，国民政府颁布明令特派班禅为西藏宣化使。12月24日，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训词”，班禅致“答词”称：“班禅自来中土，已及十年，无补时艰，深滋内愧，本年春季，政府任命为西陲宣化使，才惭樗栎，义切苍桑。呗者入京展勤，于本日宣誓就职，恭聆训词。嗣后当竭尽忠诚，宣扬德意，冀以宗教之力，上辅中枢，振导人心，挽回未却，边陲康乐，僧俗咸欢。”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班禅庆乌 察布盟盟长云王之邀，前往绥远省贝勒庙（即百灵庙），并于3月16日在这里发出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通电，电称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蔑视盟约，其武力，攻我榆热，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大陆政策之阴谋。现在我军民时至忍，宫兵义师前仆后继，为自己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救国热忱，中外皆钦，班等宣讲国难中应尽之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先后复函，誓愿执报国，共驱倭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不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这道，何敢后？除召集当地蒙喇嘛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诵藏经，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加被，弭战祸于无形。
由于班禅在蒙古地区宣化卓有成效，国民政府于1933年10月18日通令嘉奖。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元月24日，班禅到南京，参加追悼十三世达赖喇嘛活动，当天接到国民政府文宫处公函，通知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2月20日，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就职典，班禅发表了就职讲话。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3月19日，班禅致函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松，陈述藏案近况、宣化步骤及建设计划，并提出四项意见，9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特派诚允为护送班禅藏专使。班禅返藏准备工作遂即展开。但是，噶夏却以不得携带蒙汉官兵卫队护送为理由，拒阻班禅回藏，英国政府也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所谓“抗议”，进行无理干涉。班禅大师和中央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决，仍坚持按原定计划入藏。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元月13日，在西藏当局反对，英国政府作了让步。但是，噶厦和英国对此让步仍不予接受，虽经长时间的反复交涉，磋商，仍未得解决。
8月18日，班禅离开玉树，前往与西藏毗连的青海拉休寺，拟从这里入藏。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蒋介石正依赖美英财政和军事援助，不敢得罪英国。因此，在英国的干涉和压力下，将介石突然改变了态度。8月19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发布训令，决定班禅暂缓入藏，加之，噶厦以种种理由拒绝班禅回藏，班禅返藏受阻。10月8日离开拉休寺，10月12日重返玉树。
班禅返回玉树后，即感身体不适。11月4日，进食困难，病情逐渐加重，延至12月1日二时五十分，在玉树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12月23日，国民政府追赠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封号。允为护送班禅藏专使。班禅返藏准备工作遂即展开。但是，噶夏却以不得携带蒙汉官兵卫队护送为理由，拒阻班禅回藏，英国政府也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所谓“抗议”，进行无理干涉。班禅大师和中央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决，仍坚持按原定计划入藏。
西藏佛教的格鲁派，俗称黄教，是宗喀巴大师创立的革新派。宗喀巴大师是十四、五世纪西藏佛教的改革者，亦为喇嘛教黄帽派的开祖。他住世时代，原有的萨迦派已堕落为红帽派的咒法邪教，宗喀巴发愿改革，提倡严守独身主义之戒律佛教。时人也慨叹红帽派的颓败，遂转而欢迎宗喀巴的教团。然亦因此而受到各方压迫，曾经隐遁山林。宗喀巴提倡般若中观与秘密金刚乘之融合说，其教理吸收自阿提沙以来之迦当派，而采用原始佛教的乞食方式，及座具、服装、戒律，并戴黄帽以别於笨教之黑帽与原来萨迦派的红帽，故其派系称为黄帽派。宗喀巴曾於拉萨近郊创建甘丹寺，为黄帽派之本山。继而令弟子於拉萨附近建色拉寺、别蚌寺，於此分扬法化，不数年间，尽夺红衣喇嘛说法之地位。信徒皆视宗喀巴大师为阿弥陀佛或文殊菩萨之化身，而益加尊崇。宗咯巴大师於明永乐十五年示寂，世寿六十三岁。
宗咯巴大师示寂，根敦珠巴和凯珠两位大弟子，得传宗喀巴大法。宗喀巴大师遗嘱二人分别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传承系统，世世转生为法王，互相为师，度化衆生。自此以後，每当达赖或班禅圆寂，就派人四出寻找转世灵童。
班禅额尔德尼，是梵文和满文的合成语。班禅，梵文是智慧的意思，指学识渊博深广而言；额尔德尼，是满州语中的尊称。清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三年），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以後历代班禅转世，都要经过朝廷的正式册封。至於达赖喇嘛，其名称是蒙古语和藏语合成。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音译，喇嘛是藏语至高无上，或圣人的意思。达赖喇嘛的封号，始於清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顺治皇帝册封阿旺罗桑嘉措为达赖五世，其封号全名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达赖喇嘛。」班禅与达赖的地位原本相等，清康熙时，朝廷正式确定达赖驻拉萨布达拉宫，主持前藏政教事务；班禅驻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後藏政教事务。
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秀在後藏示寂，扎什伦布寺派人到各地寻访灵童。而出生在前藏的仓都嘉措，被认定为八世班禅转世的灵童之一。仓都嘉措出生於前藏塔布噶厦地方，他於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正月十二日出生。仓都嘉措家庭贫困，母亲生他後即到一贵族家帮佣，仓都嘉措由他的外祖父抚养。仓都嘉措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後，於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正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九世班禅灵童的金瓶制签仪式，自三名灵童中确认仓都嘉措为八世班禅转世，当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宫为班禅灵童剪发，取法名为吉尊．洛桑确吉尼玛格勒朗杰巴桑布，略称确吉尼玛。二月初五日，九世班禅被送到扎什伦布寺。
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九世班禅年已十岁，在是年的正月初三日，由清庭驻藏大臣升泰主持，在扎什伦布寺举行坐床典礼，由於当时十三世的达赖喇嘛尚未受比丘戒，因此由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为九世班禅授沙弥戒。光绪皇帝封九世班禅的外祖父为辅国公，并赐白银万两做为九世班禅坐床的贺礼。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九世班禅年十九岁，由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为他授比丘大戒。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英国对西藏发动第一次的侵略战争；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英国在西藏又发动第二次侵略战争，攻占江孜，逼近拉萨。此时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双方充分合作，率领西藏僧俗抵御外侮。由於兵力悬殊，乃向清廷求援。而这时清庭内忧外患交加，自顾不暇，未予出兵援助，以致英军占领拉萨。达赖喇嘛为避免被俘，离开拉萨经青海、内蒙古而外蒙古库伦。而清驻藏大臣升泰懦弱媚外，英军占领拉萨後，对无辜的僧俗百姓滥加屠杀，升泰还到英军营中予以慰问。英军司令以损害我国主权的《拉萨条约》逼迫代理摄政签字，升泰竟然以中间人自居而从中斡旋。《拉萨条约》签订後，升泰竟然通过英军电台，以奏摺上奏清庭，称十三世达赖∶「平时拔扈妄为，临时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名义。」清廷令班禅到前藏代理达赖职务，班禅同情达赖，不接受此项任命。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达赖喇嘛自外蒙古经五台山到达北京，八月二十日觐见光绪皇帝。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宴驾，溥仪入承大统。十一月九日，达赖应邀参加了宣统的登基大典。十一月二十八日离京返藏。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以与驻藏大臣的关系恶化，清廷派川军入藏，并革除达赖名号，达赖被逼出走印度。清廷再命九世班禅暂摄藏事，班禅依然坚辞，并致函达赖喇嘛，请他早日还藏主持政教事务。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恢复达赖名号，达赖返回拉萨。此後，西藏地方政府不遵旧制，向後藏徵收赋税，逮捕扎什伦布寺官员，以此班禅、达赖关系失和，且日益恶化。班禅不得已於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秘密出走，历经艰险，经青海、陕西、山西，於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抵北京，北京政府安置班禅於皇城瀛台，成立行辕，段祺瑞执政且颁发金册金印。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班禅在南京成立了驻京办事处。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颁玉册玉印。是年秋季「九一八」事变後，班禅离开北京到绥远百灵庙，通电声讨日寇之对华武装侵略。翌年应南京国民政府之召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再任命国民政府委员。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在蒙古阿拉善旗成立宣化使公署，同年自宁夏抵西宁，驻锡塔尔寺。时後藏僧俗代表三百馀人，先後到塔尔寺欢迎班禅回藏，是年自塔尔寺啓程，途经玉树，以国内外种种形势干扰，滞留在玉树结古寺。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九世班禅在结古寺圆寂，享年五十五岁。
宗咯巴大师示寂，根敦珠巴和凯珠两位大弟子，得传宗喀巴大法。宗喀巴大师遗嘱二人分别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传承系统，世世转生为法王，互相为师，度化衆生。自此以後，每当达赖或班禅圆寂，就派人四出寻找转世灵童。
班禅额尔德尼，是梵文和满文的合成语。班禅，梵文是智慧的意思，指学识渊博深广而言；额尔德尼，是满州语中的尊称。清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三年），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以後历代班禅转世，都要经过朝廷的正式册封。至於达赖喇嘛，其名称是蒙古语和藏语合成。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音译，喇嘛是藏语至高无上，或圣人的意思。达赖喇嘛的封号，始於清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顺治皇帝册封阿旺罗桑嘉措为达赖五世，其封号全名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达赖喇嘛。」班禅与达赖的地位原本相等，清康熙时，朝廷正式确定达赖驻拉萨布达拉宫，主持前藏政教事务；班禅驻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後藏政教事务。
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秀在後藏示寂，扎什伦布寺派人到各地寻访灵童。而出生在前藏的仓都嘉措，被认定为八世班禅转世的灵童之一。仓都嘉措出生於前藏塔布噶厦地方，他於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正月十二日出生。仓都嘉措家庭贫困，母亲生他後即到一贵族家帮佣，仓都嘉措由他的外祖父抚养。仓都嘉措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後，於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正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九世班禅灵童的金瓶制签仪式，自三名灵童中确认仓都嘉措为八世班禅转世，当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宫为班禅灵童剪发，取法名为吉尊．洛桑确吉尼玛格勒朗杰巴桑布，略称确吉尼玛。二月初五日，九世班禅被送到扎什伦布寺。
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九世班禅年已十岁，在是年的正月初三日，由清庭驻藏大臣升泰主持，在扎什伦布寺举行坐床典礼，由於当时十三世的达赖喇嘛尚未受比丘戒，因此由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为九世班禅授沙弥戒。光绪皇帝封九世班禅的外祖父为辅国公，并赐白银万两做为九世班禅坐床的贺礼。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九世班禅年十九岁，由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为他授比丘大戒。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英国对西藏发动第一次的侵略战争；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英国在西藏又发动第二次侵略战争，攻占江孜，逼近拉萨。此时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双方充分合作，率领西藏僧俗抵御外侮。由於兵力悬殊，乃向清廷求援。而这时清庭内忧外患交加，自顾不暇，未予出兵援助，以致英军占领拉萨。达赖喇嘛为避免被俘，离开拉萨经青海、内蒙古而外蒙古库伦。而清驻藏大臣升泰懦弱媚外，英军占领拉萨後，对无辜的僧俗百姓滥加屠杀，升泰还到英军营中予以慰问。英军司令以损害我国主权的《拉萨条约》逼迫代理摄政签字，升泰竟然以中间人自居而从中斡旋。《拉萨条约》签订後，升泰竟然通过英军电台，以奏摺上奏清庭，称十三世达赖∶「平时拔扈妄为，临时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名义。」清廷令班禅到前藏代理达赖职务，班禅同情达赖，不接受此项任命。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达赖喇嘛自外蒙古经五台山到达北京，八月二十日觐见光绪皇帝。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宴驾，溥仪入承大统。十一月九日，达赖应邀参加了宣统的登基大典。十一月二十八日离京返藏。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以与驻藏大臣的关系恶化，清廷派川军入藏，并革除达赖名号，达赖被逼出走印度。清廷再命九世班禅暂摄藏事，班禅依然坚辞，并致函达赖喇嘛，请他早日还藏主持政教事务。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恢复达赖名号，达赖返回拉萨。此後，西藏地方政府不遵旧制，向後藏徵收赋税，逮捕扎什伦布寺官员，以此班禅、达赖关系失和，且日益恶化。班禅不得已於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秘密出走，历经艰险，经青海、陕西、山西，於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抵北京，北京政府安置班禅於皇城瀛台，成立行辕，段祺瑞执政且颁发金册金印。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班禅在南京成立了驻京办事处。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颁玉册玉印。是年秋季「九一八」事变後，班禅离开北京到绥远百灵庙，通电声讨日寇之对华武装侵略。翌年应南京国民政府之召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再任命国民政府委员。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在蒙古阿拉善旗成立宣化使公署，同年自宁夏抵西宁，驻锡塔尔寺。时後藏僧俗代表三百馀人，先後到塔尔寺欢迎班禅回藏，是年自塔尔寺啓程，途经玉树，以国内外种种形势干扰，滞留在玉树结古寺。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九世班禅在结古寺圆寂，享年五十五岁。
国民政府武装护送班禅回藏政策的确立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自1923年11月逃离日喀则后，先后在内蒙古、北京、山西、南京、上海、杭州、沈阳、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活动，在祖国内地居住了14年之久。在此期间，班禅大师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尊重。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力图对西藏行使主权，在解决西藏事务方面常常征询班禅的意见。1929年2月，国民政府批准班禅在南京设立办事处，以罗桑坚赞为处长。同年底发生尼泊尔入侵西藏事件，班禅拟趁此时机组织卫队返回西藏，特上书请求国民政府发给枪械5000支，弹250万发，军装5000套，每月发饷10万元。不过，由于国内外局势的限制，国民政府没有贸然同意班禅组织军队入藏的请求，但对于班禅购买枪械发给了许可证。 1931年5月，蒋介石特请班禅大师来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并请班禅通盘筹划解决藏事意见。班禅遂于同年5月16日上书蒋介石，提出解决西藏内政、外交意见两则：
(1)内政方面：班禅鉴于前、后藏有冈巴拉山为界，人情、风俗、语言“截然不同，实难合而为一”，建议特派“熟习边情、著有声望之大员两人，一驻前藏、一驻后藏，凡练兵、制械与夫用人行政，均须与长官会商而行，有大事则请命于政府”。
(2)外交方面：班禅建议中央政府对于西姆拉草约及“此后英藏间擅定密约，未经中国与闻者，均不可与承认”，“至中藏主权、领土之关系，则由政府依法订定地方行政制度，英国实无过问之权。而此后西藏对内对外交涉，当然由国民政府办理”。同时，班禅也再次提出返回西藏的问题。
1931年6月24日，国民政府册封班禅大师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1932年4月14日，国民政府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令其前往青海、西康等地抚慰喇嘛、寺院和信仰佛教之民众，其驻锡地为青海香尔德。同时成立西陲宣化使行署和行署警卫队。规定班禅年俸为12万元，行署和警卫队每年经费各18万元。这就为班禅大师返回西藏札什伦布寺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央政府的任命，西藏当局的反应相当强烈。西藏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和西藏三大寺分别于同年5月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中央政府将班禅名号、印册及新授职位“即予收回成命”，并敦请中央没收班禅购储的军火、撤销班禅驻各地办事处、取消拨给班禅的俸银及招待费。
同年3月，藏军进攻青海，占领囊谦，包围玉树，青藏战事爆发。7月，马步芳率领青军实施反击，不仅解玉树之围，还收复了囊谦、石渠、邓柯等县。刘文辉军乘机反击，迫使藏军向金沙江以西撤退，金沙江以东之德格、甘孜、瞻化等大片地区为川康军队所收复。在9月18日子南京召开的川、滇、陕、甘、青五省军事代表以及班禅、达赖代表参加的西防会议上，班禅提出了解决藏事的12点办法：
(1)西藏绝对服从中央。
(2)所有西藏与外人缔结条约，非经中央承认者，一律无效。
(3)西藏外交应由中央主持。
(4)侵西康之藏军应即撤退，并速组西康省政府。
(5)达赖所拘押后藏人员，应即释放。
(6)请中央派大员赴前后藏主持一切。
(7)即请中央将西康与前后藏地界划清，并立界址，以资遵守。
（8)达赖主持前藏，班禅主持后藏，政教分清，彼此互不侵犯。
(9)班禅在未返藏前，应将青海锡盟拨归班禅教徒住居之所。
(10)在班禅未返藏以前，请中央按照前议，每月拨给10万元，为其费用。
(11)请中央准其编练卫队两团，并供给枪械与饷项。
(12)请中央拨发无线电五架及长途汽车20辆，以便灵通消息，改进蒙藏交通。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自1923年11月逃离日喀则后，先后在内蒙古、北京、山西、南京、上海、杭州、沈阳、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活动，在祖国内地居住了14年之久。在此期间，班禅大师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尊重。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力图对西藏行使主权，在解决西藏事务方面常常征询班禅的意见。1929年2月，国民政府批准班禅在南京设立办事处，以罗桑坚赞为处长。同年底发生尼泊尔入侵西藏事件，班禅拟趁此时机组织卫队返回西藏，特上书请求国民政府发给枪械5000支，弹250万发，军装5000套，每月发饷10万元。不过，由于国内外局势的限制，国民政府没有贸然同意班禅组织军队入藏的请求，但对于班禅购买枪械发给了许可证。 1931年5月，蒋介石特请班禅大师来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并请班禅通盘筹划解决藏事意见。班禅遂于同年5月16日上书蒋介石，提出解决西藏内政、外交意见两则：
(1)内政方面：班禅鉴于前、后藏有冈巴拉山为界，人情、风俗、语言“截然不同，实难合而为一”，建议特派“熟习边情、著有声望之大员两人，一驻前藏、一驻后藏，凡练兵、制械与夫用人行政，均须与长官会商而行，有大事则请命于政府”。
(2)外交方面：班禅建议中央政府对于西姆拉草约及“此后英藏间擅定密约，未经中国与闻者，均不可与承认”，“至中藏主权、领土之关系，则由政府依法订定地方行政制度，英国实无过问之权。而此后西藏对内对外交涉，当然由国民政府办理”。同时，班禅也再次提出返回西藏的问题。
1931年6月24日，国民政府册封班禅大师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1932年4月14日，国民政府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令其前往青海、西康等地抚慰喇嘛、寺院和信仰佛教之民众，其驻锡地为青海香尔德。同时成立西陲宣化使行署和行署警卫队。规定班禅年俸为12万元，行署和警卫队每年经费各18万元。这就为班禅大师返回西藏札什伦布寺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央政府的任命，西藏当局的反应相当强烈。西藏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和西藏三大寺分别于同年5月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中央政府将班禅名号、印册及新授职位“即予收回成命”，并敦请中央没收班禅购储的军火、撤销班禅驻各地办事处、取消拨给班禅的俸银及招待费。
同年3月，藏军进攻青海，占领囊谦，包围玉树，青藏战事爆发。7月，马步芳率领青军实施反击，不仅解玉树之围，还收复了囊谦、石渠、邓柯等县。刘文辉军乘机反击，迫使藏军向金沙江以西撤退，金沙江以东之德格、甘孜、瞻化等大片地区为川康军队所收复。在9月18日子南京召开的川、滇、陕、甘、青五省军事代表以及班禅、达赖代表参加的西防会议上，班禅提出了解决藏事的12点办法：
(1)西藏绝对服从中央。
(2)所有西藏与外人缔结条约，非经中央承认者，一律无效。
(3)西藏外交应由中央主持。
(4)侵西康之藏军应即撤退，并速组西康省政府。
(5)达赖所拘押后藏人员，应即释放。
(6)请中央派大员赴前后藏主持一切。
(7)即请中央将西康与前后藏地界划清，并立界址，以资遵守。
（8)达赖主持前藏，班禅主持后藏，政教分清，彼此互不侵犯。
(9)班禅在未返藏前，应将青海锡盟拨归班禅教徒住居之所。
(10)在班禅未返藏以前，请中央按照前议，每月拨给10万元，为其费用。
(11)请中央准其编练卫队两团，并供给枪械与饷项。
(12)请中央拨发无线电五架及长途汽车20辆，以便灵通消息，改进蒙藏交通。
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宣化传法的历史功绩
作者： 李烨 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从1926年至1935年，九世班禅大师在内蒙古活动长达10载。他先后兴办5次“时轮金刚法会”，为蒙古信众唪经弘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内蒙危急。他不顾身处逆境的危险，对蒙汉民众开诚宣化，排解民族纠纷，团结各族人民。他深明大义，拥戴中央，号召人民共同御侮抗敌，不但公开在百灵庙发表“抗日通电”，而且主动协助中央粉碎日本支持的“蒙古自治”阴谋，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1912年（民国元年），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开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翌年封九世班禅“致忠阐化”名号。后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班禅属地日喀则征赋、抽丁等，侵犯班禅权益，相互生隙，关系恶化。1923年，班禅率少数侍从出走内地，此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东北、内蒙古、陕、甘、宁、青等地，进行定化传法等佛事活动。期间正值军伐内战，班禅在北京驻锡时，目睹了国事不宁，内度叠起，当局却未能顾及边事，于是发表宣言，陈明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呼呈贯彻“五族共和”，为祈祷国运享通、人民安乐而四处奔走。1925年8月，北洋政府册封班禅“宣战济世”封号。
本文仅就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地区的宣化传法活动作一叙述和评价。
1、九世班禅在东蒙古宣化，呼吁止息内战，抵御外侮
1926年，班禅应东蒙古各旗王公邀请，前往沈阳。1927年4月应达尔罕旗亲王邀请，赴哲里木盟达尔罕旗王府宣化，听众约400人。9月，应图什业图旗王之请，赴该旗双和尔庙传法，蒙古王公、僧俗施主前来求法、施戒、摩顶者络绎不绝。
1928年4月15日，班禅在达尔罕旗温都尔庙（何格吐苏木）启建首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有蒙古王公、各寺庙喇嘛等僧俗信徒。班禅铺设法坛，祈祷和平。法会历时月余，听众多达17万人，功德圆满。此后他又应邀赴札萨克图旗传法，并于7月在该旗举行第二次“时轮金刚法会”，教化蒙众。这次参加的有84000人。接连举行的两次法会，使班禅大师的威名在内蒙古各各地大震。
1929年2月，班禅赴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诵经宣化。不久，锡林郭勒盟长兼乌珠穆沁右旗札萨克亲王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王）邀全盟五部十旗王公为施主，请班禅赴锡盟宣化。4月，班禅抵该盟阿巴噶纳尔左旗贝子庙（崇善寺），举行第三次时轮金刚法会，东西乌珠穆沁等五旗王公、僧俗蒙众约7万余人聆听传法。会后班禅又在寺院唪经，并赴苏尼特右旗德王府驻锡。
同年6月，班禅为孙中山撰奉安祭文：“叩祭我总理在天之灵，先生首创革命，得救众生，恩同父母……我西藏同胞尊仰先生领土完整教导之下，共循正轨”，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表示敬仰，并重申维护祖国统一。
不久，将、冯、阎内战爆发。11月22日，班禅发表“止兵息争和平通电”，呼吁停止内战：
“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合全国为一家，结十余年纷争之局……不谓浩劫未终，战端又启，水旱存饥之后，又继以兵戈，嗟我孑遗，将焉托命？……惟念五族一家，存亡与共，覆巢宁有完卵，栋折必致椁崩。彼造因于一念之贪嗔，乃遗祸于万劫而不复！悯兹恶业莫返，迷途所望观脱，盖缠挽回厄运，救众生倒悬之苦，发仁王护国之心，庶几震旦方隅，不至沉沦永世。”
通电受到蒙藏委员会盛赞：“我大师悼焉心伤，以博爱众生之旨，发存亡与共之言，足见佛法博爱直诚。”班禅在此表现出关心百姓疾苦和深明大义的思想。
1930年，班禅应锡林郭勒盟长索王之邀赴该盟诵经宣化。锡林郭勒盟长索王虔信佛教，他与苏尼特右旗德王商洽，联络各盟旗王公捐款集资10万余银元，在乌珠穆沁右旗和苏尼特右旗（滂江）各建一座“班禅庙”，邀请班禅来锡林郭勒盟长住。寺庙修好后，班禅来到乌珠穆沁王府兴建的“班禅庙”驻锡，1930年8月，以索王做施主，班禅在王府前草地举行第四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蒙古王公和僧俗信徒约5万余人。
1931年2月，班禅接到国民政府邀请，即由张学良派员迎回沈阳，5月初抵达南京。班禅在国民会议上致祝词：“班禅蒿目边疆，倾诚内款……伏望诸公宏纾传议，整顿边疆，本总理经济弱扶倾之训，巩固国家主权领土之基，重张上国之声威。”接着他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大会”，发表《西藏是中国领土》的讲演。他追述早在“藏王松赞干布之时，迎娶唐朝文成公主为妻；迄藏王默瓦葱时，复迎金 城公主结婚；此时汉藏关系之融洽，与夫血系之混合，已达相当程度。元代曾尊封八思巴为国师，并以西藏之土地属其管理（纳入中国版图）；明朝实为西藏之大施主，达赖五世、班禅六世，曾相继至中原朝觐大皇帝。清时准噶尔人之侵略西藏，清帝派兵援助消平之后，即派驻藏大臣于拉萨，并率相当兵力保护达赖、班禅，捍卫国土。以上所举，可资西藏为中国领土。”他还提出，鉴于英国已插手西藏，中国应维护西藏领土主权，不准外国干涉藏政。望上至中央，下至全国民众，一致努力，捍卫西藏领土主权的统一。在此，班禅明确表现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思想，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同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册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宣读册封令：“班禅额尔德尼抚辑藏服，翊戴中央，敷救元黎，效忠党国，实阐国民之妙谛，懋膺无上之殊荣，允宜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称号。”册封曲礼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举行，蒋介石亲授玉册、玉印。
不久，班禅应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邀请，离开南京到海拉尔，然后奔走于巴尔虎左右翼旗的甘珠尔庙、准苏木、巴伦苏木庙等地，为广大僧俗蒙众讲经、摩顶。
班禅在内蒙古东部哲理木盟、呼伦贝尔地区诵经宣法时，始终遵从国民政府旨意，向各地群众宣化民族团结、同舟共济、御侮图存大义，安抚了民心，深得各族人民的敬爱。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遭受日寇的铁蹄蹂躏。东蒙古的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盟和呼伦贝尔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班禅为防被日本关东军劫持，决定去西蒙古。9月22日，班禅通过驻南京办事处致蒙藏委员会代电：“班禅大师驻锡呼伦贝尔为时已久，现拟前往西蒙，适值东北事变，交通困难，请钧会转电锡、乌盟设法迎接，妥为保护为祷。”蒙藏委员会当即电告锡盟副盟长德王、盟长索王和乌兰察布盟长蕴端旺楚克亲王（云王）：“班禅大师现拟由呼伦贝尔前往西蒙，因交通困难，请设法迎接。”并电告突泉县邮局转达哲里木盟图什业图旗札萨克：“班禅大师不日前赴西蒙，道经图旗，望妥为照理。”
身处危机之中的班禅离开呼伦贝尔大草原，途中饱受颠簸流离之苦，经外蒙古边境、哲里木盟图什业图旗等地，辗转抵达锡盟乌珠穆沁旗。尽管在逃难之中，班禅仍对沿途前来欢迎的蒙古王公、喇嘛和广大牧民宣化，唤起民众与中央共同御侮图存，抵制日本挑拨我民族关系的阴谋，对安定蒙古王公贵族和广大僧俗蒙众之心起了积极作用。
日本的“大陆政策”是“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因此它在侵占东北后，很快将侵略魔掌伸向内蒙古西部地区。内蒙古形势十分严峻，社会极为动荡。在此多事之秋，国民政府寄希望于正在东蒙地区宣化的九世班禅。10月13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致电班禅：“沈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以为念，现在国事危急，满蒙接近强敌，务盼切实劝导，使边地人民均知拥护中央，以图自救，万勿受人利用。”同日，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亦致电班禅：“敌兵压境，国事危急，此时惟有全国各族同胞消释嫌怨，亲爱团结，以和平公道之诚意一致御侮，方克有济……大师爱国爱民，务恳对于满蒙各同胞切实教导，使知拥护中央，造成真正统一，为自救救国之要道。”这些电文说明，班禅一贯深明大义、爱国爱国，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主张，为社会各界所共知和倚重，在危急关头，中央政府期待他分忧解难。
2、九世班禅在西蒙古宣化，号召民众团结，奋起抵御日本侵略
日本入侵东北后，特务在蒙古王公和群众中散布流言，挑拨离间，引起各盟旗蒙古王公、民众的惴惴不安。班禅从呼伦贝尔至锡林郭勒盟的途中，目睹这种情状，深感国难日亟，边事危机。所以他每到一地，都尽力宣传团结御侮之大义，并与寺院喇嘛共同唪经、祈祷，希望中央速筹良策，以免蒙旗遭受日本铁蹄践踏。
1931年10月，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邀请班禅前去苏尼特右旗滂江新建的“班禅庙”诵经过冬。班禅冒着草原的风霜绕道抵达滂江，又在德王旗庙珠日和寺等地为喇嘛兴行法会，为牧民念经、摩顶，祈祷平安。
1932年3月4日，班禅发表“请安抚蒙民通电”：
“沈阳事变，正班禅拟南来之际，乃倭寇猖獗，得寸进尺，甚至多方离间，广散流言，以期逞其野心……当此国难，凡属人民，亦宜奋起，况班禅国家尊重，岂敢稍存坐视。故绕道西行，由东蒙至西蒙，将及五月，沿途经过，王公百姓，遮道欢迎。班禅即于此时，宣传中央意旨，喻以大义。咸谓东省沦陷，深盼国家决计恢复，誓共图存，以固疆土……抚缓蒙民，望政府及时注意，速筹良法，免失指臂之效，国防幸焉。至班禅朝夕犹与蒙古各寺喇嘛诵经祈祷，祝邦家之永奠，弭祸患于无形。”
同年6月26日，班禅致电蒙藏委员会：“禅旅居锡盟，数月于兹，现教业已传毕，拟于俭（28）日首途，前赴乌盟。”随即离苏尼特旗，于7月18日抵达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百灵庙。在此班禅主持了第五次时轮金刚法会，37000多蒙古信众聆听了传法宣化，施主是云王和乌盟各旗王公。这是班禅在内蒙古主持的最后一次时轮金刚法会。
1933年1月21日，班禅在蒙藏委员会纪念周发表《西藏历史与五族联合》的演讲，说：“当余去年由此赴蒙时，承政府及蒙藏委员会委托，时记在心，未尝或忘。故在海拉尔方面，余已将中央政府爱护人民之主意，详为宣述。两月之后，适值东北事变发生，东蒙途径，因之断绝。在海拉尔为中日俄三国交界之地，惟恐变化莫测，尤其恐锡林郭勒盟将受他人诱惑，更有以宣传维持人心之必要。故不辞劳苦，即由北路经过外蒙边地，以至内蒙各盟旗藉宗教以广为宣传中央之意旨，及帮助办蒙民之一切设施，并力说五族应坚固意志，切实联络。故蒙古各王公民众，悉为感动，力行团结。”
在日本入侵东北、热河等地之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德王乘机策划发动“内蒙高度自治”运动，以实现其掌握蒙政大权之野心。但是锡盟各旗王公对他狂妄的举动素无好感，因此阻力很大。于是他便去拜见班禅，表示“现在时局紧张，我想联合锡、乌、伊三盟，保卫盟旗，请大力帮助”，企图利用班禅在王公中广受崇敬的威望，“以促其成”。班禅尚不清楚其动机，误以为他是想组织各盟旗力量共同御敌，便说：“你们蒙古盟旗团结起来，保卫蒙古，是最好的办法。并且你们是蒙古施主，蒙古和西藏更有密切关系，我当然祷告佛爷保佑你们。但是，你们自己的事，也是有关政治的事，应当你们去做，我不能代替你们。”
锡林郭勒盟与东北毗邻，“九·一八”事变后，盟长索王曾派人去海拉尔，向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探询日本对蒙旗的态度。凌升说：“日本最厉害，我们与任何人合作都可以，但绝不能与日本合作。”（后来凌升被日本杀害）此间，关东军参谋田中久等来会见索王，要在乌珠穆沁旗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并动员索王伪“满洲国”参观。索王对日本已有戒心，当即表示不同意。但对今后如何应付日本，索王甚感头痛。恰在此时，德王陪班禅来到西乌珠穆沁旗。于是索王向德王讨主意，德王说“班禅活佛正在此地，何不请活佛指点明路，指示对策”。随即陪索王会见班禅。班禅说：“前次德王对我说联络锡、乌、伊三盟会商蒙事，现在正是时候。积极去做就对了。”班禅满怀忧国忧民之心，此话是希望西蒙各盟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阴谋。
1933年春，自东北、热河失陷后，日本又积极策划进军占领察哈尔、绥远两省，西蒙危在旦夕。这时乌兰察布盟长兼达尔罕旗札萨克云亲王再次邀请班禅去宣法。班禅抵百灵庙后，目睹日本侵略阴谋日渐嚣张，忧心忡忡。3月1日至15日，他召集蒙藏喇嘛千余人举行大法会，为在榆热前线抗击日本侵略的将士争取胜利而祈祷。此次宣化大会的情形，班禅向中央致电报告说：
“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蔑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榆热，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大陆政策之阴谋。现我军民时至忍无可忍，官兵义师前仆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救国热忱，中外皆钦。班等宣讲国难中应尽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离辕较远者，或派人游说，或分函告诫，令各地蒙军加意防范，严守疆地，并密查敌方派来之蒙奸，俾免沦陷旗下，骗诱良民。幸各王公深感大义，先后复函，誓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不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蒙藏喇嘛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恣施供养，建立法坛，弭祷和平，并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力（加）袜（被），弭战祸于无形。一百力晓锡盟王公、贝子附近贝勒有力之声援，收最后之胜利。”
这份电报被称为向国民政府发布的“抗日通电”。
班禅在百灵庙宣化抗日的爱国举动，受到国民政府的肯定。3月21日，行政院长宋子文致嘉慰复电说：“国难益深，边氛弥急，大师宏宣法力，追荐忠魂，更复锐意抚绥，实行团结。凡兹爱国之悃诚，宜得人天之护助，眷言毅识，良切钦迟。幸为国家、为蒙疆努力工作，以为跂望。”
同日，班禅又向行政院、蒙藏委员会致电，陈述他在西蒙各盟旗宣化情形：
“溯自热河失陷，日人即积极阴谋察缓，内蒙存亡，危在旦夕，禅目击心伤，不忍自听沦陷，故上本中央宣化之意，下本盟旗诚挚之请，特于5月23日亲率随员、护（卫）士80余人，乘自备汽车，经两月之余，历往绥省之乌盟达尔罕、茂明安等旗，察省之锡盟苏尼特左、右翼两旗、阿巴噶左旗、浩济特左、右翼旗、东西乌珠穆沁旗，及外蒙古逃来之布利亚特旗等处，，按区宣化，沿途欢迎之民众，吃则茂野，饮则井涸，宣传之普及，尚堪告慰；班禅不辞艰辛劳苦，先后会晤达尔罕云王、四子王，德亲王、任王、熊王、校王、宗王、锡盟盟长索王、东乌珠穆沁王、阿巴噶等旗贝子、贝勒、及土司、札萨克，及阿巴噶纳尔之贝子庙堪布等大小二十余寺院各堪布、呼图克图、班直德，均德先后会晤。在诵经祈福之余，召集当地僧俗首领，剀切宣慰，详述中央德政及暴日阴谋，并切实指导自卫工作，抚循人心，激励民气。近又将班私有之数万牛、马、羊群、现金，分别慰劳各寺，饬诵靖国宏法大经，并临时编藏文佛经，参以团结御侮，爱护党国之要旨。幸各旗领袖咸明大义，誓愿谒诚拥护中央、力卫国防乡土，以待政府之统筹协济，完我河山……经此次宣化之结果，得内蒙尚存之乌、伊、锡三盟，愿联盟团结，共御外侮。除整饬民有之武力外，拟恳政府稍事补充，以壮声威。”
班禅同时向中央提出，现百灵庙在活动举行“蒙古自治会议”，希望中央能妥善解决。他此后将赴苏尼特右旗“与德王面一切”。
1933年7月，德王在百灵庙召开第一次“蒙古自治会议”。因锡、乌两盟王公多抱观望态度，只有少数王公派遣一些低级官吏为代表前去参加，“会议”开得冷冷清清。9月，德王又在百灵庙举行第二次“蒙古高度自治”会议，他“为了借助班禅的势力，影响各地的王公能前去参加这次‘自治会议’，便特地邀请班禅由锡盟前来百灵庙居住，并为他兴建班禅行宫一座”。此间，潜伏在德王旗珠日和庙里冒充喇嘛的日本特务，利用德王发动“蒙古自治”的野心，对德王提出“应与日本合作进行”。
绥远省和中央得悉此次“自治”运动幕后有日本有操作控制，对“内蒙自治”的性质引起警惕，怀疑它是分裂运动或是傀儡运动。于是，国民政府派遣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赵丕廉前去宣导。但在黄、赵大员未达之前，班禅为防止“蒙古自治”运动被日本利用，于10月25日在百灵庙召见参加“蒙古自治”会议的王公，并发表谈话，他说：“首都中央所派大员黄、赵二氏，尚未到达之前，本人极望诸位少安，以待此次诸位所集讨之自治，以范围无论如何不能超出地方自治以外，而此种自治，须受中央之扶持与若干制度之限制也，然后蒙人方能享受到自治直正之益。本人在后藏揽有政教大权，想诸位无不知晓。然而本人所盘桓内地蒙境行将十年而未归藏者，即为求五族精诚团结，共存共荣，以召示同胞也。区区之衷，望诸位有以体贴而施行之，则不仅本人之幸也。”与此同时，蒙旗宣化使章嘉活佛也在北京致电劝告各盟旗王公“盼勿入歧途。”
班禅等发表谈话后，在蒙古王公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乌盟盟长云王等王公，对德王提出的要求“高度自治”产生异议，表示愿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地方“自治”。后经黄、赵等大员宣导和国民政府批准，在百灵庙建立行政院直隶的“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云王等表示愿意接受中央决定。此后他们又请班禅举行唪经法会，并对百灵庙寺院喇嘛馈赠银元，以示笼络。在各方面的合力呼应下，此次日本图谋与德王“合作”分离蒙古的阴谋即告破产。
因班禅在百灵庙召集王公等开导、晓谕，取得结果圆满，10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护国宣化广慧大使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矢忠党国，愿力恢宏，前膺宣化使命，寒暑遄征，勿辞劳瘁，上以宏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旗之忠忱，德音广被，轸域胥融。顷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眷勋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障殊迹。”班禅在反对分裂内蒙古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
3、九世班禅赴阿拉善旗宣化与西行返藏受阻
1935年1月27日，应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扎雅的邀请，班禅抵达定远营（阿拉善王府所在地）宣化，驻锡延福寺（王爷庙）。阿拉善旗地处贺兰山北麓，是内蒙古与外蒙古、新疆接壤的边陲战略要冲。日本关东军数次派遣军官乘飞机来，要挟阿拉善王公与其“合作”，并要在定远营设特务机关、建军用机场。班禅来后悉此情形，在宣化中谆谆告诫蒙古王公、喇嘛，要警惕日本的侵略阴谋，化导蒙汉民族消除嫌怨，团结一致，御图存。
为便于开展宣化事务，2月6日，班禅在阿拉善旗建立“西陲宣化使公署”，并致电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前奉中央政治会议任命班禅额尔德尼为西陲宣化使，遵于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国民政府礼堂敬谨宣誓就职，自应成立公署，早日视事。只因历年宣化蒙疆，冀图团结五族，挽救国难，迄今未暇组织。现以回藏在即，逼近西陲，宣化事务，日渐纷繁，特于本月八日在阿拉善旗成立公署，并于是日启用关防。自当随节西移，因时布政，疏达民情，宣扬主义，以善提觉必普施教化，本中央意旨，抚绥边圉。”2月20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等致贺电：“班禅大师法鉴：欣悉宣化使公署在阿旗成立，中央倚畀弥深，民族团结益固，谨电致贺，并颂禅祺。”
4月4日，班禅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表示内蒙古宣化事务已经结束，是以决定四月中旬首途赴青，转道回藏。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特派诚允为护送班禅回藏专使。但是在英国的干涉下，西藏噶厦却拒绝班禅返藏。此后，国民政府迫于多方压力，对班禅返藏也缺乏有力的支持。由于返藏受阻，班禅集忧成疾，不幸于1937年12月1日，在班树寺甲拉颇章宫圆寂，时年仅54岁。
从1926年至1935年，九世班禅大师在内蒙古活动长达10载。东起呼伦贝尔大草原，西迄阿拉善旗戈壁滩，在东西长达2000余公里的边陲地带，先后在四盟三十余旗和数十座大小寺院，为蒙古王公和喇嘛、牧民等唪经弘法。特别是在“九·一八”事迹后，东北沦陷，内蒙危急，他不顾身处逆境的危险，对蒙汉民众开诚宣化，排解民族纠纷，团结各族人民。他深明大义，拥戴中央，号召人民共同御侮抗敌；他艰辛跋涉，不辞劳瘁，为中央分忧解难。不仅以弘扬佛法受到广大蒙汉人民的宗敬，而且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作者： 李烨 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从1926年至1935年，九世班禅大师在内蒙古活动长达10载。他先后兴办5次“时轮金刚法会”，为蒙古信众唪经弘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内蒙危急。他不顾身处逆境的危险，对蒙汉民众开诚宣化，排解民族纠纷，团结各族人民。他深明大义，拥戴中央，号召人民共同御侮抗敌，不但公开在百灵庙发表“抗日通电”，而且主动协助中央粉碎日本支持的“蒙古自治”阴谋，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1912年（民国元年），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开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翌年封九世班禅“致忠阐化”名号。后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班禅属地日喀则征赋、抽丁等，侵犯班禅权益，相互生隙，关系恶化。1923年，班禅率少数侍从出走内地，此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东北、内蒙古、陕、甘、宁、青等地，进行定化传法等佛事活动。期间正值军伐内战，班禅在北京驻锡时，目睹了国事不宁，内度叠起，当局却未能顾及边事，于是发表宣言，陈明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呼呈贯彻“五族共和”，为祈祷国运享通、人民安乐而四处奔走。1925年8月，北洋政府册封班禅“宣战济世”封号。
本文仅就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地区的宣化传法活动作一叙述和评价。
1、九世班禅在东蒙古宣化，呼吁止息内战，抵御外侮
1926年，班禅应东蒙古各旗王公邀请，前往沈阳。1927年4月应达尔罕旗亲王邀请，赴哲里木盟达尔罕旗王府宣化，听众约400人。9月，应图什业图旗王之请，赴该旗双和尔庙传法，蒙古王公、僧俗施主前来求法、施戒、摩顶者络绎不绝。
1928年4月15日，班禅在达尔罕旗温都尔庙（何格吐苏木）启建首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有蒙古王公、各寺庙喇嘛等僧俗信徒。班禅铺设法坛，祈祷和平。法会历时月余，听众多达17万人，功德圆满。此后他又应邀赴札萨克图旗传法，并于7月在该旗举行第二次“时轮金刚法会”，教化蒙众。这次参加的有84000人。接连举行的两次法会，使班禅大师的威名在内蒙古各各地大震。
1929年2月，班禅赴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诵经宣化。不久，锡林郭勒盟长兼乌珠穆沁右旗札萨克亲王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王）邀全盟五部十旗王公为施主，请班禅赴锡盟宣化。4月，班禅抵该盟阿巴噶纳尔左旗贝子庙（崇善寺），举行第三次时轮金刚法会，东西乌珠穆沁等五旗王公、僧俗蒙众约7万余人聆听传法。会后班禅又在寺院唪经，并赴苏尼特右旗德王府驻锡。
同年6月，班禅为孙中山撰奉安祭文：“叩祭我总理在天之灵，先生首创革命，得救众生，恩同父母……我西藏同胞尊仰先生领土完整教导之下，共循正轨”，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表示敬仰，并重申维护祖国统一。
不久，将、冯、阎内战爆发。11月22日，班禅发表“止兵息争和平通电”，呼吁停止内战：
“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合全国为一家，结十余年纷争之局……不谓浩劫未终，战端又启，水旱存饥之后，又继以兵戈，嗟我孑遗，将焉托命？……惟念五族一家，存亡与共，覆巢宁有完卵，栋折必致椁崩。彼造因于一念之贪嗔，乃遗祸于万劫而不复！悯兹恶业莫返，迷途所望观脱，盖缠挽回厄运，救众生倒悬之苦，发仁王护国之心，庶几震旦方隅，不至沉沦永世。”
通电受到蒙藏委员会盛赞：“我大师悼焉心伤，以博爱众生之旨，发存亡与共之言，足见佛法博爱直诚。”班禅在此表现出关心百姓疾苦和深明大义的思想。
1930年，班禅应锡林郭勒盟长索王之邀赴该盟诵经宣化。锡林郭勒盟长索王虔信佛教，他与苏尼特右旗德王商洽，联络各盟旗王公捐款集资10万余银元，在乌珠穆沁右旗和苏尼特右旗（滂江）各建一座“班禅庙”，邀请班禅来锡林郭勒盟长住。寺庙修好后，班禅来到乌珠穆沁王府兴建的“班禅庙”驻锡，1930年8月，以索王做施主，班禅在王府前草地举行第四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蒙古王公和僧俗信徒约5万余人。
1931年2月，班禅接到国民政府邀请，即由张学良派员迎回沈阳，5月初抵达南京。班禅在国民会议上致祝词：“班禅蒿目边疆，倾诚内款……伏望诸公宏纾传议，整顿边疆，本总理经济弱扶倾之训，巩固国家主权领土之基，重张上国之声威。”接着他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大会”，发表《西藏是中国领土》的讲演。他追述早在“藏王松赞干布之时，迎娶唐朝文成公主为妻；迄藏王默瓦葱时，复迎金 城公主结婚；此时汉藏关系之融洽，与夫血系之混合，已达相当程度。元代曾尊封八思巴为国师，并以西藏之土地属其管理（纳入中国版图）；明朝实为西藏之大施主，达赖五世、班禅六世，曾相继至中原朝觐大皇帝。清时准噶尔人之侵略西藏，清帝派兵援助消平之后，即派驻藏大臣于拉萨，并率相当兵力保护达赖、班禅，捍卫国土。以上所举，可资西藏为中国领土。”他还提出，鉴于英国已插手西藏，中国应维护西藏领土主权，不准外国干涉藏政。望上至中央，下至全国民众，一致努力，捍卫西藏领土主权的统一。在此，班禅明确表现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思想，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同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册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宣读册封令：“班禅额尔德尼抚辑藏服，翊戴中央，敷救元黎，效忠党国，实阐国民之妙谛，懋膺无上之殊荣，允宜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称号。”册封曲礼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举行，蒋介石亲授玉册、玉印。
不久，班禅应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邀请，离开南京到海拉尔，然后奔走于巴尔虎左右翼旗的甘珠尔庙、准苏木、巴伦苏木庙等地，为广大僧俗蒙众讲经、摩顶。
班禅在内蒙古东部哲理木盟、呼伦贝尔地区诵经宣法时，始终遵从国民政府旨意，向各地群众宣化民族团结、同舟共济、御侮图存大义，安抚了民心，深得各族人民的敬爱。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遭受日寇的铁蹄蹂躏。东蒙古的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盟和呼伦贝尔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班禅为防被日本关东军劫持，决定去西蒙古。9月22日，班禅通过驻南京办事处致蒙藏委员会代电：“班禅大师驻锡呼伦贝尔为时已久，现拟前往西蒙，适值东北事变，交通困难，请钧会转电锡、乌盟设法迎接，妥为保护为祷。”蒙藏委员会当即电告锡盟副盟长德王、盟长索王和乌兰察布盟长蕴端旺楚克亲王（云王）：“班禅大师现拟由呼伦贝尔前往西蒙，因交通困难，请设法迎接。”并电告突泉县邮局转达哲里木盟图什业图旗札萨克：“班禅大师不日前赴西蒙，道经图旗，望妥为照理。”
身处危机之中的班禅离开呼伦贝尔大草原，途中饱受颠簸流离之苦，经外蒙古边境、哲里木盟图什业图旗等地，辗转抵达锡盟乌珠穆沁旗。尽管在逃难之中，班禅仍对沿途前来欢迎的蒙古王公、喇嘛和广大牧民宣化，唤起民众与中央共同御侮图存，抵制日本挑拨我民族关系的阴谋，对安定蒙古王公贵族和广大僧俗蒙众之心起了积极作用。
日本的“大陆政策”是“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因此它在侵占东北后，很快将侵略魔掌伸向内蒙古西部地区。内蒙古形势十分严峻，社会极为动荡。在此多事之秋，国民政府寄希望于正在东蒙地区宣化的九世班禅。10月13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致电班禅：“沈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以为念，现在国事危急，满蒙接近强敌，务盼切实劝导，使边地人民均知拥护中央，以图自救，万勿受人利用。”同日，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亦致电班禅：“敌兵压境，国事危急，此时惟有全国各族同胞消释嫌怨，亲爱团结，以和平公道之诚意一致御侮，方克有济……大师爱国爱民，务恳对于满蒙各同胞切实教导，使知拥护中央，造成真正统一，为自救救国之要道。”这些电文说明，班禅一贯深明大义、爱国爱国，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主张，为社会各界所共知和倚重，在危急关头，中央政府期待他分忧解难。
2、九世班禅在西蒙古宣化，号召民众团结，奋起抵御日本侵略
日本入侵东北后，特务在蒙古王公和群众中散布流言，挑拨离间，引起各盟旗蒙古王公、民众的惴惴不安。班禅从呼伦贝尔至锡林郭勒盟的途中，目睹这种情状，深感国难日亟，边事危机。所以他每到一地，都尽力宣传团结御侮之大义，并与寺院喇嘛共同唪经、祈祷，希望中央速筹良策，以免蒙旗遭受日本铁蹄践踏。
1931年10月，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邀请班禅前去苏尼特右旗滂江新建的“班禅庙”诵经过冬。班禅冒着草原的风霜绕道抵达滂江，又在德王旗庙珠日和寺等地为喇嘛兴行法会，为牧民念经、摩顶，祈祷平安。
1932年3月4日，班禅发表“请安抚蒙民通电”：
“沈阳事变，正班禅拟南来之际，乃倭寇猖獗，得寸进尺，甚至多方离间，广散流言，以期逞其野心……当此国难，凡属人民，亦宜奋起，况班禅国家尊重，岂敢稍存坐视。故绕道西行，由东蒙至西蒙，将及五月，沿途经过，王公百姓，遮道欢迎。班禅即于此时，宣传中央意旨，喻以大义。咸谓东省沦陷，深盼国家决计恢复，誓共图存，以固疆土……抚缓蒙民，望政府及时注意，速筹良法，免失指臂之效，国防幸焉。至班禅朝夕犹与蒙古各寺喇嘛诵经祈祷，祝邦家之永奠，弭祸患于无形。”
同年6月26日，班禅致电蒙藏委员会：“禅旅居锡盟，数月于兹，现教业已传毕，拟于俭（28）日首途，前赴乌盟。”随即离苏尼特旗，于7月18日抵达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百灵庙。在此班禅主持了第五次时轮金刚法会，37000多蒙古信众聆听了传法宣化，施主是云王和乌盟各旗王公。这是班禅在内蒙古主持的最后一次时轮金刚法会。
1933年1月21日，班禅在蒙藏委员会纪念周发表《西藏历史与五族联合》的演讲，说：“当余去年由此赴蒙时，承政府及蒙藏委员会委托，时记在心，未尝或忘。故在海拉尔方面，余已将中央政府爱护人民之主意，详为宣述。两月之后，适值东北事变发生，东蒙途径，因之断绝。在海拉尔为中日俄三国交界之地，惟恐变化莫测，尤其恐锡林郭勒盟将受他人诱惑，更有以宣传维持人心之必要。故不辞劳苦，即由北路经过外蒙边地，以至内蒙各盟旗藉宗教以广为宣传中央之意旨，及帮助办蒙民之一切设施，并力说五族应坚固意志，切实联络。故蒙古各王公民众，悉为感动，力行团结。”
在日本入侵东北、热河等地之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德王乘机策划发动“内蒙高度自治”运动，以实现其掌握蒙政大权之野心。但是锡盟各旗王公对他狂妄的举动素无好感，因此阻力很大。于是他便去拜见班禅，表示“现在时局紧张，我想联合锡、乌、伊三盟，保卫盟旗，请大力帮助”，企图利用班禅在王公中广受崇敬的威望，“以促其成”。班禅尚不清楚其动机，误以为他是想组织各盟旗力量共同御敌，便说：“你们蒙古盟旗团结起来，保卫蒙古，是最好的办法。并且你们是蒙古施主，蒙古和西藏更有密切关系，我当然祷告佛爷保佑你们。但是，你们自己的事，也是有关政治的事，应当你们去做，我不能代替你们。”
锡林郭勒盟与东北毗邻，“九·一八”事变后，盟长索王曾派人去海拉尔，向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探询日本对蒙旗的态度。凌升说：“日本最厉害，我们与任何人合作都可以，但绝不能与日本合作。”（后来凌升被日本杀害）此间，关东军参谋田中久等来会见索王，要在乌珠穆沁旗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并动员索王伪“满洲国”参观。索王对日本已有戒心，当即表示不同意。但对今后如何应付日本，索王甚感头痛。恰在此时，德王陪班禅来到西乌珠穆沁旗。于是索王向德王讨主意，德王说“班禅活佛正在此地，何不请活佛指点明路，指示对策”。随即陪索王会见班禅。班禅说：“前次德王对我说联络锡、乌、伊三盟会商蒙事，现在正是时候。积极去做就对了。”班禅满怀忧国忧民之心，此话是希望西蒙各盟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阴谋。
1933年春，自东北、热河失陷后，日本又积极策划进军占领察哈尔、绥远两省，西蒙危在旦夕。这时乌兰察布盟长兼达尔罕旗札萨克云亲王再次邀请班禅去宣法。班禅抵百灵庙后，目睹日本侵略阴谋日渐嚣张，忧心忡忡。3月1日至15日，他召集蒙藏喇嘛千余人举行大法会，为在榆热前线抗击日本侵略的将士争取胜利而祈祷。此次宣化大会的情形，班禅向中央致电报告说：
“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蔑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榆热，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大陆政策之阴谋。现我军民时至忍无可忍，官兵义师前仆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救国热忱，中外皆钦。班等宣讲国难中应尽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离辕较远者，或派人游说，或分函告诫，令各地蒙军加意防范，严守疆地，并密查敌方派来之蒙奸，俾免沦陷旗下，骗诱良民。幸各王公深感大义，先后复函，誓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不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蒙藏喇嘛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恣施供养，建立法坛，弭祷和平，并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力（加）袜（被），弭战祸于无形。一百力晓锡盟王公、贝子附近贝勒有力之声援，收最后之胜利。”
这份电报被称为向国民政府发布的“抗日通电”。
班禅在百灵庙宣化抗日的爱国举动，受到国民政府的肯定。3月21日，行政院长宋子文致嘉慰复电说：“国难益深，边氛弥急，大师宏宣法力，追荐忠魂，更复锐意抚绥，实行团结。凡兹爱国之悃诚，宜得人天之护助，眷言毅识，良切钦迟。幸为国家、为蒙疆努力工作，以为跂望。”
同日，班禅又向行政院、蒙藏委员会致电，陈述他在西蒙各盟旗宣化情形：
“溯自热河失陷，日人即积极阴谋察缓，内蒙存亡，危在旦夕，禅目击心伤，不忍自听沦陷，故上本中央宣化之意，下本盟旗诚挚之请，特于5月23日亲率随员、护（卫）士80余人，乘自备汽车，经两月之余，历往绥省之乌盟达尔罕、茂明安等旗，察省之锡盟苏尼特左、右翼两旗、阿巴噶左旗、浩济特左、右翼旗、东西乌珠穆沁旗，及外蒙古逃来之布利亚特旗等处，，按区宣化，沿途欢迎之民众，吃则茂野，饮则井涸，宣传之普及，尚堪告慰；班禅不辞艰辛劳苦，先后会晤达尔罕云王、四子王，德亲王、任王、熊王、校王、宗王、锡盟盟长索王、东乌珠穆沁王、阿巴噶等旗贝子、贝勒、及土司、札萨克，及阿巴噶纳尔之贝子庙堪布等大小二十余寺院各堪布、呼图克图、班直德，均德先后会晤。在诵经祈福之余，召集当地僧俗首领，剀切宣慰，详述中央德政及暴日阴谋，并切实指导自卫工作，抚循人心，激励民气。近又将班私有之数万牛、马、羊群、现金，分别慰劳各寺，饬诵靖国宏法大经，并临时编藏文佛经，参以团结御侮，爱护党国之要旨。幸各旗领袖咸明大义，誓愿谒诚拥护中央、力卫国防乡土，以待政府之统筹协济，完我河山……经此次宣化之结果，得内蒙尚存之乌、伊、锡三盟，愿联盟团结，共御外侮。除整饬民有之武力外，拟恳政府稍事补充，以壮声威。”
班禅同时向中央提出，现百灵庙在活动举行“蒙古自治会议”，希望中央能妥善解决。他此后将赴苏尼特右旗“与德王面一切”。
1933年7月，德王在百灵庙召开第一次“蒙古自治会议”。因锡、乌两盟王公多抱观望态度，只有少数王公派遣一些低级官吏为代表前去参加，“会议”开得冷冷清清。9月，德王又在百灵庙举行第二次“蒙古高度自治”会议，他“为了借助班禅的势力，影响各地的王公能前去参加这次‘自治会议’，便特地邀请班禅由锡盟前来百灵庙居住，并为他兴建班禅行宫一座”。此间，潜伏在德王旗珠日和庙里冒充喇嘛的日本特务，利用德王发动“蒙古自治”的野心，对德王提出“应与日本合作进行”。
绥远省和中央得悉此次“自治”运动幕后有日本有操作控制，对“内蒙自治”的性质引起警惕，怀疑它是分裂运动或是傀儡运动。于是，国民政府派遣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赵丕廉前去宣导。但在黄、赵大员未达之前，班禅为防止“蒙古自治”运动被日本利用，于10月25日在百灵庙召见参加“蒙古自治”会议的王公，并发表谈话，他说：“首都中央所派大员黄、赵二氏，尚未到达之前，本人极望诸位少安，以待此次诸位所集讨之自治，以范围无论如何不能超出地方自治以外，而此种自治，须受中央之扶持与若干制度之限制也，然后蒙人方能享受到自治直正之益。本人在后藏揽有政教大权，想诸位无不知晓。然而本人所盘桓内地蒙境行将十年而未归藏者，即为求五族精诚团结，共存共荣，以召示同胞也。区区之衷，望诸位有以体贴而施行之，则不仅本人之幸也。”与此同时，蒙旗宣化使章嘉活佛也在北京致电劝告各盟旗王公“盼勿入歧途。”
班禅等发表谈话后，在蒙古王公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乌盟盟长云王等王公，对德王提出的要求“高度自治”产生异议，表示愿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地方“自治”。后经黄、赵等大员宣导和国民政府批准，在百灵庙建立行政院直隶的“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云王等表示愿意接受中央决定。此后他们又请班禅举行唪经法会，并对百灵庙寺院喇嘛馈赠银元，以示笼络。在各方面的合力呼应下，此次日本图谋与德王“合作”分离蒙古的阴谋即告破产。
因班禅在百灵庙召集王公等开导、晓谕，取得结果圆满，10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护国宣化广慧大使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矢忠党国，愿力恢宏，前膺宣化使命，寒暑遄征，勿辞劳瘁，上以宏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旗之忠忱，德音广被，轸域胥融。顷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眷勋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障殊迹。”班禅在反对分裂内蒙古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
3、九世班禅赴阿拉善旗宣化与西行返藏受阻
1935年1月27日，应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扎雅的邀请，班禅抵达定远营（阿拉善王府所在地）宣化，驻锡延福寺（王爷庙）。阿拉善旗地处贺兰山北麓，是内蒙古与外蒙古、新疆接壤的边陲战略要冲。日本关东军数次派遣军官乘飞机来，要挟阿拉善王公与其“合作”，并要在定远营设特务机关、建军用机场。班禅来后悉此情形，在宣化中谆谆告诫蒙古王公、喇嘛，要警惕日本的侵略阴谋，化导蒙汉民族消除嫌怨，团结一致，御图存。
为便于开展宣化事务，2月6日，班禅在阿拉善旗建立“西陲宣化使公署”，并致电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前奉中央政治会议任命班禅额尔德尼为西陲宣化使，遵于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国民政府礼堂敬谨宣誓就职，自应成立公署，早日视事。只因历年宣化蒙疆，冀图团结五族，挽救国难，迄今未暇组织。现以回藏在即，逼近西陲，宣化事务，日渐纷繁，特于本月八日在阿拉善旗成立公署，并于是日启用关防。自当随节西移，因时布政，疏达民情，宣扬主义，以善提觉必普施教化，本中央意旨，抚绥边圉。”2月20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等致贺电：“班禅大师法鉴：欣悉宣化使公署在阿旗成立，中央倚畀弥深，民族团结益固，谨电致贺，并颂禅祺。”
4月4日，班禅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表示内蒙古宣化事务已经结束，是以决定四月中旬首途赴青，转道回藏。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特派诚允为护送班禅回藏专使。但是在英国的干涉下，西藏噶厦却拒绝班禅返藏。此后，国民政府迫于多方压力，对班禅返藏也缺乏有力的支持。由于返藏受阻，班禅集忧成疾，不幸于1937年12月1日，在班树寺甲拉颇章宫圆寂，时年仅54岁。
从1926年至1935年，九世班禅大师在内蒙古活动长达10载。东起呼伦贝尔大草原，西迄阿拉善旗戈壁滩，在东西长达2000余公里的边陲地带，先后在四盟三十余旗和数十座大小寺院，为蒙古王公和喇嘛、牧民等唪经弘法。特别是在“九·一八”事迹后，东北沦陷，内蒙危急，他不顾身处逆境的危险，对蒙汉民众开诚宣化，排解民族纠纷，团结各族人民。他深明大义，拥戴中央，号召人民共同御侮抗敌；他艰辛跋涉，不辞劳瘁，为中央分忧解难。不仅以弘扬佛法受到广大蒙汉人民的宗敬，而且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曲吉尼玛，系第九世班禅的法名，全称是罗桑图丹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他的乳名叫仓珠嘉措。前藏达布地方噶夏村人，生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正月12日。刘家驹的《班禅大师全集》说，“寄父名当珍，母名当琼措姆”，“班禅生而母哑”。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去世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寻找“转世”的“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正月15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举行掣签仪式，从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达布地区的仓珠嘉措的名字，于是就认定为九世班禅。当天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禅在扎布伦布寺坐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给九世班禅授了沙弥戒。为了祝贺九世班禅坐床，清朝政府特赐白银一万两，由四川总督刘秉璋由“司库提领”，“派员迅速解往”。九世班禅坐床以后，特派堪布罗布藏荣垫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谢恩”。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给九世班禅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禅由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者向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时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时期。第一次抗英战争发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当时英国人全部占领了哲孟雄（锡金），已于西藏接壤，西藏方面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与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构筑防线，不准英人逾越。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决心，光绪十三年（1887），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上了一道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忠于职守，站在西藏人民一边，全力支持他们的抗英正义斗争。但是，由于当时清朝政府执行对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国的新式武器与藏军的弓箭刀矛和火枪的相差悬殊，隆吐防线被英军攻占。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英战争。
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达赖方面和班禅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达赖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禅方面是由扎什伦布寺带头出面。开赴前线的藏军中，也有班禅管辖地区的民兵。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元月4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在此双方又发生激烈的战斗，江孜堡垒被毁，藏军损失很大，英军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卫战。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然而，九世班禅是有政治远见、顾全大局的。他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他们之间的隔阂，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
英帝国主义者乘十三世达赖逃亡之机会，命在江孜留驻的鄂康诺大佐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军50余人，突然到达日喀则，借口他不日即将回国，特来向九世班禅告辞。九世班禅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鄂康诺。在接见中，鄂康诺突然提出让九世班禅赴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等语”。并且以英军要占日喀则和忆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离日喀则去印度。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当时清朝政府外务部“已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这样，英人的阴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九世班禅。
九世班禅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两天后返回扎什伦布寺。这次班禅被迫赴印，未做丝毫有损主权的事情。
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 15日，十三世达赖又自塔尔寺启程，八月初八日到达西藏北方的重镇那曲（黑河）。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扎什伦布寺远道前来那曲，欢迎达赖回藏。与此同时，川军入藏，对此达赖不满，遂与驻藏大臣发生尖锐矛盾。按理讲，驻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府有权也应该派遣军队进驻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驻藏大臣）派卫队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见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因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驻藏大臣联豫紧追不舍，于是达赖由亚东，逃到了印度大吉岭，受到英国官员的“热诚接待”。对此清朝政府又根据驻藏大臣的建议，宣布“革除”达赖名号，并要另找灵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动。但清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同时，也加封了九世班禅，加封令是1913年（民国二年）颁发的，全文是：“大总统令，据班禅额尔德尼称，久仰中邦，实沾德喜。凡在我属汉边官军民等，借饷筹食，无微不至等语。该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深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勤，尊崇黄教之意。此令”。
九世班禅接到加封命令后，向袁世凯写信表示感谢：“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陆委员兴祺专人至招，蒙大总统加封致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致忠阐化班禅额尔德尼谨呈”。
1912年，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回藏以后，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其原因是：1915年，达赖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行政专员公署），任命僧官罗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为基宗（后藏总官）。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谿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四个宗和所有谿卡，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在设立了基宗之后，即向班禅辖区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这样就使班禅与达赖这间的关系日趋恶化。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当，并要求会晤，解决问题，达赖复信拒绝。到了1919年春，达赖同意班禅去拉萨会晤，但无结果。这样，一直到了1923年，达赖命令扎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即被投入监狱。当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是大祸临头的先光，如不逃走，势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决定，向内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则基发觉，作了必要安排。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无人知晓。三日之后，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禅的苏本堪布罗桑坚赞等100余人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夜，才会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进。由那里越唐古拉山脉，即入青海境内。1924年农历5月4日到达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班禅经过的街道皆用黄布铺路，扎了彩色牌坊，“备极庄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前来兰州欢迎。从此，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1937年，当九世班禅回藏受阻以后，仍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时，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同年11月4日，九世班视野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育，不能安卧，而且日趋严重。到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禅灵柩运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建宝塔供养。
九世班禅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九世班禅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他与十三世达赖共同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可说是一位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至于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维护，更是始终一贯，坚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层人物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国领袖人物。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去世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寻找“转世”的“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正月15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举行掣签仪式，从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达布地区的仓珠嘉措的名字，于是就认定为九世班禅。当天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禅在扎布伦布寺坐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给九世班禅授了沙弥戒。为了祝贺九世班禅坐床，清朝政府特赐白银一万两，由四川总督刘秉璋由“司库提领”，“派员迅速解往”。九世班禅坐床以后，特派堪布罗布藏荣垫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谢恩”。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给九世班禅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禅由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者向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时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时期。第一次抗英战争发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当时英国人全部占领了哲孟雄（锡金），已于西藏接壤，西藏方面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与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构筑防线，不准英人逾越。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决心，光绪十三年（1887），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上了一道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忠于职守，站在西藏人民一边，全力支持他们的抗英正义斗争。但是，由于当时清朝政府执行对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国的新式武器与藏军的弓箭刀矛和火枪的相差悬殊，隆吐防线被英军攻占。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英战争。
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达赖方面和班禅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达赖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禅方面是由扎什伦布寺带头出面。开赴前线的藏军中，也有班禅管辖地区的民兵。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元月4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在此双方又发生激烈的战斗，江孜堡垒被毁，藏军损失很大，英军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卫战。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然而，九世班禅是有政治远见、顾全大局的。他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他们之间的隔阂，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
英帝国主义者乘十三世达赖逃亡之机会，命在江孜留驻的鄂康诺大佐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军50余人，突然到达日喀则，借口他不日即将回国，特来向九世班禅告辞。九世班禅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鄂康诺。在接见中，鄂康诺突然提出让九世班禅赴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等语”。并且以英军要占日喀则和忆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离日喀则去印度。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当时清朝政府外务部“已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这样，英人的阴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九世班禅。
九世班禅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两天后返回扎什伦布寺。这次班禅被迫赴印，未做丝毫有损主权的事情。
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 15日，十三世达赖又自塔尔寺启程，八月初八日到达西藏北方的重镇那曲（黑河）。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扎什伦布寺远道前来那曲，欢迎达赖回藏。与此同时，川军入藏，对此达赖不满，遂与驻藏大臣发生尖锐矛盾。按理讲，驻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府有权也应该派遣军队进驻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驻藏大臣）派卫队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见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因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驻藏大臣联豫紧追不舍，于是达赖由亚东，逃到了印度大吉岭，受到英国官员的“热诚接待”。对此清朝政府又根据驻藏大臣的建议，宣布“革除”达赖名号，并要另找灵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动。但清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同时，也加封了九世班禅，加封令是1913年（民国二年）颁发的，全文是：“大总统令，据班禅额尔德尼称，久仰中邦，实沾德喜。凡在我属汉边官军民等，借饷筹食，无微不至等语。该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深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勤，尊崇黄教之意。此令”。
九世班禅接到加封命令后，向袁世凯写信表示感谢：“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陆委员兴祺专人至招，蒙大总统加封致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致忠阐化班禅额尔德尼谨呈”。
1912年，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回藏以后，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其原因是：1915年，达赖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行政专员公署），任命僧官罗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为基宗（后藏总官）。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谿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四个宗和所有谿卡，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在设立了基宗之后，即向班禅辖区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这样就使班禅与达赖这间的关系日趋恶化。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当，并要求会晤，解决问题，达赖复信拒绝。到了1919年春，达赖同意班禅去拉萨会晤，但无结果。这样，一直到了1923年，达赖命令扎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即被投入监狱。当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是大祸临头的先光，如不逃走，势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决定，向内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则基发觉，作了必要安排。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无人知晓。三日之后，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禅的苏本堪布罗桑坚赞等100余人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夜，才会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进。由那里越唐古拉山脉，即入青海境内。1924年农历5月4日到达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班禅经过的街道皆用黄布铺路，扎了彩色牌坊，“备极庄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前来兰州欢迎。从此，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1937年，当九世班禅回藏受阻以后，仍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时，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同年11月4日，九世班视野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育，不能安卧，而且日趋严重。到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禅灵柩运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建宝塔供养。
九世班禅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九世班禅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他与十三世达赖共同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可说是一位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至于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维护，更是始终一贯，坚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层人物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国领袖人物。
八世班禅(1855-1882) 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出生于后藏托布加地方的竹仓村。经过扎什伦布寺寻访，清咸丰七年(1857)八月在布达拉宫由驻藏大臣满庆和驻藏帮办大臣赫特贺主持举行金瓶掣签，认定他为七世班禅丹必尼玛的转世灵童。经咸丰帝批准后，次年正月迎入扎什伦布寺。十年(1860)十月由摄政热振活佛和驻藏大臣主持举行坐床典礼，并由热振活佛授沙弥戒。光绪元年(1875)四月在扎什伦布寺以款·梅智玛哈噶拉达玛哇尔达为师受比丘戒。因戒师不是格鲁派名僧，扎什伦布寺一些僧人以他“惑习红教”为由提出反对，经札萨喇嘛一再解释，他“具结改悔”，一场风波才告平息。三年(1877)由格鲁派的普布觉活佛楚臣强巴嘉措在扎什伦布寺再次为他授比丘戒。当年年底，他应邀到拉萨，在贡塘寺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剃度起名。他受比丘戒后身体一直不好，六年(1880)到藏北甲错温泉沐浴治疗。八年(1882)病情加重，五月间由温泉回托布加家中养病，延至七月十五日圆寂。
十一岁暴亡的九世达赖
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意为“教政海”，于1805年，清嘉庆十年（藏历第十三绕迥之木牛年）生在西康邓柯。
八世达赖强白嘉措逝世以后，就由噶厦和三大寺派出代表，前往各地找寻“转世灵童年”"。结果在西康邓柯地方找到了一个“灵童年”，系当地春科土司之子，生于1805年12月1日。根据清高宗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九世达赖的选定，必须经过“金瓶掣签”的手续。于是就由七世班禅、摄政济咙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全体噶伦领衔，请驻藏大臣玉宁写了一道“奏摺”，请他转呈清仁宗。认为这个在邓柯找到的“灵童”，确系先辈达赖的转世，请求免于“金瓶掣签”。
九世达赖被清仁宗批准以后，噶厦和驻藏大臣即派专人前往扎什伦布寺，邀请七世班禅前来拉萨，给九世达赖剪发并取法名。是年11月初十日，班禅自扎寺启程，11月29日到达拉萨，住在大昭寺特设的行宫里。
隆朵嘉措三岁（1807年）被认为达赖灵童，由西康迎至拉萨，在公塘寺暂住。噶厦选定1808年2月24日，为九世达赖剪发并取法名的吉日。是日七世班禅前往公堂寺，在该寺的萨苏切麦丹登且哇殿上，与九世班禅见了面，就给九世达赖剪发，取法名为罗桑丹觉乃阿旺隆朵嘉措，简称隆朵嘉措，并给换了法衣。
是年9月，九世达赖隆朵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七世班禅只派他的哥哥才旺和卓尼热布登二人前参加，并代表七世班禅向九世达赖送了礼品，表示祝贺。清仁宗特从北京派遣都楞郡王、噶勒丹图呼图克图、侍郎及侍卫多人前来拉萨，“看视坐床”，赏白银一万两，并批准九世达赖可乘前世达赖乘坐的黄轿，启用前世达赖使用的金印。此后，隆朵嘉措入哲蚌寺学法。
在九世达赖生活的这个时期，西藏发生了英国人潜入西藏，直达拉萨，前往布达拼宫，与九世达赖会见，并且还居住了很长时间的事件。这是西藏历史上，英国人第一次进入拉萨的一次重大事件。
1813年，九世达赖隆朵嘉措九岁，到了受沙弥戒的年龄。因七世班禅是九世达赖的师傅，沙弥戒应由班禅传授。噶厦特派卓尼冲夏吉仲和噶仲噶雪二人前来扎什伦布寺，邀请班禅前往拉萨。9月19日七世班禅到达拉萨，仍住在大昭寺。9月22日，九世达赖从布达拉宫来到大昭寺，由七世班禅给九世达赖传授了沙弥戒。
1815年正月16日，九世达赖隆朵嘉措不幸在布达拉宫暴亡，时年只有十一岁。
九世达赖只活了十一岁，清仁宗感到意外，赏银五千两，“在灵前燃灯念佛”，并决定由策穆呼图克图“领办达赖喇嘛事务”，即出任“摄政”。
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意为“教政海”，于1805年，清嘉庆十年（藏历第十三绕迥之木牛年）生在西康邓柯。
八世达赖强白嘉措逝世以后，就由噶厦和三大寺派出代表，前往各地找寻“转世灵童年”"。结果在西康邓柯地方找到了一个“灵童年”，系当地春科土司之子，生于1805年12月1日。根据清高宗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九世达赖的选定，必须经过“金瓶掣签”的手续。于是就由七世班禅、摄政济咙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全体噶伦领衔，请驻藏大臣玉宁写了一道“奏摺”，请他转呈清仁宗。认为这个在邓柯找到的“灵童”，确系先辈达赖的转世，请求免于“金瓶掣签”。
九世达赖被清仁宗批准以后，噶厦和驻藏大臣即派专人前往扎什伦布寺，邀请七世班禅前来拉萨，给九世达赖剪发并取法名。是年11月初十日，班禅自扎寺启程，11月29日到达拉萨，住在大昭寺特设的行宫里。
隆朵嘉措三岁（1807年）被认为达赖灵童，由西康迎至拉萨，在公塘寺暂住。噶厦选定1808年2月24日，为九世达赖剪发并取法名的吉日。是日七世班禅前往公堂寺，在该寺的萨苏切麦丹登且哇殿上，与九世班禅见了面，就给九世达赖剪发，取法名为罗桑丹觉乃阿旺隆朵嘉措，简称隆朵嘉措，并给换了法衣。
是年9月，九世达赖隆朵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七世班禅只派他的哥哥才旺和卓尼热布登二人前参加，并代表七世班禅向九世达赖送了礼品，表示祝贺。清仁宗特从北京派遣都楞郡王、噶勒丹图呼图克图、侍郎及侍卫多人前来拉萨，“看视坐床”，赏白银一万两，并批准九世达赖可乘前世达赖乘坐的黄轿，启用前世达赖使用的金印。此后，隆朵嘉措入哲蚌寺学法。
在九世达赖生活的这个时期，西藏发生了英国人潜入西藏，直达拉萨，前往布达拼宫，与九世达赖会见，并且还居住了很长时间的事件。这是西藏历史上，英国人第一次进入拉萨的一次重大事件。
1813年，九世达赖隆朵嘉措九岁，到了受沙弥戒的年龄。因七世班禅是九世达赖的师傅，沙弥戒应由班禅传授。噶厦特派卓尼冲夏吉仲和噶仲噶雪二人前来扎什伦布寺，邀请班禅前往拉萨。9月19日七世班禅到达拉萨，仍住在大昭寺。9月22日，九世达赖从布达拉宫来到大昭寺，由七世班禅给九世达赖传授了沙弥戒。
1815年正月16日，九世达赖隆朵嘉措不幸在布达拉宫暴亡，时年只有十一岁。
九世达赖只活了十一岁，清仁宗感到意外，赏银五千两，“在灵前燃灯念佛”，并决定由策穆呼图克图“领办达赖喇嘛事务”，即出任“摄政”。
西藏的班禅和达赖有什么不同？
达赖和班禅是西藏黄教领袖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
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1578年，确定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当时他到青海地区传教，说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他们在政治上彼此推祟并互赠尊号。
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圣”在佛教中表示超出凡间；“识一切”是普遍通晓之意，认为是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为执金刚，是在密宗方面有最高成就的人的称号；“达赖”是蒙语“大海”；“喇嘛”是藏语“大师”。合起来说，就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个尊号仅是蒙藏代表人物私人之间的互赠，尚不具有政治及法律意义。
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张居正致函，要求朝廷给他赐封。不久，明朝万历皇帝降旨，赐给他的封文中就有“达赖”的字样。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前两世为后人追认。由此往前追溯，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
1653年(清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应清帝之邀来到北京。顺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对三世达赖的尊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金印(金印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
1751年，清朝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地方政权，开始政教合一。1959年流亡在印度的是第十四世达赖。
班禅的称号始于1645年，当时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称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是梵文“班智达”，汉语意为“学者”；“禅”是藏语“钦波”，汉语意为“大”，合起来是“大学者”的意思。“博克多”则是蒙语，指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固始汗令罗桑确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他管辖，称为四世班禅(前三世为后人追认)。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
171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称为班禅五世。从此，确立了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
达赖和班禅两个喇嘛系统均采用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系统转世制始于三世达赖。班禅系统转世制始于四世班禅。除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外，一些大的寺院也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有时找来的“灵童”不止-个，会出现纠纷和争执，因此清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特颁发两个金瓶，一置北京雍和宫，一置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置于金瓶中，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或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灵童”，然后经过“坐床”仪式，便正式成为“转世活佛”。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虽然不同，但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班禅方面：一世班禅为一世达赖之师；四世班禅为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班禅为六世、七世达赖之师；六世班禅为八世达赖之师；七世班禅为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为十三世达赖之师。达赖方面：五世达赖为五世班禅之师；七世达赖为六世班禅之师；八世达赖为七世班禅之师；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之师。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1938年冬，在青海寻访到“灵童”，被认为是达赖转世的化身。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继承职位的仪式“坐床典礼”。
据说，寻觅灵童，主要遵照以下三点精神：①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暗示将转生东方；②乃穹(护法神)降神说达赖将转生东北汉人地方；②热振(大活佛之一，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观海，海内现一农家，位马路将尽处，门前巨柳一株，旁系白马，有妇人抱小儿立树下。热振将海中所现情景，请画师详细绘出，并派格桑活佛及古桑子二人，按图向东北方向寻访，费时二年之久。果然在青海寻获灵童家庭，当时的情景与热振观海所见的完全相同。于是，古桑子伪装阔商，格桑活佛扮作仆从，共至灵童家借宿。灵童对阔客竞不理采，而对“仆从”格桑活佛却表示好感，与他亲近，抚其面捋其须，并将其项间所挂念珠一串摘下说：“这是我的东西，现应归还我！”格桑活佛是十三世达赖亲近侍从，念珠确为达赖所赐。接着格桑等复出茶杯十多只，其中新旧参差，色泽亦不一致，让灵童自选，灵童不取其中最大最美的，而择一淡黄色旧杯，也是十三世达赖旧物。如此反复试验，无不应验，于是确认其为达赖化身。
1939年7月，灵童自西乡启程，10月初抵藏。抵拉萨后，西藏僧俗欢喜若狂，入城之日，远道来此赡礼者，逾数万人。后抵罗布林卡，受西藏官民公开朝拜。参拜时，或献五供，或献布帛，或献金钱，均由专司喇嘛接收。灵童高坐上位。总堪布旁立侍应。拜者献物后，即趋至灵童座前，以头就供桌，灵童或摩之以手，或举拂尘略拭其发，或竟置之不理；受摩顶者庆幸可以超脱苦海；被忽略者，惟自恨轮回未尽。参拜后，藏民退出，藏官则围坐殿内，由喇嘛二人，各以巨壶盛酥油茶，以巨罐盛米饭，分给在座者。藏官均于怀中取出木碗，接茶少许，尽力饮之；饭则用于抓食。据说此为佛赐，食之可以长生。
1940年2月22日，吴忠信委员长主持灵童坐床典礼。灵童升座后，热振起立向他行三叩首礼，司伦及三噶伦亦继热振起立，向灵童叩首。经过诵经等程序后，给灵童戴上一尖顶黄缎僧帽，表示加冕之意。从此以后，灵童便可正式称达赖。
小达赖渐渐长大，在专职经师的教育下学经习礼。学经的生涯是辛苦的，他每日的功课是研究显、密两宗教义，搞清各世活佛及佛教的历史，背诵经文。
达赖转世的认定，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
1. 观察达赖圆寂时面向，了解有什么遗言或暗示。
2. 请在世的班禅问卜，判断转世方向。
3. 召集摄政和僧俗要员，让专职降神的乃均、曲均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4. 请山南桑耶寺的降神喇嘛曲将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5. 派大德高僧到拉萨东部的曲科甲圣湖观察转世地方的地貌特征显影。先向湖中抛撒哈达、宝瓶药物等，然后择地诵经祈祷，静观湖面显现幻影，最后描绘出转世地的环境和特征。
6. 摄政将卜征和湖上显征绘成图，派出许多大德高僧分几路前往确定的方位分头寻找。
7. 在卜算方位发现与卜征和达赖圆寂大致同时出生的男孩后，先观察其长相与动作，然后将达赖生前用过的物品与其它杂物混摆在小孩面前任其抓拿，并进行智力测试，看其有无"灵异"现象。
8. 如小孩表现“灵异”，又抓拿达赖用过的物品，选灵童的人便嘱咐其家人要认真照看小孩，不让外人接触。同时回去向摄政等汇报。
9. 摄政择吉日邀请三大寺活佛和僧俗官员一起，再请乃均、曲均降神，如无误，则报告驻藏大臣，征求中央王朝的意见，并准备迎接。
10. 由侍候达赖的“三大堪布”和官员、军队组成庞大的迎接队伍，前往接请“灵童”，连其家人一同接到拉萨。
11. 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就直接请驻藏大臣报请中央，请予免去“掣签”而直接册封。如果有多名“灵童”，那就要召集摄政和大活佛、高僧及官员到大昭寺，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金瓶掣签”活动，将写有各“灵童”姓名的签放入瓶内摇后当众掣出，定夺达赖转世。定为转世者，其家人被封为贵族。落选者也有较好的安排。
12. 被确定的“灵童”直接送至公塘寺或哲蚌寺学习经典。
13. 由班禅亲自为达赖转世者剃发受戒取法名，并亲自教育转世灵童一段时间。
14. 在中央王朝册封令下达后，择定吉期，由摄政、驻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员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献哈达，再进内朝拜释迦牟尼佛像。
15. 向布达拉宫进发，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仪式后，新的达赖正式确定，开始使用达赖的金印、权力。
十大呼图克图，是格鲁派内有“国王化身”之称的大活佛，地位仅次干达赖、班禅，在达赖年幼时，有资格出任摄政王等高官。
达赖和班禅是西藏黄教领袖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
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1578年，确定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当时他到青海地区传教，说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他们在政治上彼此推祟并互赠尊号。
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圣”在佛教中表示超出凡间；“识一切”是普遍通晓之意，认为是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为执金刚，是在密宗方面有最高成就的人的称号；“达赖”是蒙语“大海”；“喇嘛”是藏语“大师”。合起来说，就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个尊号仅是蒙藏代表人物私人之间的互赠，尚不具有政治及法律意义。
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张居正致函，要求朝廷给他赐封。不久，明朝万历皇帝降旨，赐给他的封文中就有“达赖”的字样。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前两世为后人追认。由此往前追溯，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
1653年(清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应清帝之邀来到北京。顺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对三世达赖的尊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金印(金印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
1751年，清朝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地方政权，开始政教合一。1959年流亡在印度的是第十四世达赖。
班禅的称号始于1645年，当时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称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是梵文“班智达”，汉语意为“学者”；“禅”是藏语“钦波”，汉语意为“大”，合起来是“大学者”的意思。“博克多”则是蒙语，指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固始汗令罗桑确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他管辖，称为四世班禅(前三世为后人追认)。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
171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称为班禅五世。从此，确立了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
达赖和班禅两个喇嘛系统均采用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系统转世制始于三世达赖。班禅系统转世制始于四世班禅。除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外，一些大的寺院也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有时找来的“灵童”不止-个，会出现纠纷和争执，因此清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特颁发两个金瓶，一置北京雍和宫，一置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置于金瓶中，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或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灵童”，然后经过“坐床”仪式，便正式成为“转世活佛”。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虽然不同，但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班禅方面：一世班禅为一世达赖之师；四世班禅为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班禅为六世、七世达赖之师；六世班禅为八世达赖之师；七世班禅为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为十三世达赖之师。达赖方面：五世达赖为五世班禅之师；七世达赖为六世班禅之师；八世达赖为七世班禅之师；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之师。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1938年冬，在青海寻访到“灵童”，被认为是达赖转世的化身。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继承职位的仪式“坐床典礼”。
据说，寻觅灵童，主要遵照以下三点精神：①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暗示将转生东方；②乃穹(护法神)降神说达赖将转生东北汉人地方；②热振(大活佛之一，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观海，海内现一农家，位马路将尽处，门前巨柳一株，旁系白马，有妇人抱小儿立树下。热振将海中所现情景，请画师详细绘出，并派格桑活佛及古桑子二人，按图向东北方向寻访，费时二年之久。果然在青海寻获灵童家庭，当时的情景与热振观海所见的完全相同。于是，古桑子伪装阔商，格桑活佛扮作仆从，共至灵童家借宿。灵童对阔客竞不理采，而对“仆从”格桑活佛却表示好感，与他亲近，抚其面捋其须，并将其项间所挂念珠一串摘下说：“这是我的东西，现应归还我！”格桑活佛是十三世达赖亲近侍从，念珠确为达赖所赐。接着格桑等复出茶杯十多只，其中新旧参差，色泽亦不一致，让灵童自选，灵童不取其中最大最美的，而择一淡黄色旧杯，也是十三世达赖旧物。如此反复试验，无不应验，于是确认其为达赖化身。
1939年7月，灵童自西乡启程，10月初抵藏。抵拉萨后，西藏僧俗欢喜若狂，入城之日，远道来此赡礼者，逾数万人。后抵罗布林卡，受西藏官民公开朝拜。参拜时，或献五供，或献布帛，或献金钱，均由专司喇嘛接收。灵童高坐上位。总堪布旁立侍应。拜者献物后，即趋至灵童座前，以头就供桌，灵童或摩之以手，或举拂尘略拭其发，或竟置之不理；受摩顶者庆幸可以超脱苦海；被忽略者，惟自恨轮回未尽。参拜后，藏民退出，藏官则围坐殿内，由喇嘛二人，各以巨壶盛酥油茶，以巨罐盛米饭，分给在座者。藏官均于怀中取出木碗，接茶少许，尽力饮之；饭则用于抓食。据说此为佛赐，食之可以长生。
1940年2月22日，吴忠信委员长主持灵童坐床典礼。灵童升座后，热振起立向他行三叩首礼，司伦及三噶伦亦继热振起立，向灵童叩首。经过诵经等程序后，给灵童戴上一尖顶黄缎僧帽，表示加冕之意。从此以后，灵童便可正式称达赖。
小达赖渐渐长大，在专职经师的教育下学经习礼。学经的生涯是辛苦的，他每日的功课是研究显、密两宗教义，搞清各世活佛及佛教的历史，背诵经文。
达赖转世的认定，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
1. 观察达赖圆寂时面向，了解有什么遗言或暗示。
2. 请在世的班禅问卜，判断转世方向。
3. 召集摄政和僧俗要员，让专职降神的乃均、曲均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4. 请山南桑耶寺的降神喇嘛曲将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5. 派大德高僧到拉萨东部的曲科甲圣湖观察转世地方的地貌特征显影。先向湖中抛撒哈达、宝瓶药物等，然后择地诵经祈祷，静观湖面显现幻影，最后描绘出转世地的环境和特征。
6. 摄政将卜征和湖上显征绘成图，派出许多大德高僧分几路前往确定的方位分头寻找。
7. 在卜算方位发现与卜征和达赖圆寂大致同时出生的男孩后，先观察其长相与动作，然后将达赖生前用过的物品与其它杂物混摆在小孩面前任其抓拿，并进行智力测试，看其有无"灵异"现象。
8. 如小孩表现“灵异”，又抓拿达赖用过的物品，选灵童的人便嘱咐其家人要认真照看小孩，不让外人接触。同时回去向摄政等汇报。
9. 摄政择吉日邀请三大寺活佛和僧俗官员一起，再请乃均、曲均降神，如无误，则报告驻藏大臣，征求中央王朝的意见，并准备迎接。
10. 由侍候达赖的“三大堪布”和官员、军队组成庞大的迎接队伍，前往接请“灵童”，连其家人一同接到拉萨。
11. 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就直接请驻藏大臣报请中央，请予免去“掣签”而直接册封。如果有多名“灵童”，那就要召集摄政和大活佛、高僧及官员到大昭寺，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金瓶掣签”活动，将写有各“灵童”姓名的签放入瓶内摇后当众掣出，定夺达赖转世。定为转世者，其家人被封为贵族。落选者也有较好的安排。
12. 被确定的“灵童”直接送至公塘寺或哲蚌寺学习经典。
13. 由班禅亲自为达赖转世者剃发受戒取法名，并亲自教育转世灵童一段时间。
14. 在中央王朝册封令下达后，择定吉期，由摄政、驻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员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献哈达，再进内朝拜释迦牟尼佛像。
15. 向布达拉宫进发，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仪式后，新的达赖正式确定，开始使用达赖的金印、权力。
十大呼图克图，是格鲁派内有“国王化身”之称的大活佛，地位仅次干达赖、班禅，在达赖年幼时，有资格出任摄政王等高官。
对达赖和班禅的区别，有初步认识还是看了最近唐德刚先生出版的《袁氏当国》，其中对前因没有涉及，但对后果，却描述比较详细。这几天，在猫眼看人和世纪学堂网站分别出现了一篇介绍达赖和班禅的文章，其中把班禅与达赖的关系说成是师兄弟的关系，与这本书的出入较大，故认为有必要把唐先生的介绍给大家讲一下。
在唐先生这本书中，讲到达赖和班禅的部分是第五章《帝制酝酿的内忧外患》中的《英国对西藏的割裂企图》开始的。话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为了保证在华利益，极力阻扰日、俄对华的瓜分。当日、俄乘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机，而对满、蒙蠢蠢欲动之时，英国已不声不响地深入西藏矣。在此之前，英国已威逼中国与之签订了五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计有《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1893）、《拉萨条约》（1904年，此约为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因主权损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绝承认）、《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修订藏印通商章程》（1908）。在此五约中，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自始至终，不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这应该也是当年说香港的“主权”与“治权”吧）。英国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防俄国。因为当时的西藏正处于英国和俄国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
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接着就讲到了达赖和班禅。
当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即现任十四世达赖的前身）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下，与俄国间谍勾搭甚紧，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英国防俄，始提高中国的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俄国染指西藏。当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俄人无暇南顾，英国乃公然出兵西藏，在武官荣赫鹏指挥下，于年夏季一举将西藏拉萨占领。
十三世达赖惧为英俘，乃仓促逃至青海，转往库伦，希望得到俄援。这时，英国占领军遂扶持达赖之门徒——九世班禅喇嘛，做英国之傀儡。清廷也给了班禅以摄护权。这时，在中英进行谈判时，英国就企图把中国的宗主权一举废弃，因此拒不退兵。并提出赔偿要求。后来，日俄战争结束，乃联合起来霸占我满蒙，抗拒英美染指，在这时候，英国一面与俄国交涉，不让俄人在西藏侵犯清国的主权，另一方面对西藏，也就不敢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再过分侵权，以免日俄据为口实，也来抢口中的肥肉。
这时，英国就又把目光投向班禅与达赖了。在班禅主政期间，英人曾乘英王子访印之机，力邀班禅赴印观礼，另作企图。但是班禅对西藏没有达赖有影响力。因此，后来就舍班禅而就达赖。
当逃到库伦时，达赖一筹莫展，就回过头来向清政府，请求入觐。当时光绪皇帝和我国的前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已到死亡边缘，但仍许其朝觐，而优礼有加，并允其回拉萨，复主藏政。达赖回西藏后，对主政已无自信，乃为英人所挟往印度。清廷也以其叛国，而尽褫其封号。
当时辛亥革命起，英国认为时机已到。因此护送达赖回西藏。并乘机驱逐清廷驻西藏大臣。并挑起与四川的对垒，于是兵祸疯起。结果在英国的一手策划下，以此为借口分出了个“内藏”与“外藏”，并划出了一个麦克马洪线（zgzf一直未承认过），把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入印度版图。
当时，达赖所辖寺庙凡3550所，喇嘛302，500有奇；黑头藏民（俗民、农奴）121，438户。班禅所辖则327庙，喇嘛13，700有奇。
这可看出达赖和班禅两者实力的悬殊了。也由此可见，班禅首先是达赖的门徒，然后有过短暂的主政，随后就被抛弃了。其影响力一直都不及达赖。这也就不难解释，甚至现在的藏民都不知班禅为何许人了。
==============
感谢《世纪学堂》大狗先生的补充：
1、的确,班禅和达赖是“互为师徒”的关系。但传说他两都是宗喀巴的门徒,班禅是地藏王化身，达赖是观音化身。观音的地位，比地藏王高了一点点。
2、严格的说，班禅不称喇嘛，称班禅额尔德尼。
3、历史上，达赖及其葛厦统治前藏，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统治后藏4个宗。青、甘、川、滇藏区传统上由土司统治，这就是所谓“内藏”，又叫“四水六岗”。
4、四川历史上离前藏近，甘孜向西就是拉萨门户——昌都，可能不太信奉班禅，但这是相对而言，象甘南一带，就信奉班禅。滇北一带，还有红教。
在唐先生这本书中，讲到达赖和班禅的部分是第五章《帝制酝酿的内忧外患》中的《英国对西藏的割裂企图》开始的。话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为了保证在华利益，极力阻扰日、俄对华的瓜分。当日、俄乘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机，而对满、蒙蠢蠢欲动之时，英国已不声不响地深入西藏矣。在此之前，英国已威逼中国与之签订了五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计有《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1893）、《拉萨条约》（1904年，此约为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因主权损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绝承认）、《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修订藏印通商章程》（1908）。在此五约中，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自始至终，不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这应该也是当年说香港的“主权”与“治权”吧）。英国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防俄国。因为当时的西藏正处于英国和俄国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
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接着就讲到了达赖和班禅。
当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即现任十四世达赖的前身）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下，与俄国间谍勾搭甚紧，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英国防俄，始提高中国的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俄国染指西藏。当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俄人无暇南顾，英国乃公然出兵西藏，在武官荣赫鹏指挥下，于年夏季一举将西藏拉萨占领。
十三世达赖惧为英俘，乃仓促逃至青海，转往库伦，希望得到俄援。这时，英国占领军遂扶持达赖之门徒——九世班禅喇嘛，做英国之傀儡。清廷也给了班禅以摄护权。这时，在中英进行谈判时，英国就企图把中国的宗主权一举废弃，因此拒不退兵。并提出赔偿要求。后来，日俄战争结束，乃联合起来霸占我满蒙，抗拒英美染指，在这时候，英国一面与俄国交涉，不让俄人在西藏侵犯清国的主权，另一方面对西藏，也就不敢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再过分侵权，以免日俄据为口实，也来抢口中的肥肉。
这时，英国就又把目光投向班禅与达赖了。在班禅主政期间，英人曾乘英王子访印之机，力邀班禅赴印观礼，另作企图。但是班禅对西藏没有达赖有影响力。因此，后来就舍班禅而就达赖。
当逃到库伦时，达赖一筹莫展，就回过头来向清政府，请求入觐。当时光绪皇帝和我国的前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已到死亡边缘，但仍许其朝觐，而优礼有加，并允其回拉萨，复主藏政。达赖回西藏后，对主政已无自信，乃为英人所挟往印度。清廷也以其叛国，而尽褫其封号。
当时辛亥革命起，英国认为时机已到。因此护送达赖回西藏。并乘机驱逐清廷驻西藏大臣。并挑起与四川的对垒，于是兵祸疯起。结果在英国的一手策划下，以此为借口分出了个“内藏”与“外藏”，并划出了一个麦克马洪线（zgzf一直未承认过），把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入印度版图。
当时，达赖所辖寺庙凡3550所，喇嘛302，500有奇；黑头藏民（俗民、农奴）121，438户。班禅所辖则327庙，喇嘛13，700有奇。
这可看出达赖和班禅两者实力的悬殊了。也由此可见，班禅首先是达赖的门徒，然后有过短暂的主政，随后就被抛弃了。其影响力一直都不及达赖。这也就不难解释，甚至现在的藏民都不知班禅为何许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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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世纪学堂》大狗先生的补充：
1、的确,班禅和达赖是“互为师徒”的关系。但传说他两都是宗喀巴的门徒,班禅是地藏王化身，达赖是观音化身。观音的地位，比地藏王高了一点点。
2、严格的说，班禅不称喇嘛，称班禅额尔德尼。
3、历史上，达赖及其葛厦统治前藏，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统治后藏4个宗。青、甘、川、滇藏区传统上由土司统治，这就是所谓“内藏”，又叫“四水六岗”。
4、四川历史上离前藏近，甘孜向西就是拉萨门户——昌都，可能不太信奉班禅，但这是相对而言，象甘南一带，就信奉班禅。滇北一带，还有红教。
: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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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封的那个小孩也叫确吉尼玛
宿怨啊……:L
学习了
看来主要是英国人搞的鬼，应该利用今后有可能出现的对我有利、对英不利的国际关系形式，要求英国公开道歉。
九世班禅生不逢时。国民政府孱弱无力，根本靠不住。如果不是过早的绝望，再等十年局势就变了。
中央是铁了心要扶植班禅了，只要有靠山，逐渐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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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沛.阿旺晋美是十世班禅？
晕，以前经常在新闻里开会的时候报领导人名字的时候提到，我还以为仅仅只是个普通的中央委员呢。
晕，以前经常在新闻里开会的时候报领导人名字的时候提到，我还以为仅仅只是个普通的中央委员呢。
有朝一日一定要把大不列颠给解了！！！！！
原帖由 言殇 于 2009-4-3 21:59 发表
阿沛.阿旺晋美是十世班禅？
晕，以前经常在新闻里开会的时候报领导人名字的时候提到，我还以为仅仅只是个普通的中央委员呢。
:D 是阿沛.阿旺晋美和十世班禅.左是阿沛.阿旺晋美右是十世班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