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情报战

第一节　起因  


１．１　旅顺口和珍珠港  
　　揭开太平洋战争序幕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早晨（东京时间为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拂晓）。  
　　头一天（星期六）午饭后被批准上岸的美国大平洋舰队的水兵们，于第二天早晨回到舰上。正在吃早饭的时候，我海军战鹰第一波一百八十三架攻击机群，沐浴着朝阳，闪烁着银翼上耀眼的“太阳”机徽，对四季如夏的瓦胡岛珍珠港上的美国舰队进行了袭击，当时美国舰队正沉浸在“桃源美梦”之中。  
　　炸弹如雨从天而降，狭窄的海面上交织着航空鱼雷的青白色的航迹，宛如蔓草的花纹。一贯麻痹大意认为“日本不会奇袭”的美国，被打了个冷不防，陷于一片惊慌失措之中。美国太平详舰队司令部急电全军：  
　　 “空袭珍珠港，并非演习！”  

　　美军损失惨重。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全部战列舰被彻底击毁。计；击沉四艘，重伤一艘，轻伤三艘。  
　　由于追究这一惨败的责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被迫辞职，由尼米兹将军接替司令职。尼米兹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是“日本海军的不共戴天的最大仇敌”，这位名将不仅在我海军官兵的脑悔里，而且在全体国民的脑海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珍珠港事件”三十八年前发生的“旅顺口事件”，是一九○四－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的开端。“旅顺口事件”发生在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八日玛丽娅命名节那天夜里，准确的时间为九日上午零时二十分。  
　　俄国有一个习惯，取名玛丽娅的妇女要在这一天接受祝福，上流社会通常要举行舞台。俄国旅顺舰队司令斯塔鲁克中将夫人的名字也叫玛丽娅，所以陆海军首脑们当时正在司令官邸狂欢跳舞，痛饮伏特加酒。  
　　舰队的一半官兵都上了岸，海上戒备松弛，停泊中的舰船也没有放下防雷网。大口径炮没有准备炮弹，水兵可以穿睡衣睡觉。  
　　过惯了漫漫长夜的俄国人开起舞会来就没完没了。午夜刚过、酒宴方酣，在相隔咫尺的旅顺港外，突然发生了一大异常事件。  
　　担当夜袭先锋的日本舰队第一驱逐舰队司令浅井大佐，在距敌舰约一千米时下令“全军突击”。遭到突然袭击的俄国舰队的几十门大炮，好象遭到无数落雷一样，被击毁了。  
　　日军发动突然袭击！  
　　战列舰“齐札列维奇号”等三艘军舰受仿，斯塔鲁克司令由于疏忽职守被免职，由堪与美国海军马汉将军媲美的世界著名海军将领马卡洛夫接任。然而，马卡洛夫也遭到命运之神的抛弃。两个月后，四月十三日，他所乘坐的旗舰“彼得 ·帕夫洛夫斯克号”由于触发日本海军敷设的水雷而沉没，他也同时丧生。  
　　这样，珍珠港事件和旅顺口事件在开战之初都是乘敌不备进行突然袭击，在这点上真可谓无独有偶。  
　　珍珠港事件前大约十天，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白宫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弗兰克林·D·罗斯福曾指出：“日本人本来就以不宣而战、搞突然袭击而臭名昭著；美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十二月一日）前后遭到攻击……”说这番话时，他心中大概正回味着旅顺口的故事吧。  
　　不过，对停泊在旅顺港外的俄国舰队的突然袭击是极不彻底的，不能与珍珠港事件相比拟。其最大原因之一是，奇袭俄国舰队的兵力只不过几艘驱逐舰，而珍珠港作战则是关系到我国命运的“乾坤一掷的大赌博”。  
　　一九四一年新年过后不久，一月七日，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在写给首次正式发表对美战争作战设想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的信中说，鉴于日俄战争的教训——日本驱逐舰队在旅顺港外的不彻底的夜袭——开战最初采取的作战计划“要有在第一天决定胜负的决心”。关于作战要领，他叙述如下：  
　　 “如敌主力大部停泊于珍珠港，则以航空兵机群彻底击破之……”  

　　看来，“旅顺口”和“珍珠港”之间好象隐藏着一种“奇特的因缘”。这不只是因为开战伊始的“突然袭击”十分相似。  
　　原来，日美间的军事对抗的历史可以远溯到旅顺口事件之后，一直延续到三十八年后的珍珠港事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长达四十一年的对抗才告结束。  


１．２　美国的对日作战计划（橙色计划）  
　　在以奇袭旅顺口揭开战幕的日俄战争中，我军在陆地和海洋以破竹之势连续发动进攻。到第二年（一九○五年）一月一日，即攻陷了世界闻名的坚固堡垒旅顺要塞。俄国“要塞舰队”和要塞一起覆灭了。三月十日，日军在奉天的旷野上击溃俄国陆军。接着，在五月二十七日的日本海海战中，又全歼了远涉一万八千海里重洋征战远东的波罗的海舰队，取得了海战史上空前绝后的胜利。  
　　同年九月，在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解下，日俄双方在美国东海岸的朴茨茅斯缔结和约，结束了这场战争。  
　　正当我国国民制止了从大陆方面威胁日本安全的俄国而畅饮胜利美酒的时候，美国早巳在暗中制定了一旦与日本进行战争的计刘，企图取代俄国向远东扩张势力。  
　　日俄开战后仅两个月，即一九○四年四月，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阿多纳·R· 查菲将军向陆海军联席会议（由八人组成，其中陆军参谋总部四人，海军将官会议四人）建议制定一系列在非常事态发生时需要陆海军协同的统一行动计划。以此为开端，美国制定了包括对日作战在内的一系列作战计划——“彩色计划”。关于制定这些计划的原委，美国陆军公开出版的战史做了如下说明：  
　　 “这一系列作战计划中的每一计划，都是为应付与计划中包栝的那些国家所发生的特定的非常事态而制定的，这些国家的代号用不同的颜色表示——红色为英国，黑色为德国，绿色为墨西哥，橙色为日本。陆海军战地指挥官根据这个战争计划制定了作战计划。在某些情况下，早期的战争计划等于抽象的训练，与实际事变几乎没有关系。然而，在日本问题上，橙色计划却经常重新研究，反复进行修改，以便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  

　　这本公开发行的战史，还叙述了对这个应付日美关系和远东形势的《橙色计划》的研究，以及珍珠港基地对日本的战略价值和菲律宾宾的防卫问题：  
　　 “第一次认真研究抵抗日本进攻的各项计划，是在一九○七年夏。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大胜，一九○六年由旧金山学童种族歧视问题引起的日美关系的紧张，提醒人们：可能发生战争。大家觉得战争迫在眉睫。保卫美国在远东的权益，特别是保卫美国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中新取得的菲律宾已成为重大问题。”  

　　 “一九○七年六月十八日，陆诲军联席会议在答复罗斯福总统的质询时提出建议说，应尽快把美国舰队派往远东，必须加强驻菲律宾的美国陆海军部队使之达到能保卫苏比克湾（在马尼拉湾外）的海军基地的程度。在这个建议中，联席会议认为，‘从日本的作战能力来看，美国在太平洋将不得不采取守势，在能够派遣增援部队以前，将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态度……’。一九○七年不得已采取的这一设想，是美国太平洋战略的基本方针，甚至是对日战争的总的基础。”  

　　一九○七年的危机虽然安然度过，但清楚地显现出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有两个弱点：第一，在太平洋需要有大海军基地；第二，除非做出重大的牺牲，拿出强大的兵力，否则便保不住菲律宾。  
　　关于这两个问题，美国陆军公开发行的战史，有如下记载：  
　　 “关于海军基地问题。第一，美国在太平洋的大海军基地，应当选在菲律实，还是选在夏威夷？第二，如果选定菲律宾，是在苏比克湾，还是在马尼拉湾？虽然陆军方面强烈主张把大基地设在菲律宾，但结果在一九○八年一月，仍决定以珍珠港为基地。这个基地不只是要保卫夏威夷群岛，而且将成为防卫整个太平洋沿岸的一个缓冲地带，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占优势的基础。”  

　　 “太平洋上的基地虽选定了夏威夷，但保卫距此五千英里的菲律宾的问题，仍未解决。于是，决定在菲律宾建设海军修理设施和乙级海军舰队基地。美国海军本来希望基地设在苏比克湾，但陆军以该地不能防御来自陆上的攻击为理由，认定马拉湾的卡维特为宜，而把防御集中于马尼拉湾及其周围地区。这个计划使马尼拉湾口的科里吉多岛要塞化，借以掩护海军基地及马尼拉市。”  

　　 “然而，只靠马尼拉湾的防御和科里古多岛的要塞化，还不能保障菲律宾的防御。绝对必要的条件是要有一支强大的舰队驻在菲律宾基地，因为一旦失去制海权，敌人的地面部队就会大举进攻，仅依靠从珍珠港西进的舰队，则不知能支撑多久……”  

　　不过，自从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占有菲律宾以来，直到大正时代中期的二十年间，日本方面并没有攻占菲律宾的企图。可是，美国却认为日本怀有这种企图，因而推广其太平洋战略。归根到底，是美国把日本看作头号假想敌国。美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试图以距本土七千英里的菲律宾为根据地来推行向远东、特别是向中国扩张的政策，而以菲律宾为中心的军事力量却极为薄弱，美国担心这种形势只会落得向日本提供人质的后果。  


１．３　日本的国防方针  
　　日俄战争后，我国陆军以俄国为假想敌国，海军以美国为假想敌国，这势必加深陆海军的对立，造成军备扩充上的竞争。对此忧虑不安的山县有朋元帅，于一九○六年十月上奏天皇，说明确立国防方针的必要性。  
　　明治天皇谘询元帅府之后，命令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负责制定国防方针。  
　　于是，两位参谋长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协商制定我国国防方针问题，第二年，一九○七年四月四日，上奏天皇，得到了批准。  
　　国防方针的内容如下：  
　　　　　　　　　　　　　　　　　帝国国防方针  
　　１．帝国国防方针之本义在于以自卫为宗旨，维护国家权益，贯彻开国进取之国策。  
　　２．帝国国防方针依据帝国国防之本义，有鉴于国力，尽量增强初战之威力，以速战速决为原则。  
　　３．帝国国防有鉴于帝国国防之本义，以俄、美、法为目标，建立能在东亚采取攻势之军备。  
　　４．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如下：  
　　陆军　平时二十五个师团，战时五十个师团。  
　　海军　八八舰队。  
　　这一国防方针的宗旨，在山县元帅一九○六年一月上奏时，举出第一假想敌国为俄国、第二是中国（清朝）、第三是俄国和中国（清朝）两国，并认为俄法、俄德、俄法德结成同盟也有可能。由于我国有一九○二年签订的日英同盟条约，因此认为只考虑对付俄国即可。但是，与海军讨论后，议定以俄国，美国和法国为假想敌国。  
　　根据国防方针阐明陆军及海军如何用兵的《用兵纲领》，其内容大致如下：  
　　帝国军队用兵纲领  
　　１．帝国军队之作战，依据国防方针，在陆海军紧密协同下，一开始即采取攻势。守势作战仅限于不得已时采用。为此，陆海军应迅速击溃敌野战军及主力舰队，并占领必要的区域。  
　　２．陆军之对俄作战，首要之点在于经常占有先机之利，以韩国为根据地，把主要战场引向韩国的咸镜遭到中国吉林省东北部及俄国南部滨海区一带。海军作战应迅速歼灭远东之敌舰队，控制远东俄领沿海，同时确保陆军之海上运输，必要时，对台湾海峡及巴士海峡（台湾与菲律宾之间）进行警戎，保持待机态势。  
　　３．对美作战，开战之初应首先扫荡敌在东大平洋之海上兵力，控制西太平洋，确保帝国之交通线，以守势作战在我近海击溃渡洋来犯之敌舰队，保持持久不败之战略态势，以挫伤敌之战意。  
　　根据这一用兵纲领，每年陆军和海军统帅部协商制定《年度作战计划之起草方针》，接着，协商制定以上述方针为依据的陆海军《年度作战计划》。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早在一九○四年四月日俄开战不久，就根据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查菲将军的提议，着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橙色计划》，美国陆海军据此制定了作战计划。日俄战争结束后第二年，一九○六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命令军方研究如何尽快地把美国舰队派往东太平洋。  
　　一九○七年四月，日本海军根据《国防方针》，把美国视为假想敌国，决定了在我近海截击并歼灭来犯的美舰队的《用兵纲领》。  
　　由此看来，在进行日美战争的准备工作上，美国比日本大约早三年。

第二节　日美战略的发展  


２．１　日本的战略  


２．１．１　正统派战略  
　　上述《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为了适应后来形势的变化及武器的改进， 分别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三六年作了三次修改。  


第一次修改（一九一八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五年一月，我国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对日感情恶化，两国之间随时可能发生纠纷。另一方面，鉴于陆军武器和装备现代化的必要性，并为了对付日益加强的美国海军兵力，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进行了第一次修改。  
　　　　　　　　　　　　　　　　　国防方针  
　　　　假想敌国  
　　　　　　帝国国防依次把俄国、美国，中国作为假想敌国，主要防范此三国。  
　　　　所需兵力  
　　　　　　陆军四十个师团（战时）  
　　　　　　海军以八八舰队为基干  
　　陆军战时所需兵力与一九○七年决定的五十个师团相比，减少了十个师团。其原因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军队要实现现代化，即改善机枪、火炮、坦克、飞机及通信器材，特别是坦克的装备，提高军队的素质。  
　　海军的“兵力以八八舰队为基干”，是指两支由八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和一支由八艘巡洋舰组成的舰队，共计二十四艘。这是对美国的计划所采取的对策，美国计划在一九一六年第一十三年计划期间建造十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等共一百五十八艘，约八十万吨。  
　　　　用兵纲领  
　　　　对俄作战  
　　　　　　歼灭远东俄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之要地。  
　　　　对美作战  
　　　　　　开战之初，陆海军协同迅速攻占菲律宾之吕宋岛，摧毁敌海军根据地，歼灭各地之美舰队，以利于此后海军的截击。  
　　当时，海军作战计划的方针是：在奄美大岛附近集结全部舰队，在小笠原群岛一线配置巡逻部队，根据敌主力的进攻方向，全力出击，将敌歼灭。  
　　陆军对美作战的目的是：迅速确保马尼拉和苏比克湾，作为日本海军的根据地。  


第二次修改（一九二三年）  
　　一九—七年，沙皇俄国覆灭。一九二三年缔结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为了适应第—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世界形势，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作了第二次修改。  
　　　　　　　　　　　　　　　　　国防方针  
　　　　假想敌国  
　　　　　　帝国特别有必要警惕美国、俄国和中国三国。帝国不久将来的国防，应以最有可能和我国发生冲突、且有强大国力和军备的美国为目标，并以它作为主要防御对象。  
　　　　所需兵力  
　　　　　　陆军　四十个师团（战时）  
　　　　　　海军　以十艘主力舰、四艘航空母舰、十二艘大型巡洋舰为基干，配属相应的辅助舰艇及航空兵力。航空兵力争取组建十七个队。  
　　由于华盛顿会议缔结了限制军备条约，我海军多年的宿愿——八八舰队计划，也自然告吹；只能依靠六四舰队为主力的舰队，努力充实其内容，以完成国防任务。  
　　　　用兵纲领  
　　　　其特色在于：陆海军协同占先机之利，采取攻势。  
　　　　海军　先敌迅速占领可望获得的地点，集结兵力，击溃敌主力舰队。  
　　　　陆军　先敌迅速将可望获得的兵力集中于一地，击溃敌野战军。  
　　　　对美作战方针  
　　　　　　开战之初，首先扫荡敌在东太平洋之海上兵力，与陆军协同攻占其根据地，控制西太平洋，确保帝国之通商贸易，并使敌舰队作战困难，待敌本国舰队入侵时，截击并歼灭之。  
　　陆海军两统帅部从一九二三年以来，正式拟制攻占菲律宾作战计划，并对一九二六年度的作战计划作了划时代的修改。  
　　海军将其设想的主力决战战场推进到小笠原群岛一线。因而，其前线设在部分南洋托管领地上。  
　　海军虽然认真做了对美作战的准备，但陆军并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日美战争。作战计划虽然规定把三个师团用于菲律宾，但只是给陆军需要多少兵力定出一个标准，似乎并不是非按这个计划作战不可的硬性决定。  


第三次修改（一九三六年）  
　　第二次修改后又过了十三年。这期间，一九三○年在伦敦举行了裁军会议，一九三一年发生了满洲事变，一九三三年我国退出了国际联盟。特别是海军自一九三六年末，在限制海军军备方面处于无条约状态。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作了第三次修改。  
　　　　　　　　　　　　　　　　　帝国国防方针  
　　１．帝国国防方针之本义，在于依据建国以来之皇谟，永以大义为主，日益 发扬光大国威，保障国利民福之增进。  
　　２．基于帝国国防之本义，帝国国防方针在于建立名副其实的东亚稳定势力之国力，尤其是军务；并使外交适应国力和军备，以确保国家之发展，一旦有事，先发制人，迅速实现战争之目的。因而，帝国鉴于国情，努力加强初战之威力至为紧要。再者，未来战争大有旷日持久之虞，因之，要有支撑下来的觉悟和准备。  
　　３．鉴于帝国国防之本义，帝国国防以与我冲突可能性强大，且拥有强大国力及军备之美国、俄国为目标，同时提防中国和英国。为此，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必须能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详，满足帝国国防方针中提出的要求。  
　　４．帝国军队战时国防所需兵力如下：  
　　陆军兵力  
　　　五十个师团及一百四十二个航空兵中队  
　　海军兵力  
　　　舰艇　主力舰十二艘  
　　　　　　航空母舰十二艘  
　　　　　　巡洋舰二十八艘  
　　　　　　水雷战队六队（驱逐舰九十六艘）  
　　　　　　潜水战队若干（潜艇七十艘）  
　　　航空兵力　六十五队  
　　　　　　　　　　　　　帝国军队用兵纲领  
　　１．基于国防方针，帝国军队之作战，以陆海军协同作战，占先机之利，采取攻势，速战速决为特点。为此，陆海军应迅速摧毁敌野战军及敌主力舰队，同时占领必要疆域。再者，伴随作战之进展或鉴于外交上的需要，得以必要兵力占领战略要地。  
　　陆海军协同担任国内之防御，在不违背上述作战特点的范围内实行之。对马海峡之海上交通线，由陆海军协同经常确保之。  
　　２．以美国为敌之作战，依照下述要领实施之：初期目的在歼灭东太平洋之敌，摧毁其活动根据地，并歼灭来自美本土的主力舰队。  
　　为此，海军在作战之初就应迅速歼灭东太平洋之敌舰队，以控制东太平洋，同时与陆军协同攻占吕宋岛及其附近要地和关岛的敌海军基地；敌主力舰队开到东太平洋海面时，则伺机歼灭之。  
　　陆军协助海军，迅速攻占吕宋岛及其附近要地，并协助海军占领关岛。  
　　歼灭敌主力舰队后，陆海军之作战，临机决定之。  
　　３．以俄国为敌之作战，依照下述要领实施之（原作者略）。  
　　４．以中国为敌之作战，依照下述要领实施之（原作者略）  
　　５．以英国为敌之作战，依照下述要领实施之：初期目的在击溃驻东亚之英军，摧毁其根据地，井歼灭来自英本土之敌主力舰队。  
　　６．以俄国、美国、中国、英国中之两国以上为敌时，一律依照２至５项实施；随形势之变化，对以上数国尽可能依次进行作战。  
　　７．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应根据本纲领制订各该作战计划，反复协商后，奏请批准。  
　　不消说，由于时间的推移所引起的形势变化，武器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飞机和潜艇的改进，海军对美作战的要领也不断改变。如前所述，当初的方针是在 小笠原群岛一线配置巡逻部队，捕捉西进的美国舰队；在奄美大岛附近待机的我舰队，按照敌主力行进的方向出击，全力进行决战。但是，这个巡逻线逐渐推进，预定的决战海域也随之东移。  
　　这一预定的决战海斌，一九三四年位于小笠原及马里亚纳群岛以西，到了一九四○年，已移到马绍尔群岛以北、马里亚纳群岛以东的东经一百六十度线以西了。  
　　虽然对美作战要领随着时代发生了上述变化，但是截击横渡太平洋来犯的美国舰队的作战——日本海军称之为“截击作战”——这种攻势防御的基本战略，自一九○七年决定《帝国国防方针》以来，中间经过三十多年，却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日本海军传统性的正统派对美战略思想。我海军的教育和训练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实施的，至于军备和编制更无例外。  


２．１．２　非正统派战略  
　　然而，在统一于这种“截击作战”思想的日本海军中，其后随着航空的急速发展，也有人对这种传统的战略抱怀疑态度或提出异议。这种异议，特别在航空兵中居多。  
　　到一九三四年他们已预料到航空攻击可以击沉战列舰，因此开始主张“废除战列舰，以航空兵为主力军”。第二年，一九三五年，在一部分航空兵中，甚至有人提出对珍珠港进行航空攻击的设想。然而，这种想法未能动摇主张“大舰巨炮主义”的海军主流派，只不过是航空第一主义者的“远吠”而已。但确实不能否认，这为研究用兵思想，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六年正当日本海军的用兵思想开始混乱时出现的《关于对Ａ国作战用兵的研究》（Ａ国指美国）这一成果。它并不是出自一部分航空兵的个人的“本位主义”（主张大舰巨炮主义的主流派是这样认为的），而是由研究我海军用兵作战的最高学府海军大学提出来的。在这份标明“昭和十一年十一月海军大学”的秘密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开战时以飞机突然袭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设想：  
　　开战前，当敌主要舰艇，特别是航空母舰停泊于珍珠港（AL）时，必须精心策划乘敌不备以飞机（舰栽飞机及大型水上飞机、中型水上飞机）实施突然袭击而开战。……

当时任海军航空本部长，后为联合舰队司令长言的山本五十六，早就断定：按照我海军正统派的想法——待美舰队来攻，在我国近海迎击，利用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舰队决战，以歼灭美国舰队——进行被动作战，不仅不能赢得对美战争的胜利，而且以后将会陷入持久战和“山穷水尽”的境地，最终不得不举手投降。 而且在飞机发达的现状下，也许不会发生我方所期待的那种舰队决战。日本和美国相比，在国力和军力方面有很大差距，开战之初，除非积极作战，永远采取主动，迫使敌人始终处于守势，否则就不能期望战争的胜利。山本的这一判断和海军大学的研究有什么关系，还搞不清楚。  
　　这样，山本司令官终于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决定断然实施其暗中反复研究、深思热虑的作战设想——开战之初，以航空部队痛击美夏威夷的舰队主力。这就是他一九四一年—月七日向海军大臣提出的《关于战备的意见》。其中，山本的 “作战方针”否定了上述日本海军传统的正统派的想法，提出：  
　　 “开战之初，以航空兵机群猛击并打伤敌主力舰队，沮丧美国海军及国民的士气，使之一厥不振。”  

　　为使山本这一夏威夷作战设想和军令部的整个作战指导思想协调一致，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一九四一年十月，军令部的作战计划终于采纳了山本的夏威夷作战设想。  


２．２　美国的战略  


２．２．１　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橙色计划  
　　如前所述，美国在一九○四年日俄开战后不久，即着手制定了一个被称为《彩色计划》的战争计划（橙色为日本、红色为英国、黑色为德国、绿色为墨西哥）。这个计划只概述发生战争时的原则。但是，到了巴拿马运河通航的一九一四年又着手彻底研究该计划的各种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就更加紧进行了这一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的结果，“黑色”（德国）战败。“红色”（英国）因战争而精疲力竭，经济上、财政上都无力与美国竞争。 “绿色”（墨西哥）对美国的依赖增大，不可能威胁美国的安全。唯独“橙色” （日本）的国力，相对地提高，其地位得到加强。尤其是日本的托管地原德属马绍尔、马里亚纳及加罗林等南方诸群岛，成为美国舰队西进路上的重大障碍，这必热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  
　　关于这种形势的变化，美国陆军公开发行的战史作了如下论述：  
　　 “巴拿马运河开凿于一九○二年，通航于一九一四年。其结果，大西洋的美国舰队进入太平洋比绕道南美大陆大约可以缩短一万英里，到菲律宾的距离不到以前的一半，这对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具有划时代的影响。这一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根据日英同盟对德宣战，占领了马绍尔、加罗林及马里亚纳群岛。这样，日本的势力范围大约扩大了三千英里。在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和会’上，美国总统提出反对意见，说：日本统治南洋群岛，实际上使菲律宾的防御成为不可舵。但根据和约，日本、英国及澳大利亚所占领的岛屿的托管权，都得到了承认。由于签订了凡尔赛和约，日本成为赤道以北的西太平洋上的统治国，美国刚统治夏威夷和阿留申的东北太平洋，保留日本统洽领以西的关岛和菲律宾等孤立的前哨据点。”  

　　这样，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八年，美国的战略设想主要是指向太平洋。例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日本是可能性最大的敌人”。也就是说，由于德国的战败日本领土的扩张，帝俄因革命而覆灭，英国的裁军，欧洲列强间密切关系的瓦解等因素，美国越来越关心对日战略。  
　　这种关心的增大，也明显地表现在美国舰队的部署方面。美国评论家丹林格和海军少校加里合著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这样写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对国内及国际形势研究的结果表明，日本已成为太平洋上一大强国，它在海军及政治上的野心并不亚于欧洲各国。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当然是冷静分析的结果，但也带有想象——是：英国固然是在大西洋方面能够威胁我们的唯一国家，但它是否拥可以进行威胁的力量，也非常值得怀疑，何况它显然没有威胁我们的企图。如果有危险，那是来自太平洋方面，而不是来自大西洋方面。根据这一点，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所采取的集中舰队于大西洋的主张宣告结束。我们的玫策回到了东方，大部分舰队于一九一九年移到了太平洋方面…… ”  

　　 “舰队中心的这一转移，虽然违背了战略原则，却辩解说巴拿马运河通航后能迅速集中舰队于东西两洋。这种部署持续了十年，英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太平洋将成为下次争霸战的战场，这个信念越来越强了…… ”  

　　 “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满洲事变，所有的疑问都消失了。大西洋方面的侦察舰队移到太平洋，两个舰队合并成为今天的合众国舰队。如今，在我海军的摇篮大西洋上，只剩下几艘退役舰、几艘练习舰和建造中的军舰。而且建造中的军舰一旦造好，也要开向西方。”  

　　美国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制定了《橙色对日作战计划》，第一次综合制定了对日战争中的诸次作战计划和预期目的。然而，该计划只能说是提出一系列的希望，根据当时的陆海军能力，还远远不能在战时实现。  
　　橙色计划在一九二八年作了修改，美国继续全神贯注于日本的行动。日本在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后，与国际联盟分道扬镳，进而又表示要退出华盛顿和伦敦裁军协定。  
　　在这种形势下，一九三五年四月，联合计划委员会向联席会议提出了下列橙色计划修改案：  
　　 “大概只有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才能打垮日本。菲律宾将早期丧失，美国的攻势作战将来取渐进作战的形式：以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为起点，逐次攻占日本的托管地，确保通向太平洋的交通线。”  

　　原来，美国海军对对日战略的设想，分为急进战略和渐进战略两派。前者预料会发生渡洋决战，后者则主张夏威夷方面的主力舰队首先对马绍尔群岛的日军基地作准备攻击，削弱日本对新加坡和荷属印支的压力，然后占领马绍尔群岛，攻击日本的侧翼。  
　　橙色计划的要点如下：  
　　日本将以进攻菲律宾及关岛而揭开战幕。美国驻军和菲律宾军保卫菲律宾，如果不能击退敌军，可退至巴坦半岛，阻止日军继续进攻。要不惜一切牺牲确保马尼拉湾，直到美国本土派出的增援部队到达。亚洲舰队将协助这一作战，但除潜艇及航空部队外，其余将后撤到印度洋。  
　　美国大平洋舰队将确保用以增援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并渡洋进击，以便收复非律宾。在我方掌握制空权下，我舰队与日舰队决战，并集中优势兵力以击败之。  
　　另一方面，一九三四年菲律宾刚独立，陆军方面关于对菲律宾的防御，支援和收复作战，提出的批评越来越多。但美国海军计划的整个设想是：一旦战争爆发，就能立即提供在太平洋采取攻势的舰队，所以海军方面不同意陆军的意见。  
　　联席会议在日华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和意大利参加日德防共协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后不久，决定修改一九二八年的橙色计划，新的橙色计划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得到陆，海军部长的批准。  
　　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陆海军达成了妥协，其条作是：陆军撤回中途岛以西的作战须经总统批准的主张；海军则不再坚持舰队早期进入太平洋和采取攻势作战击败日军。这样，该计划就形同虚设，既没有明确规定美国海军进击太平洋的日期，也没有增派军队赴菲以保障马尼拉湾口不被日海军利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彩虹计划  
　　 —九三八年十一月，联席会议命令计划委员会：“以日德意结盟、欧洲其他各国保持中立态度为前提，研究并估计在门罗主义遭到破坏、日本进攻菲律宾的情况下所应采取的战略。”  
　　计划委员会一九三九年二月提出的报告是如何应付以下五种情况的彩虹计划的第一个方案。关于世界战略的设想，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１）西半球防御； （２）太平洋全面攻击；（３）太平洋有限攻击；（４）大西洋有限攻击；（５）大西洋全面攻击。  
　　这个方案经过进一步研究，又制定了具体的修改案。这是为了防备有可能面临比在一个战场和一个国家作战更为复杂的局面，即与更为复杂的敌人在更为复杂的战场上作战，在假定和英法合作的条件下制定的。于是，美国的战略思想由彩色计划（橙色计划）发展为彩虹计划。这意味着战略思想体系的彻底转变，由过去的以太平洋战略为中心，转变为太平洋战略仅仅作为世界战略的一部分。  
　　陆军的意见是：美国不能同时保卫两洋，对美国有着更大利害关系的是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丧失菲律宾和关岛，无损于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应当在东太平洋采取守势。海军则认为，在欧洲各国专心致力于战争的形势下，只有日本南进，才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因此，制定了大平洋战略（彩虹二号）的具体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美国海军设想了以下三种情况：  
　　１．日本不扩张到台湾以南；  
　　２．日本占领香港、金兰湾、法属印支沿海地区，开始进攻荷属印支及英属婆罗洲，如果判明美国舰队在西太平洋的行动，立即进攻菲律宾和关岛。  
　　３．日本已控制荷属印支，孤立新加坡，攻陷菲律宾。  
　　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二种情况。对此，美国舰队应在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采取行动。  


２．２．２　法国投降后的战略计划  


新彩虹四号  
　　德军于一九四○年四月占领北欧，五月席卷了西欧，五月下旬终于逼近英法 海峡。于是，美国陆军战争计划部向参谋总长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为：  
　　 “当前，美国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是，为了保护西半球和美国本身绝对必要的权益，在南美采取攻势防御作战；对西半球欧洲各国领土可进行保护性占领；防卫美本土及东经一百八十度线以东的太平洋海外领土。”  
　　总统、海军作战部长及代理国务卿基本上同意这个备忘录，大家尤其同意不越过东经一百八十度线，以免发生对日战争。  
　　因此，联合计划委员会推迟了制定彩虹二号、三号（太平洋攻势作战）及五号《大西洋攻势作战）计划；为适应新事态的发展，研究制定了如下的战略：  
　　 “德、意在南美向门罗主义挑战，同时日本在远东侵犯美国权益，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将单独击败对美洲大陆、合众国及阿留申群岛、中途岛以东的美属领土和海域的侵略。”  

　　这一计划称为新彩虹四号，六月七日联席会议通过，随后得到陆海军部长和总统的批准。  


太平洋舰队长期停驻珍珠港  
　　一九四○年四月调到夏威夷进行年度演习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于五月七日接到命令，一反常规，不返回美国西海岸，就长期停驻珍珠港。  
　　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通知理查森司令，说明进驻夏威夷的目的是：  
　　 “迫使日本放弃乘荷兰失败及英法处于困境而南进的打算。”也就是说，罗斯福总统的策略是想炫耀一下太平洋舰队的武力，以箝制日本的行动。  


２．２．３　世界战略  


猎犬计划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向总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综合地研究分析了从当前和长远来看对世界政治形势、军事形势以及对美国都有密切重大关系的问题。其中，斯塔克提出了四条可供美国选择的路线：  
　　１．我们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否应当用于西半球的防御和两洋的安全保障；  
　　２．我们是否应当在援助远东的英军和荷军的前提下，准备对日本展开全面进攻，而在大西洋采取单纯的守势；  
　　３．我们是否应当计划给欧洲的英国、远东的英国、荷兰和中国以最大限度的军事援助；  
　　４．我们是否应当竭力以英国为同盟国，在大西洋采取强大的攻势，在太平洋采取守势。  
　　第１条与原来彩虹计划的第１和第４要点相同；第２条与彩虹计划第２、第３要点以及有同盟国参加的橙色计划相同；第３条在防御西半球的同时，须在两个正面付出同等的努力；第４条与彩虹计划第５要点相同。海军作战郎长斯塔克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向陆海军部长和总统建议采用第４条路线（后被称为“猎犬计划“）。  
　　这一建议表明，由于希特勒是美国最大的，目前最危险的敌人，因而美国所应采取的上策是在大西洋采取攻势，在太平洋采取守势，在欧洲事态解决之前，努力避免与日本开战。  
　　受命研究“猎犬计划”的联合计划委员会，于一九四○年十二月向联席会议提出了如下建议：  
　　１．迅速增强陆海军的力量；  
　　２．决心在任何情况下不主动与日本开战；  
　　３．即使不得不与日本开战，太平洋作战之兵力，亦应有一限度，即能够保证大西洋主要作战所需之兵力。  
　　总统对批准“猎犬计划”表示踌躇，但斯塔克的备忘录得到了陆海军部长和联席会议的赞同和批准。这成为一九四一年春制定的战略计划（彩虹五号）得到赞同的基础。  


总统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  
　　 —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总统召集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作战部长开会，讨论德国和日本突然对美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  
　　总统在批评了迄今为止的战略计划后，补充说：“我们首先有必要作好采取立即见效的行动的精神准备。”总统最关心的是对日本应采取的态度和援助英国的问题。他说，即使德国和日本对美国采取敌对行动，美国也有八个月的时间备战。他还作了如下指示：  
　　１．以夏威夷为基地的舰队在太平洋要采取守势；  
　　２．亚洲舰队司令有权自行裁决菲律宾基地的使用期限及下令撤退舰队；  
　　３．海军将不增援菲律宾；  
　　４．海军应考虑到有对日本城市实行轰炸的可能性；  
　　５．海军应准备继续护航大西洋上的船舶（从美国到英本土），继续巡逻从缅因州到弗古尼亚角沿岸一带；  
　　６．陆军在作好充分准备之前，不得采取攻势；  
　　７．对英国继续供应物资，不惜—切保持这个基本精神。  
　　以上就是美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战略方针。  


“ＡＢＣ——１”美英参谋协定  
　　在华盛顿召开的美英参谋会议从一九四一年末开始，经过三月反复讨论，两国代表提出了报告（称为ＡＢＣ——１）。这个报告规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合作的基本方法，其主要战略目标如下：  
　　１．早日打倒轴心国中最强大的德国。因此，美国最大的军事力量将投入决战正面的大西洋及欧洲方面。  
　　２．维护地中海方面英国及盟国的领土。  
　　３．削弱日本的经济力量，使日军远离马来亚方面，以支援马来亚防线，以最科学的方法，在攻击时使用美国舰队；远东方面则采取战略守势。  


“ＡＢＣ——１”协定和太平洋战略  
　　维持新加坡海军基地是英国远东政策的根本。美国代表团虽然同意维持新加坡，但从广泛的观点来看，甚至盟国的预备兵力都投入了非决战战场，这就等于英帝国的大部分安全要由美国承担，因而美国感到为难。为此，美国对在太平洋方面的战略和义务作了如下补充规定：  
　　１．美国主要在大西洋和欧洲进行军事上的努力；  
　　２．美国在可能使用必要兵力保卫远东英领地的情况下，向大西洋及地中海增兵；  
　　３．美国太平洋舰队分担的任务主要是防御，即保护夏威夷、菲律宾、关岛和威克岛。但是，为了排除马来防线的压力，攻击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主要利用潜蜒），可在马绍尔、加罗林群岛以近采取箝制行动。  


２．２．４　“胜利计划”  


对世界战争的综合基本战略的估计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进攻苏联，使整个战争的性质和方向为之一变。对英国的压力大为减轻。另一方面，美国也得到了充分的时间来完成一九四○年国会批准的两洋舰队的建设，增兵的动员、装备及训练。实施彩虹计划需要一定兵力，在筹措兵力问题上，美国陆海军部稳步地进行了周密的规划。  
　　希特勒进攻苏联后，总统催促加速生产军用物资。总统于七月九日和八月九日两次命令陆海军部，为了保证“击败美国的潜在敌国”，必须进一步实施动员工业的“胜利计划”，以保证生产足够数量的武器弹药。美国终于正式创办了 “民主主义兵工厂”。同时，总统还下令制订有关作战和兵力的战略预想方案，这是估量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所必不可少的。  
　　这样，果实终于结出来了：在一九四○年十二月的猎犬计划、一九四一年三月的ＡＢＣ——１参谋协定和五月的联合战争计划彩虹五号中得到陆海军一致同意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设想，被综合写进一九四○年九月十一日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部长签署的《对世界战争的综合基本战略估计》中了。  
　　据说这份估计书是珍珠港事变前夕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资料之一。文件第一部分列举了写成估计书的理由，第二部分论述了主要军事政策，第三部分是对轴心国重要战略特点的推测（〈Ａ〉德国的战略，〈Ｂ〉日本的战略），笫四部分论述了美国及各盟国的重要战略。  
　　这份资料如此明确地记载了美国在世界战争最后几年所应该遵循的政策。  


太平洋战略  
　　现将这份估计书第四部分《美国的重要战略》中有关太平洋方面的内容摘录如下：  
　　２１．联席会议确信，美国和盟国的首要目标是从军事上彻底打倒德国。德国一旦失败，其整个欧洲体制就将崩溃。那时，除非日本已完全确立本国的力量，而美国及各盟国又不能投入足够的力量继续与日本作战，否则日本将不得不放弃许多领土利益。  
　　２２．不久的将来美国应采取的主要战略方式是：必须给现在的对德作战以物资支援，在发生新事态之前，美国一面遏制日本，一面积极参战，借以增强现在的军事作战。  
　　 …………  
　　２４．对日本（如果日本已参战）应采用的战略方式如下：对西伯利亚及马来半岛进行强有力的防御；利用封锁，展开经济攻势；利用空袭，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中国军队对日本占领军展开攻势。  
　　２５．美国及盟国应采用的重要战略及其手段如下：  
　　ａ、阿拉斯加，夏威夷及南太平洋各群岛对东太平洋的安全有重大关系。如果德国和日本取得成功，海军战斗力必须比现在批准的海军计划更为增强。  
　　 …………  
　　ｄ、加强经济封锁看来是当前对日德可能采用的最有效的攻击方法。  
　　 …………  
　　ｈ、英国及盟国控制菲律宾群岛、马来半岛、澳大利亚、缅甸和中国，将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陆军如必须在其它区域完成重任，就不可能在远东增加很多兵力。但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将会严重影响事态的发展。

第一节　情报、通信情报机构  


１．１　日本海军  


１．１．１　中央情报机构  


明治时代  
　　一八八四年二月八日，日本撤销了海军省军务局，设立了军事部。该部除负责以前军务局掌管的业务外，还主持有关舰队编制、出师准备（第二课）、海防（第三课）、谍报（第五课）等项工作。这里所说的“谍报”，就是今天的“情报”。  
　　这是我国海军设立情报工作专职机构的开始，它比美国海军部设立情报科（一八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晚两年。  
　　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新设参谋本部海军部，同时撤销军事部。以前军事部负责的业务移交给参谋本部海军部。  
　　在此之前，陆军在一八七一年七月设立了陆军参谋局，一八七八年该局改为参谋本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八日，参谋本部开始负责陆海军的军事计划工作，而且统辖镇守府 [ 注 ] 和舰队的参谋部。参谋本部部长由皇族担任，下设次长两名，分别委派一名陆军将官和一名海军将官担任，把参谋本部分为陆军部和海军部。  
　　　　海军部的组织如下（其第三局负责情报工作）：  
　　　　副官部  
　　　　第一局  
　　　　　　第一课　舰队编制  
　　　　　　第二课　作战计划　一般教育  
　　　　第二局  
　　　　　　第一课　出师准备  
　　　　　　第二课　沿岸防御  
　　　　第三局  
　　　　　　第一课　欧美情报  
　　　　　　第二课　邻邦情报　航线地理政志  
　　在当时的“服务概则”中，对第三局的业务有如下规定：  
　　第八条、第三局负责详细研究外国军事体制、航线地理政志，调查外国情报。其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课  
　　　　　　欧美各大国军事体制及其它情报；  
　　　　　　审查派往欧美军官的报告；  
　　　　　　调查外国出版的图书、杂志等可供参考的资料；  
　　　　　　侦破外国密码电报。  
　　　　第二课  
　　　　　　邻国的军事体制及其它情报；  
　　　　　　审查派往邻国军官的报告；  
　　　　　　调查邻国航线及沿岸地理政志。  
　　一八八八年五月十二日，下达废除参谋本部条令，改成参军官制。参军下设陆海军参谋本部，分别由一名陆军将官和一名海军将官任本部长。这样，虽然设立了海军参谋本部，但“情报‘却”降格“了，仅成为第一局主管的业务项目之一。  
　　　　海军参谋本部的组织如下：  
　　　　副官部  
　　　　　　第一局　舰队编制　作战计划　情报  
　　　　　　第二局　出师准备计划　海防计划　海上运输  
　　　　　　　　编纂课  
　　一八九○年三月七日，废除参军官制，陆海军分开，成立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部。海军参谋部隶属于海军大臣之下，其编制如下：  
　　　　部长（将官）  
　　　　　　大臣传令使（大尉一）  
　　　　　　部长传令使（大尉一）  
　　　　第一课　作战、出师准备、海上运输计划  
　　　　　　课长　大佐  
　　　　　　课员　少佐一　大尉三  
　　　　第二课　海岸防御  
　　　　　　课长　大佐  
　　　　　　课员　少佐一　大尉二  
　　　　第三课　情报  
　　　　　　课长　大佐  
　　　　　　课员　少佐一　大尉三  
　　这时，曾一度独立的海军军令机构，又重归海军大臣管辖。这样，海军大臣在军政方面与陆军大臣处于同等地位，在军令方面与参谋总长处于同等地位。另外，由于这个海军参谋部条令，曾被“降格”的情报工作，重新升格为独立的课。  
　　根据一八九○年十月二十日修订的海军参谋部条令，公使馆军官归海军参谋部管辖。  
　　后来，随着海军兵力的增长，有关军令的事项也渐渐增多，因此有必要成立独立的军令机构。于是，一八九三年五月二十日，海军参谋部独立，改为海军军令部，设立了既不隶属于参谋本部也不隶属于海军大臣的军令机构。但是，情报工作却再次降格，成了第二局的主管事项之一。而且，当时公使馆军官，仅有八名佐官或尉官。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日清战争结束一年后，一八九六年三月十六日又修改了条令，成立了“情报课”（课长少佐、课员大尉四、编修一）。第二年，一八九七年四月，增加了两名情报课课员，同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改了海军军令部条令，从此，情报课升格为局。  
　　　　第三局　情报　翻译　编纂  
　　　　　　局长　大佐  
　　　　　　工作人员　中佐或少佐二　少佐或大尉四  
　　　　　　　　　　　轮机中监（轮机中佐）和大轮机士（轮机大尉）　五  
　　　　　　　　　　　编修一  
　　一八九九年的美海军情报部，定员总共十五名（其中军官七名）。可见当时日美海军情报部的班底都是极为薄弱的。  
　　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一九○四年一月六日，制定了海军军令部处务细则，把军令部分为副官部，第一班，第二班和第三班。第三班主管如下事项：  
　　　　１．关于各国战术及国防事项；  
　　　　２．关于各国海军力量的调查及舰船艇事项；  
　　　　３．关于东太平洋海陆军状况及行动事项；  
　　　　４．关于东太平洋各国交通事项；  
　　　　５．关于东太平洋港湾调查及沿海兵要志事项；  
　　　　６．与东太平洋有关的外交事项；  
　　　　７．关于公使馆军官报告和各种情报事项及其分类保管；  
　　　　８．外国图书及报纸杂志的翻译；  
　　　　９．军用文件的编纂。  


大正时代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各班的课统一按顺序号称呼，即第一班（第一，第二课）、第二班（第三、第四课）、第三班（第五，第六课）。第五课主管情报，第六课主管编纂军用图志和各种军事统计，调整军事通报，编写战史。  
　　一九二二年，第三班定员增加如下：  
　　　　第五课  
　　　　　　参谋　大佐或中佐一  
　　　　　　参谋　中佐或少佐八  
　　　　　　出仕 [ 注 ] 指挥佐官或尉官三  
　　　　　　　　　轮机佐官或尉官一  
　　后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第三班直各课主管业务作了如下修改：  
　　　　第五课　欧美各国军事调查及有关事项：  
　　　　１．关于各国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调查；  
　　　　２．关于各国交通、运输及通信的调查；  
　　　　３．关于各国沿岸、岛屿防务的调查；  
　　　　４．关于各国海军情报的调查；  
　　　　５．各国重要外交关系及国内形势梗概的调查；  
　　　　６．作战必需的对内情报计划。  
　　　　第六课　俄国、中国军事调查，战史研究及有关事项：  
　　　　１．关于各国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调查；  
　　　　２．关于各国交通、运输及通信的调查；  
　　　　３．关于各国沿岸、岛屿防务的调查；  
　　　　４．关于各国情报事项；  
　　　　５．各国主要外交关系及国内形势概要的调查；  
　　　　６．关于驻在东太平洋的外国舰船活动的调查；  
　　　　７．作战必需的对内情报计划；  
　　　　８．战史研究及编纂。  
　　　　由于这一修改，第三班定员有如下变动：  
　　　　第三班长　少将一  
　　　　　　第五课　参谋　大佐或中佐一  
　　　　　　　　　　参谋　中佐或少佐七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二  
　　　　　　第六课　参谋　大佐或中佐一  
　　　　　　　　　　参谋　中佐或少佐三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二  
　　　　　　第三班编修书记六  


昭和时代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第三班增设“班长直属”，同时编为四个课（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课）。这次机构改编中引入注目的是，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在内的美洲、中国以及满洲国均分别改由单独的课主管了。这种改编，是因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日美关系的骤然紧张。  
　　当时，第三班分担的任务和定员如下：  
　　　　第三班班长　直属　中佐或少佐一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一  
　　　　１．情报计划  
　　　　２．各种有关情报事务  
　　　　３．情报综合  
　　　　第五课  
　　　　　　课长　大佐或中佐一  
　　　　　　课员　中佐或少佐三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一  
　　　　１．南北“美洲”军事及国情概要调查  
　　　　２．对有关国家作战必需的情报宣传计划  
　　　　第六课  
　　　　　　课长　大佐或中佐—  
　　　　　　课员　中佐或少佐二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一  
　　　　１．中国及满洲国的军事和国家情况概要调查  
　　　　２．对有关国家作战必需的情报宣传计划  
　　　　第七课  
　　　　　　课长　大佐或中佐一  
　　　　　　课员　中佐或少佐五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二  
　　　　１．欧洲各国军事及国情概要调查  
　　　　２．对有关国家作战必需的情报宣传计划  
　　　　３．对国际联盟的调查  
　　　　第八课  
　　　　　　战史研究及编纂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废除了海军军令部条令，海军军令部改为“军令部”，海军军令部长改称“军令部总长”。同时，原来的班均改为部。由于撤销了第三班的第八课，军令部编制为：第一部（第一、第二课）、第二部（第三、第四谭）、第三部（第五，第六，第七课）、第四部（第八、第九，第十课）。此外，第五课和第六课的出仕分别由原来的一名增加到四名。  
　　接着，在发生日华事变的那一年、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为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第三部又增设了一个课，机构总算健全起来了。当时，第三部所分担的事务和定员如下：  
　　　　直属　部员　中佐或少佐一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一  
　　　　　　　出仕　轮机中佐成少佐一  
　　　　１．情报计划  
　　　　２．关于情报事务的事项  
　　　　３．情报综合  
　　　　４．关于反谍事项  
　　　　第五课　课长　大佐一  
　　　　　　　　课员　中佐或少佐三  
　　　　　　　　出仕　军官一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一  
　　　　１．南北“美洲”军事及国情概要调查  
　　　　２．对有关国家作战必需的情报宣传计划  
　　　　第六课　课长　大佐一  
　　　　　　　　课员　中佐或少佐二  
　　　　　　　　出仕　兼课员指挥佐官或尉官一  
　　　　　　　　出仕　军官一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一  
　　　　１．中国及满洲国的军事及国情概要调查  
　　　　２．对有关国家作战必需的情报宣传计划  
　　　　第七课　课长　大佐一  
　　　　　　　　课员　中佐或少佐二  
　　　　　　　　出仕　军官一  
　　　　１．苏联及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及国情概要调查  
　　　　２．对有关国家作战必需的情报宣传计划  
　　　　３．与国际联盟有关的事项  
　　　　第八课　课长　大佐一  
　　　　　　　　课员　中佐或少佐二  
　　　　　　　　出仕　军官一  
　　　　　　　　出仕　指挥佐官或尉官一  
　　　　１．英国，部分欧洲国家及泰国的军事及国情的概要调查  
　　　　２．对有关国家作战必需的情报宣传计划  
　　后来，由于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越来越复杂，日美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第三部的机构又进行了调整。但这只不过是纸上演兵，实际上就连负责对美情报的第五课，不用说战争爆发时，就是战争过程中也一直缺员。  
　　据《大本营海军部事务分担表》所载，塞班岛失陷不久的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和战争结束前夕的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第三部的机构如下：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  
　　　　直属  
　　　　　　甲部员　大佐　１．对外目的宣传谋略；  
　　　　　　　　　　　　　２．国际形势的判断。  
　　　　　　乙部员　少佐　１．情报计划；  
　　　　　　　　　　　　　２．情报事务有关事项；  
　　　　　　　　　　　　　３．防谍及反宣传有关事顷。  
　　　　　　丙部员（缺员）  
　　　　　　丁部员（兼职）１．情报计划的一部分；  
　　　　　　　　　　　　　２．情报事务有关事项的一部分。  
　　　　　　戊部员（兼职）１．各国航空情报的一部分。  
　　　　　　甲出仕（缺员）  
　　　　第五课  
　　　　　　课　长　大佐　１．该主管国之宣传谋略的实施；  
　　　　　　　　　　　　　２．部分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关该主管国）；  
　　　　　　　　　　　　　３．部分情报计划（有关该主管国）。  
　　　　　　甲课员　中佐　１．美国军事、国情调查和有关国家军用资料及军用图的整理。  
　　　　　　乙课员（缺员）  
　　　　　　丙课员　少佐　１．拉美各国军事、国情调查和有关国家军用资料、军用图的整理；  
　　　　　　　　　　　　　２．美国兵力配备及部分国情的调查；  
　　　　　　　　　　　　　３．美国及其属地的军用资料、军用图的整理。  
　　　　　　丁课员　少佐　１．美国航空事项的调查；  
　　　　　　　　　　　　　２．美国航空军用资料的整理。  
　　　　第六课（主管中国及满洲国）  
　　　　　　课　长　大佐  
　　　　　　甲课员　中佐  
　　　　　　乙课员　（缺员）  
　　　　　　丙课员　中佐  
　　　　　　甲出仕　（缺员）  
　　　　　　乙出仕　（缺员）  
　　　　第七课（主管苏联和部分欧洲国家）  
　　　　　　课　长　大佐  
　　　　　　甲课员　中佐  
　　　　　　乙课员　（缺员）  
　　　　　　丙课员　少佐  
　　　　　　丁课员　（缺员）  
　　　　　　甲出仕　少佐  
　　　　　　乙出仕　中佐  
　　　　第八课（主管英联邦、部分欧洲国家和泰国）  
　　　　　　课　长　大佐  
　　　　　　甲课员　中佐  
　　　　　　乙课员　少佐  
　　　　　　丙课员　中佐  
　　　　　　丁课员　（缺员）  
　　　　　　戊课员　（缺员）  
　　　　　　己课员　（缺员）  
　　　　　　甲出仕　（缺员）  
　　　　　　乙出仕　（缺员）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  
　　　　直属  
　　　　　　甲部员　大佐  
　　　　　　乙部员　中佐  
　　　　　　丙部员　（缺员）  
　　　　　　丁部员　（兼职）  
　　　　　　戊部员　（兼职）  
　　　　　　甲出仕　军医少佐  
　　　　第五课  
　　　　　　课　长　少将  
　　　　　　甲课员　大佐  
　　　　　　乙课员　（缺员）  
　　　　　　丙课员　中佐  
　　　　　　丁课员　中佐  
　　　　第六课  
　　　　　　课　长　大佐  
　　　　　　甲课员　中佐  
　　　　　　乙课员　（缺员）  
　　　　　　丙课员　（缺员）  
　　　　第七课  
　　　　　　课　长　大佐  
　　　　　　甲课员　中佐  
　　　　　　乙课员　（缺员）  
　　　　　　丙课员　（缺员）  
　　　　　　甲出仕一  
　　　　　　乙出仕一  
　　　　　　丙出仕一  
　　　　　　丁出仕　（兼职）  
　　　　第八课  
　　　　　　课　长　（甲课员兼）  
　　　　　　甲课员　大佐  
　　　　　　乙课员　中佐  
　　　　　　丙课员　中佐  
　　　　　　丁课员　（缺员）  
　　　　　　戊课员　（缺员）  
　　　　　　已课员　（缺员）  
　　上述情况表明，日华事变以来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对美关系日益紧张，一九四○年十一月五日，为预防万一，决定整顿军备。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正式准备对美开战。但是，只有军令部第三部（情报部）一切照旧，保持着日华事变时的薄弱状况。  
　　本来，为了对美开战，应该在开战以前，至迟与开战同时，就加强对美情报机构（第五课）。但实际上不仅没有加强，反而保持着满洲事交时的老样子，连缺员也没有补上，就以“比平时定员少一名”的状态投入了战争而且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情报部为完成自己的使命绞尽了脑汁，倾注了全部心血，用预备役军官填补了人员的空缺，同时采用大量预备役军官，扩充健全了机构。这样，到战争结束那一年，人员共达二百九十四名，比战争爆发时增加约十倍。

１．１．２　驻美情报机构  


武官处  
　　我海军初次向外国派驻武官是派往俄国，那是一八八○年一月的事。接着派往英国和美国。这个顺序很耐人寻味，它再请楚不过地表明了当时这些国家同日本的关系。  
派驻国  任命日期  军衔  最后军衔  姓名  
俄　国  1880．01．30  中尉  大尉  高田政久  
英　国  1880．12．01  少佐  中将  黑冈带刀  
美　国  1884．09．19  大尉  大将  斋藤实  
法　国  1888．02．14  大尉  大佐  八田裕二郎  
意大利  1889．02．19  中尉  中尉  贵鸣才藏  
德　国  1890．01．16  少佐  少将  早崎源吾  

　　驻美海军武官如下表，武官助理（一名）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配备的。当时，我海军的宿愿——“八八舰队”的前身“八六舰队”案（以战列舰八艘、巡洋舰六艘为基干的兵力）在议会获得通过，美国站在同盟国一方对德宣战已七个月。后来，从签订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的一九二三年春起，武官助理增至两名。  
任见日期  军衔  最后军衔  姓名  
1884．09．19－1888．10．26  大尉  大将  斋藤实  
1888．06．07－1890．07．16  大尉  少佐  马场练兵  
1890．08．16－1893．11．19  大尉  少将  中村静嘉  
1893．08．02－1896．12．11  少佐  中将  宫冈直记  
1899．12．15－1903．05．04  大佐  中将  西绅六郎  
1902．10．01－1906．03．14  中佐  大将  竹下勇  
1905．10．11－1909．06．25  中佐  大将  谷口尚真  
1908．12．10－1912．08．16  大佐  少将  平贺德太郎  
1912．03．01－1915．03．18  大佐  中将  竹内重利  
1914．12．18－1918．10．18  大佐  大将  野村吉三郎  
1918．06．01－1921．07．04  大佐  中将  上田良武  
1920．12．01－1924．02．07  大佐  大将  永野　修身  
1923．11．10－1924．04．02  大佐  大将  长谷川清  
1925．12．01－1928．03．05  大佐  大将  山本五十六  
1927．11．15－1931．02．14  少将  中将  坂野常善  
1930．11．01－1933．02．23  大佐  少将  下村正助  
1932．11．15－1934．09．27  大佐  中将  小林仁  
1934．06．01－1936．12．01  大佐  中将  山口多闻  
1936．08．18－1939．05．12  大佐  中将  小林谦五  
1939．01．25－1940．12．09  大佐  少将  小川贯玺  
1940．09．10－1942．08．26  大佐  少将  横山一郎  

　　第一任驻美海军武官斋藤实，后来历任海军大臣、朝鲜总督、总理大臣、内大臣等职。他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发生的“二·二六事件”中，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大雪纷飞的早晨，被青年军官用枪击毙。  
　　野村吉三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任驻美大使，为完成解决日美危机这一历史使命挺身而出，但壮志来酬，成了“永诀大使”。永野修身，日美开战时任军令部总长，战后作为“战犯”被拘禁在巢鸭监狱，最后病死在狱中。至于山本五十六，我想这里暂不详述。他在—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太平洋战争达到高潮时，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身分于南海上空殉职。  
　　战争爆发那年（一九四一年）春，我海军驻外军官共达六十九名。其中在美国工作的有十八名（大使馆武官一名、武官助理两名、驻外工作人员及留学生七名，监督官八名），再加上短期派驻的监督官共达二十二名，如果把从日本派来充当这些军官助手的秘书和技工都算上，共约三十名。  
　　战争开始那年，武官处的班底是，包括武官在内共九名，共组织机构是：  
　　　　武官  
　　　　　　大佐  
　　　　Ａ．助理　　　（全面）  
　　　　　　中佐一  
　　　　Ｂ．助理　　　（航空方面）  
　　　　　　少佐一  
　　　　驻外工作人员 [ 注 ] （重点是美舰船建造方面）  
　　　　　　轮机少佐一  
　　　　秘书二　　　　（总务）　　　由军令部和海军省派遣  
　　　　特别秘书 [ 注 ] 二　（通信情报）　由军令部派董  
　　　　嘱托 [ 注 ] 一　　　（助理的助手）美国大学毕业的日本人  


驻美国西海岸工作人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柳条沟事件（满洲事变的开端），由此引起日美关系骤然恶化。下述情况足见一斑。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　　柳条沟事件  
　　　　　　九·二六　　美国建议日本停止使用武力  
　　　　　　十一·一九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日本，指出日本占领齐齐哈尔违反非战条约 [ 注 ] 和九国条约 [ 注 ]  
　　　　一九三二年  
　　　　　　一·七　　　美国国务卿照会日本政府，对满洲的新事态采取不承认政策（所谓史汀生主义）  
　　　　　　一·二八　　上海事变  
　　　　　　八·八　　　美国国务卿重新强调不承认政策  
　　美国就是这样对日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这种态度由于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对满洲新事态采取不承认政策”的声明达到了顶点。据透露华盛顿政治内幕的《走马灯》杂志称，当时史汀生认为同日本的战争不可避免，国务院讨论了对日本进行经济抵制的问题。海军作战部长普拉特担心由此引起的危险事态，和海军部长亚当斯一同来到白宫，向胡佛总统坦率地申述了意见：  
　　 “采取导致对日战争的措施，是十分荒唐的。美国海军的军备实况，并非对日作战的态势。日本一夜之间便可攻占菲律宾，而美国大概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夺回来。如果国务院宣布对日进行经济抵制，那么同日本的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日美关系的紧张程度骤然加剧，我海军就要密切关注美国舰队在太平洋的动向，迫切需要确切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其具体措施之一，就是一九三二年六月指示海军武官下村正助大佐，把当时驻美国东海岸专门进修语言、研究美国问题的工作人员中泽佑少佐和鸟居卓哉少佐派往美国太平洋舰队根据地——美国西海岸。日本海军在美国西海岸配置海军军官，重点搜集美国舰队情报，这还是第一次。  
　　当时，东京对驻美国西海岸工作人员的要求，主要有如下几点：  
　　　　１．监视美国舰队，侦察其行动计划，调查是否已实施临战准备；  
　　　　２．舰队的训练情况；  
　　　　３．舰队成员的对日感情；  
　　　　４．美国西海岸舰船建造、改装及其进展情况。  
　　接受了特别任务的中泽、鸟居两少佐，在华盛顿我海军武官处得到了完成任务的详细指示后，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中旬离开华盛顿前往任地。中泽少佐以西雅图为据点，负责俄勒冈洲以北的美国西海岸、阿拉斯加以及阿留申群岛，鸟居少佐以洛杉矶为据点，负责旧金山以南的美国西海岸。  
　　中泽少佐八月上旬来到西雅图，办好了华盛顿大学的入学手续，干劲十足地工作以求完成任务。八月二十二日，他得知鸟居少佐因车祸不幸身亡的消息。事情的经过是：前一天，鸟居少佐和前往欧美出差的绪方真记中佐等人在洛杉矶 “一富士”饭店共进晚餐，在返回郊外的圣彼得罗的旅馆途中，遭到这一灾难。  
　　于是，中泽少佐撤离西雅图，进了旧金山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以圣马特欧（在旧金山郊外）为据点，负责搜集美国西海岸美国舰队动态等特定情报。  
　　但是，美国西海岸长达一千二百公里，这个区域仅由一名驻外工作人员来负责，范围是太大了。因此，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宫崎俊男少佐调到洛杉矶，协助中泽搜集美国舰队的情报。  
　　一九三四年二月，中泽回国。接替他的藤井茂少佐，又按最初的计划，以西雅图为据点，负责美国西北海岸，阿拉斯加以及阿留申群岛。可是，藤井的特别任务在侨居美国的日本人中间已传为“公开的秘密”，因此，藤井就成为西雅图最后一个工作人员而被解职。于是，驻美国西海岸工作人员就只有一名了。继宫崎少佐之后，黛治夫少佐、大前敏一少佐、大谷稻穗少佐、长泽浩中佐、内田成志少佐、立花止少佐等，都只驻洛杉矾。  
　　藤井回国三年半之后，一九四○年五月，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常驻夏威夷，以恫吓日本，使之不敢利用欧洲战场对德有利的形势而南进。又过了四个月，九月二十七日，由于我国同德、意两国缔结三国条约，加入轴心国一方，日美关系便发生了新的转折。  
　　我海军为适应这种形势，决定恢复一度中断的驻西雅图工作人员。九月下旬，冈田贞外茂少佐办完普林斯顿大学入学手续、正待上学时，接到了前往西雅图的命令。  
　　这样，两名驻美国西海岸工作人员——洛杉矾的立花和西雅图的冈田，便在目击日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搜集美国军事情报。不过，我在后面还会详细叙述，我们上了美国海军的圈套，战争爆发那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两名驻外工作人员不得不离开美国。这意味着我国海军的“千里眼”从此被挖掉。这双眼睛从一九三三年以来配备在美国西海岸，向日本海军提供的情报卓有成效，却使美国海军大伤脑筋。  


１．１．３　通信情报机构  
　　在一九○四年七月下旬的日俄战争中，我海军使用了无线电通信，自此，我海军的通信情报开始了。当时，俄国的海参崴舰队有几艘军舰曾窜到东海活动，对日本进行威胁。  
　　欧洲各国的通信情报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机，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在我国，勉强可以称作通信情报的东西，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满洲事变以后才形成的。但是，此后发展也并不顺利。  
　　一九三二年上海事变时，我通信情报工作一举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时，其重要性才被人认识，组织也加强了。下面让我们追溯一下大体经过。  
　　一九二九年初，在海军军令部第二班另设一个第四课分室，成立了一个人数极少的密码破译组。这便是我海军通信情报组织的前身。侦收工作起初在海军技术研究所的所在地平塚进行，以后利用了东京通信队桔村侦收站。当时，第四课分室的工作人员有中佐一人、少佐一人、大尉二人、打字员三人，侦收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通信。  
　　一九三二年，第一次上海事变爆发时，海军在上海特别陆战队设立了对中国工作组，从事破译中国军队密码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十月，修改了海军军令部条令，过去的第二班第四课分室改为第四部第十课。第十课分担的业务如下：  
　　　　１．通信情报实施计划；  
　　　　２．通信情报的实施；  
　　　　３．通信情报需要的各种研究；  
　　　　４．通信情报需要的训练教育；  
　　　　５．通信情报资料的获取。  
　　到了一九三六年，决定设立专门从事侦收的侦收站，于是，在琦玉县大和田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侦收站。以后又逐步扩充，安装了几部不同类型的方位测定仪，架设了许多条通向海军省大院的联络线，可以立刻在海军省大院进行侦收。  
　　大和田侦收站的侦收员，最初是录用电信预备役下士官作为嘱托。一九三七年临时增补了优秀的现役下士官。另外，还特别给驻美、英、法、苏的各海军武官处派了一至二名优秀的侦收下士官，遵照军令部第十一课的指示，从事侦收工作。  
　　一九三九年秋，对美通信情报工作进入了准战时状态。例如，从美方通信中侦察到美国舰队将在夏威夷海域进行大规模演习，就以近似实战的态势，进行了通信情报作业训练，其内容为：  
　　１．把前往美国西海岸装运原油的特务舰“石廊号”的航线，选在接近演习海域的地方，向该舰特别派遣得力的通信队，担负侦收美国海军中波通信的任务。  
　　２．向马绍尔群岛的贾卢伊特派出得力的通信队；侦收美国舰队通信，进行方位测定。  
　　３．大和田侦收站的对美通信情报组，将作业的主力转向夏威夷海域的美国舰队。  
　　结果，颇为详细地侦察到了演习的构成，部队的编制和演习的过程等情况。  
　　一九四○年十一月，在墨西哥设立了由一名军官和四名侦收员组成的对美工作组，主要负责侦察大西洋的美国舰队动态。  
　　同年十二月，军令部第十一课脱离第四部，成为军令部总长的直属机构，改称“军令部特务班”。该机构的任务是：根据作战及情报要求，制定通信情报计划，指导并监督计划的实施，综合发表通信情报，实施通报，培养人员，通信训练，搜集、编纂和发行通信情报资料。  


一九四一年  
　　随着欧洲战局的进展，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日美关系日益紧张。为适应这种形势，通信情报机构逐步加强并扩大起来。  
　　由于作战部队的增加，作战海域的扩大，加强通信保护及利用敌方通信的需要，因此必须迅速提高陆上通信机构的机能。但是，镇守府或警备府的陆上通信机构，班底一般都较薄弱，技术力量也不足，对联合舰队作战通信缺乏积极的合作。因此，强调了统一运用通信机构的必要性。  
　　在通信实施方面，为了发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大本营对通信的综合领导作用，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通信工作能力，五月十五日成立第一联合通信部队，由军令部特务班长兼任第一任司令官。  
　　第一联合通信部队就这样由东京通信队和大和田通信队组成，后来又加上高雄（台湾）及南洋北部各通信队，同时还有镇守府及警备府的通信队，分别承担通信工作任务。  
　　九月，日美关系更加紧张，于是，以嘱托名义大量录用了大专毕业生充当通信情报人员并给以特别训练。这些人后来作为第一期预备役军官，都成了特务班的骨干力量。  
　　十月，在高雄通信队设立了强有力的对美工作组以便应付开战。另一方面，为配合舰队和内线部队作战，开战前在太平洋方面，建立了以东京为中枢测定机构的方位测定所。这些测定所的地点是：  
　　占守（千岛）、根宝（北海道）、大凑（青森县）、横须贺，潮岬，父岛（小笠原）、塞班（马里亚纳群岛）、特鲁克（加罗林群岛）、贾卢伊特岛、夸贾林岛（均在马绍尔群岛）。  


战争期间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组成的第一联合通信部队司令官，最初在东京通信队坐镇指挥，由于战局的发展，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移至特鲁克，后又迁到腊包尔。一九四三年八月，由于预料到敌人可能对西南方面反攻，又组建了第三联合通信部队，隶属于西南方面舰队，以便统一领导西南地区的通信队。  
　　另一方面，开战以来，包括侦收员在内的通信情报机构人员猛增，特别是受命充当研究调查员的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的预备役军官，竞达数百名之多。这些人除被派到军令部特务班外，还被派到舰队司令部、航空基地和其他作战必需的地点，作为地方通信情报机构人员积极地开展了工作。此外，随着战争的发展，通信情报作为中央判断情况的资料日益受到重视。所以，特务班改编为作战通信情报、外交通信情报以及专职密码研究班，以作战情报作为工作重点。  
　　战火日益炽烈；通信情报工作的及时性、与侦收工作的密切配合和联系越来越必要，所以一九四四年十月，特务班的作战通信情报班全部转到大和田通信队，以期迅速传递情报。  
　　战争末期，通信情报人员的数量，包括军令部特务班、大和田通信队和地方通信情报机构，共有数千名军官，预备役军官和侦收员。  


１．２　美国  


１．２．１　情报机构  
　　在美国，除战时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止，国家情报工作几乎等于零。战时，由于战争的需要，设立了情报机构，一旦恢复和平，情报机构便缩小到极点，好不容易取得的知识和经验，也就一风吹了。因此，危机一来，情报当局不得不从头作起。陆海军的情报工作也是如此。  
　　美国首次出现平时的陆海军情报机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陆军的机构，是在军务局长之下设立情报科。  
　　海军的机构，是一八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根据第二百九十二号通令，为 “搜集并记录平时及战时对海军有用的资料”，在航海局（相当于日本海军军务局）内设立了情报科，门森上尉被任命为第一任科长。  
　　接着，向外国派了武官，即海军军官。一八八二年派驻英国（少校），一八八五年派驻法国和俄国（少校一人兼任），一八八八年派驻意大利和奥地利（上尉一人兼任）。在时间上和日本海军派遣驻外武官大体相同。日本于一八八○年派驻俄国和英国，一八八四年派驻美国，一八八八年派驻法国，一八八九年派驻意大利。但美国派遣弗朗西斯·Ｎ·巴伯中校来日本担任首任海军武官，则是一八九五年二月的事。  
　　一八八九年，情报科曾直属海军部长，但一八九八年又重属航海局。第二年，一八九九年，国会通过设立海军情报处的决议。当时，定员为军官七名、事务官五名、翻译官一名、助理绘图员一名、工作员一名。  
　　一九○三年，陆军采用参谋总部制度，陆军情报科编入第二处，美国陆军情报处的历史从此开始。  
　　一九一一年，根据通令，把海军情报处的长官名称正式改为海军情报处长，直到现在。  
　　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定员只有军官八名、文官十名。  
　　一九一五年三月三日，根据法律成立了海军作战部，海军情报处包括在该部之内。  
　　美国陆海军情报机构的架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搭起来的。陆军情报处、反谍报部队和海军情报处，战后还存在着。它们虽然骨瘦如柴，但总算维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例如，一九二○年，海军情报处的军官仅有六名。一九三四年该处也只是一个仅有二十名文职人员小组的小户头，当时两名军官和一名文书，要管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  
　　但是，等到希特勒势力抬头、欧洲风云日渐告急的一九三八年六月（慕尼黑会议三个月以前），美国海军情报处的班底增到约六十名军官、近百名下士官、士兵和文职人员。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欧战爆发，九月八日美国宣布“国家有限非常状态”，进入半准战时体制，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又宣布“国家无限非常状态”，转入准战时体制。毫无疑问，美国陆海军情报处也随着局势的发展而加强了。  
　　陆军情报处和海军情报处都设有主要负责日本工作的“远东科”。  
　　海军情报处分国内处和国外处。前者相当于陆军的反谍报部队，是对付危及美国、特别是海军安全的外国人或美国人的间谍行为及破坏活动的。该处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及檀香山设有分处。国外处分为几个科，远东科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处的远东科长是麦克勒姆中校，参谋是克里默、瓦茨两位少校及海军陆战队少校布思。他们都以语言学军官的身分驻过日本。麦克勒姆的幼年时代是在我国度过的，他的日语达到了登堂入室的程度。此外，远东科的文书当中也有日本私立大学的毕业生。记得我们曾打电话向远东科询问：  
　　 “麦克勒姆中校在吗？”  

　　对方用非常清晰的日语回答说：  
　　 “麦克勒姆中校刚刚出去，请稍等一会儿。”  

　　美国海军情报机构，在战争期间得到迅速的扩充和加强。据说华盛顿的情报处一九四五年七月的班底是：军官五百四十三名，下士官和士兵六百七十五名，文职人员三百三十名，共计一千五百四十八名。整个美国海军的情报工作人员在战争期间最多时约达四千五百名。  


１．２．２　通信情报机构  


Ｍ—８  
　　一八六七年，美国最初在国务院设立密码室。一九一○年，国务院总人数为一百三十五人，密码人员就占二十九人。下面将详细叙述破译密码的“奇才”赫伯特·Ｏ·亚德利，他是一九一三年开始在国务院密码室工作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两年零十个月之后，美国参战一个月之后，一九一七年五月，希望在陆军通信部队当一名军官的亚德利，离开国务院，加入陆军当了中尉。高度评价亚德利才能的Ｒ·Ｈ·范德曼少校（后来被称为美国陆军的“情报之父”），决定在陆军情报处设一个以亚德利中尉为科长的第八科“Ｍ—８”，从事密码工作。

亚德利把Ｍ—８分为以下五个股：  
　　　　１．密码编制（编制陆军本身的部分密码）；  
　　　　２．通信；  
　　　　３．速记；  
　　　　４．密写墨水研究；  
　　　　５．密码破译。  
　　亚德利主要关心的是第五股的密码破译。该股的任务是破译外国密码，这是美国政府机构中密码破译部门的雏形。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平刚一恢复，陆军情报处的预算便大幅度削减，机构几乎解体。因此，Ｍ—８也就销声匿迹了。  


亚德利办事处  
　　但是，亚德利和战争末期的陆军情报处长马尔巴勒·邱吉尔准将认为，起码要设法把该处第八科（Ｍ—８）的第五股（密码破译）保留下来，以便了解外国的真实意图。虽然经费十拮据，但由于国务院情报司长Ｗ·赫尔利的协助，亚德利在纽约开设了一个名叫“亚德利办事处”的密码破译研宄所。  
　　一九一九年七月，根据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麦克默里的要求，亚德利参加了破译日本密码的工作。半年以后，一九二○年一月十二日，亚德科向华盛顿提交了第一份破译出来的日本外交密码电报。这只是一个样本，有不少模糊不清和误译之处，后来经过研究，在一九二○年下半年，完全破译清楚了。  
　　关于亚德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举行的海军裁军会议中作出了何等巨大的贡献，我在下面还会详细谈到。据说，亚德利办事处最兴盛的时候，共有一百六十五名男女从事工作。  
　　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亚德利获得了陆军部授予的勋章。授勋证书中说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功绩卓著”，实际上是由于他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但是，亚德利的黄金时代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当时，华盛顿就有一种议论说：“破译密码的‘黑屋’现巳不是美国外交必不可少的工具了。”  
　　一九二九年，胡佛总统的国务卿亨利·Ｌ·史汀生认为“君子不应拆阅他人书信”。  
　　当时，亚德利的“黑屋”还多少有点活动。但是，一九三○年一月，当史汀生得知国务院设有密码破译部门时，便命令立即停止对“黑屋”的拨款，因为它违背他所奉行的“欲使别人相信自己，首先要相信别人”这一外交基本原则。  
　　于是，亚德利的工作就此告终。  


海军的通信情报  
　　一九一八年，海军情报处部分人员曾想按亚德利方式进行密码破译工作，但根据上司的命令放弃了密码工作，最后连研究密写墨水的工作也移交给陆军情报处第八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海军对密码工作逐渐热心起来了。但因为这种关心不是来自上级和通信工作人员，所以通信情报机构还是非常薄弱。  
　　一九二三年春，海军通信处的密码信号科创设了一个“调查室”，由头发呈浅褐色、有些驼背的Ｌ·Ｆ·萨福德海军上尉任主任。该室的任务是：随着密码的发展，研究改善美国海军通信保密的方法，监视外国海军无线电通信，准备破译其密码。  
　　美国海军早在一九二○年就悄悄地弄到了日本的密码。但是萨福德并没有破译密码的经验，除英语以外，他不懂其他语言。选他担任调查室主任，主要原因是他对研究精密机械具有特殊的才干。  
　　当时，密码科正在研制各种密码机，而且设计了未来密码机的蓝图。由于萨福德从事这项研究，美国海军不久就研制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密码组合方式”。  
　　这就是所谓“条形密码”，是美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使用的“无限级数换字密码”。其组成大体如下表所示。对于这种密码，日本海军的许多密码专家以及数学专家曾经长年累月进行苦心研究，但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破译出来。  
↓  
　　　　　　ＯＸＰＥＦＪＬＮ……  
　　ＡＳＹＵＲＫＬＮＺＰＱＢ……  
　　　　ＸＶＫＵＺＥＯＦＤＡ……  
　　　　　　　ＱＯＭＶＺＲＫ……  
　　　　　ＴＸＬＫＹＳＵＭＮ……  

　　这种密码是把字母不规则地排列起来写在钢条上，然辟用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而成的。按图示↓那样，左右移动钢条，排出所需的明码，该列以外的各列字母，均为密码。  
　　比如，ＥＮＥＭＹ一列是所需的明码，那么，ＦＺＯＶＳ·ＪＰＦＺＵ·ＬＱＤＲＭ等列，均可作它的密码。  
　　钢条一般以二十五条为——组，所以密文大体上在第二十五字前后改变纵列。钢条的排列和组合依电报不同而各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发给萨福德十万美元，作为对这一发明的酬金。据说这是因为按照美国海军保密规则的规定，他再不能把这一发明公布于商业界。  
　　在此之前，萨福德于一九二四年夏，向当时的美国海军通信处长麦克林上校提出了以下两点意见：  
　　　　１．美国海军情报处应设立侦收日本海军电报的无线电信所，以便利用“红密”——已窃取的日本海军密码。  
　　　　２．给调查室增加破译密码的任务。  
　　麦克林采纳了萨福德的意见。一九二四年八月，在关岛设立了第一个侦收日本海军无线通信的侦收站，授权萨福德用少数密码破译人员破译日本海军其他密码。这样，美国的海军便有了自己的“黑屋”。  
　　萨福德一九二五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奠定了有组织地分析日本海军密码体系的基础。同年十月，约瑟夫·罗彻福特上尉调到密码科任职。他在美国海军中是一位仅次于萨福德的密码先驱，也是一九四二年中途岛海战中使处于劣势的美国舰队战胜优势的日本舰队、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的无名英雄。  
　　一九二六年二月，萨福德执行海上勤务。一九二九年他那被“密码幽灵”缠住了的心愿终于得到了满足。其后，除一九三一年五月开始的四年海上勤务外，他的全部海军生活，都是和密码打交道的。  
　　一九三六年五月，萨福德当了海军通信处通信保密科长。该科的任务是研制密码机械，并破译日本密码，以确保美国海军通信的安全。萨福德努力使现有的机械现代化，他采用电传打字等快速通信方法，改善通信保密的方法，扩大方位测定网。  
　　一九三八年末，得知日本已经使用“九七式印字机。这一密码机，萨福德竭力想破译这种密码，提议与陆军合作共同进行研究。这一建议得到了上司的许可和陆军方面的赞同。  
　　这种密码机是日本海军为确保最高机密而于一九三七年研制成功的一种机密程度极高的机械。因为当时正是神武天皇即位的纪元二千五百九十七年，所以称为“九七式”。它的体积比旧式安德伍德型打字机稍大些。  
　　萨福德和陆军方面谈妥了。陆军通信情报处停止了正在进行的一切工作，全力破译日本的新密码，仿制日本的密码机。海军同意提供陆军通信情报处所需要的侦收电报，告知“红色机器”的技术细节。因为陆军通信处没有进行这项工作的资金，对此，海军也同意负担。  
　　随着日美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海军为了取得日本的通信情报，在下列地点设立了侦收日本外交电报的侦收站：  
　　　　１．班布里奇岛（西雅图附近）  
　　　　２．切耳特纳姆（马里兰州）  
　　　　３．冬港（缅因州）  
　　　　４．邱辟特（佛罗里达州）  
　　　　５．科里吉多（菲律宾）  


海军通信情报单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海军通信情报单位（Radio　Intelligence　Units）作了如下调整，其业务由通信保密科长萨福德上校领导。  
　　　　总部（华盛顿）　萨福德上校  
　　　　珍珠港单位　　　罗彻福特中校  
　　　　科里吉多单位　　费比恩中校  
　　各情报单位有侦收站和方位测定所作为其下属机构。  
　　　　华盛顿单位  
　　　　　　冬港（主侦收站）  
　　　　　　切耳特纳姆（主侦收站）  
　　　　　　邱辟特（方位测定及侦收）  
　　　　　　长岛的阿马根塞特（方位测定及侦收）  
　　　　珍珠港单位除瓦胡岛的侦收站外，还有下列方位测定所：  
　　　　　　瓦胡岛　三处  
　　　　　　荷兰港（阿留申群岛）　一处  
　　　　　　萨摩阿群岛　一处  
　　　　　　中途岛　一处  
　　
　　　　科里吉多单位  
　　　　　　关岛（小规模的侦收站及方位测定所）  
　　　　　　科里吉多  
　　　　从前上海曾有侦收站及方位测定所，后于一九四○年十二月迁到科里吉多。  
　　　　各通信情报单位所分担的任务如下：  
　　　　华盛顿单位  
　　　　１．侦察大西洋的海军作战及外国政府的计划与意图；  
　　　　２．对其他通信情报单位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华盛顿单位的人员经验最丰富，其中部分人员拥有十年以上经验）；  
　　　　３．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以后，实行二十四小时轮班制。  
　　　　珍珠港单位  
　　　　１．太平洋上海军部队的部署及计划，对日本海军通信的监视——通过研究侦收到的日本海军通信电报和测定其方位以获得情报；  
　　　　２．不包括监视日本的外交电报。  
　　　　工作人员的通信情报经验，平均为四、五年。  
　　　　科里吉多单位  
　　　　１．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初期，以日本外交电报为重点对象，一九四一年十月和十一月，以日本海军通信为重点对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下半月，尤以破译东京和柏林之间的外交电报为主。  
　　　　２．亚洲舰队司令命令的事项。  
　　据费比恩中校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在赫维茨证词听取会上所作的证词，科里吉多单位曾努力破译当时日本海军通信最常用的“ＪＮ—２５”密码，但尚未成功。因此，不得不完全依靠通信呼号分析来了解日本舰队的位置和动态。有七名军官、十九名士兵、二十六部收报机担当这项工作。工作人员的经验平均为二至三年。  
　　这三个通信情报单位与华盛顿总部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不断地进行无线电联络，每周航寄详细报告等。  
　　美国拼命要使日本在珍珠港的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上的失败，这在通信情报机构的扩充上也是一清二楚的。它不仅增加了人员，还大量利用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计算机。  
　　例如，华盛顿单位的班底，一九四一年秋为七百人，到大战结束时猛增到六千人。珍珠港单位改称为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单位，人员超过一千名。科里吉多堡山洞中的费比恩中校所领导的单位，于一九四二年二月撤到澳大利亚，以墨尔本为基地，作为麦克阿瑟将军的西南太平洋部队所属的美国第七舰队的无线电情报单位，积极开展工作。  


陆军的通信情报  
　　如前所述，—九三○年国务卿史汀生撤消“黑屋”的决定，给其他部尤其是海军部以极大的，近乎一次经济危机的影响。当时的海军情报处长鲍德里奇上校曾想停止海军的密码破译工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却独自努力着手破译密码。原来，这是由一位热中于密码的人带头搞起来的。  
　　这位热心的人名叫Ｗ·Ｆ·弗里德曼。他在帝俄时代诞生于比萨拉比亚，一八九一年两岁时随父母迁居美国。  
　　弗里德曼一九一二年毕业于美国科内尔大学，专攻遗传学，一毕业就受聘于费比恩陆军上校的“河岸”研究所，在那里研究密码。费比思对密码着了迷，是一位传奇式的密码分析爱好者。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美国陆军的密码工作分散于陆军情报处、陆军部副官处及通信处，但三个地方都只不过多少搞一点而已。随着战局的进展，密码工作又分到华盛顿和欧洲派遣军。在法国，欧洲派遣军司令珀欣将军的通信处长拉塞尔准将把密码工作视为次要工作，于是华盛顿就把密码工作接管过来，聘请亚德利当主任。  
　　一九二一年一月，陆军通信处长任命弗里德曼为密码科主任。一九二九年春，弗里德曼说服了通信处长，把密码方面的全部工作都集中到自己这里。结果，创立了通信情报处。它的任务是侦收对方的无线电通信，通过方位测定查明发报源的位置，破译侦收到的对方密码以及探明使用密写墨水的情况。  
　　弗里德曼和六名助手一起投入了这项工作。他从一九二九年任通信情报处处长起，到一九五○年退休为止，作为美国陆军密码的核心人物与美国海军的萨福德上校恰好结成一对儿，互相合作，全力破译日本密码，并仿造密码机器。  
　　弗里德曼根据前面提及的一九三八年末美国陆海军的协议，集中全力去搞还摸不着头脑的密码及密码机，领导增加到十九人的部下，聚精会神地从事这一艰难的作业。  
　　一九四○年九月，经过约二十个月的呕心沥血，依靠日本一向认为“不可攻破”的“紫密”机器（日本外务省一直使用的九七式印字机）的原型，终于首次完全破开了密码。在当时的海军情报处长安德森将军的提议下，决定使用“魔术” 这个代号来表示这种密码的全部破译工作。  
　　然而，弗里德曼并没有分享到这个胜利的欢乐。他因过度劳累而病例，不得不住几个月医院去治神经衰弱症。  
　　当这—原型密码机可以工作时，破译日本密码的计划又交给海军通信处通信保密科长萨福德。因为根据陆海军协议，制造密码机是由该科负责的。于是，密码机在Ｄ·Ｗ·塞勒海军中校的监督下，利用海军的经费在华盛顿海军工厂的海军通信研究所开始制造。  
　　第一批经费制成了四部密码机。海军把一部放在密码分析处，陆军则在通信处长艾金上校（从一九三九年八月以来，他是通信情报处处长）办公室隔壁特别间隔出一间屋子，安装了密码机。到大战爆发时，制成了八部密码机，充分发挥了“外交雷达”的威力。  
　　与此同时，对日本外交电报的侦收、破译，翻译的班底也健全起来。大战爆发时，陆军的侦收站共有以下九处：  
　　　　１．马默思堡（新泽西州）  
　　　　２．汉科克堡（新泽西州）  
　　　　３．亨特堡（弗吉尼亚州）  
　　　　４．萨姆林斯敦堡（得克萨斯州）  
　　　　５．普勒西迪欧（ＭＳ２）（旧金山地区）  
　　　　６．谢夫特堡（夏威夷）  
　　　　７．谢夫特堡（ＭＳ５）（瓦胡岛）  
　　　　８．麦金利堡（菲律宾）  
　　　　９．夸里海茨（巴拿马运河区）  
　　侦收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电报，主要由班布里奇岛的海军侦收站（Ｓ）和旧金山地区的普勒西迪欧侦收站（ＭＳ２）负责。东京和柏林之间的日本外交电报，由菲律宾的科里吉多（海军）和麦金利堡（陆军）负责，一九四一年春以后，瓦胡岛的谢夫特堡（ＭＳ５）也进行侦收。  
　　班布里奇岛的海军侦收站（Ｓ）；把侦收到的电报录下音来，利用电传打字机以每分钟六十字的速度传到华盛顿的海军通信情报科。普勒西迪欧侦收站（ＭＳ２），大战爆发前没有电传打字通信系统，因而利用亲启邮件，谢夫特堡侦收站（ＭＳ５）则利用民航邮寄，分别把侦收到的电报送到陆军部通信情报处。  
　　破开了“紫密”的威廉·Ｆ·弗里德曼，由于他为国家建立了破译日本外交电报这一丰功伟绩而获得了三次奖赏。第一次是荣获“文职人员特别勋章”，这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最高奖赏，是在战争后期的一九四四年颁发给他的，当时没有公布立了什么功劳。战后又荣获了杜鲁门总统授予的“最高勋章”和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授予的“国家保安勋章”。一个文职人员荣获这三种奖赏，除他而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而且，一九五六年美国国会批准授予弗里德曼以十万美元的最高奖金以表彰他的功绩。  
　　战争期间陆军通信情报机构的扩充，比海军更为显著，人员实际上增加了近三十倍。也就是说大战爆发时，包括四十四名军官在内的三百三十一人在华盛顿工作，一百五十人在部队工作。截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为止，人员最多时有军官七百九十六人，下士官、士兵及妇女部队共四千四百二士八人，文职人员五千一百六十五人，合计一万六百零九人（此数字尚不包括海外派遣部队的密码人员在内）。

第二节　虚虚实实的斗争  


２．１　华盛顿裁军会议的真相  


造舰竞争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没有消除各国海军对立激化的因素，反而使敌对国的结合发生了变化。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停战协定墨迹未干，美国就已开始制定建造十六艘超弩级战列舰 [ 注 ] 的计划。日本也同样开始大规模制造战舰。  
　　这样，在和平恢复几个月后，这两大强国便围绕着太平洋的统治权又开始了竞争。  
　　英国也无可奈何地卷入了这场竞争。这是因为英国在日美竞相疯狂造舰的威胁下，不能坐视自己的舰队大大落后于时代。  
　　这场造舰竞争的影响也波及到法国和意大利。这样，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以前，海军扩军的竞争便恢复了战前的盛况。不同之点是，这场竞争几乎变为世界性的了。  
　　因而，在此时期，情报工作更是大有用武之地了。用秘密的帷幕掩盖一切刺探造船厂的眼睛，有关造舰的报道受到了严格审查。美国间谍在日本频繁进行活动，我国的谍报人员奔走于美国的东、西海岸。在华盛顿裁军会议开始之前，双方搜集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情报，这可以证明谍报人员的工作并非无益。  
　　尤其是美国，在情报战中颇占优势。会议前夕，他们把日本预定建造的全部军舰的重要项目都搞到了。因为日本是美国进行各种准备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日英同盟怀有恐惧，英国也被列进了华盛顿大海军扩张主义者所开的潜在敌国的名单里。  
　　一九二一年七月，美国向各国发出了邀请书，建议于九月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限制军备的可能性。美国这第一步棋走得正是时候，因为世界各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造舰竞赛之中。  
　　三大强国正在建造或准备建造的超弩级战列舰，共达三十六艘以上，总吨数超过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海战——日德兰海战的英、德两国战斗舰队的总和。美国正在建造十六艘巨型舰，日本正在着手建造八股，另有八艘已获批准（日本的目的是建造八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实现八八舰队计划）。英国也制定了补充十三艘战列舰的计划，其第一步是首先批准了四艘。这三十六艘战列舰都是巨型舰，战斗力很强，全部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任何一艘，每艘平均造价换算成现行货币，估计大约为一千五百亿日元。美国的政治家们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会接二连三地制订计划，毅然决然地接受了美国的挑战。  


日本的最新战列舰设计图  
　　美国声称它建议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动机完全是为了别国。但是，促使美国政府建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报纸详细解释了新战列舰的惊人造价，要求政府回答建造这种军舰的必要性。还有一些深谋远虑的人警告政府说，日本强烈的反作用必将导致太平洋上的战争。到了—九二一年，反对海军造舰计划的呼声日益高涨，计划能否完成值得怀疑。  
　　这些就是促使美国建议召开裁军会议的主要动机。  
　　但是，还有其他原因。  
　　一九二一年初，美国海军情报处获得了英国和日本的战列舰的最新设计图。这份情报彻底推翻了美国信心百倍的乐观估计：美国的主力舰群能够压倒其他国家。  
　　美国引为自豪的战列舰不得不面临这个事实；它不仅不是出类拔萃的优秀战列舰，而且在服役之前，就将被贴上第二流的标签。美国正在建造的十六艘军舰，已无法为增强其战斗力改变设计。而日本和英国却接二连三地制定新的计划，建造似乎嘲笑美舰性能低劣的强大的新舰。美国意识到自己就是在花费了巨额钱财之后，也只好眼睁睁地退居为第二流海军国。  
　　美国大海军主义者的困惑和失望，美国海军的焦虑和灰心，是可以想象的。  
　　既然如此，也许有人会问：那么美国干脆建造超过日英新设计的一系列主力舰不就行了吗？但是这种铤而走险的计划，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这是因为美国的战列舰必须根据巴拿马运河的闸门（调节运河水量，以调整水面高低差）大小而设计。假如美国建造压倒日、英战列舰的大舰，美国海军就只好放弃它所视为最大战略据点的巴拿马运河这条近道。  
　　不久，美国海军情报处获得了有关日本的新情报。这使华盛顿政府坚定了决心，要不失时机地阻止海军的扩军竞赛。  
　　美国表示要修建菲律宾的卡维特港和关岛的海军基地，也就是要使美国海军能够在远东方面集结全力，此举被认为是对日本的致命威胁。  
　　日本过去三十年来孜孜不倦努力的目的，实际上就在于把外国的海上兵力从西太平洋驱逐出去，并把它们关在门外。日本在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好容易才赶走了俄国。如今，别人把舰队开到距日本不过几天路程、近在眼前的太平洋上来，日本当然不会等闲视之。  
　　从海军方面来看，日本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经济力量也不充分。然而，日本决心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阻止美国建设基地。  
　　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冬，华盛顿通过外交和秘密情报网这两种途径，得到报告说：“日本认为，我方修筑卡维特和关岛的基地及要塞将构成开战的理由。”  
　　精通这方面情况的美国远东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关于日本这种决心坚定的报告，象洪水一样涌来。  


一箭双雕的妙计  
　　但是，美国并不准备为满足大海军主义者的虚荣心而在不久的将来发动对日战争。  
　　美国可走的道路有两条：或者强行完成建造新舰的计划，按照预定步骤，在太平洋建立新海军基地；或者向日、英两国让步，停止代价高昂、成果有限的海军竞赛，二者必居其一。第一条路，显然将导致战争。因此，美方决定暂时放弃海军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以完成一半的超弩级战列舰为杠杆，在和日英签订协定的范围内，保持适当的海军力量。  
　　老练的间谍们从世界各地云集华盛顿，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美国方面从容不迫，冷静而信心十足地等待着会议的召开。美国的机要室里气氛极为紧张，人们担心别国会突然使用新密码，急切地等待着会议开幕的铃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订三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华盛顿会议在华盛顿市的大陆纪念堂开幕了。  
　　世界各国的政治家聚集一堂，旁听席也挤得满满的。美国总统哈丁致开幕词后，英国代表鲍尔弗站起来说，应该把“简洁、诚实、名誉”作为本届会议的宗旨。接着他提议按照国际惯例推选东道国代表国务卿休斯为主席，全场一致通过。  
　　休斯任主席，发表演说。可是他的演说和一般礼节性的主席就职演说完全不同。会议一开始，他就突如其来地抛出了美国的具体方案，好象扔了一颗炸弹。他首先提出了三点原则：  
　　　　１．放弃一切建造主力舰（战列舰和巡洋舰）的计划，包括目前正在建造中的；  
　　　　２．废除一部分旧舰；  
　　　　３．今后限制海军力量，大体要根据目前各国现有海军力量决定。  
　　他还进一步极为具体地提出了限制日本，美国和英国主力舰的方案。  
　　　　首先，应该放弃的有：  
　　　　日本：正在建造中的七艘，二十八万九千一百三十吨；旧舰十艘，十五万九千八百二十八吨。  
　　　　　　　此外，撤销八艘主力舰的建造计划。  
　　　　美国：建造中的十五艘，六十一万八干吨（为此，已支出三亿三千万美元）；旧舰十五艘，二十二万七千七百四十吨。  
　　　　英国：建造中的四艘，十七万二干吨，旧舰十九艘，四十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五吨。  
　　其次，将来的最大限度吨位是：  
　　　　日本：三十万吨。  
　　　　美国：五十万吨。  
　　　　英国：五十万吨。  
　　在这种方案的背后，美国处于双重的优势。  
　　第一，美国拥有五十多万吨的战列舰，尽管尚未全部建成。实际正在建造的舰只的比重无论如何大于纸上计划的。  
　　第二，日本外务省和全权代表之间往来的密码电文，早已被美国的密码专家破译了。所以美国事先就准确地知道了日本准备让步到何种程度。因此，在日本提出要求时，美国能够打折扣地看待日本故意作出的强硬态度。结果，我国在华盛顿会议中上了美国的大当。  
　　虽然事后才发觉密码被破译，但东京却尝到了后悔的滋味，有关人士大惊失色。  


亚德利的机要室  
　　日本外交电报被侦收破译使日本恨之入骨，使美国欣喜若狂。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Ｈ·Ｏ·亚德利所著《黑屋》（—九三一年）一书中，有着详细的描述。  
　　自一九一七年五月起，亚德利担任美国陆军情报处第八科科长兼该科密码破译股的股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八科解散了。华盛顿会议时，他在纽约的 “亚德利办事处”继续从事密码研究工作，他是破译日本密码的首屈一指的人物。  
　　据他说，裁军会议期间，有五千多份日本密码电报，其中包括发给日本全权代表团的秘密训令在内，均在破译后交给了美国当局。  
　　由于这些重要的情报，美国未受任何损失。美国要做的仅仅是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一九一九年七月，亚德利在门户紧闭的“黑屋”里，按厢国务院远东司长的要求，埋头于日本密码的破译。据说，当时他对日语一窍不通。但是，他要求给半年的期限，通过废寝忘餐的埋头钻研和苦心孤诣的努力，终于破译成功了。一九二○年一月十二日，他提交了第一份日本密码的译文。  
　　当时，用于日本国家机密事项的外务省密码是极其简单的“换字密码”。每个日文字母换成两个罗马字来表示。例如“ィ”等于“ＷＯ”，“ロ”等于“ＰＵ”。  
　　每两个罗马字母组合的符号，共有六百七十六个。但是，如果区分子音和母音，则要表示出二百五十二种记号、字母和浊音点等。亚德利对电报进行了细心的整理，总结出最常用的日文字母有：イ、ン，ニ，ノ，オ，シ，ト，ヮ。此外，他还发现了日文电报中使用最多的音节，在日文的电报最后，大都以“シ”结尾。  
　　就这样，亚德利以惊人的毂力，对破译密码的热情和熟练的技术，巧妙地揭开了日本的密码之谜。如果精通日语，他肯定会在更短的时间内破译成功的。  
　　华盛顿会议期间，每天有个上了锁的小皮包从纽约送到国务院远东司长Ｊ· 麦克默里和美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手里，传递这个小皮包的人，是国务院为会议特别选拔的—位年轻的外交官。他是从海外的领事岗位上奉召回到华盛顿，被任命为“秘密信使”的。也就是说，由他把侦收到的日本外交电报从国务院送到纽约的亚德利的“黑屋”，然后，把破译的电文陆续送到华盛顿。  
　　日文翻译工作得到了美国一位最优秀的日语学者的协助，他是一位老传教士。一天，这位传教士译了一份日本外务省发给驻华盛顿和伦敦两位大使的电文。他发现在最后一段里有这样一句话：  
　　 “……关于上述事项，虽说是部分事实，如泄漏给别国政府，将引起麻烦……”。  

　　这似乎给这位慈悲的老传教士的善良心灵带来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仿佛第一次感到自己也成了间谍的同伙，终于提出了辞呈。亚德利感到失去了一臂之助，但又不能把老传教士挽留下来。  
　　一九二一年夏，当裁军会议进入预备谈判阶段时，日方为了加强通信保密，于七月十五日突然启用了厂套全新的复杂的密码。亚德利事前已预料到这种情况，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准备采取重大行动时往往改变密码，这巳成为惯例。在八、九两个月内，日本编制的这种科学的密码，使“黑屋”完全陷入了困境。  


新桥饭店的情报战  
　　然而，国务院从一个未曾料到的途径得到了“救生船”。美海军情报处成功地搞到了国务卿休斯所需要的，而又是亚德利所得不到的情报。  
　　当决定召开华盛顿会议时，美国海军当局就渴望确切了解日本海军当局对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态度。因此，美海军情报处长朗上校指示驻东京的美国海军武官沃森上校去探询日方会在何等程度上接受妥协方案。  
　　沃森是个机智，精明的情报军官，在美国视为主要假想敌国的国度里从事这项工作，他是最理想不过的人物了。他手下有两名军官，一个叫扎卡赖亚斯，另一个叫麦卡勒姆。这两个人都是美国罕见的日本通。后来，扎卡赖亚斯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作为对日本进行心理战的领导人而一举成名。麦卡勒姆，如上所述，在太平洋开战时任美国海军情报处远东科长。  
　　一九二—年九月某一天，沃森把扎卡赖亚斯叫到武官室，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  
　　 “有份重要情报，我想送往华盛顿。我们必须尽量详细了解在即将召开的海军裁军会议上，日本打算妥协到什么程度。我虽然已经掌握了大量资料，但在报告海军部之前，需要认真核实一下，我想把这项工作交给你和麦卡勒姆去做。”  

　　 “愿意效劳。”  

　　 “你参加过同野村大佐进行的‘新桥会谈’吧？”  

　　 “嗯，参加过。”  

　　 “好！你和麦卡勒姆两人要尽量频繁地举行新桥会谈。我已经不能参加了。我的公开身分已不允许我同他们过于亲密地、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了。野村为了获取我方的情报才继续参加会谈的。因此，对他来说，我已没有用了。我不得不把活动范围限制在海军武官这种官方使命的范围之内。但是，你们可以按对等的原则随便同他们交谈。”  

　　 “还有别的吩咐吗？”  

　　 “没有了，就这些。你马上和野村等人一起去新桥，把他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计划打听出来。不论什么情报资料都给我搜集来！”  

　　野村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大将。当时，他是海军省首席副官（大佐），已被内定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海军方面的随员。  
　　扎卡赖亚斯在其所著《秘密使命》一书中，关于完成沃森给他“秘密任务” 时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九月二十一日六点左右，我们和往常一样乘着人力车来到新桥饭店门前，坐在擦得干干净净的台阶上脱了鞋，换上了拖鞋。当我们被领到野村他们住的那栋房子时，他们正在等候我们。我们品了茶，喝了美国风味的鸡尾酒。我们用外交辞令道歉说：‘沃森上校对不能出席今天的宴会感到非常遗憾。’而野村对于沃森上校没有参加这次宴会似乎毫不介意。”  

　　 “野村估计：沃森为了不使我们泄露情报，一定封住了我们的嘴；沃森不在场，我们就可能透露情报。但是我们所带去的情报都是为了应付野村的询问而事先准备好的。我们事先作了练习，以便能够在交谈中装出吃惊的样子，在我们提问的时候表演得尽可能逼真。”  

　　 “我们的练习并非徒劳无益。在这一天的会谈中，我们得到了沃森希望得到的准确情报。这份情报为我们搞清楚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海相带去的日本计划提供了线索。我们通过巧妙的提问，成功地从野村嘴里了解到日本内阁会议上的妥协态度，了解到甚至可能按照美国的条件达成妥协方案……”  

　　十月十七日，驻日海军武官沃森上校向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处长发出了一份很长的电报，颇有把握地报告说：“日本最终将接受国务卿休斯提出的比例。”  



第十三号极密电报  
　　当华盛顿会议在比例问题上僵持不下，看来似乎无法打开僵局的时候，日本代表突然提出了一个方案，暗示美国如同意放弃在菲律宾和关岛设防，日本准备重新考虑十比六方案。  
　　美国代表对这一提案装做很吃惊的样子，一开始就不感兴趣。其实，美国老早就清楚地知道日本早晚会提出这个方案。  
　　由于这些给人以先见之明的情报，美国政府肯定向本国能干的密码破译人员表示了深切的谢意。因为他们迅速地破译了东京致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大将的 “第十三号极密”电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加藤全权代表收，内田外务大臣发  
　　　　　　会议第十三号　极密  
　　　　　　在贵电七十四号中，阁下关于限制军备问题，要避免同美、英，特别是同美国发生冲突的意见，政府亦有同感。因此，望阁下本着协商到底的态度，尽最大努力贯彻我方方针。在不得已情况下，可考虑接受第二个方案，即十比六点五的比例。当阁下多方努力仍不得不顾及形势的推移和大局利害而让步到第三方案时，请阁下酌情考虑，通过保障缩小太平洋防务或至少维持现状，来谋求限制在太平洋上集中舰队和使用兵力。同时，做出适当保留，表明帝国政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同意十比六的比例。  
　　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表明如美国强硬坚持的话，日本将放弃第一方案（十比七），以至第二方案（十比六点五），而准备在维持太平洋防务现状的前提下，接受十比六的方案。  
　　这样一来，华盛顿五大国协定的第十九条，使西太平洋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事实上的非武装区域。当美国和日本放弃在这一地区建设大海军基地的计划时，两国也就失去了对对方使用主力舰作战的手段。现代化的舰队，如果在海外没有适当的基地，就只能局限在本国的沿海或附近的基地内。因此，维持太平洋基地现状的条款，是华盛顿会议对和平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  
　　总之，在这次会议中，积极活动的美国情报机构的熟练技术和残酷无情，终于对扼杀日方的主张和要求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加藤全权代表收　　内田外务大臣发  
　　　　　　会议第一五五号　　绝密加急  
　　　　　　……我方一直认为以十比七的比例保障帝国国防之安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美国极力坚持休斯提案，英国也支持此方案，因而事实上已没有贯彻我方主张之希望。据此，鉴于大局，本着协调精神，除接受美方提案之比例外，别无他法。  
　　这样，美国终于获得了胜利！  


２．２　跟踪舰队演习  
　　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事：当敌对国家海军在公海演习时，就靠近其演习水域，主要通过无线电侦收来搜集演习的构成、过程和部队编制等资料。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都尽可能从远处，用“谨慎”的办法悄悄地进行，以免刺激对方。但是最近则利用“公海自由”的原则“堂堂正正”地干起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海军部队演习时，苏联的拖网渔船必定出现在演习水域。最多时，竟有四十艘拖网渔船进入有一百六十艘舰艇参加演习的水域。不消说，这些拖网渔船都装有先进的无线电侦听装置。因此，一九六三年北约当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事先不再公布有关演习的消息。但是，一九六四年北约进行海空联合演习时，苏联不仅出动了拖网渔船，还出动了舰船、飞机和潜艇，等待着北约舰队的到来。从演习开始，几乎在整个演习期间，紧紧缠住北约舰队，并发出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日本海中部举行日美联合演习时，美国和苏联的驱逐舰发生了两次碰撞事故。这一点，我们仍记忆犹新。  
　　五月八日，当演习部队驶出津轻海峡西口时，苏联的远洋拖船正在那里等候着。十一日，苏联四艘驱逐舰进行跟踪，一直靠近到正在进行反潜训练的潜艇约一百米的地方，因此演习暂告停止。十日和十一日，美国和苏联的驱逐舰又发生了碰撞事故。此外，从演习开始到结束，共计有三十架苏联军用飞机—直在演习部队的二百米低空进行侦察飞行。  
　　显然，苏联的这一行动是为了搜集情报，如侦察整个演习的构成，行动的概要，侦收演习部队的通信电报，获取雷达等电子装置的数据。除了这一军事目的外，还有政治上的企图。  
　　这里，试举几个日美两国海军在对方演习时以“谨慎”的方法进行追踪的事例：  


日本的间谍船  
　　　　“夕张号”巡洋舰  
　　降幡敏海军少佐（后晋升为中将）访问珍珠港时，无意中从—位当向导的美国海军军士那里听到美国舰队最近将在夏威夷近海进行大规模演习的消息，回国后，便把此事作了汇报。于是，日本海军在一九三四年七月，把“夕张号”巡洋舰派到演习海域，侦收美国舰队演习的通信，搜集可供研宄的资料。这是我国海军第一次为搞到情报而特意把舰船派到美国海军演习水域。  
　　当时通过侦收长波及中波通信了解到美国海军已经使用短波通信：从飞行中的飞船“谢嫩多厄号”发出短波信号，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各地调查其传播情况，等等。但是，当时日本海军没有准备短波收报机，无法直接进行详细的侦听。  
　　　　“襟裳号”特务舰  
　　满洲事变导致日美两国关系骤然紧张，第二年，一九三二年一月的史汀生主义——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发表的“不承认日本侵略满洲的宣言”——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当时象上海这样的华中地区的气氛，也使人感到异乎寻常。  
　　在这个时期，美国决定把舰队集中到太平洋方面，在夏威夷进行大规模演习。  
　　我海军为了得到此次演习的情报——演习的构成、部队的编制和演习的全过程等资料，还为了查明美国舰队的动向和战备等情况，把“襟裳号”特务舰派到演习海域。军令部情报部美国组的小川贯玺少佐以“随船军官”的名义搭乘该舰，通信情报专家深町让少佐被任命为通信长，另外还有许多有才干的通信情报人员临时搭乘了该舰。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襟裳号”悄悄地离开横须贺军巷。两三天后，一月二十八日终于发生了上海事变。负有特别任务的小川在《秘密的昭和史》（《别册知性》1956年12月号）一书中，关于当时的情况回忆如下：  
　　 “日美双方的无线电广播频繁地播送了这一时期的各种情况，我们油船上的乘员们也实在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年轻的军官们一再央求说：‘已在中国打起来了，我们为什么还游山玩水，乘这种非武装油船，去看美国舰队的演习呢？快让我们到战场去吧！’向这些年轻人说明道理，进行安慰和规劝，真是费劲不小……”  

　　 “我们的油船终于接近了演习海域。美国舰队的这次大演习，在夏威夷岛附近海域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我通信情报组专心致志地搜集演习情报，掌握了这次演习的大体过程。”  

　　 “但是，在这次大演习中，特别意外地引起我们兴趣和好奇心的是，当时美国陆军的飞机在海上自由自在地飞翔。这是被称为参谋总部航空军的陆军飞机，它们和海军飞机始终密切配合，自由自在地在海洋上空驰骋，这使我们大为震惊。”  

　　 “我们清楚地观察到，陆军飞机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有效而准确地攻击了那艘 ‘萨拉托加号’级的第一流航空母舰；而且这些飞机冒着极为恶劣的天气，在海洋上往返数百英里，断然实施奇袭并取得成功。这实在是值得注意的。……”  

　　深町少佐的通信情报组也搜集了大量资料。回国后，深町在军令部第十课（负责通信情报工作）把这些资料加以整理研究，成功地破译出美国舰队使用的密码（赫本机器密码），了解到演习的构成及部队的编制，演习的过程等。  
　　　　“石廊号”特务舰

我国海军于一九三九年得知美国舰队将在夏威夷举行大规模演习，于是，采取以下对策，在近似实战的态势下进行通信情报训练：  
　　　　１．把开往美国西海岸装运重油的特务舰“石廊号”的航线妥善地选在恰好靠近演习海域的地方。让精干的通信情报组人员临时搭乘该舰，担负侦收美国舰队中波的任务。  
　　　　２．把精干的通信情报组人员专门派往贾卢伊特群岛（马绍尔群岛）侦收美舰队的无线电通信，测定方位。  
　　　　３．东京郊外的大和田侦收站把对美通信情报组的主力也转向夏威夷海域的美国舰队。  
　　结果，以侦收并破译美国舰队演习裁判官的电报为主要资料，相当详细地掌握了演习的构成，部队的编制以及演习的过程等情况。  


美国的间谍船  
　　　　“马布尔黑德号”巡洋舰  
　　一九二七年秋，日本的练习舰队（“浅问号”和“磐手导”）访问了美国。美国决定派亚洲舰队的“马布尔黑德号”巡洋舰到神户港进行回访。  
　　美国海军偶然于八月三十日得知日本海军定于那年秋天举行演习。据说最新的航空母舰“赤城号”将参加演习，所以美国海军情报处对这次演习非常关心。  
　　当时扎卡赖亚斯少校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四楼上的无线电侦收装置搜集日本海军情报，发现侦收到的日本海军电报逐渐增加，他据此断定今年日本海军的演习比往年将更为重要。他认为侦收参加这次演习的舰船的电报，也许会获取日本海军的战术情报及其他专门情报。但是，陆上的侦收站离演习海域太远，扎卡赖亚斯就建议华盛顿海军部派一艘美国军舰到日本舰队演习海域附近活动。华盛顿立即同意了他的建议。  
　　这时由于亚洲舰队的轻巡洋舰“马布尔黑德号”将要访问日本，扎卡赖亚斯便奉命临时搭乘该舰。他把上海的侦收装置和工作人员都转移到“马布尔黑德号” 上，计划在该舰驶往神户的途中通过日本海军演习海域。  
　　十月二十日“马布尔黑德号”到达演习海域，侦收到日本舰队许多的无线电电报，经过研究后，获取了关于日本海军的重要情报。  
　　十月二十八日，该舰到达神户港时，扎卡赖亚斯把一份简要报告交给了前来该地联系访问事宜的美国驻东京海军武官科顿上校。十一月四日“马布尔黑德号” 返回上海之后，又向华盛顿提出了详细报告。  
　　这份报告的价值，可以从美国海军通信处给扎卡赖亚斯信中的如下一段话看出：  
　　 “你的报告很出色，其中包括对我们极其重要的日本海军情报，我认为其价值实在无法估量，真使我们感激不尽。”  

　　据美国方面的资料说，后来由于无线电通信的侦收机构——收报机和侦收基地——大大地得到改进，才得以侦收到日本海军演习的无线电电报。一九三五年把侦收到的片断资料加以分析综合，就获得了宝贵的情报。  


２．３　偷密码本的人  
　　不消说，如果把对方的密码本搞到手，就能最准确，最迅速地获取最重要的情报。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对这项工作都是死死抓住不放，并作出了非凡的努力。  
　　国土相连、间谍混杂的欧洲各国，在这方面都有很悠久的历史。下面试举一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五年充当德国间谍的波兰姑娘玛丽娅·索雷尔在华沙刺探俄军的情报。有一天，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从正在熟睡的俄国军官衣服口袋里成功地偷走了一份重要文件——俄国陆军的密码本。  
　　第二天她出现在市里一家金鱼商店门前。盛着金鱼的玻璃缸上贴着标签，每个都标着价钱，写在标价下面的是学名。不懂内情的人可能会认为是金鱼的名称。美丽的玛丽娅从价钱最贵的标签开始按顺序读出写在标价下面的术语：  
　　　　　　ＢＳＬＥ  
　　　　　　ＩＫＮＭ  
　　　　　　ＥＶＡＥ  
　　　　　　ＬＩＭＬ  
　　由上而下，从右往左读，便成为：ＢＩＥＬＳＫ，ＶＩＬＮＡ，ＭＥＭＥＬ  
　　这是伪装成金鱼商人的同伙在告诉她，总部的间谍联络员经过别耳斯科（波兰）、维尔那（现立陶宛共和国），到达美美尔（位于立陶宛共和国，现名为克来彼达），命令她如果搞到什么情报，就交给这个人。于是，玛丽娅急忙把她偷来的俄国军队的密码本交给了那个联络员。  
　　苏联的谍报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拿破仑远征俄国时，俄国事先就知道其计划。日俄战争时，开战前俄国就破译了日本的密码。  
　　一九○五年二月四日，我国驻俄国公使栗野慎一郎收到日本政府关于日俄断交方针的密码电报通知，并奉命于六日通知俄国政府。前一天（五日），晚上，当公使在国立皇家剧院看戏时，沙皇早已知道最后通牒一事，就一反常态，亲切地同公使交谈，漫不经心地和他告别。  
　　俄国方面为什么会如此了解日本大使馆的密码电报呢？原来日本驻荷兰公使馆的密码本被俄国间谍拍照了。这个间谍叫一名俄国美女冒充荷兰妇女，去当公使馆的女佣人。她收买了公使馆的仆役，把密码本偷出来拍成照片以后又放回原处。此事是怎么知道的呢？后来这个间谍曾到巴黎的日本公使馆出卖已用过的密码照片，谈出了盗窃的经过。  
　　搞到对方密码本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偷偷地“盗窃”，即拍照；另一种是强行“抢夺”。一旦发现密码本被盗，对方会立即采取更换密码等对策，因此，当然还是不让对方觉察偷偷窃取为妙。  
　　这里，让我介绍日美之间为搞到密码本而搞歪门邪道的几个插曲吧。  


“小偷”  
　　从一九三三年起，我陆、海军与宪兵队合作，在日本国内进行了特别工作，以便获得下列国家使领馆的密码本和密码表：  
　　英国驻札幌领事馆、英国驻大阪领事馆、美国驻神户领事馆、英国大使馆  
　　对英国大使馆的特别工作，虽然和大使馆管密码的人员取得了联系，也了解了机器密码的种类和使用情况，但始终没有成功。  
　　一九三六年夏，他们成功地偷拍了英国领事馆的几种密码本和密码表——各部间的联络用极密密码本和船舶用密码本等。这些密码本，是英国政府各部间联络用的极密密码本，我们利用这些密码搞到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从美国驻神户领事馆搞到的有：政府的“灰密”，规定使用规则的换字代替表，“褐密”，以及驻外机构和海军使用的条形密码等等。显然，这对于破译美国密码起了很大作用。不过，搞到这些东西却花了半年多的心血和努力。  
　　当时（一九三七年），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办公处和住宅不在一起，办公处有一对日本夫妇看守。因此，这项特别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买通当看守的日本人，调查办公处内部状况，了解密码本放在哪个保险柜，用什么样的钥匙……这项工作用了大约半年时间。在这期间，为弄清领事馆人员的行动，进行了细心的统计，物色了第一流的钥匙专家。  
　　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查明存放密码本的保险柜的拨号盘符号。当然，钥匙专家是可以用计算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那需要很长的时间。于是，在钥匙专家的协助下，趁领事馆人员和领事不在时，偷偷地打开领事馆和领事住宅的所有抽屉进行搜查，寻找拨号盘符号。当然，这时早巳买通了领事住宅的日本女佣人。但是，怎么找也没有找到，工作碰到了很大障碍。  
　　不久，领事恰好调换工作，暂时由副领事代理领事职务。通过细心观察副领事的行动，发现他每次开保险柜都看一张纸，这张纸放在随身带的皮包里。特工人员灵机一动闪过一个念头：肯定是这张纸。  
　　一天，听说副领事要到一艘深夜开进神户港的美国船上去。他去的时候，也许把那个皮包放在家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照像的复印装置等一切必需品都准备就绪。而且，为完成任务，需要有尽量长的时间以及身经百战的干将们。这时副领事所熟悉的一位酒吧间老板娘出场了。  
　　 “晚上好！我要好好招待招待您，请您务必来，一定来啊！等着您……”  
　　老板娘给副领事打了电话，说得十分甜蜜，富有魅力，感人肺腑。  
　　这一计策完全如愿以偿。  
　　副领事把那个皮包放在家里，来到船上。船上的事一完，他马上就离开码头前往酒吧间喝酒去了。他在老板娘的特别招待下神魂颠倒，哪里还想到一项特别工作正在进行呢！他坐下开怀畅饮，终于酩酊大醉，被抬上汽车送回家去了。家里正有两个便衣宪兵在严密地监视着。  
　　在这期间，工作迅速地进行着。钥匙专家打开了皮包，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拍摄下来。在许多文件中，发现了要找的那件东西。于是进入了下一步工作。  
　　深夜，特工人员悄悄潜入领事馆内，按照纸上的符号转动拨号盘。保险柜终于轻轻地开了。为了不留指纹，带上了橡皮手套并检查了是否有显现开柜痕迹的装置，因为有的保险柜有记录开门次数的装置。即使没有这种装置，也有一种可以凭细线或头发来发观是否有人开过门。  
　　这个保险柜里面还有一道门，钥匙造型极其复杂，不是组合式的拨号盘。为了配制这种钥匙又花了十几天。  
　　就这样，终于搞到了柜内的东西。把密码本偷偷地取出来拍了照，在天亮前又放回了原处。  
　　美国也没有睡大觉。一九二○年，美海军情报处也从日本驻美国领事馆窃取了密码本。法拉格在其所著《被盗的密码本》一书中说：  
　　 “一九二○年夏末之前，实施妙计的一切部署已经完毕。他们完全包围了日本总领事馆的楼房，查清了领事馆内没有值班员，也没有专门的看守人员，只有一个楼房的守门人。他是一个忠于美国的美国人。一天夜里，当五个陌生人来到领事馆时，他一声没吭，只是装作茫然的样子。”  
　　这五个人中，有美国海军情报处国内处（反谍报部队）支队长，其中两人因怕出声而穿胶鞋，一人蹑手蹑脚地潜入办事处，另外还有一人就是锁匠。这位锁匠打开了保险柜。  


“强盗”  
　　 “关于特务舰‘浅香号’通过巴拿马运河事宜，望取得美政府的谅解。”  
　　在华盛顿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九四一年新春之后，正月四日，我驻美海军武官处收到了东京这份训令电报。  
　　 “浅香号”是为了装运盟国（德国）总统希特勒善意向日本提供的工作机器，特意从民间征用编入舰队的。该舰作为特务舰，挂起了军舰旗，马上就要返航西班牙。  
　　我们立即开始和美海军部进行谈判。笔者的谈判对手是美情报处远东科科长麦卡勒坶中校。一开始就明显地感到这次谈判的前景困难重重。这是因为美方不希望我海军舰船通过巴拿马运河。美方提出条例说，如我方硬要通过，为了保障运河的安全，就要让美国武装士兵登上军舰。  
　　但是，外国武装士兵登上军舰是侵犯军舰特权，有损国家威信，当然不能接受美方的条件。笔者反复说明了这个道理，还说，“浅香号”只是通过运河，此外别无他意，要求美方不要派武装士兵登上军舰。但美方声称，为了保护紧急情况下的战略要点巴拿马运河的安全，这是一项不得已的措施，坚持不肯让步。  
　　这样，谈判僵持到一月二十日，这一天发生了一起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重大事件。  
　　华盛顿的冬天比东京更冷，雪也大，这大概是由于华盛顿离北极更近吧。东京位于北纬三十五度四十五分，而华盛顿则和岩手县一之关一样，位于北纬三十八度五十五分。  
　　这天早晨，华盛顿就阴沉沉的，中午过后，飘起小雪，天色黑了。好不容易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正在收拾桌子上的文件时，寺井少佐突然向窗外一望，吃惊地说道：  
　　 “好大的雪啊！这样的天气走夜路，汽车一打滑，可就见鬼了！”  

　　确实，这在华盛顿也是一场少见的大雪。  
　　 “在轮胎上安装防滑链也很麻烦，我看不如今晚就住在办事处，好好玩一下桥牌吧。”  

　　 “好吧，咱们是忙里偷闲嘛！”  

　　我们玩得很起劲，以至忘记了时间在流逝。十一时左右，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  
　　 “我是松平。有紧急情况要谈，我马上去您那里。”  

　　松平是大使馆一秘。  
　　 “什么紧急的事呀？”  

　　 “在这种时候……”  

　　 “肯定是发生了和日本海军有关的重大事件。”  

　　于是，我们放下了桥牌，一面想象着可能出现的各种事态，一面等待着松平。从大使馆到武官处，平时用不了五分钟。可能是大雪的缘故，过了十分钟松平还没来。  
　　 “可能是让雪困住了吧？”  

　　一会儿，松平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他急忙谈着要点，从衣袋里拿出驻旧金山总领事武藤的急电。电报的大意是：  
　　 “一月二十日下午，日本船‘日新丸’为装运石油驶进旧金山湾内的萨克拉门托河口。和往常一样，美国官员进行了检疫。这时，美方仔细检查船内是否藏有可卡因之类的违禁品。那种东西当然是没有的。最后，他们要求打开船长室的保险柜。船长也没有怀疑，便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但是，这是美国方面玩弄的诡计。当他们发现保险柜中妥善存放的《船舶密码本》等机密文件时，便不顾船长的极力阻止，强行抢夺而去。脸色铁青的船长急忙报告了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我方提出抗议几小时之后，密码本等才‘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船上……”  

　　商船是海上兵力的重要部分。《船舶密码本》是由海军编制、分发以供战时或紧急情况下海军和商船间秘密通信使用。哪怕是落在美国手里几小时，也意味着密码本的内容全被盗窃。这种密码本不仅因此丧失了生命，而且使美国获得了一份了解我海军的密码特点，为破译秘密程度更高的密码所需的重要资料。  
　　 “日新丸”事件是美方，特别是美海军的“预谋行动”。战后才知道，抢夺 “日新丸”密码本的“凶手”是扮成海关人员的美海军情报处人员。这些“强盗” 立即将拍摄的密码本胶卷带回华盛顿去了。对于美海军通信情报处破译日本海军密码工作，这是极其有用的资料——法拉格在其所著《被盗的密码本》一书中做了如上叙述。  
　　 “日新丸”事件发生时，笔者自然回想起日本宪兵曾偷偷潜入卖国驻神户领事馆，从保险柜中取出密码本拍照之后算放回原处，并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说起来这两者都属于“小偷”行为，但这次美国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强盗”行径。  
　　笔者不由得握紧拳头，对美国这种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的行为感到气愤：“他妈的，美国佬真狠毒啊！”  


２．４　间谍的喜剧和悲剧  


留作纪念的二十五美分银币  
　　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途岛海战中，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中将与葬身于东太平洋波涛之中的航空母舰“飞龙号”同归于尽。他在任驻华盛顿海军武官时，就被美国海军视为“驻美间谍的头子”。那时，前边提到的“新桥饭店情报战”的主角扎卡赖亚斯中校是美海军情报处远东科科长。  
　　日本海军武官办公处和住宅设在马萨诸塞路和威斯康星路拐角处一幢叫做奥尔班·图尔斯公寓的四层楼上。美方为观察武官处的动静，在斜对面的公寓租了一间房子，耐心地用望远镜进行监视。但是武官处的窗户什么时候也不打开。这引起了美方的怀疑：屋子里肯定是在搞相当秘密的工作。  
　　因此，他们决心查看一下武官处，终于想出一个计划：把主要人物山口武官和武官助理们引诱出去，只留下秘书和司机等看门。为了制造这种机会，扎卡赖亚斯在波特路的家里为山口和助理们准备了晚宴。但这不过是计划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对武官办公处的“合法”搜查。扎卡赖亚斯事先做好安排，经常让奥尔班·图尔斯的电灯灭了一会儿之后再亮起来。这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印象：可能是出了一点小故障，例如，暂时停电换新保险丝。这样一来，在举行宴会的晚上，即使电灯灭了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扎卡赖亚斯在其所著《秘密使命》一书中，就此次“调虎离山的晚宴”叙述如下：  
　　 “晚宴按预定计划举行，山口大佐他们来到我家，高高兴兴地聚集在酒席周围。为了使他们忘掉办公处，我们特地备置了合乎他们口味的鸡尾酒。我在劝酒时看到他们确实在心满意足地开怀畅饮，陶醉于晚宴之中……  
　　酒过三巡，山口大佐屋子的电灯忽亮忽灭地闪了一会儿，渐渐暗了下来，终于灭了。两个看门的只得呆在黑暗之中。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武官处看门的秘书给公寓管理人员打电话说电灯灭了……  
　　管理人员道了歉，然后亲自去武官处看了看，他说：‘这非找专门电工来不可，我马上去叫……  
　　一会儿，身穿工作服，提着工具箱的两个‘工人’敲着武宫处的门，说：  
　　 ‘晚上好！出了什么事呀？’  
　　 ‘这个电灯总是出故障，这次可要麻烦你们修好呀！’  
　　 ‘一定修好。对面这间房子里是什么？’  
　　 —个电工用明亮的手电筒会心地照遍了屋子的各个角落……他的任务就是到这间房子里检查里面的东西，搞清楚日本人在这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他对伙伴说：  
　　 ‘吉姆，你过来一下！咱们检查一下天花板上的插座吧。’  
　　于是，对这间房子里所有的东西进行了认真的检查，这是为了查清日本人究竟是使用无线电发报机，还是装有无线电收报机。  
　　两个电工深入敌阵内部，明亮的手电筒光柱照出了为避开美方耳目而添置的情报技术设备，如保密柜和密码机。  
　　山口大佐他们正在喝海龟汤时，公寓那边一个电工说：  
　　 ‘喂，比尔，毛病在这儿，把这家伙修理一下吧。’他们热心地摆弄了两三分钟，缠上了胶布，然后，为了做‘收尾’工作来到地下室，接上为弄灭这间房子的电灯而事前切断的保险丝。  
　　房间亮了，电工们又回到屋子里来检查工作完成的情况，他们借口看看是否一切都搞好了，提出要进山口大佐的私人房间。这时，被秘书断然谢绝了。  
　　 ‘谢谢你们。请不要进去！’  
　　电工答道：  
　　 ‘好吧。今后再不会出毛病啦！’  
　　两个电工已经用手电筒查看了美方想知道的一切，再没有必要进一步调查了。他们把工具装到挎包里准备回去时，秘书从口袋里掏出了闪闪发光的二十五美分银币，塞到他们的手里。”  
　　不用说，这两个电工是美海军情报处人员。扎卡赖亚斯补充说，日海军武官处秘书赠送的小费两枚银币，“还作为纪念品保存在美海军情报处里”。

假图纸  
　　从一九三七年度起，就没有条约限制海军的军备了。为利用这一新情况，日本在新的造舰计划（一般称为“③计划”的第三项补充计划）中，包括了造舰编号为“第一号舰”和“第二号舰”这两艘军舰。第一号舰是超级战列舰“大和号”，第二号舰是超级战列舰“武藏号”  
　　这两艘战列舰是我国的“掌上明珠”，可以说是我海军当局全部智慧的结晶。海军当局认为，从国力上来看，增加数量已难以支持，所以就想靠质量的优势担当起国防重任。  
　　因此，无论如何也要保守“掌上明珠”的秘密。两艘舰上的四十六厘米炮称为“九四式四十厘米炮”；可以推断出舰型大小的全部资料都作为最高机密的 “军机”看待，这也无非是为了保密。为秘密建造这两艘巨舰付出了一切努力，以致可以说造舰工程的困难不在技术上而在保密上。  
　　 “大和号”是在吴海军工厂建造的，“武藏号”是在三菱重工业公司长崎造船厂建造的。两舰分别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和一九三八年三月开始建造，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和一九四二年八月完成。  
　　在此期间，为秘密建造军舰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在吴港搭起了长长的遮人眼目的板墙，在长崎挂起了前所未闻的棕绳编成的空中幛幕。  
　　吴港这个地方平地少，丘陵多。从丘陵望去，军港一带尽收眼底。从吴港通往音户海峡的公路，恰好穿过海军工厂附近的山岗。从这里一望，工厂就在眼下。 “第一号舰”是在这个工厂的船坞中建造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们看到这颗 “掌上明珠”。绞尽脑汁才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丘陵周围搭起一道长长的遮人眼目的板墙。  
　　为隐蔽正在长崎建造的“第二号舰”，空中挂起了特制的棕绳幛幕。这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幕幛。绳的重量十分令人吃惊，竟达四百吨。据说整个九州的渔网曾一度脱销，使不明真相的渔民大感恐慌。至今，还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些好事的人计算，如果把这些棕绳拉成一根，可往返长崎和东京之间，还可拉到京都。当时，日本海军为了拼命保守“掌上明珠”超级战列舰机密，竟认真地搞了这些名堂。  
　　不仅对海军部以外的人们保守我海军“掌上明珠”的秘密，而且，参加建造这两艘超级战列舰的工程人员，也必须宣誓保证不泄漏秘密。他们戴有贴上本人照片的特殊胸章，守卫人员一个一个当面检查后，才能进入工程现场。有关工程人员中，也只有各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才知道该舰整个要目。  
　　就是海军部内的人员也必须得到海军大臣的特别批准才能参观这两艘军舰。  
　　一九三八年夏，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到吴港出差时，笔者曾以秘书身分随行。大臣在厂长的陪同下，从搭在船坞码头上的舷梯走过去，视察了“大和号”舰。但是，从东京出发之前，笔者没有在主管的军务局办理所需要的手续，因而不能通过舷梯。因为那里设了一条无形的戒备森严的纠察线——“未经海军大臣特别批准者，不准入内”。笔者在大臣结束视察之前，只好站在船坞码头上凝视着森严巨大的船身。同情笔者的厂方人员送给笔者一个不值得庆幸的浑号：“买站票的秘书”。  
　　不仅如此，日本海军根据军令部关于必须对这两艘超级战列舰保密的要求，甚至在舰政总部准备好了假图纸。考虑到美方的间谍会进行活动，万一泄漏“机密”，就让美国得到这份假图纸好了。战后才知道，美方悄悄地搞到了这份假图纸，并信以为真了。据说，两艘超级战列舰的真相还是由战后访问日本的美海军技术调查团第一次传到美国去的。  
　　伊藤正德在其所着《回忆大海军》一书中说，美方认为：“武藏号”是超过五万吨的巨舰（实际上标准排水量是六万九千一百吨，满载状态是七万二干八百零九吨）。伊藤又在《联合舰队的末日》一书中写道，他在一九三七年秋至第二年春访问欧美报社时，会见了《纽约时报》的汉森·鲍得温。当时，鲍得温说：据说“大和号”战列舰的对空速射炮有五点五英寸炮二十四门（实际上有十二点七厘米〔五英寸〕高角炮十二门，二十五毫米机枪二十四挺）。令人吃惊的是他比笔者知道得还详细。  
　　鲍得温以美国第一流的军事记者著称，他和英国的利德尔·哈特一样，是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军事评论家。难道他觉察到了这是一份假图纸吗？  
　　用这样的假图纸使对方“受骗上当”的不光是日本方面。  
　　美海军情报处探听到，日本驻华盛顿海军武官处打算利用一个在美海军大炮制造厂身居要职而经济上又很困难的人，让这家伙尽量多地搞到美军舰上八英寸大炮的数据。为了防止日本间谍活动，美方决定将这个家伙作为“双重间谍”加以利用。  
　　不久，一份并非秘密的“秘密”图纸设计出来了。它外表上同真的一样，但机密部分巳被美海军专家抽掉了。当这个间谍把这份假图纸送来的时候，日本海军武官处“慷慨地”送给他五百美元作为特别酬金。  


一只“避邪”的避孕套  
　　同我国相比，的确，“自由之国”的美国要开放得多。美国对于高度的机密事项，当然采取严格的措施，以防泄露。但是却没有象在日本看到的那种遮人眼目的板墙和棕绳幛幕。因此，从旧金山贝思利赫姆钢铁造船厂旁边的路上数一数船台，或者了解一下正在建造的舰船工程情况，那是“易如反掌”的。从附近的山坡上眺望，停泊在圣彼得罗和圣迭戈军港的舰船也一目了然。而且，在十月二十七日海军纪念日之类的节日里，还允许一般市民参观军舰。  
　　我海军驻外人员决不放过这种机会。有一位驻外工作人员利用了海军纪念日，按照东京的要求，调查了美国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的飞机着舰控制装置的构造。他找了一个妙龄的美国女郎做伴，事先告诉她在舰上“主动地”向航空母舰乘员打听控制索的尺寸、数目和该装置的动力等应该调查的事项，巧妙地把秘密情报搞到了手。  
　　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公开的方式或利用对方提供的机会来获得情报，还不能圆满完成驻外工作人员的使命。因此，无论如何有必要暗中布下秘密情报网。这种情报网，不仅利用旅美日侨和美籍日本后裔，还利用了美国人及其他外国人。例如，娶德国血统妇女为妻的战列舰“加里福尼亚号”乘员中的菲律宾人，娶日本血统妇女为妻的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的乘员，美国海军前水兵，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军士以及那些声明“除了我的身体以外一切都可奉献”的德国血统的美国妇女，这些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但是，恐怕再没有比谍报工作——俗话说就是间谍行当——更危险的“职业” 了。常常提心吊胆，不得不随时提防别人以保全自己。而且还要克服那种紧紧缠绕自己的孤独感，一旦意图败露，就对充满善意的合作者恩将仇报，有时宦会给国家带来不利和麻烦，所以决不允许失败。这里需要的是一贯认真负责，不允许有片刻的疏忽。  
　　不过，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完成使命，无论如何也得冒险。  
　　有一天，美国舰队要在圣彼得罗港外举行检阅。这种检阅类似日本海军的队形运动。我驻西海岸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消息后，目光炯炯，眉宇间充满了决心。  
　　好，到跟前去看看！  
　　他心里在盘算计策。一会儿，就想出了一个计划。  
　　其内容大致如下：  
　　圣彼得罗港内的特尔米纳尔岛上，有日本籍渔民集居区，他们依靠沿海渔业维持生计。渔场在海面上的圣罗扎岛和圣克鲁斯岛以南、圣克利门蒂岛以北的海域。举行检阅的水域就是这个渔场，所以这些渔船即使在那里也不至于受到什么怀疑……  
　　于是，他化装成渔民，搭乘渔船驶向美国舰队检阅的水域。他详尽地观察了舰队运动的状况和飞机在航空母舰上起落的速度（间隔时间）、主炮和副炮的射击、航行序列等。  
　　这种行动当然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冒险”。但是由于人所固有的弱点，有时就不能如愿以偿。由于一时疏忽、稍微自满、些微主观臆断、缺乏必要的警惕性，或者急欲求成，以至“逐鹿者目不见泰山”，就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失败。  
　　有一年，正当海军纪念日，停泊在旧金山港的美国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 向一般群众开放了。  
　　我们有一位驻外工作人员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前往参观该舰以便弄清东京早就需要的十六英寸炮塔的炮身间隔，偷偷地按了照像机的快门。本来应该适可而止，而他却得意忘形，到处拍照。这真是太冒险了。  
　　结果引起了舰上值班军官的怀疑，他被抓住了。  
　　 “快去瞧呀！抓住了个日本间谍！”  
　　看热闹的观众立刻围了一圈。  
　　值班军官在众目睽暌之下，开始对他进行搜身。没想到从他上衣内口袋里搜出来的竟是一只避孕套！  
　　 “这是什么呀？”  
　　他没作声。值班军官就是不问，也十分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在很多妇女围观下，值班军官很不好意思，只把装在照相机里的胶卷（拍下炮身间隔的胶卷已放在别的衣兜里）没收了，再没有往下追究。  
　　 “你马上离开军舰！”  
　　原来，这天他为了“避邪”（明知这是一种迷信）而带了只避孕套。他得以免遭大难，顺利地完成任务，为此十分感谢这个“异常灵验的玩艺儿”，于是他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军舰。  
　　但是，这种事情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我驻外工作人员如履薄冰，继续为完成职责而献身。美方为了探知这种“暗中活动”以保守机密，也不断地盯梢，安放窃听装置，布置各种“防谍网”，甚至利用“反间谍”。这样，以美国西海岸一带为舞台，为获取美国海军机密情报而展开的谍报战和拼命阻止这种企图的防谍战之间，噼噼啪啪地进发出了无形的火花。  


圣彼得罗码头上的消息通  
　　一天，一个美国人来到了日本驻洛杉矶领事馆。  
　　 “我从前在美国海军里当过水兵，我对美国海军有仇，如果日本需要我干什么，我愿意帮忙。你们要不要有关美国海军的机密情报？”  
　　不知所措的领事，对这个“情报推销员”说：“华盛顿有日本海军武官处，你到那里去谈谈怎么样？……”  
　　此后不久，这个人来到我海军武官处。  
　　这位“情报推销员”叫汤普森，确实曾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准尉。他之所以对美国海军“有仇‘，似乎是因为海军发现了他在女人问题上的丑闻而把他开除了。  
　　不管怎样，海军武官处决定利用他，并指定驻美西海岸工作人员Ｍ少佐和他直接联系。  
　　Ｍ少佐给汤普森做了一套军官服，使他能够“大摇大摆”地钻进美国军舰内部取出机密文件。  
　　不久，汤普森就把美国舰队的行动计划表等文件搞到手了。了解到舰队射击训练的日程以后，Ｍ少佐便和圣彼得罗的Ｎ少佐的通信情报机构取得联系。这个情报机构就利用架设在日本人经营的一家旅馆内的天线，侦收了美舰队在射击时使用的电波。  
　　这份侦收记录送到东京军令部，军令部再转送到横须贺的海军炮兵技术学校，让他们研究。该校的战术科研究后，把美国海军的射击要素和精确度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  
　　但是，汤普森的“坏事”没干多久，一个名叫特伦廷的圣彼得罗码头上的消息通出现了。  
　　一天，特伦廷来到停泊在圣彼得罗的太平洋舰队的旗舰上。  
　　 “我找司令有要事。”  
　　 “究竟有什么事？”卫兵班长略带轻蔑的口吻问。  
　　 “对你这样的小喽哕我不能说，我要见头头。”  
　　卫兵班长没有办法，只好把他领到值班军官那里，但特伦廷还坚持说：  
　　 “你的官也太小了，快把我领到你们头头那里去。”  
　　把司令的副官叫了来，特伦廷还是重复那老一套话。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我总得把你为什么要见司令的原由报告他呀！”  
　　特伦廷认为副官的话是有道理的，就说：  
　　 “我要向司令报告日本间谍的事。”  
　　几分钟后，这个衣衫褴褛的码头上的消息通，站在舰队司令莱维斯面前。  
　　 “特伦廷先生，听说你要报告关于间谍的情报。”  
　　 “是的，我和他们当中的一个家伙住在一起。”  
　　 “噢，那就请你好好谈—谈吧。”  
　　莱维斯司令边坐下边催促他说。  
　　 “我和一个叫汤普森的家伙住在一起。这小子原先在海军里干过，后来被开除了。这一阵子，汤普森又穿上了军装，跑到港内的军舰上，每带回来什么文件，就藏在我的房子里。我觉得这个小子挺可疑，就盯上他了。这个混蛋准是把那些文件偷偷地交给前些日子在街上碰头的日本鬼子了。汤普森这小子，从头顶到脚尖都象个十足的骗子。他过去只不过是个水兵，现在去军舰拿文件的时候，他妈的，却总穿着军官服。这家伙肯定去干坏事。”（见扎卡赖亚斯著《秘密使命》）  
　　这样，汤普森终于被美国警察当局逮捕了。  
　　 “富村商会破产，暂不可能重建。”从Ｍ少佐的这封急电中得知这一消息的海军武官处，担心Ｍ少佐会受到牵连而灾难临头。不久，当“浅间丸”客轮刚要离开旧金山港口时，一个日本人跨过从栈桥搭在船上的舷梯，慌忙地走进船内。  


伪装的宴会  
　　前来出卖情报的美国人，不只汤普森一个。还有一个叫Ｓ的人，他不象汤普森那样的水兵出身，而是堂堂正正的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军事学校毕业的少校。他们无疑都是为了钱当间谍的。不过，这两个人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因奸情罪被海军开除，因而怀恨在心，对美国悔军抱有“敌意”。  
　　一天，Ｓ突然敲华盛顿日本海军武官处的房门，说他愿意帮助搞到美国海军机密情报。  
　　几天后，Ｓ腋下夹着武官处在纽约买到的一套日本和服，拜访了一位有过一面之交的海军司令夫人。不消说，这份礼物博得了夫人的欢心。Ｓ把她俘虏以后，花言巧语地说：  
　　 “我现在正从事少年读物的写作。因为写作需要，很对不起，可以把司令手头有关美国海军的文件给我看看吗？”  
　　夫人连做梦也没有料到美国海军军官会干坏事，便满口答应了Ｓ的要求：“当然可以。”  
　　于是就从司令的书房中拿出来两份文件。一份是美国海军大学函授教育用的教科书，另一份是有关炮兵战术的文件。特别是前者，是一份高度的机密文件，它以舰队展开时敌我主力的预想队形等为内容，论述了海上决战的基本要领。  
　　 “对不起，能不能借给我看一会儿？”  
　　夫人犹豫了一下。但是由于刚收下了那么美好的礼物而不便断然拒绝。  
　　 “只借给你一会儿啊！请你马上还回来，千万别忘了！”  
　　 “决不会给太太添麻烦，谢谢您！……”  
　　这一天，我海军武官处突然忙碌起来。因为要赶紧把夫人背着司令借给Ｓ的绝密资料复制下来。当时还没有今天这种操作简便的优秀复制机，必须用翻拍放大机拍照，然后再找感光纸冲洗出来。况且这项工作必须秘密地进行，以免美国方面察觉。  
　　只靠武官处现有人员是不足的，还动员了在华盛顿附近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驻外工作人员。这不只是为了帮助工作，同时也是为了遮入耳目，把假宴会办得热热闹闹的。  
　　他们尽情狂饮，放声歌唱《东京舞曲》。这些都是欺骗敌人的一种手段。  
　　与此同时，复制工作在顺利进行。厨房里假装“洗盘子”，实际上在冲洗着感光纸。  
　　不久，复制成的材料交给由博尔提莫尔港开出的日本轮船船长送往东京了。  


２．５　玩偶的秘密  


奇怪的信件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二年一月，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收到了特里尼达岛（西印度群岛的英属殖民地）的英国当局转来的一封信。由于怀疑可能是封密码信件，就拍成了照片。  
　　果然，信中写的是撒网捕鱼、气球、玩偶医院、修理手足脱落了的玩偶等。  
　　联邦调查局调查了信上写的发信人波特兰市（美国西海岸俄勒冈州）的吉尔伯特夫人。据说她虽对搜集玩偶有兴趣，但她并没有手足脱落的玩偶，也没有托人修理过。至于鱼网和气球玩偶，根本就没有想过。另外，收信人写的是阿根廷的莫利娜里夫人，但据吉尔伯特夫人说，她在南美国家没有任何熟人。夫人所谈的情况没有什么疑点，街坊对她的反映也很好，因此，联邦调查局就没有再往下调查，决定暂时视察一下。  
　　过了五个月，一九四二年六月，俄亥俄州斯普林费尔德城的威尔逊夫人收到了一封航空信。信上贴了一张“查无此人，退回原处”的便条——收信人是阿根廷的莫利娜里夫人。  
　　威尔逊夫人吃了一惊。什么莫利娜里夫人，连听都没听到过，更不曾记得给她写过信。但是，信上却一字不差地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啊，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事！”  
　　她自言自语地嘟哝着，因为发信入写的是自己的姓名，出于某种好奇，就把信打开读了起来。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  
　　　　　　一个月前，你曾询问过关于我搜集玩偶的事，我在艺术俱乐部作了一次关于我收藏的玩偶和立像的讲演。新的收获只是三个可爱的爱尔兰玩偶。其中有一个背着鱼网，另一个是背着柴草的老妪，第三个是小娃娃。  
　　　　　　我在替母亲编造收入表之前，由于商业上的原因，到母亲那儿去了，为此正在学习打字。  
　　　　　　　　　　　　　　　　　　　　　　　　　　　　　３月１日  
　　威尔逊夫人越发感到奇怪了。在艺术俱乐部作玩偶的讲演，倒是事实，可是到母亲那儿去啦，学习打字啦，都是没影儿的事。威尔逊夫人感到莫名其妙，便把这封信交到联邦调查局去了。  
　　一个月以后，华盛顿州斯波坎的布朗夫人家里收到了一封信，也是因为地址不详从阿根廷退回来的。信上说：  
　　（前略）我正让孙女修理玩偶。……有一位重要事业团体的太太，把一个穿法兰绒草绿色裙子的德国制旧素陶器玩偶送人了。我想不应和这件事有什么牵连。上个月，我把这个玩偶弄坏了。我打算在西雅图找一个人把它修好。估计在二月的第一周以前，可以修好。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７日  
　　布朗夫人没有孙女，而且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什么德国素陶器玩偶。她心里有点发慌，立即报告了联邦调查局。  
　　因收到从阿根廷退回来的怪信而困惑不解的人，还有几个。  
　　同年八月，梅森夫人遇到了麻烦。信上说：  
　　 “侄女伊丽沙白很想得到一套中国玩偶，在唐人街买了七个穿中国服装的玩偶。为了圣诞节用，买了五个英国玩偶。两个没有盒子，三个带盒子。另外，侄女凯瑟琳对暹逻玩偶和萨拉托加大皮包，深表感谢。”  
　　十月份，吉尔伯特夫人再一次收到了退回来的信。信上说：  
　　 “暹逻舞女玩偶的腹部损坏，现已修好。这个暹逻玩偶有个伴侣，也有法国玩偶。”  


女间谍的末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注意到这四位妇女都是玩偶搜集家。虽然她们从各个商店购买了玩偶，但是发现纽约一家玩偶商店和她们四个人都有交易关系。  
　　另一方面，对联邦调查局破译密码的老手来说，这类玩偶商的信件“密码” （隐语）毫不费力地就可以破译出来。  
　　例如，表面上看来是无可非议的一般的信件：  
　　 “香蕉牌四千支，罗司柴尔德牌五千支，王冠牌八千支，上开各种雪茄，请急速寄来。”  
　　而实际上却是：  
　　 “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八艘，现已急速出港。”  
　　识破这一类间谍通信，对他们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于是，联邦调查局的老手们把玩偶商的隐语通信作了整理。  
　　以威尔逊夫人的名义发出的信：  
　　背着鱼网的玩偶是航空母舰；  
　　背着柴草的玩偶是大型战列舰；  
　　儿童玩偶是小型舰艇。  
　　以布朗夫人的名义发出的信：  
　　弄坏了的玩偶是在珍珠港受伤的战列舰，估计在二月份第一周以前修理完毕（写此信时，战列舰“马里兰号”正在西雅图）。  
　　以梅森夫人的姓名发出的信：  
　　所谓七个中国玩偶，是指七艘战列舰已开进旧金山港（这里有一条叫作“唐人街”的著名中国人街道）进行修理。  
　　五个英国玩偶是指别的军舰，两艘停泊中，三艘开进船坞。  
　　萨拉托加大皮包是指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  
　　吉尔伯特夫人的第二封信：  
　　腹部损坏的暹罗玩偶，是舰体中部中了鱼雷的航空母舰；  
　　其伴侣是改装成航空母舰的军舰；  
　　法国玩偶是修理完毕的大型军舰。  
　　中了鱼雷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战列舰‘内华达号“在此信发出时，正在西雅图附近布雷默顿海军工厂修理。  
　　纽约这个玩偶商是一个德国后裔的美国人。她曾经在旧金山做生意，给军舰和商船供应蔬菜。从那时起，她就积极协助我海军驻西海岸工作人员搜集情报，甚至声称“除了我的身体以外一切都可奉献”。她常常在自己家里招待美国海军的年轻军官，一起就餐，同时搜集有关美国舰队训练情况等重要情报。  
　　她三十年代迁居纽约，开设一个玩偶商店。  
　　我驻华盛顿海军武官处在战争即将爆发时，暗中要求她提供开战后的美国舰队动态等情报。但是竞没有料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来，阿根廷的莫利娜里夫人的地址是一千四百一十四号，而不是玩偶商所写的二千五百六十三号。  
　　因此，她煞费苦心写的信没能寄到，都退到被冒用姓名的太太们那里，终于露了马脚。更令人吃惊的是，据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掌握“确凿证明”，暗中普查了美国当时使用的八百万部打字机，甚至查明了玩偶商使用的那部打字机是哪个旅馆、哪个房间的。  
　　这个女人受到了审判。  
　　 “本应判处死刑，因系战时，恐过于刺激国民，故从轻处理。”  
　　她被判处十年徒刑，并罚款一万美元。  
　　女间谍的悲剧，就这样闭幕了。

第一节　日本方面获胜  


１．１　夏威夷作战的无名英雄  


珍珠港的谍报员  


“森村书记生”诞生  
　　一旦日美开战，首先给美国太平洋舰队根据地珍珠港以最初的一击，这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已下定的决心。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箝制日本南进行动，早在一九四○年五月，就命令太平洋舰队从美国西海岸开进夏威夷。并且根据远东形势的发展，稳步地加强了战争准备。从战略上来看，这就等于把匕首刺向日本的胸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万一爆发战争，我国漫长广阔的南方战线的侧翼，将会立即受到美国舰队的严重威胁，南方作战就没有取胜的把握。夏威夷作战作为保证实施南线作战的一仗，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考虑到日本海军的兵力，如果错过早期攻击的时机，制胜的机会将一去不返——这就是山本长官的意见。  
　　为使夏威夷战役取得成功，必须克服重重困难。  
　　最令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气候。如果一个月当中有七天可能用于作战，则成功的可能性不算小。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如：参加攻击的强大的航空母舰特遣部队的编队和训练；用来攻击停泊在浅海的军舰的航空鱼雷；进攻夏威夷路线的选定；对海上舰船的燃料补给；等等。  
　　但是，决定夏威夷作战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作为攻击目标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部队是否确实停泊在珍珠港。  
　　即使日本机动部队在进攻途中不被对方发现，气候条件也很好，攻击机群长驱直入瓦胡岛，如果作为攻击目标的太平洋舰队出港进行演习或训练，珍珠港内空无一物，那么将会怎样呢？日本海军从战争伊始，就要迈出不可挽回的错误的第一步……  
　　因此，日本海军军令部老早就注意到了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  
　　委托总领事馆搜集军令部所需要的军事情报，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军令部知道，让外务省官员干不是他们本行的工作当然是不合适的，而且，这种工作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一定会感到为难。因此，军令部考虑到无论如何有必要配备一名海军军官担任专职情报员，并秘密地取得外务省的同意。……也就是说，为了不间断地、准确地掌握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的动态以及其他军事情报，打算把海军军官作为总领事馆人员派进去。  
　　那时，军令部情报部有一名预备役海军少尉，叫吉川猛夫。被任命为少尉时，因病愈后健康状况不佳，退出了现役。  
　　一九四○年五月的某一天，理查森司令指挥的美太平洋舰队，一反常规，接到了不返回美国海岸，而驻留珍珠港的命令。就在同一天，日本军令部第五课课长山口大佐对吉川说：  
　　 “吉川君，准备派你去夏威夷，你看怎么样？”  
　　吉川摸不着头脑，不知干什么，心想可能是信使之类的工作，去联系联系就行了。便说：  
　　 “行，我去。……”  
　　 “那么，从今天起，你就学习有关美国舰船的知识吧！……过些天我们和外务省联系好……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甚至对父母，兄弟也……”  
　　 “是，知道了。”  
　　几天后，山口又把吉川叫去，命令他到外务省接受指示。山口压低嗓门对他说：  
　　 “吉川君，要你当个檀香山总领事馆的馆员，在那儿住一个时期。手续由外务省办理。按指示行动吧！……”  
　　吉川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山口的吩咐。  
　　 “噢，对啦，你还是个光头呢。把头发留起来！嗯，……六、七、八，九……”  
　　山口掰指头算着月份。  
　　 “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吧。”  
　　吉川为了露露面，便到外务省上班了。他被分配在调查部工作。还规定过不久他要参加一次书记生的考试。吉川对外务省的工作不太感兴趣，所以多在军令部专心致志地研究美国的军事情况。当他想到使命重大时，就更加认真起来。  
　　在外务省，局长告诉吉川要使用化名。他自己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名字，便根据局长的提议，起名叫“森村正”。因为这个名字对外国人来说，既不易发音，又不易记住。  
　　吉爪没有参加书记生的考试即算及格，他的名字清楚地登记在外务省职员录上。从此，“海军少尉吉川猛夫”就成为正式的外务省职员“外务书记生森村正” 了。  
　　吉川早在一九四一年初就接到去檀香山总领事馆上任的指示，并着手准备。他的准备工作，不仅限于军事方面的预备知识，就连“森村”的行装也不允许有半点儿马虎。西服和衬衫等一般缀有名字的东西，必须慎之又慎，以防化名被识破而露馅儿。联想到韩非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训戒，吉川更加小心翼翼了。不消说，在皮箱上都写着姓名的缩写字母“Ｔ·Ｍ”。  
　　这样，檀香山总领事馆的“森村书记生”终于问世了。；往后就是等待三月中旬由横滨开船的“新田丸”了。各种准备工作，算起来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  


“浪荡公子森村”的积极活动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通知开船的锣声响过了。吉川乘坐的“新田丸”的巨大船体静悄悄地驶离了横滨码头。  
　　一周后的一个上午，“新田丸”停靠在檀香山码头。几名领事馆人员前来迎接。不用说，吉川和他们是初次见面。他们不了解森村的底细。  
　　 “各位是领事馆的吧？我叫森村。”  
　　 “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  
　　 “请各位多加关照！”  
　　汽车向总领事馆驶去。吉川走进总领事的办公室，做礼节性拜访。  
　　 “我是森村书记生。前来报到。”  
　　森村行了个礼。总领事喜多长雄眨巴着眼睛，请他坐下，笑眯眯地带着开玩笑的口吻低声说：  
　　 “你是吉川吧？我知道。军令部关照过。我一定尽力帮助，你就放手干吧！”  
　　在当地的日本人中，只有总领事一个人知道吉川少尉化名的森村书记生是军令部派到夏威夷来担任谍报工作的。喜多的这番话，对于吉川来说，犹如千军万马的援兵。  
　　 “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吉川的眉宇间充满了决心。  
　　原来，此次派遣吉川来的意图是利用总领事致外务省的密码电报，把吉川搞到的军事情报，经外务省报告军令部。  
　　这时，吉川凭以前在军令部四年的工作经验，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搜集具有最重要价值的军事情报上。所谓重要情报就是：不同时期在珍珠港停泊的美国舰船的类型和艘数；部署在夏威夷方面航空基地的飞机机种和架数，以珍珠港为基地的舰船动态，防空状况，飞机和舰船的巡逻情况，舰船和军事设施的安全措施，等等。  
　　吉川慎重地考虑了应该怎样把这些情报弄到手。他不靠外力，全凭自己的力量干。关系国家命运的情报，准确是绝对的条件。因此，亲眼看，亲耳听，亲自动脑筋冷静判断，这才是最可靠的方法，才是自己应走的道路——这就是吉川得出的搜集情报的结论。幸而，吉川的身分是外交官，夏威夷又住着许多日本人。这些对他搜集情报的活动极为有利。  
　　吉川刚一到任，就开始了活动。他身穿绿色西装裤和夏威夷衫，头戴插着羽毛的夏威夷帽，以观光为名，雇上一辆出租汽车兜风去了。他查看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根据地珍珠港以及希卡姆·菲尔德机场等军事要地，着手今后的工作准备。他想起在军令部的桌子上，几乎每天都仔细看过的地图，现在这些军事目标活龙活现地展现在眼前，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油然而生。  
　　从小山上眺望，珍珠港就好比一只巨大的海盘车，发出闪闪的白光。阳光灿烂、四季如夏的碧空之下，美国太平洋舰队大大小小的军舰，犹如涂了一层白奶油的漂亮糕点，排列在蔚蓝的海面上。此情此景，简直成了夏威夷的名胜。  
　　自此以后，吉川大约每四天一次，从珍珠港旁边路过，仔细观察港内的情况。他每次都花几分钟时间，日积月累，细致地把每天停泊在港内的舰船的类型和艘数，用除了他自己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一一记在黑色笔记本里。  
　　也正是这个时候，驶过珍珠港旁边的包租汽车或游览车里，吉川经常穿着艳丽的夏威夷衫，同他的“侍女”——一位十九岁的美貌的日裔女郎情意绵绵，谈笑风生。因为，对幽会的青年男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比较松一些。  
　　就这样，黑色笔记本里，一页一页地记满了他珍贵的笔迹。但是，吉川却为隐藏这个小本本而费尽了心机。总领事馆的保险柜虽然安全，但是不能在夜里使用。带在身上又很危险，因此不得不藏在家里。但吉川又经常不在家，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遭到搜查。他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藏在地毯下，西服柜橱的抽屉背面、花瓶里和厨房的垃圾箱里。  
　　一天，喜多总领事来约吉川说：“每天参观，有点儿腻了吧？今天我领你去一个好地方吧”。他们去的地方是一家日本酒馆，叫“春潮楼”，位于阿莱瓦高地的山岗上。  
　　巧得很，这家酒馆的女主人和吉川是同乡，也是松山人。吉川发现从酒馆的二楼上可以俯瞰整个珍珠港，从此以后，他就整天泡在“春潮楼”里了。“浪荡公子森村”和曾到东京新桥“留学”过的香姐等日裔艺妓开始鬼混了。他经常装做醉醺醺的样子，躲在拉窗的背后，眼睛紧盯着珍珠港的动静。  


搓成纸捻儿的密信  
　　以日军进驻法属印支南部为转机，到了八月份，日美间的风云骤然险恶起来。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人的监视也越来越严密了。尽管如此，东京还是发来了加紧搜集情报的密令。  
　　不久，吉川便弄得满脸污垢，头发蓬乱，乔扮成菲律宾人，穿着素色的夏威夷衫到甘蔗田里帮工了。  
　　从甘蔗田眺望，珍珠港近在咫尺。后来，吉川的身影频频出现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黑色笔记本上分别按星期一、二、三、四、五……的顺序记下停泊在夏威夷的美舰数字，这项统计便逐步完善起来了。  
　　到了九月，可以看到吉川在东海岸持竿垂钓。他头上漫不经心地包着一块毛巾，脸上露出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有时，他的钓竿甚至大胆地伸到珍珠港的跟前。  
　　吉川那时还专心于调查军事上至关重要的沿海水中障碍物、潮流、海滨坡度等情况。他所擅长的游泳起了很大作用。吉川自幼就很喜欢游泳。小学五、六年级时，就同村里青年们一起游泳，曾在近泳和远游比赛中获得冠军，简直是个水中蛟龙。  
　　可是，为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提出的夏威夷作战计划同军令部的总的作战方针协调一致，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军令部总长永野终于在十月十九日讲了这样一席话：  
　　 “既然山本长官如此自信，我作为军令部总长，应负起责任，按您所希望的去做。”这样，迟迟难以进展的夏威夷作战才决定使用山本希望的兵力，被纳入了军令部的作战计划。  
　　四天后，十月二十三日，撤出最后一批平民的客船“龙田丸”驶进了檀香山港……这条船上乘着装扮成客船办事员的军令部第五课（负责对美情报）的中岛凑少佐。  
　　这天，喜多总瓴事把吉川叫了去。  
　　 “森村君，你认识中岛少佐吧？”  
　　 “认识，在军令部一起共过事。”  
　　 “告诉你，他已经来了。你看是不是要见见面？”  
　　 “还是不见为好。恐怕会有盯梢或窃听器……”  
　　 “是啊！那我现在就到船上问问情况……”  
　　从船上回来的喜多交给吉川一件东西，说是中岛给的，一看竟是一根日本纸搓的纸捻儿。  
　　把纸捻儿细细地理开，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很小铅笔字。这是给吉川提出的九十七个问题。中岛要喜多转吉川在明天开船前对这个纸捻儿里的问题作出回答。  
　　纸捻儿上要求他根据以往了解的情况，回答下列问题：  
　　１．停泊舰船的总数。  
　　２．不同类型的舰船的艘数和舰名。  
　　３．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停泊位置。  
　　４．战列舰的停泊或系留情况。  
　　５．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动态（进出港等）。  
　　６．战列舰从停泊地到港外所需时间。  
　　７．你推断停泊舰艇最多的是星期几？  
　　８．战列舰停泊时是否装有防雷网？  
　　９．战列舰入坞的天数及地点。  
　　１０．贵电称战列舰并列系留，这是特殊情况还是经常如此？  
　　１１．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和黄昏时巡逻？如有，出动几架？  
　　１２．夏威夷群岛的航空基地和常驻兵力。  
　　１３．航空母舰出入港时，舰载机是否在港外起飞？  
　　１４．福德岛的飞机架数。  
　　１５．珍珠港附近有无阻塞气球？  
　　１６．除珍珠港外，有无舰队停泊地？  
　　１７．在拉哈以纳航道有无临时停泊的先例？  
　　１８．水兵上岸是否经常？  
　　１９．陆军防卫兵力有无增强的征候？  
　　２０．地下燃料库的建设状况。  
　　２１．港口附近地面油罐林立，里面是否装油？  
　　２２．舰队经常出动，去哪里？什么方向？干什么？　  
　　２３．如舰载燃料、粮食有异常征兆，立即报来。  
　　２４．可能进行敌前登陆的地点是哪里？  
　　２５．将潜艇的活动尽量报来。  
　　２６．湾口有无防潜网？如果有，速报其详情。  
　　２７．飞机向基斯卡、荷兰港和中部太平洋方面增强的情况。  
　　２８．防谍方面的异常现象，等等。  
　　这天晚上，吉川根据过去七个月费尽心血搜集的情报资料，用了一个通宵对九十七个问题作出了答复。下面试举若干重要问题：  
　　问：你推断停泊舰艇最多的是星期几？  
　　答：星期日。 [ 注 ]  
　　问：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和黄昏时巡逻？如有，出动几架？  
　　答：拂晓和黄昏均为十架。 [ 注 ]  
　　问：湾口有无防潜网？如果有，速报其详情。  
　　答：大概有。但种类及其它不详。 [ 注 ]  
　　第二天早上，吉川把这份答卷交给了喜多总领事。喜多把它裹进腰里，用手拍着肚皮笑着说：“一定亲手交到！”

完成重任　惘然若失  
　　那时，东条内阁正沿着战争的道路狂奔，军令部也横下一条心，为准备开战作最后的拼死努力。从前面谈到的九十七个问题中，吉川清楚地窥见了这种国内形势的只鳞片爪。  
　　在吉川对九十七个问题答复不久，肩负进攻珍珠港重任的日本海军的机动部队，在野村大使和赫尔国务卿正谈得火热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就已悄悄地集结到择捉岛的单冠湾了。四天后，即二十六日，“赫尔照会”的答复事实上使日美关系宣告破裂。  
　　决定开战时间，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选择珍珠港舰船集结最多的时间给美国舰队以致命的一击。  
　　东京十二月二日的电报，对夏威夷总领事指示说：“鉴于目前形势，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在珍珠港停泊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今后望尽可能将这些情况每天报来。珍珠港上空有无观测气球，或施放观测气球的某种征候，请电告。另外，也望告知战列舰是否装有防雷网。”  
　　本来，吉川刚到夏威夷任职的一段时期，要求每周报告一次。而一过八月，就变为每三天报告一次。这回终于要每天报告一次了。当然，东京并未将意图告知吉川。  
　　不过，这种要求报告次数的增多足以暗示：开战时间迫在眉睫，攻击目标就是珍珠港。  
　　吉川从这种指示中觉察到军令部的“焦躁”，便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开车兜风，钓鱼，到“春潮楼”“玩乐”。  
　　十二月二日，“每天报告”的指示发到夏威夷时，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向已从单冠湾出击、正向珍珠港挺进的机动部队发出了“登新高山，１２０８”的隐语电报。这就是下达的开战命令。命令全军开始进攻的“Ｘ日定为十二月八日上午零点”。东京时间十二月八日上午零点，为夏威夷时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上午四点三十分。上面已经提到过，吉川根据精心积累的统计材料，在回答前面的九十七个问题时指出，舰船在珍珠港停泊最多的日期是星期日。  
　　十二月六日，这一天檀香山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六，既听不到来自珍珠港方面的飞机轰鸣声，也听不到其他任何响声。吉川完成了上午的“侦察‘并向东京作了报告，很晚才吃午饭，随后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了一会儿，就一下子蹦了起来，再去侦察珍珠港黄昏的情况。只见金梅尔司令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舰船正静静地浮在四季如夏的海面上。  
　　 “咦？两艘航空母舰和十艘重型巡洋舰怎么不见了！我上午还亲眼看见确实停在那里嘛。真怪呀！”吉川嘟哝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吉川在“春潮楼”吃罢晚饭便匆匆回到了领事馆，立刻动手起草发给东京的电报。吉川起草的喜多总领事致外务大臣第二百五十四号《急电》，就珍珠港的情况做了如下报告——这份电报是在机动部队开始攻击珍珠港约十二小时前发出的。但吉川却无从知道这竟是最后的一份报告。  
　　六日珍珠港停泊舰船如下：战列舰九，轻巡三，潜水母舰三，驱逐舰十七。此外，轻巡四、驱逐舰二已入坞。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巳全部出港，不在港内停泊。│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  

　　根据这份报告，东京的大本营海军部向进击中的珍珠港部队传达的“Ａ情报” 如下：  
　　七日下午六时（东京时间）发：  
　　１．Ａ情报（要点）  
　　当地时间六日停泊船只：战列舰九、轻巡三、潜水母舰三，驱逐舰十七。入坞的有：轻巡四、驱逐舰二。航空母舰及重型巡洋舰已全部出动。舰队未见异常。  
　　２．大本营海军部确信必胜  
　　在大本营海军部“确信必胜”的背后，不能忽视吉川的宝贵报告。他在拍发上述《珍珠港停泊舰船》的电报之前，曾发了如下电报，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目前，尚无布置阻塞气球器材的迹象。而且，很难想象他们在实际上会有多少这类器材。但是，为了控制海面和珍珠港附近以及希卡姆，福德岛、埃瓦机场陆上跑道上空，即使实际上进行此种准备，使用气球保卫珍珠港也是有限度的。我认为对这些地点进行奇袭，成功是十拿九稳的。　  

　　（二）我认为战列舰上未装鱼雷防御网……  

　　大本营海军部根据吉川费尽心血搜集的情报发出的及时而准确的“Ａ情报”，不消说对夏威夷作战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的记载和回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大东亚战争战训（横须贺海军航空队）：  

　　吾人认为：在必要时机获得所期望之准确可靠情报，以及对美国舰队及瓦胡岛之敌情了如指掌，此乃是对未来战争留下的良好范例。  

　　第五航空战队战斗详报：  

　　中央之情报甚为准确，得以对瓦胡岛状况了如指掌。  

　　第一航空战队草鹿参谋长的回忆：  

　　由于军令部巨大而无微不至的关怀，才得以及时了解珍珠港内的敌情。  

　　吉川最后的报告是上述第二五四号电报，该电文的加密工作完成时，正是九时左右。连精力充沛的吉川也感到了连日的疲劳。他一口气喝了两三杯威士忌以后，便按平常就寝前的习惯，到领事馆院里的草坪上散步。空中听不到一点飞机的轰鸣声。这是一个寂静的周末夜晚，整个夏威夷和平常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吉川坦然地躺到床上。  
　　天亮就是十二月七日（东京时间十二月八日）。  
　　由于昨天的“繁重劳动”而疲惫不堪的吉川，早上睡了个大懒觉。从床上爬起来时，已过七点半。刚吃早饭时，他突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可怕声音，紧接着传来了爆炸声和炮声……  
　　 “好象是一次大规模的演习啊！”  
　　到外面看看去!吉川跑到外面向空中了望，只见珍珠港上空浓烟滚滚，从淡淡的晨雾中掠过的飞机机翼上，“太阳”的标记清晰可见。  
　　 “日本飞机！打起来了！”吉川疾步穿过院子奔向办公楼，向喜多总领事报告。正在这时，喜多走出来了。  
　　 “喜多先生，打起来了！”  
　　 “嗯！……”  
　　两人仰望天空，对日本飞机表示声援。总领事紧紧地抓住吉川的右手，顿时泪水盈眶……  
　　吉川的眼里饱含着抑制不住的泪水，仿佛感到直到此时此刻为止，一直紧绷着的心弦才慢慢松弛了下来，一种悲喜交集难以名状的感慨涌上心头，使他惘然若失。  


驻巴拿马和美国西海岸的使领馆  
　　谈到夏威夷作战成功的原因时，不能忽视我驻外使领馆，特别是驻巴拿马公使馆和驻美国西海岸各领事馆提供军事情报的贡献。  
　　这些驻外使领馆正式开始搜集军事情报，是根据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东京发给驻美大使馆“外务大臣训令”的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第○七三号电  
　　关于合众国及加拿大的情报，特别需要下述各项：  
　　１．太平洋及夏威夷地区加强临战准备的情况，以及军用物资的补给、库存物资的数量和型号、飞机的转移机场（大型客机的运输也应仔细记录）。  
　　２．舰船及飞机的动态（特别是大型飞机及水上飞机的行动）。  
　　３．政府有无征用商船情况（平时计划如有变更，也应记录）以及是否对商船进行某些改装。  
　　４．陆海军人员的征募训练（演习概要）和动态。  
　　５．下级陆海军人员的言行。  
　　６．不同种族的征兵状况，特别要注意是否征募黑人。如有，条件如何？  
　　７．学生毕业后进入陆海军和航空部门的人员情况。  
　　８．有无调用运输船向南太平洋派遣部队的情况。如有此事，应详细报告。  
　　９．武器及生产机构的扩充进展情况，飞机的生产能力，工人的增加情况。  
　　１０．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群岛的概况，特别是飞机在该地区的动态，以及包括装运军用物资等项的紧急情况。  
　　１１．美国防卫态势概况。  
　　１２．同中南美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往来（包括空中联络），向这些地区运输军用物资的情况。  
　　本电的抄件，望作为“大臣训令”转送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波特兰（芝加哥或新奥尔良），范库佛、渥太华和檀香山。另外，作为参考资料，也望转告墨西哥及巴拿马（美方二月二十日破译了此电）。  


驻巴拿马公使领馆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通航的巴拿马运河是美国重要国防战略要地，是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关口。因此，这里的日本公使馆的位置对了解美国舰艇和船舶动态极为有利。就是说，根据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舰船等情报，能够确切地掌握美国海上兵力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调动的情况。  
　　现将美国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所编《珍珠港攻击纪录》中辑录的美方破译的日本驻巴拿马公使馆发往东京的电报报告统计如下：  
－  １９４１年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运河通航状况  ２  ２  ４  ８  
运河地区的防卫  １  －  ３  －  
计  ３  ２  ７  ８  

　　试举报告中的巴拿马十一月十五日电为例：  
　　　　　　第二四六号电  
　　巴拿马运河的舰船航行情况报告  
　　１．十一月二日，一艘装载士兵的六千多吨的陆军运输舰驶向太平洋。  
　　２．十一月四日，两艘“奥马哈”型巡洋舰到巴尔博亚停泊。  
　　３．四日及五日驶向太平洋的船舶有：美货船一，英货船一（一千四百吨）。由太平洋开来的有：美货船三，美油船一，英货船一（两万吨）。  


驻美国西海岸领事馆  
　　在北部，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海军造船厂普季特湾对岸的西雅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驻有我领事馆；在中部，以造船、维修及补给闻名的旧金山，驻有我领事馆；在南部，圣迭戈及靠近圣彼得罗军港的洛杉矶，驻有我领事馆。  
　　一九四○年五月以来，为了箝制日本南进，一直以美国西海岸为根据地进行活动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开进珍珠港并经常停留。此后，珍珠港这个前进基地，其设施虽然面貌一新。但由于舰船的维修、补给及乘员的休养等原因，美西海岸对太平洋舰队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位于上述各军事要地的日本领事馆的位置对刺探美国舰队动态等是最好不过了。现将《珍珠港攻击纪录》中辑录的美方破译的驻美国西海岸的日本领事馆一九四一年的军事情报电报统计如下：  
－  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驻西雅图领事馆  驻波特兰领事馆  驻洛杉矶领事馆  
１月  １  ６  －  ５  
１月  １  ６  －  ５  
２月  ３  ４  －  ２  
３月  －  ６  －  ２  
４月  －  ４  －  ２  
３月  －  ６  －  ２  
５月  －  －  １  １  
６月  －  ３  ４  －  
７月  １  －  １  －  
８月  １  －  －  －  
９月  －  －  ２  －  
１０月  －  －  ２  －  
１１月  －  －  １  －  



１．２　这不是演习  


稀少的情报来源  
　　华盛顿美国海军情报处了解日本情况（特别是海军的战备和舰队的调动）、判断远东形势的主要情报来源是：驻我国以及亚洲各国的美使领馆、秘密情报机构和美国船只的报告以及美国海军通信处所提供的资料。  
　　但是，随着日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这类情报来源越来越窄。特别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情报处陷于不得不主要靠通信情报获得情报的境地。这一则由于美国禁止对日输出，在北太平洋航行的美国船舶消失了，再则由于日本国内严格保密。在日本的美国间谍（朝鲜人也被利用上了）煞费心机弄到手的情报，也不能及时发往国外。因此，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国海军情报处在致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的电报中提出要求：由于有关日本的情报不足，望尽最大努力使用通信情报了解日本海军部队的地点和动静。  
　　关于当时的情况，美国当时驻日武官史密斯·哈顿上校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举行的关于进攻珍珠港的海军证词听取会上作证说：  
　　 “日军的行动不见于报章，在日本国内搜集情报非常困难。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我去西部日本旅行，一点情报都没有弄到。向华盛顿汇报时，得先打电报给上海的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由那里转电华盛顿或马尼拉。”  

　　可是，为了了解日本海军舰只和部队的行动、企图、编制和驻地，美国海军长年累月致力于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电报。机密性较低的部分密码，虽然破开了，但是直到开战时为止，始终没有破开那种为达到上述目的所需的日本海军的密码电报。而我国的外交电报，一九四○年九月以后就被美方完全破译了。  
　　因此，美国海军情报处不得不主要以无线电通信电波的辐射状况，舰艇及部队的无线电呼号，发报方位的测定这三项为基础，通过对日本无线电通信的分析、统计和综合来作出判断。  
　　以获取这种通信情报为目标的美国海军机构，是以华盛顿为中心的第十四海军区（夏威夷）和第十六海军区（菲律宾）的通信单位。  
　　美国海军情报处在通信情报成果的正确性方面，给第十六海军区通信单位以高度评价。原因是那个通信单位位于侦收日本海军的无线电、测定其方位的适当地点，而且机构又比较完备。

差强人意的战备判断  
　　那么，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情报处对于日本海军的全貌——战备、企图、动向等，是如何判断的呢?  
　　我海军看到国际形势特别是日美关系趋于紧张，时局越来越急转直下，为了预先搞好战备以防万一，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动了“出师准备第一步作业” [ 注 ] 。  
　　随后，日本海军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命令实施“出师准备第二步作业” 的一部分。于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以“电令第三十八号”指示：限八月底以前结束当时正在进行的军训以及中国方面的作战，预定在大约一个月内迅速实施战备。  
　　　　　　电令第三十八号  
　　１．联合舰队要加强战力，迅速完成战备，以备时局骤变化。  
　　２．未接到特别命令的各舰队，九月底以前（第六舰队是九月二十日为止），完成临战准备，十月上旬以前，搞好实施作战所必要的战力。  
　　３．（原作者略）。  
　　根据这一命令，从八月下旬起，在日本内地训练的第一、第二、第六舰队以及第一航空战队返回各自的母港，开转修理和整顿；又，当时正在中国中部作战的第十一航空战队以及第三舰队，八月底前结束了作战，九月下旬返回原部队或母港。  
　　到了九月一日，发布了全面的“战时编制”命令。因此，需要设法抽调新就役的部队和舰船乘员。于是，人事当局不得不在大范围内进行人事调动，八月上旬起，开始实施。这一调动，一直进行到九月下旬。  
　　对日本海军这种急匆匆的调动，美国海军情报处是怎样判断的呢？  
　　从下述各例来看，他们所作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  
　　（例１）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美国海军情报处远东科布恩少校给美国海军作战部战争计划处长特纳的报告里，有如下一段话：  
　　 “从日本海军海上部队最近的配备看，有从中国及印支海面向日本本土移动的征候。第三舰队全部兵力已停止对中国沿海的封锁，回到日本本土的港湾。目前除了一部分轻型舰艇在日本海面行动，潜艇在日本南岸海面行动之外，联合舰队没有行动，正在进行广泛的乘员轮换。在非常时期进行乘员轮换，也许可以解释为意味着为动用海军全部兵力这种非常事态作准备。”  

　　（例２）  
　　美国海军情报处长向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提出的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说明“日本海军的状况”如下：  
　　 “我们判断：日本海军对其目前的行动，已做了全面动员。除南洋群岛以及亚洲大陆上所需应急兵力外，其余全部集结在日本本土的海域，在最近一段明显不活动期间进行了乘员的广泛轮换，看来其动员计划已经完毕。”  

　　（例３）  
　　美国海军情报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国际形势简况》中，说明“日本海军的状况”如下：  
　　 “联合舰队几乎全部兵力都在濑户内海。向台湾南部移动的舰队航空部队，大约在两周前已调回日本本土的原属部队，目前主要兵力全部都驻在本土。”  

　　（例４）  
　　情报处远东科长麦卡勒姆十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向情报处长威尔金森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判断日本海军的准备状况如下：  
　　 “十月一日前后开始的日本海军的广泛临战准备，一直进行到十一月底，其主要项目如下：  

　　１．除必需的舰只外，其余舰只为了迅速入坞修理，被召回本国，眼下这项工作已经完毕。  

　　２．补充的那些海军航空队被派往南洋群岛。  

　　３．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之间，进行航空及海上巡逻；利用飞机及潜艇监视关岛。  

　　４．最近日本海军征用许多商船，其中至少有两只已被改装成为防空舰。”  



对舰队动静的判断落了空  
　　美国海军情报处关于日本海军全貌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那么，日本的进攻方向指向何处？特别是美国对于夏威夷作战——开战时，使用联合舰队的主要兵力进行作战的行动究竟搜集到了多少情报，又是怎样判断的呢？  
　　直截了当地说，一直到珍珠港遭受攻击为止，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料到日本攻击部队的行动，尽管他们通过“魔术”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报从而完全了解日本政府的内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主要理由可以举出以下四点：（１）日本采取隐蔽企图的措施，例如严密封锁无线电（停止发射电波），变更舰船部队的呼号，（２）采取使对方错误判断日军企图的手段，例如故意让九州方面的基地航空部队和舰队搞假通信，装作航空母舰等在九州方面活动，（３）美国没有能够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４）奇袭珍珠港（已成为美国海军“常识”）的可能性，受到日本南进的现实表象的迷惑，成了单纯的抽象观念。  
　　这种情报工作上的大失误，是美国遭受珍珠港惨败的最大原因之一。现在就他们的判断，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例１）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夏威夷方面美国陆军部队情报处的记录判断说：  
　　 “照目前征候来判断，最近的将来，日本很可能在远东某个新地点采取军事行动。”  

　　还举出以下三点理由：  
　　１．由于绝望的经济状况，日本宁可冒险和外国大战一场，也不愿发生国内革命；  
　　２．由于德国在欧洲的巨大成功以及苏联的抵抗实际上崩溃，日本将抓住这一良机；  
　　３．日本想冲破所谓Ａ、Ｂ、Ｃ、Ｄ（美、英、中、荷）的包围封锁。  
　　（例２）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国际形势简况》中，关于“日本” 这样写道：  
　　 “日本虽然希望继续进行日美会谈，但事实上日美谈判已经破裂。日本政府和报纸都在大声疾呼日本必须坚决完成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事业。报纸还肆意攻击泰国。日本对泰国采取早期行动的可能性很大。”  

　　这份《简况》还讲到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大致如下：  
　　 “日本陆军的状况：  

　　最近十五天中，日本的军队、给养以及装备运到了印度支那。在海防登陆的部队，由铁路运到西贡。日军经西贡迅速向内陆方面和泰国边境移动。增援兵力陆续抵达法属印支。现在法属印支的日军兵力，东京湾地区大概为二万五千，法属印支南部大概为七万至十万。  

　　日本海军的状况：  

　　海军部队部署于南方，明显地暗示出正在进行广泛的作战准备。与此同时，从日本本土以及中国北部的港湾陆续启航的军队运输船和货船，显然驶向南方的法属印支和台湾。目前对南方的行动，似乎是采用小部队分别进行的形式。但从广泛的任务部队已经明确的编制来看，今后几天内，将采取麻利的行动。第二舰队司令长官所指挥的两个任务部队，分为两个主要的任务群，一个任务群正在逐渐向东南亚方面集结，另一个任务群向南洋群岛方面集结……由大型舰只组成的大部队以及航空母舰部队，仍留在日本本土水域。”  

　　（例３）  
　　美国海军情报处远东科科长麦卡勒姆中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向情报处长威尔金森上校提出的一份报告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从整个形势看来，日本主要战备矛头所向，第一步是事实上支配和占领泰国，第二步大概是迅速进攻英属土地，例如缅甸和新加坡。”  

　　美国方面的眼睛，就是这样象“蒙上眼罩的马”那样专注于南方。  
　　下面，让我们把焦点集中到南云忠一中将所指挥的进攻夏威夷部队的所在地，看看美国方面的判断吧！  
　　（例４）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海的寒冷的早晨，日本海军史上最强大的机动部队——航空母舰六艘、战列舰二艘、重巡洋舰二艘、轻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九艘、潜艇三艘、供油船七艘——冒着断断续续的飞雪，从千岛群岛的择捉岛单冠湾出击，踏上进攻珍珠港的征途。恰恰就在这一天（华盛顿时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盛顿海军情报处在《日本舰队舰位报告》中，对于我特遣部队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舰位，作了如下的推测：  
　　赤城、加贺　　　　　　　　在九州南部  

　　苍龙、飞龙、翔鹤、瑞鹤　　在吴军港附近  

　　比睿（战列舰）　　　　　　在佐世保附近  

　　雾岛（战列舰）　　　　　　在吴军港附近  

　　（例５）  
　　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参谋莱顿少校向该舰队司令金梅尔提出的“截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为止的日本航空母舰舰位的推测”中，没有写进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加贺）及第二航空战队（苍龙、飞龙）的舰位。  
　　金梅尔把莱顿叫到司令办公室，追问这几艘航空母舰的所在地点。莱顿回答说：“关于那几艘航空母舰，最近没有弄到适当的情报，所以不知究竟在哪里。假如让我推测的话，它们在吴军港。”  
　　于是金梅尔就说：“什么？你不知道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地点么？”  
　　莱顿很清楚，一切判断都要有证据，不负责任的瞎猜测不是情报。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知道。估计在日本本国水域，可是不知道什么地点。至于其他舰只所在地点我是有自信的。”  
　　金梅尔一面眨着眼，一面带着几分凛然不可犯的神色——谁都知道每当他焦急的时候，往往是这种表情——死盯着莱顿的脸说道：  
　　 “你这句话的意思该不是说，第一第二航空战队已经飞到金刚石角（檀香山东南）附近，你都不知道吧？”  
　　让他这样一逼，莱顿只能回答：“我希望在此以前，能发现这些航空母舰。”  
　　就在那时，我们的机动部队快要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东经一百八十度）而进入西半球了。南云司令官发出如下信号，促使整个部队更加紧张：  
　　本舰队已进入“基斯卡”及“中途岛”的预定飞行巡逻圈。今晚即将通过东经一百八十度，接近敌地。各队对空警戒应更加严密。同时应密切注意可能从后面跟踪的敌舰。又，夜里应注意不得暴露灯火，并尽力减少信号。  

　　（例６）  
　　机动部队进入西半球那天是华盛顿时间十二月一日，美国海军情报处撰写的《日本舰队舰位报告》，对于进攻珍珠港部队的所在地点，和（例４）一样，判断为还在日本本土的水域里。  
　　这样的判断，以后还出现许多天。  
　　终于到了命运注定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那天。  
　　这天上午七时四十九分（檀香山时间，下同），在第一波一百八十三架飞机最前面的指挥官渊田美津雄中佐，望着静静地停泊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珍珠港全景，反复发出“突、突、突”（全军突击）的信号。上午七时五十三分，又连续发出“脱拉、脱拉、脱拉”（我们奇袭成功）的信号，报告完成了这次攻击任务。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值班参谋墨菲中校以金梅尔司令的名义给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亚洲舰队司令哈特、大西洋舰队司令金以及太平洋舰队各指挥官的急电，已经是七分钟之后上午八时了。急电内容是：  
　　 “空袭珍珠港，不是演习！”  



１．３　隐蔽企图和欺骗策略  
　　这次之所以能攻美国之不备而取得奇袭作战的完全成功，是由于我国海军为确保夏威夷作战的胜利，保住了机密，隐蔽了自己的企图，进而万无一失地采取了欺骗策略，造成敌方判断错误，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正如山本司令长官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夏威夷作战是在“开战之初，利用强大的航空兵力杀进敌方大营”，犹如把“桶狭间 [ 注 ] 、鹎越 [ 注 ] 、川中岛 [ 注 ] 三战役合而为一”（无异于一场大赌博），其成功“非易”。为此，在和军令部的全盘作战指导统一步调上，不消说其经过是长期而曲折的。  
　　军令部在采纳夏威夷作战方案一事上，迟迟不肯作出决定，最大理由之一是这一作战的成败关键在隐藏企图。而他们判断：隐藏这一企图，肯定非常困难，且具有极大的投机性，没有成功的把握。一旦失败，对其他方面的作战影响将很大。  
　　不仅军令部惴惴不安，甚至连扮演进攻珍珠港主角的第一航空战队首脑本身，对于这次作战的成功，也感到十分担心。  
　　草鹿参谋长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要求山本长官重新考虑这个作战计划。草鹿说：  
　　 “夏威夷作战，我们好象一头扑进敌人的胸怀似的。我认为，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战的第一仗，不应这样投机冒险。”  

　　可是，太平洋战争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歼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只要这一舰队健在，往后就不能攻占南方资源地区，并且也不可能确立并保持我方长期不败的态势。如果开战初期侥幸能给美国舰队一大痛击，制止其对西太平洋的进攻，那么，我军就能放心地在南方作战，高枕无忧地占据东亚的要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此，不应采取过去那种等待美国舰队进攻的迎击战略，而必须主动积极，在开战初期，猛击夏威夷方面的美太平洋舰队，使之失去进攻西太平洋的能力。这就是山本五十六反复筹思作战设想而得出的结论，因此，夏威夷作战可说是他的“雷打不动的信念”。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由于永野军令部总长的“一声鹤唳”，一再搁浅的夏威夷作战，好容易按联合舰队所希望的那样被纳入军令部的作战计划。  
　　战争本来就是最大的赌博，何况珍珠港攻击作战，即使称之为旷古未有的大赌博也不算过分。不过，既然要付诸实行，那就非使之成功不可。  
　　可是，进攻珍珠港成功的绝对条件，只有攻其不备，换句话说，非进行奇袭作战不可。为此，不仅要严守机密，不让对方知道我方企图，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采取积极措施，使美国对于我方的企图做出错误的判断。日本海军不论中枢和舰队，全军就这样融为一体，施展出头脑里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即所谓“尽人事以待天命”。  
　　施展了什么手段呢？  


隐蔽企图  


留出空白的作战命令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召开了御前会议 [ 注 ] 。会上决定了《帝国国策执行要领》。这一要领还不是开战决定，说是只要同美国的外交谈判达成妥协，就放弃战争。可是，决议尽管附有条件，却是事实上的开战决定。  
　　御前会议一结束，军令部总长永野就把海军的作战计划上奏天皇，得到了批准。永野就接二连三地下令进行作战准备。  
　　　　　　　　　大海令第一号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奉敕命令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１．帝国决定：为了自卫，将于十二月上旬对美、英、荷兰三国开战，须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２．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须实施必要的作战准备。  
　　３．各项细目着军令部总长指示之。  
　　　　　　　　　大海指第一号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  
　　军令部总长水野修身给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的指示  
　　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准备于十二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将所需部队及时开赴作战开始前的待机地点。  
　　２．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严密警戒美、英、荷兰军的突然袭击。（下略）  
　　旧宪法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因此，“大海令”实际上是“天皇对海军的命令”，最后附有一条“各项细目着军令部总长指示之”。据此下达的军令部总长指示，就是“大海指”。  
　　十一月六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干部乘坐海军中枢特派的飞机，从大分县佐伯湾的旗舰“长门号”来到东京。第二天，十一月七日在海军省第一会议室里，根据“大海令第一号”、“大海指第一号”，对联合舰队作战命令做了最后的研究。  
　　然后打电报召集各部队的参谋，八日那天把下面的命令交给了他们。  
　　　　　　　　　　　　（机密）联合舰队命令作第一号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  
　　　　佐伯湾　　旗舰长门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命令  
　　联合舰队在对美、英、荷兰战争中的作战，按照附件实施。  
　　 “联合舰队命令作第二号”里，有如下叙述：  
　　执行第一开战准备：  
　　预定十二月八日为Ｙ日  
　　这个“Ｙ日”，是“开战大概日期”。这里顺便指出“Ｘ曰”就是“开战日”。  
　　但是，和夏威夷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队，却受到了“区别对待”。分发下去的《（机密）联合舰队命令作第一号》附件里，下面斜体的内容都是空白的。  
　　　　第三章“第一阶段作战”第一节“作战方针”  
　　一、以先道部队、机动部队、南洋部队同美国舰队作战。  
　　开战之初，以先遣部队、机动部队奇袭歼灭敌军，并制止其反击作战，如美国舰队逃遁，则尽力捕捉歼灭之。  

　　第五节“兵力部署”第一项“第一阶段第一期作战兵力部署”的机动部队的 “主要任务”栏：  
　　（１）歼灭夏威夷敌舰队　  

　　同“作战要领”栏  
　　（１）Ｘ日以全部航空兵力奇袭歼灭夏威夷方面的敌军舰队。  

　　（２）以部分兵力攻击中途岛，破坏其基地设施。  

　　（３）空袭结束后，返回本土，进行维修补给。  

　　这种区别对待不仅是这一次。在联合舰队进行图上演习时，夏威夷作战曾当作“特别图上演习”加以进行，除了直接有关方面外，不用说不能参加，就连参观都被禁止了。  
　　联合舰队司令部为什么对特定部队以外的那些部队一律给予“继子待遇”呢？这可以说是地地道道实行这个原则：保密的首要条件是把通知范围限于最小限度。  
　　那么，联合舰队的第一航空战队本身的干部是什么时候知道夏威夷作战计划的呢？那是在十月七日。这一天，南云长官才向他手下的司令官、参谋、舰长、飞行长、飞行队长公布了计划，也只限于这些干部才知道。  
　　那时，第一航空战队的飞行队，正在鹿儿岛、出水、笠原，富高、佐伯、宇佐、大分、大村等九州空军基地进行猛练，预定于十一月十五日完成。十一月上旬，夏威夷作战计划传达到飞行科军官。  
　　好容易完成了准备工作的机动部队，为了隐蔽企图，把各队各舰的出港日期和地点错开，三三两两向单冠湾集中。航空母舰“加贺号”，十七日从佐世保出发，“赤城号”是十八日上午九时。第二航空战队的航母“苍龙号”和“飞龙号” 是十八日正午，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是十八日下午二时，分别从佐伯湾消失的。第五航空战队的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是十九日午夜离开别府的。十八日傍晚从房山馆山湾出动的战列舰“比睿号”在东京湾外与十七日离开佐世保的“雾岛号”会合后连翩北上。  
　　这次航程中，才向普通乘员下达了夏威夷作战计划。直到这时为止，甚至连航空母舰的第二把手中佐副舰长都一直没有通知过，由此可见保密之严。

偷偷摸摸的出击  
　　和北海道东端的根室隔了一个海峡，千岛群岛的国后岛横躺在那里，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择捉岛，就在国后岛北面，中间只隔着一条国后水道。从东北延伸到西南的细长的择捉岛南岸有一个单冠湾，湾里有两个港，外面的叫年萌，里面的叫天宁。不消说，那两个港不过是荒凉的北国的小渔港，平素只在渔汛期才有渔船在这里出出进进，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名称。  
　　千岛的冬天来得比较早，一到十一月，就已经下雪了。只有与北海道的定期联络船偶尔来到这里给岛民运送粮食。除此以外，根本没有人去。覆盖全岛的是冬天的安宁，和平和白雪。  
　　在这个荒凉的单冠湾里，突然发生了一件震动全体岛民的大事：舰队开进港里来了！一艘、二艘、三艘……数目越来越多。岛上的孩子爬到高坡上去数了一数，大大小小总共有三十艘光景。其中还有只听说过而从未见过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  
　　 “怎么回事呀？”  
　　 “准是演习。”  
　　正当岛民议论纷纷的时候，机动部队的大军集合完毕了，共有航空母舰六艘，高速战列舰二艘，大型巡洋舰二艘，轻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九艘，潜艇三艘，供油舰七艘。这三十艘艨艟大舰，集合在北国的寒村小港单冠湾里，宛如赤穗义士 [ 注 ] 云集在小面馆的楼上那般，意气轩昂，满腔怒火，要歼灭“宿敌”美国舰队。  
　　这么大的舰队进港，无怪岛民震惊了。震惊的还不光是这件事。从舰队将要开进港来的十一月二十日那天起，择捉岛和岛外的联系以演习为由全部断绝。和岛外的交通运输自不必说，就连一切通信也停止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十二八日开战那天）。  
　　还有，当机动部队离开该岛以前，大凑警备府的舰艇和飞机不断地在该岛四周和东方的海面上巡逻警戒。  
　　十一月二十六日，机动部队冒着零零星星的飞雪开出单冠湾，驶上远征之途。目标是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乘风破浪，沿北太平洋航道向东前进，不消说，这条肮线是细心选定的，既避开了商船常用的航道，又避开了敌方飞机的巡逻圈。  
　　十月二十二日，集结在佐伯湾的联合舰队正努力完成训练最后一天的工作，第三潜艇队司令佐佐木半九大佐接到第六舰队司令长官的命令：  
　　 “佐佐木司令率领‘伊二二’潜艇火速回到吴军港，实施训令工程！”  
　　佐佐木立即来到舰队司令部，询问训令工程的内容。  
　　参谋长回答说：“要实施大臣训令的特别机密的工程。但内容保密。”  
　　第二天，“伊二二”潜艇开进吴军港，停泊在工厂的码臣旁边。几名技术官立即来到艇上，画了几张后甲板的示意图，看样子似乎要在潜艇后部施工。  
　　 “什么工程呀？”  
　　 “大臣训令的机密工程。”  
　　简直一点不得要领。  
　　潜艇艇长杨田中佐终于开口道：  
　　 “司令，如果不知道工程内容，我做艇长的就负不了潜艇安全的责任。”  
　　这句话是无可辩驳的。于是，佐佐木与舰队司令部商谈，好容易才获准只向司令和艇长讲述工程的目的和内容。这项工程是要在潜艇后甲板上搭载特殊潜艇，一旦开战，潜艇要把特殊潜艇运到敌方的根据地，让它离开母潜，深入敌港去进攻敌舰。  
　　当时，这种特殊潜艇是秘密制造的，就是在海军部内，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还有，为了保密，这种潜艇被称为“特型格纳筒”，或简称“筒”。这一称呼，连佐佐木也是第一次听到。它对一般乘员自然是保密的。  
　　十月下旬，特殊潜艇的艇员被批准休假一星期。指挥官原田大佐对他们说：  
　　 “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对什么人，半句都不可提到工作（攻击珍珠港）。还有，应该若无其事地照常行动，不要让人家感到暗地里在搞什么大事。要把身边的一切安顿得有条有理，毫无牵挂地归队。对父母要竭尽孝道，要看到这次回乡是和父母永诀。但是，却不能给父母以这种印象。只说将出海训练，可能长期回不了家……”  
　　那时舰上乘员的信也检查得非常厉害，上级命令不得在信里写舰艇的所在地点。  
　　昼夜突击的训令工程也完成了。十一月六日，“伊二二”潜艇返回仓桥岛的龟个首。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一家人家，是个不惹人注意的荒凉小港。大型起重机早巳等候在那里，还有驳船，船上装有黑布覆盖的怪物。潜艇一开到，工厂里的办事人员就来艇上要求说：  
　　 “除了司令、舰长和舰桥值班员之外，所有船民都请到舱里去。”  
　　接着，起重机把驳船里酶类似超小型型潜艇的东西吊了起来，一个个装到 “伊二二”的后甲板上。这还是佐佐木第一次见到特殊潜艇。  
　　预定出击的十一月十八日终于到来了。  
　　五艘母潜后甲板上背着特殊潜艇相继离开了吴海军工厂的码头，驶上了征途。没有谁送行，和平常开出港外到舰队训练地去受训一模一样。  
　　这一天是深秋的好天气，碧空万里。高耸在吴市背后的灰个峰给人们留下一往情深的清晰印象，仿佛只有这个山峰在给特别攻击队的出击送行，并祝愿成功似的。  


隐蔽企图  


电波的花招  
　　美国获悉日本舰队活动的最好的手段，是靠安装在瓦胡岛、中途岛、关岛、菲律宾等六个岛上的完整设备来侦收日本海军的无线电波，并测定发信源的方位。  
　　不要发出电波！一发出电波，我们的目标就暴露了！  
　　机动部队从内地出发后，实行“电波战对管制”，全军衔枚疾进，鸦雀无声。这是最严格的电波管制，除了拍发作战上绝对需要的紧急电报而外，其他一切电波都在禁止之列。发射电波，要由所属最高指挥官下命令。尽管如此，还怕万一出差错，为了彻底封锁电波，甚至不惜卸下发报机上电波回路和电键回路的熔解片，捆绑电键，贴上封条。  
　　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观象。  
　　大约十一月十五日前后，第一航空战队的各飞行队，终于从九州基地撤走，各自回到母舰。预备航空队的训练部队移驻到空旷的基地上，以取代第一航空战队的飞机。四百多架飞机不分昼夜进行飞翔的大飞机群一下子突然不见了，尽管小心防谍，流言蜚语也会马上产生，敌方敏感的情报机关也不会睡大觉。因此，原来的战斗机基地，飞来了战斗机，原来的轰炸机基地，飞来了轰炸机。九州各基地，飞机一如既往，热火朝天地飞来飞去。加之，无线电通信也和往常一样往来于联合舰队和训练部队之间，其实那是没有内容的通信。九州各基地的重大变化，就这样被巧妙地伪装起来了。  
　　不仅如此，还特地把靶舰“摄津号”派到西南群岛方面去收发航空母舰部队仿佛在九州南部行动似的模拟电报。  
　　美国方面看来完全受骗，并对这些花招信以为真了。例如：华盛顿美国海军情报处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我机动部队从单冠湾出发那天所做的《日本舰队舰位报告》中推定日本舰队的航空母舰在九州南部及吴军港附近。  
　　以珍珠港为目标，挥戈东进的“哑巴”机动部队，十二月一日上午零时终于越过东经一百八十度的国际日期变更线，即将离开东半球而进入西半球。这时，变更了舰船部队一个月前刚刚改变的无线电呼号。而这种呼号平时每六个月变更一次。这就好比在电波花招之外，又加上一个花招。  
　　变更呼号的花招，立即产生了效果。从美国第十四海军区（夏威夷）通信情报处的下列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效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  

　　日本海军海上部队的全部无线电呼号，于今天上午零时变更了。在此之前，每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才变更。上一次变更，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这次只经过一个月就改变呼号，看来这是逐渐推行大规模积极行动的措施。呼号变更前两三天的大部分无线电通信，都是一日前四五天的报文。日本海军似乎正采取越来越安全的措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  

　　关于日本航空母舰的报告，今天几乎一点也没有。缺乏这方面情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证实已变更的无线电呼号。但是，从十二月一日变更呼号后，已经证实了二百多呼号中的一部分。部分呼号中，不包括航空母舰的呼号。航空母舰的无线电通信非常少。  



“佯动船”“龙田丸”  
　　御前会议上决定“对美、英开战”后，十二月一日，山本长官向联合舰队发布了如下命令：  
　　 “登新高山！１２０８”（决定十二月八日为开战日。照预定计划行动！）  
　　第二天，十二月二日，日本邮船“龙田丸”以第二次撤侨船的名义开出了横滨港，驶向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  
　　这一天的《朝日新闻》晚报以“第二次赴美的‘龙田丸’冒着太平洋的汹涌波涛启程”为题报道说：  
　　在一百四十八名乘客中，外国人有三十五名，其中有挪威驻日代办康斯塔的夫人，还有智利新闻记者布拉内特等一行四人，他们是今年春天来日本的，曾去满洲和华北视察过，上月二十九日美国政府发给重新入境签证而急于返美的六十多名海外同胞中，办妥手续的仅仅三名。旅美五十四年的老翁南国太郎，临开船时才赶到船上。  
　　乘客人数虽少，可是正当日美谈判面临最紧急关头，为将要在风急浪高的太平洋扬帆行驶的“龙田丸”送行的人熙熙攘攘，挤满了整个码头。在甲板上播送的《爱国进行曲》乐曲声中，人们喊着“再会、再会”，纷纷挥舞手绢……船就这样离开了栈桥。  
　　对于“龙田丸”的船长木村庄平来说，有几件事情他怎么也弄不懂。其中一件是三番五次推迟启航的日期。最初预定十一月中旬启程。接着改为十一月二十日，而后又两天三天地往后推，推到二十七日才决定十二月开船。还有，关于船的行动，报纸援引有关当局公布的消息大肆渲染。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朝日新闻》晚报：  
　　 [外务当局谈] 帝国政府自从第一次派船赴美撤侨后，正在和美国政府谈判第二次派船赴美。由于达成谅解，这次决定派“龙田丸”去洛杉矶和巴尔波亚（巴拿马）。又，一俟该船准备就绪随即启航，大体上预定本月中旬由横滨开船。  

　　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朝日新闻》晚报：  
　　 [外务、递信两当局发表] 关于此次派船赴美事宜决定如下：“龙田丸”十二月二日从横滨启航，十四日抵洛杉矶，十六日从洛杉矾启航，二十四日抵巴尔波亚。  

　　 “龙田丸”真的是为了撤退日本侨民吗？为什么—再延期启程，一直拖到十二月二日呢？  
　　大概是为了更加保险吧。“龙田丸”开出横滨后四天即十二月六日那天，东京各晚报上又登出了如下的消息：  
　　本月五日外务，递信两当局发表谈话，决定让本月二日由横滨启航开赴洛杉矶和巴拿马的“龙田丸”中途到墨西哥停泊。日程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抵洛杉矶，十六日启航；十九日抵曼萨尼略，二十二日启航；二十六日抵巴尔波亚，二十八日启航。  
　　报纸上发表的这些“外务当局谈”和“外务、递信两当局谈”，不消说，都是大本营海军部授意的。这一花招，没有别的作用，只是为了让美国放心，以为日本决定开战的日子还远着哩。这就无异于利用“龙田丸”作为佯动作战的诱饵。  
　　 “龙田丸”启程赴美的前一天，十二月一日，海军省军务局长大前敏一中佐把船长木村庄平叫到海军省，对他说：“船长，这次要辛苦你啦，路上请特别小心呀。”  
　　说完就把一个沉甸甸的长方形木箱交给了他，好象里面装着什么金属之类的东西。  
　　大前没有说明木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个箱子里其实满满地装着十六支手枪，连使用手枪的命令文件都在箱子里。  
　　大前为什么要把十六支手枪送给船长呢？  
　　那是因为“龙田丸”上有十几个美国军人乘客。仗一打起来，船就要向后转，开回日本。这件事情如果让十几个美国军人发觉，他们会威胁船长，让他把船朝美国开。  
　　第二天十二月二日，船快要离岸时，海军省的林大佐来到船上，和木村船长以及加藤总务长在船桥下面的海图室里密谈。那时林大佐向他们转达了上级的严令：  
　　 “为了不让乘客听到广播，要拆卸真空管，不准邮船对外拍发任何无线电报。”  
　　开船的铃声一下子响遍全船。匆匆走下舷梯的林大佐，看着巨大的“龙田丸” 的船身缓缓地离开码头，默默预祝它完成任务后平安返航。  
　　决定命运的十二月八日终于到来了。  
　　仗刚打响，正当内阁临时会议在东京水田町首相官邸开会时，“龙田丸”遵照海军省的指令，在中途岛北面的美军巡逻机（以该岛为基地）的侦察圈外缓缓地向东行驶。  
　　当地时间七日上午十时（东京时间八日上午七时）刚过，“龙田丸”的无线电台长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总务长加藤祥说：  
　　 “报告总务长，收到了一个重大消息。大本营出了公告。帝国陆海军八日拂晓，在西太平洋和美、英军队进入战斗状态。再说一遍：帝国陆海军……”  
　　加藤吃了一惊，马上和船上的三位政府委员（外务、海军，递信三省各派来一个）取得联系，立即商议这条船应该怎样行动，结果决定“龙田丸”马上向后转，火速开回日本。  
　　加藤把这一决定通知了船长。因为没有海军省的命令，船长最初还有些犹豫，后来终于下决心，向后转舵返航。船上的轮机一下子加快了速度。就在这时，海军省发来了一个电报命令：  
　　 “‘龙田丸’立即返航，全速返回日本！”  
　　木村船长的责任是重大的。如果开战的事实一旦泄露，让人家知道了这条船现在正朝相反的方向航行，外国乘客就会起哄，有些人甚至可能采取对抗行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发生这类事情，维持船上的秩序，平安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因此开战一事只让船上几个干部知逭，连船员都不通知，更不用说乘客了。可是，一直缓缓地向东航行的“龙田丸”，现在突然改变了方向，全速向西开，这—事实，是瞒不过内行的乘客的。  
　　 “船现在正朝相反方向开哩！……”乘客中一个意大利海军少校叫起来了。  
　　 “奇怪呀！这条船不是在开往目的地美国，而是在开向横滨哩……”  
　　乘客中间随即嚷嚷起来。船上一下子混乱了。可是，由于木村船长和加藤总务长等人应付得当，没有动用大前海军中佐在启航前夕亲手交给船长的礼物就平息了这一场风波。乘客的起哄，幸而没有酿成大乱子。  
　　 “龙田丸”就这样“出色地”达到了大本营海军部所策划的“佯动作战”的目的，于十二月十四日平安返回横滨。美国方面是否上了这一行动的当，还不清楚。  


水兵游览东京  
　　内阁会议批准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对美最后通牒案的十二月五日那天早晨，在东京站横须贺线的站台上，约有五百名横须贺海军鱼雷学校的学员下了车。  
　　这些水兵帽子上的“海军鱼雷学校”的帽箍，换上了写有“大日本帝国海军” 字样的帽箍。他们在教官岩重政义大尉的带领下，列队向皇宫前走去。  
　　在这里，和教官境民藏大尉带领的约五百名戴着同样帽箍的海军炮兵技术学校的学员们会合在一起，在二重桥前广场上参拜了皇宫，然后，按照各自的路线离开。鱼雷学校的学员参拜了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然后参观有乐町车站附近的朝日新闻总社。  
　　下午，被允许自由活动的学员们，张着嘴巴，好奇地在东京的中心闲逛白天的银座。银座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突如其来的水兵，他们那色彩鲜艳的蓝军装，白绑腿，十分引入注目。  
　　水兵游览东京的活动，从这天起持续了三天。参加这次活动的是横须贺各海军学校的学员和海军陆战队员，总人数约三千名。  
　　看到此种情景后，人们述说各种不同的感想。有的皱着眉头说：“形势这样紧张，还游览东京，这算怎么一回事呀？也太逍遥自在了！”有的赞叹说：“真不愧为日本海军，多么从容不迫啊！”  
　　但是，玩弄这种富于幽默感的策略却另有真正目的，那就是：“欲欺骗敌人，须先欺骗自己。”  
　　大本营海军部指示横须贺方面各海军学校和海军陆战队安排大批水兵游览东京是一种手段，以此保守攻击夏威夷的机动部队行动的秘密。美、英等国的情报机构正在拼命地刺探日本何时发动战争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水兵游览东京，看来是隐蔽开战决心的好方法。  
　　由此看来，把参观报社列入游览东京的计划之中，无疑是根据大本营海军部希望报纸予以报道而安排的。这种期待果然如愿以偿。十二月七日的《朝日新闻》晚报以“三千名海上勇士来社”为题，发表了消息，并刊登了水兵参观报社的照片。  
　　消息说：在风云幻变、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夜以继日坚持猛练的约三千名海上勇士，由境、岩重两位大尉带领，分批于五日早晨来到东京，排着整齐的队伍前往二重桥参拜皇宫，又去参拜了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而后于上午十时来到本社。  
　　水兵们在七楼礼堂听了编辑局长野村秀雄的欢迎讲话，然后在报社参观了一小时。水兵们以惊奇的目光观看了高速轮转印刷机，在楼顶上玩赏了传信鸽，还参观了日比谷的广播会馆。下午自由活动。度过欢乐的一天，傍晚返回营地。  
　　另外，十二月八日的《读卖新闻》早刊刊登了一幅水兵们在日比谷公园花圃被“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围着的照片，并发表消息说：  
　　风和日丽，碧空如洗，阳光明媚，使人没有一点初冬之感——这就是七日，一个温暖和煦的星期天，正如“烤火不如晒太阳”这条节约燃料标语所写的，是一个典型的晒太阳的好日子。  
　　这是在日比谷公园拍摄的太阳赞歌的一个镜头——在开着红花的鼠尾草旁，水兵们被席坐在枯草上的“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团团围着，正在讲军舰的故事，海上的故事……此时此刻，守卫太平洋的英勇水兵也忘记了大海怒涛，回到优美的童年时代，欢聚嬉戏着。温暖的阳光照在草坪上，太阳在头顶的蓝天欢笑。  
　　这些游览东京的水兵们，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此时南云司令官率领的机动部队正在遥远的北太平洋上杀气腾腾地向珍珠港进击。  


１．４　美太平洋舰队麻痹大意  


日军要攻击珍珠港已成为“常识”  
　　一九四○年五月，为了遏制日本的南进行动，美国总统罗斯福命令太平洋舰队从美国西海岸进驻夏威夷。前面已提到，其政治目的是企图施加压力，钳制日本。  
　　对这种政治措施，美国海军当局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急先锋是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他退出下列理由，主张舰队应返回美国西海岸：  
　　舰队的乘员不足，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舰队在夏威夷水域进行训练，从保密的角度来看是危险的；舰船防空、反潜的措施不充分。  
　　除了理查森之外，美海军当局也强烈反对。其主要理由是，这种作法不但不能有效地箝制日本，反而会给日本一个发动战争的口实，使珍珠港有遭到突然袭击的危险。  
　　十月十八日，理查森同总统进行了会谈。他坚持把一部分兵力留在夏威夷，其余“应全部返回西海岸”。但是罗斯福却不肯采纳他的意见。  
　　的确，当时的太平洋舰队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日本行动的程度。特别是舰队的补给部队极为薄弱，极大地妨碍了舰队的远程作战。到一九四一年三月；舰队战斗力就更加削弱了。因为，三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四艘轻巡洋舰、十八艘驱逐舰被调到了大西洋。而且，华盛顿仍在认真考虑这年六月再把三艘战列舰调到大西洋。美海军是从—九四○年夏季才开始着手建设两洋舰队的，完成此项建设任务还是遥远未来的事情。以“打倒希特勒”为目标的美国，不得不重视大西洋，削弱太平洋舰队。  
　　罗斯福企图通过舰队进驻夏威夷对日本造成“无声的压力”，结果这种压力却大大地减弱了。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日军进驻法属印支南部，迈出了南进的具体的一步，就更证明了上述这点。  
　　在此之前，一直主张舰队应返回美西海岸的理查森，于一九四一年二月被免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职务，由金梅尔司令接任。但金梅尔也同前任司令的意见一样。他刚刚上任，二月十八日就写信给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说：  
　　 “我认为日本有可能对珍珠港实行突然袭击（或用潜艇、或用飞机、或两者并用）。为了把这种攻击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来犯之敌遭到打击，正迅速采取实际措施……”  

　　原来，华盛顿的作战参谋们长期以来就一直推断，日美战争一旦爆发，日本很可能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这种推断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就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是美海军军官的“常识”了。  
　　发生满洲事变的一九三一年，美太平洋舰队曾举行过一次演习。十分关心航空的哈里·Ｅ·亚内尔司令率领的仅有两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驱逐舰的“橙色军” [ 注 ] 航空部队，在对方尚未察觉的情况下，从东北进攻，到达离瓦胡岛一百八十公里的地方。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在日出前三十分钟，为了攻击停泊在珍珠港的舰队，从两艘航空母舰上共起飞了一百五十二架飞机。结果，在理论上，亚内尔司令率领的航空部队得以摧毁地面上所有用于防卫的飞机，击沉了在湾内的几乎全部主要舰船。  
　　读者当中可能有不少人会感到：亚内尔部队的攻击方法和战果，同揭开太平洋战争序幕的南云司令所率领的机动部队“十分相似”。的确，南云部队发动攻击那天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也是星期天。我机动部队趁美方尚未察觉，在瓦胡岛以北约三百六十公里处，于日出前三十五分钟，从六艘航空母舰上先后起飞了第一波攻击队一百八十三架和第二波攻击队一百六十七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重大战果。这两者十分相似，甚至使人猜测：难道这完全是“偶然的一致吗”？不，这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仿效了亚内尔司令。  
　　总之，从那次演习以来，防止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成了美国海军演习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九四○年秋，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们都认为对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翌年二月十五日，上任不久的司令金梅尔发布秘密指令，警告舰队：  
　　 “在宣战之前，日本有可能对珍珠港实行突然攻击。”  

　　于是，太平洋舰队和夏威夷的陆海军指挥官，制定了防止突然袭击珍珠港的防御计划，并采取了具体的防御措施。现举几个例子：  
　　（例１）  
　　三月三十一日，贝林格将军（夏威夷海军基地防卫航空部队指挥官）和马丁将军（夏威夷方面陆军航空部队指挥官）制定了一份《陆海军双方对于日本突然袭击瓦胡岛或舰队的估计》。其中指出：“在可能估计到的敌人行动中，最有可能的攻击方式是空袭，估计靠瓦胡岛三百英里以内的航空母舰进行这种攻击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拂晓时的突然袭击有可能完全成功。”  
　　（例２）  
　　在太平洋战争中，曾任美第三舰队司令，放纵不羁，素有“野牛”之称的哈尔西，在其所著《哈尔西司令的故事》一书中说：一九四○年秋就感到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们，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则从四月四日收到的命令中感到对日作战正在迫近。根据这个命令，舰船上把所有战斗中不需要的可燃品，如小船、座垫、木箱、遮阳障幕，多余的缆绳、油漆等等，都卸下去了，同时准备了保护高射炮手的防弹片设备，安上了防磁性机雷的消磁电线，装备了搜索潜艇的听音器，进行了各种战斗训练。  
　　（例３）  
　　四月十日，夏威夷方面陆军部队指挥官肖特，在与海军方面商定后写成的关于同第十四海军区（夏威夷）司令布洛克合作实施的夏威夷沿岸陆海军共同防卫计划的报告中，判断说：“对瓦胡岛最可能、最危险的攻击方式是空袭。现在看来，这种攻击将利用接近瓦胡岛三百英里以内的航空母舰进行。”  
　　（例４）  
　　七月二十一日，金梅尔根据《海军基本作战计划（彩虹——五号）》制订了《太平洋舰队作战计划》，其中“对日作战初期巡逻部队之任务”一节，明确指出：“敌人将利用航空母舰对瓦胡岛实施攻击。”  
　　另外，金梅尔在十一月十四日向太平洋舰队发出的命令中判断敌人在宣战之前可能要实施下列攻击：  
　　１．对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船实施突然攻击；  
　　２．用潜艇突然袭击活动海域中的舰船；  
　　３．同时实施上述两项。

对日本海军实力估计过低  
　　墨索里尼老早就吹嘘过：“地中海是我意大利的池塘。”但是，意大利海军对英国舰队却束手无策，地中海反倒象英国的池塘一样。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意大利舰队停泊在爱奥尼亚海的塔兰托军港时，发生了有名的“塔兰托事件”。  
　　这个事件是英国地中海舰队以航空母舰“光辉号”上的剑鱼式鱼雷轰炸机（双翼舰载鱼雷轰炸机，性能低劣，无法同日本海军在夏威夷作战时使用的九七式舰载攻击机相比）向意大利舰队进行了航空鱼雷攻击。这是世界海战史上第一次使用航空鱼雷进行攻击。  
　　全世界的报纸都大肆渲染地报道了这次划时代的海战——利用航空鱼雷攻击主力舰。尽管这对盟国意大利来说是不光彩的事情，我国报纸还是报道了英国海军部发表的有关这次海战的消息。例如，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朝日新闻》晚报，以“英方炫耀轰炸意舰队战果，声称击毁击伤意主力舰大半”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海战的情况：  
　　据十三日下午英海军部消息：坎宁安司令指挥的英地中海舰队所属空军，十一日午夜急袭意大利塔兰托港内的意海军基地，重创意战列舰两艘，击伤战列舰一艘，使意大利海军拥有的六艘战列舰的一半陷于瘫痪。据事后英国侦察机拍摄的该军港航空照片证实，一艘“利托里奥”型战列舰（三万五千吨）右舷明显倾斜，前甲板沉入水中，另一艘“凯布尔”型战列舰（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吨）舰尾下沉，右舷倾斜，水已浸到后炮塔。另外，一艘“凯布尔”型战列舰也有被击伤的征侯，两艘巡洋舰在周围漂满重油的海面向右舷倾斜，两艘特务舰的舰尾沉入水下。  
　　又，据传参加这次空袭的海军飞机好象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英报的海军专职记者认为，英国飞机不是用炸弹，而是用航空鱼雷进行袭击的。  
　　此次塔兰托事件给世界以很大的震动，尤以美国海军为甚。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致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的信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信中说：  
　　 “自塔兰托海战以来，我对贵舰队在珍珠港的安全更加关心，我所关心的就是旅居夏威夷的日本人可能采取的活动和日本从海洋正面实施攻击的可能性。” 斯塔克还就珍珠港内是否有必要设置防鱼雷网和增强防空力量等有关舰队安全的问题，向理查森征求了意见。  
　　对此，理查森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致斯塔克的信中回答说：  
　　 “我认为在珍珠港内设置防鱼雷网，既没有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如要设置则浴内行动受限制很大，何况现在舰船并没有停泊在从湾口发射的鱼雷射程之内。”他还提交了一份《关于舰队安全及当地防御部队对付突然袭击能力之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同负责夏威夷防御的陆军部队指挥官协商后写成的。理查森司令在这份报告中虽然强调要配备珍珠港防御所需的飞机和防空武器以及海上正面防御用的巡逻舰和探测装置等，但他却认为没有必要在珍珠港内设置防鱼雷网。他做出结论说：“看来没有一种实际办法能在不严重限制舰艇在珍珠港内行动、特别是大舰的运动和巡逻飞艇起落的条件下，在港内配备防鱼雷装置，以保护港内停泊的舰船免遭鱼雷攻击机的攻击。任何进一步限制使用我方唯一的作战基地珍珠港的消极防御手段，均应避免。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在现在的形势下不可能有这种攻击，考虑到敌人似乎不可能不顾美国舰队的积极作战而在战时把航空母舰开到珍珠港附近活动，我认为没有必要设置这种防鱼雷网。”  
　　接替理查森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职务的金梅尔最关心的就是该舰队的安全。在他以舰队司令的身分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致斯塔克的第一封信中强调：作为舰队司令“应该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但是，我通过短时期的调查，痛感担任珍珠港防御任务的陆军部队装备十分薄弱”，为了完成这一防御任务，“希望最优先考虑供给陆军以飞机和高射炮”。  
　　对舰队的安全极为关注的不只是金梅尔一人。当时，由于美日关系紧张及塔兰托海战的刺激，美国海军部对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的安全问题重新讨论了几个星期，结果，一月二十四日海军部长诺克斯把关于《夏威夷防御》的文件交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  
　　海军部长在文件的开头写道：“不难想象，如果发生对日战争的话，日本将选择突然袭击珍珠港内的舰队或者珍珠港基地作为开战的时机。”对于这朴突然袭击可能采取的方式，按照其重要性和可能性的顺序，判断如下：  
　　１．以轰炸机实施攻击；　  
　　２．以鱼雷轰炸机实施攻击；  
　　３．阴谋破坏；  
　　４．以潜艇实施攻击；  
　　５．敷设水雷；  
　　６．舰炮射击。  
　　海军部长特别重视上述１、２项，为了对付这两项可能的攻击，他在致陆军部长建议书的第一项中，要求“最优先考虑增加夏威夷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并建立防空警戒网”。  
　　对此，陆军部长三月七日复信给海军部长，表示完全同意诺克斯关于需要加强夏威夷防御的意见，并谈到了最优先考虑夏威夷防御的问题和加强当前防御的具体措施，同时，他还把陆、海军两位部长信件的副本抄送给夏威夷方面陆军部队指挥官，命令他们同当地海军方面合作，加强珍珠港的防御。  
　　华盛顿海军当局未能立即同意理查森一月十七日信中的意见。该意见说： “敌人似乎不可能把它的航空母舰开到珍珠港附近活动，所以没有必要设置会进一步限制使用珍珠港的防鱼雷网。”于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二月十七日向各海军区司令发出了机密文件，命令他们调查研究如何“使用防鱼雷装置保护所在海军区的港湾，特别是保护停在主要舰队基地的舰队主要舰船”并提出意见。  
　　斯塔克在这份文件中指出：“不能因为舰船停泊地的最低水深是十英寻（十八点三米），就武断地认为可以免遭鱼雷轰炸机的攻击。”他又补充说：“根据情报，英国在塔兰托发射的鱼雷，大部分是在十三英寻（二十三点八米）至十五英寻（二十七点五米）的水深中发射的，有几颗则是在十一英寻（二十米）至十二英寻（二十二米）的水深中发射的。”  
　　第十四海军区（夏威夷）司令布洛克将军在三月二十日致作战部长的报告中，以珍珠港停泊地的水深不过四十五英尺（十三点七米）等为理由，不主张安装防鱼雷装置。  
　　他说：“（１）珍珠港可以用作锚地的水深不过四十五英尺；（２）舰船进出锚地的行动受到限制；（３）可以利用的大部分锚地都靠近舰船的主航道，那里敷设有海底电缆和管道。由于舰队锚地的防护装置将严重限制航道，因此不主张安装防鱼雷装置。”  
　　此外，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在三月十二日给作战部长斯塔克的文件中说： “在尚耒研制出能够应付急需、安装迅速、操作简便而又有效的防御网时，不主张对珍珠港安装防鱼雷装置。”  
　　但是，斯塔克的不安并没有消除。他在六月十三日向各海军区司令发出了《防备鱼雷攻击的防鱼雷装置》的文件，并抄送给金梅尔司令一份。  
　　斯塔克在这份文件中指出：“可以认为要从飞机上成功地发射鱼雷，水深起码要有七十五英尺（二十二点九米）（我国海军在攻击珍珠港时使用的航空鱼雷是可以在水深十二米处发射的浅沉度鱼雷）。要使引信装置发挥作用，需要鱼雷行驶二百码（一百八十三米），但是这也许可以改变。”  
　　金梅尔同参谋们研究后，他认为既然斯塔克的文件中说到“鱼雷大概不能够在四十英尺以内的水深（指钻入海底）行驶”，那么“珍珠港就不会遭到鱼雷的攻击”（珍珠港内的水深大约是十二米）。  
　　结果，安装防鱼雷装置、防备对珍珠港进行航空鱼雷攻击的问题，此后实质上就石沉大海了，到开战时没有安装任何防航空鱼雷装置。不仅如此，加强珍珠港防空的问题，也同陆军部长史汀生“优先处理”的诺言完全相反，仍被束之高阁，处于下述极其薄弱的状态：  
　　１．虽然按书面文件规定夏威夷陆军部队应配备一百八十架Ｂ１７飞机，但实际上只有十二架，其中能够用于执行巡逻任务的只不过六架。　  
　　２．当地指挥官要求配备三百架飞艇，却只配备五十架，其余的二百五十架被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利用政冶力量转让给了英国。  
　　３．也就是说，如果每天对珍珠港实施三百六十度（全周）巡逻，巡逻能力最多二至三天。  
　　４．预订的移动雷达虽运到六部，但只工作很短时间。操作此种雷达的技术军官还不熟练，而且他们还不相信雷达的作用。  
　　５．预订的六部固定雷达，已运到三部，正在安装，还不能使用。  
　　据认为，造成上述状况的最大原因之一是过低地估计了日本海军远洋攻击能力和轻视塔兰托海战的教训——认为日产研制不出能在水深十二米的珍珠港使用的浅海鱼雷。金梅尔司令在攻击珍珠港的听证会上所做的证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知道那种渡洋远征是有困难的。我知道日本航空母舰续航距离的限度。我对日本的攻击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很多疑问。我们收到了关于日本航空队的各种报告。我认为不仅我们，海军部所有的入都对日本航空队取得的战果及其攻击方法感到极为震惊……”  
　　另外，从太平洋舰队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的证词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日本海军实力的过低估计：  
　　 “由于日本离珍珠港很远，补给上有困难，因而我们大大低估了它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尤其是英国航空母舰攻击塔兰托后，我们曾考虑过日本对珍珠港舰船实施鱼雷攻击的可能性，但由于珍珠港内的水浅，飞机发射的鱼雷在到达调定深度之前得不到必要的行驶距离，攻击机将因对空炮火而遭到巨大损失，因而我曾怀疑这种攻击会成功。我没有想到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对日本本土进行有效的攻击，所以也没料到日本会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  

　　另一方面，我国海军却受到英国航空母舰舰载机在塔兰托海战中实施鱼雷攻击所获战果的激励。  
　　一九四一年春，军令部要求海军省把老早就在研究的浅沉度鱼雷的沉度降为十二米，海军省决定把这种鱼雷列为大臣训令的试验研究项目，大力促其完成。  
　　可是，试验遇到了困难。当时，海军航空厂鱼雷攻击研制人员片冈正一少佐设许出一蒂装置，即：在鱼雷上增设一个陀螺。在鱼雷离开飞机的一瞬间使陀螺发动，借以操纵突出于鱼雷两侧的木制稳定陀，以防止鱼雷滚动，舵的大部分在鱼雷着水时破碎。七月制成了这种装有稳定器的改进鱼雷，在试射时得到了超出预料的成功。  
　　于是，对这种鱼雷的发射方法进行研究，终于在十月大体上取得了满意的成果。这样，便把改进航空鱼雷列为“特急工程”进行了订货。  
　　攻击珍珠港部队的第一航空战队终于在十月三十日领到了五至十颗改进鱼雷，从这天起到十一月四日，听取对这种鱼雷的讲解并进行发射训练。十一月十七日，这个战队才领到一百颗改进鱼雷，勉强赶上了攻击部队的出击。  
　　这种鱼雷，同美方的预料相反，能用于水深不过十二米的珍珠港。它在夏威夷作战中立下了奇功。  


蒙在鼓里的太平洋舰队  
　　如前所述，珍珠港的防御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加强，还是那样薄弱。那么，在情报方面，当地指挥官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了呢？  
　　即使有某种理由末能提供夏威夷防御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照理说，也能够充分地向当地提供并不需要多少经费和人力的情报。这是华盛顿当局的重大责任。这样做就能便当地指挥官正确判断情况，充分运用有限的人员和装备来保卫夏威夷。但是不知为什么，中央当局几平把当地指挥官完全蒙在鼓里了。  
　　下文将详细谈到，美国政府利用“魔术”侦收并破译了日本外交电报，对日本的底细了如指掌。可是竟无视当地指挥官的强烈要求，不肯把情报提供给他们。  
　　当然，太平洋舰队司令从执行任务的角度说，是不需要知道所破译的全部外交电报或详细内容的，只了解其要点就够了。可是就连这一点也没有切实做到。  
　　令人感到奇怪的并不只是这一点。  
　　从军事观点来看，更加难以理解的是，只有华盛顿破译并掌握了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和东京之间的来往电报（这些电报反映了上述“森村书记生”的积极活动）。尽管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船状况、太平洋舰队的动向以及夏威夷的防御等等，都被详细地报告给了东京，但是，被当作攻击目标的太平洋舰队本身却毫无所知。很多舰船仍是悠然漂泊在常夏之海上。  
　　美方资料中汇集了开战前美国破译的日本密码电报——从一九四○年十二月一日（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致外务大臣关于当时珍珠港停泊舰船的报告）至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本电报。  
　　这些电报，起初只报舰船的种类和艘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京要求做详细报告。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前后，不仅要求报告舰种，还要求标明主力舰的舰名。  
　　一九四○年九月，对日本海军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九月中旬，在东京海军大学进行了一次夏威夷作战特别图上演习。接着，九月二十四日，在军令部作战室，在严格限制参加人员和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认真讨论了夏威夷作战方案。这一天，军令部通过外务省要求驻檀香山总领事馆按如下要点报告第一航空战队事先所要了解的美舰队在珍珠港的具体的停泊位置：  
　　望你处今后尽可能按下列要求发来关于舰艇的报告：  

　　１．珍珠港水域大致分为五个小水域。但你处不妨尽量做简要报告。  

　　Ａ水域指福德岛和海军工厂地区之间的水域；  

　　Ｂ水域指靠近福德岛南部及西部的水域；  

　　Ｃ水域指东海湾；  

　　Ｄ水域指中部海湾；  

　　Ｅ水域指西海湾及通过海湾的各航道。  

　　２．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望首先报告停泊中的，其次报告系留于码头和浮标处的，以及正在入船坞的（要简单标出舰型和种类。如同一码头有两艘以上舰艇停靠，如有可能，也望注明）。　　　　　　　　　  

　　美方十月九日破译了这份东京发来的绝密电报。  
　　遵照上述东京指令，檀香山总领事馆九月二十九日发了回电（美方十月十日破译），规定以下列缩语表示港内舰船的详细位置：  
　　１．海军工厂内的修理船坞为ＫＳ；  

　　２．海军工厂内的一○—○英尺码头为ＫＴ；  

　　３．福德岛附近的系留停泊地为ＦＶ；  

　　４．福德岛停靠码头为ＦＧ（东侧与西侧分别用Ａ和Ｂ区别）。  

　　当时，在华盛顿工作的笔者看到通报绐我海军武官处的这份电报时，觉得这种异乎寻常的港内舰船报告要领有点名堂：也许日本正在计划攻击珍珠港吧。  
　　十月十五日，东京又发出电报称：  
　　 “因为日美关系严重恶化，望你处的《港内舰船报告》不定期地报来。但每周务必报两次。……”  

　　接着，十一月十八日总领事馆的电报在报告港内舰船的同时，又详细报告了八艘驱逐舰进入珍珠港时的行动，这一点很引入注目：  
　　 “入港时的队形为单纵队，各舰的间隔为一千米，以三海里的时速进入湾内。从港口通过Ｂ水域，系泊在Ｃ水域的浮标处。从湾口到系留处改变五次航向，每次变航角度约约三十度。从湾口到系留处需—个小时。”  

　　从军事上看，令人下意识地感到这一报告包含着特殊的意义——日本可能正在计划以潜艇侵入珍珠港。  
　　当通读九月二十四日以来东京和檀香山总领事馆的来往电报时，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海军进攻珍珠港的可能性。因为关于珍珠港的情报与一般的报告内容性质完全不同。  
　　驻檀香山总领事馆关于珍珠港港内舰船的报告，也部分通报给了日本驻华盛顿海军武官处。就连对东京计划一无所知的笔者也想到我国有可能在开战之初对珍珠港进行攻击。到了十—月末，我们则大谈特谈攻击时间将在何时。  
　　从美国参、众两院汇编的《珍珠港攻击记录》来看，甚至连美海军情报处都没有能根据破译的东京与檀香山之间的电报判断出日军将要攻击珍珠港。笔者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优秀的情报专家——情报处远东科科长麦卡勒姆中校竟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总之，华盛顿的海军当局不仅没有向夏威夷战区指挥官通报这种重要情报，甚至没有提出特别警告。  
　　不仅如此，不知道自己已成了攻击目标的太平洋舰队，还由于华盛顿当局对情况的错误判断遭到了更大的灾难。  
　　十一月二十七日，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提出的“战争警告”，就日军的意图作如下判断：  
　　 “从日本陆军部队的人员和装备、海军机动部队的组成来看，日军的意图可能是对菲律宾、泰国、克拉地区（马来）或婆罗洲进行陆海军协同远征作战”  

　　这当中只字未提日军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  
　　另外，日本攻击部队的航空母舰本来已到达离珍珠港只有一半航程的位置了，而美国海军情报处在分析十二月一日日本舰船的位置时，却推断日本航空母舰仍在日本本土水域。  
　　十二月二日，美太平洋舰队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向金梅尔司令进言说： “日本决不会对珍珠港实施航空母舰攻击。”这恐怕主要是由于缺少准确的情报以及华盛顿的错误判断而造成的恶果。  
　　就这样，上述“预料将要攻击珍珠港”的正确估计，不知不觉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战地指挥官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遭到攻击的危险性，致使整个部队缺乏警惕，日本的攻击才能够完全采取突然袭击而获得成功。  


缺乏警惕的珍珠港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  
　　珍珠港一带渐渐笼罩着暮色，一会儿，就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了。从各个俱乐部里传来了轻松欢快的舞曲。太平洋舰队大小九十艘舰艇的灯光，一闪一闪地在湾内的水面上摇曳着。  
　　今天的灯光比往常都多。因为，太平洋舰队全部战列舰都停泊在周末的珍珠港，这还是今年七月四日以来的头一次。以前，一直是轮流停泊——其中六艘是派伊中将的战列舰任务部队，三艘是哈尔西中将所指挥的任务部队。这次虽然轮到派伊部队停泊，可是由于哈尔西担任向威克岛运输海军陆战队战斗机的特别任务，而这个部队的战列舰速度又慢，因此也停在珍珠港了。  
　　由于这么多战列舰停泊，军官俱乐部，士兵集会处，檀香山闹市区的酒吧间和电影院都比以往热闹嘈杂。  
　　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严格遵守自己的老规矩：晚上九时半离开哈雷克拉尼饭店，十时前回到宿舍就寝。可是其他海军军官很晚还在饭店打扑克牌。对金梅尔来说，这一周格外长，他实在精疲力竭了。他想着约好明天早晨同肖特将军（夏威夷方面陆军部队指挥官）进行的高尔夫球赛，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很多海军军官仍然尽情地沉浸在周末之夜的欢乐之中。比如，第一驱逐舰部队指挥官西奥博尔德少将直到午夜还在“太平洋俱乐部”开心地跳舞；靶舰“犹他号”轮机长伊斯基斯少校在“夏威夷桥牌中心”兴致勃勃地打牌，把时间忘得 —干二净。  
　　就在这个时候，根据檀香山总领事馆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对珍珠港的情况了如指掌的日本机动部队作奸了一切进攻准备，在乱云飞舞、洒满月光的海上，静悄悄地直奔夏威夷南下。  
　　十二月七日凌晨三时四十三分（距开始攻击还有四小时八分），扫雷艇“兀鹰号”在珍珠港入口的海面上发现了潜艇的潜望镜。而这个海面是禁止美国潜艇潜航的防御海域。  
　　 “兀鹰号”通知了在湾口海面担任巡逻任务的驱逐舰“沃德号”。“沃德号” 终于在六时四十分发现了潜艇，立即进行炮击并施放深水炸弹。不一会儿，海军的巡逻机也参加了战斗，投掷炸弹和深水炸弹，轰炸潜艇。但是，直到六时五十四分，第十四海军区（夏威夷）司令部才得到报告。从开始发现到这时，已经过了三个多小时了。而且第十四海军区司令部还认为这可能是误会。七时二十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值班参谋墨菲中校接到了这个报告，可是在核实这个报告时，时间又过去了。金梅尔司令知道时，已是七时四十分，离日本攻击队开始攻击只有十分钟了。  
　　就在这时，我第一波攻击队的一百八十三架飞机，在朝晖中银翼闪闪，飞到了瓦胡岛北端卡胡克角的北部。带队的指挥官渊田中佐举起信号枪，向飞机座舱外发射了信号弹。  
　　信号弹划破晴空，拖着黑色的尾巴——这是命令各队开始攻击的信号。  
　　金梅尔从墨菲的电话报告里知道日军的攻击后，便立即跑到宿舍的院子，紧盯着珍珠港。他在那里站了一两分钟光、景就看到了鱼雷轰炸机的首次攻击。当他急忙跑到司令部时，太平洋舰队主力舰早已被击沉或者陷于瘫痪状态了。  
　　美方对飞机的警戒也有很大漏洞。在攻击珍珠港的当天，攻击机队出现前大约一小时，美陆军部队的雷达荧光屏上，曾发现日本侦察机在接近，可是他们误认为这是美航空母舰的飞机在返航珍珠港，所以，也没有发任何警报。  
　　另外，上午七时二分，瓦胡岛北端奥帕纳高地的雷达站捕捉到从北方二百二十公里处飞来的五十多架的大机群，报告给了谢夫特堡情报中心。正在收听悠扬歌曲的电话总机士兵回答说：“让我去找个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恰巧在场的泰勒上尉接过电话说：“是吗？用不着担心，这是Ｂ１７型飞机编队从旧金山飞来”，说完就把电话放下了。  
　　还有这么一件事：住在檀香山的一个美国人为教自己儿子驾驶飞机，十二月七日早晨驾驶私人飞机起飞了。上午七时前后，突然发现涂有“太阳”机徽的两架飞机，便急忙飞回机场，并打电话报告陆军航空部队说：“日本飞机出现在瓦胡岛上空！”但是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美方的麻痹大意和继之而来的狼狈相，从金梅尔司令十二月七日发布的命令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八时正，向所有舰船和部队发布命令：“空袭珍珠港，不是演习！”  
　　八时十六分，发报给所有舰船和部队：“对日战争由日军空袭珍珠港开始！”  
　　八时十七分，发报给第二巡逻机部队指挥官：“务须发现敌部队！”  
　　八时三十二分，发报给珍珠港在泊舰船：“港内发现日本潜艇！”  
　　九时一分，发报给中途岛：“珍珠港遭轰炸。攻击方向不明。令飞机起飞攻击敌人部队。”  
　　九时二分，发报给第三、第八、第十二任务部队指挥官和太平洋舰队全部舰船：“对日本开始执行‘ＷＰＬ（战争计划）４６’。”  
　　九时三分，发报给威克岛：“日军进攻珍珠港，务必警戒。”  
　　九时十一分，发报给珍珠港内的各指挥官：“不得攻击临近的我机！”  
　　九时二十分，发报给第一任务部队指挥官：“在收到新的命令之前，战列舰停留在珍珠港待命！出动所有的驱逐舰，击沉敌潜艇！巡洋舰要随驱逐舰出港，与哈尔西部队会合！”  
　　九时五十分，发报给第八部队指挥官：“两艘敌航空母舰似在巴伯斯角（瓦胡岛西南）西南方三十英里附近。”  
　　十时二分，发报给珍珠港内的全部舰船：“战列舰要停在港内，航道似已被敌敷雷封锁。”  
　　十时十五分，发报给第一任务部队指挥官：“今后不得让战列舰出港。”发报给第九任务部队指挥官和第二巡逻机部队指挥官：“第二十一巡逻机队要搜索○○○——○三○区域的日本航空母舰。”  
　　十时十八分，发报给第三、第十二任务部队指挥官：“我正以十二架飞机从珍珠港到活动能力所及的最大限度范围内进行搜索。敌部队似在瓦胡岛西北。接此电后，各部队要按照第八任务部队指挥官的命令作战，以捕捉敌人。敌部队编制不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的作者莫里森博士，用下面一段话描绘了美国方面警惕性的松弛：  
　　 “与平素一样，星期天休息，准许上岸。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警惕的话，那么尽管兵力不足，也会巡逻得更好。  
　　有两个清晰的影子，预示着事变就要来临，可惜被忽视了”。

第二节　美国方面的胜利  


２．１　失败的对美外交  


“魔术”的威力  
　　常言道：“历史也会重演。”在破译密码这一“脑力谍报”方面，也能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  
　　华盛顿裁军会议过后二十年，日美战争迫在眉睫的一九四一年，地点还是华盛顿，日本又犯了过去的错误。东京和驻美大使馆之间关于日美谈判的密码电报，被美国方面利用“魔术”破译了。这位幕后功臣就是第二个亚德利——W·F·弗里德曼。  
　　美国议会的《珍珠港事件联合调查委员会》第十二部分，以二百页的篇幅，选编了美国破译的开战前半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到开战）日本外务省和驻美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现将这些电报的份数统计如下，从中便可看出，几乎所有的重要电报的被网罗无疑。  
\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至开战  计  
外务省致大使馆  ６  ６  ７  １８  ６４  ２４  １２５  
大使馆致外务省  ３  ４  ８  ２０  ５２  １５  １０２  
计  ９  １０  １５  ３８  １１６  ３９  ２２７  

　　美国方面的这份记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破译英文电报（例如十二月七日的“对美备忘录”等）时，除了侦收时的少量漏抄以外，几乎一字一句的错误都没有，但是在把破译的日文译成英文时，却明显地留下了煞费苦心的痕迹。特别是把具有独特表达形式的日文译成英文时，尤其如此。在翻译中，有语意含糊之处，有明显误译之处，这里还有不少“怪译”之处。下面试举几例：  
　　把“至尊”（天皇）译成“大臣阁下”。  
　　把“御親電”（天皇亲电）译成“恳切的回电”。  
　　把“大所高所より”（高瞻远瞩）译成“有先见之明”。  
　　把“堪忍を袋る”（忍无可忍）译成“奋发图强”。  
　　把“事兹に至りては”（事巳至此）译成“因为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  
　　把“妙案”（好主意）译成“大为赞成”。  
　　把“理解に吝なちず”（容易理解）译成“能够共鸣”。  
　　把“甚ぱ理解に苦しむ”（甚难理解）译成“苦于不当”。  
　　把“建前はともかく”（不管理由如何）译成“无论美国说什么”。  
　　把“期间”译成“机关”。  
　　尽管有这种翻译上的缺陷，但看来对正确理解电文大意并没有一点妨碍。  
　　在密码破译领域内，堪与弗里德曼相媲美的海军通信处通信保密科（实际上以破译密码为主要任务）科长Ｌ·Ｆ·萨福德上校，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哈特证词听取会上的证词中，概括了利用“魔术”搞到的情报。他说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获得了关于日本统治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计划的可靠证据。  
　　七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下令把日本船只撤出东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  
　　九月四日获得的情报表明，日本决定执行其南进计划，把美英赶出中国、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  
　　十月十五日，关于日本统治东南亚的计划和企图，得到了意外的证实。十月，日本领事劝告旅居荷属印支、马来亚、菲律宾、夏威夷，美国以及欧洲的日本人撤退。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前，积极进行了这种撤退工作。  
　　十一月四日获得一份重要情报；由于美国禁运，日本国内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困窘状态，因此，日本政府势必利用对外战争或不流血的外交胜利来转移国民的注意力。十一月十二日获得一份重要情报：日本政府决定把当时日美两国政府间举行的谈判期限定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七日从极可靠的人士那里获得了日本不打算进攻西伯利亚的情报。一度曾从几个情报来源获得情报称；有迹象表明，在莫斯科快要陷落时，日本将进攻西伯利亚。十一月二十四日了解到，本月二十九日（东京时间）是日本明显决定实施某种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日期。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将从这一天开始大规模行动，以达到统治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目的，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想到夏威夷。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到了日本企图对英美开始攻势作战的特别证据。  
　　十二月一日，从三个不同的情报来源得到确切的情报，表明日本正准备进攻英美；其中从两个情报来源得到日本将维持与苏联的和平这一明确的情报。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华盛顿时间）获得可靠情报，日本将在此后特定的日期对美国宣战。  
　　最后，在十二月七日上午十时五分（华盛顿时间）从陆军通信情报处收到确实情报；当天下午一时（华盛顿时间）日本将通告国务院，向美国宣战。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夏威夷正是拂晓，而菲律宾差不多是午夜。这份情报暗示在其后三小时内珍珠港将遭到突然袭击……”  
　　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思博士，对于这个“魔术”的威力以以及赫尔同野村大使举行四十五次会谈的态度，作了精彩的描写：  
　　 “野村走进了赫尔的办公室。赫尔所掌握的情报足以使野村的使命根本无法完成。赫尔的情报是美国从日本政府与其驻外外交官之间的电报中获得的。……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赫尔绝没有一句话或一个暗示表现出他所知道的东西超过了别人的估计。他的细心和敏感互相班配。谈判的老手们都能觉察到，他那执拗的话语里包藏着洞察力和机谋。他在纵横捭阖、错综复杂的战略网的中心，耐着性子低头考虑每个原则，而决不受骗上当。赫尔有自己的秘密，却只字不提。”  

　　这位赫尔国务卿在其《回忆录》里叙述了十一月二十二日和野村、来栖两位大使会谈时的心境：  
　　 “看到这两位外交官满脸堆笑、郑重其事、貌似亲暱地走进我的办公室，使人感到有些矫揉造作。我自己通过侦收到的电报明明知道日本的狂妄计划，而且也明明知道野村、来栖都有同样的情报，可是还要附和着他们的话，实在是一个苦差事。这两个人很客气地鞠了个躬坐了下来。野村不时吃吃地笑着，来栖也笑得露出牙采。此时在他们的心里反复盘算的准是这样一种想法：如果美国不答应日本的要求，日本政府就会在几天内进行新的侵略，而这迟早会引起同美国的战争。”  

　　这样，外务省的关于“国家机密”啦，“绝密”啦，“仅供贵大使阅”等规定和安排，从结果上看，只不过是单纯的自我安慰而已。作为日本政策基础的《帝国国策纲要》以及为准备开战而下达的处理“密码机和机密文件”的指令，甚至“最后通牒”事先都被美方破译了。而且，连“以十一月二十九日为谈判期限”、“继续谈判，不要给对方以实际上谈判中断的印象”的训令等日本外交的底牌也暴露无遗。我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美国继续进行关系到国家命运的谈判的。  


泄露无遗的国家机密  
　　正如美国半年前推测的那样，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由于德国的进攻，终于爆发了德苏战争。  
　　在刚开战时，罗斯福政府里绝大多数人判断，日本利用德苏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将是北进而不是南进。例如，在德苏开战的当天，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说：“日本早晚将进攻苏联。”国务院远东司长汉密尔顿在六月二十三日提出的意见书中，判断“日本撕毁日、苏中立条约北进的可能性很大”。第三天，二十五日，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亚当斯表明见解说：“日本觊觎海参崴，不会南进。”而且，七月四日罗斯福总统在通过驻日大使格鲁转交给近卫首相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日本将进攻苏联的种种情报，但我不相信。”可是考虑到日本万—北进，又指出：“不过，日本如果采取侵略行动，那将违背主张维持太平洋和平的美国的愿望”，而对日本的行动进行了箝制。  
　　当时，美国有一种忧虑：如果苏联过早而又彻底地被德国打败，那么英国，继而美国将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遭到骄横跋扈的希特勒的进攻。  
　　这个忧虑是来自这样一个判断：苏联的抵抗可能在短期内宣告完结。希特勒本人预料五个月内打败苏联而发动了德苏战争；美国陆军部却估计最快一个月，最迟不超过三个月。海军部长诺克斯也说：“希特勒打败苏联，大概要六周到两个月的时间。”  
　　因此，如果日本北进，从东面进攻苏联，这个时间可能更加缩短。这样一来，事情就严重了，所以，此时此刻无论如何也要遏制日本北进。可以说，这就是罗斯福致近卫首相信件的真意。  
　　实际上是“魔术情报”消除了美国的这种忧虑。这是因为七月八日美国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七月二日致日本驻美、德、苏、意大利大使的定为“国家机密”的最高级的秘密电报。电报内容就是七月二日在天皇亲自参加下由政府和统帅部共同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的《适应形势发展之帝国国策纲要》。  
　　七月二日的这份电报，首先明确注明保密等级为“国家机密”。电报开头指出：  
　　 “七月二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了《适应形势发展之帝国国策纲要》。此纲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方针’，第二‘要领’。此纲要属于国家机密，所以仅供贵大使阅，对陆海军武官也只传达其要点，望保守机密。”  

　　根据这次御前会议决定的各项计划，五个月后开始了导致战争的行动。这个文件虽然不太长，却是能够明确印证以后事态进展的重要文什。让我们把它和美国所掌握的“魔术情报”的内容作个比较：  
　　适应形势发展之帝国国策纲要  
　　　　第一　方针  
　　　　（１）帝国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仍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之方针。  
　　　　（２）帝国依然向处理支那事变迈进，且为确立自存自卫之基础而推进南进之步伐，并随形势之发展解决北方问题。  
　　　　（３）帝国为达上述目的，将排除任何障碍。  
　　　　第二　要领  
　　　　（１）为促使蒋政权屈服，将进一步从南方各区域加强压力。  
　　　　根据形势之发展，适时行使对重庆政权之交战权，并接收在支那之敌国租界。  
　　　　（２）帝国为自存自卫，将对南方要域继续进行必要的外交谈判，促进其他各项施策。  
　　　　为此，应做好对英美作战准备，首先根据《对法属印支、泰国施策要领》及《关于南方施策问题》，完成对法属印支及泰国之各项施策，以加强南进态势。帝国为达目的，不辞对英美宣战。  
　　　　（３）对德苏战争，虽以三国枢轴精神为基调，但暂不介入。秘密做好对苏武力准备，自主对付之。  
　　　　在此期间，自然以周密之准备进行外交谈判。  
　　　　如德苏战争之进展对帝国有利，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确保北方之安全。  
　　　（４）在执行上项任务中，当决定各项施策、尤其是决定行使武力时，不得有碍于保持对英美战争之基本态势。  
　　　（５）对于美国之参战，应按既定方针，通过外交手段及其他一切方式极力阻止之。美国万一参战，帝国则根据三国条约行动。但行使武力之时机及方法，须自主决定之。  
　　　（６）迅速转入彻底加强国内战时体制。特别要努力加强国土防御。  
　　　（７）有关具体措施另定之。  
　　通过“魔术情报”所获取的文件内容  
　　第一　方针  
　　　　（１）（破译文与原文件相同）  
　　　　（２）（破译文与原文件相同）  
　　　　（３）（此项未发电报）  
　　第二　要领  
　　　　（１）为达到迫使蒋政权屈服之目的，从南方各地加强压力，采取战争和宣传两种手段，促使其让步。  
　　　　（２）继续进行对南方重要地点之外交谈判，促进其他各项施策。  
　　　　与此同时加强南进之各项准备，实行关于法属印支及泰国之既定政策。（“做好对英美战争准备”，“不辞对英美作战”两句未发电报）  
　　　　（３）关于德苏战争，虽保持三国枢轴精神，但目前主要是做好一切准备，视形势之发展自主处理之。此期间仍以周密之准备进行外交谈判。　（“德苏战争……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一句未发电报）  
　　　　（４）（此项未发电报）  
　　　　（５）利用一切办法阻止美国参战，如有必要，日本将根据三国条约行动，决定行使武力的时间。  
　　　　（６）（此项未发电报）  
　　　　（７）（此项未发电报）  
　　这份“魔术”情报比实际的“文本”含糊一些，尤其没有包括“不辞对美宣战”这一句重要的话。但是，它使“早就清楚知道日本在计划什么”（《赫尔回忆录》）的美国，在七月八日（美方破译的日期）就搞清了日本七月二日御前会议所做的决定：“南进第一，如情况良好则北进，自主参加德苏战争。”  


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里里外外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成立了第三次近卫内阁，松冈外相被排除在外。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就任外相。美国政府所等待的是这个事实，即：“魔术”获得的七月二日的决定和日本南进的行动是否会因新内阁而发生变化。  
　　二十一日，破译了丰田外相十九日致日本驻德大使的电报。电文称：“内阁虽变动了，但日本的对外政策不变，继续遵守三国条约的原则。”这样便得到了答案：改组后的近卫内阁不会放弃亲德方针和进驻法属印支的计划。  
　　在此前两天的十九日，美方通过“魔术”得知日本驻广东（中国南部）总领事以“外交机密”等级发给外相的电报。其内容是从当地日本陆军当局获得的进驻法属印支计划的详细情报。  
　　第二天，二十日，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立即向亚洲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两位司令传达了这份电文的内容。  
　　二十三日，副国务卿韦尔斯打电话给在自硫磺温泉疗养的国务卿赫尔，问对野村大使要求会见该如何处理。赫尔对韦尔斯说：“看来日本对法属印支南部的侵略是对西南太平洋进行全面攻击前的最后布局。在日美谈判高潮中，干出这种事情，我认为已没有继续谈判的基础了。”  
　　韦尔斯领会了国务卿赫尔的意图，以强硬的口吻对野村大使说：“日军进驻法属印支南部，只能解释为征服南方其各岛的最后准备手段。”美国通过“魔术”破译的广东总领事的这份电报大大刺激了美国政府，由于“发现了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计划”，这份电报成为美方最重视的情报之一而出了名。这份电文很长，包括以下重要部分：  
　　 “进驻法属印支的第一个目的在手借此实现我方对法属印支的各项目的。第二个目的在于，如果国际形势允许，则以法属印支为基地开始迅速行动。占领法属印支后的计划是向荷属印支发出最后通牒。占领新加坡，海军将起主要作用。……我们将以航空部队和潜艇部队坚决粉碎英美的军事力量。最近将要进驻法属印支的兵力是第二十五军。”  

　　果然，第二十五军于七月十四日乘船离开广东，陆续驶向海南岛三亚地区。  
　　可是，从美方不久前破译的七月二日的御前会议的决定事项来看，下面那样一个日本对南方的行动计划很不具体、令人不得要领：  
　　 “……加强南进的各种准备，对法属印支以及泰国实行既定政策。”  

　　这时突然出观的“广东电报”暴露了日本计划的全貌。广东总领事想要突出表现“忠诚”的这封电报，一举破坏了日美谈判。一方面进行日美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又若无其事地推行侵略计划，这象什么话！国务卿赫尔等人的对日不信任感已难以消除。对以后形势带来如此重大影响的电报，恐怕再也找不到类似的例子了。  
　　美国通过“广东电报”看透了“日本显然顽固地坚持其冒险政策”。于是，二十六日发布了总统行政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英联邦各国也采取了同样措施。同一天，成立了以麦克阿瑟为司令的美国远东陆军部队。荷兰也于二十七日宣布冻结日本资产。  
　　果然，在七月五日接到进入战斗序列命令的陆军中将饭田祥二郎所率领的第二十五军的船队，七月二十五日离开海南岛三亚港，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两天在法属印支南部登陆，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和平进驻”，这就证实了美方得到的“广东电报”的真实性。  
　　在此之前，五月四日，美国陆海军联席会议批准了被称作《彩虹五号》的《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五月二十六日发布了《海军基本战争计划》。七月二十一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宣布了“太平洋舰队作战计划”。  
　　在第二十五军“和平进驻”法属印支的二十九日，赫尔对韦尔斯说：“日本已对法属印支采取行动，下一步说不定该轮到泰国了。”第二天，三十日，赫尔下令“对日本要尽快采取除战争似外的一切手段”。八月一日，美国通过事先早已准备的石汕禁运，对日本进驻法属印支南部实行报复。用驻日大使格鲁的话来说，事态已经发展到“终于开始了报复以及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其发展趋势只能是不可避免的战争”。  
　　八月二日，赫尔将自己的心境——“争取时间”，告诉了韦尔斯。他说：  
　　 “似乎只有武力才能阻止日本人。问题在于日美关系究竟能维持多久。本人打算装作相信日本人的话的样子，以便多少有助于美国当前的目的——抑制日方今后的行动。”  

　　接着，八月四日，“魔术”破译了丰田外相七月三十日致驻德大使大岛的电报。电报就日本对苏联维持现状而南进的理由向德方作了如下说明：  
　　 “日本同以英美为首的各国的通商经济关系日趋紧张，我国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因此，帝国为确保生存，不得不采取获得南部地区各种原料的万全之策。象装睡的蛟龙一般的美英两国，通过策划和协议逐渐加强了包围我国的锁链。为了砸碎这条锁链，我国必须采取对策。”  

　　八月四日得到这份情报后，韦尔斯在同若杉公使会谈时，作了重要发言。他说：  
　　 “日本再南进，就意味着战争。”  

　　接着，罗斯福总统同英国首相邱吉尔举行大西洋会谈后回到华盛顿，于八月十七日召见了野村大使，宣读了可视为“最后通牒”的对日警告书。警告书在结尾处说：  
　　 “如果日本政府今后按照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对邻近各国实行军事占领的政策或计划采取任何手段，那么，美国政府为了保护美国及美国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确保美国的安全，将不得不立即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日本政府讲明上述事项。”  

　　这就是陆军部长史汀生后来所说的对日最后通喋。据国务卿赫尔说，罗斯福总统从大西洋会谈到珍珠港事件，一直坚持对日不妥协的政策，其第一声就是这个对日警告。  
　　日美关系就这样以日军进驻法属印支南部为转机，骤然恶化。这主要是因为美方判断：法属印支南部所占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谁占领法属印支南部，谁就控制东南亚。

摸清了日本的底细  
　　如上所述，美英等国对日军进驻法属印支南部，以冻结日本资产和全面禁运石油进行了报复。日本所谓“确信只要限于进驻法属印支，就不会禁运”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完全破产了。原来。当时日本的经济大部分依靠英美经济圈。日本出口的百分之四十，进口的三分之二实际上都依救英美经济圈。特别是石油，自给率不足百分之十，四百二十万吨的需求量几乎全部要从美国进口。这就暴露出日本在经济上依依赖英美的最大弱点。然而，这毕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不允许袖手旁观。  
　　日本终于产生了“此刻只有打出去”的想法。对美必战论甚嚣尘上。于是，军部走上了日军进驻法属印支南部、美国对日全面禁运、日本对美宣战这条道路。九月三日的联席会议拟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草案。九月六日，在空前紧张气氛中结束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不辞对美宣战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  


帝国国策实施要领  
　　帝国鉴于当前的紧迫形势，特别是美、英、荷诸国采取的对日攻势，苏联形势以及帝国国力的伸缩性等，按下列各项执行《适应形势发展之帝国国策要纲》中对南方之施策：  
　　１．帝国为贯彻自存自卫，决心不辞对美（英，荷）宣战，大致以十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  
　　２．帝国在实施前项之同时，将努力对美英施展外交手段，以贯彻帝国之要求。  
　　在同美（英）谈判中，帝国需达到之最低限度要求事项及与此有关之帝国可接受之限度，如附件所示。  
　　３．如上述外交谈判至十月上旬仍无法实现我方要求时，决心立即对美（英、荷）宣战。  
　　对南方以外之方针，按既定国策执行之。特别是要努力阻止美苏结成反日联合战线。  
　　这一《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同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决定的《适应形势发展之帝国国策要纲》一样，没有电告驻外使馆。然而，根据“魔术”侦收到的电报密切注视着日本国内形势的人们，当时毫不怀疑日本政府将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丰田外相八月二十六日致野村大使的训令电报清楚地传达了当时的消息：  
　　 “目前，国际形势同我国内形势—样紧迫，事态已发展到我们不得不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首相和总统的会谈上……”  

　　另外，《帝国国策实施要领》附件《日本应达到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正是九月六日野村大使亲手交给国务卿赫尔的那份答复。在同一天的会谈中，野村对赫尔说：“日本政府已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采取下一步行动乃是美国方面的责任。”  
　　十月十六日，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十八日，东条内阁宣告成立。美国政府通过“魔术”得知近卫内阁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陆军对从中国撤兵的态度。在这次内阁变动时，美太平洋舰队按照华盛顿的指令，进行了警戒部署。即：潜艇在威克岛附近巡逻，飞机和潜艇在中途岛附近巡逻，加强驻威克岛和约翰斯顿岛海军陆战队，警戒珍珠港外的舰队活动海面，推迟预定向美国西海岸返航的战列舰行动，以及准备向日本近海派遣潜艇，等等。  
　　国务卿赫尔在东条内阁成立几天后，发现东条首相和东乡外相对日美谈判的态度有些急躁。他确信东条首相的急躁，目的不同于近卫首相，如达不成协议，东条首相就准备采取行动（这就是战争）。赫尔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他注意到这一点，是读了十月二十一日破译的东乡外相致野村大使电报的时候。这份电报的内容为：“日本方面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见解或主张。因此，日本的态度勿宁是毅然等待美方的反省，望贵大使或若杉公使委婉地暗示：日本再不能在谈判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日本政府从十一月二闩到五日给野村大使拍了几份篇幅很长的电报，目的是让他认清今后同美国政府举行的谈判是何等重要。在向美国提出的新提案原文发来之前以及发来之后，电报中都通知野村，这个提案是“最后的提案”，如美国政府拒绝此提案，“就将爆发战争”。  
　　这一系列训令都包括在东乡外相致野村大使的电报里。十一月二日至十一月六日的电报都属于这一类。美方通过“魔术”镜头知道其全部内容。  
　　十一月二日发（十一月三日破译）  
　　政府自组阁以来，连日同大本营召开了会议。我们慎重讨论了旨在改善日美关系的方案。可望在五日上午的御前会议上做出最后决定，然后迅这将结果转告贵大使。这将是我政府为改善外交关系而作的最后努力。时局是严重的。我们恢复谈判时，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迅速达成协议。目前，本电只限贵大使阅。……　  

　　十一月四日发（十一月四日破译）  
　　帝国内外形势紧迫，已不允许再拖延。我们衷心希望维持日美间的和平关系，经过我们反复讨论，决定再—次试行谈判。这将是我们最后的努力。我们这一提案是名副其实的最后提案。如果此案仍不能迅速这成协议，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会谈已显然决裂。两国关系终将不得不走向破裂。这次谈判的成败，将对帝国命运带来重大影响。实际上，关系到皇国的安危。……  

　　十一月五日发（十一月五日破译）  
　　 ……望竭尽全力按照《甲案》在最短期间达成协议。如果美方对《甲案》表示难以接受，显然不能按此案达成协议，我们拟提出确属最后方案的《乙案》。……这是帝国政府的最后提案。时局万分紧迫，绝不许拖延。……  

　　这种电报之所以发给野村大使，是因为十一月五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了下述《帝国国策实施要领》：  
　　　　帝国国策实施要领  
　　　　一、帝国为打开目前之危局，贯彻自存自卫的方针，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此际，决心对美、英、荷宣战。特采取下列措施：  
　　　　（１）预定发动武力的时机为十二月上旬。陆海军应做好作战准备；  
　　　　（２）对美谈判按附件要领（如《甲案》、《乙案》所示）实行之；  
　　　　（３）加强同德、意合作；  
　　　　（４）发动武力之前，同泰国在军事上建立密切关系。  
　　　　二、对美谈判如在十二月一日上午零时前成功，即停上发动武力。  
　　美方侦收到的电报明确记载了谈判的期限：“协定的签字应于本月二十五日前结束。”这是东乡外相十一月五日致野村大使的电报。  
　　国务卿赫尔判断：日本已经开动了战争机器，如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前美方不满足日方的要求，日本将决心不辞对美宣战。  
　　果然，不出赫尔所料，十一月五日，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中规定：“预定发动武力的时间为十二月上旬。”当天，大本营海军部就向联合舰队发布了《大海令第一号》命令。第二天，六日，大本营陆军部又对陆军大将寺内寿一任总司令官的南方军发布了《战斗序列》令。  
　　十一月七日，华盛顿的政府会议笼罩着一片沉闷的气氛。远东形势揪住了全体部长的心。国务卿赫尔在指出国际形势面临全面危机后，又详细地报告了同日本谈判的进展情祝。他用下列这番话结束了报告：  
　　 “形势万分紧迫。我们说不上何时何地将遭到日军进攻。因此，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警戒。”  

　　这天，野村大使拜访了国务卿赫尔，向他提出了《甲案》，井根据训令对这一提实做了解释。前面已经提到，赫尔早巳知道这—提案的内容以及让野村解释要点的训令。野村就这天的会谈，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指出，在提出《甲案》时赫尔曾说：“我已反复阅读了这份文件。”赫尔之所以说“反复阅渎”，其实是为了核实一下“魔术”情报和“原件”是否一致。  
　　也在同一天，即十一月七日，罗斯福总统命令海军副官不要象以往那样只提供‘魔术”情报的要点，而要提供全文。  


得知开战迫在眉睫  
　　十一月九日晚，野村大便秘密地访问了邮政部长沃克。部长打发开左右的人后，认真地说：“向上帝发誓，这话只对你一人讲。老板（指总统）和国务卿都已掌握了可靠的情报，说明日本已制定采取行动的政策。恐怕明天总统同你的会见，只不过是个形式罢了。对来栖大使来美，也不能寄托任何希望。”  
　　第二天，十日，野村大使同罗斯福总统会谈了约一小时，提出日木的“最后提案”并做了解释。临别时，野村说：“一个大使所能做到的，毕竟有限。我痛感对现代及后代日本国民的责任。我不希望成为最后一任大使。”他坦率地透露了自己尴尬的心情，然后离开了白宫。  
　　在这次会见几小时之前，海军中将南云忠一以《攻击部队作战命令第一号》向进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下达了命令。（１）在十一月二十日之前完成战争准备；（２）在单冠湾（择捉岛）集结，（３）组建攻击队。  
　　第二天，十一日，在联席会议上决定了包括六项内容的《对美英开战名义要点》。第六项结尾是：  
　　 “……目前，大东亚前途告急，帝国面临存亡关头。至此，帝国不得不与盟国共执干戈，粉碎一切障碍。”  

　　到这时，美方侦收到的日本外交电报的数量显著增多。破译出的日本电报把日本政府的打算暴露无遗。看来日本内阁对时间的推移正焦虑不安。野村大使力图阻止日本政府卷入战争。他在致东乡的一份电报的开头说“本电报仅供贵大臣阅”，警告“战争—旦爆发，就将成为持久战，因此，局部的胜败将不会影响全局”。野村十一月十四日致东乡外相的电报，十七日也被美方“魔术”破译了。这份电报做了如下补充：  
　　 “（前略）本大使对日本目前的国内情况虽无法了解清楚，但根据贵电报得知形势紧迫。我虽深知日本国民和政府当局都已忍无可忍，仍愿大胆申诉鄙见。我认为，如日本形势允许，则十分需要在世界形势明朗化之前再忍耐一两个月。我确信这才是最妥善的办法。”  

　　东京十五日发的电报表明了对野村意见的看法。美方十七日也破译了这份电报：  
　　 “贵大使的努力十分可贵，但帝国的命运将取决于最近几天，……倘照贵大使的意见，我们应当忍耐一下，观察战局的发展。但鉴于国内形势，我们不能考虑你的意见，我们以前曾表明日美谈判达成妥协的期限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这投有任何改变。时间紧迫，望努力防止美国把我方引上歧途，谈判再不要拖延……”  

　　美国政府通过“魔术”镜头，从这些来往的电报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形势的紧迫和时间的急迫”。  
　　在野村发出申述意见电报的第二天，十一月十五日，大本营陆军部下达了“攻克南方要域的命令”。这一天，外务省向日本驻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使领馆下达了发生万一情况时处理密码机器的顺序和方法。美国二十五日破译了这份电报。美方认为，这最清楚地暗示出“万一的事态即将发生”。  
　　十一月二十日，野村大使遵照训令向国务卿赫尔提出了《乙案》。这一提案内容是前几天由东京发来的。由于是英文本，美通信情报处的翻译人员甚至毋须为难懂的“外务省式”的日文而伤脑筋。赫尔不仅知道《乙案》内容、而且连日本政府将此提案作为“最终案”以及东京十一月十九日的电报都知道了。这份电报说：“如果美国不同意这一提案，谈判将不得不破裂。”  
　　另外，十九日东京以电报发出了“风向通讯”，即所谓“风向消息”（美方二十八日破译）。这份电报约定：万一在不能利用国际通信组织的情况下，将通过每天日语对外短波广播中间和最后的“天气预报”来传送情报。并指示一旦收到“天气预报”，必须彻底销毁密码本和机要文件。  
　　按照规定，不同种类的“天气预报”，分别表示有同美国，英国或同苏联断交的危险：  
　　东风、雨，表示“日美关系危急”；  
　　西风、晴，表示“日英关系危急”；  
　　北风、阴，表示“日苏关系危急”。  
　　自此以后．美国侦收站奉命对这一广播严密监听。不，不仅美方，就是笔者当时供职的驻华盛顿海军武官处的工作人员也全神贯注地等待收听，唯恐漏掉。当时，海军武官处配有精巧的无线电收报机，并以“书记”的名义配备了一名专门搞通信情报的海军电信下士官。  
　　总之，自从有了“风向消息”以后，武官处的气氛也顿时紧张起来。我们正式着手进行种种准备，以免在万一的情况下出漏洞。  
　　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本营海军部以《大海令第五号》向联合舰队发布了命令：“着令实施作战所需的部队适时进入待机海面。”  
　　第二天，二十二日，东京致电（美方二十二日破译）野村、来栖两位大使说：“由于你们预料不到的原因，我们想在二十五日前解决日美关系。”但又补充说：“如果在近三四天之内结束同美谈判，在二十九日（再说一遍，二十九日）以前完成签字手续，……总之，如果—切都能就绪的话，我们决定等到这一期限”，并训令：“这次的期限绝对不可改变。在此期限以后，事情就要自动地发生。”  
　　国务卿赫尔通过这份被破译的电报清楚地掌握了日本政府的意图，他在回忆这一天时说；“我们头上笼罩着‘在此期限以后，事情就要自动地发生’这句活的阴影，在其后的两周内，我们仍为争取和平或者至少为了争取时间而做了最大的努力。”  
　　当赫尔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通过“魔术”得知上述东京电报传达的“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期限是东京时间”时，立即感到“悬在我们头上的达莫克利兹剑甚至已安上了定时装置”。  
　　当时，南云中将率领的机动部队已作好一切出击准备，从我国北方的一角注视着远方的珍珠港美太平洋舰队。  
　　二十五日中午（机动部队从单冠湾出发前四小时），在白宫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罗斯福总统、国务卿赫尔、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和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等六人。议题是研究如何对付当前来自日本的严重危险。  
　　赫尔就日美关系的危机做了如下发言。他说：“同日本达成协定的希望几乎没有了。继续进行日美谈判的想法也已无望。日本随时可能突然采取新的武力征服行动。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是陆海军的职责。恕我冒昧，谨向军事首脑部进一言：日本也许把突然袭击的原则作为其战略的着眼点。日本有可能同时攻击几个地点。”  
　　罗斯福指出：“日本人早就有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坏名声。美国最早在下星期—（十二月一日）前后就有可能遭受攻击。”他提出了应如何对付此种攻击的问题。  
　　当前的问题是在美国尚未遭到很大危险的条件下，怎样迫使日本打第一枪。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着。  
　　会议结束后，史汀生回到陆军部，一份情报正等待着他：“从上海启程的包括三十艘至五十艘的运输船队，载运日本五个师团，正沿中国海岸南下台湾南部。”史汀生立即打电话通知了赫尔，同时将报告的“抄件”分别呈送国务卿和总统。  
　　史汀生给赫尔打电话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三十分。说也怪，这和南云部队从单冠湾向珍珠港出击的时间（东京时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六时三十分）恰好相同。  


日美外交指示和作战命令之间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野村、来栖两位大使访问了国务院，从国务卿赫尔手里接到了三份文件，这就是所谓《赫尔照会》。  
　　美方这一提案的要点是：日美两国同意遵循美国历来主张的各项原则；两国倡议一切与远东有关的国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这意味着重申九国条约；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支撤出一切军队和警察。  
　　美方认为，日本有以下四条道路可以选择：  
　　第—，同意美方提案，改变政策；  
　　第二，不再对南北发动武力进攻，但继续全力进行在中国的战争；  
　　第三，开始撤出军队，查清中国、美国和英国对此有何反应；  
　　第四，始终推行既定政策。  
　　日本选择了最后一条道路。  
　　美国也一直认为日本会选择第四条道路。这样，美国首脑部在战术上的打算越来越从外交谈判转向战争。  
　　在提出《赫尔照会》的第二天，二十七日，赫尔对史汀生说：  
　　 “我已经撒手不管了，今后该你和诺克斯——也就是该陆军和海军出场了。”  
　　同一天，二十七日，在陆军部长办公室里，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泽勒将军（代表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对付日本进攻的威胁；第二，对派驻远东的美军指挥官今后应提出什么警告。  
　　二十七日，马歇尔和斯塔克向总统提出了《关于远东形势的意见书》，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  
　　 1．预料日本将南进，特别是要侵入泰国；  
　　 2．为了与此对抗，在加强菲律宾防御力量之前，尽量避免对日开战。  
　　这两点终于表达了美国军方人士的判断、战略和希望。  
　　史汀生部长和诺克斯部长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总统为了避免发出同诉诸战争这一明文声明相同的共同警告，没有同意这一建议，但同意对战地指挥官发出“最后警戒命令”。  
　　这样，当天（十一月二十七日）马歇尔便向菲律宾和夏威夷等地的陆军部队发布了警戒命令：  
　　 “日本的敌对行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敌对行动不可避免，美国希望日本首先采取公开行动。你部务须采取侦察及其它必要手段。”  

　　斯塔克向太平洋舰队和亚洲舰队发出了指令，一开头就指出“本电应视为战争警告”，同时比马歇尔的命令更具体地指出：“日美谈判已经结束，估计日本将在最近几天内采取侵略行动。看来日本军队要对非律宾，泰国或克拉地峡（马来半岛）或婆罗洲采取行动。你们务必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在岁斯福总统参加下，召开了战时部长会议。会上决定准备起草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亲笔信，其内容“既充满希望和平友好的笔调，又意味着对日警告”；还决定起草总统向国会提出的特别咨文，表明“在事态紧迫、战争危险表面化的情况下美国应采取的行动”。  
　　另一方面，十一月二十八日，东京致野村，来栖两位大使的电报显示出“事态日益紧迫”的不祥征兆。东乡外相在这份电报的开头说：“《赫尔照会》对日本来说是无理的提案”，并说：“日本政府断然不能以此为谈判的基础。日本政府对该提案的答复将在两三天内通知你们，实际上，日美谈判至此即将破裂。”但同时训令“不要给美国以谈判将要破裂的印象。对他们只讲你们正等待训令，对政府的意图还不清楚。你们自己认为，日本政府一贯提出正当的主张，为了太平洋的和平，不惜忍受最大的牺牲”。  
　　美国通过“魔术”，于二十八日（华盛顿时间）也了解到这份电报的内容。因此，在美国看来，显然日本巳不再谋求对美会谈，终于下定决心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日本规定签署协定的期限为东京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华盛顿时间十一仁十八日），日本开始行动已经迫在眉睫。  
　　就象对赫尔的这种想法加以印证似的，十二月一日，“魔术”破译了东京十一月三十日致驻德大使的电报，其内容如下：  
　　 “日美谈判现已处于破裂状态。望你特别秘密地转告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外长。日本和美英之间存在着暴发战争的极端危险，开战的时间将比预料的要早。……”  

　　破裂周面迫在眼前的确凿证据已越来越明显。日本方面在十二月一日召开了御前会议，不费周折地决定了关于《对美、英，荷开战的问题》，其内容如下：  
　　 “根据十一月五日决定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而进行的日美谈判终于未能成功，帝国宣布对美、英、荷开战。”  

　　这一天，军令部总长永野以《大海令第九号》下达了“帝国决定于十二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的命令。第二天，二日，又发布了指定开战期限的《大海令第十二号》命令：“联合舰队司令官务须在十二月八日后根据大海令第九号发动武力。”  
　　二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对已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六时三十分由择捉岛单冠湾出发，正向珍珠港前进的机动部队发布了“登新高山1208”（决定开战日为十二月八日。按预定攻击！）的命令，并通知“决定开战。不许中途返航。X日为八日”。  
　　至此，对美开战之矢终于离弦了。

十二月初的最后一幕  
　　 “魔术”宣告事态日益紧迫。  
　　十二月一日东京致驻美大使的电报中指示：“如果需要销毁密码，请与海军武官处取得联系，使用武官处专门备用的化学剂。”  
　　原来，驻华盛顿海军武官处为防备万一，早在一九四一年夏，就从东京秘密运来销毁密码机（包括大使馆的在内）和军事机密保险柜的器材。这套器材是东京目黑海军技术研究所研制的，由耐火坩埚、熔解金属片的铝热剂粉和点火用的导火索构成。使用方法是：把需要处理的机器拆开，把特别需要保密的部分放入埚内，然后点燃铝热剂粉，这样，就可以熔化。  
　　此外，这天的东京电报还命令驻伦敦、香港，新加坡、马尼拉各使领馆毁掉密码机。第二天，二日，在致野村大使的电报中命令“毁掉密码机，密码本及密码缩语”，并指示毁完后以《ハルナ》（HARUNA）作为隐语，向东京报告。而且，五日的电报中又训令，让大使馆的特别工作人员在两三天内乘飞机离开华盛顿。当天，野村发了《ハルナ》（HARUNA）电报，报告已将所指定的密码及有关物件处理完毕。  
　　这些电报全部被美方的“魔术”破译了。  
　　十二月六日上午（华盛顿时间），日本大使馆译完东乡外相给野村大使的《致美国政府备忘录电文》（所谓“预示电报”），即：  
　　 1．政府对美方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提案进行了慎重的讨论，结果，决定向美国提出备忘录（英文）。  
　　 2．由于该备忘录文字较长，估计到明天才能全部抄收完，鉴于目前形势极其微妙，望对上述事项暂时严加保密。  
　　 3．向美方提交该备忘录的时间，将另行电告，望事先做好文件的整理及其他一切准备工作，以便收到电报后能按照训令随时递交美方。  
　　美方通过“魔术”于六日破译了这份电报。  
　　另电发出的《致美国政府备忘录》是分成十四部分拍发的，当天之内（华盛顿时间六日上午六时三十分到十时二十分）由外务省发出了前十三部分。  
　　美方早已在等待这份电报。  
　　华盛顿州班布里奇岛的美海军无线电侦收站，十二月六日上午七时十五分至二十分（华盛顿时间）侦收到“预示电报”；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三分至上午十一时五十二分（华盛顿时间）又侦收到《致美国政府备忘录》前十三部分，并用电传打字机将这些密码电报旧原样传给了华盛顿的海军部。“预示电报”由陆军通信处脱密并翻译成英文，其它由海军通信处脱密（因为原件是英文不必翻译）。前者在六日下午二时报告了陆军部，后者在当天下午八时二十分报告了陆军部和海军部，九时三十分又分别报告了总统。  
　　另外，第二天，即七日上午四时三十七分（华盛顿时间）班布里奇岛侦收到“日本最后通牒”的最后部分——第十四部分。下述的脱密电文在当天九时半前就报告了海军部，十时前报告了总统。  
　　 “……因此，帝国政府在此遗憾地通知合众国政府，鉴于合众国政府的态度，帝国政府不得不认为今后即使继续谈判也不能达成协议。”  
　　接着，在七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华盛顿时间七日凌晨三时三十分）外务省发出了东乡外相致野村大使的训令电中指示说：“望贵大使在当地时间七日下午一时将这份《备忘录》亲自交给美方（尽量交给国务卿）。”美方七日凌晨四时三十七分侦收到这份电报同日十时三十分将脱密后的译文报告了海军部，随后报告了国务卿和总统等人。  
　　原来，规定在“下午一时”向美方递交日本的“最后通牒”，其意图在于：这样一来可以构成国际法所承认的合法进攻。这是天皇的旨意，政府和统帅部也考虑要名正言顺地宣战。  
　　本来，在十二月四日的联席会议上，根据军令部次长伊藤的要求，巳将递交最后通牒的时间定为华盛顿时间七日下午零时三十分（夏威夷时间为当天上午七时）。但是，后来军令部从作战上考虑，发现有必要将递交时间推迟三十分钟。于是，在六日的联席会议上，批准推迟到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因为开始攻击珍珠港的预定时间是夏威夷时间七日上午八时（华盛顿时间为七日下午一时三十分），下午一时通知，算起来比预定攻击时间早三十分钟。  
　　我国选定对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作为开战的时间。为使攻击名正言顺，攻击时机必须选在把最后通牒通知美国以后。但是，收到通知的美国定会立即全力采取防御措施，这样，尽管打算奇袭，实际上仍要变成强攻。而且，从发出通牒到攻击之间的时间越长，对方的应战准备就越加充分，强攻的效果也就越小。因此，即使奇袭变成强攻，为了尽量扩大攻击效果，也有必要尽量缩短通告和攻击之间的时间。  
　　然而，与这种用意和担心相反，攻击实际上成了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这不仅使美国政府得到了一个统一全国舆论、激发国民战斗意志所需要的“偷袭”这样一个意外的收获，而且在我国外交史上还留下了—大污点。  
　　这是为什么呢?  


最后通牒是事后通告吗？  
　　这不是“由于密码翻译等技术问题造成的迟误”，显然是因为华盛顿日本大使馆在工作上无法挽救的怠慢和过失。  
　　如上所述，六日上午大使馆抄收的“预示电报”特别指示：“向美方提交另电《致美国政府备忘录》的时间将另行电告。望事先作好文件的整理及其他—切准备工作以便收到电报后能按照训令随时递交美方。”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大使馆竞把东京这种周到的嘱咐置诸脑后，在和平与战争的紧要关头，犯下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违反训令的大错误——而美方当时正等着这份“另电”。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傍晚，大使馆工作人员都下了班，馆里只剩下一个值班员。《致美国政府备忘录》的前十三部分在六日上午十一时前就翻译完了，但没有誊清就放下了。  
　　华盛顿十二月七日的早晨，天气晴朗，虽然很冷，却象往常星期天一样宁静。上午九时左右，笔者到大使馆上班（当时，陆海军两武官处在大使馆办公楼的二楼），正要上办公楼门口的台阶时，虽然已经九点了，但台阶上堆积如山的报纸（大使馆和陆海军武官处的）和旁边放着的几个牛奶瓶却无人问津。办公楼门口的信箱塞满了送来的电报，连盖子都盖不上。  
　　大使馆面对马萨诸塞路，从大街望去，馆内一览无余。大使馆这种样子很不体面，有损于大使馆的外观。况且，两国关系正处在紧张时期，更要做好精神准备才是。特别是电报，一送来就要处理，这是大使馆值班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根本不应放在信箱内。  
　　七日早晨，在信箱里就有《致美国政府备忘录》的第十四部分和“规定下午一时通告”的训令。  
　　我对这种情况毫无所知，便自问自答地说：  
　　 “门口这种狼狈相儿，难道是欺骗敌人的深谋远虑的计策吗？不，不是。……大使馆的家伙们太吊儿郎当了。”  
　　我嘟哝着，把报纸和牛奶瓶拿进办公室，并去分送电报，但这时仍没有人来上班。  
　　过了一会儿，译电员上班来了，开始翻译电报。秘书们也来了。  
　　这样，第十四部分在下午零点半前才译完，但由于前一天的拖拉，当时连前十三部分的复制还未搞完。  
　　在这中间，训令“下午一时通告”的电报在上午十一时译完了。野村大使立即按训令与国务卿赫尔约定下午一时会见。但野村发现在约定时间前无论如何也复制不完，于是在下午零点半不得不请求把会见再推迟到一点四十五分。  
　　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正在大使馆的大门口等候，一拿到打好的《备忘录》，便驱车全速驶向国务院。到达国务院时，已是二时五分了。恰好这时罗斯福给赫尔打来电话。总统急忙说：“有份报告说日军攻击了珍珠港……”  
　　素有“慎重居士”之称的赫尔问：“报告经过核实了吗？”总统答道：“未核实。”  
　　赫尔向总统表示，他相信这份报告是真的，接着他又想到一会儿要会见日本大使，便建议总统找人把报告核实—下。  
　　赫尔的办公室内还有国务院法律顾问哈克沃斯和远东司长巴兰坦。赫尔对他们说：“总统那儿收到了一份报告，说是日军攻击了珍珠港，不过还未经核实。日本大使马上要来求见，我知道他们要来干什么。他们是来拒绝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政府《备忘录》的，或许是递交宣战通牒的。我真不想见他们。”  
　　赫尔虽这么说，转念一想，总统收到的报告还未经核实，也许有百分之一误报的可能性，于是仍决定会见两位大使。  
　　一直等候在会客室的野村、来栖两位大使在下午二点二十分走进了赫尔的办公室，比东京训令所规定的时间晚了一小时二十分。赫尔冷淡地接待他们，没有请他们就座。  
　　野村大使苦苦辩解说：“政府指示下午一点递交这份文件，但由于译电超过了预料的时间，所以晚了。”说完，就把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了赫尔。  
　　赫尔询问“把最初会见的时间定在下午一点的原因”，野村回答说：“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这是政府的训令。”赫尔假装看野村递交的文件——其实，文件内容他早已知道了，当然他不会露出已经知道的迹象。看了两三页后，赫尔问：“这份文件是根据政府的训令递交的吗?”野村答道：“是的。”  
　　赫尔很快看完文件后，转过脸看着野村说：“明跟你说吧，在过去九个月我同你的全部谈话中，我从未说过一句假话。只要看看记录便可一目了然。在我担任公职的五十年中，我从未看到过这样充满无耻的谎言和歪曲事实真象的文件。直到今天，我做梦也没想到在当今世界上竟有如此漫天说谎和强词夺理的国家！”  
　　野村好象要说什么。赫尔作手势制止他说话，用下巴指了指门口。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默默地走出了国务卿的办公室。  
　　的确，从手续上看是不宣而战，结果遭到了赫尔的谩骂。实际上，如上所述，美国政府首脑部门通过“魔术”，不仅知道日本最后通牒的内容，就连最后通牒何时递交都了如指掌。  
　　现将美国政府首脑部门收到美方破译的有关日本最后通牒电报的报告时间归纳如下：  
　　预示电报；六日下午二时（华盛顿时间，下同）收到。最后通牒前十三部分：六日下午八时三十分陆海军部收到，下午九时三十分总统收到。  
　　最后通牒第十四部分：七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海军部收到，上午十时总统收到。  
　　电令下午一时通告美国：七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海军部收到，上午十时四十分国务卿收到，上午十时五十分总统收到。  
　　日本政府训令的通告时间：七日下午一时。  
　　开始攻击珍珠港：七日下午一时二十分。  
　　递交国务卿赫尔：下午二时二十分。  
　　如上所述，日本在开始攻击珍珠港后一小时递交了最后通牒。然而，美国在攻击前三小时又五十分就知道了通告内容，在攻击前两小时又五十分就知道了通告的时间。  
　　因此，我国的通告虽因大使馆的失职变成了违反政府意图的“事后通告”，但实际上，由于“魔术”的情报，也可以说是“事前通告”。  


２．２　日暮途穷的驻美情报网  


蓄意制造的手枪弹痕  
　　前面提到的在“日新丸”上发生的“抢夺密码本”事件后，又过了二十余天，二月十一日旧时的纪元节 [ 注 ] 来到了。  
　　这一天，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肩负协调日美关系的重任，来到华盛顿任职。三天后，十四日，大使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并同总统举行了首次会谈。  
　　在罗斯福总统任海军部副部长时，野村担任驻华盛顿海军武官，两人是老关系了。总统对野村的赴任感到由衷的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我是日本的朋友，你是美国的朋友且又通晓美国。咱们可以充分坦率地交谈。”  
　　然而，在这种和睦气氛的背后却有一股寒流存在于日美两国之间。  
　　华盛顿是美国樱花的胜地。迭樱树是巳故尾崎行雄 [ 注 ] 老人在他任东京市长时为增进日美友谊而赠送的。波托马克河畔樱花含苞待放的一九四一年春，一天，我驻外工作人员司城正一军械大尉一本正经地报告说：“实松中佐，我的汽车上发现了弹痕。车子停放时，不知被哪个家伙用手枪打……”  
　　可是，笔者却表现得意外的漫不经心，没怎么放在心上。  
　　 “准是谁用汽枪之类搞的恶作剧吧。”  
　　几天前，笔者的汽车轮眙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割了一道口子，足有轮胎的三分之二长，所以，笔者才这样说。然而，司城对笔者的态度感到非常恼火。  
　　 “不是汽枪，从弹痕来看，确实是手枪。”  
　　司城是根据他所擅长的火炮知识做出这一判断的。  
　　 “那么，就去看看车子吧。”  
　　两人一起来到停车场，详细地查看了汽车。  
　　果然有两个弹痕。一处在后座的玻璃窗上，另一处在右后轮的轴套上。弹痕并不是笔者所想象的那样用汽枪打的，而正如司城所判断的那样，是用手枪打的。而且，很象美国警察所用的那种大型手枪。从汽车座位下找到的弹头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看来，不象是单纯的恶作剧。笔者立刻感觉到这也许是一种“有所为而为”的恶毒阴谋。  
　　司城的车子不能就那样搁着，于是就送去修理了。第二天，美国警察当局看到时机巳到，趁本人不在，没有出示“搜查证”，就把司城的住所搜查了。  
　　我海军武官处立即向美海军部提出了严重抗议，谴责美国当局的非法行为，并要求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是，这一抗议毫无效果。  
　　紧接着，美国警察当局就要求司城去报到。美方企图在弹痕上作文章来惩罚司城，我们很清楚他们的这一真实意图。司城享受不到武官或助理武官那样的外交特权。因此，如有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就会受到美国的法律制裁。  
　　主管警察问道：“你在某月某日去过某个地方吧，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美方对司城的行动一清二楚，就好象跟踪过他似的。连司城也有些张惶失措了。然而，他并没干过违法的事，所以，他坦然地作了回答。于是，警察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在某处没有服从警察的纠察吧?”  
　　司城这才感到终于扯到正题了，便否定说：“根本没那回事儿!”警察咄咄逼人地盘问道：  
　　 “不，你违法后，不服从警察的纠察还逃跑，警察这才不得不开了枪。你的车子上就该有弹痕呀！你还想抵赖？你为了隐匿弹痕不是还把汽车送去修理了吗？”  
　　年轻的司城听了这番话怒从心头起，猛然反击道：  
　　 “收起你那一套吧！美国当局是想在我汽车弹痕上找岔儿来处罚我吧，我可是个军械军官，火炮专家。很显然，那两个弹痕是在停车时打的。你究竟凭什么说我不服从警察的纠察逃走才开枪打的？请把证据明摆出来！”  
　　司城有理有据地指出：他的汽车右后部轴套上的弹痕呈直线形，这清楚地证明是停车时打的。如果是在行驶中打的，弹痕必然随着车轮的转速而滑成曲线形。  
　　阴谋找岔儿的美方被驳得哑口无言。这件事就暂且告一段落了。  
　　在讯问司城时，有一位好象叫休梅克的美海军情报处的上尉在场，他穿一身西服，究竟目的何在呢?我们断定，在司城事件的背后一定有美国海军在活动。  


麻醉剂可卡因成了鬼门关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是美国西北部的战略要冲，附近有布雷默顿军港和著名的波音飞机公司。西雅图既是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根据地，又是利用北方航线对日作战的策源地。  
　　一九四○年九月，日、德、意缔结了三国条约。此后不久，我海军为加强在美太平洋沿岸的对美情报网，决定向一九三六年夏季以来停止活动的西雅图也派驻驻外工作人员。人选是冈田贞外茂少佐。他于一九四○年六月以驻外工作人员身分到美国赴任，并准备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这样一来，日本海军驻美国西海岸工作人员就是两名了。驻在洛杉矶的立花止中佐负责搜集旧金山以南的情报，旧金山以北则由冈田少佐负责。  
　　开战这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底，冈田为了同立花联系，驾驶自己的一九四○年型的黑色“别克”牌汽车从西雅图出发了。  
　　六月二日下午，当汽车开到距葡萄干产地弗雷兹诺（加里福尼亚州）以南约一百五十公里处时，突然有两名警察以超速行驶为由，令他停车。冈田把车停下，一个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说：“我们接到一个通知说，有一辆挂着华盛顿州车牌的一九四○年型黑色‘别克’牌汽车，载有违禁品可卡因，正由西雅图开往洛杉矶。你这辆汽车很象，我们想检查一下你所带的东西……”  
　　的确，那辆汽车与冈田的一模一样，去的方向也相同。然而，奇怪的是汽车明明是以规定的速度行驶，却找岔儿说超速行车。冈田迷惑不解地把手伸到汽车后部行李箱的把手上，想取出旅行皮箱。就在这当儿，一副手铐“咔嚓”一声，扣住了冈田的手。  
　　 “不得无理，我是日本海军军官！”  
　　事实上，对方什么都清楚。不用说冈田的身分，就连干什么的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对日本海军来说，可卡因就象是鬼门关。美方动不动就借可卡因找岔儿。这年的一月二十日，“日新丸”的密码本被抢时就是这样，如今冈田又为此遭了难。如果是美国的重要军事情报，冈田倒可能抢着要，而可卡因这类东西他是既不喜欢，又不关心的。  
　　 “不管怎么说，需要查清楚，跟我们到警察局去一趟吧！”  
　　不由分说，他们就把冈田带走，关进了拘留所。  
　　冈田紧盯着昏暗、潮湿的混凝土墙壁，满腔怒火涌上心头。  
　　 “他妈的，带上手铐不说，还把我关进拘留所里！”  
　　大约一个小时后，冈田获释了。不言而喻，在被关进拘留所时，他所带的东西都被彻底清查了一遍。但是，搜出来的东西只是些换洗衣服之类的旅行必需晶。冈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说：“去把局长叫来！究竟凭什么这样污辱一位日本海军军官？拿出理由来！”  
　　负责的警察被冈田那种怒气冲冲的样子吓怕了。可是，冈田的要求毫无结果。无奈，他又继续南下，嘴里嘟哝着：再也不上你们这些家伙的当了！  
　　为了不让美方抓住把柄，冈田这回十分小心谨慎。由于刚才被加上了超速的罪名，这回便大大减低了车速。别的汽车一辆一辆地超过了他，冈田却不慌不忙地驾驶着汽车。  
　　当天夜里十点多钟到了洛杉矶北郊。冈田此时又被截住了。  
　　这次是在冈田的护照上找岔儿，借口他去年夏季去加拿大时的护照手续不完备，再次把他关进了拘留所。在这里又仔细检查了冈田携带的东西。美方好象是在挖空心思寻找证据以便正式逮捕冈田。然而，冈田并不是那种疏忽大意的傻瓜。  
　　这就是说，无论多么蛮不讲理的家伙，对他也是无法下手的。况且，冈田是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当时在华盛顿正举行调整日美关系的外交谈判，因此，美方不能不慎重些。  
　　从拘留所出来的冈田，怒容满面，心想：没有确凿证据，竟敢一再把我关进拘留所！  
　　冈田驱车行驶在灯火已经熄灭的洛杉矶的街道上。当他敲开立花房门时，已是下半夜了。  
　　次日清晨，冈田打长途电话向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报告了事件的梗概。从电话里听到冈田的报告后，海军武官处立即感到事关重丸便指示他马上乘飞机回华盛顿。这是为了了解事件的详情以便采取对策，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冈田的人身安全。  
　　第二天，六月四日，冈田到了华盛顿。根据他的报告，武官处完全掌握了美方、特别是美海军的意图——拔除日本海军在美国西海岸的情报网。显然，冈田事件牵涉到立花。好象冈田只是个“配角”。“主角”则是立花，美国方面对冈田采取的行动表明，危险正迫近立花身边。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反间谍的圈套  
　　海军武官处为慎重起见，通过大使馆向驻洛杉矶的日本领事发了密码电报，让他们转告立花中佐，把一切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立即毫无遗漏地处理掉。  
　　六月六日上午领事接到电报后便给立花打电话说：“因有急事，请速来领事馆！”  
　　这天，碰巧一艘日本海军的特务舰为载运原油驶入洛杉矶郊外的圣彼得罗港。立花为了商洽该舰在港停泊期间的活动安排（旅美侨胞的欢迎及乘员上岸游览等）先到舰上办些事情后，才到领事馆。看了武官处发来的电报，立花便急忙赶回下榻的旅馆。  
　　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警察（负责搜捕犯人的特别工作人员）巳在立花所住旅馆的内外埋伏好了。  
　　 “你是日本海军的立花中佐吗？”  
　　 “是的。”  
　　特务警察向他出示逮捕证，给他带上手铐后，便将他带到警察局去了。同时，他们把立花所带的东西都作为证据，一件不漏地没收了。  
　　原来，自一九○七年以来，我国海军就把美国作为假想敌国，整顿军备，制定作战计划，为了以寡制众，大搞“月月火水木金金”式训练 [ 注 ] 。为这此目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知彼”。所以，我国海军向美国西海岸派驻了精明强干钓海军军官，以便搜集美国军事情报。  
　　立花中佐大约两年前就驻在洛杉矶。旧金山，圣彼得罗和圣迭戈，是美国海军的重要基地。正因为如此，立花的责任是重大的。他机智地获取了贵重情报，为东京制定计划作出了很大贡献。  
　　那么，立花为什么被捕呢？  
　　事件发生前大约一个月，即五月中旬，他来到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详细说明了以前的情况，今后的展望和计划等。  
　　 “不久前获得了美巡洋舰‘菲尼克斯号’夜间战斗射击的重要情报，最近有可能搞到美战列舰的射击成绩。为此需要大约五千美元的资金，所利用的间谍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个军士。……”  
　　武官处对这个间谍的可靠性有些怀疑。但是，立花却竭力否定这一点，断言他是个“绝对可靠的人物”。  
　　 “你既然这么说，那就试一下吧。不过，可要多加小心。”  
　　于是，便按立花的计划执行。立花把五千美元的“军费”揣在怀里，做着不久将弄到美海军秘密情报的美梦，乘飞机离开了华盛顿。立花回到洛杉矾以后，为了获取重要资料，明知如履薄冰，却要铤而走险。所谓“逐鹿者目不见泰山”，大概就是指这个说的吧。但是，这里已设下了捕捉立花的圈套。这个“绝对可靠的间谍”，实际上只不过是个诱饵罢了。“诱饵搜捕”、“窃听电话”和“跟踪”，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获潜伏特务的三种武器。就是说，立花在做法上犯了无可挽回的大错误。他没有发觉自己所利用的“能干的间谍”实际上正是对方的奸细。立花完全中了美方的诡计，陷入了反间谍的圈套。  
　　在关于日本攻击珍珠港的美海军赫维茨证词听取会上，当时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史密斯曾作证说：“在攻击珍珠港的几个月前，一位名叫查尔斯·查普林的美国人在一个日本海军军官的唆使下来珍珠港时，情报参谋莱顿少校派一名身着文书军士服装的军官同他进行联系，从司令部的文件夹中取出几份关于舰队射击训练的资料交给了他，让他回美国西海岸。事后这个日本海军军官和查普林都被美方逮捕了。……”  
　　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作风，也许可称为一种美德。但是，立花很清楚，在情报工作上是不允许有这种作法的。尽管如此，只因他一心想完成获取秘密情报的使命，就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失败。不过，立花中佐和冈田少佐这样的驻外工作人员的身分都是“公职人员”，不象大使馆官员那样享有外交特权。如果享有这种特权，即使在最坏情况下，也只不过按照国际惯例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但他们这些驻外工作人员则不同，如果犯了法，就要受到美国法律制裁，一旦宣判有罪，就必须在美国监狱中服役。  
　　不久，立花被起诉。检察方面认为抓到了确凿的证据而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架势。看来，美方对立花事件的准备工作是有计划、有组织、十分周密地进行的，是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才动手的。所以，不能不想到一旦开庭审判，必定会被宣判有罪，判处二十年左右的徒刑，关进美国监狱。  
　　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营救立花。为此，海军武官处急忙行动起来了。寺井助理立刻赶到洛杉矶。首先物色律师，扎扎实实地作了对付审判的准备。但是，把这个事件提交法院处理不是上策。宣判无罪的希望，看来是微乎其微的。这样，就只有靠政治解决了。  
　　海军武官处恳求野村大使出面解决这个事件。幸而，野村大使是海军的老前辈，而且曾担任过驻美海军武官，因此，他很理解情报工作。他在美国政府首脑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不过，考虑到大使的努力也有可能失败，武官处还是作了充分的准备以应付最坏事态的出现。  
　　六月十四日，大使拜访了老朋友、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将军，向他提出由于日美关系处于极其微妙的阶段，希望此时能够从大局出发，解决立花问题。大使坦率地请求说：“贵国也有一帮人在干着同样的事，只是我方没发现罢了。就请行个方便吧。……”  
　　斯塔克听着他的话，默默地点着头。  
　　然而，大使的努力未产生效果，看来丝毫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迹象。公审日期无情地在迫近，美国政府没作任何答复。我们一直处于不安和焦虑之中，这种不安和焦虑随着公审日期的迫近，愈益加重了。  
　　终于到了六月十八日，第二天就要公审了。武官处能使用的办法都使用了，能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但是，当体察到被监禁在阴暗牢房里的立花中佐的心情，想到中佐可能在异国的土地上因公牺牲时，我们就感到万分伤心。  
　　正在这时，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刚才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给若杉公使打来电话说：‘只要立即让立花中佐回国，就不追究这一事件’。”  
　　笔者手里还拿着听筒，就不由得大喊起来：“啊！太好了，太好了！”  
　　武官处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我们都长吁了一口气。  
　　这个喜讯也一定传到被关在远离华盛顿五千公里的洛杉矶拘留所中的立花那里。他那喜悦的神态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那天晚上，我们怀着好久不曾有过的欢快心情进了晚餐。  
　　第二天，十九日，野村大使到国务院拜访了副国务卿韦尔斯，对立花事件的解决表示感谢。当时，韦尔斯说：“考虑到你提出的特别希望，和你对调整日美外交所付出的诚实的努力，尽管证据确凿，还是决定以让立花中佐立即回国为条件来处理此一事件。”  
　　这样，在野村大使的帮助下，自六月六日立花被捕以来，一直笼罩着我海军武官处的沉痛气氛就完全消散了。  
　　几天后，从旧金山开出的“镰仓丸”客轮的乘客当中，有一位身着西装的日本海军军官。他站在甲板上，脸上带着无限感慨的表情，久久地凝视着消失在暮色中的美国西海岸。  


来不及等待回国调令  
　　美方抢夺了“日新丸”的密码本。其后，又故意用手枪射击司城大尉的汽车制造借口，在警察局讯问时，有美海军情报处的一名上尉在场。在立花事件由于野村大使的努力得到政治解决后，布置逮捕立花中佐圈套的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官懊丧地说：“有这么确凿的证据，竟然……”美方认为冈田少佐和立花中佐是“一丘之貉”，还想把冈田也抓起来。可以断定，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显然有美国海军方面在活动。  
　　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不难想象，他们是在谋求除掉我海军在美国的情报网。  
　　这样一来，说不定会出现第二、第三起立花事件。不，甚至令人感到这是必然的。倘若如此，美国方面把下一个“攻击目标”选在什么地方？我们又该如何对付呢？  
　　立花事件解决后，我们松了口气。但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又忙得不可开交了。这一回，美方似乎盯上了我海军驻纽约的监督官办事处，大家一致认为，从监督官Ｅ少佐干的“恶作剧”和美方对他这种行为的细心侦察来看，他的处境特别危险。因此，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和驻纽约的海军监督长联名向东京详细汇报了情况，想尽快让Ｅ少佐回国，呈请东京下达回国调令。  
　　为什么需要采取这种措施呢？原因是这样的：  
　　一天，监督官办事处接到了东京发来的一份机密电报：“望调查美军飞机发动机增压器的详细情况。”  
　　随着飞机飞行高度的增高，空气变得稀薄，发动机的功率就要减低。为避免这种现象，就需要安装增压器。当时，日本已有了单级压缩机。但据情报获悉，航空技术先进的美国拥有性能更好的增压器。  
　　在监督官办事处，大家绞尽了脑汁。虽然知道美国有这类机器，但是，它的构造如何，在何处生产等情况都不清障。担当这一调查重任的就是Ｅ少佐。几天后，Ｅ少佐找到了一个名叫亚当斯的间谍。不久，便了解到这种增压器是流经纽约市的哈得孙河对岸布鲁克林的Ｓ公司制造的，便计划要获取这种图纸。  
　　可是，一天亚当斯说：“老板，我看就不要小手小脚地去弄图纸了吧。”接着，他献策说：  
　　 “我在打听图纸时，得知这种增压器不仅美军使用，还供给英国空军。给英军的增压器，象是用美国国船从纽约运到加拿大东岸的哈利法克斯港，在那儿再装到英国船上。幸好，我的朋友乔治在美国船上当水手，因此，我想与他合谋在哈利法克斯港窃取实物。……”  
　　于是，窃取的目标就从图纸变成实物。大致拟订了这样秘密行动计划：  
　　１．亚当斯与乔治合谋；  
　　２．乔治把装载增压器的美国船从纽约开往哈利法克斯港的日期告诉亚当斯；  
　　３．亚当斯乘火车进入加拿大境内，化装成哈利法克斯港的码头工人，等待乔治所乘的船到来；  
　　４．船入港后，在将货物卸到码头转装英国船时，两人合作把增压器偷出来；  
　　５．亚当斯选一个警戒薄弱的地点，偷越国境，把增压器运进美国境内。  
　　直到把实物运出哈利法克斯港，这个密谋一直都是按照预定的步骤顺利进行的。可是，在闯出国境线这道最后的难关时，被加拿大的边防哨兵发现了。亚当斯最后不得不把扛在肩上的增压器丢到草从里，九死一生地划着小船逃回美国境内。当时，哨兵开枪打中了他的左大腿。  
　　必须医治枪伤。可是，一请医生治疗，马脚就会立即暴露出来。不管怎样，先找老板商量商量吧。亚当斯在药房买了治枪伤的药、纱布和绷带，偷偷地包扎了一下，然后一瘸一拐蹒跚地向纽约走去。可以说，他那可怜相正是间谍的一种宿命。几天后，亚当斯忍受着开始化脓的伤口的剧痛，向Ｅ少佐讲述了他失败的经过。  
　　监督官办事处的小池军需中佐得知这一消息吃了一惊，立刻乘飞机到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为了防备美方搞窃听，我们用笔谈方式商量了对策。不能等待东京的回国调令了。决定让Ｅ少佐立刻离开美国。这样，Ｅ少佐离开了纽约，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当回国调令发来时，他巳在驶离美国西海岸的日本船上，沉浸于往昔旅美生活的回忆之中了。  


裹在报纸里的七亿日元  
　　随着日美关系日趋恶化，美方对我驻美海军人员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大概是因为美方认为一旦事态发展到日美开战的地步，起主要作用的将是海军。就拿订飞机票来说，海军武官处挂电话订票，即使不说“我是日本海军武官处”，也总是以“客满”遭到拒绝。这也许是对方在监视我们的电话吧。可是，陆军武官处或大使馆订票时，却可以在“客满”的飞机上订到票。  
　　立花中佐被美国警察当局逮捕后，我们根据美国方面，特别是美海军对我们的态度，预料到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将日益困难，因而深切感到需要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建立针对美国的情报基地。为此，需要大量经费。而且，这笔经费必须是“机密费”。如果外交关系进一步紧张，也许从东京汇不来款，必须事先准备好这笔经费。于是，呈请东京预先分批把款汇来，以便尽量不刺激美方。  
　　不料，六月中旬，事前没有打什么招呼，突然接到通知说，将汇来一百万美元。我们立即回电要求分批汇款，但是款已汇出了。现在的美国物价，大约比当时的高一倍，因此，这笔钱约合现在的二百万美元，换算成日元，约七亿日元。  
　　接到汇款通知时，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的资产已经冻结了。这样，我们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提取现款要尽量不刺激美方；第二，要安全地把这笔钱带出美国。因为这笔机密费不只是驻华盛顿海军武官处的情报经费，也是驻墨西哥、阿根廷以及巴西的日本海军武官处的情报经费。  
　　本来，驻华盛顿海军武官处的经费，除小额现款外，都是以银行支票来支付。所以，提取多达一百万美元的现金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不自然。此外，德、意的资产已经冻结，而我军的南进论使得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在美资产随时都可能被冻结。所以，必须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现款提出来。  
　　最初，我们根据正金银行（现在的东京银行）纽约分行的建议，为了尽量不引人注意，决定每隔几天一次，一小批一小批地提为现款。但是，这样做似乎解决不了问题。弄不好便会被冻结，落得个“有钱花不得”。而且，在纽约的海军监督官办事处也在秘密地准备关闭。因此，决定在最短时间内，把现金提出来。于是，从七月上旬便开始提款了。可是，一天所能取出的金额不得超过五万美元，而且，星期六还不能提取。所以，即使是每天都取，一周也只能取二十五万美元。  
　　直接承办此项工作的是驻纽约海军监督官办事处的小池兼五郎军需中佐。他在华尔街离正金银行纽约分行约一百米的地方，从办事处的汽车上下来，一边提防着可能跟踪的特务警察，一边走进银行。提取的现款全部是票面一百美元的纸币。这是因为，一百美元以上的美方都登记纸币的号码，而一百美元以下的纸币要带出美国体积又太大。取出的现款都存进纽约日本人俱乐部（后为总领事馆）的海军机密保险柜里。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作为对日本南进的报复的一项措施，终于冻结了我们所担心的我国在美国的资产。但是，在冻结之前，总共一百万美元的机密费仅剩下约十万美元，其余都提取了现款。这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成绩是不错的。  
　　然而，我们的忧虑仍然没有消除。首先忧虑的是怎样把辛辛苦苦取出的现款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运到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当时美方正在严密监视着我们的行动。由于美方窃听我们的电话，我们就不预先和对方联系，随随便便地坐火车到纽约去，而不是乘飞机去。我们非常小心，坐火车也只坐三等车，装作到纽约买东西的样子，把几十万美元的一捆钞票和体积大的物品一起裹在报纸里带回来，一路上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直到把钞票捆儿放在武官处的保险柜里才松了一口气。  
　　剩下的问题就是安全而秘密地把巨款运出美国。墨西哥方面巳让他们派人来取，但南美方面就得由这里送去才行。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但我们就是想不出满意的办法来。最后，只好用白布做了一个特殊的围腰，把一百美元一张的纸币按适当厚度摆在里面。过厚，就会象临产的妇女，过境时容易引起检查官的怀疑。当然厚度随人的体格而不同，但二、三十万美元大体上是没问题的。  
　　那么，人选问题怎么办呢？我们海军人员经常受到特务警察的盯梢，很危险。不得已，便请大使馆专门派人。于是，一位大使馆人员把一捆捆的纸币藏在围腰里，离开盛夏的华盛顿到国外出差去了。  
　　入秋后，有一艘日本油轮驶进旧金山港装原油。由于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巳冻结，看来是打算以生丝易货方式进行结算。可是，谈判迟迟不见进展。据说，当时美国政府人士曾提出，日本海军武官处有大量美元，用这笔钱支付不就行了吗？这样看来，美方似乎已察觉到那一百万美元的事情。可是，他们哪里知道，那笔钱的大部分已经带到国外去了！  


孤城落日  
　　七月中旬，华盛顿海军武官处收到了东京的一份密码电报，大意是批准了关闭纽约海军监督官办事处的请示报告，并要求报告关闭的计划。译完这份密码电报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密码电报的内容不允许用电话通知，而事情紧迫，又不能拖到第二天。为了传达东京的指示，商谈关闭办事处的事项，笔者便于当天晚上九时许乘飞机前往纽约。  
　　飞机飞临美国古都费拉德尔非亚（费城）上空时，前方电闪雷鸣。不一会儿，飞机就钻进了雷雨之中。闪电拖着白晃晃的尾巴，在飞机的前后左右闪着可怕的亮光。飞机降低高度，地面上的灯火尽收眼底。机身剧烈地左右摆动着，时常急剧下降，气流似乎相当猛烈。这时，机舱内接连传来了女服务员的喊声：“请系上保险带！”停止吸烟！”大家鸦雀无声，不安地看着窗外。  
　　人们都感到时间很长，其实才不过大约十分钟。好容易冲出了积雨云，大家才松了口气。不久飞到纽约上空，在拉瓜尔迪亚机场着陆时，已是夜里十—点了。我急忙雇一辆出租汽车，赶往小池军需中佐的住处。由于事先没打招呼，小池对我深夜来访大为惊讶。在日本人俱乐部后面，住着一位娶德国妇女为妻子的日本人N先生。在他家的一间屋子里，我们同监督长石川轮机大佐开始了“密谈”。关闭纽约海军监督官办事处的计划大致如下：  
　　１．大约两周内关闭；  
　　２．非常秘密地烧毁密码本和机密文件；  
　　３．特制的保密柜移到华盛顿海军武官处；  
　　４．考虑到对于旅美侨胞的心理影响，要向他们说明监督官办事处不是关闭，而是将业务移交给海军武官处。  
　　当时，留在监督官办事处的人员只有石川监督长、燃料监督官佐佐木轮机中佐、会计监督官小池军需中佐三个人。关闭办事处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八月三日，石川和佐佐木离开纽约前往洛杉矶。八月七日，小池也去了。于是，纽约海军监督官办事处的大门便紧紧地关闭了。  
　　这个办事处是东京霞关的海军舰政本部和航空本部驻外办事处之一，其主要任务是购买武器、器材和搜集技术情报。为此，除监督长以及舰船制造、武器制造、机器制造、通信等专职人员外，在这里短期工作的，还有负责购买燃料和工作母机的监督官及负责燃料精炼装备的专门工程师。把技术员、秘书等辅助人员加在一起，最多时军官十二名，工程师二名，其他十名，总共二十四名，是一个大单位。  
　　在洛杉矶等候搭船回国的石川、佐佐木、小池三人，终于在八月十三日乘三井船舶有限公司的油轮“音羽山丸”（这艘船也是没装石油的空船）离开了圣彼得罗。在洛杉矶停留期间，他们被特务警察纠缠，乘船时，所持物件又受到以美国海军少校为首的美国当局（估计是美海军情报处的反间谍部队）的严格检查。  
　　不久前，我海军驻美国西海岸工作人员立花中佐和冈田少佐被“驱逐出境”，使我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情报网被破坏，现在又不得不“主动”关闭纽约海军监督官办事处。  
　　 “一切都按计划顺利地实现了。”美海军当局大概正这样想着，并暗中窃喜吧。一想到他们那种“得意劲儿”，真令人不堪忍受。然而，我们被他们搞得“一败涂地”这却是不可否认的严酷事实。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情报工作的艰巨性。  
　　在此之前，司城军械大尉也回国了。五月份来到美国的山田亘轮机大尉在前往华盛顿赴任途中，由立花陪同到洛杉矶附近游览了一番。美方迫不及待地借口山田有“间谍行为”，把他驱逐出境了。  
　　自八月十三日石川监督长等人从洛杉矶踏上归国旅途后，留在美国的日本海军军官，除华盛顿海军武官处三名在编人员（一名武官，两名助理）外，只剩下中山定义少佐和泷田孙人轮机大尉两名驻外人员了。  
　　中山定义少佐早在二月份来美，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原定于当年年底接替笔者担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助理，但东京担心立花被捕会使我在美国西海岸的情报网出现空白，便指示要排除万难，让中山接替立花在美国西海岸工作。然而，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如同“飞蛾扑火”，势必重蹈立花的覆辙。因此，华盛顿海军武官处详细地向东京说明了这一情况，并建议“或者派中山去南美，加强对美情报网，或者令其回国，此外别无其他办法”。东京采纳了前一种意见。当时，我陆军军官可以搭乘经巴拿马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南美，可是中山由于是海军军官而遭到拒绝。因此他在八月十八日才乘上由纽约开出的美国轮船“阿根廷号”到阿根廷去。  
　　泷田于去年六月来到美国，按照以往的惯例，他准备于九月去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就学。但是，美国以涉及到国防问题内理由，拒绝他入学，他便进了哈佛大学学习。但是，时局不允许他专心致志地学习，这样，泷田便从一九四一年四月起，在海军武官处工作，主要负责调查美海军两洋舰队计划的进展情况。形势更加紧迫了。泷田也得和中山一样去南美。一九四一年九月底，泷田和通信情报人员后藤正则军曹一起乘火车去墨西哥城，在阿卡普尔科（墨西哥）搭乘川崎汽船有限公司的“照川丸”到南美的智利去了。十一月七日，他们才到达目的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时局日益紧张。看来“照川丸”也许是去南美的最后一艘日本船了。在泷田等人乘船时，他们所持的物品和油井机器等一起用大卡车运去了。我驻墨西哥海军武官处的职员多人，驱车送到阿卡普尔科，车队排了长长一大串儿。这是一次掩护“吾妻丸”装运重要物资的“佯动作战”。当时，“吾妻丸”正停留在曼萨尼略港（墨西哥）。但是要装入这艘船的水银还是在码头上被美国宪兵发现了，结果引起了一场纠纷。  
　　泷田等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应该离开美国的都走了。这样，留在美国的日本海军有关人员就只有华盛顿海军武官处的一名武官，两名助理，三名秘书（其中一名是通信情报军士）及一名嘱托，共七人了。  
　　过去，我海军驻美国的人员曾达三十八名之多。其中军官二十一名，工程师二名，其他十五名。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就不禁感到如今已是孤城落日了。  
　　我海军在美国本土的情报活动的触角，被美方残酷地斩断了。这也许是由于日美关系的紧张而不得不付出的必然代价。但是，踞守在华盛顿海军武官处这座孤城里的人，个个都是一骑当千的勇士，而且是搞美国情报的专家。他们更加精诚团结，竭尽全力地作出对美国局势的正确判断，搜集重要情报，以利于东京制定计划。  
　　这里我想提一下德国驻美国海军武官处，尤其是航空助理利德尔上尉给予我们的全面协助。他带着几名工作人员，采用极为合理的统计学方法，对美国的飞机工业，航空基地和机上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十分出色的情报研究工作。利德尔将工作成果毫不吝惜地提供给我们。这些宝贵资料，不仅对我们在美国，就是在开战后的第二年笔者乘交换船回国后继续从事对美国的情报工作时，也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节　美国的情报战  


１．１　阻止日本的进攻  


第二个“马格德堡号”事件  
　　美国海军的情报专家做“自我批评”说：美方珍珠港惨败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只重视“敌人的意图”而忽略了正确估计“敌人的实力”这一判断敌情的基本原则。  
　　美国海军为了洗刷这次惨败的耻辱，在情报战线上也活跃起来了。例如，直属美太平洋舰队的珍珠港通信情报单位，在开战时，只不过约三十名队员，而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就猛增到一百二十名。他们主要是努力破译日本海军密码“Ｄ——普通密码本”（美国称为“ＪＮ——２５”）。  
　　另一方面，日本的作战远比预料进展得顺利，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正在迅速扩大。因此，日本认为要确保占领地的安全，最好是进一步扩大外围阵地。其具体作战方案之一，就是企图攻克距澳大利亚四百英里的新几内亚东南部的要冲莫尔兹比港，以便向前推进航空基地，大大加强对澳方面的航空作战。  
　　但是，美国正象利用“魔术”窃取战前日美谈判中的日本外交电报—样，也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手段呢？  
　　开战后不久，发生了一起事件。一股在澳洲方面担任布雷任务的日本潜艇，在返航时消息中断。当时，把此事与其他许多潜艇事件一样，作为在公海返航途中发生事故、去向不明处理的。  
　　然而，战后才清楚，这艘“伊号一二四”潜艇，在澳海军基地达尔文港外海面遭到美驱逐舰“埃索尔号”以及三艘澳驱潜快艇的围攻，沉没在五十米深的海底。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黄昏。  
　　美国海军怎能对这一宝贵的猎获物置之不理呢？  
　　当时，一艘开到澳大利亚的潜水母舰“霍兰号”，派了熟练的潜水员潜入海底，查明日本潜艇的残骸位于梅尔维尔岛西北部。他们派潜水员当然不是为了收容和厚葬舰内的尸体。美国从日本潜艇中捞上来的重要文件又是如何利用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比兹利曾说：“日本的密码，开战后不久，在珊瑚海海战之前，就被美国情报军官破译了。”由此看来，他们打捞的目的是不容置疑的。  
　　除军机密码本未捞出来外，战略密码本、战术密码本和商船密码本等都捞出来了。  
　　日本海军万没想到，自己的密码本会在达尔文港海面完全落入敌人手中，而照旧一直使用这些密码本。日本海军的不幸遭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的“马格德堡号”事件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帝俄找到了在波罗的海触礁沉没酌德国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的船体。俄国潜水员为埋葬沉舰的船员，在搜索遗体时，打捞出一具德国海军中尉的尸体，中尉还紧紧抱着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铅盒子。在舰底附近进一步搜索时，又发现一本密码本，这本密码本虽然受水浸泡而膨胀，但字迹仍能辨认出来。  
　　俄军司令部十分明智，立即把这些极为贵重的战利品送给英国海军部。此后不久，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工作便展开了。  
　　英国海军部以这笔意外之财为本钱，建立了直属的密码破译小组和无线电侦收机构——方位测定站。这样，英国海军就能够侦收德国的电报，测定发报源的方位，破译密码，事先识破德国舰队的企图，及时作好准备。因此，胜败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又重演了。日本海军重蹈了德国海军的覆辙。  


错误百出的战术情报  
　　美国海军利用从第二个“马格德堡号”——“伊号一二四”潜艇上得到的密码本，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以前，不仅查明了日本下一步作战目标是占领莫尔兹比港，压制澳大利亚，甚至还正确地掌握了南下的日本舰队的编制和行动，以及日本运输船队自腊包尔出发的日期。  
　　但是，集结足够的兵力对付日本这—进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一月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被日本潜艇的鱼雷击伤后，仍在美国西海岸修理。参加过四月十八日空袭东京的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虽全力返航，但好容易才在四月二十五日到达珍珠港，几乎不可能十分及时地赶到所罗门群岛南方的珊瑚海。能够马上使用的航空母舰，只有在南太平洋活动不长时间的“约克城号”和刚由珍珠港驶来的“列克星顿号”。美重巡洋舰“芝加哥号”和由英国海军少将Ｊ·Ｃ·克雷斯指挥的“澳大利亚号”和“霍巴特号”两艘巡洋舰，分别由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和澳大利亚赶来参战。  
　　美方能够如此迅速地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到作战海域，这清楚地证明了搞到的战略情报是正确的。  
　　那么，在战术方面又如何呢？  
　　五月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按计划成功地占领了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土拉吉岛。第二天，四日，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的飞机便来袭击，击沉我驱逐舰等小型舰艇四艘。  
　　日本方面决心首先击溃敌机动部队，然后进行登陆作战。由于从腊包尔出发南下进攻莫尔兹比港的船队七日已进入敌攻击圈，因而，在命令船队北上的同时，就命令机动、护航两部队和基地航空队全力歼灭敌舰队。  
　　五月七日到八日，在珊瑚海展开了战斗。  
　　这次海战是互相对抗的两支舰队在对方舰只未进入视野时所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战斗，也是世界海战史上首次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的作战。水面舰只未向敌舰发射一发炮弹。整个战斗是由舰载飞机唱的一台独角戏，双方始终都是以飞机进行攻防战的。  
　　从这次战斗的过程来看，日美两军指挥官似乎都深信会及时从对方得到所需的情报。然而，看来他们都不知道这些情报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  
　　在海战中，敌我航空母舰部队曾一度相距只有一百三十公里，但双方对敌方的位置一点也不知道。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日美两军指挥官都未能充分掌握准确的敌情。  
　　这次海战，是航空母舰之间的首次战斗，因此，常常发生错误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实际上出现的错误并不是在战术问题上，而是在原则问题上。搜索敌人取得准确的情报，是自有战争以来的一个原则。虽然出现了航空母舰，但这一铁的原则并没有过时。  
　　对于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攻击者来说，海上目标仅如豆粒般大小，很难识别出其舰型。  
　　在这次海战中，日本飞行员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  
　　第一次是在战斗第一天，七日，把一艘外号叫“胖贵妇”的供油舰当成航空母舰，把护航的驱逐舰误认为巡洋舰，结果以三十六架飞机的大机群进行攻击。实在太幼稚了！这位“胖贵妇”悲惨地撅起大屁股，渐渐消失在波涛之中。这就是供油舰“尼奥肖号”。  
　　第二天，美国的一艘巡洋舰又荣幸地受到战列舰的礼遇。当时，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敌人向这方面派来了战列舰，但也不能说就没有战列舰。而且，往好处解释，向来就是日本军令部和报道部的宽大方针。于是，“大本营发表的消息不准确”这种街谈巷议便传开了。  
　　另一方面，美国也是半斤八两。他们把敷设舰误报成巡洋舰，把扫雷艇误报成运输船，把运输船说成水上飞机母舰，尽全力进行了攻击。  


珊瑚海海战的意义  
　　日方公布这次海战的战况这五次之多，报纸报道的标题十分耸人听闻，甚至可以比得上攻击珍珠港时的报道。  
　　五月十二日，天皇降诏嘉奖这次英勇的作战。  
　　海军报道部课长平出英夫大佐发表了一篇题为《决定兴衰之战》的文章，详细描述了这次双方航空母舰的壮烈决战，把在珊瑚海上大放光芒的海军魂，作为礼物献给海军纪念日——五月二十七日。  
　　但是，实际战果是日方损失了小型航空母舰“祥风号”，美方则损失了大型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因此，日方仅取得了微小的胜利。双方的损失几乎相等，飞机，尤其是飞行员的损失，日方反倒为大。  
　　从战略上来看，这次海战的结果，正如莫里森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一书中所说的：  
　　 “珊瑚海海战在太平洋作战史上谱写了新的更加光辉的篇章。”可以说是美方取得了胜利。因为这次海战使日本进攻莫尔兹比港部队未能到达目的地而被迫返航，开战以来一直顺利进展的我进攻作战，首次遭到挫折。这就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由一帆风顺到步履艰难的一个转折点。  
　　这—点另当别论，我们先谈—下日美双方围绕珊瑚海海战的战果展开的一场激烈的宣传战。  
　　海军大臣（山鳥）田五月二十八日在临时国会上作战况报告时说：  
　　 “此次作战打垮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整顿好的澳大利亚方面的敌盟国舰队主力。敌人的这次惨败，不消说使澳大利亚全国上下狼狈不堪，而且给美英两国的打击也非常之大。  

　　美英当局正极力掩盖这一损失，但真相终究是要大白的。很明显，到那时，美英两国必将举国陷入悲痛之中。”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以头版通栏大字标题大肆报道了夸大的战果，报纸的销售量因此猛增了一两倍。  
　　在太平洋的大海战中击退日军  
　　击沉击伤敌军舰十七艘至二十二艘  
　　敌舰队逃窜，盟国舰队正在追击  
　　为此欢欣鼓舞的不只是美国人民。英国首相邱吉尔回忆说：  
　　 “这次遭遇战具有与战术上的重要性不相称的效果。从战略上讲，这是美国与日本交战以来所取得的初次胜利，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胜利的消息如同兴奋剂传遍了全世界，给美国以至澳大刑亚、新西兰以巨大的欣慰和激励。”  

　　从战略上看，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航空母舰“翔鹤号”受伤后需要修理，受到重创的航空母舰“瑞鹤号”的飞行队需要重新组建，因此，这两艘舰未能参加一个月后的中途岛海战战。  
　　美方战略上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优势。如果我国的企图、行动不被敌方察觉，那么攻占莫尔兹比港定能按计划取得成功，海战的结果也必定与实际情况相反。  
　　美海军牢记珊瑚诲海战中取得的宝贵经验——侦察是取胜之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中途岛海战中，忠实地遵守了这一战训。而日本海军则完全与此相反。这样看来，珊瑚海海战对美国舰队来说，可以算作中途岛海战的一次必要的预演。  


１．２　情报的胜利——中途岛海战  


解开“ＡＦ”之谜  
　　在珍珠港的一个地下室里，门上用了双层锁，里面有二十四名战术情报单位的人员埋头查阅堆积如山的文件。这里的头头罗彻福特海军中校，他高高的个子，穿一件一般人在轻松地吸烟时穿的红上衣，是个幽默爽朗的人。他曾作为翻译军官驻过日本，在美海军通信情报方面，是个仅次于萨福德海军上校的老手。  
　　罗彻福特的眉宇之间显露出一种要为珍珠港失败（错误判断了日本夏威夷作战部队的动向）雪耻的悲壮决心。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的某一天，华盛顿发出了完全出乎意外的指令。美舰队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长金，要求罗彻福特根据目前侦收到的日本海军通信情况，就日本舰队的企图提出一个长远的估计。  
　　当时，日本舰队刚刚结束对印度洋锡兰岛的袭击。这件事究竟是意味着日本的主要战线巳移向印度洋方面，还是意味着日本海军将很快返回太平洋作战呢，弄清这一问题，对美方今后的作战关系极大。  
　　罗彻福特做了下面四点估计：  
　　１．日本在印度洋的作战业已结束，舰队正在返航；  
　　２．日本没有进攻澳大利亚的意图；  
　　３．日本的部分兵力正计划在腊包尔南方作战；  
　　４．有迹象表明日本打算在太平洋作战，但时间和地点还不清楚。  
　　到了四月底，以前不清楚的问题逐渐清楚了。腊包尔南方作战的矛头已明显指向莫尔兹比港。对此，美国舰队已向珊瑚海运动，其他作战虽然还不清楚，但似乎在中部太平洋的可能性较大。  
　　又过了一个星期，得到了一些表明日军企图的片断资料，但从日本舰队的通信情况来分析，还得不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日本方面虽然没有表示出特定的地点，但是有一个名称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多了，有时作为目的地，有时作为需要特定装备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密码中总是使用“ＡＦ”这一代号。  
　　对这一代号，罗彻福特的情报人员们绞尽了脑汁。其中，有一个人突然想起三月份日本水上飞机攻击珍珠港失败时的通信中也曾使用过“ＡＦ”。于是，大家一齐细心地查找侦收到的堆积如山的电文，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果然，日本海军使用过“ＡＦ”这一代号。这架水上飞机，在位于中途岛和夏威夷中间的弗伦奇弗里格特礁，从潜艇得到了油料补充，在一封电文里提到通过“ＡＦ”附近。  
　　这就给罗彻福特解决了问题——“ＡＦ”一定是中途岛方面的名称。从那以后，他便把中途岛作为日军进攻的目标而重视起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这样清楚。尤其是华盛顿有些人估计日军的实际攻击目标是阿拉斯加或者美国西海岸，金司令认为可能是夏威夷，而陆军方面则担心空袭旧金山。  
　　因此，罗彻福特有必要证实一下“ＡＦ”就是中途岛。珊瑚海海战后不久，五月十日，他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情报参谋莱顿进行了商谈：  
　　 “能否指示中途岛基地指挥官西马德海军中校，要他拍发明码电报，就说淡水蒸馏设备发生故障，不能使用……”  

　　在一旁听着的尼米兹司令咧着嘴笑了一笑，表示同意：  
　　中途岛照此发了电报。两天后，全神贯注侦听日方通信的罗彻福特战术情报人员，终于收到了日本海军报告“ＡＦ”缺乏淡水的电报。  
　　这样，罗彻福特的计谋圆满达到了目的，终于解开了一个谜：“ＡＦ”就是中途岛的隐语。  


在“幸运点”上待机  
　　五月十四日尼米兹和夏威夷方面陆军部队指挥官艾蒙兹将军联名宣布进入“抗击日本舰队侵袭”的战备状态。十五日命令所属舰船集结。当时，尼米兹指挥下的航空母舰只有“约克城号”、“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三艘，而且都在遥远的南太平洋活动。  
　　五月二十四日，潜艇部队驶离珍珠港，以便对中途岛以西海面进行警戒。  
　　第二天，二十五日，新的喜讯使珍珠港沸腾起来。  
　　战术情报单位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破译了反映日本舰队计划全貌的日方通信。从而查明了日本方面各部队、舰船，指挥官以及航线和攻击时间等一切问题，了解到攻击时间是六月三日至五日之间。  
　　当罗彻福特报告日本海军机动部队的作战计划等问题时，甚至一向举止稳重的尼米兹也清楚地显露出兴奋的神色。尽管如此，华盛顿仍持怀疑态度。  
　　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上日本的圈套。  
　　日本为掩盖其主攻方向是夏威夷或美国西海岸的意图，也许故意发出这种内容的电报，让尼米兹空欢喜一场。开战时，在袭击珍珠港的前夕，日本不也搞了欺骗美方的假电报吗？这次说不定也是玩弄这类把戏。  
　　五月二十六日，哈尔西的第十六任务部队（以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为骨干）从所罗门群岛驶入珍珠港。因哈尔西患皮肤病，斯普鲁思斯少将被任命接替他的职务。  
　　五月二十七日，另一部队出现在远方海面上，这是弗莱彻司令率领的第十七任务部队正向珍珠港接近。珊瑚海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舰尾拖着数英里长的重油航迹返回珍珠港……  
　　船坞的水还未抽干，“约克城号”的修理工作便开始了。穿着齐腰的长靴站在船坞底下的不是别人，正是尼米兹司令。  
　　 “约克城号”的损伤非常严重，完全修复无论如何也需要几个星期。但是，情况不允许这样慢腾腾地干．因为日本舰队巳开始进攻了。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在三天内修好？”  
　　尼米兹以温和的语调对维修人员说，但态度却很严肃认真。维修人员听到司令说“三天时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最后，还是负责人普菲茵斯达格好容易控制住内心的犹豫，斩钉截铁地答道：“是！司令，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这样，不论是海军工厂的工人，还是舰上的乘员，整个珍珠港的美国海军都动了起来，为使“约克城号”赶上作战，豁出性命，昼夜突击。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舰队的情况怎样呢？  
　　就在“约克城号”驶入珍珠港的前一天，即东京时间五月二十七日，受命担任先锋的南云忠一中将率领的机动部队，已从广岛湾的柱岛停泊地出击。轻巡洋舰“长良号”当先，十一艘驱逐舰随后，接着是重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桅杆象古塔一样的战列舰“榛名号”和“雾岛号”，最后跟着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和“苍龙号”。正好赶上这天是东乡平八郎司令在日本海海战中歼灭俄国舰队三十七周年的海军纪念日，使人感到这似乎预兆着这次作战的幸运。  
　　五月二十八日，进攻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及基斯卡岛的部队巳从大凑（青森县）出发，进攻中途岛的部队也从南方的塞班岛出发了。  
　　五月二十九日．间接支援进攻中途岛的近藤中将所属部队和山木长官直接指挥的主力部队从广岛湾出发。  
　　这样，战列舰十一艘，航空母舰八艘、巡洋舰二十三艘和驱逐舰六十五艘，再加上辅助舰艇，共计一百九十艘的大舰队，北起千岛，南至关岛，构成了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大弧形，在太平洋上向东挺进。  
　　与此同时，在远隔七干英里的华盛顿海军部作战室内，作战参谋们打开巨大的太平洋海图，聚精会神地就“ＡＦ”及”ＡＯＢ”作战进行最后—次研究。  
　　现在，日军进攻阿留申群岛的路线已清楚，用深红色铅笔划了条线，旁边注明：“估计已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出击。”  
　　进攻中途岛的部队行动也很清楚——用红铅笔从塞班岛画出一条红线，并标明：“五月二十八日出击。”  
　　在研究南云司令的机动部队时，似乎费了一番周折。仅权知道这个机动部队于五月二十七日出发，从西北画了条指向夏威夷的斜线，注明：“这条线可以否定。”还在这条线偏南画了一条直接指向中途岛的新线。  
　　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为判断敌情也费尽了心思。  
　　华盛顿和珍珠港保持紧密联系，互通情况，交换判断敌情的意见，有时对不同看法进行研究。例如，珍珠港方面认为南云部队可能采取稍偏北的航线，而后从东南航线接近中途岛。  
　　但还有各种各样难以确定的因素。例如，关于日军六月二日下午六时在中途岛西方约六百五十英里这一特定地点的预定活动，任何人都没有把握．看来这个地点肯定是一个集合点，但难以正确掌握其特征。甚至罗彻福特的优秀战术情报单位，无论怎样苦心钻研，也未搞清楚它的某些细节。  
　　五月二十八日，以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为骨干的第十六任务部队，在哈尔西的后任斯普鲁思斯的指挥下从珍珠港出击。  
　　五月三十日，以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为中心的弗莱彻第十七任务部队出发。直到出发前一分钟，工厂的工人还在舰内拼命进行抢修。  
　　经过这样一番努力，两个任务部队于六月三日下午，在命名为“幸运点”的中途岛东北三百英里处集结点汇合，为从侧翼袭击日本航空母舰做好一切准备，等待战机成熟。  
　　日本方面对美国舰队这种动向是怎样判断的呢？  
　　从五月二十日联合舰队命令中提到的敌情判断来看是模糊不清的。它判断：在太平洋方面有三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估计这些舰只在南方海域，其中一部也许已返回夏威夷。  
　　另外，掌握这次作战成败关键的南云部队对敌情判断如下：  
　　１．我如果开始中途岛进攻作战，敌舰队则有可能出动进行反击；  
　　２．敌方尚未察觉我方意图；  
　　３．敌机动部队没有在附近海域行动；  
　　４．空袭中途岛、歼灭敌基地航空兵力后，即可歼灭敌机动部队。  
　　可见这个判断充满了“自信”和主观臆断。

重视侦察  
　　美方取胜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侦察。美国海军情报专家Ｊ·Ｖ·海马克上校就此事论述如下：  
　　美国海军的指挥官们决心不再重犯珊瑚海海战的错误。从海战开始前几天起，就在中途岛七百英里范围内进行巡逻飞行。当时最优秀攻击机的攻击半径为二百到三百英里，因此，如果在七百英里内进行巡逻，就可以在攻击前二十四小时向美军发出警报。  
　　而且，每天都派出了特别执勤飞机，这一则为了监视日本舰载机进行拂晓攻击时的起飞点，二则为了在敌人万一躲过我方飞机的侦察而侵入时警戒其可能使用的会合点。  
　　十二艘潜艇在中途岛西面和北面进行了巡逻部署。这些潜艇的主要任务是攻击敌人，同时也有一个任务，报告出现在附近的敌兵力的重要情报。  
　　为完成上述侦察任务，航空母舰进入和敌人相接触的海域后，立即进行最大飞行距离的空中侦察。  
　　由于气候的影响，未能发现日本舰队接近，但是在航空母舰战斗开始的前一天，在距中途岛七百英里的海面发现了敌人的进攻部队。  
　　六月四日，日出后不久，一架飞艇报告发现日本航空母舰部队，敌舰载机正向中途岛飞来。虽然报告的敌位置与实际多少有些出入，而且四艘日本航空母舰只发现两艘，但是这两份报告都是极为重要的情报。因为对中途岛基地指挥官来说，起到了预先警报的作用，对航空母舰部队指挥官来说，则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在日本攻击机群归舰之前，航空母舰失去行动自由；在斯普鲁恩斯司令想钻敌航空母舰的空子时，可以推算出攻击机群的归舰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说明日方尚不知道美国的航空母舰部队埋伏在附近海域。如果日本舰队发现了这一情况，就绝对不会攻击中途岛，而首先必将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两份情报资料都及时地用上了，日本的三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这好象美式足球的前锋默默冲垮对方为本队得分一杆，这个飞艇的飞行员得到的情报，使它的战友一举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战局。  
　　攻击三艘航空母舰之后，“大黄蜂号”派出了十架侦察轰炸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搜索，其中一个飞行员报告：一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正北进中。根据这份明了简洁而准确的报告，第四艘日本航空母舰被击伤。如果没有这个飞行员的准确情报，“飞龙号”恐怕会生存下来，他日必将东山再起。  
　　的确，中途岛海战可以说是一次“明眼人”美国与“盲人”日本的战斗。海战结束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说：“如果美国海军未能在早期得到日本舰队行动的情报资料，或者在美国海军正分散时被敌人捕捉的话，那么，中途岛海战的结局将是另一个样子。”  


惊恐万状的美国  
　　中途岛基地的最大希望是首先发现日本舰队，“先予敌一击”。因此，派出二十二架飞艇在基地七百英里海面上巡逻。  
　　六月二日的努力没有什么结果。六月三日又照例开始巡逻。  
　　这天上午九时二十五分，里德海军少尉驾驶的飞艇在到达中途岛西方约七百英里上空时，发现前面有一片黑点。船！很多船！  
　　里德认为这是日本的整个舰队。于是，报务员拍发了电报：“发观敌主力部队……”但是，里德发现“敌主力部队”的报告并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尼米兹司令把此报告同罗彻福特的战术情报单位搞到的日本的计划相对照，认为：“里德把进攻中途岛部队错认为主力部队了。”因此，打电报给弗莱彻司令说：“我认为日本的航空母舰部队可能仍在明日从西北方攻击中途岛。”  
　　然而，日本舰队果真会象罗彻福特情报单位搞到的，而且为尼米兹确信的情况那样行动吗？美国考虑到万一的情况，疑虑还很多。  
　　因此，就连美国本土也严密注视着日本舰队的行动。陆军无论如何不能完全打消日军的真正攻击目标是美国本土西海岸这个念头，六月四日夜，他们搞得神经非常紧张。士兵被禁止外出，美国西海岸的广播电台停止播音，而且在旧金山一带响起了长达九分钟的“预备警报”。  
　　为了预先发出敌人攻击的警报，海军部队向加利福尼亚州海岸以西四百英里海面派出巡逻部队。在陆上，第四军和西部防卫部队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一发现穿美式军装的日本人，就立即报告。因为日裔美国人除三名穿军装执行特殊任务的以外，都巳送到其他地区，所以不会同日本兵混淆。  
　　夏威夷的情况远比美国西海岸紧张得多。到处流传着日本大舰队正向夏威夷开来的消息。为了准备收容死伤人员，陆军里的住院患者除情况特殊者外，都搬出了斯科菲尔德陆军医院。民防义勇队员也做好了战斗准备。陆军部队指挥官要求住在檀香山市商业区的妇女和小孩疏散到安全地带去。  
　　在珍珠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海军工厂的混凝土门柱上架起了机枪。卡车在天黑前停在工厂门前，作为封闭工厂大门的堡垒。港内舰船上的所有防空武器也都配齐了人员。  
　　天刚一黑，就立即发出警戒警报。工厂停止生产，一部分工人守候在厂房顶上的机枪旁，另一部分工人去准备消防水龙带。整个工厂电灯完全熄灭，而且禁止出入。听到警报后停止操作的工人们，守候在防空壕附近。他们有的打盹儿，有的抽烟，谈论着敌人好象近在眼前的进攻。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参谋们在挂着灯火管制窗帘的房间里，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一夜。  


“胜利病”的恶果  
　　杯弓蛇影的一夜过去了。决定命运的一天——六月五日——到来了。  
　　日本舰队遭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打击，“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相继失去了战斗力，舰上出现一幅悲惨的景象。孤军奋战的“飞龙号”仅向“约克城号”回敬了一炮。终于精疲力尽。四艘航空母舰全部消失在东太平洋的波涛之中。  
　　各方面都占优势的日本舰队，为什么被打垮了呢？  
　　现将参加这次海战的主要兵力作一下比较：  
\  战列舰  航空母舰  巡洋舰  驱逐舰  
日本（包括阿留申方面）  １１  ８（轻航空母舰４）  １３  ６５  
美国  ０  ３  ８  ２５  

　　除了这种兵力上的极大悬殊之外，双方飞行员的技术与战术也无法相比。我国很多飞行员是“日华事变”以来的老手。自攻击珍珠港以来，他们在南方及印度洋连战连捷，是“无敌”的空中战士。并且，当时我零式战斗机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相反，美国的飞机很多都是旧式的，几乎大部分飞行员都没有飞行经验。有的刚从航校毕业，有的还没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过，更有甚者，有的机枪射手还是第一次在飞机上射击。  
　　所以，可以说美国“没有取胜资格”而“理应失败”。  
　　但是，实际结局却是：兵力甚少、技术甚差、“没有取胜资格”的美国胜利了，“理应取胜”的日本反而惨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笔者在此不想详细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之一难道不是由于患了过于自信的“胜利病”而忽视战胜对方不可缺少的条件吗？这个条件就是详细了解对方的情况（情报搜集）和隐蔽自己的企图（情报保密）。  
　　 “总说什么保守机密，其实泄露一点也没啥。若是美国人出来的话，那正好。那样就可以象老鹰捉小鸡一样，轻而易举地干掉它……”  
　　这种不自量力，玩忽职守，为“胜利病”冲昏头脑的人，遭到意想不到的失败，终于自掘坟墓，这大概是必然的结果。  
　　的确，中途岛海战的结局，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败北”，从美国方面来看，却是“难以置信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的作者莫里森博士说；“中途岛海战的胜利，是英明地利用情报的胜利。”这次海战的英雄斯普鲁恩斯司令回忆说：  
　　 “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得到了第一流的情报。其次应归功于尼米兹司令的判断和处置，他根据情报充分地发挥了他的大胆、果敢、聪明和天才。”  

　　然而尼米兹司令本人却说：  
　　 “美国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所以我们完全掌握了关于日军计划的情报。我们搞到的情报是日军的作战目的、日本舰队的编制概况、接近方向及实施攻击的大概日期。正因为如此清楚地掌握了敌情，美国的胜利才成为可能。对付日本的威胁，美国海军兵力实在相差太远了，所以，这个情报使美军指挥官事先知道了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  

　　他在进一步评论日本在中途岛的失败时说：  
　　 “对日本来说，这是自十六世纪末期被朝鲜李舜臣的军队击败以来的首次惨败。”  
　　事实正是如此，以这次惨败为转机，太平洋战争的潮流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  


１．３　密码被破译，山本长官粉身碎骨  


机影杳然万事休  
　　 “当我机降低高度紧贴原始密林飞行时，敌机与我护航战斗机展开空战，数量四倍于我之敌，无情地迫近庞大的一式陆上攻击机。我机迅速来了个九十度以上的躲避转弯。……一号机向右，二号机向左，两机分离开来，其间距离增大了。  

　　作了两次躲避转弯之后，我向右方眺望，想看看一号机如何。哎呀！在距离大约四千米处，一号机紧擦着原始密林喷着烟和火焰，慢速向南下方坠落。我脑子里想：完啦！飞行参谋室井站在我的斜后方的过道上，我拉了拉他的肩膀，示意让他注意长官的座机。这是我们同他的永诀。  

　　这个过程只有二十秒钟左右。因敌机袭来，我机又做了一个急转弯，这时便看不到长官座机了。我急切地等待恢复水平位置，心中充满了忧虑，担心事情的结果，尽管其必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当我定睛再看时，座机巳无影无踪，只见原始密林中升起了冲天的黑烟。啊，万事休矣！……”  

　　当时乘坐二号机的参谋长宇垣缠中将，一九四三年四月一八日，在战场日志《战藻录》中，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在座机上战死的情况作了如上记述。这件事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  
　　这一事件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惊愕，而且使人深切地感到战局的严重性。当时，我海军称这一事件为“甲级事件”（古贺司令长官殉职为“乙级事件”），调查得出的结论却是一种“偶然论”：  
　　 “……如不破译山本司令长官行动计划的电报，是不可能了解我方企图的，而破译该电报，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总之，结合敌人其他广播和报道来考察，许多人判断这个事件是一次偶然的遭遇。”  

　　然而，战争结束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同盟社 [ 注 ] 华盛顿电援引美国陆军部消息，作了如下报道：  
　　 “根据海军部长诺克斯的情报，陆军P一38闪电式战斗机队，为了在中途伏击山本长官的座机，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机场起飞。  

　　因为山本长官素来以严守时间闻名，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地点和时间都极为准确的伏击计划。当山本长官在六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机以二百英里的时速来到布干维尔岛卡伊里机场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P一38赶上前去，一举将其击落。  

　　这个时间同预定的时间分毫不差。司令长官的座机起火坠落，因为飞得很低，机上人员没有一个人能够跳伞逃命。几乎在同时，司令长官的参谋人员乘坐的另一架飞机，也被P一38击落了。”  

　　如果说不是偶然的，那么他们是获得了什么情报制定了这个周密的伏击计划呢？是直截了当的密码破译呢？还是象中途岛海战那种情报与推理的总和呢？抑或是间谍情报呢？……  


日美的两个隐语  
　　山本长官战死的消息，在美国也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是飞机事故，有人说山本是因战局不利而引咎剖腹的。总而言之，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山本长官之死给盟军方面带来了最大的利益（对日军来说则是最大损失）。  
　　当时美国人对山本司令的憎恨比对希特勒还厉害。这是因为，山本是策划“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而且他还傲慢地扬言等待在白宫同美方媾和，所以极大地激起了美国人的憎恨。对全体美国人来说，山本简直就是侵略者的化身。  
　　战后，人们才认识到，对山本长官的憎恨过于苛刻而不适当，人们发觉日本的政治和战争中的秘密背后，包含着悲剧。所谓悲剧，就是山本长官不得不打一场自己不愿意打的、而且是毫无胜利把握的战争。  
　　然而，在战争过程中人们却不是那样看的。其中，象绰号“雄牛”的猛将哈尔西等人，认定山本长官是“仅次于裕仁天皇和东条首相的第三巨头”。据说接到山本座机按计划被击落的报告时，有一位海军将领曾拍手叫好，哈尔西看到这种情形马上恶狠狠地说道：  
　　 “那有什么好的！我认为，把那个家伙（指山本长官）套上锁链，牵着他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路游街，由你们在后面踢着他走，那才最好不过呢！”  

　　现在找不到证据说明美国首脑部一开始就伺机进行报复，设法要将被视为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山本长官置于死地。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失去最卓越的指挥官，是个无法估量的损失。山本长官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人物，这是敌我双方公认的事实。  
　　击落山本长官座机的功臣，美国陆军上尉仲马斯·朗菲尔用如下的话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战争是一种驱使人心发狂的怪物，其症状之一就是凶残的复仇情绪。日军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激起了美国人强烈的复仇念头，矛头所向首先是那个发布第一号作战命令‘登新高山’的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登新高山’这个日本军方隐语的声音，在美国作战指挥首脑部门引起了反响，它引出了‘干掉山本’的口号。山本是打牌的名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的名字就曾轰动过华盛顿军界，而且任何人在他看来都不足挂齿。  

　　如今，又要同这个可恨的对手真刀真枪决一死战了。性格坦率的将军们不仅出于复仇心理，而且也怀着一种充满友爱的感慨，暗暗地说：‘把山本干掉！’……”  

　　总之，敌人在太平洋上惧怕山本长官，恰如敌人在非洲战场上惧怕德国的隆美尔这个不好对付的对手一样。  


代号“复仇”的战斗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一份电报（美海军部二二四六室破译的日本海军的密码电报）放到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作战部长金的办公桌上。刚从参议院开会回来的海军部长浏览了一下这份电报。内容是山本司令乘飞机到前线视察的详细日程。  
　　这是一份纯属日常事务的电报，在战略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诺克斯和金照例到总统那里聚餐去了。在饭桌上，诺克斯提到了刚才那份山本司令行动计划的电报。罗斯福闪出一个念头，击落山本座机，干掉这个杰出的指挥官。诺克斯也认为可乘此机会铲除美海军最憎恨的山本，以报珍珠港之仇。  
　　于是，在这次首脑谈话中，出人预料地决定了这次福自天降的惊人战斗，并给它起了个古色古香的名称——“复仇”。这样，便立即找来了美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将军和Ｐ—３８的专家。他们在海图上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距离，使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Ｐ—３８看来可以捕捉到山本座机。诺克斯部长和作战部长金按照总统命令，立即向珍珠港的尼米兹司令下达了“干掉山本”的命令。接着，这一命令又由努美阿的哈尔西司令传达给所罗门地区航空部队指挥官米彻尔海军少将。  
　　负责执行“复仇”作战任务的米彻尔海军少将收到如下情报和命令：  
　　 “山本司令将于四月十八日清晨经新不列颠岛北端的腊包尔，去东南方最前线航空基地布于维尔岛南端的卡伊里（日方称为布因），但不是直达卡伊里，而是在巴莱尔岛机场（紧靠布干维尔岛的南方）降落，然后乘驱潜艇到达对岸的卡伊里。预定到达巴莱尔岛的时间是上午九时四十五分。  

　　山本司令带领参谋人员，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杌，有六架零式战斗机护航……  

　　Ｐ—３８机队要想尽一切办法击毙山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报华盛顿！这份电报不得转抄和保存。战斗结束后立即销毁！”  



猎获“孔雀”的时机  
　　接受这一重要任务的米彻尔海军少将，曾担任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的舰长，该舰曾在派出多里特尔率领的机群空袭日本本土时，在中途岛海战中威震天下。现在，他又奔赴所罗门前线，是身经百战的航空兵的总头目。他的司令部设在塔萨法隆加的椰林里。房屋一半埋在沙子里，地板上积满了泥水。  
　　米彻尔海军少将指挥着由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混编的航空部队。  
　　他立即召集作战参谋哈里斯准将等几名主要干部开会，研究了击落山本座机的作战问题。战斗机队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米彻尔看了大家一眼，一开口便说：“不管怎么样，也必须抓住这只鸟，给我订个计划！”这个计划必须建立在周密地计算时间、距离、速度及敌我战斗兵力的基础上，不能有丝毫差错。  
　　最初的计划是决定趁山本司令坐上驱潜艇驶离巴莱尔岛时，连人带艇一起击沉。狙击队指挥官朗菲尔中尉听了这一说明后叫道：“这太异想天开了。我连驱潜艇和独木舟都分辨不出来。能不能找到，没有把握。在海上即使把艇击沉，本人也未必会死。要干的话，莫如让我在空中干。”  
　　于是，计划改变了。原先，当地的参谋们认为，这份情报大概是根据腊包尔一带的传说综合成的，详细的时间表是靠不住的，因此，选择在山本司令着陆后换乘驱潜艇时给予狙击，比较有把握。当然参加攻击的人不知道通过破译日本密码而得到的山本司令一行的行动计划是很准确的。连朗菲尔中尉他们也猜测，大概还和往常一样，是当地间谍搞到的情报。  
　　因此，选择不早不晚的时机，就成了这次战斗成功的关键。反复研究了几次，最后还是归结到时机问题。受命制定计划的哈里斯准将提出的这个计划，原则上取得了米彻尔海军少将和哈尔西司令的同意。但实际上，在当事者中间，甚至抱百分之一希望的人也没有。  
　　朗菲尔他们想：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山本严格遵守时间这一博得好评的性格。如果把这一严守时间的习惯带到这次前线视察中来，那可就太好了。山本座机如果在预定的时间出现在布干维尔岛海岸线上空，那么，百分之一的把握未免估计过低。  
　　在米歇尔少校的指挥下，挑选了十八架Ｐ—３８。其中六架是由朗菲尔中尉担任队长的狙击机队，其它十二架为掩护机队。山本座机如果真不负盛名，准时行动的话，那就必须在卡伊里以北五十英里附近拦截。从亨德逊基地到巴莱尔岛的直线距离是三百英里，但因为要避开敌人的搜索路线飞行，所以，必须按四百英里计算。据判断，大概将在九时三十五分遭遇。估计山本座机的高度为三千米，因此，狙击机队应在三千五百米高度，掩护机队则应在六千米高度。  
　　四月十八日那天湿度很高，多云。上午七时二十五分，停在跑道上的十八架Ｐ—３８翘着双尾翼，威风凛凛。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次出击的目的。米歇尔戴着长舌战斗帽，脸呈古铜色，紧闭着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起飞。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给我完成任务！”  
　　队员们很清楚这一指示是什么意思。他们理解到这是一个严令：即使用机身和敌机冲撞也要达到目的，决不允许白白地放跑敌机。  
　　飞机开始滑行了。两架狙击机队的飞机因轮胎和燃料系统发生故障而掉队。但出发不许拖延。七时半，起飞的十六架飞机立即编队，一直向布干维尔岛上空飞去。为了避开日方雷达探测，机群在海上低空飞行了大约二小时。截击前几分钟，狙击机队和掩护机队分别上升到三千五百米和六千米的高度。九时三十三分，“双躯恶魔”Ｐ—３８机群穿过布干维尔岛的绿色海岸线，在林海上空飞行。  
　　一分钟后，九时三十四分，在临近卡伊里以北三十五英里的上空时，突然，在左前方三十度发现两架双引擎飞机。  
　　朗菲尔中尉是这样记录当时激动的心情：  
　　 “看！一式陆上攻击机不是露出模模糊糊的黑色机身，振动着机翼急匆匆赶来了吗？真象事先商定好这次聚会时间似的……”  

　　他怀着激动心情继续写道：  
　　 “我们的战斗态势不能说非常好，是四架对八架的劣势。不过，多亏上帝保佑，我们赢得了宝贵的两分钟。如果被敌人早发现半分钟，我们肯定会在短时间内报销。  

　　 ……我扭转机身对准山本座机的前进方向连续地扫射。就在两架飞机即将错开的瞬间，我看见对方右发动机着火，接着右机翼也着了火。一式陆上攻击机—旦起火，就无法挽救。而且这样的低空，降落伞也无济于事。我的机头差点撞在因起火而失速的山本座机的屁股上。  

　　两架零式战斗机紧咬住我，向我反击，我只能听天由命，闭上眼睛猛然把机头拉起，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山本座机触到密林的树梢上，机翼被卷入紫色火焰、火光和破片当中。机翼掉了，机体象个红火球钻进密林……我那九死一生的心爱飞机的方向舵上，留下了两个弹痕……”  

　　九时三十八分，周围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米彻尔海军少将向哈尔西报告：  
　　 “约翰·Ｗ·米歇尔陆军少校指挥的Ｐ—３８机群向卡伊里地区进攻，上午九时半过后，击落了由编成密集队形的零式战斗机护航的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还击落了三架零式战斗机。我一架Ｐ—３８尚未返回，四月十八日看来是我方胜利日。”  

　　感到满意的哈尔西立即回电：  
　　 “祝贺你们成功！在猎获的家鸭中，似乎夹着一只孔雀。”  

　　但是，这次作战并未就此结束。队员们奉命严守秘密，除朗菲尔以外，其他队员以后连续几天无目的地向布干维尔岛周围出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日方相信，击落山本司令的座机不是由于破译密码后进行的有计划的战斗，而完全是偶然遭遇的事件。  
　　朗菲尔应召回国。在到达机场时，接到命令：“在宪兵的陪同下直接去陆军部，途中不准和任何人交谈。”这是为了保守破译密码的机密。朗菲尔中尉晋升为上尉，获得了勋章，甚至收到了总统的贺电。但直到战争结束后，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才公开发表他的这个战功。  


决定命运的长官行动电报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以前面提到的那种偶然论进行自我安慰，自我欺骗。  
　　据说，战后不久一个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来日本时，原联合舰队的一名参谋询问一个调查团团员说：“你们是怎样搞到山本长官座机情报的？”美海军军官只回答：“靠滴滴打（电波）搞到的。”说完笑了笑，再没说什么，渊田美津雄和奥宫正武合著的《机动部队》一书中说，山本长官阵亡的直接原因，就是肖特兰基地指挥官所发出的有关山本视察的电报。那份电报使用的是低级密码，电文的内容是：“山本长官四月十八日上午八时四分视察肖特兰基地。”（四月十四日夜发报）。  
　　莫里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说，在此之前，一九四二年来到一九四三年初，日军被迫使用潜艇对瓜达尔卡纳尔方面进行物资补给。于是，相继发生了“伊号第三”及“伊号第一”两艘潜艇在海岸附近被击沉的事件。对此，美军连日进行潜水作业，特别是从“伊号第一”潜艇里找到了价值极高的机密文件。  
　　轻而易举地破译了一部分山本长官视察前线基地电报的美海军密码小组，一定马上开始工作，努力从大量侦收电报中寻找与长官行动有关的电报。他们终于拽到了一份。那是四月十三日傍晚发出的。这份由舰队司令部发出的决定命运的长官行动日程表，用的是五位数字的乱数式密码。克洛斯特尔曼在《空战》一书中曾叙述过这一乱数密码：  
　　 “28743　25354　19839　27291　8367……密码专家们埋头在数字群中。隔壁的大厅里，电子工业的专家们完成最初的‘电脑’组装。”  

　　乱数表是从四月一日变更的，所以破译这一密码并不容易。但是，一部分事实已经通过肖特兰基地的电报掌握了，以此为线索，破译小组奋战三天两夜，成功地破译了山本长官从腊包尔到肖特兰的日程。  
　　四月十七日中午之前，这份已破译的电报报告了海军部长诺克斯。从当时日本所处的地位和所具有的能力来观察，可以说，这一切“在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  
　　战后不久，当时的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接见记者时，有人问他：“能够击落山本司令座机，是什么原因呢？”  
　　尼米兹司令并没有因国家机密而拒绝答复，他坦率、认真地回答道：“当时我们可以破译日本方面所有的密码，我们完全掌握了山本司令被击落那天的行动计划。”  
　　另外，尼米兹在一九六○年出版的《大海战》一书中，清楚地肯定了这一件事：  
　　 “……对日本不幸的是，美国通过破译日本的无线电密码，掌握了山本长官乘飞机到布干维尔南部的时间。考虑到山本长官一丝不苟的性格，我们从亨德逊机场派出了一个续航距离长的战斗机中队，在山本座机飞近着陆场时，按计划准确地将它击落了。对日本海军来说，失掉很干练、很泼辣的指挥官山本司令所遭到的一大打击和一次惨败差不多。”  

　　因此，当时日本海军当局确信击落山本长官座机是偶然性的，遗憾的是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这种偶然论只不过是日本单方面的幻想。

１．４　马里亚纳海面海战  


Ｚ旗 [ 注 ] 也无济于事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小泽治三郎中将率领的第一机动舰队的旗舰“大凤号”的桅杆上飘动着太平洋战争中第二次出现的Ｚ旗。  
　　旗号的含意是：帝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各员更加奋战。  
　　甚至天皇也破例地颁发了勅语。十七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把天皇勅语电告了全军：“此次作战，系关乎国家兴隆之重大作战，望作战部队努力奋战，以期获得日本海海战般的辉煌战果。”  
　　于是，九艘航空母舰总动员，舰上排列着四百三十九架舰载机，几乎投入了全部舰艇和飞机，在马里亚纳海域寻找战机，意图一战挽回战局。然而，Ｚ旗枉然舰上飘，天皇期望全落空，最后只落得一败涂地。  
　　这一失败必然导致被称为“绝对防卫圈”要冲的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至此。完全改变了敌我战略态势，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落入敌人手里。不仅如此，它还使日本国民发生了动摇，对于战争的前途感到严重不安，最后连那个自命不凡的东条内阁也不得不辞职。  
　　究竟为什么陷入这样悲惨的境地呢？  
　　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正确地判断敌人的企图。从下面的事例中也可以清楚地窥见一斑：  
　　六月六日，斯普鲁思斯司令指挥的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部队，从马绍尔群岛朱罗岛出发，向西北方向前进。同一天，欧洲战线的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艾森豪威尔总司令宣布开辟第二战场。  
　　我参谋本部得知这一情况后，还自以为是地胡乱猜测，妄评事态对我有利：  
　　 “……太平洋方面的作战暂时有可能转入消极状态。但是，在政治上敌方可能有空袭我本土的企图。”  

　　而且，还悠闲地沉浸在对敌军将领的评论中：  
　　 “麦克阿瑟（盟军西南方面指挥官）敏锐；尼米兹（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多谋善断；哈尔西（美第三舰队司令）精干；马歇尔（美陆军参谋总长）深思熟虑，颇有威望。”（《机密战争日记》六月八日）  

　　六月十一日，战机已经迫近，我侦察机发现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敌机动部队。接着，共计四百六十九架飞机向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袭来。虽然为时稍迟，但联合舰队司令部正确地判断，这很明显是企图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并立即准备发动“阿”号作战（给美军的进攻以迎头痛击的作战）。但大本营始终主观地坚持敌人的进攻目标是帛流群岛方面（即西加罗林群岛）这一妄想，认为敌机的袭击只是单纯的机动，只不过空袭两三天而已并判断敌人没有进攻马里亚纳的企图，因此，不同意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意见。最后，直到十三日，才勉强发布了“阿”号作战预备令。  
　　塞班岛原有三名中将：海军的南云忠一、高木武雄和陆军的斋藤义次。另外，还应该有一名，就是这里的陆军部队最高指挥官，第三十一军司令官小畑英良中将。但不知为什么十五日敌军在塞班岛登陆时，他去雅浦岛（东加罗林群岛）视察，不在岛上。  


缺乏知彼之明  
　　美军在塞班岛登陆的前一天，六月十四日，美第五舰队的布局，和两年前中途岛海战中的日本舰队异常相似。当时，日本舰队向中途岛进攻，作梦也没有想到美航空母舰部队正严阵以待，大难即将临头。进攻塞班岛的部队也为了进行一次急袭而正在进击中。另外，和中途岛海战中的日本舰队一样，斯普鲁恩斯的兵力分散在广阔的海域里。海上预备队和进攻关岛的部队正在马里亚纳东方行动，等待强攻塞班战役的结果。米彻尔率领一半航空母舰部队正向塞班岛西方的掩护点航行，而克拉克指挥的另一半航空母舰部队正在五百英里外的远方北上，准备急袭硫黄岛和父岛。  
　　由此看来，如果抓住敌兵力如此分散的好时机发动攻击，马里亚纳海战的结果则势必与实际大不相同。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曾说：  
　　 “日方如果事先识破美方的企图，在美军到来之前，隐蔽地将其全部航空母舰部队集结起来的话，情况就会和中途岛海战完全一样。这样，趁美第五舰队分散在几个方面的机会，日本的航空母舰部队也许可以在第五舰队的另一半赶来救援之前，攻击塞班岛西方的两队航空母舰群，并且日军也许可以把敌人的两队航空母舰机动群打得落花流水，就象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美军使南云司令的机动部队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一样。  

　　然而，由于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军事形势处于一种相反的状况，所以，前面提到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美军方面对马里亚纳的攻击完全是突然袭击。并且，斯普鲁思斯司令对于日本舰队的所在地点了如指掌（至少六月十五日前是这样）。美潜艇就在日本机动部队的眼皮底下跟踪巡逻，把塔威塔威（菲律宾南端的小岛）停泊地附近和菲律宾海防守得水泄不通，并且在塞班岛周围一带也布置了警戒。早在十三日，‘小银鱼号’潜艇就报告发现小泽部队驶离塔威塔威。另外，沿岸监视部队随时用无线电报告日本主力部队穿越菲律宾群岛的情况。十五日，小泽部队在从圣伯纳迪诺海峡驶入外海时，被守候在那里的潜艇发现，当即向斯普鲁恩斯作了报告。那时，斯普鲁恩斯知道战机已经迫近。”  

　　的确，美国方面在六月十五日前，对日本舰队的动静了如指掌。但十五日后，就完全不同了。美海军情报专家Ｊ．Ｖ·海马克上校严厉地批评说，斯普鲁恩斯连与日本舰队的战斗迫在盾睫都不知道，犯了完全忽视侦察的重大错误，如果双方使用同等的兵力作战的话，美国舰队势必被击败。海马克上校说：  
　　 “拥有十五艘航空母舰的美机动部队，与数量少、乘员训练不足的日本海军相比，处于绝对的优势。在中途岛海战后，日本海军损失了航空部队的骨干力量，其后继人员按美海军的标准来说，都是缺乏训练的。因此，美军稳稳当当地获胜毫不足奇。尽管如此，美国还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双方使用同等兵力的话，美军必定失败。  

　　这个错误就是几乎完全忽视了侦察。潜艇以出色的技术击沉了日本一艘航空母舰，并向斯普鲁恩斯司令做了报告，除此之外，斯普鲁恩斯司令连与日本舰队的战斗迫在眉睫都不知道。  

　　这一点和中途岛海战相差很大。在中途岛海战中，虽然飞机极少，但在离中途岛七百英里的预定战场上，派出了二十二架巡逻机。然而，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只不过从水上飞机母舰派出了五架水上飞机。除此之外，也只是从马里亚纳南方一千海里的阿德米勒尔提群岛派出了十二架作战飞机。如此少的侦察机，难道就可以掌握日本舰队的位置和行动吗？在这一海战期间，日本方面的指挥官却自始至终掌握着美主力部队的位置。”  

　　总之，人似乎有一个共性，就是一旦相信自己的力量（兵力），就会忽视了解敌人（情报）。这一点，日美双方都不例外。  


１．５　对日本战争能力的判断  


过高估计了战争经济力量  
　　美国为了分析判断我国进行战争的能力，设立了以下非常完备的情报机构：  
　　联合情报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机构）  
　　陆军情报处远东科  
　　远东攻击目标科（陆军）  
　　海军情报处远东科  
　　太平洋战略情报处（海军）  
　　陆海军联合情报处  
　　战略情报处  
　　作战分析委员会  
　　经济战争局  
　　外国经济局  
　　敌国石油委员会  
　　远东石油联合委员会  
　　美国情报机构之庞大远不是我国对美情报机构所能比拟的。美国通过这一套组织所得到的情报，其准确性又如何呢？  
　　一般说来，尽管机构完整，但不能否认情报成果的误差还是相当大的。当然，在估量具体项目的产量上，有的还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如下表所示，从美陆军情报处对日本飞机工业的作战飞机的估算方面就可以看出。  
年份  陆军情报处的估计  实际 [ 注 ]  误差（％）  
1941  ４，７１０  ３，１８０  ４８  
1942  ７，３０８  ６，３３５  １５  
1943  １３，７９４  １３，４０６  ３  
1944  ２３，９１８  ２１，０５８  １４  
1945  ８，９８０ [ 注 ]  ７，１２８ [ 注 ]  ９ [ 注 ]  

　　估算表中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的数字，是美国陆军情报处对美国陆海军以及美英其他各国所提供的情报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的。原来，一九四四年春，根据美英两国的军事情报处和经济情报处的协定，对日本航空机生产的估计工作，决定由华盛顿的美陆军情报处负责抓总。因此，在估算时产生这种程度的误差，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过高估计的典型例子，可以举出我国石油的储藏量。许多情报机构推测开战当时我国的储藏量是七干五百万桶到八千万桶，估计这一储备量足以维持两年（实际上即使保守地估计战时需要量，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年半）。后来的数字，如下表所示，也估计得过高。  
时期  实际 [ 注 ]  远东石油联合委员会  敌国石油委员会  
估计  误差（％）  估计  误差（％）  
1941年12月  ４１，６９６  ５７，４０３  ３４  ７５，５３３  ７７  
1944年12月  ６，４３４  １２，２４４  ９０  ３２，０００ [ 注 ]  ３９７  
1945年7月  ２，８３６  ５，７９５  １０５  ２７，８５９ [ 注 ]  ８８２  

　　象这样超过实际四倍到九倍的估算，已经不能称为“情报”了。犯了这种过高估计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这一点，美战略轰炸调查团综合经济效果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撰写的题为《战略轰炸对日本战争经济的效果》的报告附件第一款“美国关于日本经济的情报分析与比较”的第三项做了如下说明：  
　　 “战争期间，我们对日本经济有两种见解。一种见解是，日本经济脆弱，正在走向贫困的顶点，另一种见解是，日本的生产能力很大，储备也充足；到战争末期仍可以有相当多的剩余。由于这两种见解不同，对特殊项目的估计就不同。一般说来，较低的估计是正确的。因为它所依据的是对总体情况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  

　　美国许多情报机构过高估计日本的经济力量，这一错误主要是由于对下述两个因素估计不当造成的：  

　　１．对于日本经济的整个形势判断错误。美国曾判断日本已经做好的各种准备可以进行一场最低限度的战争。很少有人认识到日本的工业在战争一开始就严重缺乏原料。  

　　２．没有充分考虑到日本人在工业和政治上的管理不善给战时经济带来的影响。  

　　战略经济情报这东西，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必须首先对超出常人想象的广泛因素进行综合；必须搜集有关一个国家的全部因素，即不仅包括产业和天然资源，还要包括教育水平，社会组织，人民习惯等。即使还处于初级阶段，也要利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分析。对于某一因素即使不能对它的数量方面做出正确的判断，也是要给予重视的。”  



过高估计了战争经济力量  
　　美国以打倒日本为目标的长期计划工作，早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就开始了。当时正进行对日反攻作战，其开端是进攻瓜这尔卡纳尔岛。一九四三年一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的会谈）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这个问题首次表明了如下见解：  
　　 “最终击败日本，将采取十分类似从欧洲大陆进攻英国本土的有效方法来实现。其手段就是封锁（攻击舰艇和船舶）、轰炸（杀伤其兵力、摧毁防御设施和军火工业并打击其士气）和急袭（从海上实施攻击）。我们一九四三年的目标，是以陆上基地的航空兵力夺取可以用来攻击日本的地域。对日本本土的攻击，乃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种攻击，说不定将是不必要的。”  

　　这个堪称为打倒日本设想的基本理论，着眼于日本这个岛国必须依靠从海外获得必要物资进行战争这一特点。如果切断其生死攸关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就不得不举手投降。  
　　其后，围绕如何才能尽快地并以最小的代价迫使日本投降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所谓陆军理论、海军理论和空军理论。  
　　陆军理论认为，要粉碎日本的抗战决心，进攻日本本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战史证实了这种见解。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领土中心部位、尤其是包括首都在内的地区教侵略军占领之后，才结城下之盟。陆军的这种理论，在塞班岛战役后强调得更厉害了。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很多日本人宁死不降。这种“疯狂的行为”使很多美国军官深信，迫使日本投降的最好捷径就是实际占领日本本土。  
　　海军理论是以封锁的手段迫使日本投降。日本和英国一样，海上交通线非常脆弱，经不起攻击。岛国要进行现代战争，其国内资源贫乏，必然依赖进口，日本不正是为了确保来自南方的重要战略物资，才不惜对美开战吗？但是，如果美国收复菲律宾并给予日本海军和航空兵以沉重打击的话，美军就能够以菲律宾为基地进行作战，切断日本从南方资源地带输入战略物资的运输线，迫使日本陷于不能进行战争的困境。  
　　空军理论是对日本的城市和工业地带进行不间断的轰炸，以此来剥夺其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心和手段，迫使日本不得不投降。虽然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轰炸机可以攻击东京，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战略轰炸的效果，有必要占领距离日本更近的基地。  
　　 —九四四年春，陆军方面阐明了打败日本的基本战略设想。陆军的主张是：单靠封锁和航空攻击未必能够打败日本，只有进攻其本土，才能使日本投降。这个设想立即遭到了陆军直属航空部队的反对，海军对此也加以批评。  
　　同年六月，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综合研究了迫使日本投降的各种方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建议。这个建议是采纳了陆海空三军意见的妥协方案。  
　　同年九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的意见，作为对日作战的总目标，制定了在一九四五年内首先在九州登陆，最后在关东平原登陆的计划。当然，海军方面是不赞成这个计划的，但是，鉴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时需要得到全体人员的一致同意，并考虑到海军力量可以在登陆之前击败日本，因而海军也就勉强同意了。此外，陆军方面相信，要取得对日本战争的最后胜利，苏联的合作是必要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宣告结束。这就迫使美国尽快地决定对日作战的方案。  
　　关于对日作战方案，美国已经反复讨论了几个月，但判断上仍有许多分歧尚未解决。海军和陆军航空部队的首脑部门相信，仅靠海上封锁围困日本和对本土实施不容喘息的大规模空袭，就足以迫使日本投降。然而，陆军方面一般主张应做好进攻日本本土的准备，如有必要，断然实施进攻作战。对这种主张，海军和陆军航空部队的首脑部门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提出挑战。  
　　一九四五年六月初，太平洋战争很明显对盟军绝对有利。当时德国已经投降，盟国用在欧洲战场上的兵力正做转移准备，以便投到太平洋战线上来。马尼拉已于二月收复，美军已开始使用硫黄岛，攻陷冲绳也近在眼前。而且，由于盟军加强以潜艇和飞机实施封锁，几乎切断了从南方资源地带到日本本土之间的联系。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战略轰炸机，正在一个一个地摧毁日本的城市和军需工业。美国舰队几乎把日本舰队击垮，并驱逐出太平洋，美国航空母舰部队的舰载机，甚至飞到日本内海进行活动。日本在军事上已濒临失败的边缘。  
　　六月二十三日拂晓，防守冲绳的陆军部队最高指挥官牛岛满中将，留下一首绝命诗后，剖腹自杀。  
　　在此五天前，即六月十八日，在白宫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下列对日作战计划：  
　　１．从冲绳、硫黄岛、马里亚纳群岛及菲律宾各美军基地继续实施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和海上封锁。  
　　２．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实施九州登陆作战（“奥林匹克作战”）。另外，加强海上封锁和空袭。  
　　３．经关东平原，向日本的工业中心地区进攻。攻击日期大体定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  
　　４．由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司令指挥作战。  
　　这样，打倒日本的计划就最后决定下来了。

估计日本将在德国战败后十八个月投降  
　　那么，盟国方面是怎样预测对日战争的结束时间呢？  
　　不言而喻，这种推测是根据综合判断日本现有的和潜在的战斗力的结果做出的。  
　　美军收复阿留申群岛的基斯卡两天之后，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七日，盟军占领地中海要冲西西里岛，美英首脑举行了第一次魁北克会谈。在取得的一致意见中，有下列一段话：  
　　 “德国失败后，为了迫使日本尽快投降，必须从全面的观点出发决定对日战略。制定这个计划应以德国投降后十二个月内结束作战为目标。”  

　　此后，过了约一年的时间，一九四四年九月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谈时，美英联合参谋总部提出建议，将结束对日作战的日期定为德军投降后十八个月之内。根据情况的需要，随时修订。此外还商定，一旦欧洲的轴心国军队投降，美英除用太平洋方面的现有兵力在苏联协同下作战之外，将把它在欧洲的全部兵力投入粉碎日本的战争。联合参谋总部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批准。  
　　在美英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谈（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的前夕，美国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建议说：“为制定计划，希望将结束对日作战的日期定在德国战败后十八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之后。”  
　　在雅尔塔同苏联方面举行会谈之前，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三日，美英代表在地中海的英军基地马耳他举行了预备会议。美英联合参谋总部为了就两国战略问题预先取得一致意见，于一月三十一日举行了会议。  
　　与欧洲战争相比，对日作战没有什么大问题。双方批准了进攻硫黄岛和冲绳的计划，对进攻日本本土，解放马来亚以及美英海军在太平洋的合作问题进行了预备性讨论，同时研究了战争的长期战略。  
　　制定计划时，预计欧洲战争的结束日期在—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至同年年底之间（德国投降是五月八日），并估计日本投降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十八个月之内，也就是可能坚持到一九四七年。基于这种推测，罗斯福为确保苏联提供对日作战的军事援助和给盟国以政治支持这一双重目的，同斯大林进行了交易。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能向罗斯福提供的最新、最权威的判断。当然，在这种判断中是没有把使用原子弹考虑在内的。  
　　《雅尔塔协定》就是罗斯福和斯大林通过这种交易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以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二至三个月之间参加对日战争为条件，获得丁丰厚的礼物，将库页岛和干岛群岛割让给苏联，将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提供苏联使用，开放大连为自由港，苏联可租借满洲铁路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会谈，没有哪一次象雅尔塔会谈这样成为争论的焦点。人们指责说，在德国和日本全面失败后几年里，给世界带来麻烦的许多病症，大部分应归咎于雅尔塔会谈。提出这种指责的人认为，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谈中，在许多方面都向斯大林屈服了。  
　　战时曾任美国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的陆军少将迪思指出：“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一开始就成了两个观念的俘虏而盲目行事。这两个观念是：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了对日作战而将苏联领土作为基地来使用。”美国著名的军事评论家鲍德温遗憾地表示：“由于这种愿望，加上一九四五年初对日本抵抗力量估计过高，就造成雅尔塔会谈中军事判断的差错，结果签订了无法挽回的政治协定。”  
　　甘瑟指责说：“如果说在雅尔塔会谈中向苏作出让步的责任必须有人来承担的话，那就是向最高统帅部提供悲观的判断资料的情报机构。”我想这种指责应当指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也许正如美国总统随从参谋长勒希将军所说的那样，应该把矛头指向美国陆军首脑，因为正是他们始终主张强行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并坚持要实现苏联的对日参战，终于促使总统下了决心。  
　　但是，美国即使持不需要苏联参战的态度，苏联是否就会退出舞台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恐怕苏联是不会老老实实退缩回去的。  
　　美国的情报工作确实是很出色的，例如，它早在半年前就察觉到德苏之间将要开战。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期的战略情报上却出现了缺陷，尤其是在判断战争末期日本和苏联的情况时更是如此。  
　　关于迫使日本投降的策略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海军和陆军航空部队断定，依靠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轰炸和海上封锁，就可以迫使日本投降。而陆军却坚信迫使一个国家，即使是一个岛国屈服的唯一方法，就是必须依靠强大的陆军。陆军不仅强烈主张进攻日本本土，而且认为需要苏联援助才能达到此目的。  
　　罗斯福拒绝了海军的意见，采纳了陆军的方案，一心希望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同意把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给斯大林。这种失败，归根结蒂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情况判断不充分，是由于罗斯福错误地评价了斯大林，它导致日苏间在领土问题上至今还留有一条尾巴。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问题。  
　　斯大林乘战争即将结束的混乱局面，向社鲁门提出要求：“日本陆军向苏军投降的地区，应该增加北海道的北半部，即自东岸的钏路至西岸的留萌一线以北地区。”  
　　但是，在波茨坦会谈（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日）中，杜鲁门看到苏联并无谋求和平的诚意，便以日本本土应全部由麦克阿瑟受降为理由，拒绝了苏军占领北海道的要求。  
　　如果当时杜鲁门判断错误以致北海道北半部被苏军占领，今天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仔细看一下被分割的德国和朝鲜的现状，那确实是不难想象的。  


第二节　日本海军的情报战  


２．１　对美情报组织  


为轻视情报工作而苦恼  
　　在日本海军中，情报这项工作一般说来往往被看成“不显眼的差事”——一种“默默无闻的工作”。尽管如此，好象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直截了当地说“情报不必要”。“情报很重要”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但是，真正从内心深处充分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积极协助情报部门，对情报工作的成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不惜为加强情报部门的力量作出努力，这种人却是屈指可数的。如果说有这种人的话，那仅仅限于颇有远见的有识之士，或者对于情报工作的价值有切身体会的人，否则，就是立志献身于情报工作的人。  
　　在健全情报机构，提高情报工作效率等问题上，一涉及到人员和经费问题，大都会立即碰壁。岂止如此，有时因加强其他部门而产生的不良影响，也难免不波及到情报部。就连分配办公室一类问题，情报部也往往遭到冷遇。  
　　那是一九四四年初的事情。当时，为了完成情报部的使命，机构的充实健全，巳成燃眉之急。但是，勉强能容下和平时期定员的东京霞关房舍巳不敷使用，情报部只得搬到神奈川县日吉的庆应义塾大学教养部（相当于大学预科）的校舍。从霞关到日吉，乘汽车需一个小时左右。因此，对于情报部迁到日吉一事，我曾估计我的作战部的同事们总会说一句这类同情的话：“搬到日吉太远啦，不方便呀！”但是，我对他们的这点期望也完全落空了，当时，我深切地感到：“对于作战部来说，情报部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难道这是我的偏见吗？  
　　作战部队的司令部虽然配有情报参谋，但那只是徒有其名，实际上是由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的通信参谋兼任。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虽给联合舰队司令部配备了一名专职情报参谋，那也只是一个唯一的例外，可见处境是多么可怜。  
　　一九四二年九月，笔者从美国乘交换船回国，继续在军令部第五课从事对美情报工作，那时战争已开始了十个月，美国已经在太平洋东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迈出了对日反攻的第一步。当时的军令部第三部（情报部）的机构如下表所示，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我海军轻视情报工作的倾向。  
军令部第三部机构（定员与实有人员比较）  
课别  直属  第五课  第六课  第七课  第八课  
定员  实有  定员  实有  定员  实有  定员  实有  定员  实有  
课长（大佐或中佐）  －  －  1  1  1  1  1  1  1  1  
课员  中佐或少佐  １  ２ [ 注 ]  ３  ３  ３  ２  ４  ２  ３  ２  
少佐或大尉  ２ [ 注 ]  １  １  －  －  －  －  －  １  －  
出仕  ３ [ 注 ]  －  １  －  １  －  １  １  ２ [ 注 ]  １  

　　我们的机构就是这样简陋，并且保持着平时的特色。不，平时定员都不足，特别是连负责主要敌人美国方面的第五课课员“也比平时定员少一名”。别说战前的情报搜集、评价和判断，就是对我国有利的初战时期以及接着而来的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与“盟军”反攻关系密切的所罗门海战、围绕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的保卫战等各个时期，情报部都是以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班底应付过来的。至少在情报部机构问题上，丝毫也看不出对这场以强敌美国为对手，举国一致的大战有什么积极的举措。  
　　不过，由于所担任的对象国不同，情报部各课工作量也不同，因而情报对于战争乃至作战的贡献大小自然也就不同。然而，不用说开战以前，即使在开战以后，第五课的班底也只不过较其他课“略胜一筹”罢了。可以说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是极端平均主义的典型。  
　　这种不合理，随着战局的进展，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而且逐渐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增加了向海外的派兵，扩大了作战地区。也就是说，第五课的对美情报工作的对象，不仅包括它原来负责的南北美大陆，还包括了本来属于其他课主管的一部分地区。  
　　这样，对第五课重点进行人员配备的必要性一天天增大。但是，扩充该课机构，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连补充一名缺额课员，最终也未能实现。  


充实机构，失之过迟  
　　因此，打消了以正规军官来补充课员的念头，采取了人事当局阻力较小的方针：以大学毕业服现役两年的军需军官来充实班底。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配备了三名军需大尉，两名是东京大学毕业，一名是庆应义塾大学毕业。这三名预备军官分别协助主管课员调查美国舰船，地面部队和有关飞机的情况。起初，人们有些担心，但是他们的军事情报工作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果。由于增补预备役军官并不太困难，此后就专以预备役军官来迅速充实对美情报课。  
　　就这样，第二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配备了三名，第三次（一九四四年初）配备了九名，总共得到十五名预备役军官，对美情报工作的基本人员初步得到了补充。  
　　此后，为把工作做得完善，又继续扩充了机构。即：第四次（一九四四年春）增补了三名，第五次（一九四四年七月）又增补了十二名预备役军官。  
　　我们老早就抱有的充实对美情报机构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与此同时，军官以外的必要人员也得到大量补充。  
　　一九四四年七月对美情报课机构如下表所示，有军官三十四名（课长一名、课员三名、预备役军官三十名），军官以外人员二十名，合计五十四名。与开战时约十名相比，有了惊人的增加。但在太平洋中部要冲塞班岛失陷（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后，才大体上看到认真加强情报工作的前景，应该说已失之过迟了。  
　　　　对美情报课（军令部第五课）的机构（1944年7月）  
　　　　课长（大佐）  
　　　　　课员甲（中佐）  
　　　　　　Ａ、Ｂ　　　　　　　　　（舰船的建造、兵力、装备、性能）  
　　　　　　Ｃ（ａ、ｂ、ｃ、ｄ、ｅ）（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的兵力、编制、装备、部署）  
　　　　　　Ｄ　　　　　　　　　　　（政治、外交）  
　　　　　　Ｅ　　　　　　　　　　　（财政、经济）  
　　　　　课员乙（少佐）  
　　　　　　Ｆ、Ｇ、Ｈ　　　　　　　（乘员教育及训练、飞机生产和性能、航空部队兵力与编制）  
　　　　　　I　　　　　　　　　　　（基地、空战）  
　　　　　　J（ｆ、ｇ、ｈ）　　　　（对日正面空中动态）  
　　　　　　Ｋ（ｉ、ｊ、ｋ）　　　　（欧洲方面空中动态）  
　　　　　　Ｌ（ｌ）　　　　　　　　（作战电报的整理）  
　　　　　课员丙（少佐）  
　　　　　　Ｍ（ｍ）　　　　　　　　（水面舰船的动态）  
　　　　　　Ｎ（ｎ）　　　　　　　　（潜艇的动态）  
　　　　　　Ｏ（ｏ）　　　　　　　　（商船队的动态）  
　　　　（备考）  
　　１．本表表示组成机构主体的军官和预备役军官的人员配备和分工；  
　　２．Ａ、Ｂ……Ｏ表示直接协助课员的预备役军官。ａ、ｂ……ｏ表示直接协助这些预备役军官的预备役军官。  
　　因此，我们对美情报课所花费的心血和取得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不外乎是一种在限定时间内“从无到有”，借以同占压倒优势的美国战争力量进行殊死斗争的产物。如果日本海军不是轻视情报，而是至少和其他国家一样，在促进对美战备的同时，加强对美情报战备，那么，可能会对战争、作战的指挥与实施等作出更大的贡献。  
　　被视为国防上绝对不可少的塞班岛失陷之后，炮瞄雷达好容易才作为日本海军的武器装备露面。情报怎么能与炮瞄雷达同日而语呢？！炮瞄雷达是“全军渴望之的”，而情报又怎样呢？它远在炮瞄雷达出现之前，就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正是情报工作如实地暴露出了日本人的缺陷！  
　　战争结束那年，一九四五年六月初，为准备本土决战，对美情报课又配备了五十九名预备军官。这样，它就成了一个拥有一百一十三人的“大户头”。其细目如下：  
军官（９３人）  正规军官  少将  １  
大佐  １  
中佐  ２  
合计  ４  
预备役军官  大尉  ３  
军需大尉  １１  
中尉  ３２  
少尉  ４１  
（军官）候补生  ２  
合计  ８９  
军官以外人员  ２０  

　　就这样，七月下旬，约一半受过速成教育的人，加上一直从事对美情报工作的预备役军官共四十八人，作为情报部本土决战部署的前锋，进入了战斗岗位。  
　　我们效法日本武尊 [ 注 ] 的典故，把它称为“丛云队” [ 注 ] 。四十八名预备军官分为十一个班，分别配备到镇守府、警备府以及舰队的主要司令部。每三至六人组成一个班，由基本上熟悉情报工作的大尉或中尉担任班长。  
　　这些预备军官，在各该司令部情报参谋领导下，从事对美情报工作，并与东京情报部保持密切联系，在敌人对我本土登陆成功时，他们将成为情报和谍报活动的基本成员。  
丛云队编制  
派遣单位  班的人数  班长  班员  
大尉  军需大尉  中尉  少尉  
横须贺镇守府  ５  中尉  －  －  ３  ２  
吴镇守府  ５  军需大尉  －  １  ２  ２  
佐世保镇守府  ５  军需大尉  －  １  ２  ２  
舞鹤镇守府  ６  军需大尉  －  １  ２  ３  
镇海警备府  ４  大尉  １  －  １  ２  
大阪警备府  ３  中尉  －  －  １  ２  
大凑警备府  ３  中尉  －  －  ２  １  
海军总队  ５  大尉  １  －  ２  ２  
第三航空队  ４  中尉  －  －  １  ３  
第五航空队  ４  大尉  １  －  １  ２  
第十一航空队  ４  中尉  －  －  ２  ２  
合计  ４８  －  ３  ３  １９  ２３  



预备役军官的功绩  
　　要充分取得情报工作预期的成果，不消说，应该使组织和它相适应。为此，拥有进行工作所必需的成员和数额，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虽然决定以预备役军官补充对美情报课课员的缺额，但是，起初是很不放心的。  
　　这种不放心，不外乎是因为这些预备役军官缺乏有关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由于我们的工作对象大部分与作战有关，有些人就以为指望受过“不同专业”教育的预备役军官，象指望海军正规学校毕业的人那样是根本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认为，预备役军官的这种缺陷可以在经验丰富的课员的适当指导下得到弥补。而且，这些从大学和专业学校毕业的预备役军官，具有优良的素质，经过训练和努力，一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成为有用的情报工作人员。特别是尽量缩小他们所承担的工作范围，就能够缩短培训所需要的时间。  
　　但是，战局的发展不允许为补充一名课员而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也无暇为预备役军官担忧，对他们说长道短。如何迅速扩充和加强对美情报机构，这才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的确，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做起来倒比想象的容易”。最初配备的三名服役两年的军需军官完全证明了我们的忧虑和担心纯粹是杞人之忧。以后，由于增补了预备役军官，班底越来越强，组织也逐渐健全起来。这样，工作有了细致的分工，缩小了各自承担的工作范围，就能够采用情报工作历来所采用的合理的推理方法，对事物进行深入钻研和充分探讨，然后进行综合判断。  
　　这些预备役军官全力以赴地积极从事这项不熟悉的“默默无闻”的平凡工作。他们把青年人的朝气和爱国的热情凝聚到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上。笔者对他们这种倾注全身精力的认真态度，不禁肃然起敬，并从中汲取教益。他们坚持不懈地拚命努力工作，在遍及全世界的美军作战地区中，他们唯恐漏掉一艘舰艇、一架飞机的动向和活动。当时有人说，连我们房间外的走廊里都有一种异常的气氛。这大概是预备役军官们的气魄中散发出来一种“妖气”的缘故吧。  
　　一下班，大家就一块去吃晚饭。饭后集合全体人员作“战前指示”——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课员做必要的指示，并对下一步工作的方法进行指导。工作仍然继续着。晚九点钟左右，大家都分享夜宵，一边大口地吃着，一边总结当天的工作。常常到十点钟才能回家。这时，预备役军官坐在摇摇晃晃的电车里闭目深思，脑海里翻腾着今天一天的工作情况和明天的工作准备。  
　　这样呕心沥血的努力是不会得不到报答的。他们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了。他们心血的结晶成为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确切地判断敌军作战企图，正确判断战果、推测美军兵力部署以及其他方面，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如上所述，这四十八名预备役军官作为本土决战的前锋就任后不到半个月，战争就结束了。因而，他们没有机会充分显示出真正的本领究竟如何。但是，横须贺镇守府的“夜光虫事件”意外地证明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已经大体上具备了“情报眼力”。  
　　 “夜光虫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以西中尉为班长的五名预备役军官被派到横须贺镇守府，七月二十八日到司令部上任。西是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的预备役军官，在此之前—年零九个月，在军令部第五课学习对美情报业务。  
　　从西中尉他们上任的第二天，二十九日午夜到三十日拂晓，美国舰队对千叶县的野岛崎和滨松市附近进行了舰炮轰击。接着，三十日白天，美机动部队的航空母舰舰载机又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关东地区约八百二十架次，东海地区约三百架次，近畿地区约三百六十架次，共计一千四百八十架次。  
　　原来，敌人实施登陆作战时，向来是以飞机和舰船实施彻底的预先攻击。由此看来，最近敌人的行动确实是非同小可的。所以，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部中似乎谁都有一种可怕的预感。  
　　恰巧，第二天八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从伊豆大岛的观通站发来一份急电：“敌运输船约一百艘正向相模湾逼进。”于是，镇守府司令部作战室顿时紧张起来，立即根据预定方案进行部署。  
　　就在这时，西中尉以充满自信的表情肯定地说：“我认为这份报告是一种误报。”  
　　参谋们的眼里，西中尉不过是个无名小辈而巳。没有一个人想听他的意见，特别是西刚刚上任，人们毫不了解他的为人和他的见识。所以，更不相信他了。  
　　过了一会儿，从千叶县的布良观通站发来了同样的急电：“敌大量运输船正北上东京湾。”  
　　这份报告进一步清楚地证实了方才来自伊豆大岛的急电。参谋们判断，情况巳毫无疑问，再也不许犹豫了。但是，西中尉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些都是搞错了情况而造成的虚报”，并解释说：“从美军登陆作战的惯用战法判断，我认为，迄今敌人对日本本土的攻击尚属战略准备阶段，还不是登陆前的战术阶段。也就是说，敌人还没有对登陆地点附近实施彻底的预先攻击，以便把登陆部队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另外，如果敌人发动对日本本土的登陆作战，那么，敌人直接保护并支援运输船队的强大的舰队，必然在日本本土附近进行活动。但是，敌机动部队现正在冲绳方面，因此，看来距离本土作战至少还需要两周时间。不管是从敌人预先攻击的情况来看，还是从敌机动部队的行动来判断，敌人是决不会在现在企图对我本土进行登陆作战的。”  
　　这个解释有条有理。西中尉在老前辈的参谋们——在对美情报工作这一点上谁是前辈姑且不论，至少在军衔序列上是如此——的面前，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发表了在对美情报课学到的美军登陆怍战的惯用战法和敌人的现实动向中得出的判断。但是，自从最近敌人对本土空袭以来，参谋们总是疑神疑鬼地担心敌人要来，哪里还有闲心听西的这番话！他们轻率地否定了西的意见：“象你这样的人，还懂得什么敌人的企图和行动！”  
　　但是，西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最后补充说，“如果我判断错了，愿剖腹请罪。”  
　　对于西的这种肺腑之言，他们也只是岔过去说：“你以为剖腹就算完事了吗？”  
　　结果，横须贺镇守府完全忘记了前一年九月由于把湾口的涟漪误认为是前来袭击的敌登陆舟艇而大出洋相的“达沃事件”的教训，简直象被富士川的水鸟吓破了胆的平维盛 [ 注 ] 一样，终于下达了决战部署的命令。  
　　过了一会儿，收到了一份伊豆大岛观通站的更正电报：“方才报告的运输船为夜光虫之误。”司令部十分狼狈，只好找个借口通知说：“下达决战部署的命令，为的是进行训练。”然而，那种尴尬的表情是掩饰不住的。

２．２　情报作业的要领  


作业的指导方针  
　　我们对美情报作业的要领，一言以蔽之，不外乎应用“潮汐测算机”和“天文导航法”的原理。就是说，排除那种“主观臆断”和“随意瞎猜”，把自己置于冷静的第三者的立场上，合理地竭尽全力弄清道理，始终运用这种重理智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的指导方针。并且，努力提高情报技术，争取把工作成果的误差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  
　　潮汐测算机是一种预报潮汐——涨潮、退潮的时刻，海面的高度以及推算过去潮汐的机器。给构成潮汐的各种因素以所需的数据，通过积分方式推算出想要知道的潮汐。假设我们想知道Ａ这个东西，首先就要分析主观上认为构成Ａ的各种因素，然后对各个因素分别给予不同的数据，对数据进行综合，最后求出Ａ的答案。  
　　但是，主观上认为构成Ａ的因素有时不全面，有时又加进了多余的因素。而且，给予各种因素的数据未必都是正确的。其结果，综合得到的答案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如果能够评价这种答案正确与否和误差的程度的话，就要查明产生这种误差的原因——构成的因素和提供给因素的数据一一加以修正。这样反复几次，误差就逐渐缩小了。这与利用天文导航法测量舰位的要领相似。就是说，根据太阳和星体求舰船的位置时，天文测量次数越多，位置也就越准确。  


情报资料  
　　我们可以搞到的情报资料的种类和内容大体如下：  
　　１．作战部队的报告  
　　主要是关于作战方面的报告，多数是电报，也有书面和口头报告。但是，随着战局的进展，我方的技术能力逐渐下降，所以，有些报告的内容要有分析地、打折扣地去理解。我们收到的报告一般总是过高估计给敌人造成的损失。误认舰种自不必说，还有误认鲸鱼为潜艇等由疑心生暗鬼的战场心理所造成的无中生有的情况。诸如此类，屡见不鲜。  
　　例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达沃（位于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的观通站，把湾口的涟漪贸然判断为登陆舟艇，而且以讹传讹，添枝加叶，最后竟变成了“涂有迷彩的敌水陆两栖坦克正向达沃第二机场逼进”这样一份毫无根据的报告，致使我当地整个部队陷于一片混乱。再如前已提到的，战争即将结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观通站把夜光虫闪闪发光的海面误认为是敌运输船队，横须贺镇守府为这个报告所迷惑，也闹出了一场命令部队进入决战部署的丑剧。  
　　此外，高雄警备府把前来袭击台湾的美航空母舰的舰载人员泄露的关于美航空母舰部队的编制和舰名等情报通报全军，其中一艘舰名叫“谢布尔号”。这是被俘虏巧妙欺骗的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原来这艘“谢布尔号”是密执安湖（美国五大湖之一）上的外轮改装的练习航空母舰，它并不能沿圣劳伦斯河而下，直到外海航行。  
　　海军部队的报告是极其重要的资料，但对其内容必须慎重研究再加以取舍。  
　　２．通信情报  
　　军令部特务班的通信情报是非常有用的资料。然而，这是未经加工的原始情报资料，只不过是份资料而巳。因此，有必要参照其他资料给以评价。如果不这样做，只是囫囵吞枣地运用通信情报，那是十分危险的。也有这样的例子：作战部被通信情报所迷惑，过于迷信，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挫折”。  
　　３．美国方面的广播  
　　美国的广播电台就国内的生产情况和作战问题提供了许多相当有用的情报。我们通过军令部情报部直属的“K班”等单位，侦听并利用了这些广播。不消说，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对方的宣传加以甄别。  
　　４．驻外海军武官的报告  
　　主要是我驻阿根廷、西班牙，瑞士，瑞典和德国的海军武官的报告。  
　　在瑞典，可以搞到美国的《新闻周刊》等杂志，让经由西伯利亚铁路的信使送到东京。  
　　５．报纸杂志  
　　经过中立国搞到的美国报纸和杂志，消息虽已过时，但对情报工作颇有价值，并且，大有利于搜集舰型等照片。  
　　６．同盟通信社  
　　充分利用同盟通信社（现在的共同社）搞到的外电，尤其是作为了解美国国内形势的资料十分有用。但是，其中有误译——特别是军事术语——所以我们决定利用侦听到的英文原稿。  
　　７．俘虏  
　　战时情报资料的来源是极为有限的，而俘虏提供的资料大大弥补了这一缺陷。  
　　８．缴获的文件  
　　其准确程度，除特殊情况外，几乎达到百分之百，这种资料对情报工作最有价值。我们缴获到的，主要是飞机机组人员携带的文件。美军的冲绳登陆作战计划（约二百页左右的绝密文件），对我本土决战的准备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缴获的文件多是用惯用语记述，在这些文件中有“瓦斯”（gas）这一术语，我海军中有一部分人曾认为“敌人在准备使用瓦斯（化学武器）”而惊慌失措。经情报部解释：在美国，习惯上把汽油叫做“gas”，把汽车加油站叫做“gas　station”，这才算解除了这场虚惊。  
　　９．德国方面的情报  
　　关于欧洲方面的情报另当别论，有关美国的资料，有不少是不能原封不动予以接受的。尤其是德国对美国作战力量的判断，与我们相比，有估计过低的偏向。但是，以一九四四年六月盟军登陆诺曼底为转机，德军对美军的估计突然高起来。笔者当时曾感到：“德国的命运注定了。”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不走运的人往往把对方力量看得比实际强大。  


作业的四个阶段  
　　我们是按照如下要领从事对美情报作业的：  
　　第一阶段作业（情报资料的搜集阶段）  
　　尽管我们为获得有价值的资料付出了努力，但是由于情报机构简陋，加之我海军普遍对情报工作不够关心，因而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苦劳甚多而成效甚少。  
　　可以搞到的情报资料的种类和内容如前所述。  
　　第二阶段作业（评价阶段）  
　　对所获得的资料的价值进行判断。通过对巳获得的资料进行细心的分析、整理和积累，就可得出评价的“尺度”。而且，通过反复进行这一作业，就会自然而然地练出所谓“情报眼力”。靠这种“尺度”和“情报眼力”，便可准确无误地选择、鉴别鱼龙混杂的资料，并做出恰当的评价。  
　　资料的评价判断，原则上由主管部员进行，但是，预备军官大致锻炼两年就可以相当可靠地胜任这项作业。  
　　经过评价的情报资料，详细地分门别类地积累起来，这项机械性作业，由专职的预备军官负责。  
　　第三阶段作业（提炼阶段）  
　　把从积累的资料中获得的成果同敌人现实的动向相对照，以便检验工作成果的精确程度。修正作业成果，使之与实际敌情一致，同时查明产生误差的原因，努力培养更敏锐的“情报眼力”。这样反复检查，情报作业的熟练程度就可以提高，作业误差便随之逐渐减少，情报越来越接近真实。  
　　第四阶段作业（判断阶段）  
　　综合第三阶段作业中取得的各种因素的成果，就能做出所需事项的判断。不消说，第三阶段作业如何，决定判断的精确程度。  
　　将第四阶段作业成果同敌人作战的现实情况对照，加以检验，查明误差的原因，使之接近于真实情况，这一要领同第三阶段的作业要领相同。  
　　这里举我们进行情报作业的几个具体事例来说明一下判断美国对日作战的堪用舰船的要领和判断敌作战企图的要领。  


推算对日作战堪用舰船的要领  
　　１．造舰状况  
　　第一阶段作业，关于造舰计划和造舰能力的调查。  
　　第二阶段作业，桌上造舰（绘制图表）。  
　　第三阶段作业，对工作成果的检查和修正。  
　　关于以上细节，将在“美国正式对日反攻时期的判断”一节中详述。  
　　２．战果  
　　始终进行客观的、合理的、冷静的判断。其细节将在“战果的判断”一节中详述。  
　　３．修理  
　　调查因受伤修理而一时解除了作战任务的舰船。  
　　修理分为定期维修和损伤修理：  
　　（１）定期维修  
　　分为舰底涂新和特定修理。平时，前者大致一年一次，后者大体上四年一次。但在战时，前者时间稍延长一些，与小修同时进行。特定修理，除特别必要的情况外，一般不进行。  
　　（２）损伤修理  
　　损伤修理所需要的时间推测如下:  
　　重伤　约三个月。  
　　轻伤（相当于命中一发鱼雷）　约一个月。  
　　修理的地点（太平洋方面）推测如下：  
　　　　普季特湾（西雅图附近）主要修理航空母舰和战列舰。  
　　　　旧金山地区  
　　　　亨塔斯角　　　　　　　主要修理航空母舰和战列舰。  
　　　　玛尔岛　　　　　　　　修理中、小型舰船。  
　　　　贝思利赫姆造船厂　　　修理中，小型舰船。  
　　　　圣彼得罗，圣迭戈　　　修理中，小型舰船。  
　　此外，在前进根据地或基地进行抢修乃至轻微的修理，其地点推测如下:  
　　　　珍珠港  
　　　　圣埃斯皮里图岛（新赫布里底群岛）  
　　　　马努斯岛（新几内亚北方阿德米勒尔提群岛）  
　　　　乌利希群岛（西加罗林群岛）  
　　　　关岛  
　　（３）不能参战的时间  
　　推测修理和往返所需要的时间，判断不能参加作战的时间。  
　　（４）情报资料  
　　综合下列资料，推测不能参加作战的舰名（或舰种）、损伤程度、修理地点和不能参战的时间。  
　　 ①俘虏的情报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②敌方的报道  
　　这是比较准确的，特别是关于航空母舰及战列舰，在返回前线后，有时做相当详细的报道，但报道的时间多在受伤很久之后。  
　　 ③我方部队的报告  
　　开战以后，往往过分夸大敌方所受的损失，所以只能作参考。  
　　４．对日作战以外的兵力  
　　（１）担当欧洲方面作战的兵力  
　　主要是根据德国的情报和敌方的报道来推测。  
　　（２）教育训练及本国沿岸警备兵力  
　　主要根据俘虏的情报。  
　　（３）向盟国提供的贷款  
　　这是根据武器借贷法向盟国提供的贷款，主要来自敌方的报道。  
　　在一定的时期，综合考察以上情况来判断担当对日作战的舰船。  


判断敌人作战企图的要领  
　　根据上述工作要领判断正担当对日作战并且今后可能使用的美国海军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和航空部队），陆军兵力（包括航空部队）以 及商船队。我们就是以这些兵力为基础，判断敌人的作战企图的。  
　　我们单位有一百六十平方米左右的资料室，里面挂着判断敌人作战企图资料的统计图表。这些图表的制作方法和以此判断敌人企图的要领 ，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运筹学。现在正利用电子计算机，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类设备，所以就需要很多人力来代替机器工作。简单 地说，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以统计为主体来判断敌人的作战企图。  
　　我们制作了《敌人作战习性》这样一把“尺子”作为这种情报作业的助手——“半成品”。资料室的统计图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尺 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用这些来“衡量”敌人最近的动向意图，并且，与其他必要的尺度对照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敌人下次作战的时间和地 点等。  
　　１．现在正在行动中的敌部队动向；　  
　　２．现在敌人对我要冲的侦察，攻击  
　　３．盟国首脑会议与下次作战的关系；  
　　４．军事会议与下次作战的关系；  
　　５．敌潜艇的部署，特别是看来没有承担对我海上交通线实施破坏作战任务的潜艇动态；  
　　６．从美国本土开往夏威夷和前线的补给部队（主要是商船）的动向；  
　　７．自美国西诲岸（主要是旧金山地区）飞向夏威夷方面的飞机的动向（主要是空运情况）；  
　　８．作战部队指挥官的性格；  
　　９．纪念日（包括日美双方）与作战的关系；  
　　１０．天候（台风及不连续线等）与作战的关系。  
　　试举—例，敌人对我要地进行登陆作战时，经常采用极其合理的正面攻击的战法。即：利用飞机进行侦察（地形、防守状况等），接着进 行旨在削弱守备兵力的攻击（主要利用飞机），这些成果得到肯定后，以大大超过我方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实施进攻。因此，我们也用合理的方 法判断敌人的企图。作为判断的一种尺度，我们制成了一种“纸样”（类似袜子的样子），在座标纸的横轴上标出日期，在纵轴上标出敌机空 袭的架数，绘图后，把各点联接起来。这种纸样如同“马金岛型”、“塔拉瓦型”、“塞班岛型”等，可以从过去的登陆作战的实践中找到许 多种类。  
　　从这种纸样中，选出同现在敌机空袭的情况最相类似的一种，进行对照，从而便可在十天乃至两个星期前推测出敌人的登陆时间。不消说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参照其它一切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综合判断。  


２．３　情报作业的成果  
　　为了把对美情报工作成果的误差设法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我们积极认真地搜集有价值的情报资料，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充实并 扩大机构。但是，到底取得了多大成果呢？  
　　东京不仅离美国很远，离太平洋战场也非常遥远，加之在战时的恶劣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忍受非常有限的情报资料和非常简陋的情报机构 所带来的困难。所以，在东京的办公桌上，指望获得优异的成绩，这本身就是不切合实际的奢望。但是，战后从查证各种资料结果来看，可以 认为大体上取得了预期的成绩——误差在百分之二十以内。  
　　现在，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检查一下我们的作业成绩。  


判断美国正式对日反攻的时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联红军转入攻势，鲍鲁斯元帅指挥的德第六军团，经受不住苏联红军的猛烈进攻，于第二年二月二日，向希特勒总统呈送了最后一份报告：“……我们已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德国万岁……”终于向苏军投降了。  
　　这样，德苏两军在伏尔加河畔进行殊死搏斗的斯大林格勒攻防战的胜败，就成为德苏战争，以至欧洲战争的转折点。  
　　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是在此之前八个月的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途岛海战。  
　　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在回忆中途岛海战时说：  
　　 “美国这一辉煌的胜利，不仅对美国，对所有同盟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海战的结果，完全扭转了日本在太平洋的统治地位。……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和人民之优秀，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当时，笔者还在美国，初次得知中途岛海战的消息是此次战役后不久的六月十一日。我们在美国度过了约半年的拘留生活，这一天得到解放，搭上了停泊在纽约港的交换船“格里普斯霍尔姆号”（美海事委员会包租的瑞典船），返归亲爱的祖国。  
　　登上甲板，笔者深切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奉命担任交换船警戒任务的沿岸警备队的水兵们把任务丢到一边，看着手里的报纸，谈笑风生。笔者偷偷看了一眼报纸，上面登载的照片很象我所熟悉的日本航空母舰。我立刻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顿生一计，买通了船上一个长着北欧人所特有的金发的女服务员，搞到了报纸。  
　　报纸上报道了中途岛海战的详情，刊登了熊熊燃烧的我航空母舰等大幅照片。无论怎样以偏袒的眼光来看，日本舰队的失败似乎已是不可掩盖的事实。这下可糟了！想到战争的前途，回国的喜悦便烟消云散了。不，不能袖手旁观。真想早一天，早一刻赶回去，解救祖国的危亡啊！  
　　我一路上埋怨船速太慢，到八月二十日终于结束了横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三大海洋，长达三万公里的旅程，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但是，笔者想在第一线部队战斗的愿望完全落空了，被分配到东京的军令部继续从事对美情报工作。  
　　八月七日，作为对日反攻的第一步，美军已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此后，直到第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我军放弃该岛，在这半年中，围绕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攻防战和削弱太平洋东南部要冲腊包尔岛的作战能力，双方在海陆空反复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但是，从太平洋战争的全局来看，美军的这种反攻路线只不过是次要的。自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以来，美海军传统的对日主要反攻路线是横越太平洋中部实施进攻。对作出以上判断的笔者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美军发起这次主攻的时间。  
　　决定这一时间的最大因素，将是能够担当太平洋作战的美航空母舰部队的兵力。美军从太平洋中部进攻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肯定是：削弱我陆上基地的航空兵力，保有比我方强大的航空母舰，以备舰队决战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准确掌握美航空母舰的建造状况，是判断美军发起主攻时间的关键。  
　　美国的航空母舰虽然在日本攻击珍珠港时幸免遇难，但轻型航空母舰“兰利号”在一九四二年八月，正规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在珊瑚诲海战（一九四二年五月），“约克城号”在中途岛海战，“黄蜂号”和“大黄蜂号”在南太平洋海战（一九四二年十月）先后被我击沉。剩下的只不过是两艘“老太婆’式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了。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岛海战时，采取航空母舰第一主义——重视航空母舰胜过战列舰，停止了在一九四○年夏季的两洋舰队计划中预定的五艘“蒙塔那”型超大型战列舰的建造工作。随后，同年八月，大幅度增加“爱塞克斯”型航空母舰的建造艘数，同时，竭尽全力加速建造工程。  
　　我们根据如下要领，判断美航空母舰的建造状况（判断其他舰种也是如此）：  
　　一、第一阶段作业：关于造舰计划和造舰能力的调查。  
　　（1）造舰计划  
　　根据美方的报道  
　　（2）造舰能力  
　　以开战前的详细调查为基础，根据以后得到的情报加以修正，判断下列各项所需要的时间：  
　　１．从动工到下水  
　　２．从下水到就役  
　　３．从就役到正式试航结束  
　　４．从正式试航结束到参加作战前的准备时间  
　　５．从建造地启航到抵达珍珠港  
　　６．在珍珠港准备参加作战的时间  
　　７．从珍珠港启航到抵达作战海域  
　　二、第二阶段作业：桌上的造舰（绘制图表）  
　　根据建造计划，在纸上标记的可以建造航空母舰的造船厂各个船台上安装龙骨，按照第一阶段工作中得到的造舰所需要的时间，依次进入下一步作业，推测能够参加对日作战的航空母舰。  
　　三、第三阶段作业：检查和修正作业的成果  
　　对照下列各项，检查前段作业的结果，修正其基础要素的误差。每当获得新资料时，都这样反复进行一次，作业的误差也就随之逐渐减小。  
　　（1）敌方报道  
　　主要舰船的就役，多数是公开发表的（小型舰艇每隔一段时间综合报道—次）。  
　　（2）俘虏的情报  
　　可得到很多重要资料，在造新舰时，有不少是能够核对第二阶段作业的各项目的时间的。  
　　通过以上作业，我们对美航空母舰的建造状况作出了推断，如本书末附表四所示。  
　　结果，我们对美国航空母舰建造速度的估算是这样的：对正规航空母舰的估算比实际平均迟了一点七个月，对巡洋航空母舰的估算比实际平均迟了二点四个月。当然，一艘也没有漏掉。  
　　我们判断，美海军为了从太平洋中部发起主攻，至少需要六艘正规航空母舰（如有可能，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巡洋航空母舰），因而，我们力求了解造舰所需要的时间。  
　　考虑到从就役到抵达作战海域的时间，我们判断：到一九四三年底，能够用于作战的，除了已在太平洋的两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之外，还有四艘新造的正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二型、“列克星顿号”二型、“爱塞克斯号”和“邦克山号”）共计六艘，另外还有六艘新造的巡洋航空母舰（“独立号”、“普林斯顿号”、“贝洛伍德号”、“柯朋斯号”，“蒙特瑞号”和“卡波特号”），将以这些航空母舰编成三个任务群（每一任务群由两艘正规航空母舰和两艘巡洋航空母舰组成）。  
　　也就是说，一九四三年夏季我们判断，到同年年底美军将有可能开始从太平洋中部发起主攻。  
　　大本营作战部也为判断敌人的主要攻势将指向哪个方面而在伤脑筋。当时的作战部员源田实，在其所著《海军航空队始末记（战斗篇）》中写道：  
　　 “战斗最激烈的是东南方向，也就是从所罗门到新几内亚这一地区。就现状看来，这是敌人主攻方面。很多人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方向也是重点。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敌人的主攻将来自北方……  

　　另一种有力的判断是，英美军将从印度洋方面向我进攻。笔者（源田）也认为此种可能性较大，在一九四三年年度中，曾三次前往荷属东印度进行现场视察。这个判断的根据是，此一方面的防御薄弱，而且，日本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原料，几乎全部依靠这个地区供应。  

　　对于上述三方面的判断，军令部第三部（情报部）的实松中佐坚决主张美国要从太平洋中部进行主攻，而且一步不让。他的根据是：‘美军正在实施庞大的造舰计划，其主力是“爱塞克斯”型航空母舰。美军决不会把这支强大的航空母舰部队搁置不用。但是，如果要想全面利用大机动部队群，从天候、地象以及作战海域的宽窄等条件来考虑，除太平洋中部以外，别无他处。因此，敌人一结束机动部队的准备工作，就会立刻对我内南洋群岛发动攻势。’  

　　实松中佐的判断完全正确，果然不到半年，就变成了事实。”  

　　实际上，美军主攻的第一步是进攻吉尔伯特群岛，那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美航空母舰兵力，正如我们推断的那样，是六艘正规航空母舰和六艘巡洋航空母舰，甚至连舰名都分毫不差。  
　　当时的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其所著《大海战》中写道：“新造的高速正规航空母舰‘爱塞克斯号’、‘约克城号’、‘列克星顿号’、‘邦克山号’、高速巡洋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贝洛伍德号’、‘蒙特瑞号’、‘柯朋斯号’、‘独立号’和太平洋的老资格航空母舰‘企业号’、‘萨拉托加号’汇合在一起了。”根据莫里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一书所述，航空母舰部队编制分为如下四群：  
　　　　　　第五○·一任务群  
　　　　　　　正规航空母舰　“约克城号”、“列克星顿号”  
　　　　　　　巡洋航空母舰　“柯朋斯号”  
　　　　　　第五○·二任务群  
　　　　　　　正规航空母舰　“企业号”  
　　　　　　　巡洋航空母舰　“贝洛伍德号”、“蒙特瑞号”  
　　　　　　第五○·三任务群  
　　　　　　　正规航空母舰　“爱塞克斯号”、“邦克山号”  
　　　　　　　巡洋航空母舰　“独立号”  
　　　　　　第五○·四任务群  
　　　　　　　正规航空母舰　“萨拉托加号”  
　　　　　　　巡洋航空母舰　“普林斯顿号”

虚夸的大本营战报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容易夸大战果（给予敌人的损害）、作出利己的估计，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这也许是人类无论如何也难以避免的毛病吧。  
　　但是，正确判断战果，对于指导战争或战役、对于判断敌方企图，制定和实施作战计划，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战果判断出错，必然导致以此为基础的敌情判断错误，进而使己方作战不利，遭到意外的失败。  
　　不过，要了解确切的战果，首要条件是正确识别目标。识别目标不仅取决于天气、能见度，海上状况等天象条件，而且取决于观察者的熟练程度和战场心理等无形因素，因此，往往不能一成不变地相信报告。把驱逐舰误认为巡洋舰，把巡洋舰误认为战列舰，把护卫航空母舰甚至商船误认为正规航空母舰，更是家常便饭。海上的白色浪花被误认为潜艇潜望镜或登陆舟艇，甚至一跃成为水陆两用坦克。有时发现海豚，就报告说是鱼雷，有时鲸鱼变成了潜艇，甚至夜光虫在海面上发出的亮光，也被看作运输船。如前所述，我军曾把达沃湾口的涟漪误认为敌登陆舟艇，最后误认为水陆两用坦克，真是丑态百出；战争结束前夕，横须贺镇守府上了夜光虫的大当，曾进入决战部署。  
　　美国方面也有不少与此相类似的事件。下面试举一例：  
　　日军攻击珍珠港的第二天，十二月八日（夏威夷时间），以航空母舰“企业号”为旗舰的哈尔西司令的舰队，在尚未破晓的凌晨五时，驶离了完全化为废墟的珍珠港。该舰队受命在夏威夷群岛北部海面搜索据认为是驶向美国西海岸的日本潜艇。当时有份报告煞有介事地说日本航空母舰已经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海面。因此，观察员看到海面的白色浪花，就人声叫道：“潜望镜！”，发现海豚，就报告说是“鱼雷”。  
　　有一名年轻军官看到己方驱逐舰前去攻击敌方潜艇时，便叫道：“哎呀！沉下去了！驱逐舰沉没了！”  
　　站在他身旁的哈尔西司令，用望远镜一看，这艘驱逐舰的船体消失在浪涛里后，又浮现在浪头上了，“雄牛司令”哈尔西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训斥说：“下次再说这种话，把你扔到海里去！”  
　　但是，观察员的神经过敏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哈尔西终于忍耐不住了，他不得不发出信号，训戒自己的部下：“……我们为中立国的鱼类消耗着大量的深水炸弹（攻击潜艇的武器）。要严加注意！”  
　　五天之后，十二月十三日，美国海军部发了一份错误电报，说：“日本机动部队正向东太平洋运动。”  
　　还有情报说：“敌军攻击了约翰斯顿岛（位于夏威夷西南偏西方向约一千四百公里处）。”  
　　哈尔西舰队以时速二十五海里的高速，奔驶了五个小时，然后返航了。原来所谓日本机动部队不过就是一艘潜艇。  
　　哈尔西率领的美国第三舰队在攻击日本本土的前一天，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下午，探测到附近有日本潜艇在活动。接到这一报告时，连猛将哈尔西也有些担心了。然而，原来所谓潜艇实际上是一条鲸。听说是一艘驱逐舰撞断了一条鲸的尾部，哈尔西才讪笑一下放了心。但是，靠近日本海岸时，又把捕鱼用的大型玻璃球当作水雷，一直提心吊胆。  
　　除了这种误认目标之外，似乎还有人的一种通病，那就是对给予敌人的损害往往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一相情愿的解释。听到发射出去的鱼雷爆炸声音之后，也不核实鱼雷命中目标的情况，就报为“击沉无疑”，而且往往一跃成为“击沉”。潜艇发射鱼雷时，发射后往往需立即潜航回避，所以更容易产生这类问题。飞机实施攻击时，白天看到黑烟和水柱，夜间看到火球就贸然判断为“击沉”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地一厢情愿再加上误认目标，就容易使报告上来的战果同实际战果相差越来越大。  
　　战争初期，虚构或浮夸的战果曾使美国人民空欢喜一场。现试举几例如下：  
　　战争爆发不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方宣布卡塔林纳飞艇击沉了日本战列舰“平沼号”（不用说，日本是没有这个名称的战列舰的）。感到震惊的倒是日方。啼笑皆非的日方报道部对此不能置之不理，最后以报道部发言人谈话的形式回敬美方说：“我方舰艇无一受伤。”后来查明，该飞艇把重型巡洋舰“足柄号”误认为战列舰，并报告了虚构的战果。  
　　美国海军中校博尔·塔尔伯特率领的四艘旧式驱逐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破旧舰”），遵照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的“突击”命令，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纵横驰骋于停泊在婆罗洲东岸巴厘巴板海面上的我运输船队之间，发射了足以将我全部十二艘运输船和四艘巡逻艇一举击沉的大量鱼雷和炮弹。美方发表此次夜战战果时说：“我方几乎全歼敌十二艘运输船和四艘护卫舰。”  
　　但是，实际上被击沉的只有四艘运输船和一艘巡逻艇。  
　　同年五月八日珊瑚海海战时，《纽约时报》以头版通栏大标题大张旗鼓地报道了这次海战的“赫赫战果”。  
　　 “太平洋上一大海战，击退日军”、“击沉击伤日本军舰十七至二十二艘”、“敌船队逃遁，盟国舰队正追击中”。  
　　报纸销售量因此猛增了一两倍，但实际上只有轻型航空母舰“翔凤”号及一艘驱逐舰，两艘巡逻艇被击沉，航空母舰“翔鹤”号受重伤。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发布的消息中虚构的东西便逐渐销声匿迹，最后几乎接近事实了。这无疑主要是因为战局顺利进展的结果，但我们也不能无视他们为正确判断和发表战果所付出的努力。  
　　那么，日本海军的战果公报又怎样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日本海军的战果公报同美国方面恰恰相反：最初半年曾是准确的，但后来就是“纸上的胜利”了，最后竟得到了“大本营战报纯系无中生有”的坏名声。  
　　最初六个月，对于敌人的损失和我方的损失（除船舶损失采取不予照实发表的方针外）都报得相当准确。战争爆发后半年，就是指珊瑚海海战以前那段时间。那个时期，战局的进展几乎是完全有利于日本。因此，心宽气顺，还能考虑核实战果的问题。  
　　但是，珊瑚海海战结束了有利的战争局势，第二个月中途岛海战失败后，太平洋战争的潮流便从此逆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对日本不利。  
　　人们一旦时衰运倒，就会产生急躁情绪，从而失去理智。所以，战局的日趋不利，也明显地反映到战果公报中来了。一九四二年五月的珊瑚海海战以后的九个月中，战果开始被夸大了。再往后的八个月中，煞有介事地夸耀虚假的胜利，而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马里亚纳海战以后，除夸大战果外，还竭力掩饰损失，一再公布徒有其表的胜利消息。而且，这种事在同年十月的台湾海面空战和菲律宾海面作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这样，日本舰队虽已接近崩溃，但那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还一如既往地吹奏着虚幻的胜利旋律。  
　　那么，给予敌人的损害被夸大到何种程度呢？据富永谦吉所着《大本营战报·海军篇》一书统计，这种损害被夸大四倍多。计：  
　　　　　　全部战斗舰船　５．３倍  
　　　　　　航空母舰　　　６．５倍  
　　　　　　战列舰　　　１０．３倍  
　　　　　　巡洋舰　　　１０．３倍  
　　　　　　驱逐舰　　　　２．５倍  
　　　　　　潜艇　　　　　６．６倍  
　　　　　　飞机　　　　　　约７倍  
　　当时我国有个惯例，每年十二月八日开战纪念日那天，报道部长都要发表一个冠冕堂皇的谈话，同时把过去一年的综合战果作为“礼品”奉献给国民。然而，平时夸张一次并不那么显眼，但全年累计起来，那就是弥天大谎了。怎样外行的人，也能从敌人的实际作战情况看清这一点。试以美国主要舰船为例，把截至一九四三年年底大本营公布的综合战果同实际给予敌人的损害加以比较，其结果如下：  
\  正规航空母舰  战列舰  巡洋舰  
大本营公布的击沉艘数  ２６  １２  ７９  
实际击沉艘数  ４  ３  ８  
公布数与实际数相差  ２２  ９  ７１  

　　根据这个统计，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截至一九四三年年底大本营公布的美国舰队的“帐面兵力”和实际兵力：  
\  正规航空母舰  战列舰  巡洋舰  
未受损失时艘数  １４  ２４  ５６  
大本营公布的击沉艘数  ２６  １２  ７９  
大本营公布的“帐面兵力”  —１２  １２  —２３  
实际兵力  １０  ２１  ４８  

　　这样算起来，假如公布的战果是准确的，那么对日作战的美国舰队不但没有一艘正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而且分别出现“负１２艘”和“负２３艘”了。  
　　因此，连一向在《军舰进行曲》声中绘声绘色地公布战果的报道部，在年底公布综合战果的时候，也受到了“良心的责备”。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报道部的一位部员曾找笔者商谈：“是这么回事：今年一年的战果综合起来，是这个数字。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发表。请你出个主意，设法给圆圆场吧!”  
　　 “这简直是‘战果的年终调整’啊！……”我虽然嘴上这样评论着，心里却十分同情那位垂头丧气的部员。但是，情报部确实开不出报道部所希望的那种“处方”。  
　　 “所以说，我不是早就说过吗？为了防止这种作茧自缚的窘境，我们早就告诉你们发表战果时，估计敌人所受损失要慎之又慎，同时也要虚心参考情报部的估计。但是，你们把这些话都当作耳旁风，不加思索地按照作战部队的报告发表战果。到了年终，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之后，来找情报部想办法，那根本办不到啊！”  
　　最后，因为事态不可收拾，从一九四四年年底开始，就不再向国民公布作为“礼品”的综合战果了。  


战果的判断  
　　那么，我们情报部在判断敌人所受损失方面又如何呢？战后，经过实际核对证明，至少判断为“击沉”的美国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是没有任何误差的。  
　　我们判断战果所使用的资料当然以我作战部队报告为基础。但是，由于这种报告中常常含有“善意的过失”，所以，我们就利用敌方公布的消息和俘虏的情报加以核实，同时，按情报部独特的战果判断分析要则，站在客观立场上坚持合理的推理，以判断敌人所受的损害。  
　　情报部使用的战果判断分析要则如下：  
　　第一　关于我情  
　　１．攻击目标的核实程度；  
　　２．参战兵力的种类和数量；  
　　３．实际攻击兵力的种类和数量；  
　　４．攻击时使用的武器种类和数量；  
　　５．攻击实施要领；  
　　６．攻击的敌我态势；  
　　７．攻击者的熟练程度；  
　　８．战果有无核实及其程度；  
　　９．战场心理。  
　　第二　关于敌情  
　　１．参战兵力的种类和数量；  
　　２．遭受攻击时的队形；  
　　３．遭受攻击的军舰种类；  
　　４．警戒状况（空中、水面、水下）；  
　　５．遭受攻击军舰的防御能力（甲板和外壳的装甲、防御炮火、电子武器、消防装置）；  
　　６．技术能力。  
　　第三　关于天文  
　　１．天候；  
　　２．能见度；  
　　３．海面状况；  
　　４．攻击方向与太阳或月球的关系；  
　　５．月令。  
　　很难搞到这个分析要则的数据，许多情况需要推断。推断出来的结论是否正确，可通过下述三点大致作出判断：  
　　１．以后敌作战部队的实际动向；  
　　２．敌方的报道；  
　　３．对俘虏的审讯。  
　　下面，让我们就美国正规航空母舰的沉没艘数，看看我们所作战果判断的一个例子。  
　　战争期间大本营公布的累计数字是六十二艘（其中包括巡洋航空母舰。一九四三年年底前宣布击沉的正规航空母舰为二十六艘），而我们推断是五艘（“兰利号”、“列克星顿号”、“约克城号”、“大黄蜂号”、“黄蜂号”）。这一判断的正确性，战后完全得到了证实。  
　　这一点姑且不论，根据情报部所做的战果判断，当我们赖以起死回生的“神风特攻队”，攻击敌航空母舰等主要舰船取得的战果与期望相反时，连军令部总长和次长都愕然不知所措了。于是，作战部和舰队司令部就有人骂情报部说：“情报部这伙人，既没有亲临战场，又没有看到实际战果，却无视作战部队的报告，侈谈战果，真是岂有此理！……”  
　　冲绳作战时，当地陆军部队的一位参谋来到东京报告说他“亲眼看到”我特攻飞机炸沉了美国战列舰。作战部一向对情报部的战果判断心怀不满，他们似乎从这位陆军参谋的报告中得到了鼓舞，摆出一副“这回可瞧见了吧”的神态，对情报部的判断横加挑剔。  
　　我们作了如下说明，但他们根本置若罔闻。  
　　 “从特攻飞机携带的炸弹种类、攻击方式、美舰防御能力和消防装置，以及实际上没有一种炸弹穿透过航空母舰主防护甲板等项来看，炸沉战列舰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位陆军参谋是个外行，大概他搞错舰型了。”  
　　的确，在冲绳作战中，由于我特攻飞机的轰炸，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以及许多舰船遭到了损伤。但炸沉的只是些驱逐舰及其他更小的小型舰艇和运输船。那位陆军参谋虚张声势扬言“亲眼看到”的，大概是驱逐舰或护卫舰。  
　　另外，根据大本营战报，美国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被击沉过六次，“萨拉托加号”被击沉过四次。记得大概是第四次“击沉”“萨拉托加号”时，在军令部总长报告战况时，陛下曾垂询：“我记得‘萨拉托加号’被击沉，这次大概是第四次了……”  
　　诚惶诚恐退下的总长一回到军令部，立刻下令情报部进行调查。  
　　我们情报部从来没有作出过“萨拉托加号”被击沉的判断。但是，因为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我们便抛开过去所作的判断，极其慎重地重新作了研究。可是，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没有击沉。尽管如此，我们心中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现在我要去接受神谕了。”  
　　笔者当时怀有“尽人事以待天命”的心情，参拜靖国神社去了。  


美国航空母舰部队的兵力和编制  
　　按上述大本营公布的“帐面兵力”来说，早该完全成为“海底舰队”的，以航空母舰为主的美国第三舰队，在哈尔西司令的指挥下，随心所欲地横冲直撞。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米彻尔司令率领的，以九艘正规航空母舰和八艘巡洋舰为骨干的机动部队，对冲绳、奄美大岛及官古岛等西南岛屿，进行了共约四百架次的空袭。当时，视察菲律宾归来抵达台湾新竹航空队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发布了“基地航空部队捷一、捷二号作战警戒”命令。“捷号”系“决战”之意，“捷一号”指菲律宾决战，“捷二号”指台湾和冲绳决战。另外，位于东京郊外日吉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也命令东北方面的第五十一空战队和第三舰队飞机群进驻关东地区和南九州方面。  
　　米彻尔部队于十月十一日空袭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机场，十二日便大举进攻台湾。于是，联合舰队下令“基地航空队实施捷一、捷二号作战计划”，即不搞水面舰艇的出击作战，而由陆上基地航空部队实行决战。  
　　我方出动了几乎全部航空兵力，十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四天中，连续五次猛烈果敢地进攻敌人，以便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一举消灭哈尔西舰队。并且，公布五次战果，加上综合战果，共公布六次。下述报纸标题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公布战果的情况。  
　　第一次（十二日夜）  
　　敌机动部队遭迎头痛击，我战鹰正在台湾东部捕捉敌人，反复进行夜袭  
　　（战果：击沉——航空母舰四，击伤——航空母舰一，舰种不明十一）  
　　第二次（十三日夜）  
　　台湾海面空战战果扩大，我战鹰继续猛攻敌军，机毁人亡也要歼灭敌人  
　　（战果：击沉——航空母舰三，巡洋舰或驱逐舰一，击伤——航空母舰一、战列舰一，巡洋舰一）  
　　第三次（十四日昼，夜）  
　　痛击溃逃的敌机动部队，海上部队出击猛追，一亿国民期望的大战果  
　　太平洋战局将急转直下，来犯的敌舰队注定覆灭，台湾海面一场大歼灭战  
　　（战果；击沉——航空母舰三，战列舰三、巡洋舰三，击伤——航空母舰二、巡洋舰二、巡洋舰或驱逐舰一，舰种不明二）  
　　第四次（十五日昼）  
　　我正猛追溃逃之敌  
　　（战果：击沉——航空母舰一，击伤——航空母舰三、巡洋舰一）  
　　第五次（十六日昼）  
　　我痛击敌增援机动部队  
　　（战果：击伤——航空母舰一、战列舰一）  
　　第六次（十六日下午）  
　　赫赫战果，台湾海面空战，五天猛攻  
　　（综合战果：击沉——航空母舰十一，战列舰二、巡洋舰三、巡洋舰或驱逐舰一，击伤——航空母舰八,战列舰二、巡洋舰四、巡洋舰或驱逐舰一、舰种不明十三、猛烈燃烧十二）  
　　而且，海军报道部长还发表谈话说：  
　　 “现在是真正的决战阶段。敌人右手遭到痛击，左手还要伸向菲律宾。我方战果赫赫，战局转变之机来临。”  

　　于是，台湾东部海域便成了“美国舰队这一宿敌的葬身之地”，日本彻底报了中途岛和塞班岛之仇。国内又重新沸腾起来了。  
　　深信获得了空前战果的日方，通过对外广播，播送了“东京玫瑰” [ 注 ] 的优美声音。  
　　 “米彻尔司令的航空母舰部队全部被我战鹰送进海底了。……”  

　　 “猿猴馆已经准备了特别单间，以便生擒哈尔西之后关押他。……”  

　　哈尔西听到这些，起初以为这无非是日本人常用的麻醉战术，但日本人叫嚷得很认真，后来他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当真以为歼灭了美国舰队。十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夜．日本飞机在美国舰队周围海面熊熊地燃烧着。美国舰船在火光之中时隐时现，以致使人感到美舰本身在燃烧。因而，逃回去的日机报告说美国舰队被“歼灭”，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哈尔西在《哈尔西司令的故事》一书中，曾经作过这样的叙述。  
　　十月二十一日，天皇陛下对台湾海面空战的“辉煌战果”颁发了嘉奖勅语，东京和大阪召开了国民庆祝大会。

但是，有人却“乖僻古怪”，他们不相信这种战果，十分厌恶地对待此类战报。  
　　勅语颁发当天，联合舰队参谋到海上护卫总司令部致谢。他说：“今天，我们收到了正在台湾战斗司令部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电报，指示我们向护卫总队表示谢意。此次台湾空战能够取得辉煌战果，主要是因为护卫总队出色捕捉了敌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表示衷心感谢。……”  
　　国民欢天喜地，大闹一通，这倒情有可原，但是天皇颁发了勅语，联合舰队也来致谢，这却使护卫总司令部发生了怀疑：是不是我们自己随意胡思乱想而在上演一场悲剧啊？！  
　　因此，大井参谋到联合舰队司令部去了一趟。走进参谋室一看，情报参谋和水雷参谋正站在美国航空母舰模型前面争论问题。  
　　情报参谋：这种甲板相当厚啊！那么容易就打坏啦？  
　　水雷参谋：不，据说有人真的看到。起火了，你不这么看，那有什么办法！飞机的报告是准确无疑的！  
　　大井询问了详情，原来，情报参谋的意见与护卫总司令部的看法基本相同。为了慎重起见，大井还顺便到军令部情报部走了一趟。他在《海上护卫战》一书中，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那里也是一样，课长（竹内少将）同首席部员（实松大佐）正在起劲地谈论着，显得很激动。‘作战部那伙人真是岂有此理啊！我们的话，他们一句也不听，说什么美国机动部队溃逃，那是疯话。这些疯子横行，实在是没办法。刚才军令部副官来了个电话，说今晚军令部总长在水交社设宴庆祝，还让我们参加呢！真他妈的捉弄人！根本没有取得什么值得庆贺的战果。谁去跟他们凑那个热闹？我们坚决不去！’作战部一向轻视情报工作，现在他们两人把对作战部的愤慨，一古脑儿都倾吐出来了。”  

　　竹内和笔者对作战部的态度感到愤慨，那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正如下表所示，公布的战果，同实际情况相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当时，我们尽管了解得不那么具体，但是我们起码还是判断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一艘也未被击沉。  
　　日方公布的综合战果（击沉）与实际情况的比较（括号内系指实际情况）  
　　　　　　航空母舰　　　１１（０）  
　　　　　　战列舰　　　　　２（０）  
　　　　　　巡洋舰　　　　　３（０）  
　　　　　　巡洋舰或驱逐舰　１（０）  
　　　　　　舰种不明　　　１３（０）  
　　　　　　飞机　　　　１１２（５２）  
　　任何人都清楚，如果大本营战报属实，的确击沉十一艘，击伤八艘美国航空母舰，那么太平洋上便不存在能够作战的美国航空母舰了。  
　　然而，十月十五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我搜索机在马尼拉东二百五十海里处发现四艘航空母舰，接着上午十一时又在马尼拉方位五十五度六百海里处，发现了另外四艘航空母舰。于是，作战部队认为这八艘航空母舰并不属于袭击台湾的航空母舰之列。但是，就是美国，它也不可能有取之不尽的航空母舰。然而，作战部队如不那样去想，就和公布的战果统一不起来了。  
　　军令部作战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害怕对前线士气产生不良影响，做了狭隘的温情主义的俘虏，盲目听信作战部队的荒唐报告，绘声绘色地判断为“击沉”，现在又一口咬定出现了另一支航空母舰部队。他们这种态度实属不负责任，随心所欲。虽然自己清楚地知道“战报是战报，实际情况心里明白”，但是一次又一次地举行“祝捷宴会”，反反复复地发表伪造的战果，自然而然就会陷入自我陶醉之中，以致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  
　　为了防止作战部队就美国航空母舰兵力作出错误判断，在美国第三舰队第三十八任务部队（米彻尔司令的航空母舰机动部队）袭击西南群岛的第二天——空袭台湾的前一天，即十月十一日，笔者奉命起草了一份电文，作为“大海机密第一一一二五五号电”发给了各舰队司令长官：  
　　１．迄今调查结果表时，九月袭击“帛琉”和“菲律宾”之敌机动部队系美国第三舰队第三十八任务部队，正规航空母舰八艘，巡洋航空母舰八至十艘，战列舰和巡洋艉十四至十八艘，驱逐舰六十艘。  
　　２．该任务部队由四个任务群组成，每个任务群分别以两艘正规航空母舰和两艘巡洋航空母舰为基干，司令米彻尔中将在第三任务群的“列克星顿号’上。其概况与“马里亚纳”战役时第五十八任务部队相似，增加一艘正规航空母舰。  
　　３．据悉航空母舰系敌之全部兵力，估计与“塞班”时一样，该部巳作好随时决战之准备。  
　　４．任务部队番号与所属舰队（第三，第五）一致，似乎称为第三十八任务部队或第五十八任务部队。  
　　５．据称，各部队背后配有二至三艘护卫航空母舰，在海上补充人员和飞机，每艘护卫航空母舰备有各类机组人员约七十组。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美国航空母舰共有十六艘至十八艘，这是那时美国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全部兵力。因此，十月十五日上午我搜索机在马尼拉东方和东北方发现八艘航空母舰时，就应该重新考虑公布过的战果——击沉航空母舰十一艘，击伤航空母舰八艘。但是，令人十分迷惑不解的是，作战部对我们情报部的准确及时的情报不屑一顾，毫无道理地认为那是另一机动部队。  
　　我们对袭击西南诸岛和台湾的美国第三十八任务部队作了估计，详见附表三。其中，航空母舰的编制如下表所示：  
指挥官  部队番号  正规航空母舰  巡洋航空母舰  
克拉克少将  第一群（三八·一）  黄蜂号、大黄蜂号  蒙特瑞号、柯朋斯号  
博根少将  第二群（三八·二）  勇猛号、汉科克号、邦克山号  卡波特号、独立号  
谢尔曼少将  第三群（三八·三）  爱塞克斯号、列克星顿号  普林斯顿号、兰利号  
戴维森少将  第四群（三八·四）  富兰克林号、企业号  圣贾辛托号、贝洛伍摧号  

　　指挥官　　米彻尔中将  
　　副指挥官　　麦凯恩中将  
　　根据美方资料，十月十四日米彻尔司令的第三十八任务部队航空母舰编制如下：  
指挥官  部队番号  正规航空母舰  巡洋航空母舰  
麦凯恩中将  第一群（三八·一）  黄蜂号、大黄蜂号  蒙特瑞号、柯朋斯号、卡波特号  
博根少将  第二群（三八·二）  勇猛号、汉科克号、邦克山号  独立号  
谢尔曼少将  第三群（三八·三）  爱塞克斯号、列克星顿号  普林斯顿号、兰利号  
戴维森少将  第四群（三八·四）  富兰克林号、企业号  圣贾辛托号、贝洛伍摧号  

　　把我们的估计和美方资料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在航空母舰种类和艘数上完全一致，只是在编制上“卡波特号”编在第一群，第一群指挥官不是克拉克，而是麦凯恩。  


对敌人下期作战的判断  
　　我在上述“美国正式对日反攻时间的判断”、“战果的判断”和“美国航空母舰部队的兵力和编制”等章节中，已经谈了一些梗概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情报工作取得了多大成绩。下面我来谈谈美军进攻塞班和雷伊泰的情况，作为我们“对敌人下期作战的判断”的一个例子。  


美军对塞班岛的进攻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和十八日，米彻尔司令统率的美国第五十八任务部队，奇袭了太平洋中部的要塞特鲁克岛。二月二十三日，该部队又以两个任务群的航空母舰飞机群，空袭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等岛屿。  
　　这一天，华盛顿时间为二月二十二日，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生日。讲究传统、缅怀史实，是美国人民的一大特点。笔者从这种观点出发，一直在统计研究“敌人的作战习性”，因而强烈地感到今天——华盛顿生日——空袭马里亚纳，绝不是进攻特鲁克以后“归途中的顺手牵羊”，说不定它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据尼米兹司令所著《大海战》一书称，空袭马里亚纳的主要目的是航空照相侦察．对美军来说，重要的是从空中拍摄日军机场和适于登陆的海岸）。  
　　果然，这次空袭过后，美国电台播送了以下消息：“二月二十二日正值华盛顿诞辰，二月二十五日又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诞辰，所以这次马里亚纳空袭是个很好的生日献礼。”  
　　我们不认为美国电台这个广播仅仅是个宣传。因为我们马上联想起美军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对马绍尔群岛的进攻，那一天正好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生日的前一天，美方曾发表消息说这次进攻“是送给总统生日的美好礼物”。笔者那个“最初印象”便越来越深刻起来了。  
　　后来，我们就特别注意监视敌人在马里亚纳方面的动向。我们考虑到马里亚纳群岛是西太平洋的战略要冲，距马里亚纳二千一百六十公里的日本本土将处于马里亚纳基地Ｂ—２９飞机的轰炸圈之内。因为Ｂ—２９飞机已在一九四三年夏正式投产，同年年底月产量已相当可观（实际月产约一百架），估计该机携带两吨炸弹时，其活动半径为二千七百公里，携带四吨炸弹时，其活动半径为二千二百公里。  
　　果然，三月二十四日一种大型飞机Ｂ—２４从马绍尔群岛的美军基地飞到了马里亚纳群岛高空。笔者起初感到“形迹可疑”，进而想到“这件事可能预示着敌人在马里亚纳方面的下期作战企图”。这是因为美军进攻我军要地的一种“习性”是首先通过高空照相侦察，测绘出它企图进攻的岛屿或地区的总图，然后降低高度进行侦察。根据这种情况，如果是要进攻塞班岛，就把该岛全图划分成棋盘一样的若干小块儿，然后诱使我方发射对空炮火，把我防空火器的配备状况标记在棋盘格内，绘制出详细要图。这就是美军登陆作战前准备的基本步骤。  
　　不出所料，四月中旬，我们估计到的那种降低高度的侦察开始了。事到如今，敌人的下期作战目标很可能在塞班方面了  
　　美国第五十八任务部队三月末到四月初空袭了帛琉，四月中旬又向新几内亚北岸的霍兰迪亚方面发动了进攻。我们认为敌人的对日反攻作战是“双管齐下”——一条是从西南北进的麦克阿瑟线，一条是从中部太平洋西进的尼米兹线。因而我们没有改变原来的判断，仍然认为第五十八任务部队的上述行动是支援麦克阿瑟线的霍兰迪亚作战，在中部太平洋，美军下期作战目标仍是塞班等马里亚纳群岛要地。但是，一般人却作出了如下判断：“盟国军队攻占的目标是菲律宾，处于其进攻线上的有西加罗林，新几内亚西部和菲律宾南部。特别是以帛琉为中心的西加罗林很可能最早成为敌人攻占的目标。”  
　　到了五月，美军飞机对马里亚纳方面空袭的次数增加了，低高度侦察频繁起来了，与破坏我海上交通线作战无关的美国潜艇也麇集于马里亚纳附近。这些情况，使我们对美军即将进攻马里亚纳一事确信无疑。当时的军令部第一部部长（作战部长）中泽佑少将在手记中曾这样记录着：  
　　五月二十一日，军令部第五课课长（对美情报课长）的敌情判断：  
　　敌人企图在夏季以前同日本舰队决一死战。五月七日的“旧金山会议”纯系海上作战之重要会议，一个月后将付诸实施。敌人企图在五月末至六月十五日之间实行决战。  
　　这里所说的“旧金山会议”是美国海军的一次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兼合众国舰队司令金，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和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根据笔者调查统计的“敌人作战习性”，一旦军事首脑部门的作战会议就下期作战达成协议，那么，往往在会议召开一个月以后（最快在两周以后）就要开始新的作战。因此，考虑到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人物，我们断定从中部太平洋西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下期作战将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之间进行。果然，六月十五日美军进攻了塞班岛。  
　　但是，作为一般的敌情判断，当时多数人认为：盟军的企图是以攻占菲律宾为主要作战，将在新几内亚北岸和西加罗林群岛进行战斗。  
　　当时的军令部第一部（作战部）有关人员在编著《马里亚纳海战》中曾作过如下回忆：  
　　第一部部长中泽佑：当时估计马里亚纳肯定会遭到袭击，但没想到会在六月份。反之，我们倒认为西加罗林、新几内亚将依次遭到连续袭击，菲律宾作战有个眉目之后，才会轮到马里亚纳。  
　　第一课课长山本亲雄：我们并不认为马里亚纳根本不会遭到袭击，但却没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部员源田实：我们认为敌人的进攻方向是新几内亚西部和西加罗林，目标在于攻占菲律宾，没有想到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兵力会同时向别的方面发动进攻，我们认为尼米兹的舰队是去策应麦克阿瑟的登陆作战。  


美军对雷伊泰的进攻  
　　一九四四年八月，敌人在塞班岛进行的马里亚纳群岛作战结束，当时我们估计敌人进攻菲律宾南部的时间要在同年十二月中旬。可是，十月二十日敌人便在雷伊泰岛登陆了，和我们的估计相差两个月。  
　　但是，美军最初的计划，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是在十二月中旬。那么，作战时间为什么提前了两个月呢？  
　　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在哈尔西司令率领的美国第三舰队战列舰群的支援下，高速航空母舰部队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到北部的吕宋岛，对日军基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其间，九月二十一日，在马尼拉电台播送“轻松的清晨音乐”时，美舰载机便对我马尼拉湾的舰船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日本的抵抗却微弱得令人难以置信。于是，哈尔西便装满了他奇袭菲律宾的猎物口袋。哈尔西向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报告说：“……我水上舰船毫无损失，雷达荧光屏上除我方机影外，别无他物。”  
　　美国第三十八航空母舰任务部队对菲律宾中部进行了轮番空袭之后，哈尔西看到我方这一带防务能力惊人的薄弱。尼米兹根据他的建议，把作战时间提前了两个月。关于这一点，尼米兹在他所著的《大海战》一书中，曾描述说：  
　　 “哈尔西司令发现菲律宾中部只不过是一个‘防务薄弱、设施简陋、内部空虚的贝壳’，就给尼米兹司令发了紧急电报，建议停止实施攻占雅浦和帛琉的计划，把原定用于上述战斗的地面兵力编入麦克阿瑟部队，进攻雷伊泰岛。尼米兹司令同意停止攻占雅浦，但希望按既定方针攻占帛琉，并将此意见报送魁北克（当时美英首脑会谈正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联合参谋总部征求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他也同意尼米兹的意见。因此，美国中央统帅部命令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司令停止实施在雅浦、塔劳群岛（菲律宾南部）和棉兰老岛登陆的计划，把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在十月二十日协同进攻雷伊泰岛。”  

　　结果，我们没有料到敌人的这一步，尽管我们对敌人最初的计划曾经作出过准确的判断。  


美方的评价  
　　对日战争刚一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命令陆军和海军部长提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报告。于是，由三百名文职人员，三百五十名陆海军军官和近五百名士兵组成的那个人所共知的机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简称USSBS），在战后的第二个月，便将总部设在东京，开始了工作。该机构不仅就战争计划以及战力消长和战败过程综合了我国对太平洋战争全局的看法，而且对日本失败的原因做了周密的分析调查。  
　　该调查团的报告中，有一份叫作《日本陆海军情报》。这份报告，是以一位海军预备役中校为首的十七名美国陆海军调查员，调查了五十二名日本人（海军军官二十八人，陆军军官二十三人，外务省职员一人）和有关文献写成的，它从开战前夕和战争期间情报部的机构、作业和成果上研究了日本陆海军的情报工作。  
　　在这份报告第四章“海军情报”的第六节“成果”中，对军令部第三部（情报部）的工作，作了如下评价：  
　　 “日本人的情报思路是有局限性的，但第三部却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尽管人员极为不足，但是为了获得一系列真实情况或对敌情的最佳判断；经过对大量繁杂资料精心分析的艰辛过程，取得了很大成绩，获得了准确的情报。由于战局不利，军令部第三部在最可靠最准确的情报来源上，尤其是侦察报告、照相侦察、缴获文件和俘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美军在塞班岛缴获的该部一九四四年编写的《美陆海军航空部队编制》，大概是我们获得的能证实军令部第三部情报确切的最好证据。该件曾译成英文，作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字第二十八号之四十五通报过。”  

　　在第七章“对日本情报的估计和计划的分析”的第九节“马里亚纳战役”中还写道：  
　　 “应该说，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军令部在美国陆海军航空部队的兵力、编制和配备方面，掌握了相当广泛的情报。一九四四年三月，军令部第三部印发了有关这些情况的情报，它表明日本的情报工作是很出色的（后来该件在塞班被美军缴获）。  

　　研究这份文件可以发现，在印发当时，许多情报是最新资料，在有些问题上，其准确程度令人吃惊，虽然有部分错误和臆测，但是远比预期的要详细。其中包含了世界各个战线上的美军航空部队的情报。  

　　有一张美国航空母舰一览表，上面列出的能够作战和正在建造的航空母舰，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显然，日本得到了有关美国航空母舰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  

　　这份文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注明一九四四年三月航空母舰‘勇猛号’的航空队的番号为‘六’。本来该舰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末返回太平洋时，其航空队的番号为‘八’。但是，在前去参加马绍尔作战和空袭特鲁克驶出珍珠港前，‘勇猛号’的第八航空队被派往陆上基地，而由第六航空队接替了。一九四四年二月末，该舰因受伤需要修理而返回了珍珠港。  

　　珍珠港的航空队换防这一情报适时地泄露出去，大概是在一九四四年一月或者二月就立即报告给东京了，也可能是从日方在马绍尔或特鲁克俘虏的美军飞行员那里获得的，看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同样，军令部第三部也了解到，一九四三年九月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的航空队，番号由‘三’改换为‘十二’。一览表中，航空母舰‘企业号’、‘爱塞克斯克号’、‘约克城号’，‘列克星顿号’、‘突击队员号’和‘邦克山号’的航空队番号，也是正确的。  

　　八艘‘独立号’型巡洋航空母舰也是正确的，连未曾公布的建造番号，也一清二楚。其中四艘巡洋航空母舰的航空队番号是正确的，另四艘没有搞对。”  

　　战争期间，我们在夏威夷没有情报渠道。所以，正象他们推想的那样，‘勇猛号’航空队更换的情报，是我们从美俘口中得到的。  
　　战争结束不久，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笔者接到指令，说是根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要求，让我到东京明治饭店去一趟。当时，我是特设在横须贺的海军大臣代表机构（负责人是矢野志加三中将）首席部员，该机构准备同斯普鲁恩斯司令的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商谈战争善后事宜。  
　　我在指定日期来到了明治饭店。调查官是一位美国海军少校，看上去象一个情报专家（后来得知他曾作为预备役军官在华盛顿从事过两年对日情报工作），他向我询问了战争时期日本海军的情报工作情况。我说明了前面已经提过的，我们情报作业的基本方针——潮汐测算机、天文导航法等方式以及作业要领——第一阶段作业（搜集阶段）、第二阶段作业（评价阶段）、第三阶段作业（提炼阶段）和第四阶段作业（判断阶段）。  
　　那位少校听了以后说：“你的解释我都明白。但是，很难想象你们光靠这个就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情报成果。”  
　　他说着把两份资料放到桌子上。我看着很眼熟，那是我们情报部编写的《美国对日作战地面部队部署推测要图》（截至一九四四年九月的情况）和《美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的舰内编制表》。他没有说明获取这两份资料的途径，我看大概是在前线缴获的。  
　　少校似乎是把这两份资料作为“物证”，寻根究底地追问笔者。“很难想象用你说的那种方法会得到准确的情报。日本海军肯定拥有某种诸如‘特务机构’之类的特殊情报组织。”  
　　我们没有那种组织，所以，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对我们的情报作业方法作了反复说明，并且指出以往的经验证明，经过彻底研究和不断努力是完全可以取得此种成果的。  
　　但是，少校对我的说明还是不满意。  
　　于是，他述说了自己的苦衷，哀求我说：我在圣诞节前要返回华盛顿，我本人理解不了你的说明，就无法向华盛顿汇报。请你谈出真实情况来。”  
　　我恳切而详细地给他做了说明，但是无论怎么讲，他也不理解。对于他这种态度，我感到很不耐烦。突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开个玩笑，嘲弄一下这位只干过两年情报工作就摆出一副情报军官面孔的外行少校。我说：“你的处境我完全理解。所以，我决定坦率地把真情告诉你。不过，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下面我说的东西不能记录，译员要退场；第二，我说什么你也不要生气，不要发火……”  
　　原来一直垂头丧气的少校，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了。“同意你提出的这两个条件，请你务必说真话。”  
　　于是，我说出了下面一番话：“我们这里也有许多象你这样的私立大学毕业的预备役军官。他们的情报作业能力，用计算尺打个比方，是一年之后会作加减法，两年以后才会乘除法。但是，这种水平还不能从事需要更高级计算技能的工作。听说你是一位预备役少校军官，曾在华盛顿海军情报处从事过两年对日情报工作。《美国对日作战地面部队部署推测要图》是经过高级运算推测出来的，你这种资历的人，不理解我的话，那是不足为怪的。看来，你是因为不理解而得出结论说我们肯定拥有特务机构之类搜集情报的特殊组织，你这是大错而特错了。你们的麦卡勒姆上校（美国海军情报处远东科长）是完全能够理解我的话的。总之，你认为我们们有特务机构．这是你对情报工作外行的证据。你不理解我的话，归根到底问题就在这里！”  
　　我用手指捐着自己的脑袋说。  
　　 “你说是脑袋瓜子的问题，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位少校大概是感到他这个战胜国海军军官在我这个战败国的人面前丢尽了脸，顿时勃然大怒。  
　　我对他进行了反击。“我认识许多美国海军军官，在华盛顿时我还会见过尼米兹司令和特纳司令，情报处的麦卡勒姆上校和克里默中校等人我也很熟悉。但是，象你这样的美国海军军官，我却第一次见到。刚才你不是答应‘我说什么，你也不发火’吗？现在，我在横须贺海军大臣代表机构任职，正协助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处理重要的战后问题，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这样一来，那位少校连声道歉说“是我不好”，并赶紧叫来译员给我倒了杯咖啡。  
　　最后，我说：“我惹你发了火，对不起！但是，战争胜负姑且不论，单就情报工作而言，不客气地说，你比我差远了。因此，你不理解根据你所不懂的运算推测出来的东西，这是不足为怪的，……”  
　　这时，少校的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悟的表情。  
　　我回到海军省，汇报了上述情况。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不久，战争期间担任对美情报课长的竹内馨少将，也曾被叫到明治饭店，问他日本海军情报工作情况。跟我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位美国海军少校怎么也理解不了，因此竹内终于按捺不住发了脾气：“如果你是我的部下，我决不会把你提升为少校！”  
　　我对他表示“归根到底是脑袋瓜子问题”时，少校之所以顿时勃然大怒，是因为竹内先“侮辱”了他的缘故。  
　　这位海军少校调查日本海军情报工作情况时，给我们看了《美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舰内编制表》和《美国对日作战地面部队部署推测要图》。从他的情报工作经历和能力来看，选择和评价这两份资料，似乎不是出自他个人。前者是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编写的，大概和实际情况出入不大。但是，后者并不是依据这种“直截了当”的资料写成的，而是我们呕心沥血不断努力的结晶。因此，两者的准确程度自然是有区别的。  
　　那位少校评价我们的工作时，说是“出色的情报成果”。他的这个评价，也许隐藏着要从我们口中获取他所期望的某种回答的企图。因此，我对他的话没有全听全信。尽管对他的话可以打折扣，但是认为美方高度赞赏我们的情报工作，恐怕不能算是孤芳自赏和“过度自信”吧。  
　　与战争期间美军的实际行动相对照，并与美方战后公布的大量资料核对之后，可以说我们的对美情报工作，基本上获得了预期的成果——把误差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

后记  
实松让 [日本]  
[出自《情报战》] 1971  




　　很早以前，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将我们呕心沥血从事的对美国的情报战情况记录下来。这是因为，战前我曾在美国工作两年，先后担任过驻外工作人目和海军武官助理，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度过半年拘留生活，乘交换船回国后，直到停战为止那三年期间，我继续在军令部从事对美情报工作。也就是说，从战前到战争结束，连续五年有半，我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对美情报战中去了。  
　　然而，战争结束时，我们奉上司命令把宝贵的资料全部付之一炬。因此我几乎断了念头，以为我的愿望无法实现了。因为，一切论述都必须有论据作证，否则，难免被人耻笑为“自我陶醉”，“事后诸葛亮”。  
　　但是，也许是苍天有情，怜悯我的多年宿愿，没想到一九六七年初竟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军令部第三部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印发的《美军登陆作战要览》。这是一份比较完整的文件，正文五十四页，还附有十四张附图和附表，它是现存的能够证实我们的对美情报作业的独一无二的记录。  
　　看到这份资料时，我高兴得好象遇到了救命之神一般。有了它，我那多年的宿愿一定能得以实现。此后三年半以来，我搜集了有关日美情报战的资料，并以与我直接发生过关系的事件为主执笔写书，承蒙图书出版杜的盛意，现在本书才得以问世。  
　　回想起来，战争期间日本海军那种忽视情报的例子，恐怕是比较罕见的。战争初期的珍珠港作战另当别论，珍珠港作战之后，说情报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也不过分。极言之，甚至可以说日本海军是在没有情报的情况下“无的放矢”地进行战争的。  
　　世事往往嘲弄人，当我们呕心沥血搞出的情报已付之东流，成为历史资料之后，我无意中在昔日敌国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报告《日本陆海军的情报》中看到了“军令部干得好（Welldone）”的字样。我不禁喃喃自语：“世事亦奇，宏宇之内，毕竟也有明眼人啊！”  
　　今天，世界进入了情报时代。我根据自己的肤浅体会确信，哪怕是在情报资料极端有依的国家关系紧张时期或战争过程中，只要排除“主观臆断”，客观地观察各种事物，始终采取合理判断的理性方法，那么，把情报工作成果的误差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情报再好，它本身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乞丐的金饭碗”，或者只能供情报工作者本人“自我陶醉”。这里，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要把这种情报利用起来，也就是让情报有其用武之地，把情报同各种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高瞻远瞩地综合判断，引出正确的结论，并将它运用到实际中去。只有这样，情报才不至于成为废物，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我们愿本着谦虚的态度回顾过去，这不单单是为了防止重蹈失败的覆辙，也是期望把历史的宝贵教训变为未来的更好的指针。  
　　实松　让  
　　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年）十月

附表一：军令部第三部阵容（停战当年）  
\  分类  直属  五课  六课  七课  八课  合计  
军官  部长  1  －  －  －  －  1  
课长  －  1  1  1  0  3  
课员  2  3  1  1  3  10  
文职人员  1  －  －  3  0  4  
两年现役、预备役军官  14 [ 注 ]  89  6  12  11  132  
合计  18  93  8  17  14  150  
其他人员  文官  高等官 [ 注 ]  2  3  1  2  1  15  
判任官 [ 注 ]  2  1  3  －  
嘱托  高等官待遇  50  5  －  6  8  75  
判任官待遇  2  －  2  2  
特务军官、军士 [ 注 ]  －  －  －  3  1  4  
妇女  嘱托、理事生  25 [ 注 ]  5  4  8  5  50  
勤杂  3  
合计  77  20  6  24  17  144  
总计  95  113  14  41  31  294  



附表二：日本海军的驻外人员（一九四一年状况）  

附表二  


附表三：进攻西南群岛及台湾的美国第38任务部队编制概要估算表  

附表三  
　　说明  
　　 1.第38任务部队同第58任务部队性质相同，第3舰队司令充当指挥官时部队番号以3开头（第5舰队司令充当指挥官时，番号以5开头）。  
　　 2.第38任务部队所属航母，与历次主要战役一样，是当时投入对日作战航母中能够参战的全部兵力。估计投入对日作战的美国航母中，有如下几艘未参加本次战斗：  
　　 Yorktown（约克城号）1944年8月8日由珍珠港出发返回美国西海岸，当时正在进行特定维修。  
　　 Bataan（巴丹号）因升降机发生故障，1944年8月上旬抵达美国西海岸，当时正在修理。  
　　 Ticonderoga（提康德罗加号）是一艘新就役舰，1944年9月上旬抵达珍珠港，正准备编入舰队。  
　　 Saratoga（萨拉托加号）系旧舰，速度慢，如编入新型航母群，必降低其机动能力，故主要用来在珍珠港附近进行训练。  
　　 3.本次战役中第38任务部队所属舰船全部是新式的（45,000吨型、35,500吨型），是能够参加对日作战的全部兵力。  
　　 4.副指挥官麦凯恩本年8月中旬在“布朗”登上黄蜂号。他作为米彻尔的候补指挥官，同时研究航母群作战指导问题。考虑到他的经历，他有可能成为出色的航母群指挥官。  
　　 5.航空队番号，每艘航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一段长时间或蒙受重大损失时，则由其他番号的航空队接替。  
　　 6.通常航母无线电呼号，在战斗过程中是每日变更一次，但此次战斗始终使用同一个呼号。  


附表三：对美国建造航空母舰的估计  
舰种  建造番号  舰名  估计就役时间  实际就役时间  时间之差：（－）早（＋）晚  
正规航空母舰  CV9  爱塞克斯号  1943.5  42.12.31  （＋）5个月  
CV10  约克城号二世  43.4  43.4.15  0  
CV11  勇猛号  43.10  43.8.16  （＋）2  
CV12  大黄蜂号二世  44.1  43.11.29  （＋）2  
CV13  富兰克林号  44.2  44.1.31  （＋）1  
CV14  提康德罗加号  44.6  44.5  （＋）1  
CV15  伦道夫号  44.11  44.10  （＋）1  
CV16  列克星顿号二世  43.4  43.2.17  （＋）2  
CV17  邦克山号  43.5  43.5.23  0  
CV18  黄蜂号二世  43.10  43.11.24  （－）1  
CV19  汉科克号  44.10  44.4.16  （＋）6  
CV20  本宁顿号  44.7  44.8  （－）1  
CV21  拳师号  45.6  45.4.16  （＋）2  
巡洋航空母舰  CV22  独立号  43.4  43.1  （＋）3  
CV23  普林斯顿号  43.5  43.2  （＋）3  
CV24  贝洛伍德号  43.6  43.3  （＋）3  
CV25  柯朋斯号  43.8  43.4  （＋）4  
CV26  蒙特瑞号  43.8  43.5  （＋）3  
CV27  兰利号二世  43.10  43.6  （＋）4  
CV28  卡波特  43.9  43.7  （＋）2  
CV29  巴丹号  43.11  43.11  0  
CV30  圣贾辛托号  43.12  43.12  0

这样的帖子没有人顶？

很正常，文学版人气太低。

你发错版面了。这个是二战内容

其实这也算是文学的一部分吧[em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