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刘少奇回应毛泽东：人相食要上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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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小小 发布日期: 2007-11-22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在刘少70岁生日的前一个月，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在他71岁生日差12日含冤离世！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后来却矛盾重重。以致毛泽东后来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回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毛泽东选刘少奇为接班人的原因
刘少奇从一个工人运动领袖坐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也有其理由。第一，工人运动出身奠定“阶级”基础。
1937年的刘少奇
刘少奇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刘少奇学成归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指挥安源路矿大罢工，其过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只有历史中人才真正知道它对于中国革命的丰功，对于中国革命的至伟。安源大罢工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的纪录：组织了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创建了第一座设施完整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图书馆以及马列主义党校，试办了第一所供销合作社，成立了第一支建制正规的工人武装力量（工人矿警队）……还有，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员1/3在安源，党员200余人，团员433人；以安源为基地，支持与推动了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以及遥远的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阶级的造反行动；安源的骨干分子最后还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比如那个矿警队就连锅端给了毛泽东。毫不夸张地讲，安源恰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战士的摇篮。
第二，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刘少奇不仅几乎都参加了，并提出一整套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和工会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共建政后，刘少奇又提出了新的理论。1951年所写的《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新中国工会的基本任务，第一次提出国营工厂内部存在着“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1964年提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并存，成为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先声。刘少奇在中共建设方面的贡献也十分突出，论著众多，为大家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是《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这三篇。
第三，刘少奇促使“毛泽东思想”成中共指导思想。
《刘少奇年谱》记载，刘少奇在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曾时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
刘少奇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后，又开始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努力！刘少奇首先根据中央政治局1941年“九月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和理论贡献。
1943年7月，中共诞生22周年。刘少奇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该文不仅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而且理论性很强。文章颂扬毛泽东“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据《刘少奇选集》记载，刘少奇指出，新党章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
虽然刘源、王光美等人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里说：“那种认为刘少奇“突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的原因，是由于他发明、创造、鼓吹了‘毛泽东思想’，取悦了党的最高领袖，这完全是一种对中共党史知之甚少，又持市侩哲学的庸人猜度。”但不可否认，刘少奇的确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些贡献也将其推到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
毛泽东退居二线 感觉被架空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
刘少奇1945年在延安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倍感被刘邓架空，对一线的领导体制产生强烈不满。
毛泽东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
紧接着，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了直接冲突。“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七千人大会”统一了中共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也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和5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事关重大，要请在武汉的毛泽东做决定。刘少奇叫田家英请毛泽东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泽东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立即约毛泽东，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同意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亦感觉毛泽东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据《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作者: 李小小 发布日期: 2007-11-22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在刘少70岁生日的前一个月，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在他71岁生日差12日含冤离世！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后来却矛盾重重。以致毛泽东后来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回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毛泽东选刘少奇为接班人的原因
刘少奇从一个工人运动领袖坐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也有其理由。第一，工人运动出身奠定“阶级”基础。
1937年的刘少奇
刘少奇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刘少奇学成归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指挥安源路矿大罢工，其过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只有历史中人才真正知道它对于中国革命的丰功，对于中国革命的至伟。安源大罢工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的纪录：组织了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创建了第一座设施完整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图书馆以及马列主义党校，试办了第一所供销合作社，成立了第一支建制正规的工人武装力量（工人矿警队）……还有，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员1/3在安源，党员200余人，团员433人；以安源为基地，支持与推动了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以及遥远的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阶级的造反行动；安源的骨干分子最后还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比如那个矿警队就连锅端给了毛泽东。毫不夸张地讲，安源恰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战士的摇篮。
第二，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刘少奇不仅几乎都参加了，并提出一整套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和工会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共建政后，刘少奇又提出了新的理论。1951年所写的《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新中国工会的基本任务，第一次提出国营工厂内部存在着“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1964年提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并存，成为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先声。刘少奇在中共建设方面的贡献也十分突出，论著众多，为大家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是《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这三篇。
第三，刘少奇促使“毛泽东思想”成中共指导思想。
《刘少奇年谱》记载，刘少奇在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曾时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
刘少奇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后，又开始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努力！刘少奇首先根据中央政治局1941年“九月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和理论贡献。
1943年7月，中共诞生22周年。刘少奇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该文不仅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而且理论性很强。文章颂扬毛泽东“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据《刘少奇选集》记载，刘少奇指出，新党章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
虽然刘源、王光美等人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里说：“那种认为刘少奇“突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的原因，是由于他发明、创造、鼓吹了‘毛泽东思想’，取悦了党的最高领袖，这完全是一种对中共党史知之甚少，又持市侩哲学的庸人猜度。”但不可否认，刘少奇的确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些贡献也将其推到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
毛泽东退居二线 感觉被架空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
刘少奇1945年在延安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倍感被刘邓架空，对一线的领导体制产生强烈不满。
毛泽东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
紧接着，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了直接冲突。“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七千人大会”统一了中共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也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和5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事关重大，要请在武汉的毛泽东做决定。刘少奇叫田家英请毛泽东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泽东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立即约毛泽东，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同意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亦感觉毛泽东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据《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在刘少70岁生日的前一个月，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在他71岁生日差12日含冤离世！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后来却矛盾重重。以致毛泽东后来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回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毛泽东选刘少奇为接班人的原因
刘少奇从一个工人运动领袖坐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也有其理由。第一，工人运动出身奠定“阶级”基础。
1937年的刘少奇
刘少奇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刘少奇学成归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指挥安源路矿大罢工，其过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只有历史中人才真正知道它对于中国革命的丰功，对于中国革命的至伟。安源大罢工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的纪录：组织了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创建了第一座设施完整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图书馆以及马列主义党校，试办了第一所供销合作社，成立了第一支建制正规的工人武装力量（工人矿警队）……还有，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员1/3在安源，党员200余人，团员433人；以安源为基地，支持与推动了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以及遥远的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阶级的造反行动；安源的骨干分子最后还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比如那个矿警队就连锅端给了毛泽东。毫不夸张地讲，安源恰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战士的摇篮。
第二，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刘少奇不仅几乎都参加了，并提出一整套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和工会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共建政后，刘少奇又提出了新的理论。1951年所写的《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新中国工会的基本任务，第一次提出国营工厂内部存在着“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1964年提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并存，成为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先声。刘少奇在中共建设方面的贡献也十分突出，论著众多，为大家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是《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这三篇。
第三，刘少奇促使“毛泽东思想”成中共指导思想。
《刘少奇年谱》记载，刘少奇在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曾时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
刘少奇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后，又开始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努力！刘少奇首先根据中央政治局1941年“九月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和理论贡献。
1943年7月，中共诞生22周年。刘少奇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该文不仅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而且理论性很强。文章颂扬毛泽东“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据《刘少奇选集》记载，刘少奇指出，新党章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
虽然刘源、王光美等人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里说：“那种认为刘少奇“突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的原因，是由于他发明、创造、鼓吹了‘毛泽东思想’，取悦了党的最高领袖，这完全是一种对中共党史知之甚少，又持市侩哲学的庸人猜度。”但不可否认，刘少奇的确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些贡献也将其推到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
毛泽东退居二线 感觉被架空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
刘少奇1945年在延安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倍感被刘邓架空，对一线的领导体制产生强烈不满。
毛泽东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
紧接着，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了直接冲突。“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七千人大会”统一了中共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也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和5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事关重大，要请在武汉的毛泽东做决定。刘少奇叫田家英请毛泽东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泽东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立即约毛泽东，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同意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亦感觉毛泽东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据《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作者: 李小小 发布日期: 2007-11-22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在刘少70岁生日的前一个月，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在他71岁生日差12日含冤离世！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后来却矛盾重重。以致毛泽东后来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回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毛泽东选刘少奇为接班人的原因
刘少奇从一个工人运动领袖坐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也有其理由。第一，工人运动出身奠定“阶级”基础。
1937年的刘少奇
刘少奇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刘少奇学成归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指挥安源路矿大罢工，其过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只有历史中人才真正知道它对于中国革命的丰功，对于中国革命的至伟。安源大罢工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的纪录：组织了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创建了第一座设施完整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图书馆以及马列主义党校，试办了第一所供销合作社，成立了第一支建制正规的工人武装力量（工人矿警队）……还有，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员1/3在安源，党员200余人，团员433人；以安源为基地，支持与推动了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以及遥远的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阶级的造反行动；安源的骨干分子最后还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比如那个矿警队就连锅端给了毛泽东。毫不夸张地讲，安源恰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战士的摇篮。
第二，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刘少奇不仅几乎都参加了，并提出一整套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和工会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共建政后，刘少奇又提出了新的理论。1951年所写的《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新中国工会的基本任务，第一次提出国营工厂内部存在着“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1964年提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并存，成为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先声。刘少奇在中共建设方面的贡献也十分突出，论著众多，为大家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是《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这三篇。
第三，刘少奇促使“毛泽东思想”成中共指导思想。
《刘少奇年谱》记载，刘少奇在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曾时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
刘少奇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后，又开始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努力！刘少奇首先根据中央政治局1941年“九月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和理论贡献。
1943年7月，中共诞生22周年。刘少奇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该文不仅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而且理论性很强。文章颂扬毛泽东“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据《刘少奇选集》记载，刘少奇指出，新党章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
虽然刘源、王光美等人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里说：“那种认为刘少奇“突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的原因，是由于他发明、创造、鼓吹了‘毛泽东思想’，取悦了党的最高领袖，这完全是一种对中共党史知之甚少，又持市侩哲学的庸人猜度。”但不可否认，刘少奇的确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些贡献也将其推到上中共二把手的位置。
毛泽东退居二线 感觉被架空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
刘少奇1945年在延安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倍感被刘邓架空，对一线的领导体制产生强烈不满。
毛泽东大骂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
紧接着，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了直接冲突。“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七千人大会”统一了中共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也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和5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事关重大，要请在武汉的毛泽东做决定。刘少奇叫田家英请毛泽东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泽东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立即约毛泽东，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同意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亦感觉毛泽东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据《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简直就是个悲剧
当时的左倾错误所致！
一面之词,死人说给活人看的,反正棺材里得那位爬不起来,说什么就是什么啦.
少谈政治 莫谈国事
中国人民大灾星
中国人民大灾星------此号非蒋总统莫属！
怕啥，谁敢写书上我有中宣部可以焚书，公安部可以坑儒，哼！
原帖由 核聚变 于 2007-11-30 21:21 发表
中国人民大灾星
死了还做成腊肉供人参观--恶心
哈哈~~~
好搞笑啊~~
我刚才查了以下，此文出自DJY，远作者周新宇。
某些人的表演可以结束了
;P ;P
好搞笑啊~~
我刚才查了以下，此文出自DJY，远作者周新宇。
某些人的表演可以结束了
;P ;P
不说了,只好几代人后会真正公平的说这事
现在说的没几个是真的
现在说的没几个是真的
刘搞得四清运动也是半斤八两。
四清跟浮夸风还是差太远．
得了吧，老刘是什么人，当时谁看不出来
原帖由 f22 于 2007-11-30 21:52 发表
四清跟浮夸风还是差太远．
MS卫星就是老刘先放的
不论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反对浮夸少饿死人就支持．
原帖由 mxyou 于 2007-11-30 22:06 发表
MS卫星就是老刘先放的
MS的事多了！MS老毛。。。。
原帖由 T62 于 2007-11-30 22:10 发表
MS的事多了！MS老毛。。。。
MS老彭针对的就是老刘那一伙。。。
反正是MS,就如你说的MS的事多了。。。
]]
原帖由 花飞雪 于 2007-11-30 21:47 发表
刘搞得四清运动也是半斤八两。
是不是又要拿出刘少奇跟乡下女“干部”斗气的故事呀？
刘少奇还真是气量小呢，跟一芝麻大的“官”斗气。;P
那女“干部”还真是胆大呢！敢跟国家主席叫板，P服P服呀！
MS卫星就是老刘先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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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谁放的并不重要，关键都是在XXX统治以统治者的名义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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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谁放的并不重要，关键都是在XXX统治以统治者的名义下放的。
而老毛单一个大跃进就让中国死了2000万。
大灾星都不足以形容，应当算 ...
对这种到现在也没什么真正结论的东西，我谈不起兴趣
大灾星都不足以形容，应当算 ...
对这种到现在也没什么真正结论的东西，我谈不起兴趣
原帖由 核聚变 于 2007-11-30 22:27 发表
MS卫星就是老刘先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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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谁放的并不重要，关键都是在XXX统治以统治者的名义下放的。
如果这么说也对，反正有人做了，当头的没出来制止是有责任的。
儿子出了事，老子就要去做牢的
原帖由 f22 于 2007-11-30 22:07 发表
不论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反对浮夸少饿死人就支持．
不是老彭打一横炮，本来庐山会议的内容就是反浮夸。
先放也可以先改正嘛，曾希圣也转变了，总比不转变的好吧？
对这种到现在也没什么真正结论的东西，我谈不起兴趣
－－－－－－－－－－－－－－－－－－－－－－
信阳事件，全区800万人饿死100万，人相食。
国外就是死个上百人的公共事件总理都要辞职，100万人，把上面都枪毙我看也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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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全区800万人饿死100万，人相食。
国外就是死个上百人的公共事件总理都要辞职，100万人，把上面都枪毙我看也不算多。
原帖由 nangi 于 2007-11-30 22:35 发表彭的性格如此，按陈云的法子会好很多．
不是老彭打一横炮，本来庐山会议的内容就是反浮夸。
不是老彭打一横炮，本来庐山会议的内容就是反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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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浮夸个屁，敢讲真话都打倒，剩下的就只有讲假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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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浮夸个屁，敢讲真话都打倒，剩下的就只有讲假话了。
原帖由 核聚变 于 2007-11-30 22:39 发表
不是老彭打一横炮，本来庐山会议的内容就是反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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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浮夸个屁，敢讲真话都打倒，剩下的就只有讲假话了。
这个就是老刘的杰作了
原帖由 核聚变 于 2007-11-30 22:36 发表
对这种到现在也没什么真正结论的东西，我谈不起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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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全区800万人饿死100万，人相食。
国外就是死个上百人的公共事件总理都要辞职，100万人，把上面都枪毙 ...
这么大比例的事情只要一调查就会出错
真话也有个怎么讲的问题，像彭那样给九五之尊上纲上线是极不明智的，把对浮夸的批判局限在经济领域会令毛好过些．
性格决定命运．
彭，丢了脑袋．
人民，又死多不少．
毛，留下千古骂名．
都输了．
性格决定命运．
彭，丢了脑袋．
人民，又死多不少．
毛，留下千古骂名．
都输了．
这么大比例的事情只要一调查就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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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左棍和日本右翼是一路货色！是不是要证明那三年没有饿死过人，也没有吃过人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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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左棍和日本右翼是一路货色！是不是要证明那三年没有饿死过人，也没有吃过人对吧！
真话也有个怎么讲的问题，像彭那样给九五之尊上纲上线是极不明智的，把对浮夸的批判局限在经济领域会令毛好过些．
性格决定命运．
彭，丢了脑袋．
人民，又死多不少．
毛，留下千古骂名．
都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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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彭说什么毛都不会接受的，暴君容忍反对意见吗。
文革里就是那些不提反对意见的，不还是一个下场。
性格决定命运．
彭，丢了脑袋．
人民，又死多不少．
毛，留下千古骂名．
都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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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彭说什么毛都不会接受的，暴君容忍反对意见吗。
文革里就是那些不提反对意见的，不还是一个下场。
原帖由 f22 于 2007-11-30 22:43 发表
真话也有个怎么讲的问题，像彭那样给九五之尊上纲上线是极不明智的，把对浮夸的批判局限在经济领域会令毛好过些．
性格决定命运．
彭，丢了脑袋．
人民，又死多不少．
毛，留下千古骂名．
都输了．
如果不是老刘头，事情怎么会变到这一地步呢？老彭如果不是以为老M会保下来（这件事本来是几乎确定下来的，彭根本就想到会出这种问题来），又怎么会傻乎乎的放那么大的炮仗呢？
陈云的提法毛还是接受的，虽然有些琐碎．
原帖由 核聚变 于 2007-11-30 22:43 发表
这么大比例的事情只要一调查就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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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左棍和日本右翼是一路货色！是不是要证明那三年没有饿死过人，也没有吃过人对吧！
就你说的信阳，只要放出现在的普查记录就能知道，
你知道一个地区死1/8是什么情况吗？
四川都能死4万万人呢
原帖由 f22 于 2007-11-30 22:46 发表
陈云的提法毛还是接受的，虽然有些琐碎．
主要还是下面的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太过了猛烈了，政治就是妥协，妥协不了了，就会有人倒霉
一九六○年大饥荒时“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今人已难以想像。据当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回忆：“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信阳人。 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 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 “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大跃进和高指标强徵粮食
“信阳事件”是 “大跃进”和“反右倾”两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无视农业生产历来丰、平、歉交替的事实，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征购一千一百五十亿斤，这是五八年的标准，但实际上五九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中共不思削减征购计划，反而比计划的征购数又多了二百亿斤，这一千三百五十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粮在五九、六零两年己急剧减少，从五七年的二百五十斤减少到一百七十四斤。
五九年粮食减产百分之十一，征购数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七。按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农村粮食的商品率仅百分之二十几，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五九年全国征购的粮食占量的百分之四十。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农民自愿“交售”的“余粮”，而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
对搜刮农民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在五九年七月五日给征粮的干部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他的逻辑是“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这等于许可各级党组织强行从农民嘴里挖口粮。挖走一半，用糠、菜替代就是了。
结果，一九五九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及五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七。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开始，各地人民公社的食堂相继缺粮。到一九六○年初，“非正常死亡”遍及全国农村，无可遏制。
河南省是大跃进的红旗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据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元帅说：因为徵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五八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五九年减了产，全省实产九百七十五万吨，但省委的估产高出实产数一倍多，徵购了三百七十五万吨，占实产数的百分之三十七。这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各地饿死人的情况不一，并不一定信阳地区的每个县都比别的地方严重。譬如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不亚于信阳地区。同属南阳地区的唐河县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结果粮食被大量外调。当农民断粮，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醒悟过来，要求上级拨粮救急时，南阳地委无动于衷，反批评毕可旦“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著农民饿死。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淅川等邻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因饥荒死人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领著全家六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妇二人及三名女儿溺毙，仅年方十四岁的儿子毕剑增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
还有许昌地区。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去调查。可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生怕他们看到真实情况，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专区的鄢灵县。据他们回忆，虽没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还是看到了鄢灵县“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许昌地区宝丰县人。49年时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辗转到了美国，成为一名科学家。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了。”说著流下了眼泪。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
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五八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百分之十左右的粮食。”五九年因天旱，大歉收，实产粮食二十多亿斤（一说三十二亿斤），仅及大丰收的五八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七十二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徵购量当然就照此虚报数增加。这样留给农民的粮食就大幅度减少了。信阳县是个典型的例子（如表）。
这是新编《信阳县志》公布的数字。与全国农村的情况一样，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结果全县人均留粮（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五八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但《信阳县志》同时公布的非正常死亡数为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很可能实际人均留粮数低于全国平均数一八五公斤。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 “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五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淮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 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这就是后来中共确认的“信阳事件”。
对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
“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是“农民群众饿死”的代名词，是官方描述大饥荒的定型字眼。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按官修《信阳综览》和《信阳地区志》发表的数字统计，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五十万人。但这个数字绝对不实！实际的非正常死亡远大于此数。
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
信阳地区辖信阳市和固始、光山、淮滨、潢川、罗山、确山、上蔡、平与、汝南、遂平、息县、新县、新蔡、西平、西峡、信阳、正阳十七个县。该地区部分县的非正常死亡数近年已被陆续披露，譬如新编《信阳县志》记载：非正常死亡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西平县志》记载饿死约四万人。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汉川县先后饿死五万六千多人，。《息县志》记载一九六○年内非正常死亡十万七千余人，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临靠淮河的淮滨县，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四千人，《淮滨县志》载：一九六○年死亡十点二万，九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为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九！每四个人就死了一个。当时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半个月内余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先后死去。据张树藩说：余德鸿老家的村西头饿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抬。
上述七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为五十二点六万。其他十个县，新编罗山、西崃、新县的县志均载非正常死亡万人左右，可能属于官方说的情况不那么严重的县。此外七个县情况可能与上述七县类似，即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光山县死绝了的户数比息县多，非正常死亡数可能也大于息县。由此可以推断，全地区非正常死亡总数应在一百万左右。
张树藩在其遗作中说，一九六○年二月时他曾估计饿死的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 但后来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信阳，“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大概出于政治顾虑，对这个“多好几倍”，张树藩没有详说。但是这可以佐证笔者一百万的估算不会过高。而《信阳综览》、《信阳地区志》的数字毫不足信。
关于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据说中共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当年董必武派的调查组回北京汇报后，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信阳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工作人去信阳调查时说：“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的确，一九六○年底时事件已基本结束。
嫁祸于“敌人”大小祸首免惩罚
“信阳事件”刚暴露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按一九八四年时的河南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说：“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不久，全河南省的问题的严重性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
不过，毛泽东明白，吴芝圃和路宪文虽应承担具体罪责，但若仔细追究，势必牵涉到祸源：大跃进、反右倾。尤其吴芝圃一贯积极追随毛泽东，是毛麾下的大跃进积极份子。所以毛泽东能保则保，无意严惩。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
像吴芝圃这样的饿死数百万子民的一方大员，还有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等等。他们都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积极份子，所以都轻易地逃脱了惩罚，一个也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信阳事件”本是共产党干部的“业绩”，可是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阳地委写了个报告送河南省委并报中央，嫁祸于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言 外之意，坏事都是混进共产党的“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干的。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该报告被批发全国，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全国“都应照此执行。”这样，千百万人饿死的人祸被悄悄拨到一边，全国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全国农村补划了大批“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平白增加了许多敌人。譬如四川大邑安仁公社金光大队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新补划的“地主”就多达十五户，其中九户被“扫地出门”，房屋没收。另外又有八户农民被补成了“漏划富农”。陕西长安县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时划定二千七百余户地富，运动中又补划了三千二百七十一户。
邓小平老家所在的广安县协兴区，二十多人因重新划分阶级成份而自杀。死者之一邓绍华是与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同辈，算是邓小平的叔叔。他本是个自耕农，有部分多余土地出租。被定为“戴帽富农份子”，没收房屋，扫地出门后，跳水库寻了死。
路宪文把持的中共信阳地委制造了信阳事件，路宪文垮台后，新的中共信阳地委又制造出地主富农“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的神话。既保护了大批极左残民的干部，也保护了毛这个造成大饥荒的最大祸首。
“民主革命补课”还没搞完，“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四清”尚未结束，文革之火已经燃起，又有数百万人成了新的阶级敌人，又有数百万人成了“革命”的牺牲品。
信阳县人均留粮表（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
1958年 1959年 增减数
粮食产量（万公斤 18128 14373 减少3755
征购与外调（万公斤） 3417 4029 增加618
全县留粮（万公斤） 14711 10344 减少4367
农村人均留粮（公斤） 263 185 减少78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信阳人。 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 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 “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大跃进和高指标强徵粮食
“信阳事件”是 “大跃进”和“反右倾”两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无视农业生产历来丰、平、歉交替的事实，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征购一千一百五十亿斤，这是五八年的标准，但实际上五九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中共不思削减征购计划，反而比计划的征购数又多了二百亿斤，这一千三百五十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粮在五九、六零两年己急剧减少，从五七年的二百五十斤减少到一百七十四斤。
五九年粮食减产百分之十一，征购数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七。按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农村粮食的商品率仅百分之二十几，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五九年全国征购的粮食占量的百分之四十。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农民自愿“交售”的“余粮”，而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
对搜刮农民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在五九年七月五日给征粮的干部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他的逻辑是“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这等于许可各级党组织强行从农民嘴里挖口粮。挖走一半，用糠、菜替代就是了。
结果，一九五九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及五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七。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开始，各地人民公社的食堂相继缺粮。到一九六○年初，“非正常死亡”遍及全国农村，无可遏制。
河南省是大跃进的红旗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据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元帅说：因为徵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五八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五九年减了产，全省实产九百七十五万吨，但省委的估产高出实产数一倍多，徵购了三百七十五万吨，占实产数的百分之三十七。这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各地饿死人的情况不一，并不一定信阳地区的每个县都比别的地方严重。譬如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不亚于信阳地区。同属南阳地区的唐河县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结果粮食被大量外调。当农民断粮，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醒悟过来，要求上级拨粮救急时，南阳地委无动于衷，反批评毕可旦“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著农民饿死。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淅川等邻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因饥荒死人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领著全家六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妇二人及三名女儿溺毙，仅年方十四岁的儿子毕剑增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
还有许昌地区。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去调查。可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生怕他们看到真实情况，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专区的鄢灵县。据他们回忆，虽没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还是看到了鄢灵县“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许昌地区宝丰县人。49年时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辗转到了美国，成为一名科学家。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了。”说著流下了眼泪。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
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五八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百分之十左右的粮食。”五九年因天旱，大歉收，实产粮食二十多亿斤（一说三十二亿斤），仅及大丰收的五八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七十二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徵购量当然就照此虚报数增加。这样留给农民的粮食就大幅度减少了。信阳县是个典型的例子（如表）。
这是新编《信阳县志》公布的数字。与全国农村的情况一样，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结果全县人均留粮（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五八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但《信阳县志》同时公布的非正常死亡数为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很可能实际人均留粮数低于全国平均数一八五公斤。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 “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五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淮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 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这就是后来中共确认的“信阳事件”。
对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
“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是“农民群众饿死”的代名词，是官方描述大饥荒的定型字眼。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按官修《信阳综览》和《信阳地区志》发表的数字统计，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五十万人。但这个数字绝对不实！实际的非正常死亡远大于此数。
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
信阳地区辖信阳市和固始、光山、淮滨、潢川、罗山、确山、上蔡、平与、汝南、遂平、息县、新县、新蔡、西平、西峡、信阳、正阳十七个县。该地区部分县的非正常死亡数近年已被陆续披露，譬如新编《信阳县志》记载：非正常死亡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西平县志》记载饿死约四万人。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汉川县先后饿死五万六千多人，。《息县志》记载一九六○年内非正常死亡十万七千余人，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临靠淮河的淮滨县，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四千人，《淮滨县志》载：一九六○年死亡十点二万，九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为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九！每四个人就死了一个。当时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半个月内余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先后死去。据张树藩说：余德鸿老家的村西头饿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抬。
上述七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为五十二点六万。其他十个县，新编罗山、西崃、新县的县志均载非正常死亡万人左右，可能属于官方说的情况不那么严重的县。此外七个县情况可能与上述七县类似，即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光山县死绝了的户数比息县多，非正常死亡数可能也大于息县。由此可以推断，全地区非正常死亡总数应在一百万左右。
张树藩在其遗作中说，一九六○年二月时他曾估计饿死的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 但后来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信阳，“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大概出于政治顾虑，对这个“多好几倍”，张树藩没有详说。但是这可以佐证笔者一百万的估算不会过高。而《信阳综览》、《信阳地区志》的数字毫不足信。
关于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据说中共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当年董必武派的调查组回北京汇报后，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信阳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工作人去信阳调查时说：“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的确，一九六○年底时事件已基本结束。
嫁祸于“敌人”大小祸首免惩罚
“信阳事件”刚暴露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按一九八四年时的河南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说：“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不久，全河南省的问题的严重性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
不过，毛泽东明白，吴芝圃和路宪文虽应承担具体罪责，但若仔细追究，势必牵涉到祸源：大跃进、反右倾。尤其吴芝圃一贯积极追随毛泽东，是毛麾下的大跃进积极份子。所以毛泽东能保则保，无意严惩。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
像吴芝圃这样的饿死数百万子民的一方大员，还有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等等。他们都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积极份子，所以都轻易地逃脱了惩罚，一个也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信阳事件”本是共产党干部的“业绩”，可是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阳地委写了个报告送河南省委并报中央，嫁祸于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言 外之意，坏事都是混进共产党的“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干的。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该报告被批发全国，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全国“都应照此执行。”这样，千百万人饿死的人祸被悄悄拨到一边，全国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全国农村补划了大批“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平白增加了许多敌人。譬如四川大邑安仁公社金光大队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新补划的“地主”就多达十五户，其中九户被“扫地出门”，房屋没收。另外又有八户农民被补成了“漏划富农”。陕西长安县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时划定二千七百余户地富，运动中又补划了三千二百七十一户。
邓小平老家所在的广安县协兴区，二十多人因重新划分阶级成份而自杀。死者之一邓绍华是与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同辈，算是邓小平的叔叔。他本是个自耕农，有部分多余土地出租。被定为“戴帽富农份子”，没收房屋，扫地出门后，跳水库寻了死。
路宪文把持的中共信阳地委制造了信阳事件，路宪文垮台后，新的中共信阳地委又制造出地主富农“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的神话。既保护了大批极左残民的干部，也保护了毛这个造成大饥荒的最大祸首。
“民主革命补课”还没搞完，“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四清”尚未结束，文革之火已经燃起，又有数百万人成了新的阶级敌人，又有数百万人成了“革命”的牺牲品。
信阳县人均留粮表（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
1958年 1959年 增减数
粮食产量（万公斤 18128 14373 减少3755
征购与外调（万公斤） 3417 4029 增加618
全县留粮（万公斤） 14711 10344 减少4367
农村人均留粮（公斤） 263 185 减少78
原帖由 yakyuu 于 2007-11-30 21:25 发表
死了还做成腊肉供人参观--恶心
拍照留念！！！:L
等那天拍部“mao祸”的记录片，看那些左棍怎么向人民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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