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回忆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病逝前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6:11:55
回忆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病逝前后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80周年的前夕，本刊从其孙女孙穗芳女士的著作《我的祖父孙中山》中摘录一节，以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
1924年12月18日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来见祖父，代段祺瑞表达对祖父到北京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北京政局的近况。祖父听到段祺瑞政府答应各国公使“外崇国信”，即尊重不平等的条约，非常愤慨。
祖父由于动怒，肝病暴发，经过医生的诊治，仍不见什么效果。12月27日，国民党通电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祖父和段祺瑞公开破裂了。
祖父的病情更加严重，需要到北京治疗，祖父同意了。1924年12月31日下午4点，祖父和夫人宋庆龄以及汪精卫等人乘专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当时的前门车站人山人海，约有10万人前来欢迎祖父。祖父住进了北京饭店，发表了公开的书面谈话，其中说：“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经过专家们的会诊，决定立即给祖父实施手术。协和医院动手术时发现，祖父的肝部坚硬，已无从切除。化验的结果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我父亲在他的《八十述略》一书中的第六部分《北上与侍疾》里，关于祖父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有着详细的记述：“先父北上，原是于曹锟去位后，应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之请，期能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果如此，则内可使政治趋于常轨，外可解除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人民的束缚。乃段祺瑞私心自用，所作所为，完全与先父及本党所主张者相反，因使先父病情日益恶化”。
“到了翌年1月26日，经医生施行手术，检查肝脏，均已硬化，虽用镭锭放射，亦已无效。2月某日，张静江先生认为西医既无效果，主张改服中药，经诸侍疾同志与我将此意禀于先父，他认为住西医院而暗服中药，为不诚不信之事，绝不可为；如必服中药，则须先迁出医院。18日，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中医陆仲安诊治，仍无进步。24日，医生告以病已无好转可能，诸侍疾同志遂推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和我进入病房，先父亦自知病将不起，问我等有何意见，可直说，声音微弱，两眼时张时闭。”
“此时我悲痛不已，已不忍言；有汪兆铭婉言请其给予全党同志以教诲。先父曰：‘然则要我说些什么呢？’兆铭答曰：‘我们已草就一稿，想读给先生听，先生如同意，就请签字；如不赞成，则请先生口示他语，我可笔记。’先父曰：‘可！你且读来我听。’于是兆铭乃将预写之遗嘱稿逐字读之。”
父亲在这里所讲的“遗嘱”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乃废除不平等条均，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父亲讲祖父对这个“遗嘱”甚感满意，接着汪精卫又读了另一份“家事遗嘱”，内容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祖父对此也表示满意。
父亲记述说：“我等退出病房，即赴政治委员会报告，由在场各委员一致签字证明，暂归汪兆铭保存，拟于先父危急时，再请签字。”
“到3月11日，一切药物皆告失效，午正，遍召同志及家属至床前，告曰：‘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让我签字。’兆铭即奉上遗嘱稿及墨水笔，由先父逐一签名，并经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及我和我的妹婿戴恩赛等十余人署名为证明人，汪兆铭为笔记者。”
“稍后，并以极安静之态度，谕各同志曰：‘我此次北上，为谋和平统一。所主张之方法，即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今因病苦，不能痊愈，生死原非所计。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尚未完全实现，不无遗憾！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早日召开国民会议，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则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矣。’语毕，觉精神甚疲倦，呼吸益困难，仍断断续续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数语，延至翌晨9时30分，遂与世长辞矣。时为民国14年3月12日，享寿60岁。”
1924年3月19日，祖父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到中央公园，从清晨起已经有许多群众集结在医院的门口，24位追随祖父多年的革命同志，包括吴稚晖、汪精卫等，分三组举灵，沿途约有12万民众送灵致哀。
24日，在中山公园发丧致祭，几十万北京市民自动前来祭奠将一生献给了救国救民事业的敬爱的革命领袖。
4月2日上午，灵柩送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安放，送殡的人又达到30万人之多，更有两万多人一直追随灵柩，从西直门步行到碧云寺，其中，许多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祖父去世了，但他的主义和精神已经为许许多多中国人所了解，并为之奋斗，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深厚的民众基础，北伐能在两年之间以中国的统一而告胜。
转自：http://hi.baidu.com/%C8%CF%CA%B6 ... 82b5056e068ca5.html回忆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病逝前后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80周年的前夕，本刊从其孙女孙穗芳女士的著作《我的祖父孙中山》中摘录一节，以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
1924年12月18日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来见祖父，代段祺瑞表达对祖父到北京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北京政局的近况。祖父听到段祺瑞政府答应各国公使“外崇国信”，即尊重不平等的条约，非常愤慨。
祖父由于动怒，肝病暴发，经过医生的诊治，仍不见什么效果。12月27日，国民党通电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祖父和段祺瑞公开破裂了。
祖父的病情更加严重，需要到北京治疗，祖父同意了。1924年12月31日下午4点，祖父和夫人宋庆龄以及汪精卫等人乘专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当时的前门车站人山人海，约有10万人前来欢迎祖父。祖父住进了北京饭店，发表了公开的书面谈话，其中说：“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经过专家们的会诊，决定立即给祖父实施手术。协和医院动手术时发现，祖父的肝部坚硬，已无从切除。化验的结果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我父亲在他的《八十述略》一书中的第六部分《北上与侍疾》里，关于祖父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有着详细的记述：“先父北上，原是于曹锟去位后，应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之请，期能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果如此，则内可使政治趋于常轨，外可解除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人民的束缚。乃段祺瑞私心自用，所作所为，完全与先父及本党所主张者相反，因使先父病情日益恶化”。
“到了翌年1月26日，经医生施行手术，检查肝脏，均已硬化，虽用镭锭放射，亦已无效。2月某日，张静江先生认为西医既无效果，主张改服中药，经诸侍疾同志与我将此意禀于先父，他认为住西医院而暗服中药，为不诚不信之事，绝不可为；如必服中药，则须先迁出医院。18日，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中医陆仲安诊治，仍无进步。24日，医生告以病已无好转可能，诸侍疾同志遂推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和我进入病房，先父亦自知病将不起，问我等有何意见，可直说，声音微弱，两眼时张时闭。”
“此时我悲痛不已，已不忍言；有汪兆铭婉言请其给予全党同志以教诲。先父曰：‘然则要我说些什么呢？’兆铭答曰：‘我们已草就一稿，想读给先生听，先生如同意，就请签字；如不赞成，则请先生口示他语，我可笔记。’先父曰：‘可！你且读来我听。’于是兆铭乃将预写之遗嘱稿逐字读之。”
父亲在这里所讲的“遗嘱”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乃废除不平等条均，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父亲讲祖父对这个“遗嘱”甚感满意，接着汪精卫又读了另一份“家事遗嘱”，内容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祖父对此也表示满意。
父亲记述说：“我等退出病房，即赴政治委员会报告，由在场各委员一致签字证明，暂归汪兆铭保存，拟于先父危急时，再请签字。”
“到3月11日，一切药物皆告失效，午正，遍召同志及家属至床前，告曰：‘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让我签字。’兆铭即奉上遗嘱稿及墨水笔，由先父逐一签名，并经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及我和我的妹婿戴恩赛等十余人署名为证明人，汪兆铭为笔记者。”
“稍后，并以极安静之态度，谕各同志曰：‘我此次北上，为谋和平统一。所主张之方法，即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今因病苦，不能痊愈，生死原非所计。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尚未完全实现，不无遗憾！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早日召开国民会议，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则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矣。’语毕，觉精神甚疲倦，呼吸益困难，仍断断续续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数语，延至翌晨9时30分，遂与世长辞矣。时为民国14年3月12日，享寿60岁。”
1924年3月19日，祖父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到中央公园，从清晨起已经有许多群众集结在医院的门口，24位追随祖父多年的革命同志，包括吴稚晖、汪精卫等，分三组举灵，沿途约有12万民众送灵致哀。
24日，在中山公园发丧致祭，几十万北京市民自动前来祭奠将一生献给了救国救民事业的敬爱的革命领袖。
4月2日上午，灵柩送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安放，送殡的人又达到30万人之多，更有两万多人一直追随灵柩，从西直门步行到碧云寺，其中，许多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祖父去世了，但他的主义和精神已经为许许多多中国人所了解，并为之奋斗，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深厚的民众基础，北伐能在两年之间以中国的统一而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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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80周年的前夕，本刊从其孙女孙穗芳女士的著作《我的祖父孙中山》中摘录一节，以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
1924年12月18日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来见祖父，代段祺瑞表达对祖父到北京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北京政局的近况。祖父听到段祺瑞政府答应各国公使“外崇国信”，即尊重不平等的条约，非常愤慨。
祖父由于动怒，肝病暴发，经过医生的诊治，仍不见什么效果。12月27日，国民党通电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祖父和段祺瑞公开破裂了。
祖父的病情更加严重，需要到北京治疗，祖父同意了。1924年12月31日下午4点，祖父和夫人宋庆龄以及汪精卫等人乘专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当时的前门车站人山人海，约有10万人前来欢迎祖父。祖父住进了北京饭店，发表了公开的书面谈话，其中说：“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经过专家们的会诊，决定立即给祖父实施手术。协和医院动手术时发现，祖父的肝部坚硬，已无从切除。化验的结果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我父亲在他的《八十述略》一书中的第六部分《北上与侍疾》里，关于祖父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有着详细的记述：“先父北上，原是于曹锟去位后，应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之请，期能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果如此，则内可使政治趋于常轨，外可解除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人民的束缚。乃段祺瑞私心自用，所作所为，完全与先父及本党所主张者相反，因使先父病情日益恶化”。
“到了翌年1月26日，经医生施行手术，检查肝脏，均已硬化，虽用镭锭放射，亦已无效。2月某日，张静江先生认为西医既无效果，主张改服中药，经诸侍疾同志与我将此意禀于先父，他认为住西医院而暗服中药，为不诚不信之事，绝不可为；如必服中药，则须先迁出医院。18日，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中医陆仲安诊治，仍无进步。24日，医生告以病已无好转可能，诸侍疾同志遂推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和我进入病房，先父亦自知病将不起，问我等有何意见，可直说，声音微弱，两眼时张时闭。”
“此时我悲痛不已，已不忍言；有汪兆铭婉言请其给予全党同志以教诲。先父曰：‘然则要我说些什么呢？’兆铭答曰：‘我们已草就一稿，想读给先生听，先生如同意，就请签字；如不赞成，则请先生口示他语，我可笔记。’先父曰：‘可！你且读来我听。’于是兆铭乃将预写之遗嘱稿逐字读之。”
父亲在这里所讲的“遗嘱”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乃废除不平等条均，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父亲讲祖父对这个“遗嘱”甚感满意，接着汪精卫又读了另一份“家事遗嘱”，内容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祖父对此也表示满意。
父亲记述说：“我等退出病房，即赴政治委员会报告，由在场各委员一致签字证明，暂归汪兆铭保存，拟于先父危急时，再请签字。”
“到3月11日，一切药物皆告失效，午正，遍召同志及家属至床前，告曰：‘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让我签字。’兆铭即奉上遗嘱稿及墨水笔，由先父逐一签名，并经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及我和我的妹婿戴恩赛等十余人署名为证明人，汪兆铭为笔记者。”
“稍后，并以极安静之态度，谕各同志曰：‘我此次北上，为谋和平统一。所主张之方法，即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今因病苦，不能痊愈，生死原非所计。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尚未完全实现，不无遗憾！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早日召开国民会议，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则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矣。’语毕，觉精神甚疲倦，呼吸益困难，仍断断续续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数语，延至翌晨9时30分，遂与世长辞矣。时为民国14年3月12日，享寿60岁。”
1924年3月19日，祖父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到中央公园，从清晨起已经有许多群众集结在医院的门口，24位追随祖父多年的革命同志，包括吴稚晖、汪精卫等，分三组举灵，沿途约有12万民众送灵致哀。
24日，在中山公园发丧致祭，几十万北京市民自动前来祭奠将一生献给了救国救民事业的敬爱的革命领袖。
4月2日上午，灵柩送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安放，送殡的人又达到30万人之多，更有两万多人一直追随灵柩，从西直门步行到碧云寺，其中，许多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祖父去世了，但他的主义和精神已经为许许多多中国人所了解，并为之奋斗，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深厚的民众基础，北伐能在两年之间以中国的统一而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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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80周年的前夕，本刊从其孙女孙穗芳女士的著作《我的祖父孙中山》中摘录一节，以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
1924年12月18日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来见祖父，代段祺瑞表达对祖父到北京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北京政局的近况。祖父听到段祺瑞政府答应各国公使“外崇国信”，即尊重不平等的条约，非常愤慨。
祖父由于动怒，肝病暴发，经过医生的诊治，仍不见什么效果。12月27日，国民党通电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祖父和段祺瑞公开破裂了。
祖父的病情更加严重，需要到北京治疗，祖父同意了。1924年12月31日下午4点，祖父和夫人宋庆龄以及汪精卫等人乘专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当时的前门车站人山人海，约有10万人前来欢迎祖父。祖父住进了北京饭店，发表了公开的书面谈话，其中说：“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经过专家们的会诊，决定立即给祖父实施手术。协和医院动手术时发现，祖父的肝部坚硬，已无从切除。化验的结果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我父亲在他的《八十述略》一书中的第六部分《北上与侍疾》里，关于祖父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有着详细的记述：“先父北上，原是于曹锟去位后，应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之请，期能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果如此，则内可使政治趋于常轨，外可解除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人民的束缚。乃段祺瑞私心自用，所作所为，完全与先父及本党所主张者相反，因使先父病情日益恶化”。
“到了翌年1月26日，经医生施行手术，检查肝脏，均已硬化，虽用镭锭放射，亦已无效。2月某日，张静江先生认为西医既无效果，主张改服中药，经诸侍疾同志与我将此意禀于先父，他认为住西医院而暗服中药，为不诚不信之事，绝不可为；如必服中药，则须先迁出医院。18日，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中医陆仲安诊治，仍无进步。24日，医生告以病已无好转可能，诸侍疾同志遂推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和我进入病房，先父亦自知病将不起，问我等有何意见，可直说，声音微弱，两眼时张时闭。”
“此时我悲痛不已，已不忍言；有汪兆铭婉言请其给予全党同志以教诲。先父曰：‘然则要我说些什么呢？’兆铭答曰：‘我们已草就一稿，想读给先生听，先生如同意，就请签字；如不赞成，则请先生口示他语，我可笔记。’先父曰：‘可！你且读来我听。’于是兆铭乃将预写之遗嘱稿逐字读之。”
父亲在这里所讲的“遗嘱”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乃废除不平等条均，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父亲讲祖父对这个“遗嘱”甚感满意，接着汪精卫又读了另一份“家事遗嘱”，内容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祖父对此也表示满意。
父亲记述说：“我等退出病房，即赴政治委员会报告，由在场各委员一致签字证明，暂归汪兆铭保存，拟于先父危急时，再请签字。”
“到3月11日，一切药物皆告失效，午正，遍召同志及家属至床前，告曰：‘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让我签字。’兆铭即奉上遗嘱稿及墨水笔，由先父逐一签名，并经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及我和我的妹婿戴恩赛等十余人署名为证明人，汪兆铭为笔记者。”
“稍后，并以极安静之态度，谕各同志曰：‘我此次北上，为谋和平统一。所主张之方法，即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今因病苦，不能痊愈，生死原非所计。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尚未完全实现，不无遗憾！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早日召开国民会议，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则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矣。’语毕，觉精神甚疲倦，呼吸益困难，仍断断续续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数语，延至翌晨9时30分，遂与世长辞矣。时为民国14年3月12日，享寿60岁。”
1924年3月19日，祖父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到中央公园，从清晨起已经有许多群众集结在医院的门口，24位追随祖父多年的革命同志，包括吴稚晖、汪精卫等，分三组举灵，沿途约有12万民众送灵致哀。
24日，在中山公园发丧致祭，几十万北京市民自动前来祭奠将一生献给了救国救民事业的敬爱的革命领袖。
4月2日上午，灵柩送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安放，送殡的人又达到30万人之多，更有两万多人一直追随灵柩，从西直门步行到碧云寺，其中，许多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祖父去世了，但他的主义和精神已经为许许多多中国人所了解，并为之奋斗，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深厚的民众基础，北伐能在两年之间以中国的统一而告胜。
转自：http://hi.baidu.com/%C8%CF%CA%B6 ... 82b5056e068ca5.html
国父理论水平很高的，三民主义那么多“民”，就是没有民主。这个理论水平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的湾湾GMD的打死也达不到的。
孙大炮从来都是借A的力量打B，再借C的力量打A，接着借D的力量再去打C，如此循环……
尼米兹 发表于 2011-2-9 13:10 
没有自己的势力，必然这样
一开始依靠洪门的力量，然后靠日本，然后是军阀，最后是苏俄
没有自己的势力，必然这样
一开始依靠洪门的力量，然后靠日本，然后是军阀，最后是苏俄
ningsong 发表于 2011-2-2 22:05
民权主义就是民主。不过国父的那套理论的确不高明，七拼八凑的货，没有实际用处，只能供起来看。无论国共，都要大幅度修正孙家理论才能给人看，算是遮掩一二。
民权主义就是民主。不过国父的那套理论的确不高明，七拼八凑的货，没有实际用处，只能供起来看。无论国共，都要大幅度修正孙家理论才能给人看，算是遮掩一二。
applepie123 发表于 2011-2-13 10:55
民权指分权与民，什么时候让民“主”了。你连这个都看不懂还妄谈什么高明不高明。国父走的根本就不是西化路线。
民权指分权与民，什么时候让民“主”了。你连这个都看不懂还妄谈什么高明不高明。国父走的根本就不是西化路线。
maomaobear2 发表于 2011-2-9 13:38
洪门水太深，国父是洪门的人。不管是谁如果动机不纯，利用洪门只是想争权，太难，太危险。
洪门水太深，国父是洪门的人。不管是谁如果动机不纯，利用洪门只是想争权，太难，太危险。
民权指分权与民，什么时候让民“主”了。你连这个都看不懂还妄谈什么高明不高明。国父走的根本就 ...
ningsong 发表于 2011-2-14 19:05
详细点说，民权主义就是有老孙特色的民主，或者说老孙用他来取代西方民主地位的，行了吧？这是老孙七拼八凑许多思想包括美式民主的产物。三民主义的灵感之一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你以为我喜欢给老孙这个反民主逼人按手印的人贴金？我巴不得孙家门徒到处宣扬老孙反民主呢，可惜kmt还要脸，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比较喜欢把民权主义往民主上靠。几十年来都差不多。TG也帮衬阿孙是什么民主革命先行者。
说什么老孙理论高，他的理论根本就是空想YY，真到制宪成文的时候，还是张君劢那套挂羊头卖狗肉的货。台湾实行数十年的宪法，是以孙的思想为表，张的西方民主概念为里，现在连表都越来越淡了。
分权与民，说得太好了，就跟依法治国是一路货。
民权指分权与民，什么时候让民“主”了。你连这个都看不懂还妄谈什么高明不高明。国父走的根本就 ...
ningsong 发表于 2011-2-14 19:05
详细点说，民权主义就是有老孙特色的民主，或者说老孙用他来取代西方民主地位的，行了吧？这是老孙七拼八凑许多思想包括美式民主的产物。三民主义的灵感之一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你以为我喜欢给老孙这个反民主逼人按手印的人贴金？我巴不得孙家门徒到处宣扬老孙反民主呢，可惜kmt还要脸，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比较喜欢把民权主义往民主上靠。几十年来都差不多。TG也帮衬阿孙是什么民主革命先行者。
说什么老孙理论高，他的理论根本就是空想YY，真到制宪成文的时候，还是张君劢那套挂羊头卖狗肉的货。台湾实行数十年的宪法，是以孙的思想为表，张的西方民主概念为里，现在连表都越来越淡了。
分权与民，说得太好了，就跟依法治国是一路货。
applepie123 发表于 2011-2-14 19:42
“民主”的所谓宣传真是深入人心啊。从美国到英国，再到什么印度巴西阿根廷伊拉克阿富汗，哪个在搞真民主？美国人民做得了主？“民主”被宣传的像灵丹妙药一样，美国那些军工集团干预美国朝政的时候，美国哪个民做主了。根本不考虑现实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搞那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这种空想的理论作支持，就能搞得万邦来朝，天下太平了吗？真是不知道谁在搞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幻想！
国父的理论根本就不是西式理论。别以为西方人给你看的就是好东西。我们国家有一句老话“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西方真正治国的那些人会把他们是如何治国的“重器”拿给你看吗？天真！看看那些“民主”国家的权力结构吧！轻易相信我们敌人所说的话，这才是我们的敌人最想看到的。
“民主”的所谓宣传真是深入人心啊。从美国到英国，再到什么印度巴西阿根廷伊拉克阿富汗，哪个在搞真民主？美国人民做得了主？“民主”被宣传的像灵丹妙药一样，美国那些军工集团干预美国朝政的时候，美国哪个民做主了。根本不考虑现实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搞那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这种空想的理论作支持，就能搞得万邦来朝，天下太平了吗？真是不知道谁在搞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幻想！
国父的理论根本就不是西式理论。别以为西方人给你看的就是好东西。我们国家有一句老话“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西方真正治国的那些人会把他们是如何治国的“重器”拿给你看吗？天真！看看那些“民主”国家的权力结构吧！轻易相信我们敌人所说的话，这才是我们的敌人最想看到的。
国共两党都错误理解或者被错误理解了国父的理论，看看现在两岸的局面。一个被蒙着眼睛摸石头，一个连爹都不知道是谁了。走向“民主”的路还真是坎坷呀。对比一下英美核心利益集团的家族构成，两岸当权的可都是真正的“民”，比起那些动辄上百年治国治家经验的老家族，两岸的政治刚刚学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