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燕：巴夏礼事件与火烧圆明园

巴夏礼事件与火烧圆明园

洪燕

所谓巴夏礼事件，是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一事[1]。这一突发事件的解决，历时虽短，但牵涉甚广，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巴夏礼等人押赴京城之时，正是英法联军铁蹄进逼京城之际，而此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只留下恭亲王奕訢等与英法会商和局。和谈中巴夏礼事件的解决并不顺利，清政府步步后发，不仅失去谈判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圆明园惨遭焚毁之劫难。
一

要弄清通州谈判中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巴夏礼其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5-1885），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丧父，由其叔父抚养成人。1841年来华谋生，并在澳门学习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多次交涉都由他和中方人员进行。[3]

对于巴夏礼，早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前，清政府方面对他就已经是印象不佳。在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叶名琛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两广总督的黄宗汉，鉴于巴夏礼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沦陷后实际操纵那里的政务，于1858年在对咸丰皇帝的上奏中，就已愤恨地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4]；他甚至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5]。不仅如此，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理，较之此前在天津谈判中的李泰国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令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怀有怨恨之意，且认定其乃“主事之人”，额尔金惟其言语是听[6]。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也有明确的表示：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7]

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以传统“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考虑问题，既然认定巴夏礼为“谋主”，那么扣押巴夏礼就是为了杜其奸计，为了打乱英法联军的阵脚，缓和局势。然而对战局的没有把握，又使咸丰皇帝在这则奏折中留下了“令其全数回河西务”的转圜余地。因此，尽管有了咸丰皇帝的谕旨，然而是否扣押巴夏礼，其关键还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等人的决断。

天津谈判以破裂告终，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4日，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8]。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势已显，早在张家湾以南重兵扼守，9月18日面饬恒祺时，又已有“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10]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后，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由此可以看出，扣押巴夏礼这一决定的最终做出，是由于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了载垣乃至于咸丰皇帝都认为“万难允准”的亲递国书问题。当然，基于对现实的判断，载垣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中也有咸丰皇帝所说的铲除英法“谋主”之故。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11]。

二

现实的无情证明了清政府扣押巴夏礼、“该夷兵心必乱”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战场上的形势远非如其所料那般“谅必可操胜算”。9月17日，英法对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礼等人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当日中午，清军惨败于通州张家湾。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清军再次节节败退。所以，即使清政府中主张杀巴夏礼的情绪高涨，如光禄寺少卿焦佑瀛、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联名奏请极刑处死巴夏礼[12]，咸丰皇帝也难断下决心，只在其奏折后朱批道：“是极，惟尚可稍缓数日耳”[13]，并于9月21日任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接办和局。

英法虽索巴夏礼甚急，但联军的进犯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9月25日，英法两国拒绝了奕訢暂息干戈，所有天津议定和约一一皆准并派员定期会办的照会，并复照限期三日释还被押英法员弁，全部条件盖印画押，否则“登时领兵前进，攻破京师而占据之”[14]。随后两天，英法两国又反复照会要求放人，双方交涉一时以巴夏礼为中心。然而，奕訢发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多次照会，意见仍与英法“先放人后议和”的要求相悖[15]。双方为此相持不下，额尔金遂于9月30日宣布停止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16]。10月5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并于次日凌晨直扑清军守备空虚的海淀一带，在“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当地土匪一起，大肆抢劫[17]。

在英法联军步步进逼之时，咸丰皇帝做出的反应是在三易钦差之后北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留守京城，督办和局。这个时候，热河成了遥制京城谈判的中心，随着战局的变化，清政府内部争论愈盛，政策摇摆不定，一步步制约着前台的谈判。八里桥战败后，原先积极主战的僧格林沁、瑞麟等因连战失利纷纷转变思想，深盼和议速成[18]。身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在了解到京城官兵战守失据的情形后，亦于10月2日下旨给奕訢等人：

“……当谕令相机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总期抚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退至张家湾一带，酌定适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员，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因画押，将巴夏礼等送回，固属至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无照复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既将所获巴酋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得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俱遭涂炭。”[19]

咸丰皇帝虽然给了奕訢相机行事、斟酌办理的大权，但并未放松亲递国书一节。兵临城下之时，战心又起，复又主张放还巴夏礼应以和局已成为条件。这其间，咸丰皇帝态度的种种变化，对谈判前台的奕訢牵制极大。

早在奕訢初上外交前台之时，战场上的形势就已不乐观。在拿不出任何退敌之策，万般无奈之下，奕訢最后还是将巴夏礼作为应付英法的砝码。由于英法索人甚急，奕訢因此认定巴夏礼地位非凡，奇货可居。故而从9月23日开始，一面与英法多有照会往来，要求先退兵，再画押（即订约），最后释放巴夏礼等[20]；一面在巴夏礼身上寻找突破口，欲借以弭兵事，于是设法促使巴夏礼致函英法退兵。然而，与英法的照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奕訢“俟贵大臣到京日，选择严肃处所，设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贵国国书，置之案上，以昭礼敬”[21]的建议未被采纳；英法始终认为亲递国书，“此凡在礼义之邦，无有不知，无不奉行。遇有自谓礼议（义）之国，不用此礼相待，斯虽言称和好，而实滋他国之疑异”[22]。双方在国书是否亲递，先放人还是先和谈的问题上固执己见，不予妥协，巴夏礼被扣一事遂成骑虎难下之势。然而，奕訢并未按联军要求在三日之内释放巴夏礼，只是在9月29日将其移至高庙，款之以礼，并派恒祺、桂良等人多次游说[23]。10月3日，奕訢在给英使的照会中提出：“希照十九日（10月3日）本爵照复，我两国彼此酌量退兵，以便择适中之地，派员前往会晤，并照巴领事官与本爵所派委员面议妥办，永敦和好。”[24]然而，奕訢派员直接与巴夏礼谈判的意图仍然没有被采纳，额尔金在强大的军事后盾下，态度更为强硬，坚决主张留京员弁务必立即放出，不可更移。

而巴夏礼被扣之后，态度桀骜不驯，对于奕訢等要求致书英法联军头目、促其停战议和之事多次予以拒绝。后虽有所松动，但仍然坚持写英文不写汉文[25]。移至高庙后，受到较高的礼遇。不仅有恒祺伴其闲话，东麟堂为其承办肴馔，后更有奕訢的重礼相赠[26]。故而答应致书城外，言：“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后又有两次致书城外，一曰：“退兵到张家湾，河西务，再候议局”；一曰：“令删去亲递国书一节”[27]。可惜的是，在巴夏礼身上取得的进展并未能阻止联军的步步进逼，兵临城下之时，双方仍为先定和约还是先放人的问题相持不下，局势再度僵化。巴夏礼在得知英法将继续进攻的消息后，在给威妥玛复函中表示：“不要为我等在此，遂阻进兵”[28]。

交涉无果之下，联军很快进至德胜、安定两门。此刻的奕訢虽不敢违背圣谕，亦恐承担破城之责，因而急于了结巴夏礼之事，以阻止联军的进一步进逼。然而，正式应允放还巴夏礼等人的照会未抵，圆明园已遭劫难[29]。当晚，法国军队先行侵入圆明园，园内殿座焚烧数处，居于园中的常嫔因惊吓过度自缢身亡，总关内务府大臣文丰投福海殉难，守园的步兵统领中营官兵也逃散一空。随即，在英法两军头目开完分赃会议、达成协议之后，英国军队也成群结队地闯入园内，对这座清政府经营百余年，综合中外建筑艺术，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珍珠奇宝的皇家园林进行了持续两天的公然劫掠和拍卖。此间，奕訢得报之后仓皇转移，避至长辛店，留恒祺在京与联军交涉[30]，并致函葛罗说：“和约一签署，立即送回扣压人员。”[31]

10月7日，威妥玛约见恒祺，称未接到昨日照会，并扬言除非立即放还巴夏礼，否则即行攻城[32]。此时的京城，危如累卵，民心大恐，难民逃兵累累不绝于路。京城中留守大臣一方面心忧城破，求抚之心愈切；一方面对奕訢久居城外，不肯亲自露面交涉多有不满。于是，在10月8日听闻咸丰皇帝已派出钦差宣谕戮俘后[33]，遂与恒祺公议将巴夏礼等八人释放，并由恒祺亲自护送至联军军营。

此举一出，奕訢已是鞭长莫及。圆明园既失，所筹援兵未齐，剿抚均难措手；巴夏礼被释，更使和谈失去了人质上的依托。接下来的谈判举步维艰，圆明园的命运就更堪忧虑了。

三

巴夏礼等八人被释放后，又经恒祺一番交涉，英法联军终于在10月9日撤出圆明园，退往黑寺扎营。对奕訢来说，“谋主”既释，人质外交就已经毫无意义可言。而对于英法联军而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此刻已是无所畏惧。于是照会奕訢，限13日交出安定门，否则立将京城攻开；又致函恒祺，立将所拿获之英法诸人，尚未送还者即日送还，以免攻破京城[34]。其意甚坚，不遵理驳。

面对联军的逼迫之势，奕訢因拒绝入城而与留京大臣早有间隙，致使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有所不同。10月12日，奕訢在给英法的照会中严厉抗议英法焚毁和掠夺圆明园的举动，他在照会中指出：“照得本亲王前经派员以礼优待贵国巴参赞，并与妥商办理续约盖印画押各事宜后，即可以礼送还贵国之人，屡经知照贵国，是待贵国不为不厚。何以贵国兵丁扰及园庭，焚烧殿宇？贵国乃系知礼之邦，约束兵丁，素有纪律，岂有兵军肆意焚掠园庭，而两国带兵官及贵大臣推为不知之理？”[35]，然而，在奕訢允诺将释放在押欧洲人以拖延时日之时，城内留守大臣已共同商议，令恒祺前往敌营，告知巴夏礼于13日午时开安定门3[36]。至此，联军不废一枪一炮安然入城，反客为主，转有战守兼全之势，和谈终究还是失去了战略上的依托。

事后，奕訢对城中大臣开门纳敌的做法虽多有责难，然事已成定局，京师内外受敌，故转而速求和议，询问额尔金、葛罗何日进城换约[37]。可是对英法来说，进城换约已是唾手可得之事，此时浮上水面的却是未被尽释的英法人员的问题。

虽有奕訢“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38]的保证，然而于10月12日至16日之间，先后被送达联军大营的英法谈判人员，却是另一番情形。其中英人二十六名，死伤各半；法人十三名，七死六伤[39]。《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惨遭分尸之祸[40]。此等情形，对额尔金的刺激极大，作为英内阁任命的对华战争全权公使，不能保护前台的谈判人员，又怎向女王政府和公众舆论交代？遂决意对清朝皇帝虐杀外交代表的这一野蛮行为实施报复。额尔金14日拟就的信函中，一面斥责清政府违背国际公法，要求赔偿恤银英三十万两，法二十万两；一面以圆明园乃“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为由，要求将其毁为平地，并“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碑于天津，叙明此辈不幸之人拘获死亡等情，及英政府所要求之款，以为此背信暴行之罚”；同时告知奕訢，以上责罚未行之前，和议断不能成[41]。

然而，英国此次的同盟法国却在焚园、立碑二事上与其多有分歧。对法军来说，严冬将至，军备不足，对清政府的这些过激的报复行为，易使奕訢畏难避遁，致使交涉无望，所以倾向于不提焚毁圆明园及天津立碑纪念二事，盼和议早成。往来信函中，针对火烧圆明园一事，法国人倾向于抢劫，不愿纵火焚毁，然英国人心意甚坚，其理由如下：

“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42]

此外，对于先前清政府多次的反复失信，额尔金更觉得毁坏圆明园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解释说：

“要想取消毁坏圆明园这件事，若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或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般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呈现出来，作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种责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43]

故10月16日，额尔金致函葛罗：“关于派遣中国官员，护送不幸死亡者遗体至津，及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立惩罪之碑于天津一节，余愿遵公意，取消此议。惟毁坏圆明园一事，余决不能舍弃而不行也。”[44]劝议无效后，法人“恐启英法二国之隙”，于己不利，除不肯加入焚毁圆明园外，已无异议[45]。

中国方面，尽管奕訢与葛罗在此间有信函往来，葛罗在信函中也提及侨民在圆明园被戕害拘留之事，要求赔偿抚恤金和严惩残害被拘外侨之人，但由于葛罗在焚毁圆明园一事上，已对额尔金明确表示：“此说予殊厌闻，予不愿与恭王言之”[46]，故往来信函多把眼光放在赔偿抚恤费和换约和议之上，并没有提及英军即将焚园报复之事，致使奕訢等人未能对此迅速做出反应，更惶论利用英法之矛盾为自己争得有利条件[47]。直至17日正式接到额尔金的照会，才发觉事情的严重性。然此时的额尔金已是态度坚决，不容疑义，照会中指出：“对于‘圆明园’势必毁为平地,此条故无须奕訢之承认,敝军统帅,所已决定,亟待执行者也。”[48]更公然贴出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49]

因此，待前往阻止的恒祺隔日到达，奕訢与之谆嘱商办间，英军已调第一军团的一部共3500名士兵，在圆明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全园变成一片火海，黑烟笼罩，火光冲天，相距20多华里的北京城上空，日光黯淡，如同日蚀。这座举世无双的宏伟秀丽的皇家园林，除少数建筑外，都化为灰烬，与此同时，他们又将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全部焚毁，徒留“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50]。巴夏礼事件与火烧圆明园

洪燕

所谓巴夏礼事件，是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一事[1]。这一突发事件的解决，历时虽短，但牵涉甚广，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巴夏礼等人押赴京城之时，正是英法联军铁蹄进逼京城之际，而此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只留下恭亲王奕訢等与英法会商和局。和谈中巴夏礼事件的解决并不顺利，清政府步步后发，不仅失去谈判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圆明园惨遭焚毁之劫难。
一

要弄清通州谈判中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巴夏礼其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5-1885），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丧父，由其叔父抚养成人。1841年来华谋生，并在澳门学习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多次交涉都由他和中方人员进行。[3]

对于巴夏礼，早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前，清政府方面对他就已经是印象不佳。在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叶名琛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两广总督的黄宗汉，鉴于巴夏礼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沦陷后实际操纵那里的政务，于1858年在对咸丰皇帝的上奏中，就已愤恨地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4]；他甚至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5]。不仅如此，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理，较之此前在天津谈判中的李泰国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令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怀有怨恨之意，且认定其乃“主事之人”，额尔金惟其言语是听[6]。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也有明确的表示：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7]

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以传统“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考虑问题，既然认定巴夏礼为“谋主”，那么扣押巴夏礼就是为了杜其奸计，为了打乱英法联军的阵脚，缓和局势。然而对战局的没有把握，又使咸丰皇帝在这则奏折中留下了“令其全数回河西务”的转圜余地。因此，尽管有了咸丰皇帝的谕旨，然而是否扣押巴夏礼，其关键还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等人的决断。

天津谈判以破裂告终，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4日，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8]。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势已显，早在张家湾以南重兵扼守，9月18日面饬恒祺时，又已有“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10]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后，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由此可以看出，扣押巴夏礼这一决定的最终做出，是由于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了载垣乃至于咸丰皇帝都认为“万难允准”的亲递国书问题。当然，基于对现实的判断，载垣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中也有咸丰皇帝所说的铲除英法“谋主”之故。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11]。

二

现实的无情证明了清政府扣押巴夏礼、“该夷兵心必乱”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战场上的形势远非如其所料那般“谅必可操胜算”。9月17日，英法对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礼等人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当日中午，清军惨败于通州张家湾。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清军再次节节败退。所以，即使清政府中主张杀巴夏礼的情绪高涨，如光禄寺少卿焦佑瀛、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联名奏请极刑处死巴夏礼[12]，咸丰皇帝也难断下决心，只在其奏折后朱批道：“是极，惟尚可稍缓数日耳”[13]，并于9月21日任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接办和局。

英法虽索巴夏礼甚急，但联军的进犯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9月25日，英法两国拒绝了奕訢暂息干戈，所有天津议定和约一一皆准并派员定期会办的照会，并复照限期三日释还被押英法员弁，全部条件盖印画押，否则“登时领兵前进，攻破京师而占据之”[14]。随后两天，英法两国又反复照会要求放人，双方交涉一时以巴夏礼为中心。然而，奕訢发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多次照会，意见仍与英法“先放人后议和”的要求相悖[15]。双方为此相持不下，额尔金遂于9月30日宣布停止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16]。10月5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并于次日凌晨直扑清军守备空虚的海淀一带，在“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当地土匪一起，大肆抢劫[17]。

在英法联军步步进逼之时，咸丰皇帝做出的反应是在三易钦差之后北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留守京城，督办和局。这个时候，热河成了遥制京城谈判的中心，随着战局的变化，清政府内部争论愈盛，政策摇摆不定，一步步制约着前台的谈判。八里桥战败后，原先积极主战的僧格林沁、瑞麟等因连战失利纷纷转变思想，深盼和议速成[18]。身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在了解到京城官兵战守失据的情形后，亦于10月2日下旨给奕訢等人：

“……当谕令相机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总期抚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退至张家湾一带，酌定适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员，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因画押，将巴夏礼等送回，固属至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无照复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既将所获巴酋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得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俱遭涂炭。”[19]

咸丰皇帝虽然给了奕訢相机行事、斟酌办理的大权，但并未放松亲递国书一节。兵临城下之时，战心又起，复又主张放还巴夏礼应以和局已成为条件。这其间，咸丰皇帝态度的种种变化，对谈判前台的奕訢牵制极大。

早在奕訢初上外交前台之时，战场上的形势就已不乐观。在拿不出任何退敌之策，万般无奈之下，奕訢最后还是将巴夏礼作为应付英法的砝码。由于英法索人甚急，奕訢因此认定巴夏礼地位非凡，奇货可居。故而从9月23日开始，一面与英法多有照会往来，要求先退兵，再画押（即订约），最后释放巴夏礼等[20]；一面在巴夏礼身上寻找突破口，欲借以弭兵事，于是设法促使巴夏礼致函英法退兵。然而，与英法的照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奕訢“俟贵大臣到京日，选择严肃处所，设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贵国国书，置之案上，以昭礼敬”[21]的建议未被采纳；英法始终认为亲递国书，“此凡在礼义之邦，无有不知，无不奉行。遇有自谓礼议（义）之国，不用此礼相待，斯虽言称和好，而实滋他国之疑异”[22]。双方在国书是否亲递，先放人还是先和谈的问题上固执己见，不予妥协，巴夏礼被扣一事遂成骑虎难下之势。然而，奕訢并未按联军要求在三日之内释放巴夏礼，只是在9月29日将其移至高庙，款之以礼，并派恒祺、桂良等人多次游说[23]。10月3日，奕訢在给英使的照会中提出：“希照十九日（10月3日）本爵照复，我两国彼此酌量退兵，以便择适中之地，派员前往会晤，并照巴领事官与本爵所派委员面议妥办，永敦和好。”[24]然而，奕訢派员直接与巴夏礼谈判的意图仍然没有被采纳，额尔金在强大的军事后盾下，态度更为强硬，坚决主张留京员弁务必立即放出，不可更移。

而巴夏礼被扣之后，态度桀骜不驯，对于奕訢等要求致书英法联军头目、促其停战议和之事多次予以拒绝。后虽有所松动，但仍然坚持写英文不写汉文[25]。移至高庙后，受到较高的礼遇。不仅有恒祺伴其闲话，东麟堂为其承办肴馔，后更有奕訢的重礼相赠[26]。故而答应致书城外，言：“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后又有两次致书城外，一曰：“退兵到张家湾，河西务，再候议局”；一曰：“令删去亲递国书一节”[27]。可惜的是，在巴夏礼身上取得的进展并未能阻止联军的步步进逼，兵临城下之时，双方仍为先定和约还是先放人的问题相持不下，局势再度僵化。巴夏礼在得知英法将继续进攻的消息后，在给威妥玛复函中表示：“不要为我等在此，遂阻进兵”[28]。

交涉无果之下，联军很快进至德胜、安定两门。此刻的奕訢虽不敢违背圣谕，亦恐承担破城之责，因而急于了结巴夏礼之事，以阻止联军的进一步进逼。然而，正式应允放还巴夏礼等人的照会未抵，圆明园已遭劫难[29]。当晚，法国军队先行侵入圆明园，园内殿座焚烧数处，居于园中的常嫔因惊吓过度自缢身亡，总关内务府大臣文丰投福海殉难，守园的步兵统领中营官兵也逃散一空。随即，在英法两军头目开完分赃会议、达成协议之后，英国军队也成群结队地闯入园内，对这座清政府经营百余年，综合中外建筑艺术，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珍珠奇宝的皇家园林进行了持续两天的公然劫掠和拍卖。此间，奕訢得报之后仓皇转移，避至长辛店，留恒祺在京与联军交涉[30]，并致函葛罗说：“和约一签署，立即送回扣压人员。”[31]

10月7日，威妥玛约见恒祺，称未接到昨日照会，并扬言除非立即放还巴夏礼，否则即行攻城[32]。此时的京城，危如累卵，民心大恐，难民逃兵累累不绝于路。京城中留守大臣一方面心忧城破，求抚之心愈切；一方面对奕訢久居城外，不肯亲自露面交涉多有不满。于是，在10月8日听闻咸丰皇帝已派出钦差宣谕戮俘后[33]，遂与恒祺公议将巴夏礼等八人释放，并由恒祺亲自护送至联军军营。

此举一出，奕訢已是鞭长莫及。圆明园既失，所筹援兵未齐，剿抚均难措手；巴夏礼被释，更使和谈失去了人质上的依托。接下来的谈判举步维艰，圆明园的命运就更堪忧虑了。

三

巴夏礼等八人被释放后，又经恒祺一番交涉，英法联军终于在10月9日撤出圆明园，退往黑寺扎营。对奕訢来说，“谋主”既释，人质外交就已经毫无意义可言。而对于英法联军而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此刻已是无所畏惧。于是照会奕訢，限13日交出安定门，否则立将京城攻开；又致函恒祺，立将所拿获之英法诸人，尚未送还者即日送还，以免攻破京城[34]。其意甚坚，不遵理驳。

面对联军的逼迫之势，奕訢因拒绝入城而与留京大臣早有间隙，致使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有所不同。10月12日，奕訢在给英法的照会中严厉抗议英法焚毁和掠夺圆明园的举动，他在照会中指出：“照得本亲王前经派员以礼优待贵国巴参赞，并与妥商办理续约盖印画押各事宜后，即可以礼送还贵国之人，屡经知照贵国，是待贵国不为不厚。何以贵国兵丁扰及园庭，焚烧殿宇？贵国乃系知礼之邦，约束兵丁，素有纪律，岂有兵军肆意焚掠园庭，而两国带兵官及贵大臣推为不知之理？”[35]，然而，在奕訢允诺将释放在押欧洲人以拖延时日之时，城内留守大臣已共同商议，令恒祺前往敌营，告知巴夏礼于13日午时开安定门3[36]。至此，联军不废一枪一炮安然入城，反客为主，转有战守兼全之势，和谈终究还是失去了战略上的依托。

事后，奕訢对城中大臣开门纳敌的做法虽多有责难，然事已成定局，京师内外受敌，故转而速求和议，询问额尔金、葛罗何日进城换约[37]。可是对英法来说，进城换约已是唾手可得之事，此时浮上水面的却是未被尽释的英法人员的问题。

虽有奕訢“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38]的保证，然而于10月12日至16日之间，先后被送达联军大营的英法谈判人员，却是另一番情形。其中英人二十六名，死伤各半；法人十三名，七死六伤[39]。《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惨遭分尸之祸[40]。此等情形，对额尔金的刺激极大，作为英内阁任命的对华战争全权公使，不能保护前台的谈判人员，又怎向女王政府和公众舆论交代？遂决意对清朝皇帝虐杀外交代表的这一野蛮行为实施报复。额尔金14日拟就的信函中，一面斥责清政府违背国际公法，要求赔偿恤银英三十万两，法二十万两；一面以圆明园乃“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为由，要求将其毁为平地，并“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碑于天津，叙明此辈不幸之人拘获死亡等情，及英政府所要求之款，以为此背信暴行之罚”；同时告知奕訢，以上责罚未行之前，和议断不能成[41]。

然而，英国此次的同盟法国却在焚园、立碑二事上与其多有分歧。对法军来说，严冬将至，军备不足，对清政府的这些过激的报复行为，易使奕訢畏难避遁，致使交涉无望，所以倾向于不提焚毁圆明园及天津立碑纪念二事，盼和议早成。往来信函中，针对火烧圆明园一事，法国人倾向于抢劫，不愿纵火焚毁，然英国人心意甚坚，其理由如下：

“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42]

此外，对于先前清政府多次的反复失信，额尔金更觉得毁坏圆明园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解释说：

“要想取消毁坏圆明园这件事，若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或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般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呈现出来，作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种责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43]

故10月16日，额尔金致函葛罗：“关于派遣中国官员，护送不幸死亡者遗体至津，及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立惩罪之碑于天津一节，余愿遵公意，取消此议。惟毁坏圆明园一事，余决不能舍弃而不行也。”[44]劝议无效后，法人“恐启英法二国之隙”，于己不利，除不肯加入焚毁圆明园外，已无异议[45]。

中国方面，尽管奕訢与葛罗在此间有信函往来，葛罗在信函中也提及侨民在圆明园被戕害拘留之事，要求赔偿抚恤金和严惩残害被拘外侨之人，但由于葛罗在焚毁圆明园一事上，已对额尔金明确表示：“此说予殊厌闻，予不愿与恭王言之”[46]，故往来信函多把眼光放在赔偿抚恤费和换约和议之上，并没有提及英军即将焚园报复之事，致使奕訢等人未能对此迅速做出反应，更惶论利用英法之矛盾为自己争得有利条件[47]。直至17日正式接到额尔金的照会，才发觉事情的严重性。然此时的额尔金已是态度坚决，不容疑义，照会中指出：“对于‘圆明园’势必毁为平地,此条故无须奕訢之承认,敝军统帅,所已决定,亟待执行者也。”[48]更公然贴出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49]

因此，待前往阻止的恒祺隔日到达，奕訢与之谆嘱商办间，英军已调第一军团的一部共3500名士兵，在圆明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全园变成一片火海，黑烟笼罩，火光冲天，相距20多华里的北京城上空，日光黯淡，如同日蚀。这座举世无双的宏伟秀丽的皇家园林，除少数建筑外，都化为灰烬，与此同时，他们又将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全部焚毁，徒留“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