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拷 问 盛 世－－－－-棒喝康乾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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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拷问盛世表征的话语关键词
在全面审视和揭秘“康乾盛世”的背阴面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先来看一看那些艳羡并热衷大谈特谈“盛世”者的话语关键词。就笔者所接触到的大量学术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其话语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人口的大量增殖、物质生活的富庶与繁荣、国民生产水平的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边疆的平定与开拓、以及学术文化之发达等这些所谓的文治武功方面。在本章中，我们就不妨先就这几个方面进行逐一进行反思和拷问。
人口爆炸式的增加就是“盛世”的标志吗
人口的增长历来都是历史学家们热衷用以证明社会发展，步入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指标，直到今天国人还是特别喜欢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样引以为豪的话语，其实在当前的发展中人口问题早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口数量的多寡，确实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重要指标。人海战术在战争中自然占有莫大的优势，在生产中也自然是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产值高，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多寡。所以许多学者在对康乾盛世绘声绘色的描述中，首先也就使用了这么一个标准。清史学者戴逸在其文章中为了强调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经济“飞速发展”，“生产力高度发展”，就将这一切首先归功于人口的大量增殖：“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三亿，道光年间发展为四亿，这以后人口没有大幅度地增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注1]
我们姑且不论“康乾盛世”与汉唐的这种比较是否科学与合理，但将盛世完全归结为人口的增加，肯定是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理论缺陷的。因为人口无限制地增长并非全是好事。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来说，已不再是很难认识的问题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在人口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以致所走的弯路给我们的教训实在是太沉痛了。
皇帝与朝野对人口问题的担忧
人口问题在康、雍、乾时期其实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对此，祖孙三代皇帝都曾为此而烦心。为了使读者朋友们能有更为感性的了解和认识，不妨先将此际的人口数量增长作一个简单的排比：
统 计 年 份 人 口 数 量（人）
顺治八年 1063万
康熙四年 2231.22万
康熙五十年 2462万
康熙六十一年 2530万
雍正十二年 2735万
乾隆六年 14341万
乾隆二十七年 20047万
乾隆五十五年 30148万
乾隆五十七年 30746.72万
乾隆五十九年 31328万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人口与土地、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和尖锐，康熙就曾对他的近臣不无担忧地说过：“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颠尽行耕种，朕常以为忧也。”在雍正即位不久，也有过同样的担忧，所谓：“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蕃，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从上表所列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雍正两朝人口的增长速率还是在可以调控的范围之内的，而到了乾隆一朝，人口数量的剧增呈现出“大爆炸”的态势。对此乾隆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他也曾认识到当时天下“版籍日增，天下户口之数，较昔日多至十余倍”。[注2]而他在对“民数”与“谷数”进行了一番比量之后，也不禁忧心忡忡，写下了《民数谷数》诗一首，其中就有这样的感喟：“设若驱之尽务农，那得许田供耕耨？”可以想象，在农业经济时代，这样一个庞大的农业大国，大量的农村人口一旦失去了土地这一赖以生存的根本，也就极易出现各处的流民聚众滋事，直至逐渐演变成日益严重的武装叛乱，这岂非困扰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吗？面对这样的严酷现实以及皇帝的忧虑，我们今天何以会以此立论说人口众多是“康乾盛世”的主要表征呢？！
乾隆年间云南布政使所发的开荒执照
面对人口的急剧增长，生存问题就成了普通人最为关注的事了，乾隆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赵翼就在其诗歌中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只靠不断地垦荒殖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土地需求，以至在当时竟出现了这样的情景：“遥山最深处，想必无人居。一缕炊烟起，乃亦有室庐。始知生齿繁，到处垦辟劬。虎豹所窟宅，夺之为耕畲。尚有傭丐者，无地可把锄。民生方愈多，地力已无余。不知千岁后，谋生更何如？”[注3]从诗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民生问题的严酷现实，即便我们可以姑且不管诗中所涉及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即便是无限制地开垦山林，原来是虎、豹等野生动物出没的领地也被占用为农田，但依然还是有大量乞丐，他们根本无田可耕种。赵翼的眼光似乎比一般的人更为长远，面对这样的人口现实，不免担忧起“千岁后”的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如果不能够正确对待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必将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赵翼以他卓特的史识提出了晚婚与晚育，乃至“禁止生育”的主张，他在《米贵》诗的第六首中这样说道：“勾践当年急生聚，令民早嫁早成婚。如今直欲禁婚嫁，始减年年孕育蕃。”勾践时期，人口越多越好，只有人口的大量增殖，才能够保障越国在争霸中占得上风，而乾隆年间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人口问题对经济的制约日益突出，就不能再一味强调什么“人多力量大”、“人多热气高”、“人多就强盛”了。
以洪亮吉为代表的文人学者提倡控制人口的主张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以“养民”为核心的民生问题也就成为乾隆时期朝野议论的重要议题。在这一场讨论中，常州人洪亮吉的《治平篇》堪称其中识见卓特者，在世界人口学史上，洪亮吉控制人口的理论主张比英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还要早1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控制人口的理论表述。
乾隆五十七年，洪亮吉奉命到贵州考察。在历时一年的考察中，深入而广泛地与社会各阶层接触，他以学者的敏锐，发现了人口过快的繁衍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于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写出了一组文章《意言》，尤其是其中的第六篇《治平篇》，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人口论思想。
在《治平篇》的论述中，洪亮吉以一个家庭为例，细致入微地揭示了人口增长过快势必引起土地、住房以及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紧张的问题。而朝廷解决这以尖锐矛盾的主要方法无非就是鼓励垦荒、减轻徭役赋税，实施仓廪赈济，但这些措施面对着人口的急速增长，土地、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用洪亮吉的话说，空地、空屋“增三倍五倍而止矣”，但是“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在这样触目惊心的数字比照下，“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就是这个所谓“盛世”中一个棘手的问题了。
如果这样的情势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由此完全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儒家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不由得使洪亮吉深为忧虑。生活资料的匮乏与分配不均已是相当严重，洪亮吉认为：“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乎之民虑也。”天下之广，也就难免有游惰不事者乘此而起，作乱天下。
因此，在洪亮吉看来，“治平”之世，也就是他所理解的“盛世”社会里，因为人口增加过快，生活资料逐渐缺乏，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居然有那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动乱时有发生，作为一名儒家士大夫，面对这样的现实又岂能熟视无睹呢，这就是洪亮吉为民、为国而忧虑的原因。然而最高统治者却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这一层。而洪亮吉在文章中却实实在在地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道理：若不控制人口，人们将要面临生活资料严重不足的威胁。虽然清王朝在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也无外乎传统的开垦荒地、减免赋税、禁抑浮靡、开仓赈济等办法，这就是君王所谓的“调剂之法也”，“亦不过前此数法”，“如是而已”。洪亮吉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在以垦荒为中心的传统人口对策中，若没有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承载能力一旦突破临界点，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就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险情。
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盛世”之中，洪亮吉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社会“治平”中潜伏着的严重人口问题，实属不易。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洪亮吉还不可能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以及关心社会民生、“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就是时至今日，也理应是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楷范。
拷问“康乾盛世”国富与民生的推定
说到“康乾盛世”的表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那就是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民生的富裕。通俗的理解，就好比是今天大家都很重视的一个概念：国民生产总值（GDP）。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说康乾时期的GDP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遥遥领先的。在古代没有严密科学统计制度的情况下，这一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这就要让我们先介绍一下清初用于计算“国富”（相当于今天GDP的统计）的推定办法：
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百里，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万四千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陵林麓川泽沟洫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菱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始再除去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亦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粮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田一顷，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率科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十五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径直量，不过方四千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酌古准今，宁从自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额，而非无稽之臆说也。
对于这样一大段文字的叙述，也许很多读者朋友会感到疲乏，但事关重大，不得不引，因为这一推论方法是我们下面算帐的依据。在这份计算的推论中，所有的数字并非是确数，而只是一种粗略的假定和估算。按照清王朝官方的估定，以全国的疆域“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900万平方里）计，每平方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即540亩），则全国共有田地48亿6千万亩。再按照《王制》的古法规定，除去山陵、林麓、川渠、河沟、城市、道路、宫殿、房屋等三分之一，全国的实际耕地应有32亿4千万亩。其中再除去四分之一的非粮食作物的耕种面积，粮食的实际耕种面积共计24亿3千万亩。按一亩生产粮食一石计算，每亩征收粮食一斗，每年应征的赋粮就应该是24亿3千万斗。以一斗粮食合银四分的科则，每年的税额总计竟然高达9720万两这样的天文数字。要知道，这样的算法还是“酌古准今，宁从自少科算”的，若是再兑点水份的话，超过一亿两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从这样的帐面数据看来，大清王朝每年的GDP、财政收入等各项财富指标都是高高在上的，也完全有理由称得上富裕异常的了。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帐面上的理论估算，康、雍、乾时期的国家财政状况远非如此，由此我们亦可知封建史官的不实之处了。
倘使我们就以此为真实的推定和统计，即便是这样，这一切虚拟的国家财富及其数字注水的速度，也远不及康、雍、乾三朝日益见涨的财政虚耗。
说到“康乾盛世”的表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那就是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民生的富裕。通俗的理解，就好比是今天大家都很重视的一个概念：国民生产总值（GDP）。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说康乾时期的GDP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遥遥领先的。在古代没有严密科学统计制度的情况下，这一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这就要让我们先介绍一下清初用于计算“国富”（相当于今天GDP的统计）的推定办法：
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百里，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万四千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陵林麓川泽沟洫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菱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始再除去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亦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粮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田一顷，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率科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十五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径直量，不过方四千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酌古准今，宁从自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额，而非无稽之臆说也。
对于这样一大段文字的叙述，也许很多读者朋友会感到疲乏，但事关重大，不得不引，因为这一推论方法是我们下面算帐的依据。在这份计算的推论中，所有的数字并非是确数，而只是一种粗略的假定和估算。按照清王朝官方的估定，以全国的疆域“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900万平方里）计，每平方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即540亩），则全国共有田地48亿6千万亩。再按照《王制》的古法规定，除去山陵、林麓、川渠、河沟、城市、道路、宫殿、房屋等三分之一，全国的实际耕地应有32亿4千万亩。其中再除去四分之一的非粮食作物的耕种面积，粮食的实际耕种面积共计24亿3千万亩。按一亩生产粮食一石计算，每亩征收粮食一斗，每年应征的赋粮就应该是24亿3千万斗。以一斗粮食合银四分的科则，每年的税额总计竟然高达9720万两这样的天文数字。要知道，这样的算法还是“酌古准今，宁从自少科算”的，若是再兑点水份的话，超过一亿两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从这样的帐面数据看来，大清王朝每年的GDP、财政收入等各项财富指标都是高高在上的，也完全有理由称得上富裕异常的了。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帐面上的理论估算，康、雍、乾时期的国家财政状况远非如此，由此我们亦可知封建史官的不实之处了。
倘使我们就以此为真实的推定和统计，即便是这样，这一切虚拟的国家财富及其数字注水的速度，也远不及康、雍、乾三朝日益见涨的财政虚耗。
康雍乾时期的财政状况探实
康、雍、乾时期的国家财政状况经常是国库收支久不得平准，这也成为康熙一朝户部常常深为忧虑的事情。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财政收入的浮虚与耗斁（意思是无谓的耗费）之虚涨二者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就正常的财政支出而言，清王朝每年基本的开销有这么十五项：一是陵寝供用之款，二是交进之款，三是祭祀之款，四是仪宪之款，五是俸食之款，六是科场之款，七是饷乾之款，八是驿站之款，九是廪膳之款，十是赏恤之款，十一是修缮之款，十二是采办之款，十三是织造之款，十四是公廉之款，十五是杂支之款。
上述财政支出中以“俸食”、“饷乾”等款项的开支最为庞大，这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也是如此。唐代的沈既济就在上疏中有过这样的说法：“臣计天下财赋耗斁大者唯二事：一曰兵资，一曰官俸。”[注4]纵观大清王朝全国上下、各级文武官员正常的薪水俸禄在国家财政开支之外，还有很多的“公费”，名为办公之用，实则也多被官员占用挪用，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到了雍正、乾隆两朝，朝廷还认为官员的俸禄太低，为了养就他们廉洁奉公的作风，创设了“养廉银”制度，在正常的薪水之外别授以一笔“养廉银”，以补足官员俸食的不足。这笔开支使得本已非常紧张的中央财政更是捉襟见肘，每年用于养廉的支出都在四五百万两左右，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清代《政典类纂》中就记载了某一年的养廉支出情况，不妨引于下：文官养廉银支出2820343两，武官养廉银支出1353597两，驻防养廉银支出51371两，总计4225311两。至于“饷乾”这是更不能省的了，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安危与稳定的大局。就正常年份而言，一年的军费开支起码要高达2000万两左右，[注5]更何况康熙、乾隆两朝有那么多被大肆渲染的“武功”，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也就无疑使原本就紧张的中央财政更是雪上加霜了。
康熙初年，清政府在正常的状态下，财政就已呈现出窘迫的态势。其中三藩的协饷，从最初的每年五六百万两，到后来的每年一千余万两，几乎是清政府一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随后又经历了长达8年的“平定三藩”、历时2年多的“收复台湾”，此间的军费糜费，已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收支状况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康熙朝就先后有了增加课税、筹款、纳捐、额外征科等各种先例，在财政最紧张和困难的时候，甚至还出现过停止发放官员薪俸数年的事。
造成清王朝国家财政紧张的原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那就是职司财政的官员多出现侵吞亏空这样的弊案，上自户部、工部等诸部，下至藩司、州县，无不相习成风，当时所查出的弊案，几乎都是上下勾结串通一气，侵吞公款，数目则动辄千万，在追查后勒令限期补足，却又往往不见后文，遂不了了之。（详见本书第三章）在库银严重亏空的情况下，朝廷发放给官员的俸禄与“养廉银”主要都是通过“耗羡”的方式来实现的。
所谓“耗羡”，就是指在征收钱粮时，以弥补损耗的名义，在正额之外所加征的部分。耗羡虽在清初是严厉禁止的，但是在康熙的默许下，也就成为一种常态了，而且这一比例由康熙默许的一分（相当于1%），逐渐发展到一钱、二钱、三钱（相当于10%、20%、30%）。据记载，江苏的耗羡算是比较低的，比例为5%—10%，湖南为10—30%，陕西则达到30%—40%，陕西为20%—50%不等，而山东和河南的耗羡居然高达80%。这样巨大的耗羡摊派无疑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康熙数次减免全国粮赋而好不容易博取的宽仁之名，也荡然无存。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说：“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余，犹在正供之外。”由此也更进一步加剧了大清王朝与老百姓的矛盾与对立，最终也就成为社会总危机爆发的催化剂。所以，到了雍正执政的时候，深感此弊的严重性，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就有上谕曰：“历年火耗（即“耗羡”），皆州县经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万。”在历数了耗羡的诸多弊端之后，雍正在上谕中最后主张：“今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则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可渐减，以至于尽革，此朕之愿也。”
时至乾隆一朝，国家财政的紧张状况更随着万岁爷的巡游无度（详见本书第二章）、奢靡铺张的各种庆典（如寿诞、千叟宴等），以及他自诩的“十全武功”般的穷兵黩武而不断地加剧、吃紧。
康、雍、乾时期的国家财政状况经常是国库收支久不得平准，这也成为康熙一朝户部常常深为忧虑的事情。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财政收入的浮虚与耗斁（意思是无谓的耗费）之虚涨二者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就正常的财政支出而言，清王朝每年基本的开销有这么十五项：一是陵寝供用之款，二是交进之款，三是祭祀之款，四是仪宪之款，五是俸食之款，六是科场之款，七是饷乾之款，八是驿站之款，九是廪膳之款，十是赏恤之款，十一是修缮之款，十二是采办之款，十三是织造之款，十四是公廉之款，十五是杂支之款。
上述财政支出中以“俸食”、“饷乾”等款项的开支最为庞大，这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也是如此。唐代的沈既济就在上疏中有过这样的说法：“臣计天下财赋耗斁大者唯二事：一曰兵资，一曰官俸。”[注4]纵观大清王朝全国上下、各级文武官员正常的薪水俸禄在国家财政开支之外，还有很多的“公费”，名为办公之用，实则也多被官员占用挪用，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到了雍正、乾隆两朝，朝廷还认为官员的俸禄太低，为了养就他们廉洁奉公的作风，创设了“养廉银”制度，在正常的薪水之外别授以一笔“养廉银”，以补足官员俸食的不足。这笔开支使得本已非常紧张的中央财政更是捉襟见肘，每年用于养廉的支出都在四五百万两左右，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清代《政典类纂》中就记载了某一年的养廉支出情况，不妨引于下：文官养廉银支出2820343两，武官养廉银支出1353597两，驻防养廉银支出51371两，总计4225311两。至于“饷乾”这是更不能省的了，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安危与稳定的大局。就正常年份而言，一年的军费开支起码要高达2000万两左右，[注5]更何况康熙、乾隆两朝有那么多被大肆渲染的“武功”，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也就无疑使原本就紧张的中央财政更是雪上加霜了。
康熙初年，清政府在正常的状态下，财政就已呈现出窘迫的态势。其中三藩的协饷，从最初的每年五六百万两，到后来的每年一千余万两，几乎是清政府一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随后又经历了长达8年的“平定三藩”、历时2年多的“收复台湾”，此间的军费糜费，已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收支状况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康熙朝就先后有了增加课税、筹款、纳捐、额外征科等各种先例，在财政最紧张和困难的时候，甚至还出现过停止发放官员薪俸数年的事。
造成清王朝国家财政紧张的原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那就是职司财政的官员多出现侵吞亏空这样的弊案，上自户部、工部等诸部，下至藩司、州县，无不相习成风，当时所查出的弊案，几乎都是上下勾结串通一气，侵吞公款，数目则动辄千万，在追查后勒令限期补足，却又往往不见后文，遂不了了之。（详见本书第三章）在库银严重亏空的情况下，朝廷发放给官员的俸禄与“养廉银”主要都是通过“耗羡”的方式来实现的。
所谓“耗羡”，就是指在征收钱粮时，以弥补损耗的名义，在正额之外所加征的部分。耗羡虽在清初是严厉禁止的，但是在康熙的默许下，也就成为一种常态了，而且这一比例由康熙默许的一分（相当于1%），逐渐发展到一钱、二钱、三钱（相当于10%、20%、30%）。据记载，江苏的耗羡算是比较低的，比例为5%—10%，湖南为10—30%，陕西则达到30%—40%，陕西为20%—50%不等，而山东和河南的耗羡居然高达80%。这样巨大的耗羡摊派无疑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康熙数次减免全国粮赋而好不容易博取的宽仁之名，也荡然无存。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说：“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余，犹在正供之外。”由此也更进一步加剧了大清王朝与老百姓的矛盾与对立，最终也就成为社会总危机爆发的催化剂。所以，到了雍正执政的时候，深感此弊的严重性，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就有上谕曰：“历年火耗（即“耗羡”），皆州县经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万。”在历数了耗羡的诸多弊端之后，雍正在上谕中最后主张：“今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则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可渐减，以至于尽革，此朕之愿也。”
时至乾隆一朝，国家财政的紧张状况更随着万岁爷的巡游无度（详见本书第二章）、奢靡铺张的各种庆典（如寿诞、千叟宴等），以及他自诩的“十全武功”般的穷兵黩武而不断地加剧、吃紧。
乾隆的“十全武功”与“十全老人”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再次入侵西藏。这一年冬天，清政府派福康安等率兵入藏，打败廓尔喀军队。第二年五月，清军进抵廓尔喀境内，八月逼近阳布（今加德满都）。廓尔喀军受挫，于是主动请降。当清兵凯旋班师之际，乾隆甚为兴奋，就欣然回忆，并写作《十全记》，以记录他从公元1735年即位以来57年间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十大武功”。乾隆皇帝所自诩的“十全武功”包括：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为一、扫大小金川为二、靖台湾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为一、两次受廓尔喀降，总共合为十。这篇御制的《记》分别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石为碑，以期永恒。因为这一原因，乾隆后期每每喜欢自诩“十全老人”。时至今天，苏州古城内还有一条纪念“十全武功”的街，名曰“十全街”
其实，在所谓的“十全大武功”中，大都是不甚了了的，只有平定准噶尔和回部之役是值得称道的，但这一功劳也是康、雍、乾三代努力的结果。除此以外都不足观，其中的大部分多有浮夸与虚饰的成分。那么，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的实际情形到底如何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其实情吧。
“十全武功”的浮夸与虚饰
在乾隆的“十全武功”中，开始的一桩就是乾隆十一年的平定大金川之役。此役事实上并非如后来《十全记》和正史中夸饰的那样，而是颇受民间百姓诟病的。在乾隆十六年发生的“孙嘉淦伪奏稿案”中（详见本书第五章），这一次武功盛举就成为当时舆论非议的焦点，而乾隆对张广泗的处置也颇受人们的质疑，若采用张广泗的招抚策略，也许金川之役根本无需耗时耗银无数。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先前以国子监生的身份纳捐而得知府之职。雍正年间因随鄂尔泰平定云南苗民起义有功，擢为贵州按察使、贵州巡抚；又因佐岳钟琪攻准噶尔，因功授湖广总督、正红旗汉军都统。乾隆即位后，张广泗又被任命为经略，在他的指挥下，迅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起义。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大金川莎罗奔作乱，清廷以时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征苗有功，调任川陕总督，着力剿灭。
金川在大渡河上游，其间地形复杂，万山丛矗，水流湍急，且深寒多雨雪，故行进作战极为困难。初受命的张广泗开始的时候，在向导的指引下，“锐意灭贼”。但随着他对金川情况的逐渐了解之后，遂改变了以往一味硬攻的策略，而改用招抚的方针。因为一来这次金川叛乱本是土司之间的“私相争夺”，并不是针对朝廷的的抗逆行动，只要去除其中极个别的好事者就可以了；二来金川地形险要，而且土人又长于防御工事，所建造的工事易守难攻，在多次交锋之后，已使朝廷的军队损失惨重。张广泗眼见自己的招抚策略大有气色之时，京中的乾隆却因张广泗费时两年，耗费军饷粮饷甚多，却不见有任何的收获，再加上派去巡察的小舅子傅恒（乾隆孝贤皇后之弟）对张广泗的用兵策略多有批评。于是，乾隆认为张广泗贻误军机，命将其押解回京。乾隆亲自审问，但张广泗高声辩解，好大喜功的乾隆哪里听得进去，盛怒之下将张广泗处以死刑，一位为清王朝作出巨大贡献的猛将就此结束了性命。
处死完张广泗之后，乾隆一味主张进攻。在花费无数之后，亦不能迅速收到成效，又听说金川地险力艰，于是就决计召傅恒还朝，以结束战争。在乾隆十四年，皇帝老人家颁布了罢兵的谕旨，在谕旨中乾隆说得冠冕堂皇：
傅恒自奉命以至抵营，忠诚劳勚，超出等伦，办事则细巨周详，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则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中宵督战，不避风雪，大著声威，诚克仰副委任。朕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王师？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顾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即使擒渠扫穴，亦不足以偿其劳！
诏书中还是对国舅爷大加赞赏，说是劳心又劳力，而且超出当时的一般将领很多，在平定叛乱中是事无巨细，忠诚无比，治军纪律严明，所以士气踊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番蛮之地的土司又怎么能够和大清的皇家军队抗衡呢。这样的区区鸡毛小国，又何必让大清第一“宣力大臣”的国舅爷傅恒长期居于荒野之地，亲自去征讨呢？即便把他们扫平了，也实在是“不足以偿其劳”的，乾隆完全已意识到这场战争实在是得不偿失的。当日乾隆自己在诏书中明确不以为然的战事，到了晚年居然为了凑足他的所谓“十全武功”，硬将这一战事也跻身其中，当年自己讲过的那些话也就根本顾不得了。
傅恒与另一名将岳钟琪在没有得到谕旨的情况下继续深入进兵。莎罗奔因为昔日配合清军攻打西藏时，曾隶于岳钟琪麾下，在持久之下，最终惧于岳钟琪的余威而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轻骑至其巢，金川军中皆大喜，最后还是以不战而结束。这不就是张广泗所主张的招抚结果吗？
说实在的，这次平定金川真是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在持续的3年多时间里，耗费无数，连诛数名大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在当初乾隆的谕旨中，也并没有把对手和这次战役看得如何重要，连他自己都说了，象金川这样的鸡毛小土司对我大清来说，根本是不对手，又何足挂齿。即便把他们把败了，有能怎么样，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连犒劳我大军都不够。谕旨中所谓“不足以偿其劳”，其实也就是皇帝亲口承认了这完完全全是一次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的军事行动。那何以在后来却成为十全武功中的一个呢？由此看来，乾隆所吹嘘的“十全武功”并不都是真正的丰功伟业。
在所谓的“十全大武功”中，大多数都是如平定金川一样，不甚了了。但是，对于这些“十全武功”的“空前盛况”，却很少有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那就是长期穷兵黩武的征战，造成财政收入的靡耗，使国家的经济基础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再次入侵西藏。这一年冬天，清政府派福康安等率兵入藏，打败廓尔喀军队。第二年五月，清军进抵廓尔喀境内，八月逼近阳布（今加德满都）。廓尔喀军受挫，于是主动请降。当清兵凯旋班师之际，乾隆甚为兴奋，就欣然回忆，并写作《十全记》，以记录他从公元1735年即位以来57年间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十大武功”。乾隆皇帝所自诩的“十全武功”包括：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为一、扫大小金川为二、靖台湾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为一、两次受廓尔喀降，总共合为十。这篇御制的《记》分别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石为碑，以期永恒。因为这一原因，乾隆后期每每喜欢自诩“十全老人”。时至今天，苏州古城内还有一条纪念“十全武功”的街，名曰“十全街”
其实，在所谓的“十全大武功”中，大都是不甚了了的，只有平定准噶尔和回部之役是值得称道的，但这一功劳也是康、雍、乾三代努力的结果。除此以外都不足观，其中的大部分多有浮夸与虚饰的成分。那么，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的实际情形到底如何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其实情吧。
“十全武功”的浮夸与虚饰
在乾隆的“十全武功”中，开始的一桩就是乾隆十一年的平定大金川之役。此役事实上并非如后来《十全记》和正史中夸饰的那样，而是颇受民间百姓诟病的。在乾隆十六年发生的“孙嘉淦伪奏稿案”中（详见本书第五章），这一次武功盛举就成为当时舆论非议的焦点，而乾隆对张广泗的处置也颇受人们的质疑，若采用张广泗的招抚策略，也许金川之役根本无需耗时耗银无数。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先前以国子监生的身份纳捐而得知府之职。雍正年间因随鄂尔泰平定云南苗民起义有功，擢为贵州按察使、贵州巡抚；又因佐岳钟琪攻准噶尔，因功授湖广总督、正红旗汉军都统。乾隆即位后，张广泗又被任命为经略，在他的指挥下，迅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起义。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大金川莎罗奔作乱，清廷以时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征苗有功，调任川陕总督，着力剿灭。
金川在大渡河上游，其间地形复杂，万山丛矗，水流湍急，且深寒多雨雪，故行进作战极为困难。初受命的张广泗开始的时候，在向导的指引下，“锐意灭贼”。但随着他对金川情况的逐渐了解之后，遂改变了以往一味硬攻的策略，而改用招抚的方针。因为一来这次金川叛乱本是土司之间的“私相争夺”，并不是针对朝廷的的抗逆行动，只要去除其中极个别的好事者就可以了；二来金川地形险要，而且土人又长于防御工事，所建造的工事易守难攻，在多次交锋之后，已使朝廷的军队损失惨重。张广泗眼见自己的招抚策略大有气色之时，京中的乾隆却因张广泗费时两年，耗费军饷粮饷甚多，却不见有任何的收获，再加上派去巡察的小舅子傅恒（乾隆孝贤皇后之弟）对张广泗的用兵策略多有批评。于是，乾隆认为张广泗贻误军机，命将其押解回京。乾隆亲自审问，但张广泗高声辩解，好大喜功的乾隆哪里听得进去，盛怒之下将张广泗处以死刑，一位为清王朝作出巨大贡献的猛将就此结束了性命。
处死完张广泗之后，乾隆一味主张进攻。在花费无数之后，亦不能迅速收到成效，又听说金川地险力艰，于是就决计召傅恒还朝，以结束战争。在乾隆十四年，皇帝老人家颁布了罢兵的谕旨，在谕旨中乾隆说得冠冕堂皇：
傅恒自奉命以至抵营，忠诚劳勚，超出等伦，办事则细巨周详，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则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中宵督战，不避风雪，大著声威，诚克仰副委任。朕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王师？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顾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即使擒渠扫穴，亦不足以偿其劳！
诏书中还是对国舅爷大加赞赏，说是劳心又劳力，而且超出当时的一般将领很多，在平定叛乱中是事无巨细，忠诚无比，治军纪律严明，所以士气踊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番蛮之地的土司又怎么能够和大清的皇家军队抗衡呢。这样的区区鸡毛小国，又何必让大清第一“宣力大臣”的国舅爷傅恒长期居于荒野之地，亲自去征讨呢？即便把他们扫平了，也实在是“不足以偿其劳”的，乾隆完全已意识到这场战争实在是得不偿失的。当日乾隆自己在诏书中明确不以为然的战事，到了晚年居然为了凑足他的所谓“十全武功”，硬将这一战事也跻身其中，当年自己讲过的那些话也就根本顾不得了。
傅恒与另一名将岳钟琪在没有得到谕旨的情况下继续深入进兵。莎罗奔因为昔日配合清军攻打西藏时，曾隶于岳钟琪麾下，在持久之下，最终惧于岳钟琪的余威而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轻骑至其巢，金川军中皆大喜，最后还是以不战而结束。这不就是张广泗所主张的招抚结果吗？
说实在的，这次平定金川真是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在持续的3年多时间里，耗费无数，连诛数名大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在当初乾隆的谕旨中，也并没有把对手和这次战役看得如何重要，连他自己都说了，象金川这样的鸡毛小土司对我大清来说，根本是不对手，又何足挂齿。即便把他们把败了，有能怎么样，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连犒劳我大军都不够。谕旨中所谓“不足以偿其劳”，其实也就是皇帝亲口承认了这完完全全是一次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的军事行动。那何以在后来却成为十全武功中的一个呢？由此看来，乾隆所吹嘘的“十全武功”并不都是真正的丰功伟业。
在所谓的“十全大武功”中，大多数都是如平定金川一样，不甚了了。但是，对于这些“十全武功”的“空前盛况”，却很少有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那就是长期穷兵黩武的征战，造成财政收入的靡耗，使国家的经济基础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
古代只要人口增长的时代都叫盛世
按古代标准,人口突破4亿那是了不得的盛世
按古代标准,人口突破4亿那是了不得的盛世
“十全武功”与沉重的财政负担
乾隆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封建皇帝，在数十年间，武功之盛号称“十全”，虽然版图略有扩张，但军费的开销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巨额军费开支又是造成国家财政困顿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我们就列一张简单的表格，以更清晰地体现“十全武功”所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
时间 战事 耗银
乾隆十二年 平定金川 775万两
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 征定新疆 2311万两
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缅甸 911万两
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 再次平定金川 6370万两
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 用兵台湾 银两833万两，另拨大米140万石，合计约1000万两
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 安南 100余万两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梁诗正执掌户部时，在核算了户部的盈支后，曾向乾隆上疏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每岁天下租赋，除官兵俸饷各项经费外，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乞皇上以节俭为要，慎勿顺武兴工，为持盈保泰之计！”梁诗正的这番足以令人警醒的话语，在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盛世”浮华和荣光中的情形之下，竟然没有人能够理解，而他也因为这一上疏而导致了世人的纷纷指责，最终也因“言利”而被责咎解职。这岂止是梁诗正一人的悲剧，其实更是“乾隆盛世”，乃至大清王朝的可悲！
民变四起的诸多战事
就在乾隆忙着吹嘘他的“十全武功”的同时，全国上下的民变与民乱此起彼伏，乾隆从他统治的中后期开始就一直疲于应付这些民乱，诚如魏源在其所著《圣武记》中所说的那样：“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贼愈剿而愈炽，饷徒糜而罔益。”从山东临清的王伦之乱、兰州的回叛、石峰堡的回乱等，一直到了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苗民在湖南、贵州之乱兴起，而后又是蔓延至四川、湖北等五省的白莲教起义，严重动摇着大清王朝的根基。用当时大臣的疏奏文字说，简直就是“群盗如毛，此仆彼兴，殆无宁岁”。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危机和贪污腐败成风的吏治问题一起，成为乾隆作为太上皇给儿子嘉庆留下的两大“遗产”。
对于上述纷纷扰扰的民乱，现有的清史研究著作和清史读物中多有介绍，本书就不多作叙述。耐人寻味的是，明明是让乾隆、嘉庆父子俩都头痛不已的“民乱”，乾隆却矢口不提，反而用他那并不见得有多荣耀的“十全武功”来掩盖这一内乱丛生的现实，而乾隆朝的官方文献记载也是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这些，对于执政也好，历史的研究和审视也好，本都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何以在中国历史上竟然如此屡见不鲜？清史研究的先驱、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中对此有过精辟而精警的分析，他认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文献记载，“非开辟疆外之兵不记”，此则可以炫耀大清王朝的国富兵强，实际上真乃是“骄泰”之表现，乾隆朝的内乱此起彼伏，也皆因此而滋生，正如孟森先生所谓“内乱之萌蘖，实始乾隆朝之骄泰，为种败亡之因。”早在道光年间，思想家魏源在他的《圣武记》中就有过这样类似的观点，民变民乱的爆发，往往是一有振臂高呼者，“愚民之苦胥吏者争与焉”。表面繁华掩盖下的吏治的腐败、民生凋敝等社会问题也就在一场场的爆发中得以放大。从乾隆中后期开始，清王朝民变久不能散，白莲教之乱一直未绝，外患亦逐渐成为清王朝新的心腹之痛，遂终酿成鸦片战争以后的国家大乱之祸。
乾隆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封建皇帝，在数十年间，武功之盛号称“十全”，虽然版图略有扩张，但军费的开销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巨额军费开支又是造成国家财政困顿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我们就列一张简单的表格，以更清晰地体现“十全武功”所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
时间 战事 耗银
乾隆十二年 平定金川 775万两
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 征定新疆 2311万两
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缅甸 911万两
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 再次平定金川 6370万两
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 用兵台湾 银两833万两，另拨大米140万石，合计约1000万两
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 安南 100余万两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梁诗正执掌户部时，在核算了户部的盈支后，曾向乾隆上疏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每岁天下租赋，除官兵俸饷各项经费外，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乞皇上以节俭为要，慎勿顺武兴工，为持盈保泰之计！”梁诗正的这番足以令人警醒的话语，在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盛世”浮华和荣光中的情形之下，竟然没有人能够理解，而他也因为这一上疏而导致了世人的纷纷指责，最终也因“言利”而被责咎解职。这岂止是梁诗正一人的悲剧，其实更是“乾隆盛世”，乃至大清王朝的可悲！
民变四起的诸多战事
就在乾隆忙着吹嘘他的“十全武功”的同时，全国上下的民变与民乱此起彼伏，乾隆从他统治的中后期开始就一直疲于应付这些民乱，诚如魏源在其所著《圣武记》中所说的那样：“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贼愈剿而愈炽，饷徒糜而罔益。”从山东临清的王伦之乱、兰州的回叛、石峰堡的回乱等，一直到了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苗民在湖南、贵州之乱兴起，而后又是蔓延至四川、湖北等五省的白莲教起义，严重动摇着大清王朝的根基。用当时大臣的疏奏文字说，简直就是“群盗如毛，此仆彼兴，殆无宁岁”。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危机和贪污腐败成风的吏治问题一起，成为乾隆作为太上皇给儿子嘉庆留下的两大“遗产”。
对于上述纷纷扰扰的民乱，现有的清史研究著作和清史读物中多有介绍，本书就不多作叙述。耐人寻味的是，明明是让乾隆、嘉庆父子俩都头痛不已的“民乱”，乾隆却矢口不提，反而用他那并不见得有多荣耀的“十全武功”来掩盖这一内乱丛生的现实，而乾隆朝的官方文献记载也是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这些，对于执政也好，历史的研究和审视也好，本都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何以在中国历史上竟然如此屡见不鲜？清史研究的先驱、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中对此有过精辟而精警的分析，他认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文献记载，“非开辟疆外之兵不记”，此则可以炫耀大清王朝的国富兵强，实际上真乃是“骄泰”之表现，乾隆朝的内乱此起彼伏，也皆因此而滋生，正如孟森先生所谓“内乱之萌蘖，实始乾隆朝之骄泰，为种败亡之因。”早在道光年间，思想家魏源在他的《圣武记》中就有过这样类似的观点，民变民乱的爆发，往往是一有振臂高呼者，“愚民之苦胥吏者争与焉”。表面繁华掩盖下的吏治的腐败、民生凋敝等社会问题也就在一场场的爆发中得以放大。从乾隆中后期开始，清王朝民变久不能散，白莲教之乱一直未绝，外患亦逐渐成为清王朝新的心腹之痛，遂终酿成鸦片战争以后的国家大乱之祸。
第二章 成由勤俭败由奢
大谈物产的丰富、物质的享受，是现在许多人对于社会繁荣兴盛最直接、也是最感性的认识。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于是就有包括本应理性、冷静的学者在内的很多现代人，对清代富贵一族日益奢侈的物质享受和畸形的消费观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羡慕和赞叹，并以此为据，更坚定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盛世繁华”的历史判定。将奢侈与繁华视为一谈，这正是世人形成“康乾盛世”这一错觉的重要原因。殊不知，就在这畸形的奢靡中，潜藏着的是一系列危殆，如：由此而引发的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最终激起了一场场的民变和暴动；在日益滋长的奢靡之欲与巨额开销面前，也加剧了一些官员的贪腐之念和胆量；就在这浮世的奢华中，国家的府库也在日渐受到侵蚀，这些最终都直接关乎国家的根基与社会的稳定。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纵览历史的沧桑兴亡之后所得出的宝贵历史经验教训，也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物质文明的发达，人类自身的生活水准（物质生活表现得更为突出）是在不断丰富和提高的。生活的必需和富足是不能轻易否定和抹杀的，但并不能由此就成为奢侈的借口，我们所谓的奢侈主要是指无限度、无节制地突破日常生活消费的基本需要或个人收入的许可范围和合理限度，或者是不正当、不应有的消费项目与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攀比浮夸的社会风尚。
康、雍、乾时期的社会奢靡，在雍正即位之初的一道诏书中已经描述得非常清楚，流露出了最高统治者的担忧：“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憾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份，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注1]但皇帝担忧归担忧，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口头的担忧上，并没有采取什么行之有效的措施，更不可能自己身体力行提倡节俭。对此，乾隆时期诗坛的著名诗人赵翼在诗中也有过担忧和无奈：“睹兹餔啜糜金钱，足见昇平调玉烛。已幸生遭繁盛时，惜无力挽奢靡俗。”[注2]而大清王朝的大厦也就在悄无声息中被这日炽一日的奢靡之风所吞噬着。
晚明时期的纵欲奢靡与饮食
客观而言，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并不始于清代，晚明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商业经济的繁荣，这样的风气就已经渐兴，尤其是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广为流行。如明代人陆楫对这样的生活状态就很是津津乐道，他的家乡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地区, 他以江南的苏州、杭州为例，做过详细的描述:“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 其居人按时而游, 游必画舫、肩舆, 珍馐良酝, 歌舞而行, 可谓奢矣。”[注3]而浙江绍兴人张岱在明朝灭亡以后，对过去的奢华生活留恋不已，于是就以追忆的笔调写就了一部《陶庵梦忆》。
江南地区这样的奢华风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并蔓延到了全国范围。顺治初年的叶梦珠在其《阅世编》就对这样的奢侈之风有较为详细的描写：“缙绅之家, 或宴官长, 一席之间, 水陆珍羞, 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 新亲严席, 有多至二、三十品者, 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但是这样的情况往往因为大家习以为常，也就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忧虑，所谓“然识者尚不无太侈之忧。”[注4]通过叶梦珠的记载和描述，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明清两代的奢侈风气。在清代，讲究的是排场大、名目数量繁多以及斥资花销之巨。试想一下，寻常之餐亦十余品，这岂是普通人家能办得到的？若没有几十品水陆珍馐，绝对是拿不出手的，除了“地下的桌腿不吃，天上飞机的不吃，水里的潜水艇不吃”，天上地下水里应有尽有。真是极尽铺张之能事而令人咋舌！晚明时期在饮食方面的奢侈没有表现在数量与费用的铺张上，而是在精细上下足工夫，如选料考究、烹制精美，讲究养生（当时的人叫做“遵生”）。如晚明时期著名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讲到食材时，就说藕一定要用杭州的“花下藕”，江瑶柱一定是要浙江台州的，笋则要绍兴本地的“破塘笋”，所述甚多，远的有北京、山西的干货，近则江南沿海的河鲜海鲜，不一而足，他甚至说“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的为口腹谋。”这一切就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引进的燕窝、鱼翅在明代也开始被人使用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提到鲛鱼腹下的翅，滋味肥美，南方人特别珍爱。士大夫们更把饮食作为精致的盛事，进行理论的总结与研究，出现了诸如《墨娥小录》、《陶庵梦忆》、《易牙遗意》、《饮食绅言》、《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闲情偶寄•饮馔部》等著名的饮食名著。
满汉全席”的奢华与发展
清代饮食上的奢华，不仅继承明代饮食考究精致的传统，还增加了新的元素，充分表现出了宴席的排场和铺张。夸耀中国美食文化的人经常挂在最上的“满汉全席”，就是清代奢侈之风在饮食中的集中展现。
公元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从而开始了爱新觉罗王朝长达近300年的统治。在入关之初，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女真族与金政权一同消失的覆辙，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研究创行了许多旨在永久保存本民族固有文化并不断提升其地位的制度，康熙二十三年颁行的“满席—汉席”这一礼食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清王朝的末期。
随着朝廷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中大量的酬酢筵式也随之形成一种定制。而事实上，官场筵式多有所僭越，往往超出了朝廷礼食制度的约束，朝着更为铺张奢侈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的宴席——“满汉全席”。其实不止宴席，清代官员在其他方面的僭越也比比皆是。对此，雍正就曾在诏书明确指出过，并表示出极大的不满：“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份，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
“满汉全席”在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前已基本定型，在乾隆中叶达到鼎盛。乾隆将“满汉全席”定为清代最高级别的国宴，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奢华排场的饮食盛举。其所用原料品种繁多，价格昂贵，制作精美华奢，排场盛大。在乾隆时期，这股奢侈的风尚在饮食中愈演愈烈，“满汉全席”不仅在宫廷宴会中常常现身，而且也时常在出巡中开设这一高规格的宴席。乾隆的六次南巡，各地官员和巨贾不惜巨资为主子操办盛宴，于是地方上也就逐渐将满汉全席的排场推演开来，正如雍正早先讲过的，完全可以说是“骄奢淫逸，相习成风”了。
在高官聚集的京城和商贾云集且历来富庶的江南地区，“满汉全席”大行其道，时常现身于各种大小宴会之中了。这倒与今日惊现于世人眼前的所谓“天价宴会”、“天价年夜饭”的资讯也主要由这些地区传出如出一辙。
扬州的一份“满汉全席”食单
乾隆时期，扬州城里一个叫“上买卖街”的地方颇受人们的关注，因为这个地方，商品丰富，生意红火。那些专供六司、百官品尝享用的“大厨房”的师傅们是这里的老主顾，在这里没有他们买不着的食材和用品。当时的一位扬州文人李斗在其所著的《扬州画舫录》中就记录了上买卖街上流传的一份“大厨房”“满汉全席”食单，我们不妨可以一看：“第一分头号五簋碗十件：燕窝鸡丝汤、海参汇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汇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鎚、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第二分二号五簋碗十件：鲫鱼舌汇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养片子、兔脯、嬭房签、一品级汤饭碗。第三分细白羹碗十件：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班鱼肝、西施乳、文思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茧儿羹、一品级汤饭碗。第四分毛血盘二十件：貉炙哈尔巴小猪、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鸽臛、猪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十锦火烧、梅花包子。第五分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所谓满汉席也。”官员尚且如此，那么皇家的排场和奢侈更是可想而知了。
扬州自古以来就有“销金锅子”之誉，康熙、乾隆南巡时，数度跸驻此地，“满汉全席”的场面、规格，乃至手艺也自然在扬州流传开了。这一份“满汉全席”的食单其实还只一个不完全版，这些食品在皇帝的日常饮食中其实是再常见不过的了。
清代饮食上的奢华，不仅继承明代饮食考究精致的传统，还增加了新的元素，充分表现出了宴席的排场和铺张。夸耀中国美食文化的人经常挂在最上的“满汉全席”，就是清代奢侈之风在饮食中的集中展现。
公元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从而开始了爱新觉罗王朝长达近300年的统治。在入关之初，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女真族与金政权一同消失的覆辙，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研究创行了许多旨在永久保存本民族固有文化并不断提升其地位的制度，康熙二十三年颁行的“满席—汉席”这一礼食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清王朝的末期。
随着朝廷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中大量的酬酢筵式也随之形成一种定制。而事实上，官场筵式多有所僭越，往往超出了朝廷礼食制度的约束，朝着更为铺张奢侈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的宴席——“满汉全席”。其实不止宴席，清代官员在其他方面的僭越也比比皆是。对此，雍正就曾在诏书明确指出过，并表示出极大的不满：“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份，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
“满汉全席”在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前已基本定型，在乾隆中叶达到鼎盛。乾隆将“满汉全席”定为清代最高级别的国宴，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奢华排场的饮食盛举。其所用原料品种繁多，价格昂贵，制作精美华奢，排场盛大。在乾隆时期，这股奢侈的风尚在饮食中愈演愈烈，“满汉全席”不仅在宫廷宴会中常常现身，而且也时常在出巡中开设这一高规格的宴席。乾隆的六次南巡，各地官员和巨贾不惜巨资为主子操办盛宴，于是地方上也就逐渐将满汉全席的排场推演开来，正如雍正早先讲过的，完全可以说是“骄奢淫逸，相习成风”了。
在高官聚集的京城和商贾云集且历来富庶的江南地区，“满汉全席”大行其道，时常现身于各种大小宴会之中了。这倒与今日惊现于世人眼前的所谓“天价宴会”、“天价年夜饭”的资讯也主要由这些地区传出如出一辙。
扬州的一份“满汉全席”食单
乾隆时期，扬州城里一个叫“上买卖街”的地方颇受人们的关注，因为这个地方，商品丰富，生意红火。那些专供六司、百官品尝享用的“大厨房”的师傅们是这里的老主顾，在这里没有他们买不着的食材和用品。当时的一位扬州文人李斗在其所著的《扬州画舫录》中就记录了上买卖街上流传的一份“大厨房”“满汉全席”食单，我们不妨可以一看：“第一分头号五簋碗十件：燕窝鸡丝汤、海参汇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汇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鎚、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第二分二号五簋碗十件：鲫鱼舌汇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养片子、兔脯、嬭房签、一品级汤饭碗。第三分细白羹碗十件：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班鱼肝、西施乳、文思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茧儿羹、一品级汤饭碗。第四分毛血盘二十件：貉炙哈尔巴小猪、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鸽臛、猪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十锦火烧、梅花包子。第五分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所谓满汉席也。”官员尚且如此，那么皇家的排场和奢侈更是可想而知了。
扬州自古以来就有“销金锅子”之誉，康熙、乾隆南巡时，数度跸驻此地，“满汉全席”的场面、规格，乃至手艺也自然在扬州流传开了。这一份“满汉全席”的食单其实还只一个不完全版，这些食品在皇帝的日常饮食中其实是再常见不过的了。
乾隆的一顿早餐
如果说“满汉全席”还不是天天就有的话，那么，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皇帝日常的饮食到底如何，这样就更有说服力了吧。
我们先看一下乾隆皇帝的饮食情况吧，封建皇帝的饮食起居都有大量的原始记录，在宫中御茶膳房记录的食单中，我们就看两份乾隆的早餐。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卯初二刻请驾，伺候冰糖燕窝一品。卯正二刻奉三无私进早膳用填漆花膳桌摆：红白鸭子南鲜热锅一品、肥鸡鹿觔（筋）台蘑拆肉一品（五福珐琅碗）、祭神肉丝一品、颖妃进菜四品、饽饽二品、烤祭神糕一品、小南桃小立桃一品、祭神肉一分、攒盘一品、珐琅葵花盒小菜一品、南小菜一品、老醃菜一品、碎酸菜韮菜一品、整酸菜韮菜一品，匙筯手布安毕呈进。随送生猪肉丝面进一品、豆尔粥进些（寻常珐琅碗），次送额食二桌：饽饽十二品（内有初九日收的四品）、奶子六品，十八品一桌；盘肉六盘一桌呈进。”[注5]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卯初请驾，辰初一刻，同乐园进早膳，用添漆花膳桌摆：燕窝攒丝热锅一品、肥鸡拆肘子一品、燕窝口蘑白鸭子一品（此三品舖内伺候）、羊肉丝一品、清蒸鸭子煳猪肉攒盘一品、竹节飠卷 小馒首一品、匙子饽饽红糕一品、鸭子馅提摺包子一品、鸡肉馅烫面饺子一品（此二品舖内伺候）、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随送杂脍烫膳进一品，额食三桌：饽饽十一品、奶子五品、二号黄碗菜二品、祭神肉片一品，共十九品一桌；盘肉二桌，每桌七盘。上进毕，赏用。”[注6]
两次早膳，都要有五六十余品之多，更不用说正餐和礼仪宴请场合的大餐了，其浪费之巨令人触目惊心。
十几只鸡作陪的茄子与《红楼梦》中的饮食之奢
如果说皇家的膳食还有宫廷档案可资查证的话，官宦人家的饮食，在文献、史料的记载中似乎是稀缺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眼光局限在史籍中的话，眼光更开阔一点，就不难在清代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更为详尽地了解清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绝世名著《红楼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范本。
《红楼梦》中贾府平日的吃穿用度、日用排场绝不能讲究省俭，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出于对这种排场的痴迷和艳羡，直至今天也还有不少的餐饮商家在大作“红楼”文章，推出所谓的“红楼宴”，以满足一部分人追求高档奢华的消费心理。贾府中的奢华，我们只要通过一道小菜便可有非常感性的认识和体会，《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刘姥姥吃茄鲞一段，就颇令人叹为观止。还是请读者朋友一起来回忆一下这经典的场景吧：
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搛了喂你。”刘姥姥道：“我知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搛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搛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 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搛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象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 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说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
刘姥姥的话说一点儿也没错，一盘茄子的用十几只鸡去配它，那么其他的菜肴呢，就不仅仅是十几只鸡的问题了。那么一次满汉全席的大餐要用去多少食材呢？据说古时候有一个乞丐，听说皇帝的饮食非常奢侈，费用极高，他按照他的生活经验算了一下，说道：“这么多钱，皇帝要吃多少只鸡呀！”大席以百道菜肴计算，这样算来就得千余只鸡了吧，当然这样的计算方法也只是乞丐的的计算法而已，其实皇家饮馔之奢华岂是一个乞丐所能想象的呢？
如果说“满汉全席”还不是天天就有的话，那么，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皇帝日常的饮食到底如何，这样就更有说服力了吧。
我们先看一下乾隆皇帝的饮食情况吧，封建皇帝的饮食起居都有大量的原始记录，在宫中御茶膳房记录的食单中，我们就看两份乾隆的早餐。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卯初二刻请驾，伺候冰糖燕窝一品。卯正二刻奉三无私进早膳用填漆花膳桌摆：红白鸭子南鲜热锅一品、肥鸡鹿觔（筋）台蘑拆肉一品（五福珐琅碗）、祭神肉丝一品、颖妃进菜四品、饽饽二品、烤祭神糕一品、小南桃小立桃一品、祭神肉一分、攒盘一品、珐琅葵花盒小菜一品、南小菜一品、老醃菜一品、碎酸菜韮菜一品、整酸菜韮菜一品，匙筯手布安毕呈进。随送生猪肉丝面进一品、豆尔粥进些（寻常珐琅碗），次送额食二桌：饽饽十二品（内有初九日收的四品）、奶子六品，十八品一桌；盘肉六盘一桌呈进。”[注5]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卯初请驾，辰初一刻，同乐园进早膳，用添漆花膳桌摆：燕窝攒丝热锅一品、肥鸡拆肘子一品、燕窝口蘑白鸭子一品（此三品舖内伺候）、羊肉丝一品、清蒸鸭子煳猪肉攒盘一品、竹节飠卷 小馒首一品、匙子饽饽红糕一品、鸭子馅提摺包子一品、鸡肉馅烫面饺子一品（此二品舖内伺候）、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随送杂脍烫膳进一品，额食三桌：饽饽十一品、奶子五品、二号黄碗菜二品、祭神肉片一品，共十九品一桌；盘肉二桌，每桌七盘。上进毕，赏用。”[注6]
两次早膳，都要有五六十余品之多，更不用说正餐和礼仪宴请场合的大餐了，其浪费之巨令人触目惊心。
十几只鸡作陪的茄子与《红楼梦》中的饮食之奢
如果说皇家的膳食还有宫廷档案可资查证的话，官宦人家的饮食，在文献、史料的记载中似乎是稀缺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眼光局限在史籍中的话，眼光更开阔一点，就不难在清代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更为详尽地了解清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绝世名著《红楼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范本。
《红楼梦》中贾府平日的吃穿用度、日用排场绝不能讲究省俭，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出于对这种排场的痴迷和艳羡，直至今天也还有不少的餐饮商家在大作“红楼”文章，推出所谓的“红楼宴”，以满足一部分人追求高档奢华的消费心理。贾府中的奢华，我们只要通过一道小菜便可有非常感性的认识和体会，《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刘姥姥吃茄鲞一段，就颇令人叹为观止。还是请读者朋友一起来回忆一下这经典的场景吧：
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搛了喂你。”刘姥姥道：“我知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搛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搛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 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搛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象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 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说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
刘姥姥的话说一点儿也没错，一盘茄子的用十几只鸡去配它，那么其他的菜肴呢，就不仅仅是十几只鸡的问题了。那么一次满汉全席的大餐要用去多少食材呢？据说古时候有一个乞丐，听说皇帝的饮食非常奢侈，费用极高，他按照他的生活经验算了一下，说道：“这么多钱，皇帝要吃多少只鸡呀！”大席以百道菜肴计算，这样算来就得千余只鸡了吧，当然这样的计算方法也只是乞丐的的计算法而已，其实皇家饮馔之奢华岂是一个乞丐所能想象的呢？
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奢靡
明末清初人陆楫在所著《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说:“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除却饮食之外，康、雍、乾时期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的用度都表现出全方位的奢华。在这一奢靡之风的鼓噪之下，人们的消费完全丧失了理性，畸形的消费心理与奢靡炫富的心态成为一种社会病态。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就记载了扬州城里钱多得“发烧”、“发烫”的一位主儿，他唯一的苦恼就是钱多得没法花，他曾“欲以万金一时费去”，想来想去，最后就让“门下客尽买金箔”，用船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这才让他舒心，才觉得心满意足。
清代康熙年间的苏州，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穷奢极欲之外，更是极尽声色犬马之能事，所以康熙年间著名的文学家戴名世到了苏州以后，大为感慨，在其所写的笔记《忧庵集》中这样说道：“于是苏州声色之名甲天下。”每逢春秋佳日，城中的男女老少，尤其是年轻的女子，往往艳妆而出，成群结队，嬉笑游冶不绝，所费也是极度惊人。平常日子里，笙歌箫吹，昆曲演出盛极一时，在苏州城中简直就是喧沸翻天。昆曲艺人的“态度纤穠，宛转娇媚”，使得苏州人沉迷在这一“妖冶”的风气中久不能自拔。在这一“妖冶”之风的激荡下，苏州的官宦、商贾于是开始流行买优人、戏子为妾，娈童之风（即今日所谓的男性之间的同性恋）大为盛行。据戴名世说：“幼男之美者，价数十金至数百金；女子之美者，价数百金至千余金”，“计三四十年以来，北行者何啻数万！”由戴名世的记载分析，这数万名戏子不仅仅是在苏州一地消费掉的，他们还源源不断地输向全国各地，尤其是“北行”输入京城之中，供达官贵人享用。
服饰之华奢竟至“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
随着丝纺、绣染及各种纺织手艺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也形成了炫耀财势的繁琐装饰重于艺术表现的特点。按规定，绫罗绸缎此时已不再是官僚富户的专用品，在绫罗绸缎大量使用的同时，服饰的用料上也更超越于此，而且价格也越来越贵。据无锡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七记载，在乾隆时期，“男子俱是轻裘，女子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而衣着中的配饰也越来越考究，“珠翠之饰亦颇奢矣。”[注7]随着社会上“以贵为美，以多为胜”之风日益蔓延，后来在衣着开销方面甚至竟然出现了“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的现象。[注8]一件衣裳，竟然花费一年的收入尚且不够！
服饰之奢靡，除了费用昂贵之外，还时有僭越现象的发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服饰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然而在奢风盛行的时期，如“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这样的纹饰，竟然也有人敢违规使用，出现了“编户僭之”的情况。[注9] 在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中，衣着的颜色、纹样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体现出森严的等级，象“团龙”、“立龙”这样的图案、纹饰都是皇帝的专用，一般不能出现在臣子的衣服上的，而用金线来刺绣这一纹样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了能够满足皇宫中衣装的需求，清廷在江南丝织业、织锦业发达的苏州、杭州、江宁（今南京）分设织造署，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织造署所采办的纺织品用料考究，做工精细，且耗费时日甚久。以皇帝的龙袍为例，大多选用上等湖丝，由苏州的缂丝（苏州的一种传统丝织技艺）高手精工细作，一个人起码得花上两年半左右的时间才能制成一件龙袍。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长期担任江宁织造署织造一职，幼年的曹雪芹曾有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经历，对于服饰的了解更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因而他在小说《红楼梦》中对清代前期贵族服饰的描写也甚为详尽。小说中林黛玉初进贾府所见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衣着，就令人觉得眼前晃眼夺目。王熙凤“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她的打扮在林黛玉眼中看来是“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而贾宝玉的装束更是极彰显出贾府的富贵与奢华：“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发辫）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
明末清初人陆楫在所著《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说:“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除却饮食之外，康、雍、乾时期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的用度都表现出全方位的奢华。在这一奢靡之风的鼓噪之下，人们的消费完全丧失了理性，畸形的消费心理与奢靡炫富的心态成为一种社会病态。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就记载了扬州城里钱多得“发烧”、“发烫”的一位主儿，他唯一的苦恼就是钱多得没法花，他曾“欲以万金一时费去”，想来想去，最后就让“门下客尽买金箔”，用船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这才让他舒心，才觉得心满意足。
清代康熙年间的苏州，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穷奢极欲之外，更是极尽声色犬马之能事，所以康熙年间著名的文学家戴名世到了苏州以后，大为感慨，在其所写的笔记《忧庵集》中这样说道：“于是苏州声色之名甲天下。”每逢春秋佳日，城中的男女老少，尤其是年轻的女子，往往艳妆而出，成群结队，嬉笑游冶不绝，所费也是极度惊人。平常日子里，笙歌箫吹，昆曲演出盛极一时，在苏州城中简直就是喧沸翻天。昆曲艺人的“态度纤穠，宛转娇媚”，使得苏州人沉迷在这一“妖冶”的风气中久不能自拔。在这一“妖冶”之风的激荡下，苏州的官宦、商贾于是开始流行买优人、戏子为妾，娈童之风（即今日所谓的男性之间的同性恋）大为盛行。据戴名世说：“幼男之美者，价数十金至数百金；女子之美者，价数百金至千余金”，“计三四十年以来，北行者何啻数万！”由戴名世的记载分析，这数万名戏子不仅仅是在苏州一地消费掉的，他们还源源不断地输向全国各地，尤其是“北行”输入京城之中，供达官贵人享用。
服饰之华奢竟至“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
随着丝纺、绣染及各种纺织手艺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也形成了炫耀财势的繁琐装饰重于艺术表现的特点。按规定，绫罗绸缎此时已不再是官僚富户的专用品，在绫罗绸缎大量使用的同时，服饰的用料上也更超越于此，而且价格也越来越贵。据无锡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七记载，在乾隆时期，“男子俱是轻裘，女子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而衣着中的配饰也越来越考究，“珠翠之饰亦颇奢矣。”[注7]随着社会上“以贵为美，以多为胜”之风日益蔓延，后来在衣着开销方面甚至竟然出现了“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的现象。[注8]一件衣裳，竟然花费一年的收入尚且不够！
服饰之奢靡，除了费用昂贵之外，还时有僭越现象的发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服饰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然而在奢风盛行的时期，如“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这样的纹饰，竟然也有人敢违规使用，出现了“编户僭之”的情况。[注9] 在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中，衣着的颜色、纹样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体现出森严的等级，象“团龙”、“立龙”这样的图案、纹饰都是皇帝的专用，一般不能出现在臣子的衣服上的，而用金线来刺绣这一纹样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了能够满足皇宫中衣装的需求，清廷在江南丝织业、织锦业发达的苏州、杭州、江宁（今南京）分设织造署，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织造署所采办的纺织品用料考究，做工精细，且耗费时日甚久。以皇帝的龙袍为例，大多选用上等湖丝，由苏州的缂丝（苏州的一种传统丝织技艺）高手精工细作，一个人起码得花上两年半左右的时间才能制成一件龙袍。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长期担任江宁织造署织造一职，幼年的曹雪芹曾有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经历，对于服饰的了解更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因而他在小说《红楼梦》中对清代前期贵族服饰的描写也甚为详尽。小说中林黛玉初进贾府所见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衣着，就令人觉得眼前晃眼夺目。王熙凤“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她的打扮在林黛玉眼中看来是“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而贾宝玉的装束更是极彰显出贾府的富贵与奢华：“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发辫）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
宫室之富丽
清承朱明王朝，定都北京，以紫禁城为皇宫。紫禁城的金碧辉煌和宏伟壮丽已经是精美绝伦了，但是清代的统治者并不满足于此，还在大肆营造，其宫室的富丽史无前例。从康熙初年起，清王朝就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修建园林、别殿和各种行宫，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
北京的西郊，因景色秀丽，有连绵不断的西山秀峰，从明代起，一些达官贵人就在此营建别墅，而清代初年的几位皇帝也都看好了这一块绝好的造园之地，大规模兴建园林就这样开始了。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8年)，康熙下令在清华园旧址上建造了面积达六十公顷的畅春园，他常常住在那里处理政务和休闲娱乐。畅春园周围的旧园与土地，也大量被赐给皇室成员和王公大臣，于是周围也纷纷建起了富丽的宅院和园林。
康熙将圆明园赐给了皇四子胤祯，在皇四子胤祯在登基之初，就开始依照紫禁城的格局进行大规模的扩建，雍正在位的13年中，圆明园已建成28景。到乾隆继位后，圆明园的扩建到达高潮，几乎是年年营构，日日修补。他在南巡江浙时，一旦发现有自己喜欢的园林，就随时复制过来。据统计，圆明园中仿造全国各地的胜迹不下四五十处，如圆明园中就有杭州“西湖十景”的克隆版。完整仿建的江南园林有4处，分别是仿造浙江海宁陈氏的“安澜园”、仿杭州西湖汪氏园而建成的“小有天园”；仿南京瞻园而建的“如园”以及仿造苏州的“狮子林”。甚至还把西洋的建筑精华尽数吸纳其中，请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法国传教士王致成、蒋友仁等设计筹划，建造了一组西洋建筑群，这就是有名的“西洋楼”。圆明园也因此有了“万园之园”的美誉。
透过“万园之园”的华丽光环，经过康、雍、乾三朝时长达近百年的修建营造，浚水移石，所费银两当早已上亿，如果再加上其中不计其数的珍宝、文物和历代书画，其价值恐怕绝非是普通老百姓所能够核算得清楚的了。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这样评说圆明园：“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煌的东方博物馆媲美。”这等奢侈所费由何所出，则不得不令人深思！
圆明园中的陈设布置自然也是极尽豪华，曾亲眼目睹过圆明园容光的欧洲人曾在回忆录中赞叹道：“上等的紫檀雕花家具、精致的古代碎纹瓷器和珐琅质瓶盏，织金织银的锦缎、毡毯、皮货、镀金纯金的法国大钟，精美的圆明园总图，宝石嵌制的射猎图，风景人物栩栩如生的匾额，以及本国其它各种艺术精制品和欧洲的各种光怪陆离的装饰品，应有尽有。”
与圆明园的宏大奢华、金碧辉煌相比，在江南的苏州、扬州等地兴起的营建私家园林的风潮也就只能“相形见绌”了。不过，保存至今的江南园林依然极多，也依旧是那么精致华美，就江南园林的数量和艺术来看，都能清晰地昭示那个奢侈时代的社会文化风尚。以苏州园林中的三大名石（冠云峰、瑞云峰、岫云峰）来说吧，据说都是当年宋徽宗征收“花石纲”的遗物，被苏州的富豪运来，建在园林之中，以彰显主人的身份与富有。
奢靡风行下日趋繁复的清式家具
在宫室之中，最为引人注意的自然是居室中的家具。凡是稍具古家具收藏知识的人都能很容易分辨出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和明式家具简炼严谨、朴实大方、秀丽淳朴的风格相比，清式家具显得极其奢华富丽，其形式更加繁多复杂，在造型上显得更为厚重，体量宽大，讲究宏伟的气度，雕饰和各种装饰也益发繁重华丽。
清代达官贵族家中的家具，诸如屏、柜、几、案等，多选用紫檀、黄花梨木、鸂鶒木、乌木等高档材质制作，再辅以精细而繁复的雕工、美伦美奂的描金彩绘和“百宝镶嵌”，使其更显示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就雕刻而言，就有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等名目繁多的技法。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百宝嵌”，虽然这一装饰手法在明代的《髹饰录》中已经出现了，但其运用远不及清代之普遍、繁复和奢华。乾嘉年间，无锡人钱泳在其所著的《履园丛话》中就全面记载了当时“百宝嵌”的技法：“以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车渠、青金、绿松、螺钿、象牙、蜜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槅、书架，小则毛笔、茶具、砚匣、书箱，玉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观也。乾隆中有王国琛、卢映之辈，精于此技。今映之孙葵亦能之。”
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代家具的精粹。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大观园房内的家具及配套摆设布置，从中完全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清式家具的富丽与奢华。屋内“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宝的。一槅一槅，或有贮书处，或有设鼎处，或安置笔砚处，或供花设瓶，安放盆景处。其‘万’、‘福’、‘寿’各式各样，或天圆地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璧。真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倏尔五色纱糊就，竟系小窗，倏尔彩凌轻覆，竟系幽户。且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诸如琴，剑，悬瓶，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这让贾政等一干人等也都赞不绝口，惊讶于制作的精工细致，连连赞道：“好精致想头！难为怎么想来！”[注10]
清承朱明王朝，定都北京，以紫禁城为皇宫。紫禁城的金碧辉煌和宏伟壮丽已经是精美绝伦了，但是清代的统治者并不满足于此，还在大肆营造，其宫室的富丽史无前例。从康熙初年起，清王朝就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修建园林、别殿和各种行宫，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
北京的西郊，因景色秀丽，有连绵不断的西山秀峰，从明代起，一些达官贵人就在此营建别墅，而清代初年的几位皇帝也都看好了这一块绝好的造园之地，大规模兴建园林就这样开始了。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8年)，康熙下令在清华园旧址上建造了面积达六十公顷的畅春园，他常常住在那里处理政务和休闲娱乐。畅春园周围的旧园与土地，也大量被赐给皇室成员和王公大臣，于是周围也纷纷建起了富丽的宅院和园林。
康熙将圆明园赐给了皇四子胤祯，在皇四子胤祯在登基之初，就开始依照紫禁城的格局进行大规模的扩建，雍正在位的13年中，圆明园已建成28景。到乾隆继位后，圆明园的扩建到达高潮，几乎是年年营构，日日修补。他在南巡江浙时，一旦发现有自己喜欢的园林，就随时复制过来。据统计，圆明园中仿造全国各地的胜迹不下四五十处，如圆明园中就有杭州“西湖十景”的克隆版。完整仿建的江南园林有4处，分别是仿造浙江海宁陈氏的“安澜园”、仿杭州西湖汪氏园而建成的“小有天园”；仿南京瞻园而建的“如园”以及仿造苏州的“狮子林”。甚至还把西洋的建筑精华尽数吸纳其中，请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法国传教士王致成、蒋友仁等设计筹划，建造了一组西洋建筑群，这就是有名的“西洋楼”。圆明园也因此有了“万园之园”的美誉。
透过“万园之园”的华丽光环，经过康、雍、乾三朝时长达近百年的修建营造，浚水移石，所费银两当早已上亿，如果再加上其中不计其数的珍宝、文物和历代书画，其价值恐怕绝非是普通老百姓所能够核算得清楚的了。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这样评说圆明园：“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煌的东方博物馆媲美。”这等奢侈所费由何所出，则不得不令人深思！
圆明园中的陈设布置自然也是极尽豪华，曾亲眼目睹过圆明园容光的欧洲人曾在回忆录中赞叹道：“上等的紫檀雕花家具、精致的古代碎纹瓷器和珐琅质瓶盏，织金织银的锦缎、毡毯、皮货、镀金纯金的法国大钟，精美的圆明园总图，宝石嵌制的射猎图，风景人物栩栩如生的匾额，以及本国其它各种艺术精制品和欧洲的各种光怪陆离的装饰品，应有尽有。”
与圆明园的宏大奢华、金碧辉煌相比，在江南的苏州、扬州等地兴起的营建私家园林的风潮也就只能“相形见绌”了。不过，保存至今的江南园林依然极多，也依旧是那么精致华美，就江南园林的数量和艺术来看，都能清晰地昭示那个奢侈时代的社会文化风尚。以苏州园林中的三大名石（冠云峰、瑞云峰、岫云峰）来说吧，据说都是当年宋徽宗征收“花石纲”的遗物，被苏州的富豪运来，建在园林之中，以彰显主人的身份与富有。
奢靡风行下日趋繁复的清式家具
在宫室之中，最为引人注意的自然是居室中的家具。凡是稍具古家具收藏知识的人都能很容易分辨出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和明式家具简炼严谨、朴实大方、秀丽淳朴的风格相比，清式家具显得极其奢华富丽，其形式更加繁多复杂，在造型上显得更为厚重，体量宽大，讲究宏伟的气度，雕饰和各种装饰也益发繁重华丽。
清代达官贵族家中的家具，诸如屏、柜、几、案等，多选用紫檀、黄花梨木、鸂鶒木、乌木等高档材质制作，再辅以精细而繁复的雕工、美伦美奂的描金彩绘和“百宝镶嵌”，使其更显示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就雕刻而言，就有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等名目繁多的技法。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百宝嵌”，虽然这一装饰手法在明代的《髹饰录》中已经出现了，但其运用远不及清代之普遍、繁复和奢华。乾嘉年间，无锡人钱泳在其所著的《履园丛话》中就全面记载了当时“百宝嵌”的技法：“以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车渠、青金、绿松、螺钿、象牙、蜜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槅、书架，小则毛笔、茶具、砚匣、书箱，玉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观也。乾隆中有王国琛、卢映之辈，精于此技。今映之孙葵亦能之。”
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代家具的精粹。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大观园房内的家具及配套摆设布置，从中完全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清式家具的富丽与奢华。屋内“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宝的。一槅一槅，或有贮书处，或有设鼎处，或安置笔砚处，或供花设瓶，安放盆景处。其‘万’、‘福’、‘寿’各式各样，或天圆地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璧。真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倏尔五色纱糊就，竟系小窗，倏尔彩凌轻覆，竟系幽户。且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诸如琴，剑，悬瓶，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这让贾政等一干人等也都赞不绝口，惊讶于制作的精工细致，连连赞道：“好精致想头！难为怎么想来！”[注10]
越来越盛大的婚丧嫁娶排场
婚丧嫁娶是财富与门第的集中展示，也是大显奢华的绝佳机会，在奢靡成风，攀比为俗的时代，形成这样的观念完全不足为怪：“婚礼不奢，人以为薄于渊亲；丧事不奢，人以为薄于父母”。所以，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大操大办，排场越来越大，越来越奢华，其结果导致“富者就贫，贫者颠沛，民力困绌。”甚至在社会上还出现了“卖田以嫁女，破产以治丧”的事情。
婚礼是古人最为重视的一大典礼，所以历来也尤为重视，这本无可厚非，到了清代前期的“盛世”时，婚礼之所费与排场已非一般人家所能够承受的了。当时就流行着这样的谚语：“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按当时的民间习俗，男方必须以“三金”——金钏、金镯、金帔坠为财礼以聘方算贵，而女方的陪嫁也讲究“八大箱”、“八中箱”、“八小箱”、“八柜”、“八铺盖”以及日用及床上用品之华美为荣，如果按照完整的一套礼仪来的话，一次婚礼从行聘、赠奁直至迎娶的整个过程，“采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期贵金，又求精工。迎娶之彩亭、彩桥，会亲之酒筵赏犒，富贵争胜”，而女方常因一物不备而拒不登车轿。[
康熙年间，安徽桐城文学家戴名世在他的《忧庵集》中对这样的婚嫁之风甚为不满，在文中他说道：“数十年来，旗下之出外仕宦者，以侈糜相尚，其于嫁娶尤甚。”并记载了他所了解的一次婚嫁大排场：“一巡抚嫁其女，妆奁之盛，约近十万金，其他无论矣，即一溲溺之器，以螺甸为之。”所谓“溲溺之器”就是方便用的器具马桶，而它的制作居然用的是漆器中最为华美的螺甸！于是戴名世不免对此调侃了起来：“凡物必取其相称，不相称不足言。若以螺甸为溺器，则须以羊脂玉为臀，而以唵叭香为之粪，乃称耳。”这样的用度，完全可与五代十国时后蜀嗣主孟昶“以七宝装之”的溺器相媲美。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场极为隆重热闹而花费无度的丧事。小说用三章左右的篇幅，将秦可卿死后所营丧事的排场细作描摹，从棺椁衣衾、纸扎香烛、墓地营造、设宴演剧招待前来吊祭的亲友、僧侣诵经超度，一直写到出殡时浩荡拥塞街道的依仗，可谓淋漓尽致。贾珍对儿媳的丧事禀着“恣意奢华”的原则，在请王熙凤主理丧事时，再三关照凤姐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句话：“妹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其他的姑且不说，就单说从薛蟠那儿弄得的一付樯木棺材，就可以令人咋舌，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 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据说是可以万年不坏，就这么一付棺椁，它的费用按薛蟠的话法是“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
婚丧嫁娶是财富与门第的集中展示，也是大显奢华的绝佳机会，在奢靡成风，攀比为俗的时代，形成这样的观念完全不足为怪：“婚礼不奢，人以为薄于渊亲；丧事不奢，人以为薄于父母”。所以，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大操大办，排场越来越大，越来越奢华，其结果导致“富者就贫，贫者颠沛，民力困绌。”甚至在社会上还出现了“卖田以嫁女，破产以治丧”的事情。
婚礼是古人最为重视的一大典礼，所以历来也尤为重视，这本无可厚非，到了清代前期的“盛世”时，婚礼之所费与排场已非一般人家所能够承受的了。当时就流行着这样的谚语：“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按当时的民间习俗，男方必须以“三金”——金钏、金镯、金帔坠为财礼以聘方算贵，而女方的陪嫁也讲究“八大箱”、“八中箱”、“八小箱”、“八柜”、“八铺盖”以及日用及床上用品之华美为荣，如果按照完整的一套礼仪来的话，一次婚礼从行聘、赠奁直至迎娶的整个过程，“采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期贵金，又求精工。迎娶之彩亭、彩桥，会亲之酒筵赏犒，富贵争胜”，而女方常因一物不备而拒不登车轿。[
康熙年间，安徽桐城文学家戴名世在他的《忧庵集》中对这样的婚嫁之风甚为不满，在文中他说道：“数十年来，旗下之出外仕宦者，以侈糜相尚，其于嫁娶尤甚。”并记载了他所了解的一次婚嫁大排场：“一巡抚嫁其女，妆奁之盛，约近十万金，其他无论矣，即一溲溺之器，以螺甸为之。”所谓“溲溺之器”就是方便用的器具马桶，而它的制作居然用的是漆器中最为华美的螺甸！于是戴名世不免对此调侃了起来：“凡物必取其相称，不相称不足言。若以螺甸为溺器，则须以羊脂玉为臀，而以唵叭香为之粪，乃称耳。”这样的用度，完全可与五代十国时后蜀嗣主孟昶“以七宝装之”的溺器相媲美。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场极为隆重热闹而花费无度的丧事。小说用三章左右的篇幅，将秦可卿死后所营丧事的排场细作描摹，从棺椁衣衾、纸扎香烛、墓地营造、设宴演剧招待前来吊祭的亲友、僧侣诵经超度，一直写到出殡时浩荡拥塞街道的依仗，可谓淋漓尽致。贾珍对儿媳的丧事禀着“恣意奢华”的原则，在请王熙凤主理丧事时，再三关照凤姐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句话：“妹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其他的姑且不说，就单说从薛蟠那儿弄得的一付樯木棺材，就可以令人咋舌，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 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据说是可以万年不坏，就这么一付棺椁，它的费用按薛蟠的话法是“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
皇家排场的背后
这样的排场如果要牵涉到皇家，其规格和开销自应远甚于此了，《红楼梦》中就为了元妃的一次短暂省亲，竟不惜巨资营建大观园。做各项准备工作时，仅采购置办花烛灯彩和各色帘栊帐幔就预计花费2万两，更不要说其他的各项开销了。在与王熙凤的闲聊中，赵嬷嬷的几句话直接击中要害，颇值得我们去深思：
“咱们贾府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所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
“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白花花的银子花在皇帝身上，自然不会用他们自己的“肉里财”，其开销毫无疑问就应该是从皇帝口袋中（也就是从国库中）而来的。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深知此中之奥秘的。他们曹家身为江宁织造又管着两淮盐务，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亏空大家，其亏空数字之大是极其惊人的，这显然是与康熙的数次南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熙也很是清楚曹寅是在用皇家的银子在极力侍侯好主子，虽然他也时常主张节俭，甚至提出禁奢之类的政令，可是对于曹寅、李煦等心腹重臣的尽心伺候，却也不会拒绝。在院部衙门官员面奏听政时，康熙还常常维护着他们，在康熙五十一年的上谕中，康熙竟公然地维护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深知其中情由”。并将他们所亏欠的24万两白银，令李陈常以两淮盐课羡余之银代为陪付。
在康熙、乾隆时期，万岁爷最喜欢大肆操办的就是名声很响的“千叟宴”。清宗室、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后，世袭礼亲王的昭槤在所著的《啸亭杂录》中详细记载了康、乾时期的3次“千叟宴”。第一次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60寿诞之际，出席宴会的60岁以上老人有1900余人；第二次是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在乾清宫举行，共有3900余60岁以上的老人予此盛宴，并且各赐鸠杖；人数最多的要数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在皇极殿举行了人数多达5900余人的“千叟宴”。其规模是越办越大，排场越来越气派，虽然昭槤在书中感叹于大清王朝这样的盛况空前，但这背后潜藏的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无须多说的，也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乾隆奢靡无度、无节制的巡游出访，又大肆张扬，大讲排场，原甚于其祖父，那么其最终的结果则必然是造成国库的空虚和吏治的腐败。
这样的排场如果要牵涉到皇家，其规格和开销自应远甚于此了，《红楼梦》中就为了元妃的一次短暂省亲，竟不惜巨资营建大观园。做各项准备工作时，仅采购置办花烛灯彩和各色帘栊帐幔就预计花费2万两，更不要说其他的各项开销了。在与王熙凤的闲聊中，赵嬷嬷的几句话直接击中要害，颇值得我们去深思：
“咱们贾府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所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
“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白花花的银子花在皇帝身上，自然不会用他们自己的“肉里财”，其开销毫无疑问就应该是从皇帝口袋中（也就是从国库中）而来的。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深知此中之奥秘的。他们曹家身为江宁织造又管着两淮盐务，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亏空大家，其亏空数字之大是极其惊人的，这显然是与康熙的数次南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熙也很是清楚曹寅是在用皇家的银子在极力侍侯好主子，虽然他也时常主张节俭，甚至提出禁奢之类的政令，可是对于曹寅、李煦等心腹重臣的尽心伺候，却也不会拒绝。在院部衙门官员面奏听政时，康熙还常常维护着他们，在康熙五十一年的上谕中，康熙竟公然地维护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深知其中情由”。并将他们所亏欠的24万两白银，令李陈常以两淮盐课羡余之银代为陪付。
在康熙、乾隆时期，万岁爷最喜欢大肆操办的就是名声很响的“千叟宴”。清宗室、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后，世袭礼亲王的昭槤在所著的《啸亭杂录》中详细记载了康、乾时期的3次“千叟宴”。第一次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60寿诞之际，出席宴会的60岁以上老人有1900余人；第二次是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在乾清宫举行，共有3900余60岁以上的老人予此盛宴，并且各赐鸠杖；人数最多的要数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在皇极殿举行了人数多达5900余人的“千叟宴”。其规模是越办越大，排场越来越气派，虽然昭槤在书中感叹于大清王朝这样的盛况空前，但这背后潜藏的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无须多说的，也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乾隆奢靡无度、无节制的巡游出访，又大肆张扬，大讲排场，原甚于其祖父，那么其最终的结果则必然是造成国库的空虚和吏治的腐败。
所谓衰世，是货真价实的历史事实，只是某些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说”盛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怎么破坏了？讲讲呗？
烙铁皮鞭老虎凳
把全地球各个王朝都拷问一遍。
把全地球各个王朝都拷问一遍。
俺们现在又到了盛世了，富人一顿饭，穷人挣几年，还是不包括酒水的，单价几十万的红酒也经常见到了
俺们总是螺旋上升，直线下降，然后再螺旋上升。。。。。。
俺们总是螺旋上升，直线下降，然后再螺旋上升。。。。。。
说几点,
第一,清朝平定大小金川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军事行动,乾隆本人对此错误指导有很大关系.
第二,关于清朝财政问题我在后面专门开一帖讲一下.
第三,古代皇室奢靡是普遍的,这一点是封建社会共性.
第四,封建时代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占有土地下降也是规律,清朝本身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清朝走的足迹不过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走的一样.无甚差别.
第一,清朝平定大小金川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军事行动,乾隆本人对此错误指导有很大关系.
第二,关于清朝财政问题我在后面专门开一帖讲一下.
第三,古代皇室奢靡是普遍的,这一点是封建社会共性.
第四,封建时代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占有土地下降也是规律,清朝本身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清朝走的足迹不过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走的一样.无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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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天堂风暴 于 2007-11-9 12:36 发表
"十全武功"虽然包含了不少吹嘘甚至可以说是yy的成分，但是平准部回部，打廓尔喀都是硬仗，捍卫了国家领土，也为今天中国留下广大的疆域，这一点上乾隆皇帝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都保不住;P 老家都丢得不能再丢了，现在还在说为今天中国留下了广大的疆域。:L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1-9 14:57 发表
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都保不住;P 老家都丢得不能再丢了，现在还在说为今天中国留下了广大的疆域。:L
当然是保留了大批领土,明朝对外蒙古有实际控制权么?对新疆有实际控制权么?对东北,台湾控制权也不如清朝牢靠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7-11-9 15:43 发表
当然是保留了大批领土,明朝对外蒙古有实际控制权么?对新疆有实际控制权么?对东北,台湾控制权也不如清朝牢靠
明对南部的实际控制权可远远高于清。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1-9 15:46 发表
明对南部的实际控制权可远远高于清。
;P 恰恰相反,清朝的改土归流延续了明朝之后,实际上控制权进一步加深.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7-11-9 15:48 发表
;P 恰恰相反,清朝的改土归流延续了明朝之后,实际上控制权进一步加深.
不见得，清朝对安南和暹罗的控制糟糕透顶。;P ;P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1-9 15:49 发表
不见得，清朝对安南和暹罗的控制糟糕透顶。;P ;P
;P 暹罗那叫控制权?这历史知识........................你能分清自己的领土和别人的领土的区别不;P
都能跑到东南亚去了,不知道一回会不会说明朝对非洲的控制权比清朝强呢:D ;P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7-11-9 15:51 发表
都能跑到东南亚去了,不知道一回会不会说明朝对非洲的控制权比清朝强呢:D ;P
东南亚？果然一说到明朝的南方控制力问题，你就乱扯。;P ;P ;P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1-9 15:55 发表
东南亚？果然一说到明朝的南方控制力问题，你就乱扯。;P ;P ;P
;P 到底是谁乱扯,暹罗在哪;P
水平臭,还敢四处嚣张放话的,非新北洋水师莫数;P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7-11-9 15:56 发表
;P 到底是谁乱扯,暹罗在哪;P
你所谓的控制权含义是什么？暹罗在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中国的属国之一。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1-9 15:57 发表
你所谓的控制权含义是什么？暹罗在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中国的属国之一。
;P 谈领土控制权,你谈什么属国?再一次问你知道自己领土和别人领土的区别不?;P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7-11-9 15:58 发表
;P 谈领土控制权,你谈什么属国?再一次问你知道自己领土和别人领土的区别不?;P
我们谈的是控制权，而非领土控制权。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1-9 16:00 发表
我们谈的是控制权，而非领土控制权。
;P 莫名其妙,你最先开始提及的清朝丧失大片领土,我反驳你清朝为中国留下大片领土,怎么到着成了控制权?;P
这不是偷换概念,是明换概念;P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1-9 15:49 发表
不见得，清朝对安南和暹罗的控制糟糕透顶。;P ;P
安南是在哪個皇朝中丟失的？
又臭又长的文章
只要是封建专制的社会 挑点毛病还不容易
只要是封建专制的社会 挑点毛病还不容易
从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上看，个人感觉清朝的皇权专制要远大于明朝。清朝的所谓盛世与皇帝非常有关系。而明朝除了前期朱元璋和朱棣外，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往往与内阁有关系，明朝赫赫有名的名臣在以前不了解明朝历史的时候都听说过好多位，而清朝能称得上名臣的好像就清末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寥寥数人，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挽狂澜于即倒的业绩（大概平定太平天国算吧，但于事无补，于国无益）。
更有意思的是，清朝的盛世基本也是思想钳制比较牢固的时代，而明朝在这一点上与清朝是远远不如了。
更有意思的是，清朝的盛世基本也是思想钳制比较牢固的时代，而明朝在这一点上与清朝是远远不如了。
原帖由 oo7yjg 于 2007-11-9 16:45 发表
从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上看，个人感觉清朝的皇权专制要远大于明朝。清朝的所谓盛世与皇帝非常有关系。而明朝除了前期朱元璋和朱棣外，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往往与内阁有关系，明朝赫赫有名的名臣在以前不了解明朝历史的时 ...
清朝的皇权加强没错 后面的几个朝代是一个比一个强
至于说"盛事"和皇帝有关系 说不说两可 皇帝本身也是制度塑造的
清朝皇子的教育生活 真是太严酷了
至于说思想禁锢 因为民族矛盾的关系 朝廷在禁锢
同时整个统治阶级 文人集团 也在禁锢 这是封建社会灭亡前的疯狂
原帖由 oo7yjg 于 2007-11-9 16:45 发表
从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上看，个人感觉清朝的皇权专制要远大于明朝。清朝的所谓盛世与皇帝非常有关系。而明朝除了前期朱元璋和朱棣外，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往往与内阁有关系，明朝赫赫有名的名臣在以前不了解明朝历史的时 ...
明清皇权专制没什么区别。但清朝行政效率比明朝高，很多制度（例如宫女制度）和措施（如解放贱籍）也远比明朝人道。
另外，清朝货币经济绝对要比明朝发达，公共财政制度也比明朝合理进步，已经很接近现代国家的公共财政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