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对西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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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对西学的评价

吴伯娅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清廷用10余年的时间,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编纂了一部《四库全书》。其间,又对《四库全书》收录和存目的书籍编写内容提要和简评,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卷首,刊载了乾隆帝从三十七年至五十五年有关编纂《四库全书》的一系列上谕,对编书宗旨、书名的确定、提要的撰写、书籍的删毁标准、敏感问题的处理办法等等,都作了明确的指示。乾隆曾经说过:“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披阅厘正。”[1]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清朝官方及乾隆帝的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和评论了多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四库全书》为何要收录西方传教士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一共介绍了多少西学著作?又是如何评价这些著作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1)、《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西学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有凡例20则,其中第7则写道:“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故木增、郑麟趾、徐敬德之属亦随时代编入焉。”[2]  这就表明《四库全书》也收录外国人的著作。在华传教士“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他们的著作也进入了四库馆臣的视野。

根据初步统计,《四库全书总目》一共评介了37部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3] 这些著作,有的收入了《四库全书》,有的仅为存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收入《四库全书》的西学著作。为了便于读者查阅,不妨按照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的页码顺序进行。

1、第325页,经部,乐类,《律吕正义续编》。这是康熙末年《御定律吕正义》中的1卷,由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与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二人编成。

2、第632页,史部,地理类四,《职方外纪》。传教士艾儒略撰,成书于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共5卷。

3、第634页,史部,地理类四,《坤舆图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撰,共2 卷。

4、第853页,子部,农家类,《农政全书》。徐光启撰,共60卷,其中有6卷为泰西水法。

5、第853页,子部,农家类,《泰西水法》。传教士熊三拔撰,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共6卷。

6、第894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乾坤体义》。利玛窦撰,共2卷。

7、第895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表度说》。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传教士熊三拔撰,共1卷。

8、第895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简平仪说》。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传教士熊三拔撰,共1卷。

9、第895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天问略》。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传教士阳玛诺撰,共1 卷。

10、第895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新法算书》。这是明崇祯末年至清顺治初年,由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和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集体编撰的一部西洋新历,共100卷。

11、第896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测量法义》1卷。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

12、第896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测量异同》1卷,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

13、第896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句股义》1卷,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

14、第896页,天文算法类一,《浑盖通宪图说》。此书分上下2卷,《四库全书》列为李之藻撰,方豪认为是由利玛窦口授。[4]  

15、第896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圜容较义》。利玛窦口授,李之藻撰,1卷。

16、第898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御定仪象考成》。由传教士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和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人所撰,成书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共32卷。

17、第898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御定历象考成后编》。由传教士戴进贤、徐懋德和中国学者明安图等人所撰,成书于乾隆七年(1742年),共10卷。

18、第899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天步真原》1卷,传教士穆尼阁授,中国学者薛凤祚译。

19、第900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天学会通》1卷,薛凤祚撰。

20、第907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二,《同文算指》。此书为利玛窦授,李之藻演,刻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共10卷。

21、第907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二,《几何原本》。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

22、第984页,子部,谱录类,《奇器图说》。此书为传教士邓玉函口授,中国学者王征译绘,刻于明天启七年(1634年),共3卷。

23、第984页,子部,谱录类,《诸器图说》。王征著,共1卷。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四库全书》存目的西学书籍。仍以《四库全书总目》的页码顺序进行。

1、第387页,经部,小学类存目二,《西儒耳目资》。传教士金尼阁撰,刻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

2、第680页,史部,地理类存目七,《别本坤舆外记》1卷,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撰。

3、第680页,史部,地理类存目七,《西方要记》。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撰,成书于康熙初年,共1 卷。

4、第1079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辨学遗牍》。共1卷,前后两编。前编为利玛窦复虞淳熙书,后编为辩竹窗三笔天说。

5、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二十五言》。利玛窦撰,刊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共1卷。

6、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天主实义》。利玛窦在南昌时所著,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已在该地初版,后利氏到北京,稍加润色,两次重刊。

7、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畸人十篇》。利玛窦撰,成书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共2卷。

8、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交友论》。利玛窦撰,共1卷。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初刻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

9、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七克》。传教士庞迪我撰,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共7卷。

10、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西学凡》。传教士艾儒略撰,成书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共1卷。

11、第1081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灵言蠡勺》。传教士毕方济撰,成书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共2卷。

12、第1081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空际格致》。传教士高一志撰,共2卷。

13、第1081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寰有铨》。传教士傅凡际撰,共6卷。

14、第1136页,子部,杂家类存目十,《天学初函》。明末李之藻编,这是一部丛书,分“理”、“器”两编。

以上,我们概述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西学著作。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西学著作内容较为广泛,涉及了经、史、子三部中的乐类、小学类、地理类、农家类、天文算法类、谱录类、杂家类7个门类。这些著作的初版印刷时间,最早的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最晚的是乾隆十七年(1752年)《御定仪象考成》,绝大部分为晚明之作。这些著作,一般都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收入《四库全书》的都是讲科学的书,存目的都与宗教、哲学有关。这正表明了清朝官方及乾隆帝的思想:要西方科学,不要西方宗教。



                   (2)《库全书总目》对天主教的批驳

           《四库全书》编撰时,正值清廷禁教时期。因此四库馆臣在将部分天主教书籍予以存目介绍的同时,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辨学遗牍》是天主教与佛教进行辩论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批驳该书道:“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校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

《二十五言》是一本宗教伦理书,包括二十五条修身格言。《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及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

《天主实义》历引中国六经之语,以证天儒相合,以传其教。《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该书“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也。”

《畴人十篇》以问答体的形式宣传天主教。《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其言宏肆博辨,颇足动听。大抵掇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以佛书比之,《天主实义》犹其礼忏,此则犹其谈禅也。”

《交友论》共译西方关于友谊的格言百条,属于德性伦理学。[5]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 “其言不甚荒悖,然多为利害而言,醇驳参半。”

《七克》是一部宗教伦理学著作,意在指导人们克服天主教认定的七种罪恶。《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而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

《灵言蠡勺》是一部神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其实即释氏觉性之说,而巧为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

《空际格致》属论自然界的神学读本,以火、气、水、土为四元素,论述天地间的各种自然现象。《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然其窥测天文,不能废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气,而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

《寰有诠》是论宇宙的神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其论皆宗天主,又有圆满纯体不坏等十五篇,总以阐明彼法。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天学初函》是李之藻编的一部丛书,其中既有讲西方科学的,也有讲西方宗教的。《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故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之藻等传其测算之术,原不失为节取,乃并其惑诬之说刊而布之,以显与六经相龃龉,则傎之甚矣。今择其器编十种可资测算者,别著于录。其理编则惟录《职方外纪》,以广异闻,其余概从屏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以上,我们叙述了《四库全书总目》对天主教书籍的批驳。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几点:

一,总目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人物、方法、流行的原因有一套完整的看法。认为西洋人进入中国始于利玛窦,西洋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天主实义》。西洋教士的传教方法是合儒辟佛,学术传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传教士又长于天文历算,巧于奇器制作,“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天主教能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原因,则是“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诘,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

二、总目认为天主教与佛教类似,并无独特的优越性,而且有剽窃之嫌。大秦景教也并非传教士所说的基督教,而是中国早已有之的袄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大抵掇取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并不真正了解天主教。

三、总目明确指出:《交友论》“其言不甚荒悖”,《七克》“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这说明四库馆臣清楚地看出,西方的宗教理论中某些具体的“词说”不无可取之处。但是,“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天主教 “悠谬荒唐”,“纯涉支离荒诞”, 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必须严令禁止。

四、总目在对天主教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又对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科学给予了好评。明确指出:“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这就将西方宗教与西方科学作了区分。强调:“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3)、《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科学的嘉许与贬抑

《四库全书总目》不因西方宗教而废西方科学,主张“节取其技能”,这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它是如何节取的呢?它对西方科学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前已述及共有23部西方科学书籍收入了《四库全书》。这些书籍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天文历算类、机械类、农业水利类、文化教育类、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对这些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官方对西方科学的嘉许与贬抑。

一、  对西方天文历算的赞赏

《乾坤体义》是利玛窦的一部科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不仅高度评价了它的学术价值,而且盛赞其实践意义。明确指出:当明季历法乖舛之余,郑世子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始尽精微。则是书固亦大辂之椎轮矣。”

《表度说》是讲立表取日影,以知节气时刻之书。总目评价道:“夫立表取影,以知时刻节气,本历法中之至易至明者,然非明于天地之运行,习于三角之算术,则不能得确准。是时地圆地小之说初入中土,骤闻而骇之者甚众。故先举其至易至明者,以示其可信焉。”

《简平仪说》论述了天文观察仪器简平仪的原理及其使用方法。《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盖是仪写浑如平,如取影于烛,虽云借象,而实数出焉。弧三角以量代算之法,实本于此。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也。”

《新法算书》是明末清初中西学者合作编撰的西洋新历。《四库全书总目》回顾了这部新历的编撰过程,比较了明清两朝对待这部新历的态度,考察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与这部西洋新历的关系,明确指出:“《御制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编,益复推阐微茫,穷究正变,……推步之密,垂范万年。又岂非光启等所能企及。然授时改宪之所自,其源流实本于是编。”充分表现了四库馆臣对《新法算书》的赞赏。

《圜容较义》为利玛窦所授,李之藻所撰。《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其书虽明圜容之义,而各面各体比例之义胥于是见,且次第相生,于周髀圆出于方,方出于矩之义,亦多足发明焉。”

《几何原本》是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的一部科学名著。《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此书为欧罗巴算学专书,且利玛窦序云,前述后作,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是以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二、对西方机械科学的好评

《奇器图说》是传教士邓玉函与中国学者王征合作的成果。方豪称《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的书。[6]  陈垣指出:“从今观之,所谓奇者未必奇,然在三百年前,则固未有奇于此者,况今日工学诸译名,无不溯源于是书。”[7]  《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王征“曾询西洋奇器之法于玉函,玉函因以其国所传文字口授,征译为是书。其术能以小力运大,故名曰重,又谓之力艺。大旨谓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法,度为测量,重则即此力艺之学,皆相资而成。故先论重之本体,以明力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条。次论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条。次起重十一图,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转磨十五图,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四图,图皆有说,而于农器水法尤为详备。”最后,总目评价道:“(西洋)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总目还对王征自撰的《诸器图说》作了好评,明确指出:“《诸器图说》,凡图十一,各为之说,而附以铭赞,乃征所自作,亦具有思致云。”

三、对西方水利科学的嘉许

《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称“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第一卷为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第二卷为玉衡车,用挈井泉之水;第三卷为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第四卷为水法附余,讲寻泉作井之法,并附以疗病之水;第五卷为水法或问,备言水性;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总目又对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进行了比较,对水利学作了较高的评价。明确指出:“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四库全书总目》还写道,《泰西水法》卷四之末有附记云:“此外测量水地,度形势高下,以决排江河,蓄泄湖淀,别有一法。或于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桥梁城垣宫室,永不圯坏,别为一法。或于百里之远,疏引源泉,附流灌注,入于国城,分枝析派,任意取用,别为一法。皆别有备论。兹者专言取水,未暇多及云云。”为此,《四库全书总目》感叹道:“则其法尚有全书,今未之见也。”惋惜之情跃然纸上。

四、对西方文化教育的论述

《西学凡》是一部介绍西方教育的书籍。四库馆臣虽然未将其收入《四库全书》,但予以存目,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了介绍,指出:“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济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紧接着,总目又对中西教育作了比较,认为西方的“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这显然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最后,总目评论道:“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这就曲解了西方的教育体制。

《西儒耳目资》是一部语言文字学著作,旨在帮助西人学习中文。《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欧罗巴地接西荒,故亦讲于声音之学。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其一家之学。我皇上耆定成功,拓地葱岭,钦定《西域同文志》,兼括诸体,巨细兼收。欧罗巴验海占风,久修职贡,固应存录是书,以备象胥之掌。”

由此可见,四库馆臣认为《西儒耳目资》虽有繁碎之嫌,但毕竟成一家之学,且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应该收入《四库全书》。只因“此本残阙颇多,《列音韵谱》惟存第一摄至十七摄,自十八摄至五十摄皆佚,已非完书。故附存其目焉。”

五、对西方地理科学的评判

《职方外纪》是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学著作,有助于当时人们认识世界。有学者曾经指出:“书中言五大洲各国之风土,民情,气候,名胜等等,颇有兴味,而于高龙寻获亚墨利加之史事,言之颇详,书首并刻有万国舆图,北舆地图,南舆地图。是书在明末,当然为地舆学上之一种新知识,足以纠正中国古人天圆地方之许多谬见。”[8]

《四库全书》收录了这部书,总目对此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认为:“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不过总目又指出:“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坤舆图说》的情况与此类似。《四库全书》收录了此书,总目对此书作了介绍。同时,总目又将此书与《神异经》相比附,怀疑它是剽窃了中国古书而编造出来的。指出:“疑其东来之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不过,总目又承认:“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因此决定“存广异闻。”

《四库全书总目》将世界地理书籍视为“异闻”,持半信半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态度,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以自我为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夜郎自大,固步自封。

六、对“西学中源”说的阐发

《四库全书总目》虽对西方科学作了较高评价,但又认为这些新法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科学有些类似。例如在评价《乾坤体义》一书时,《四库全书总目》就指出:“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9]  

总目还进一步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多种书籍的提要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例如在评介《周髀算经》时,总目对西法与中法作了比较,认为:“明万历中欧罗巴人入中国,始创立新法,号为精密。然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因此,总目的结论是:“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  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10]

在评介《浑盖通宪图说》时,总目还引用梅文鼎的观点,再次宣扬“西学中源”说。指出:“梅文鼎曾作订补一卷,其说曰:‘浑盖之器,以盖天之法代浑天之用,其制见于《元史》扎玛鲁鼎所用仪器中。窃疑为《周髀》遗术,流入西方。’”[11]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一共评论了37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这是乾隆年间中国学者对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的一种回应,反映了当时清朝官方对西学的态度。这些被评论的著作,有的收入了《四库全书》,有的仅为存目。收入四库的是科学著作,大多受到好评。存目的主要与宗教有关,受到严厉批驳。这说明乾隆年间,清朝官方对西教与西学有着明确的区分,总的看法是:“西学所长在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12] “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13]  收入四库的西方科学著作,大致可以分为:天文历算类、机械类、农业水利类、地理类。总的来说,除了地理类的“广异闻”的书外,《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科学书籍评价较高。认为:“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14] “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15]  与此同时,《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们深切地感受到,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在赞扬西学的同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16]  他们反复论证“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  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17] 他们还对介绍世界地理和欧洲各国社会概况的著作,横加指斥,百般怀疑。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疑其东来之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18]  这个评论反映了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天朝心态。以自我为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没有主动认识其他国家的热情。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历史是无情的。正当清代君臣深信“西学中源”说,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时,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最终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9世纪中国的落后挨打,与18世纪清廷的对外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







(资料来源:载《首都博物馆丛刊》2002年。)










[1]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

[2]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页。

[3]  这里指的是明确记载作者为传教士或中国教徒的西学著作。

[4]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馆1966年版,第49页,转引自陈占山:《<四库全书>载录传教士撰译著作述论》,载《文献》1998年第1期。

[5] 参见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6]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王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8页。

[7]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 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9页。

[8]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313页。

[9]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4页。

[10]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2-893页。

[11]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6页。

[12]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36页。

[13]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1页。

[14]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1页。

[15]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4页。

[16]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5页。

[17]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2页。《四库全书总目》对西学的评价

吴伯娅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清廷用10余年的时间,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编纂了一部《四库全书》。其间,又对《四库全书》收录和存目的书籍编写内容提要和简评,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卷首,刊载了乾隆帝从三十七年至五十五年有关编纂《四库全书》的一系列上谕,对编书宗旨、书名的确定、提要的撰写、书籍的删毁标准、敏感问题的处理办法等等,都作了明确的指示。乾隆曾经说过:“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披阅厘正。”[1]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清朝官方及乾隆帝的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和评论了多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四库全书》为何要收录西方传教士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一共介绍了多少西学著作?又是如何评价这些著作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1)、《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西学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有凡例20则,其中第7则写道:“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故木增、郑麟趾、徐敬德之属亦随时代编入焉。”[2]  这就表明《四库全书》也收录外国人的著作。在华传教士“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他们的著作也进入了四库馆臣的视野。

根据初步统计,《四库全书总目》一共评介了37部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3] 这些著作,有的收入了《四库全书》,有的仅为存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收入《四库全书》的西学著作。为了便于读者查阅,不妨按照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的页码顺序进行。

1、第325页,经部,乐类,《律吕正义续编》。这是康熙末年《御定律吕正义》中的1卷,由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与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二人编成。

2、第632页,史部,地理类四,《职方外纪》。传教士艾儒略撰,成书于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共5卷。

3、第634页,史部,地理类四,《坤舆图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撰,共2 卷。

4、第853页,子部,农家类,《农政全书》。徐光启撰,共60卷,其中有6卷为泰西水法。

5、第853页,子部,农家类,《泰西水法》。传教士熊三拔撰,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共6卷。

6、第894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乾坤体义》。利玛窦撰,共2卷。

7、第895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表度说》。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传教士熊三拔撰,共1卷。

8、第895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简平仪说》。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传教士熊三拔撰,共1卷。

9、第895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天问略》。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传教士阳玛诺撰,共1 卷。

10、第895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新法算书》。这是明崇祯末年至清顺治初年,由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和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集体编撰的一部西洋新历,共100卷。

11、第896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测量法义》1卷。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

12、第896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测量异同》1卷,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

13、第896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句股义》1卷,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

14、第896页,天文算法类一,《浑盖通宪图说》。此书分上下2卷,《四库全书》列为李之藻撰,方豪认为是由利玛窦口授。[4]  

15、第896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圜容较义》。利玛窦口授,李之藻撰,1卷。

16、第898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御定仪象考成》。由传教士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和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人所撰,成书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共32卷。

17、第898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御定历象考成后编》。由传教士戴进贤、徐懋德和中国学者明安图等人所撰,成书于乾隆七年(1742年),共10卷。

18、第899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天步真原》1卷,传教士穆尼阁授,中国学者薛凤祚译。

19、第900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一,《天学会通》1卷,薛凤祚撰。

20、第907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二,《同文算指》。此书为利玛窦授,李之藻演,刻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共10卷。

21、第907页,子部,天文算法类二,《几何原本》。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

22、第984页,子部,谱录类,《奇器图说》。此书为传教士邓玉函口授,中国学者王征译绘,刻于明天启七年(1634年),共3卷。

23、第984页,子部,谱录类,《诸器图说》。王征著,共1卷。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四库全书》存目的西学书籍。仍以《四库全书总目》的页码顺序进行。

1、第387页,经部,小学类存目二,《西儒耳目资》。传教士金尼阁撰,刻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

2、第680页,史部,地理类存目七,《别本坤舆外记》1卷,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撰。

3、第680页,史部,地理类存目七,《西方要记》。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撰,成书于康熙初年,共1 卷。

4、第1079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辨学遗牍》。共1卷,前后两编。前编为利玛窦复虞淳熙书,后编为辩竹窗三笔天说。

5、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二十五言》。利玛窦撰,刊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共1卷。

6、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天主实义》。利玛窦在南昌时所著,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已在该地初版,后利氏到北京,稍加润色,两次重刊。

7、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畸人十篇》。利玛窦撰,成书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共2卷。

8、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交友论》。利玛窦撰,共1卷。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初刻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

9、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七克》。传教士庞迪我撰,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共7卷。

10、第1080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西学凡》。传教士艾儒略撰,成书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共1卷。

11、第1081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灵言蠡勺》。传教士毕方济撰,成书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共2卷。

12、第1081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空际格致》。传教士高一志撰,共2卷。

13、第1081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二,《寰有铨》。传教士傅凡际撰,共6卷。

14、第1136页,子部,杂家类存目十,《天学初函》。明末李之藻编,这是一部丛书,分“理”、“器”两编。

以上,我们概述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西学著作。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西学著作内容较为广泛,涉及了经、史、子三部中的乐类、小学类、地理类、农家类、天文算法类、谱录类、杂家类7个门类。这些著作的初版印刷时间,最早的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最晚的是乾隆十七年(1752年)《御定仪象考成》,绝大部分为晚明之作。这些著作,一般都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收入《四库全书》的都是讲科学的书,存目的都与宗教、哲学有关。这正表明了清朝官方及乾隆帝的思想:要西方科学,不要西方宗教。



                   (2)《库全书总目》对天主教的批驳

           《四库全书》编撰时,正值清廷禁教时期。因此四库馆臣在将部分天主教书籍予以存目介绍的同时,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辨学遗牍》是天主教与佛教进行辩论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批驳该书道:“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校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

《二十五言》是一本宗教伦理书,包括二十五条修身格言。《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及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

《天主实义》历引中国六经之语,以证天儒相合,以传其教。《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该书“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也。”

《畴人十篇》以问答体的形式宣传天主教。《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其言宏肆博辨,颇足动听。大抵掇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以佛书比之,《天主实义》犹其礼忏,此则犹其谈禅也。”

《交友论》共译西方关于友谊的格言百条,属于德性伦理学。[5]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 “其言不甚荒悖,然多为利害而言,醇驳参半。”

《七克》是一部宗教伦理学著作,意在指导人们克服天主教认定的七种罪恶。《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而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

《灵言蠡勺》是一部神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批驳道:“其实即释氏觉性之说,而巧为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

《空际格致》属论自然界的神学读本,以火、气、水、土为四元素,论述天地间的各种自然现象。《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然其窥测天文,不能废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气,而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

《寰有诠》是论宇宙的神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其论皆宗天主,又有圆满纯体不坏等十五篇,总以阐明彼法。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天学初函》是李之藻编的一部丛书,其中既有讲西方科学的,也有讲西方宗教的。《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故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之藻等传其测算之术,原不失为节取,乃并其惑诬之说刊而布之,以显与六经相龃龉,则傎之甚矣。今择其器编十种可资测算者,别著于录。其理编则惟录《职方外纪》,以广异闻,其余概从屏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以上,我们叙述了《四库全书总目》对天主教书籍的批驳。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几点:

一,总目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人物、方法、流行的原因有一套完整的看法。认为西洋人进入中国始于利玛窦,西洋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天主实义》。西洋教士的传教方法是合儒辟佛,学术传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传教士又长于天文历算,巧于奇器制作,“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天主教能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原因,则是“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诘,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

二、总目认为天主教与佛教类似,并无独特的优越性,而且有剽窃之嫌。大秦景教也并非传教士所说的基督教,而是中国早已有之的袄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大抵掇取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并不真正了解天主教。

三、总目明确指出:《交友论》“其言不甚荒悖”,《七克》“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这说明四库馆臣清楚地看出,西方的宗教理论中某些具体的“词说”不无可取之处。但是,“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天主教 “悠谬荒唐”,“纯涉支离荒诞”, 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必须严令禁止。

四、总目在对天主教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又对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科学给予了好评。明确指出:“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这就将西方宗教与西方科学作了区分。强调:“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3)、《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科学的嘉许与贬抑

《四库全书总目》不因西方宗教而废西方科学,主张“节取其技能”,这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它是如何节取的呢?它对西方科学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前已述及共有23部西方科学书籍收入了《四库全书》。这些书籍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天文历算类、机械类、农业水利类、文化教育类、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对这些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官方对西方科学的嘉许与贬抑。

一、  对西方天文历算的赞赏

《乾坤体义》是利玛窦的一部科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不仅高度评价了它的学术价值,而且盛赞其实践意义。明确指出:当明季历法乖舛之余,郑世子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始尽精微。则是书固亦大辂之椎轮矣。”

《表度说》是讲立表取日影,以知节气时刻之书。总目评价道:“夫立表取影,以知时刻节气,本历法中之至易至明者,然非明于天地之运行,习于三角之算术,则不能得确准。是时地圆地小之说初入中土,骤闻而骇之者甚众。故先举其至易至明者,以示其可信焉。”

《简平仪说》论述了天文观察仪器简平仪的原理及其使用方法。《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盖是仪写浑如平,如取影于烛,虽云借象,而实数出焉。弧三角以量代算之法,实本于此。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也。”

《新法算书》是明末清初中西学者合作编撰的西洋新历。《四库全书总目》回顾了这部新历的编撰过程,比较了明清两朝对待这部新历的态度,考察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与这部西洋新历的关系,明确指出:“《御制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编,益复推阐微茫,穷究正变,……推步之密,垂范万年。又岂非光启等所能企及。然授时改宪之所自,其源流实本于是编。”充分表现了四库馆臣对《新法算书》的赞赏。

《圜容较义》为利玛窦所授,李之藻所撰。《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其书虽明圜容之义,而各面各体比例之义胥于是见,且次第相生,于周髀圆出于方,方出于矩之义,亦多足发明焉。”

《几何原本》是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的一部科学名著。《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此书为欧罗巴算学专书,且利玛窦序云,前述后作,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是以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二、对西方机械科学的好评

《奇器图说》是传教士邓玉函与中国学者王征合作的成果。方豪称《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的书。[6]  陈垣指出:“从今观之,所谓奇者未必奇,然在三百年前,则固未有奇于此者,况今日工学诸译名,无不溯源于是书。”[7]  《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王征“曾询西洋奇器之法于玉函,玉函因以其国所传文字口授,征译为是书。其术能以小力运大,故名曰重,又谓之力艺。大旨谓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法,度为测量,重则即此力艺之学,皆相资而成。故先论重之本体,以明力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条。次论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条。次起重十一图,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转磨十五图,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四图,图皆有说,而于农器水法尤为详备。”最后,总目评价道:“(西洋)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总目还对王征自撰的《诸器图说》作了好评,明确指出:“《诸器图说》,凡图十一,各为之说,而附以铭赞,乃征所自作,亦具有思致云。”

三、对西方水利科学的嘉许

《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称“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第一卷为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第二卷为玉衡车,用挈井泉之水;第三卷为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第四卷为水法附余,讲寻泉作井之法,并附以疗病之水;第五卷为水法或问,备言水性;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总目又对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进行了比较,对水利学作了较高的评价。明确指出:“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四库全书总目》还写道,《泰西水法》卷四之末有附记云:“此外测量水地,度形势高下,以决排江河,蓄泄湖淀,别有一法。或于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桥梁城垣宫室,永不圯坏,别为一法。或于百里之远,疏引源泉,附流灌注,入于国城,分枝析派,任意取用,别为一法。皆别有备论。兹者专言取水,未暇多及云云。”为此,《四库全书总目》感叹道:“则其法尚有全书,今未之见也。”惋惜之情跃然纸上。

四、对西方文化教育的论述

《西学凡》是一部介绍西方教育的书籍。四库馆臣虽然未将其收入《四库全书》,但予以存目,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了介绍,指出:“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济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紧接着,总目又对中西教育作了比较,认为西方的“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这显然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最后,总目评论道:“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这就曲解了西方的教育体制。

《西儒耳目资》是一部语言文字学著作,旨在帮助西人学习中文。《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欧罗巴地接西荒,故亦讲于声音之学。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其一家之学。我皇上耆定成功,拓地葱岭,钦定《西域同文志》,兼括诸体,巨细兼收。欧罗巴验海占风,久修职贡,固应存录是书,以备象胥之掌。”

由此可见,四库馆臣认为《西儒耳目资》虽有繁碎之嫌,但毕竟成一家之学,且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应该收入《四库全书》。只因“此本残阙颇多,《列音韵谱》惟存第一摄至十七摄,自十八摄至五十摄皆佚,已非完书。故附存其目焉。”

五、对西方地理科学的评判

《职方外纪》是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学著作,有助于当时人们认识世界。有学者曾经指出:“书中言五大洲各国之风土,民情,气候,名胜等等,颇有兴味,而于高龙寻获亚墨利加之史事,言之颇详,书首并刻有万国舆图,北舆地图,南舆地图。是书在明末,当然为地舆学上之一种新知识,足以纠正中国古人天圆地方之许多谬见。”[8]

《四库全书》收录了这部书,总目对此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认为:“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不过总目又指出:“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坤舆图说》的情况与此类似。《四库全书》收录了此书,总目对此书作了介绍。同时,总目又将此书与《神异经》相比附,怀疑它是剽窃了中国古书而编造出来的。指出:“疑其东来之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不过,总目又承认:“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因此决定“存广异闻。”

《四库全书总目》将世界地理书籍视为“异闻”,持半信半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态度,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以自我为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夜郎自大,固步自封。

六、对“西学中源”说的阐发

《四库全书总目》虽对西方科学作了较高评价,但又认为这些新法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科学有些类似。例如在评价《乾坤体义》一书时,《四库全书总目》就指出:“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9]  

总目还进一步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多种书籍的提要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例如在评介《周髀算经》时,总目对西法与中法作了比较,认为:“明万历中欧罗巴人入中国,始创立新法,号为精密。然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因此,总目的结论是:“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  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10]

在评介《浑盖通宪图说》时,总目还引用梅文鼎的观点,再次宣扬“西学中源”说。指出:“梅文鼎曾作订补一卷,其说曰:‘浑盖之器,以盖天之法代浑天之用,其制见于《元史》扎玛鲁鼎所用仪器中。窃疑为《周髀》遗术,流入西方。’”[11]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一共评论了37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这是乾隆年间中国学者对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的一种回应,反映了当时清朝官方对西学的态度。这些被评论的著作,有的收入了《四库全书》,有的仅为存目。收入四库的是科学著作,大多受到好评。存目的主要与宗教有关,受到严厉批驳。这说明乾隆年间,清朝官方对西教与西学有着明确的区分,总的看法是:“西学所长在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12] “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13]  收入四库的西方科学著作,大致可以分为:天文历算类、机械类、农业水利类、地理类。总的来说,除了地理类的“广异闻”的书外,《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科学书籍评价较高。认为:“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14] “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15]  与此同时,《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们深切地感受到,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在赞扬西学的同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16]  他们反复论证“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  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17] 他们还对介绍世界地理和欧洲各国社会概况的著作,横加指斥,百般怀疑。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疑其东来之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18]  这个评论反映了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天朝心态。以自我为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没有主动认识其他国家的热情。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历史是无情的。正当清代君臣深信“西学中源”说,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时,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最终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9世纪中国的落后挨打,与18世纪清廷的对外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







(资料来源:载《首都博物馆丛刊》2002年。)










[1]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

[2]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页。

[3]  这里指的是明确记载作者为传教士或中国教徒的西学著作。

[4]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馆1966年版,第49页,转引自陈占山:《<四库全书>载录传教士撰译著作述论》,载《文献》1998年第1期。

[5] 参见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6]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王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8页。

[7]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 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9页。

[8]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313页。

[9]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4页。

[10]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2-893页。

[11]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6页。

[12]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36页。

[13]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1页。

[14]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1页。

[15]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4页。

[16]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5页。

[17]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2页。
“西学所长在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这个标准一直被中国的主流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