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顿军事生涯中的一次不光彩的重大失误

　巴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名将，以他独特的个性与作战方式而著称于世。但他也做过一件颇可非议的事：派出一个300多人的别动队长途奔袭至德国人后方去营救他的表弟，后以失败而告终，这支别动队也全军覆没。

　　


　　1945年3月24日，巴顿属下第四师师长威廉·霍格接到上级一个奇怪的命令：让他准备一支别动队深入到敌人防线后100公里的地方，去营救关在汉默尔堡战俘营中的900名美国战俘。霍格觉得不可思议，战争即将结束，没有必要去冒这种险。但作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所以他同意了。




　　3月16日下午。亚伯拉罕·鲍姆上尉正靠着一辆半履带式车睡觉，有人叫醒了他，向他密授了霍格师长的命令。鲍姆是第十装甲兵步兵营的侦察参谋。他身高1.88米，体格匀勇，留着小平头，小胡子，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冷笑，显得十分自信。他对这个任务感到非常吃惊，这简直是让他们去送死！但他没有要求对方作任何解释。巴顿手下的军官都有这样的惯例。

　　


　　晚上7点钟，鲍姆的别动队出发了，全队307人，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虽然有些疲乏但都士气高昂。部队配备有10辆谢尔曼式坦克、6辆半履带式战车、3门105毫米口径的自行榴弹炮、27辆运送战俘的车辆、7辆吉普车和1辆医用两栖战车。鲍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深入敌后100公里，对敌人的设防一无所知。他看着周围的士兵，不知道他们能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

　　


　　晚上9点，别动队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越过了莱茵河，拂晓前夕胜利地前进了40公里。

　　


　　但接着情况不妙起来，前面探路的两个步兵刚踏上市中心大桥、桥就炸了，两人当场成了碎片。别动队只好折回，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从路两边房顶上窗洞里掷出来的装甲拳（一种反坦克手雷）。鲍姆指挥他的坦克漫无目标地射击着逃窜。忽然火光一闪一声巨响。鲍姆和他的副手被抛到了圆石铺成的路面上，副手的胸口已被炸成蜂窝，鲍姆感到右手和膝盖疼痛难忍，血从裤子里渗了出来。

　　


　　通向汉默尔堡的路被切断了，更糟的是德国第7军奉命动用一起部队拦截这支神秘莫测的别动队。8点30分，鲍姆向总部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空军支援。但真正帮鲍姆解燃眉之急的却是一个德国人，一名正在家病休的伞兵。他对战争已感到厌倦，于是向鲍姆透露说，可以在市郊北面13公里处渡过河。

　　


　　果然，鲍姆有了伤兵的指点，带着他的已经有点七零八落的别动队顺利地渡过了河，避实就虚，一路前进，到达弗兰肯沙勒，汉默尔堡已经清晰在望了。富有戏剧性的是，在路上他们还俘获了一名军阶较高的身穿大衣的将军。他的汽车误入了美军行列。当他戴着白手套正趾高气扬地命他们让路时，鲍姆问道：“你这家伙究竟是谁？”他正要用德语解释，但鲍姆打断了他：“把这婊子养的扔进半履带车，继续前进。”

　　


　　一个钟头以后，攻打汉默尔堡的战斗打响了。

　　


　　汉默尔堡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位于蜿蜒曲折的弗兰肯萨勒河上，离法兰克福有85公里，再往东32公里就是以生产轴承而闻名的施威福特市。汉默尔堡战俘营——第八军总部又称它为ⅩⅠⅠⅠB军官战俘营——就设在该市以南5公里的一个陡峭的山岗上。集中营里关押着1941年一次小战役中被俘的3000名南斯拉夫皇家军队军官以及阿登战役开始时被俘的1291名美军军官——而不是900名。领头的是美国上校保罗·吉德和他的参谋长约翰·奈特·沃特斯中校——即巴顿的表弟。沃斯特39岁，是巴尔的摩典型的美男子。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过两年书，他的艺术课与科学课的成绩都是出类拔萃的。后来他又上西点军校。1931年被提升为骑兵中尉，或许是他才能出众，说话声音柔和，或许是靠表哥巴顿的提拔，他很快成了第一装甲团的副团长。1943年2月沃斯特在北非被俘。

　　


　　战俘们听到远处坦克短促的交火声，于是纷纷涌到战俘营外围带刺铁丝网前。吉德上校看到，有两小队德国警卫正在向沿山顶修建的工事派去，同时整整一连的德国兵也迅速进入汉默尔堡大路两旁的阵地。路边，还有4门40毫米的福博斯高射炮也严阵以待。“他妈的”，古德说，“这可够巴顿的小伙子们喝一壶的！”

　　


　　其实，错把别动队当作巴顿先头部队的不止是古德上校。集中营警卫司令冯·格克尔将军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警报过后让战俘重回营内之后，格克尔将军一阵风似的进来，他说他决定投降——战争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现在有谁自愿出去叫美国人不要炮击这里？

　　


　　没有人响应——谁自愿去呢？那儿的子弹可像蝗虫一样乱飞，“好吧，我出去。”过了一会儿巴顿的表弟沃斯特说，“快给我弄一面美国旗帜和一面白旗，以使他们不向我们开火。”随他一同走的还有德国翻译富克斯上尉。

　　


　　鲍姆别动队径直向山顶冲来，刚在山岗上的坦克战时间不长，但打得非常激烈。鲍姆损失了5辆半履带车和3辆吉普车，但德国人也有7辆战车被摧毁。

　　


　　战场上浓烟滚滚，沃斯特等人从侧面向美国部队运动。在离开集中营800米的地方，两人跑进一个家畜栅栏时，有一个身披伪装的士兵迎头向他们冲过来，沃斯特看不清他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便喊道：“喂，美国人！”但那是一名德国野战军，没等这边解释，就开了火。沃斯特觉得像是被棒球棍狠戳了一下，奇怪的是他一点也没有痛感，直挺挺倒下去的时候他在想：“他妈的冤大头，连最后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半个钟点之后，巴顿的表弟身负重伤，被裹在一条毯子里生拉活拽地弄回了集中营。

　　


　　别动队的坦克冲上山岗来了，木板房里的美国战俘们一群一伙地聚集在窗户后面，鼓掌欢呼，像是在观看一场棒球锦标赛决赛一样。终于，一辆坦克爬进院子里来，一边发出金属履带刺耳的嘎吱声。战俘们一窝蜂地拥上去与他们的解放者握手拥抱。

　　


　　别动队人员车辆损失已过三分之一，自然无法把1291名战俘全带走，古德告诉大家，有能耐的自己逃走，健康欠佳的还是留在集中营里好，结果约有700人决定跟别动队走。这些人开始乱哄哄地抢占车辆中的空位置，有的甚至为此大打出手起来。巴顿的表弟沃斯特当然由被照顾地安排在医疗两用车上。

　　


　　3月28日凌晨左右，鲍姆别动队按原路返回，到达了霍尔里克郊区。这之前，尽管大家疲惫不堪，但一路还算顺利。不过厄运很快降临了——前队的一辆坦克猛然刹住了车，一道路障拦住了去路。突然，大道两旁的探照灯一齐把周围照得如同白昼，装甲拳铺天盖地地朝这些停下来的坦克砸来。前面几辆坦克里的别动队员当场丧生，战车上的战俘如蛆虫一样纷纷掉落下来。一阵漫无目标的反击和慌乱的倒退之后，队伍总算从伏击圈里撤了出来。他们来到一个视野辽阔的山岗上整顿。鲍姆清点了一下兵员，别动队员已从307人减至100多一点，坦克只剩下9辆，另外的车辆也损失过半。至于战俘700人还剩多少他没心情去点查。他发了最后一份无线电报，只说他完成了任务，正在返回。

　　


　　队伍继续前进，他们避开大道，专觅小路走，但不久远处就传来坦克和其他车辆滚动的声音——鲍姆的别动队被完全包围了：自动牵引大炮从南面和东北面向他们开来，两个德军步兵连和6辆坦克从东南步步逼近，6辆虎式重型坦克和一个装甲车分队从北面和西北压过来......这一场混战的激烈程度是别动队员们闻所未闻的。头几分钟鲍姆的2门大炮，1辆谢尔曼坦克、4辆半履带车就被击中并如火柴壳似的燃烧起来，熊熊的大火又使别动队成了最好的射击目标，德国人





　　第七装甲师的堂·博耶少校凭着一辆坦克上的机枪进行射击，一边不住地破口大骂。自从阿登战役被俘以来一直憋着一口气，这还是第一次让他有个痛快战斗的机会，但几分钟后，他就如一块黑色泥巴似的抛上天去了。差不多同时，所有的别动队的车辆都起火了。

　　


　　“4人一组散开，快跑！”鲍姆喊道，一边朝一个小小的松树林跑去，途中他的腿又受伤了，这是两天来第三次挂彩了。松树林中只藏了一会儿，他与另外几个队员又被德国军犬逐了出来。鲍姆刚刚来得及把身份证扔掉（为了不使德国人认出他是犹太人），就被捕了。不一会儿他看到沃斯特中校被德国人押着从另一边的林子里走出来。

　　


　　天开始亮了，在晨光微曦中，清晰地显现出霍尔里克郊区的原野来，起伏的山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还在冒烟的坦克与车辆的残骸。到处是别动队员和战俘的尸体，受伤没死的还在呻吟蠕动、周围的树木或者被炮弹击断或者伤痕累累。

　　


　而事后巴顿却拒绝承认他是在知道自己表弟在那个集中营中才派出部队执行这项危险的营救计划并称自己事先跟本不知此事，战后巴顿出车祸身亡后出于对巴顿将军的尊重，知情人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直到巴顿逝世二十年后才有人陆续将其披露出来。

　　


　　巴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名将，以他独特的个性与作战方式而著称于世。但他也做过一件颇可非议的事：派出一个300多人的别动队长途奔袭至德国人后方去营救他的表弟，后以失败而告终，这支别动队也全军覆没。

　　


　　1945年3月24日，巴顿属下第四师师长威廉·霍格接到上级一个奇怪的命令：让他准备一支别动队深入到敌人防线后100公里的地方，去营救关在汉默尔堡战俘营中的900名美国战俘。霍格觉得不可思议，战争即将结束，没有必要去冒这种险。但作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所以他同意了。




　　3月16日下午。亚伯拉罕·鲍姆上尉正靠着一辆半履带式车睡觉，有人叫醒了他，向他密授了霍格师长的命令。鲍姆是第十装甲兵步兵营的侦察参谋。他身高1.88米，体格匀勇，留着小平头，小胡子，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冷笑，显得十分自信。他对这个任务感到非常吃惊，这简直是让他们去送死！但他没有要求对方作任何解释。巴顿手下的军官都有这样的惯例。

　　


　　晚上7点钟，鲍姆的别动队出发了，全队307人，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虽然有些疲乏但都士气高昂。部队配备有10辆谢尔曼式坦克、6辆半履带式战车、3门105毫米口径的自行榴弹炮、27辆运送战俘的车辆、7辆吉普车和1辆医用两栖战车。鲍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深入敌后100公里，对敌人的设防一无所知。他看着周围的士兵，不知道他们能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

　　


　　晚上9点，别动队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越过了莱茵河，拂晓前夕胜利地前进了40公里。

　　


　　但接着情况不妙起来，前面探路的两个步兵刚踏上市中心大桥、桥就炸了，两人当场成了碎片。别动队只好折回，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从路两边房顶上窗洞里掷出来的装甲拳（一种反坦克手雷）。鲍姆指挥他的坦克漫无目标地射击着逃窜。忽然火光一闪一声巨响。鲍姆和他的副手被抛到了圆石铺成的路面上，副手的胸口已被炸成蜂窝，鲍姆感到右手和膝盖疼痛难忍，血从裤子里渗了出来。

　　


　　通向汉默尔堡的路被切断了，更糟的是德国第7军奉命动用一起部队拦截这支神秘莫测的别动队。8点30分，鲍姆向总部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空军支援。但真正帮鲍姆解燃眉之急的却是一个德国人，一名正在家病休的伞兵。他对战争已感到厌倦，于是向鲍姆透露说，可以在市郊北面13公里处渡过河。

　　


　　果然，鲍姆有了伤兵的指点，带着他的已经有点七零八落的别动队顺利地渡过了河，避实就虚，一路前进，到达弗兰肯沙勒，汉默尔堡已经清晰在望了。富有戏剧性的是，在路上他们还俘获了一名军阶较高的身穿大衣的将军。他的汽车误入了美军行列。当他戴着白手套正趾高气扬地命他们让路时，鲍姆问道：“你这家伙究竟是谁？”他正要用德语解释，但鲍姆打断了他：“把这婊子养的扔进半履带车，继续前进。”

　　


　　一个钟头以后，攻打汉默尔堡的战斗打响了。

　　


　　汉默尔堡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位于蜿蜒曲折的弗兰肯萨勒河上，离法兰克福有85公里，再往东32公里就是以生产轴承而闻名的施威福特市。汉默尔堡战俘营——第八军总部又称它为ⅩⅠⅠⅠB军官战俘营——就设在该市以南5公里的一个陡峭的山岗上。集中营里关押着1941年一次小战役中被俘的3000名南斯拉夫皇家军队军官以及阿登战役开始时被俘的1291名美军军官——而不是900名。领头的是美国上校保罗·吉德和他的参谋长约翰·奈特·沃特斯中校——即巴顿的表弟。沃斯特39岁，是巴尔的摩典型的美男子。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过两年书，他的艺术课与科学课的成绩都是出类拔萃的。后来他又上西点军校。1931年被提升为骑兵中尉，或许是他才能出众，说话声音柔和，或许是靠表哥巴顿的提拔，他很快成了第一装甲团的副团长。1943年2月沃斯特在北非被俘。

　　


　　战俘们听到远处坦克短促的交火声，于是纷纷涌到战俘营外围带刺铁丝网前。吉德上校看到，有两小队德国警卫正在向沿山顶修建的工事派去，同时整整一连的德国兵也迅速进入汉默尔堡大路两旁的阵地。路边，还有4门40毫米的福博斯高射炮也严阵以待。“他妈的”，古德说，“这可够巴顿的小伙子们喝一壶的！”

　　


　　其实，错把别动队当作巴顿先头部队的不止是古德上校。集中营警卫司令冯·格克尔将军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警报过后让战俘重回营内之后，格克尔将军一阵风似的进来，他说他决定投降——战争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现在有谁自愿出去叫美国人不要炮击这里？

　　


　　没有人响应——谁自愿去呢？那儿的子弹可像蝗虫一样乱飞，“好吧，我出去。”过了一会儿巴顿的表弟沃斯特说，“快给我弄一面美国旗帜和一面白旗，以使他们不向我们开火。”随他一同走的还有德国翻译富克斯上尉。

　　


　　鲍姆别动队径直向山顶冲来，刚在山岗上的坦克战时间不长，但打得非常激烈。鲍姆损失了5辆半履带车和3辆吉普车，但德国人也有7辆战车被摧毁。

　　


　　战场上浓烟滚滚，沃斯特等人从侧面向美国部队运动。在离开集中营800米的地方，两人跑进一个家畜栅栏时，有一个身披伪装的士兵迎头向他们冲过来，沃斯特看不清他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便喊道：“喂，美国人！”但那是一名德国野战军，没等这边解释，就开了火。沃斯特觉得像是被棒球棍狠戳了一下，奇怪的是他一点也没有痛感，直挺挺倒下去的时候他在想：“他妈的冤大头，连最后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半个钟点之后，巴顿的表弟身负重伤，被裹在一条毯子里生拉活拽地弄回了集中营。

　　


　　别动队的坦克冲上山岗来了，木板房里的美国战俘们一群一伙地聚集在窗户后面，鼓掌欢呼，像是在观看一场棒球锦标赛决赛一样。终于，一辆坦克爬进院子里来，一边发出金属履带刺耳的嘎吱声。战俘们一窝蜂地拥上去与他们的解放者握手拥抱。

　　


　　别动队人员车辆损失已过三分之一，自然无法把1291名战俘全带走，古德告诉大家，有能耐的自己逃走，健康欠佳的还是留在集中营里好，结果约有700人决定跟别动队走。这些人开始乱哄哄地抢占车辆中的空位置，有的甚至为此大打出手起来。巴顿的表弟沃斯特当然由被照顾地安排在医疗两用车上。

　　


　　3月28日凌晨左右，鲍姆别动队按原路返回，到达了霍尔里克郊区。这之前，尽管大家疲惫不堪，但一路还算顺利。不过厄运很快降临了——前队的一辆坦克猛然刹住了车，一道路障拦住了去路。突然，大道两旁的探照灯一齐把周围照得如同白昼，装甲拳铺天盖地地朝这些停下来的坦克砸来。前面几辆坦克里的别动队员当场丧生，战车上的战俘如蛆虫一样纷纷掉落下来。一阵漫无目标的反击和慌乱的倒退之后，队伍总算从伏击圈里撤了出来。他们来到一个视野辽阔的山岗上整顿。鲍姆清点了一下兵员，别动队员已从307人减至100多一点，坦克只剩下9辆，另外的车辆也损失过半。至于战俘700人还剩多少他没心情去点查。他发了最后一份无线电报，只说他完成了任务，正在返回。

　　


　　队伍继续前进，他们避开大道，专觅小路走，但不久远处就传来坦克和其他车辆滚动的声音——鲍姆的别动队被完全包围了：自动牵引大炮从南面和东北面向他们开来，两个德军步兵连和6辆坦克从东南步步逼近，6辆虎式重型坦克和一个装甲车分队从北面和西北压过来......这一场混战的激烈程度是别动队员们闻所未闻的。头几分钟鲍姆的2门大炮，1辆谢尔曼坦克、4辆半履带车就被击中并如火柴壳似的燃烧起来，熊熊的大火又使别动队成了最好的射击目标，德国人





　　第七装甲师的堂·博耶少校凭着一辆坦克上的机枪进行射击，一边不住地破口大骂。自从阿登战役被俘以来一直憋着一口气，这还是第一次让他有个痛快战斗的机会，但几分钟后，他就如一块黑色泥巴似的抛上天去了。差不多同时，所有的别动队的车辆都起火了。

　　


　　“4人一组散开，快跑！”鲍姆喊道，一边朝一个小小的松树林跑去，途中他的腿又受伤了，这是两天来第三次挂彩了。松树林中只藏了一会儿，他与另外几个队员又被德国军犬逐了出来。鲍姆刚刚来得及把身份证扔掉（为了不使德国人认出他是犹太人），就被捕了。不一会儿他看到沃斯特中校被德国人押着从另一边的林子里走出来。

　　


　　天开始亮了，在晨光微曦中，清晰地显现出霍尔里克郊区的原野来，起伏的山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还在冒烟的坦克与车辆的残骸。到处是别动队员和战俘的尸体，受伤没死的还在呻吟蠕动、周围的树木或者被炮弹击断或者伤痕累累。

　　


　而事后巴顿却拒绝承认他是在知道自己表弟在那个集中营中才派出部队执行这项危险的营救计划并称自己事先跟本不知此事，战后巴顿出车祸身亡后出于对巴顿将军的尊重，知情人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直到巴顿逝世二十年后才有人陆续将其披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