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美核战之我见

中美核战之我见
　　
　　
　　
　　范海辛
　　
　　
　　
　　
　　
　　解放军朱将军放出狠话，一旦美插手台海战事，中国不惜打核战，即使中国西安以东被炸为平地也在所不惜。
　　
　　
　　
　　此言一出，顿时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估计不分左右，九成以上的网友是反对的。那些平日里专替当局说话的小痞子们，此时大多噤若寒蝉。毕竟这些人的心也是肉长的，家里上有高堂，下有兄弟姐妹、妻子朋友；西安以东有什么？有将近10亿人口；想想都怕，此时如为了喊叫部的几个小钱去随声附和，未免太无情义了。
　　
　　
　　
　　本人刚在“中间地带”上了一批判闲言支恐的帖子，转眼看见闲言的又一帖子“核威慑不等于核战争”，即附言支持，同时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已不合时宜，中国应使美国明白，如插手台海战事，中国当以中子弹伺候，以此表明了我对朱将军立场的支持。
　　
　　
　　
　　此举可能会招致众多网民的漫骂——西安以东都炸平了，你小子尸骨无存，为什么还替当局说话？
　　
　　
　　
　　我是个理性主义学说的倡导者，认为谈论风云，最忌以感情代替理智、以形象代替逻辑。朱将军的话，话糙理不糙。朱将军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将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西安以东”不过是极而言之。我们这些网友，首先不是想到其话中之理，而是“西安以东”这个形象。西安以东有什么？于是愤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
　　
　　
　　
　　撇开形象与感情，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看，核威慑不同于核战争。核弹造出来是不能用的，其功效在于吓阻。如果连吓阻都不敢，那还造它干什么？
　　
　　
　　
　　“首先不使用核武器”是毛时代提出的，那是个理性缺乏的时代，是“豪言壮语满天飞，问题麻烦遍地走”的时代。其时毛作诗云，“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梅花不过是不惧严寒罢了，怎么会欢喜严寒？有人据此认定老毛是自虐狂，更有恶毒者指出，老毛喜欢天下大乱，死人再多，死的是老百姓，不关乎他的至爱亲朋及手下的众爱卿等一干人马，相反他往往能乱中取胜。对毛的动机的猜测是无意义的。但，毛之所以敢放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于他老人家的独门秘器——人民战争。设若美苏打进来，老毛利用中国地广人多的优势，陷入侵者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核弹只是作为对核进攻的报复手段，并非致胜之道。那个时候，中国人人穷命贱，家徒四壁，不怕打破坛坛罐罐、不怕大规模死人，区区几颗核弹能奈我何？然而现今情况不同了，一场常规战争如袭击东部沿海地区，必定是损失惨重。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有责任在战争中尽量减少民众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不能再以“梅花欢喜漫天雪”、“不怕打烂坛坛罐罐”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来面对战争现实。所以，在常规武器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作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放弃原来“不首先使用核武”承诺，并无任何道义上的不当。
　　
　　
　　
　　我国北邻俄罗斯，昔日的超级大国，而今家道中落，在常规武力上，已非强人对手。普京审时度势，放出话来，在常规战争居劣势的情况下，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此语一出，无人敢等闲视之。
　　
　　对于普京的核武原则，未见国际上有何人出来指责，何以与之大同小异的朱将军的一番话，就引来国人的如此恶评？
　　
　　
　　
　　我虽反对国家主义的理念，但不反对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因为这其中包含了我自己的一份利益。为此利益计，我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台湾、钓鱼岛、东海及南海的权益；为我们的子孙之生存空间计，我们还应收回外蒙——使其主动地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因此，中国应向所有欲图染指上述区域的外国势力表明，中国将不惜以首先使用核武的决心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核威慑，也是核武器的实际用途。
　　
　　
　　
　　从使用战术核武器在海上吓阻美航母到双方的“核对决”中间还有1000个环节可以阻止危机的升级，双方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时间与智慧来阻止最后的“核对决”。
　　
　　
　　
　　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事物运动发展到极点，会向其反面转化，所谓“物极必反”是也。核弹乃大恶之器，但正因其大恶，可以吓阻众多中恶与小恶。故核弹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为大善——和平的保护神。正是因为我们启用了核武的威慑作用，才能令美、日从利令智昏的非理性状态中清醒起来，老老实实地坐倒谈判桌边来，与我进行理性的讨价还价。
　　
　　
　　
　　许多人认为，台海之间不战不和对美国最有利，实则非也。不战不和是一非稳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向两边倾斜（毛泽东“矛盾论”中云，矛盾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美应鼓励台海和平统一。因为，唯有此，方能避免中美间的“核对决”。美之所以要打“台湾牌”无非是为了遏制中国，但美欲遏制中国有许多手段，由自己直接出马乃最后、最糟的手段。美最优的手段为，以亚制亚——以亚洲的日本、越南、印度等国作为其代理人，实施美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为其“火中取栗”。这样既能避免“核对决”又能实现其目的，岂非一举两得的最优方案？
　　
　　
　　
　　但是这样一来美就必须废除“对台关系法”。该法为冷战时代之产物，保持该法对美纳税人还有多大好处？难道美国人民应为小小台湾承担半个美国被核弹夷平之风险？当然，在未得大陆方放弃武统承诺之前，美单方废除“对台关系法”实乃背信弃义、有违信誉，但若两岸实现了和平统一，“对台关系法”将自然“寿终正寝”。是故，美应积极促成两岸和统。
　　
　　
　　
　　美应力促和统的另一个原因为“和平演变”。美担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重走德国与苏联的对外侵略与扩张的老路，理由之一是专制政体。既然专制政体的德、苏都不免对外扩张、侵略，那么怎么能保证同为专制政体的中国大陆不走对外扩张、侵略的崛起之路？只有使大陆的专制政体“和平演变”为自由民主政体，方能降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美利益造成损失的风险。故美为促进台海和统，还应在保持压力的同时保持接触，倾大力鼓励大陆的“和平演变”，以大陆的“和平演变”实现台海和统，使美从遏制中国的第一线退至第二线。
　　
　　
　　
　　台海无法和统的关键不在台湾、也不在阿扁。关键在大陆的非理性主义的错误政策。大陆行专制统治，这是令台湾人民拒统的根本原因。虽然大陆许诺“一国两制”，但香港的今天足令台湾民众担心。关键在于大陆宪法。我们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何谓“专政”？按列宁的解释，专政有两层含义，一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革命政权”，一为一党独裁（专政dictatorship,本义即为独裁）。若台湾与中央政府签“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则有专政内容的宪法为母法（上位法），此“基本法”为“子法”（下位法）。因为母法中规定中央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特权，因此随时可以废除子法，因此“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其法律地位是不稳定的。若我们宪法中明确取消“专政”条款，或虽不取消、但在条文中明确废除“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释义，在这样条件下所签的“基本法”，其法律地位要相对稳固些。现在，在我们自己对“专政”都稀里糊涂的情况下，要阿扁、小马哥往“一国两制”里钻，这不是“请君入瓮”吗？
　　
　　
　　
　　“专政”问题有两大错误，一为不符合马列主义理论，一为与“依法治国”的宪法条文相冲突。列宁认为，一旦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专政”即应废除（详见“国家与革命”一文，毛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专政”延寿的秘诀为对“哥达纲领批判”释义的篡改）。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社会主义道路”与“专政”两条是对立的，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专政、有专政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这不是随便乱说的，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得出的结论。“专政”作为“四项”中的一项，直接与其余三项中的两项冲突，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大可置疑。
　　
　　
　　
　　“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为一全称判断，“任何”不仅指国际法，也指自己所立的法。所谓“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革命政权”，实际就是文革中的“无法无天”。有人指毛泽东在文革中践踏法律，实则不知毛此举虽违反了一般法律，确并未违反革命的最高“法律”——专政。法律有统治阶级意志之意，现代法律又及其发达，统治阶级有何诉求不可以法律来体现？何必要在法律之外搞什么旁门左道？你如果突破法律以专政之名来对付你的政敌，你的政敌岂不亦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在确定了“依法治国”原则的今天，至少专政释义中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应在宪法中明确取消。
　　
　　
　　
　　由此观之，“和平演变”不仅对美、台是利好，对大陆也是如此。取消宪法中的专政条款不仅符合马列主义、符合宪法本义，而且堵上了以军事政变推翻现行合法政府的漏洞。因为军事强人一旦抢班夺权，就能以现政府复辟资本主义为借口，援引宪法中的专政条款为其政变的合法性辩护。其次，取消了专政条款的宪法也为两岸和统奠定了法理基础。
　　
　　
　　
　　两岸和统有两种形式，一是由于美先行废弃“对台关系法”，致使台湾当局在大陆压力胁迫下签订“城下之盟”，使台湾沦为第二个香港，大批“太子党”入台充当“接收大员”。另一种方式为，大陆当局以民族大义计，放弃专制制度，使“军政”体制过渡为威权主义（类似普京主义）的“训政”体制，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为外蒙回归作伏笔），大陆政党可至台湾建党，台湾各党亦可至大陆来竞选，形成事实上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嗣后，美废弃“对台关系法”，中美之间的“核对决”危机终告暂时化解。
　　
　　
　　
　　统一后的民主中国与日本、南海诸国的海洋权益矛盾仍然存在，但对于美国而言，斯时之中国犹如从苏联转型后的俄罗斯，虽仍需持遏制政策以方万一，但毕竟压力要大为减轻。
　　
　　
　　
　　大陆以放弃专政求民主的一招，换来满盘皆活之棋局——台海和统，实现双赢；中美和解，从相互核威胁到相互口水战，岂不皆大欢喜？当然，以大陆之意识形态，更接近欧陆。于是，中国与欧盟关系更为紧密，国际上，常常是欧、中、俄三方联合，对垒于英美日三方；由此六方形成主流文明的核心，又与位于次中心及边缘的国家进行博弈。
　　
　　
　　
　　这一结果之肇始，源于朱将军的“西安以东”。朱将军与刘亚洲，是为军中少壮派，是真正的忧民忧国派。只有统治集团中的这部分人，方能对统治集团内部的颟顸与腐朽形成冲击。中国各朝各代一向以来对读书人虎视眈眈，唯恐他们说出“皇帝没穿衣服”一类的颠覆性话语，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防，是“防不胜防”的，惟有变革才有出路。
　　
　　
　　
　　
　　
　　
　　
　　 2005年7月21日于多伦路文化街
　　
　　
　　中美核战之我见
　　
　　
　　
　　范海辛
　　
　　
　　
　　
　　
　　解放军朱将军放出狠话，一旦美插手台海战事，中国不惜打核战，即使中国西安以东被炸为平地也在所不惜。
　　
　　
　　
　　此言一出，顿时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估计不分左右，九成以上的网友是反对的。那些平日里专替当局说话的小痞子们，此时大多噤若寒蝉。毕竟这些人的心也是肉长的，家里上有高堂，下有兄弟姐妹、妻子朋友；西安以东有什么？有将近10亿人口；想想都怕，此时如为了喊叫部的几个小钱去随声附和，未免太无情义了。
　　
　　
　　
　　本人刚在“中间地带”上了一批判闲言支恐的帖子，转眼看见闲言的又一帖子“核威慑不等于核战争”，即附言支持，同时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已不合时宜，中国应使美国明白，如插手台海战事，中国当以中子弹伺候，以此表明了我对朱将军立场的支持。
　　
　　
　　
　　此举可能会招致众多网民的漫骂——西安以东都炸平了，你小子尸骨无存，为什么还替当局说话？
　　
　　
　　
　　我是个理性主义学说的倡导者，认为谈论风云，最忌以感情代替理智、以形象代替逻辑。朱将军的话，话糙理不糙。朱将军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将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西安以东”不过是极而言之。我们这些网友，首先不是想到其话中之理，而是“西安以东”这个形象。西安以东有什么？于是愤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
　　
　　
　　
　　撇开形象与感情，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看，核威慑不同于核战争。核弹造出来是不能用的，其功效在于吓阻。如果连吓阻都不敢，那还造它干什么？
　　
　　
　　
　　“首先不使用核武器”是毛时代提出的，那是个理性缺乏的时代，是“豪言壮语满天飞，问题麻烦遍地走”的时代。其时毛作诗云，“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梅花不过是不惧严寒罢了，怎么会欢喜严寒？有人据此认定老毛是自虐狂，更有恶毒者指出，老毛喜欢天下大乱，死人再多，死的是老百姓，不关乎他的至爱亲朋及手下的众爱卿等一干人马，相反他往往能乱中取胜。对毛的动机的猜测是无意义的。但，毛之所以敢放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于他老人家的独门秘器——人民战争。设若美苏打进来，老毛利用中国地广人多的优势，陷入侵者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核弹只是作为对核进攻的报复手段，并非致胜之道。那个时候，中国人人穷命贱，家徒四壁，不怕打破坛坛罐罐、不怕大规模死人，区区几颗核弹能奈我何？然而现今情况不同了，一场常规战争如袭击东部沿海地区，必定是损失惨重。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有责任在战争中尽量减少民众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不能再以“梅花欢喜漫天雪”、“不怕打烂坛坛罐罐”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来面对战争现实。所以，在常规武器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作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放弃原来“不首先使用核武”承诺，并无任何道义上的不当。
　　
　　
　　
　　我国北邻俄罗斯，昔日的超级大国，而今家道中落，在常规武力上，已非强人对手。普京审时度势，放出话来，在常规战争居劣势的情况下，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此语一出，无人敢等闲视之。
　　
　　对于普京的核武原则，未见国际上有何人出来指责，何以与之大同小异的朱将军的一番话，就引来国人的如此恶评？
　　
　　
　　
　　我虽反对国家主义的理念，但不反对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因为这其中包含了我自己的一份利益。为此利益计，我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台湾、钓鱼岛、东海及南海的权益；为我们的子孙之生存空间计，我们还应收回外蒙——使其主动地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因此，中国应向所有欲图染指上述区域的外国势力表明，中国将不惜以首先使用核武的决心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核威慑，也是核武器的实际用途。
　　
　　
　　
　　从使用战术核武器在海上吓阻美航母到双方的“核对决”中间还有1000个环节可以阻止危机的升级，双方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时间与智慧来阻止最后的“核对决”。
　　
　　
　　
　　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事物运动发展到极点，会向其反面转化，所谓“物极必反”是也。核弹乃大恶之器，但正因其大恶，可以吓阻众多中恶与小恶。故核弹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为大善——和平的保护神。正是因为我们启用了核武的威慑作用，才能令美、日从利令智昏的非理性状态中清醒起来，老老实实地坐倒谈判桌边来，与我进行理性的讨价还价。
　　
　　
　　
　　许多人认为，台海之间不战不和对美国最有利，实则非也。不战不和是一非稳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向两边倾斜（毛泽东“矛盾论”中云，矛盾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美应鼓励台海和平统一。因为，唯有此，方能避免中美间的“核对决”。美之所以要打“台湾牌”无非是为了遏制中国，但美欲遏制中国有许多手段，由自己直接出马乃最后、最糟的手段。美最优的手段为，以亚制亚——以亚洲的日本、越南、印度等国作为其代理人，实施美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为其“火中取栗”。这样既能避免“核对决”又能实现其目的，岂非一举两得的最优方案？
　　
　　
　　
　　但是这样一来美就必须废除“对台关系法”。该法为冷战时代之产物，保持该法对美纳税人还有多大好处？难道美国人民应为小小台湾承担半个美国被核弹夷平之风险？当然，在未得大陆方放弃武统承诺之前，美单方废除“对台关系法”实乃背信弃义、有违信誉，但若两岸实现了和平统一，“对台关系法”将自然“寿终正寝”。是故，美应积极促成两岸和统。
　　
　　
　　
　　美应力促和统的另一个原因为“和平演变”。美担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重走德国与苏联的对外侵略与扩张的老路，理由之一是专制政体。既然专制政体的德、苏都不免对外扩张、侵略，那么怎么能保证同为专制政体的中国大陆不走对外扩张、侵略的崛起之路？只有使大陆的专制政体“和平演变”为自由民主政体，方能降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美利益造成损失的风险。故美为促进台海和统，还应在保持压力的同时保持接触，倾大力鼓励大陆的“和平演变”，以大陆的“和平演变”实现台海和统，使美从遏制中国的第一线退至第二线。
　　
　　
　　
　　台海无法和统的关键不在台湾、也不在阿扁。关键在大陆的非理性主义的错误政策。大陆行专制统治，这是令台湾人民拒统的根本原因。虽然大陆许诺“一国两制”，但香港的今天足令台湾民众担心。关键在于大陆宪法。我们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何谓“专政”？按列宁的解释，专政有两层含义，一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革命政权”，一为一党独裁（专政dictatorship,本义即为独裁）。若台湾与中央政府签“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则有专政内容的宪法为母法（上位法），此“基本法”为“子法”（下位法）。因为母法中规定中央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特权，因此随时可以废除子法，因此“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其法律地位是不稳定的。若我们宪法中明确取消“专政”条款，或虽不取消、但在条文中明确废除“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释义，在这样条件下所签的“基本法”，其法律地位要相对稳固些。现在，在我们自己对“专政”都稀里糊涂的情况下，要阿扁、小马哥往“一国两制”里钻，这不是“请君入瓮”吗？
　　
　　
　　
　　“专政”问题有两大错误，一为不符合马列主义理论，一为与“依法治国”的宪法条文相冲突。列宁认为，一旦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专政”即应废除（详见“国家与革命”一文，毛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专政”延寿的秘诀为对“哥达纲领批判”释义的篡改）。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社会主义道路”与“专政”两条是对立的，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专政、有专政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这不是随便乱说的，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得出的结论。“专政”作为“四项”中的一项，直接与其余三项中的两项冲突，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大可置疑。
　　
　　
　　
　　“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为一全称判断，“任何”不仅指国际法，也指自己所立的法。所谓“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革命政权”，实际就是文革中的“无法无天”。有人指毛泽东在文革中践踏法律，实则不知毛此举虽违反了一般法律，确并未违反革命的最高“法律”——专政。法律有统治阶级意志之意，现代法律又及其发达，统治阶级有何诉求不可以法律来体现？何必要在法律之外搞什么旁门左道？你如果突破法律以专政之名来对付你的政敌，你的政敌岂不亦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在确定了“依法治国”原则的今天，至少专政释义中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应在宪法中明确取消。
　　
　　
　　
　　由此观之，“和平演变”不仅对美、台是利好，对大陆也是如此。取消宪法中的专政条款不仅符合马列主义、符合宪法本义，而且堵上了以军事政变推翻现行合法政府的漏洞。因为军事强人一旦抢班夺权，就能以现政府复辟资本主义为借口，援引宪法中的专政条款为其政变的合法性辩护。其次，取消了专政条款的宪法也为两岸和统奠定了法理基础。
　　
　　
　　
　　两岸和统有两种形式，一是由于美先行废弃“对台关系法”，致使台湾当局在大陆压力胁迫下签订“城下之盟”，使台湾沦为第二个香港，大批“太子党”入台充当“接收大员”。另一种方式为，大陆当局以民族大义计，放弃专制制度，使“军政”体制过渡为威权主义（类似普京主义）的“训政”体制，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为外蒙回归作伏笔），大陆政党可至台湾建党，台湾各党亦可至大陆来竞选，形成事实上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嗣后，美废弃“对台关系法”，中美之间的“核对决”危机终告暂时化解。
　　
　　
　　
　　统一后的民主中国与日本、南海诸国的海洋权益矛盾仍然存在，但对于美国而言，斯时之中国犹如从苏联转型后的俄罗斯，虽仍需持遏制政策以方万一，但毕竟压力要大为减轻。
　　
　　
　　
　　大陆以放弃专政求民主的一招，换来满盘皆活之棋局——台海和统，实现双赢；中美和解，从相互核威胁到相互口水战，岂不皆大欢喜？当然，以大陆之意识形态，更接近欧陆。于是，中国与欧盟关系更为紧密，国际上，常常是欧、中、俄三方联合，对垒于英美日三方；由此六方形成主流文明的核心，又与位于次中心及边缘的国家进行博弈。
　　
　　
　　
　　这一结果之肇始，源于朱将军的“西安以东”。朱将军与刘亚洲，是为军中少壮派，是真正的忧民忧国派。只有统治集团中的这部分人，方能对统治集团内部的颟顸与腐朽形成冲击。中国各朝各代一向以来对读书人虎视眈眈，唯恐他们说出“皇帝没穿衣服”一类的颠覆性话语，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防，是“防不胜防”的，惟有变革才有出路。
　　
　　
　　
　　
　　
　　
　　
　　 2005年7月21日于多伦路文化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