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一场千年争锋——两种文明从未停止的较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3:35:28
作者：长空圆月
引子 对峙和碰撞
当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亚欧大陆就开始形成了两个种族的对峙。最早的农耕文明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之间的狭小地区。在农耕民族的北边，到处弥漫着游牧民族。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就这样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500年。可以说，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度过的。在公元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把游牧民族称为狼，把创造了农耕文明的中原民族称为羊。这倒似乎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游牧民族总喜欢对中原进行侵略，并且一直威胁着农耕文明。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而在中国，游牧民族指的就是草原民族。
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于是，我们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垮掉，反而延续至今，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相对来说，农耕文明尽管更为发达，却最终将毁掉生存的根基，因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也是一种不算很成功的文明。于是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文明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明类型。
狼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游牧民族对狼的崇拜也非常强烈；羊则是一种温和的食草动物，我们喜爱这种动物，却并不崇拜这种动物。因此，很多人对一些同胞将汉民族比喻成羊非常不满。
虽然有些难以接受，但不得不承认，狼与羊的比喻确实有些符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特点。而且，狼与羊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一直抗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同样也为了生存而在几千年中冲突不断。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原来都是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都是从蛮荒中走来，但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先后有不同。一些民族占据了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率先进入了农耕社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因而人口增长也较快；而另一些民族则继续过着渔猎和游牧生活，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人口增长也较慢。
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无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别人的地盘来实现其族群发展壮大的需要的。所不同的是文明的民族在获得别人的生存空间时对被掠夺地区的原住民相对仁慈一些，往往依靠其文明优势对被征服者采取同化的方式，使其融入本民族中。而落后的一方如果征服了先进的一方，由于其本身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比较缺乏仁慈之心，也因为没有文化方面的优势，人口数量处于劣势，为了维持其统治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则对被征服一方实行野蛮、残酷的屠杀。
在远古时代，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有苏美尔人、随后有阿卡德人、古埃及人、巴比伦人、中国人、腓尼基人、赫梯人、达罗毗荼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在这些民族中唯有中国人遭到其他民族几次侵略（其中两次被全面征服）后起死回生并延续至今以外，剩下的那几个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往往是被原来生活在自己周边地区的蛮族所灭，而且当原来的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接受了农耕和定居生活后，往往又会被后来的游牧民族所征服。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民族，只要有一块土地便可以世代居住，若没有如自然灾害、战争等灾难，人们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安土重迁正是农耕民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而游牧民族恰恰相反。在古代，由于人工圈养技术水平的限制，对于大型家畜如牛、马、羊来说，主要是采用散养的方式。这就需要他们拥有一块水草丰美的草场。但这属于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一旦该地的草场由于牲畜的啃食而缩小或荒芜，游牧者就必须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整个部落一同迁徙，寻找下一处适于生存的草原。
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对于土地的渴望要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在其民族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也带有更强悍的野性。在战场上的对抗，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频繁骚扰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氏族社会解体时期，这一时期的游牧民族总体上是以频繁骚扰居多，由于其自身条件尚不成熟，实力尚无法与中原农耕民族相对抗，思想上也停留在夺取粮食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阶段。这一局面一直大约维持到战国末期才有所改变。
第二个时期是积聚实力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奴隶制初步建成，国家雏形出现。以匈奴为例：匈奴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看看这些官职，明显说明了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了。此时的游牧民族最具侵略性。因为游牧民族已经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随着游牧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足够的劳动力的支撑，所以，在对农耕民族的骚扰中，除了抢掠牲畜之外，也开始抢掠人口作为奴隶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由于他们生活的地域资源有限，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久而久之就有了好战的天性，适者生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和周围草原环境日趋稳定，他们将注意力开始集中向了中原地区。
第三个时期是分庭抗礼进取中原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思想上完成了质变和飞跃，建立国家后又不断学习中原的先进知识和理念，任用汉人，加之其自身本民族独有的好战性，终于有了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野心。
正是通过这三个时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发生碰撞，最终融合在了一起。
作者：长空圆月
引子 对峙和碰撞
当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亚欧大陆就开始形成了两个种族的对峙。最早的农耕文明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之间的狭小地区。在农耕民族的北边，到处弥漫着游牧民族。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就这样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500年。可以说，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度过的。在公元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把游牧民族称为狼，把创造了农耕文明的中原民族称为羊。这倒似乎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游牧民族总喜欢对中原进行侵略，并且一直威胁着农耕文明。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而在中国，游牧民族指的就是草原民族。
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于是，我们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垮掉，反而延续至今，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相对来说，农耕文明尽管更为发达，却最终将毁掉生存的根基，因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也是一种不算很成功的文明。于是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文明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明类型。
狼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游牧民族对狼的崇拜也非常强烈；羊则是一种温和的食草动物，我们喜爱这种动物，却并不崇拜这种动物。因此，很多人对一些同胞将汉民族比喻成羊非常不满。
虽然有些难以接受，但不得不承认，狼与羊的比喻确实有些符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特点。而且，狼与羊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一直抗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同样也为了生存而在几千年中冲突不断。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原来都是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都是从蛮荒中走来，但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先后有不同。一些民族占据了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率先进入了农耕社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因而人口增长也较快；而另一些民族则继续过着渔猎和游牧生活，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人口增长也较慢。
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无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别人的地盘来实现其族群发展壮大的需要的。所不同的是文明的民族在获得别人的生存空间时对被掠夺地区的原住民相对仁慈一些，往往依靠其文明优势对被征服者采取同化的方式，使其融入本民族中。而落后的一方如果征服了先进的一方，由于其本身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比较缺乏仁慈之心，也因为没有文化方面的优势，人口数量处于劣势，为了维持其统治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则对被征服一方实行野蛮、残酷的屠杀。
在远古时代，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有苏美尔人、随后有阿卡德人、古埃及人、巴比伦人、中国人、腓尼基人、赫梯人、达罗毗荼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在这些民族中唯有中国人遭到其他民族几次侵略（其中两次被全面征服）后起死回生并延续至今以外，剩下的那几个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往往是被原来生活在自己周边地区的蛮族所灭，而且当原来的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接受了农耕和定居生活后，往往又会被后来的游牧民族所征服。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民族，只要有一块土地便可以世代居住，若没有如自然灾害、战争等灾难，人们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安土重迁正是农耕民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而游牧民族恰恰相反。在古代，由于人工圈养技术水平的限制，对于大型家畜如牛、马、羊来说，主要是采用散养的方式。这就需要他们拥有一块水草丰美的草场。但这属于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一旦该地的草场由于牲畜的啃食而缩小或荒芜，游牧者就必须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整个部落一同迁徙，寻找下一处适于生存的草原。
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对于土地的渴望要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在其民族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也带有更强悍的野性。在战场上的对抗，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频繁骚扰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氏族社会解体时期，这一时期的游牧民族总体上是以频繁骚扰居多，由于其自身条件尚不成熟，实力尚无法与中原农耕民族相对抗，思想上也停留在夺取粮食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阶段。这一局面一直大约维持到战国末期才有所改变。
第二个时期是积聚实力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奴隶制初步建成，国家雏形出现。以匈奴为例：匈奴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看看这些官职，明显说明了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了。此时的游牧民族最具侵略性。因为游牧民族已经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随着游牧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足够的劳动力的支撑，所以，在对农耕民族的骚扰中，除了抢掠牲畜之外，也开始抢掠人口作为奴隶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由于他们生活的地域资源有限，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久而久之就有了好战的天性，适者生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和周围草原环境日趋稳定，他们将注意力开始集中向了中原地区。
第三个时期是分庭抗礼进取中原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思想上完成了质变和飞跃，建立国家后又不断学习中原的先进知识和理念，任用汉人，加之其自身本民族独有的好战性，终于有了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野心。
正是通过这三个时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发生碰撞，最终融合在了一起。
引子 对峙和碰撞
当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亚欧大陆就开始形成了两个种族的对峙。最早的农耕文明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之间的狭小地区。在农耕民族的北边，到处弥漫着游牧民族。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就这样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500年。可以说，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度过的。在公元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把游牧民族称为狼，把创造了农耕文明的中原民族称为羊。这倒似乎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游牧民族总喜欢对中原进行侵略，并且一直威胁着农耕文明。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而在中国，游牧民族指的就是草原民族。
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于是，我们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垮掉，反而延续至今，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相对来说，农耕文明尽管更为发达，却最终将毁掉生存的根基，因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也是一种不算很成功的文明。于是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文明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明类型。
狼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游牧民族对狼的崇拜也非常强烈；羊则是一种温和的食草动物，我们喜爱这种动物，却并不崇拜这种动物。因此，很多人对一些同胞将汉民族比喻成羊非常不满。
虽然有些难以接受，但不得不承认，狼与羊的比喻确实有些符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特点。而且，狼与羊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一直抗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同样也为了生存而在几千年中冲突不断。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原来都是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都是从蛮荒中走来，但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先后有不同。一些民族占据了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率先进入了农耕社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因而人口增长也较快；而另一些民族则继续过着渔猎和游牧生活，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人口增长也较慢。
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无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别人的地盘来实现其族群发展壮大的需要的。所不同的是文明的民族在获得别人的生存空间时对被掠夺地区的原住民相对仁慈一些，往往依靠其文明优势对被征服者采取同化的方式，使其融入本民族中。而落后的一方如果征服了先进的一方，由于其本身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比较缺乏仁慈之心，也因为没有文化方面的优势，人口数量处于劣势，为了维持其统治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则对被征服一方实行野蛮、残酷的屠杀。
在远古时代，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有苏美尔人、随后有阿卡德人、古埃及人、巴比伦人、中国人、腓尼基人、赫梯人、达罗毗荼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在这些民族中唯有中国人遭到其他民族几次侵略（其中两次被全面征服）后起死回生并延续至今以外，剩下的那几个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往往是被原来生活在自己周边地区的蛮族所灭，而且当原来的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接受了农耕和定居生活后，往往又会被后来的游牧民族所征服。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民族，只要有一块土地便可以世代居住，若没有如自然灾害、战争等灾难，人们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安土重迁正是农耕民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而游牧民族恰恰相反。在古代，由于人工圈养技术水平的限制，对于大型家畜如牛、马、羊来说，主要是采用散养的方式。这就需要他们拥有一块水草丰美的草场。但这属于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一旦该地的草场由于牲畜的啃食而缩小或荒芜，游牧者就必须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整个部落一同迁徙，寻找下一处适于生存的草原。
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对于土地的渴望要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在其民族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也带有更强悍的野性。在战场上的对抗，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频繁骚扰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氏族社会解体时期，这一时期的游牧民族总体上是以频繁骚扰居多，由于其自身条件尚不成熟，实力尚无法与中原农耕民族相对抗，思想上也停留在夺取粮食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阶段。这一局面一直大约维持到战国末期才有所改变。
第二个时期是积聚实力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奴隶制初步建成，国家雏形出现。以匈奴为例：匈奴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看看这些官职，明显说明了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了。此时的游牧民族最具侵略性。因为游牧民族已经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随着游牧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足够的劳动力的支撑，所以，在对农耕民族的骚扰中，除了抢掠牲畜之外，也开始抢掠人口作为奴隶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由于他们生活的地域资源有限，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久而久之就有了好战的天性，适者生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和周围草原环境日趋稳定，他们将注意力开始集中向了中原地区。
第三个时期是分庭抗礼进取中原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思想上完成了质变和飞跃，建立国家后又不断学习中原的先进知识和理念，任用汉人，加之其自身本民族独有的好战性，终于有了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野心。
正是通过这三个时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发生碰撞，最终融合在了一起。
作者：长空圆月
引子 对峙和碰撞
当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亚欧大陆就开始形成了两个种族的对峙。最早的农耕文明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之间的狭小地区。在农耕民族的北边，到处弥漫着游牧民族。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就这样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500年。可以说，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度过的。在公元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把游牧民族称为狼，把创造了农耕文明的中原民族称为羊。这倒似乎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游牧民族总喜欢对中原进行侵略，并且一直威胁着农耕文明。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而在中国，游牧民族指的就是草原民族。
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于是，我们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垮掉，反而延续至今，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相对来说，农耕文明尽管更为发达，却最终将毁掉生存的根基，因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也是一种不算很成功的文明。于是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文明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明类型。
狼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游牧民族对狼的崇拜也非常强烈；羊则是一种温和的食草动物，我们喜爱这种动物，却并不崇拜这种动物。因此，很多人对一些同胞将汉民族比喻成羊非常不满。
虽然有些难以接受，但不得不承认，狼与羊的比喻确实有些符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特点。而且，狼与羊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一直抗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同样也为了生存而在几千年中冲突不断。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原来都是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都是从蛮荒中走来，但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先后有不同。一些民族占据了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率先进入了农耕社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因而人口增长也较快；而另一些民族则继续过着渔猎和游牧生活，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人口增长也较慢。
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无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别人的地盘来实现其族群发展壮大的需要的。所不同的是文明的民族在获得别人的生存空间时对被掠夺地区的原住民相对仁慈一些，往往依靠其文明优势对被征服者采取同化的方式，使其融入本民族中。而落后的一方如果征服了先进的一方，由于其本身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比较缺乏仁慈之心，也因为没有文化方面的优势，人口数量处于劣势，为了维持其统治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则对被征服一方实行野蛮、残酷的屠杀。
在远古时代，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有苏美尔人、随后有阿卡德人、古埃及人、巴比伦人、中国人、腓尼基人、赫梯人、达罗毗荼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在这些民族中唯有中国人遭到其他民族几次侵略（其中两次被全面征服）后起死回生并延续至今以外，剩下的那几个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往往是被原来生活在自己周边地区的蛮族所灭，而且当原来的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接受了农耕和定居生活后，往往又会被后来的游牧民族所征服。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民族，只要有一块土地便可以世代居住，若没有如自然灾害、战争等灾难，人们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安土重迁正是农耕民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而游牧民族恰恰相反。在古代，由于人工圈养技术水平的限制，对于大型家畜如牛、马、羊来说，主要是采用散养的方式。这就需要他们拥有一块水草丰美的草场。但这属于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一旦该地的草场由于牲畜的啃食而缩小或荒芜，游牧者就必须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整个部落一同迁徙，寻找下一处适于生存的草原。
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对于土地的渴望要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在其民族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也带有更强悍的野性。在战场上的对抗，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频繁骚扰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氏族社会解体时期，这一时期的游牧民族总体上是以频繁骚扰居多，由于其自身条件尚不成熟，实力尚无法与中原农耕民族相对抗，思想上也停留在夺取粮食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阶段。这一局面一直大约维持到战国末期才有所改变。
第二个时期是积聚实力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奴隶制初步建成，国家雏形出现。以匈奴为例：匈奴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看看这些官职，明显说明了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了。此时的游牧民族最具侵略性。因为游牧民族已经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随着游牧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足够的劳动力的支撑，所以，在对农耕民族的骚扰中，除了抢掠牲畜之外，也开始抢掠人口作为奴隶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由于他们生活的地域资源有限，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久而久之就有了好战的天性，适者生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和周围草原环境日趋稳定，他们将注意力开始集中向了中原地区。
第三个时期是分庭抗礼进取中原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思想上完成了质变和飞跃，建立国家后又不断学习中原的先进知识和理念，任用汉人，加之其自身本民族独有的好战性，终于有了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野心。
正是通过这三个时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发生碰撞，最终融合在了一起。
第一章 西周和犬戎
根据古书的记述，早在西周以前，中原的农耕文明就已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发生过多次碰撞。但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详情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掩埋。我们所知最详尽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碰撞，最早发生在西周与犬戎之间。
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对决，也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非常重要的一次碰撞。
第一节 伐纣，武王开创西周三百年基业
因为一部《封神演义》的缘故，“武王伐纣”的故事许多人多少都了解一些。
武王，就是周武王姬发。提到他灭亡殷商，建立周朝的事情，就要先从他的父亲文王姬昌说起。
周文王姬昌是西周的奠定者，在商纣王时被封为西伯，是三公之一。
姬昌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在继任周族首领后，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关心民间疾苦，勤于政事，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并且，他以仁德为本，宽厚待人，保持质朴的美德，深得人心。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周族逐渐兴盛起来。为了使自己更有实力，他重视人才，礼贤下士，一大批仁人志士前来投奔，其中就有著名的姜尚姜子牙。
姬昌在位时，商王朝还十分强大，所以，他在表面上仍臣服于商，但暗中加紧发展经济扩充军队。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他不断对外用兵，击败犬戎、密须等部族，攻灭黎、邗、祟等纣王的帮凶，在沣水西岸修建了一个城邑，叫丰，作为都城，使周的政治中心进一步东移，以便于向商进攻。晚年时，姬昌已经取得了当时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西至今陕西、甘肃一带，东到今河南沁阳，南达长江、汉水，对商都朝歌已形成了进逼之势，为攻灭商朝奠定了基础。
迁都后第二年，就在大功垂成之际，姬昌得了重病。他自知不久于世，就嘱咐他的儿子姬发要抓住时机，不要犹豫不决。姬昌虽然没有亲自攻灭商朝，但他为儿子灭商建立周朝扫清了道路。
姬发是姬昌次子，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残杀，使他得以在父亲死后继任周族领袖。
姬发继位后，继续以姜尚为军师，并用弟弟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人才荟萃，政治蒸蒸日上。对外，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孤立商王朝，壮大自己力量。积极筹划灭商的事宜。
此时，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腐败，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他即位9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将都城由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
这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为灭商做准备的军事演习和检阅。他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长安县内）文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盂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有800诸侯闻讯赶来参加。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
又二年，武王探知商纣王更加昏庸暴虐。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同姜尚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武王决心已定，不迷信鬼神，毅然率兵车300乘、近卫武士3000人、甲士4.5万人向朝歌进发。大军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南），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纣王闻知周兵已到，调集都中士兵，再加把囚犯、奴隶、战俘武装起来，共起兵17万（一说70万）相迎。双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在战前向全军发表誓词，历数商纣的罪恶，说明伐纣的正义性，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决战开始后，周军士气高涨，奋勇冲杀。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身死。商朝由此灭亡。
武王灭商后，建都于镐。为了收服人心，巩固新建的政权，在政治上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
首先，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殷商遗民。他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治理殷民。同时，将殷商王畿（京城周围千里）内之地分为卫、庸、邶三个小国，封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治理，负责监视武庚，号称“三监”。他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百姓，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放出贤臣箕子并恢复其原职。又散发供纣王淫乐奢侈之用的财物、粮食，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商地很快稳定下来。
其次，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根据箕子讲述的道理，他同姜太公、公旦等商议，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
西周建立后的第三年，姬发因病去世，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由于成王年纪尚下，由周公旦摄理朝政。周武王建立新王朝代替腐朽的旧王朝，成为历史上有数的名王之一，受到后人称颂。
根据古书的记述，早在西周以前，中原的农耕文明就已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发生过多次碰撞。但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详情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掩埋。我们所知最详尽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碰撞，最早发生在西周与犬戎之间。
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对决，也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非常重要的一次碰撞。
第一节 伐纣，武王开创西周三百年基业
因为一部《封神演义》的缘故，“武王伐纣”的故事许多人多少都了解一些。
武王，就是周武王姬发。提到他灭亡殷商，建立周朝的事情，就要先从他的父亲文王姬昌说起。
周文王姬昌是西周的奠定者，在商纣王时被封为西伯，是三公之一。
姬昌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在继任周族首领后，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关心民间疾苦，勤于政事，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并且，他以仁德为本，宽厚待人，保持质朴的美德，深得人心。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周族逐渐兴盛起来。为了使自己更有实力，他重视人才，礼贤下士，一大批仁人志士前来投奔，其中就有著名的姜尚姜子牙。
姬昌在位时，商王朝还十分强大，所以，他在表面上仍臣服于商，但暗中加紧发展经济扩充军队。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他不断对外用兵，击败犬戎、密须等部族，攻灭黎、邗、祟等纣王的帮凶，在沣水西岸修建了一个城邑，叫丰，作为都城，使周的政治中心进一步东移，以便于向商进攻。晚年时，姬昌已经取得了当时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西至今陕西、甘肃一带，东到今河南沁阳，南达长江、汉水，对商都朝歌已形成了进逼之势，为攻灭商朝奠定了基础。
迁都后第二年，就在大功垂成之际，姬昌得了重病。他自知不久于世，就嘱咐他的儿子姬发要抓住时机，不要犹豫不决。姬昌虽然没有亲自攻灭商朝，但他为儿子灭商建立周朝扫清了道路。
姬发是姬昌次子，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残杀，使他得以在父亲死后继任周族领袖。
姬发继位后，继续以姜尚为军师，并用弟弟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人才荟萃，政治蒸蒸日上。对外，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孤立商王朝，壮大自己力量。积极筹划灭商的事宜。
此时，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腐败，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他即位9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将都城由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
这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为灭商做准备的军事演习和检阅。他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长安县内）文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盂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有800诸侯闻讯赶来参加。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
又二年，武王探知商纣王更加昏庸暴虐。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同姜尚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武王决心已定，不迷信鬼神，毅然率兵车300乘、近卫武士3000人、甲士4.5万人向朝歌进发。大军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南），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纣王闻知周兵已到，调集都中士兵，再加把囚犯、奴隶、战俘武装起来，共起兵17万（一说70万）相迎。双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在战前向全军发表誓词，历数商纣的罪恶，说明伐纣的正义性，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决战开始后，周军士气高涨，奋勇冲杀。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身死。商朝由此灭亡。
武王灭商后，建都于镐。为了收服人心，巩固新建的政权，在政治上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
首先，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殷商遗民。他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治理殷民。同时，将殷商王畿（京城周围千里）内之地分为卫、庸、邶三个小国，封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治理，负责监视武庚，号称“三监”。他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百姓，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放出贤臣箕子并恢复其原职。又散发供纣王淫乐奢侈之用的财物、粮食，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商地很快稳定下来。
其次，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根据箕子讲述的道理，他同姜太公、公旦等商议，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
西周建立后的第三年，姬发因病去世，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由于成王年纪尚下，由周公旦摄理朝政。周武王建立新王朝代替腐朽的旧王朝，成为历史上有数的名王之一，受到后人称颂。
第二节 臣服，以白狼为图腾的民族伺机反扑
犬戎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即猃狁（xiǎn yǔn）、，也称西戎，活动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犬戎族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两只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早在炎黄时期，犬戎族就是炎黄族的劲敌。《后汉书》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高辛氏就是黄帝的曾孙，尧帝的父亲。
到夏商周时期，犬戎仍然不断对中原的农耕民族发动进攻，位于西部的周国因此饱受其害。因此，西周与犬戎之间的碰撞延续了很长时间。
犬戎殷周时游牧于泾渭流域，是殷周西方的劲敌。从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八世纪，整个陇右地区的广大土地上，被戎、狄族所占据。从戎、狄族占据泾、渭、清水流域的广大地盘以后，到这个民族被秦人消灭，商、周王朝统治者没有中断过和生活在陇右地区的戎狄民族的战争。
在周文王在位时，周人统治中心在邪岐一带，与西戎毗邻。犬戎是其中强大的一支。犬戎是商朝的属国，常参与攻打叛商方国的战争，犬侯曾受命协同商人的多子族武装攻掠周方。文王为解除东攻商的后顾之忧，派周国军队进攻犬戎，终于取得胜利。
此战的胜利，翦除了商王朝一个羽翼，为武王伐纣战争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
周朝建立后，统治者在全面的比较了夏商的国家制度，尤其是商朝的国家制度后，决定实行分封的国家制度：同姓和重要同盟异性侯国，大多分封在原殷王畿内或其重要属国地区，以保卫周的安全；投降的殷贵族或属国，留居在王畿内的散落在周贵族的采邑之间，便于监视；降周的殷商属国多被迁至周人势力的外围，置于戎、蛮的侵扰边境地区，利用他们作为王朝抵御异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周王朝对内实行较为宽松政策，吸收殷商及其属国的贵族加入统治集团，鼓励他们的属民进行农业生产，促进周文化与殷商文化融合。在对外方面对周边民族也尚能宽容的对待。到康王的时期国家的力量到达顶风。这一时期，周人恩威并用，其威名远传到燕山以北，长江以南，许多边远的民族纷纷臣服朝见。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统治的125年间，周人继承先祖文王的德仁之政，与戎族从没有发生过战争，在这一百多年时间中周人和戎族和睦相邻，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创造着陇右地区的经济、文化。文王、武王、昭王之治是周朝最文明之时。
但是这种和平兴盛局面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随着周王朝日益强大，在处理与边疆民族的纷争与矛盾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镇压，这与文王和武王时期修阴德服诸侯的政治手段为主团结诸侯的政策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周穆王十二年（约公元前10世纪），野心勃勃的穆王决定像先祖一样率军进攻犬戎，借口是犬戎没有按时进贡。祭公谋父对此表示反对。他说：“大王率军讨伐犬戎，此事万万不可。以前的君王彰明美德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应该顺应时机行动，出动则必须有军威，如果是为了炫耀就会失去军威。犬戎也算是大王的子民，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修德养性，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让他们懂得趋利避害，怀德畏威，才能让他们真正臣服大王。先王不窋曾经因为夏朝的迫害而逃到犬戎避难，犬戎对我们是有过恩惠的。虽然文王曾经攻打犬戎，那是因为犬戎成了纣王的帮凶，残害百姓。文王是为了拯救百姓才攻击犬戎，不是为了炫耀武力。现在大王以不按时进贡为由要攻打犬戎，炫耀武力，这不是让先王的苦心化为流水了吗？我听说犬戎的首领在部族中有很高的声望，大王此次用兵，很可能不能将犬戎彻底击溃。因此，我请求大王三思而后行，不要出兵。”
周穆王终究没有听祭公的劝告，依然出兵征讨犬戎。在周军的攻击下，犬戎战败，献上四条白狼，四头白鹿。得到战利品的周穆王把一批犬戎部落迁至太原，兴高采烈地班师了。这次行动打开了通向大西北的道路，对加强周人同西北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因为周穆王的讨伐，西周的威信大打折扣，周边的游牧民族不愿再去朝拜周天子了。犬戎也因此与西周结怨。
王季和文王时期对犬戎恩威并济，部分犬戎承认了周的宗主地位，并参加了武王伐商的战争。其中的一支申戎更是建国（西申），日后被宣王移封到南方防御淮夷（即为申国，称南申）。西周立国之后，西申与秦人联姻，共同使西戎皆服，有力的捍卫了王朝西部的安全。但是到了穆王时期戎族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实力逐渐增强，已经不甘心纳供于周。本来穆王可以通过政治影响使犬戎安于荒服的地位，使犬戎成为日后的盟友。但是为了炫耀周王朝的威势，穆王违背了文往制订的对西戎诸部“耀德而不观兵”的政策，不顾大臣的劝谏，以不享的罪名征伐犬戎。犬戎遭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穆王也得以“周行天下”宣示周王朝的强盛，但是征伐犬戎直接的后果就是“荒服不至”，更是使犬戎变成了周王朝的死敌。日后犬戎不断的骚扰周王朝的边疆，最后联合同族的申国攻入镐京。持强凌弱，四面树敌，一味的以武力蛮干，不能与周边民族和睦共处使周王朝陷于东西两线的长期作战，这是导致周王朝实力逐渐衰弱以致灭亡的根本原因。
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这年三月，犬戎从西北西北侵犯周境，聚集在焦获，前锋已抵泾阳（今陕西泾阳境），威胁周都镐京。六月，宣王命大臣尹吉甫率军反攻。尹吉甫文武兼备，以10乘战车为核心组成精锐的先头部队，向焦获开前。周军日行30里，以优势兵力击败犬戎。继而追击至太原（今甘肃庆阳一带）。随后，宣王又派武臣南仲率兵至泾阳北筑城设防，或寻机攻击犬戎，暂时缓解了犬戎的威胁。十二年（前816年），宣王又派号季子白率军攻打犬戎。号季子白率军西进于洛水北岸击败犬戎，斩首500人，俘获50人。他又命属将不其追击犬戎至高陶（今甘肃天水一带），大胜而归，解除了犬戎之患。
战败的犬戎不得不向西周称臣纳贡，但内心的怨恨却一直没有平息。他们在寻找着一个向农耕民族复仇的机会。
犬戎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即猃狁（xiǎn yǔn）、，也称西戎，活动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犬戎族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两只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早在炎黄时期，犬戎族就是炎黄族的劲敌。《后汉书》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高辛氏就是黄帝的曾孙，尧帝的父亲。
到夏商周时期，犬戎仍然不断对中原的农耕民族发动进攻，位于西部的周国因此饱受其害。因此，西周与犬戎之间的碰撞延续了很长时间。
犬戎殷周时游牧于泾渭流域，是殷周西方的劲敌。从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八世纪，整个陇右地区的广大土地上，被戎、狄族所占据。从戎、狄族占据泾、渭、清水流域的广大地盘以后，到这个民族被秦人消灭，商、周王朝统治者没有中断过和生活在陇右地区的戎狄民族的战争。
在周文王在位时，周人统治中心在邪岐一带，与西戎毗邻。犬戎是其中强大的一支。犬戎是商朝的属国，常参与攻打叛商方国的战争，犬侯曾受命协同商人的多子族武装攻掠周方。文王为解除东攻商的后顾之忧，派周国军队进攻犬戎，终于取得胜利。
此战的胜利，翦除了商王朝一个羽翼，为武王伐纣战争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
周朝建立后，统治者在全面的比较了夏商的国家制度，尤其是商朝的国家制度后，决定实行分封的国家制度：同姓和重要同盟异性侯国，大多分封在原殷王畿内或其重要属国地区，以保卫周的安全；投降的殷贵族或属国，留居在王畿内的散落在周贵族的采邑之间，便于监视；降周的殷商属国多被迁至周人势力的外围，置于戎、蛮的侵扰边境地区，利用他们作为王朝抵御异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周王朝对内实行较为宽松政策，吸收殷商及其属国的贵族加入统治集团，鼓励他们的属民进行农业生产，促进周文化与殷商文化融合。在对外方面对周边民族也尚能宽容的对待。到康王的时期国家的力量到达顶风。这一时期，周人恩威并用，其威名远传到燕山以北，长江以南，许多边远的民族纷纷臣服朝见。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统治的125年间，周人继承先祖文王的德仁之政，与戎族从没有发生过战争，在这一百多年时间中周人和戎族和睦相邻，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创造着陇右地区的经济、文化。文王、武王、昭王之治是周朝最文明之时。
但是这种和平兴盛局面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随着周王朝日益强大，在处理与边疆民族的纷争与矛盾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镇压，这与文王和武王时期修阴德服诸侯的政治手段为主团结诸侯的政策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周穆王十二年（约公元前10世纪），野心勃勃的穆王决定像先祖一样率军进攻犬戎，借口是犬戎没有按时进贡。祭公谋父对此表示反对。他说：“大王率军讨伐犬戎，此事万万不可。以前的君王彰明美德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应该顺应时机行动，出动则必须有军威，如果是为了炫耀就会失去军威。犬戎也算是大王的子民，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修德养性，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让他们懂得趋利避害，怀德畏威，才能让他们真正臣服大王。先王不窋曾经因为夏朝的迫害而逃到犬戎避难，犬戎对我们是有过恩惠的。虽然文王曾经攻打犬戎，那是因为犬戎成了纣王的帮凶，残害百姓。文王是为了拯救百姓才攻击犬戎，不是为了炫耀武力。现在大王以不按时进贡为由要攻打犬戎，炫耀武力，这不是让先王的苦心化为流水了吗？我听说犬戎的首领在部族中有很高的声望，大王此次用兵，很可能不能将犬戎彻底击溃。因此，我请求大王三思而后行，不要出兵。”
周穆王终究没有听祭公的劝告，依然出兵征讨犬戎。在周军的攻击下，犬戎战败，献上四条白狼，四头白鹿。得到战利品的周穆王把一批犬戎部落迁至太原，兴高采烈地班师了。这次行动打开了通向大西北的道路，对加强周人同西北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因为周穆王的讨伐，西周的威信大打折扣，周边的游牧民族不愿再去朝拜周天子了。犬戎也因此与西周结怨。
王季和文王时期对犬戎恩威并济，部分犬戎承认了周的宗主地位，并参加了武王伐商的战争。其中的一支申戎更是建国（西申），日后被宣王移封到南方防御淮夷（即为申国，称南申）。西周立国之后，西申与秦人联姻，共同使西戎皆服，有力的捍卫了王朝西部的安全。但是到了穆王时期戎族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实力逐渐增强，已经不甘心纳供于周。本来穆王可以通过政治影响使犬戎安于荒服的地位，使犬戎成为日后的盟友。但是为了炫耀周王朝的威势，穆王违背了文往制订的对西戎诸部“耀德而不观兵”的政策，不顾大臣的劝谏，以不享的罪名征伐犬戎。犬戎遭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穆王也得以“周行天下”宣示周王朝的强盛，但是征伐犬戎直接的后果就是“荒服不至”，更是使犬戎变成了周王朝的死敌。日后犬戎不断的骚扰周王朝的边疆，最后联合同族的申国攻入镐京。持强凌弱，四面树敌，一味的以武力蛮干，不能与周边民族和睦共处使周王朝陷于东西两线的长期作战，这是导致周王朝实力逐渐衰弱以致灭亡的根本原因。
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这年三月，犬戎从西北西北侵犯周境，聚集在焦获，前锋已抵泾阳（今陕西泾阳境），威胁周都镐京。六月，宣王命大臣尹吉甫率军反攻。尹吉甫文武兼备，以10乘战车为核心组成精锐的先头部队，向焦获开前。周军日行30里，以优势兵力击败犬戎。继而追击至太原（今甘肃庆阳一带）。随后，宣王又派武臣南仲率兵至泾阳北筑城设防，或寻机攻击犬戎，暂时缓解了犬戎的威胁。十二年（前816年），宣王又派号季子白率军攻打犬戎。号季子白率军西进于洛水北岸击败犬戎，斩首500人，俘获50人。他又命属将不其追击犬戎至高陶（今甘肃天水一带），大胜而归，解除了犬戎之患。
战败的犬戎不得不向西周称臣纳贡，但内心的怨恨却一直没有平息。他们在寻找着一个向农耕民族复仇的机会。
第三节 倾国，褒姒的笑声意味着什么
周宣王死后，子宫涅即位，是为周幽王。
当时，西周都城所处的关中一带发生大地震，加上连年旱灾，民众饥寒交迫、四处流亡，社会动荡不安，国力衰竭。周幽王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他不思挽救朝局，奋发图强，反而重用善于逢迎拍马而又贪财的虢石父，盘剥百姓；又对外攻伐犬戎而大败。诸侯国中褒国的国君褒珦劝谏周幽王，周幽王非但不听，反而把褒珦关押起来。
褒珦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褒国族人千方百计要把褒珦救出来。他们知道周幽王好美色，正下令广征天下美女入宫，就借此机会寻访美女。终于找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并将其买下，教其唱歌跳舞，并把她打扮起来，起名为褒姒，献于幽王，替褒珦赎罪。
关于褒姒的身世，史书上一本正经地记载着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
在《国语•郑语》和《史记•周本纪》里，都有相关的记载。大致意思是讲，夏朝末年，褒人的神灵“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也就是说，有两条龙在夏王大庭性交，此二龙是褒神变化而来，自称是褒人先君。夏王对此深感恐惧，便占卜问神灵，是杀掉呢？是赶跑呢？还是制止它们的性交活动呢？贞问结果是“莫吉”。于是夏王又改卜请示说，那能不能把龙漦（龙的精气）收藏呢？占卜的结果是“吉”。于是，夏王拿来上好玉帛，用简策给神灵打个报告。二龙显完灵后，立马消失了，只剩下一摊黏糊糊的龙漦。夏王命人把这“宝物”恭恭敬敬地藏在椟匣里，好好保护。自夏末至西周三代，王室均以郊礼祭之。这件宝物一直传到周厉王末年，厉王禁不住好奇，便打开观看，可一不小心，把龙漦洒流于王庭，还无法清除。周厉王很是慌张，便决定用巫术除之。他让宫女裸着身子大声喧哗，迫使龙精化为玄鼋。后来，这只黑色的大鳖爬到王府里去了，恰巧被一个七岁的小姑娘碰上。周宣王年间，这个小姑娘不夫而育，生下一个女婴，这便是褒姒。
因为她出生得莫名其妙，所以宫女很害怕，便将女婴扔掉了。在此之前，民间留传着一个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宣王听了很不高兴，恰好发现街上一对以卖桑弓弧、箕箭服为生的夫妇，就派兵去抓他们，打算将其杀掉。这对夫妇得到风声，连忙逃跑，路上，发现了被抛弃的褒姒，觉得可怜，便将其抱养，并逃到褒国。褒姒长大后出落得美丽动人，被褒国族人发现，就此献给幽王。
周幽王见了褒姒，高兴得手舞足蹈，马上立她为妃，同时也把褒珦释放了。
褒姒虽然貌美如花，却不知为什么冷若冰霜，进宫以来从来没有笑过一次。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开心一笑，不惜想尽一切办法，可是褒姒仍然终日不笑。为此，幽王悬赏求计，重赏能逗褒姒一笑者。佞臣虢石父贪图奖赏，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个办法。
烽火是敌人入侵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从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台。西周为了防备犬戎的侵扰，在镐京附近的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一旦犬戎进袭，发现敌情的哨兵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邻近烽火台看到烽火后，也会相继点火，向附近的诸侯报警。诸侯见了烽火，便知道天子有难，必须按规定出兵救驾。虢石父想出的办法，就是在烽火台点起烽火，招引诸侯白跑一趟，用诸侯狼狈不堪的惨状逗引褒姒发笑。
周幽王采纳了虢石父的建议，马上带着褒姒登上骊山烽火台，命令守兵点燃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各地诸侯见了，立即带领本部兵马赶来。到了骊山脚下，只听到山上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音，周幽王和褒姒高坐台上饮酒作乐，什么事也没有。周幽王派人告诉诸侯说：“大家幸苦了。没什么事，不过是大王和王妃放烟火取乐，你们回去吧。”诸侯们这才知道被戏弄了，却不好发作，锤头丧气地回去了。褒姒见此情景，果然禁不住嫣然一笑。周幽王在旁边一瞧，美人笑的时候果然比平时更好看千百倍，大喜，立刻重重赏赐了虢石父。
为进一步讨褒姒欢心，周幽王又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废黜王后申氏，废掉太子宜臼，册封褒姒为后，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并下令废去申王后的父亲申侯的爵位，还准备出兵攻伐他。申侯得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联合缯侯，又请来了犬戎，于公元前771年进攻镐京。
犬戎的战斗力周朝是非常清楚的。周幽王听说犬戎进攻，惊慌失措，急忙命令点燃烽火。可是，诸侯因上次受了愚弄，以为这次还是周幽王在骗他们，都不再理会。
救兵不来，光凭镐京的兵力根本抵挡不料勇猛的犬戎。镐京的士兵们都不愿为昏庸的周幽王牺牲生命效命，犬戎兵一到，便一哄而散。
犬戎大军顺利占据了镐京，周幽王带着褒姒、伯服仓皇从后门逃出，奔往骊山。途中，他再次命令点燃烽火，但诸侯还是不相信，没人发兵。犬戎紧追不舍，周幽王的左右在一路上也纷纷逃散，只剩下一百余人逃进了骊宫。周幽王采纳臣下的意见，命令放火焚烧前宫门，以迷惑犬戎兵，自己则从后宫门逃走。但没逃多远，犬戎兵又追了上来，一阵乱杀，只剩下周幽王、褒姒和伯服三人。犬戎兵见周幽王穿戴着天子的服饰，知道就是周天子，当场就将他砍死，又将太子伯服杀死，只留下褒姒一人做了俘虏。
直到此时，诸侯才知道镐京真的出事了，连忙带着大队人马来救援。犬戎知道诸侯人多势众，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抵御，因此把周朝多少年聚敛起来的宝贝财物一抢而空，在城里放了把火，带着褒姒撤退了。
以镐京为都城的西周就此灭亡。
犬戎退兵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来的太子姬宜臼为天子，于公元前770年在申（今河南省南阳市北）即位，是为周平王。因镐京已遭战争破坏，而周朝西边大多土地都被犬戎所占，周平王恐镐京难保，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在郑、晋辅助下立国。东迁后的周朝。史称东周。从此，褒姒的笑声就成了亡国之音，不详之举。
西周时，诸侯的权力被周王朝限制，诸侯对周天子也十分尊奉。但随着西周灭亡，东周时的诸侯趁机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周天子对诸侯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各个诸侯割据、称霸，这才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犬戎对西周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西周与犬戎之间的冲突，本来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掠夺与反掠夺的冲突。西周早期对犬戎的讨伐，正是为了解除犬戎对中原的侵扰。但到了后期，犬戎臣服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却为了耀武扬威而对犬戎发动攻击。反抗游牧民族侵掠的正义战争变了味道，引发了犬戎的仇恨。因此，在周幽王昏庸荒淫的情况下，借申侯主动邀请的机会，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杀入农耕民族的都城，导致了一个朝代的灭亡。而这场浩劫之后，犬戎的力量也被得到重视，诸侯联合起来彻底摧毁了犬戎。这是西周的悲哀，也是犬戎的悲哀。
周宣王死后，子宫涅即位，是为周幽王。
当时，西周都城所处的关中一带发生大地震，加上连年旱灾，民众饥寒交迫、四处流亡，社会动荡不安，国力衰竭。周幽王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他不思挽救朝局，奋发图强，反而重用善于逢迎拍马而又贪财的虢石父，盘剥百姓；又对外攻伐犬戎而大败。诸侯国中褒国的国君褒珦劝谏周幽王，周幽王非但不听，反而把褒珦关押起来。
褒珦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褒国族人千方百计要把褒珦救出来。他们知道周幽王好美色，正下令广征天下美女入宫，就借此机会寻访美女。终于找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并将其买下，教其唱歌跳舞，并把她打扮起来，起名为褒姒，献于幽王，替褒珦赎罪。
关于褒姒的身世，史书上一本正经地记载着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
在《国语•郑语》和《史记•周本纪》里，都有相关的记载。大致意思是讲，夏朝末年，褒人的神灵“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也就是说，有两条龙在夏王大庭性交，此二龙是褒神变化而来，自称是褒人先君。夏王对此深感恐惧，便占卜问神灵，是杀掉呢？是赶跑呢？还是制止它们的性交活动呢？贞问结果是“莫吉”。于是夏王又改卜请示说，那能不能把龙漦（龙的精气）收藏呢？占卜的结果是“吉”。于是，夏王拿来上好玉帛，用简策给神灵打个报告。二龙显完灵后，立马消失了，只剩下一摊黏糊糊的龙漦。夏王命人把这“宝物”恭恭敬敬地藏在椟匣里，好好保护。自夏末至西周三代，王室均以郊礼祭之。这件宝物一直传到周厉王末年，厉王禁不住好奇，便打开观看，可一不小心，把龙漦洒流于王庭，还无法清除。周厉王很是慌张，便决定用巫术除之。他让宫女裸着身子大声喧哗，迫使龙精化为玄鼋。后来，这只黑色的大鳖爬到王府里去了，恰巧被一个七岁的小姑娘碰上。周宣王年间，这个小姑娘不夫而育，生下一个女婴，这便是褒姒。
因为她出生得莫名其妙，所以宫女很害怕，便将女婴扔掉了。在此之前，民间留传着一个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宣王听了很不高兴，恰好发现街上一对以卖桑弓弧、箕箭服为生的夫妇，就派兵去抓他们，打算将其杀掉。这对夫妇得到风声，连忙逃跑，路上，发现了被抛弃的褒姒，觉得可怜，便将其抱养，并逃到褒国。褒姒长大后出落得美丽动人，被褒国族人发现，就此献给幽王。
周幽王见了褒姒，高兴得手舞足蹈，马上立她为妃，同时也把褒珦释放了。
褒姒虽然貌美如花，却不知为什么冷若冰霜，进宫以来从来没有笑过一次。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开心一笑，不惜想尽一切办法，可是褒姒仍然终日不笑。为此，幽王悬赏求计，重赏能逗褒姒一笑者。佞臣虢石父贪图奖赏，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个办法。
烽火是敌人入侵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从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台。西周为了防备犬戎的侵扰，在镐京附近的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一旦犬戎进袭，发现敌情的哨兵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邻近烽火台看到烽火后，也会相继点火，向附近的诸侯报警。诸侯见了烽火，便知道天子有难，必须按规定出兵救驾。虢石父想出的办法，就是在烽火台点起烽火，招引诸侯白跑一趟，用诸侯狼狈不堪的惨状逗引褒姒发笑。
周幽王采纳了虢石父的建议，马上带着褒姒登上骊山烽火台，命令守兵点燃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各地诸侯见了，立即带领本部兵马赶来。到了骊山脚下，只听到山上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音，周幽王和褒姒高坐台上饮酒作乐，什么事也没有。周幽王派人告诉诸侯说：“大家幸苦了。没什么事，不过是大王和王妃放烟火取乐，你们回去吧。”诸侯们这才知道被戏弄了，却不好发作，锤头丧气地回去了。褒姒见此情景，果然禁不住嫣然一笑。周幽王在旁边一瞧，美人笑的时候果然比平时更好看千百倍，大喜，立刻重重赏赐了虢石父。
为进一步讨褒姒欢心，周幽王又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废黜王后申氏，废掉太子宜臼，册封褒姒为后，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并下令废去申王后的父亲申侯的爵位，还准备出兵攻伐他。申侯得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联合缯侯，又请来了犬戎，于公元前771年进攻镐京。
犬戎的战斗力周朝是非常清楚的。周幽王听说犬戎进攻，惊慌失措，急忙命令点燃烽火。可是，诸侯因上次受了愚弄，以为这次还是周幽王在骗他们，都不再理会。
救兵不来，光凭镐京的兵力根本抵挡不料勇猛的犬戎。镐京的士兵们都不愿为昏庸的周幽王牺牲生命效命，犬戎兵一到，便一哄而散。
犬戎大军顺利占据了镐京，周幽王带着褒姒、伯服仓皇从后门逃出，奔往骊山。途中，他再次命令点燃烽火，但诸侯还是不相信，没人发兵。犬戎紧追不舍，周幽王的左右在一路上也纷纷逃散，只剩下一百余人逃进了骊宫。周幽王采纳臣下的意见，命令放火焚烧前宫门，以迷惑犬戎兵，自己则从后宫门逃走。但没逃多远，犬戎兵又追了上来，一阵乱杀，只剩下周幽王、褒姒和伯服三人。犬戎兵见周幽王穿戴着天子的服饰，知道就是周天子，当场就将他砍死，又将太子伯服杀死，只留下褒姒一人做了俘虏。
直到此时，诸侯才知道镐京真的出事了，连忙带着大队人马来救援。犬戎知道诸侯人多势众，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抵御，因此把周朝多少年聚敛起来的宝贝财物一抢而空，在城里放了把火，带着褒姒撤退了。
以镐京为都城的西周就此灭亡。
犬戎退兵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来的太子姬宜臼为天子，于公元前770年在申（今河南省南阳市北）即位，是为周平王。因镐京已遭战争破坏，而周朝西边大多土地都被犬戎所占，周平王恐镐京难保，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在郑、晋辅助下立国。东迁后的周朝。史称东周。从此，褒姒的笑声就成了亡国之音，不详之举。
西周时，诸侯的权力被周王朝限制，诸侯对周天子也十分尊奉。但随着西周灭亡，东周时的诸侯趁机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周天子对诸侯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各个诸侯割据、称霸，这才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犬戎对西周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西周与犬戎之间的冲突，本来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掠夺与反掠夺的冲突。西周早期对犬戎的讨伐，正是为了解除犬戎对中原的侵扰。但到了后期，犬戎臣服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却为了耀武扬威而对犬戎发动攻击。反抗游牧民族侵掠的正义战争变了味道，引发了犬戎的仇恨。因此，在周幽王昏庸荒淫的情况下，借申侯主动邀请的机会，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杀入农耕民族的都城，导致了一个朝代的灭亡。而这场浩劫之后，犬戎的力量也被得到重视，诸侯联合起来彻底摧毁了犬戎。这是西周的悲哀，也是犬戎的悲哀。
第二章 匈奴和西汉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的著名游牧民族。从西周时起，匈奴就开始威胁中原王朝不断骚扰内地。数千年来，他们纵横漠北，从来没遇到能真正打败他们的对手。然而，随着西汉的崛起，匈奴这个游牧民族第一次长刀了农耕民族的厉害。
第一节 逐鹿，匈奴人在草原崛起
周朝时，大部分狄戎部落在中原农耕文明的外围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相互间不断兼并，渐渐形成了匈奴民族。
“匈奴”这个名字，最早被记载在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说是鬼方、混夷、獯鬻（xūn yù）、荤粥、胡等的异译。“匈奴”一词，汉语的意思直译为“人”、“土民”，意义为“天帝之子”。匈奴单于给西汉皇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王国维认为，“匈奴”二字快速连读，就发“胡”字的音，而“胡”这个字在匈奴人心目中即为“天之骄子也”的意思。
匈奴的首领叫做单于（chán yǘ），相当于中原的国王。在单于之下，则有左、右二贤王，各率领一大部落。《汉书》说，单于姓挛鞮（dī），其国民称之为“嶿（ru）黎孤涂单于”。而匈奴语把天叫做“嶿黎”，把子叫做“孤涂”，单于则是广大的意思。由此可见，单于就是天子的意思。
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匈奴族就已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生息繁衍，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他们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来逐步移居漠北。匈奴所属的各氏族和部落，各有各的领导者，各自分散定居，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
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的匈奴人，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都是孔武有力的骑兵。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都是战士。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进入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山西一带，并逐步推进，将势力扩展到“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
春秋战国时期，匈奴人主要居住在黄河西北的苦寒之地，南有燕、赵强国，东有月氏、东胡，西北则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平原。月氏、东胡这些游牧民族都是匈奴当时不能战胜的强国，燕、赵虽不如匈奴强大，但由于唇亡齿寒的观念，全部自觉地联合起来一起抵御匈奴，因此，匈奴无法向中原发展。当时的匈奴，在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处境艰难，过着并不风光的生活。
就在这时，匈奴族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首领——冒顿（mò dú）单于。他带领匈奴人走出了困境。
冒顿的父亲是头曼。在秦国灭六国时，头曼单于曾趁乱攻击中原，占据了陕西河套一带。后来秦朝建立，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出击，打败匈奴，匈奴国力大衰。头曼单于行事随意，对亲情并不看重。他在原配死后，又娶了一位阏氏（yān zhī，汉代匈奴称其君主的妻子为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出于对后妻的宠爱，头曼便想立幼子为下任单于。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决定除掉长子冒顿。为了避免招来议论，头曼单于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他派冒顿到强国月氏当人质，随后立刻派兵袭击月氏，想激怒月氏，借月氏人之手除掉儿子。
月氏人果然愤怒了，要杀冒顿解恨。冒顿事先得知消息，抢了月氏人的战马，孤身一人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不仅没害到儿子，反而得罪了强国，陪了大量的财物才平息了战争。这样一来，很多人都对头曼单于产生不满，冒顿更对父亲怀恨在心。
清醒地意识到父亲想除掉自己的冒顿没有立即表现不满。他发明了一种响箭，后人称之为鸣镝（dí），射出去时会发出尖利的声音。冒顿对自己的下属颁下军令说：“我用鸣镝射哪里，大家就必须一起向哪里射箭，违令者斩。”
接着，为了考验、训练手下，冒顿先是在狩猎时将鸣镝射向猎物，有手下没射，就会被砍头；后来，冒顿又将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又有手下不敢射，同样被杀了；再后来，冒顿竟然将鸣镝射向自己的妻子，有些手下不敢射，又被给杀了。见识了冒顿的手段，手下只要一见鸣镝，都不敢犹豫了。最后，冒顿将鸣镝射向父亲头曼的坐骑，手下全部响应，把头曼的坐骑乱箭射死。这样，冒顿确定手下没有问题了，便在一次同头曼游猎的时候，将鸣镝射向了头曼。理所当然地，头曼立刻就被儿子的手下射成了刺猬。冒顿除掉了父亲，成为新一代单于。
冒顿成了单于后，没有致力于战争，而是竭力为匈奴创造能够发展的环境。
冒顿的妻子阏氏当时是漠北有名的美女，东胡的国王听说后，就派使者来索要阏氏。冒顿单于问众人：“阏氏这么美丽，能送给东胡吗？”手下人都说：“阏氏是单于的妻子，绝不能给。东胡人实在无礼，我们应该去攻打他们！”冒顿笑笑，说：“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焉能因为女人而伤了两国的和气？送他好了！”于是，匈奴人的王后就这样被送给了东胡。后来，东胡国王听说冒顿有匹千里马，又派使者来索要。众人都说不能给，可冒顿依然送给了东胡。东胡因此对匈奴颇为轻视，而冒顿就借着这个机会休养生息、厉兵秣马，使匈奴逐渐强大起来了。
不久，东胡王又要求匈奴将两国边境作为缓冲地带而无人使用的土地送给东胡。冒顿坚决地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绝对不能送给别人！”他率匈奴大军突然发难，东胡猝不及防，被匈奴彻底消灭。接着，冒顿有向月氏国发动进攻，月氏人被杀得向西逃遁。
压在匈奴身上的两块石头被掀翻了，冒顿将中原定为了新的目标。那里有无数财富，是匈奴人热切希望获得的。为了取得这些财富，匈奴人动手了。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的著名游牧民族。从西周时起，匈奴就开始威胁中原王朝不断骚扰内地。数千年来，他们纵横漠北，从来没遇到能真正打败他们的对手。然而，随着西汉的崛起，匈奴这个游牧民族第一次长刀了农耕民族的厉害。
第一节 逐鹿，匈奴人在草原崛起
周朝时，大部分狄戎部落在中原农耕文明的外围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相互间不断兼并，渐渐形成了匈奴民族。
“匈奴”这个名字，最早被记载在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说是鬼方、混夷、獯鬻（xūn yù）、荤粥、胡等的异译。“匈奴”一词，汉语的意思直译为“人”、“土民”，意义为“天帝之子”。匈奴单于给西汉皇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王国维认为，“匈奴”二字快速连读，就发“胡”字的音，而“胡”这个字在匈奴人心目中即为“天之骄子也”的意思。
匈奴的首领叫做单于（chán yǘ），相当于中原的国王。在单于之下，则有左、右二贤王，各率领一大部落。《汉书》说，单于姓挛鞮（dī），其国民称之为“嶿（ru）黎孤涂单于”。而匈奴语把天叫做“嶿黎”，把子叫做“孤涂”，单于则是广大的意思。由此可见，单于就是天子的意思。
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匈奴族就已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生息繁衍，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他们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来逐步移居漠北。匈奴所属的各氏族和部落，各有各的领导者，各自分散定居，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
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的匈奴人，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都是孔武有力的骑兵。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都是战士。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进入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山西一带，并逐步推进，将势力扩展到“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
春秋战国时期，匈奴人主要居住在黄河西北的苦寒之地，南有燕、赵强国，东有月氏、东胡，西北则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平原。月氏、东胡这些游牧民族都是匈奴当时不能战胜的强国，燕、赵虽不如匈奴强大，但由于唇亡齿寒的观念，全部自觉地联合起来一起抵御匈奴，因此，匈奴无法向中原发展。当时的匈奴，在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处境艰难，过着并不风光的生活。
就在这时，匈奴族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首领——冒顿（mò dú）单于。他带领匈奴人走出了困境。
冒顿的父亲是头曼。在秦国灭六国时，头曼单于曾趁乱攻击中原，占据了陕西河套一带。后来秦朝建立，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出击，打败匈奴，匈奴国力大衰。头曼单于行事随意，对亲情并不看重。他在原配死后，又娶了一位阏氏（yān zhī，汉代匈奴称其君主的妻子为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出于对后妻的宠爱，头曼便想立幼子为下任单于。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决定除掉长子冒顿。为了避免招来议论，头曼单于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他派冒顿到强国月氏当人质，随后立刻派兵袭击月氏，想激怒月氏，借月氏人之手除掉儿子。
月氏人果然愤怒了，要杀冒顿解恨。冒顿事先得知消息，抢了月氏人的战马，孤身一人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不仅没害到儿子，反而得罪了强国，陪了大量的财物才平息了战争。这样一来，很多人都对头曼单于产生不满，冒顿更对父亲怀恨在心。
清醒地意识到父亲想除掉自己的冒顿没有立即表现不满。他发明了一种响箭，后人称之为鸣镝（dí），射出去时会发出尖利的声音。冒顿对自己的下属颁下军令说：“我用鸣镝射哪里，大家就必须一起向哪里射箭，违令者斩。”
接着，为了考验、训练手下，冒顿先是在狩猎时将鸣镝射向猎物，有手下没射，就会被砍头；后来，冒顿又将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又有手下不敢射，同样被杀了；再后来，冒顿竟然将鸣镝射向自己的妻子，有些手下不敢射，又被给杀了。见识了冒顿的手段，手下只要一见鸣镝，都不敢犹豫了。最后，冒顿将鸣镝射向父亲头曼的坐骑，手下全部响应，把头曼的坐骑乱箭射死。这样，冒顿确定手下没有问题了，便在一次同头曼游猎的时候，将鸣镝射向了头曼。理所当然地，头曼立刻就被儿子的手下射成了刺猬。冒顿除掉了父亲，成为新一代单于。
冒顿成了单于后，没有致力于战争，而是竭力为匈奴创造能够发展的环境。
冒顿的妻子阏氏当时是漠北有名的美女，东胡的国王听说后，就派使者来索要阏氏。冒顿单于问众人：“阏氏这么美丽，能送给东胡吗？”手下人都说：“阏氏是单于的妻子，绝不能给。东胡人实在无礼，我们应该去攻打他们！”冒顿笑笑，说：“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焉能因为女人而伤了两国的和气？送他好了！”于是，匈奴人的王后就这样被送给了东胡。后来，东胡国王听说冒顿有匹千里马，又派使者来索要。众人都说不能给，可冒顿依然送给了东胡。东胡因此对匈奴颇为轻视，而冒顿就借着这个机会休养生息、厉兵秣马，使匈奴逐渐强大起来了。
不久，东胡王又要求匈奴将两国边境作为缓冲地带而无人使用的土地送给东胡。冒顿坚决地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绝对不能送给别人！”他率匈奴大军突然发难，东胡猝不及防，被匈奴彻底消灭。接着，冒顿有向月氏国发动进攻，月氏人被杀得向西逃遁。
压在匈奴身上的两块石头被掀翻了，冒顿将中原定为了新的目标。那里有无数财富，是匈奴人热切希望获得的。为了取得这些财富，匈奴人动手了。
第二节 争霸，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
在匈奴人为自己的崛起而努力的时候，中原王朝正陷入秦末的混战之中。在纷纷揭竿而起的起义军中，有一人将与冒顿单于交手。他就是刘邦。
刘邦出身农家，在乡里是有名的游手好闲之徒。他自幼性格豪爽，但不喜欢读书劳动，被父亲斥为“无赖”。长大后，刘邦做了亭长，在当地小有名气。他是个有野心的人，在一次送服役的人去咸阳的路上，碰到秦始皇出巡，只见秦始皇坐在华丽的车上威风八面，刘邦羡慕地说：“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
在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陈胜、吴广攻占陈（现在河南淮阳）后，建立了“张楚”政权。这时，沛县的县令也想响应来继续掌握沛县的政权，百姓对平时就不太体恤他们的县令很不满，杀了县令后开城门迎进刘邦，又推举他为沛公，领导大家起事。这一年，刘邦四十八岁。
秦末农民战争中还有一支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原来楚国贵族的后代项羽和叔叔项梁，他们在吴中（现在江苏的吴县）起兵，兵力很快达到了近万人。刘邦后来就带着自己的队伍投靠了项梁。
陈胜吴广死后，项梁成了起义军的领袖。他拥立楚怀王的孙子做了楚王，定都盱眙（现在江苏盱眙），后来在和章邯的秦军激战时，项梁兵败被杀。
虽然项梁死了，但项羽代替了叔叔，称为起义军中的翘楚。在起义军的势力达到一定规模后，楚王和众将约定：分投进兵攻咸阳，谁先入定关中谁就做天下之王。
最终，善于得人心的刘邦抢先一步到达咸阳东边的灞上（现在西安东），秦王子婴出城投降，秦王朝至此灭亡。
刘邦和咸阳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律一律废除。这使他受到了百姓的一致拥护。
项羽在刘邦之后抵达咸阳，本就因为楚怀王先前提出的约定而懊恼，但自持刘邦不敢与他争天下。然而，刘邦的属下曹无伤对刘邦不满，暗地里报告项羽挑拨说：“刘邦想在关中做王，将秦的财物都纳入私囊。”
项羽听了火冒三丈，决心除掉刘邦。不料项伯泄密，实力比较弱的刘邦立即跑到项羽面前请罪、辩解。项羽反不好意思兴兵问罪，又设下今天人们熟知的“鸿门宴”，邀刘邦赴宴，打算在酒宴上刺杀刘邦。人见人爱的刘邦再次依靠重任的帮助摆脱了危机。
鸿门宴后，项羽在咸阳城大肆屠杀立威，接着就以主人的身份分封各路将军为王，共封了十九个诸侯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地是巴、蜀和汉中蛮荒之地共四十一县，国都为南郑（现在的陕西南郑）。项羽自封西楚霸王，楚王被尊为义帝。
分封完后，项羽命诸侯到各自的诸侯国去，刘邦也只好赶赴汉中。项羽只给了刘邦三万军队，后来又有一些人追随他到了南郑，但总兵力不足十万，暂时无法和项羽抗衡，只能坐待时机。为了消除项羽对他的猜疑，也为了断绝其他王侯袭击汉中，刘邦烧毁栈道，摆出一副不再踏入中原的架势。
最初，刘邦并没有东进和项羽争雄的打算，但他到了南郑之后，形势的变化促使他下决心东进，和项羽争夺天下。其中一个原因是将士们不服南郑地方的水土，日夜思念家乡，士气低落，二是项羽封在齐国的田荣嫌项羽分封不公，起兵反叛，这给刘邦创造了进兵的绝好机会。正巧此时刘邦得到了大将韩信，真是如虎添翼。
公元前206年，刘邦让萧何任丞相，负责管理后方巴蜀地区，他亲自和韩信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领兵从陈仓（现在中国中西部陕西宝鸡东）偷渡，迅速占领了关中。楚汉战争正式爆发。
楚汉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刘邦处于下风，屡次被项羽杀得大败而归。这期间，就发生了刘邦“虎毒食子”和“分一杯羹”的事件。
公元前205年，刘邦因暗渡陈仓后的一系列胜利，骄傲起来，率军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彭城）。项羽闻讯，留其部将驻守齐地，亲率精兵三万，星夜回军，越过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赶到彭城附近的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次日晨，与汉军在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战，汉军大败，被杀、被溺死的约二、三十余万人。
刘邦于败军中在夏侯婴的帮助下落荒而逃。半路上，他遇到了徒步逃亡的儿子刘盈（即后来的汉孝惠帝）和女儿鲁元公主。当时他们和母亲失散，侥幸遇到父亲的车驾，刘邦就把他们收上车来。
不久，楚军发现了刘邦乘坐的车子，紧追不放。追兵仍然越来越近，马已跑得十分疲乏。刘邦眼看车上人多速度慢，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去，想扔掉他们减轻负重。刘盈姐弟连声哭叫，夏侯婴看见之后，立即不言不语地将他们又抱回车上。刘邦再推，夏侯婴就再抱上来。
连续数次之后，刘邦大怒，说：“你竟敢违抗我！怎么能为了这两个孩子耽误时间！”说着，又把两个孩子丢了下去。夏侯婴大吼一声，跳下车将两个孩子挟在腋下再次抱上车，等到两个吓坏了的孩子抱紧了自己的脖子之后，才驾车奔驰。刘邦为此非常生气，甚至想杀死夏侯婴，幸好逃出了险境，此事才作罢。
刘邦兵败后迅速逃窜，他的父母和妻子吕后却被项羽活捉。
公元前203年秋，项羽与刘邦处于对峙状况之中。项羽下令将刘太公在两军阵前拉出来，以烹杀他来要胁刘邦出战。谁料到刘邦却答道：“你我曾经情同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想把咱们的父亲煮来吃的话，别忘了分我一杯羹！”
项羽听完都傻了眼。拿今天的话说：人至贱则无敌。项羽实在拿刘邦没办法，无奈之下与刘邦停战议和。
楚汉两家划界之后，项羽将刘太公和吕雉送还给了汉军。到此时，吕雉已经在楚军中被关押了二十九个月了。
熬过了第一个阶段后，局势渐渐扭转，而且，刘邦成功离间了项羽和范增，逐渐占据上风，最后将项羽彻底打败。楚霸王自刎乌江边，汉高祖称心如意地做起开国皇帝。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开始时都城定在洛阳，不久又迁都长安。
刘邦建立汉朝后，规章制度基本上都是继承秦朝的，但将原来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厉的治国思想改变了，用一种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致力于减轻百姓赋税的负担。
汉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秦朝的延续，中央是三公九卿，地方是郡县制。除了郡县制外，还实行分封制，即分封诸侯王到地方建立诸侯国和王国。最初，分封的是异姓王，如韩信等人，到后来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其他的王基本被杀。消灭了异姓王，刘邦又封了九个同姓王，都是刘邦的儿子、侄子和兄弟。
刘邦即位后，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赦为庶人，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等，致力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
刘邦的这些政治措施，得到了以后即位皇帝的重视贯彻，使得西汉初期的百姓能够从秦末长期战乱造成民生凋敝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这是刘邦对古代中国的一大贡献。
然而，刘邦并没有多长时间享受自己的战果。就在他刚刚击败项羽之后，匈奴人已经做好准备，向他们眼中的肥羊下手了。
在匈奴人为自己的崛起而努力的时候，中原王朝正陷入秦末的混战之中。在纷纷揭竿而起的起义军中，有一人将与冒顿单于交手。他就是刘邦。
刘邦出身农家，在乡里是有名的游手好闲之徒。他自幼性格豪爽，但不喜欢读书劳动，被父亲斥为“无赖”。长大后，刘邦做了亭长，在当地小有名气。他是个有野心的人，在一次送服役的人去咸阳的路上，碰到秦始皇出巡，只见秦始皇坐在华丽的车上威风八面，刘邦羡慕地说：“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
在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陈胜、吴广攻占陈（现在河南淮阳）后，建立了“张楚”政权。这时，沛县的县令也想响应来继续掌握沛县的政权，百姓对平时就不太体恤他们的县令很不满，杀了县令后开城门迎进刘邦，又推举他为沛公，领导大家起事。这一年，刘邦四十八岁。
秦末农民战争中还有一支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原来楚国贵族的后代项羽和叔叔项梁，他们在吴中（现在江苏的吴县）起兵，兵力很快达到了近万人。刘邦后来就带着自己的队伍投靠了项梁。
陈胜吴广死后，项梁成了起义军的领袖。他拥立楚怀王的孙子做了楚王，定都盱眙（现在江苏盱眙），后来在和章邯的秦军激战时，项梁兵败被杀。
虽然项梁死了，但项羽代替了叔叔，称为起义军中的翘楚。在起义军的势力达到一定规模后，楚王和众将约定：分投进兵攻咸阳，谁先入定关中谁就做天下之王。
最终，善于得人心的刘邦抢先一步到达咸阳东边的灞上（现在西安东），秦王子婴出城投降，秦王朝至此灭亡。
刘邦和咸阳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律一律废除。这使他受到了百姓的一致拥护。
项羽在刘邦之后抵达咸阳，本就因为楚怀王先前提出的约定而懊恼，但自持刘邦不敢与他争天下。然而，刘邦的属下曹无伤对刘邦不满，暗地里报告项羽挑拨说：“刘邦想在关中做王，将秦的财物都纳入私囊。”
项羽听了火冒三丈，决心除掉刘邦。不料项伯泄密，实力比较弱的刘邦立即跑到项羽面前请罪、辩解。项羽反不好意思兴兵问罪，又设下今天人们熟知的“鸿门宴”，邀刘邦赴宴，打算在酒宴上刺杀刘邦。人见人爱的刘邦再次依靠重任的帮助摆脱了危机。
鸿门宴后，项羽在咸阳城大肆屠杀立威，接着就以主人的身份分封各路将军为王，共封了十九个诸侯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地是巴、蜀和汉中蛮荒之地共四十一县，国都为南郑（现在的陕西南郑）。项羽自封西楚霸王，楚王被尊为义帝。
分封完后，项羽命诸侯到各自的诸侯国去，刘邦也只好赶赴汉中。项羽只给了刘邦三万军队，后来又有一些人追随他到了南郑，但总兵力不足十万，暂时无法和项羽抗衡，只能坐待时机。为了消除项羽对他的猜疑，也为了断绝其他王侯袭击汉中，刘邦烧毁栈道，摆出一副不再踏入中原的架势。
最初，刘邦并没有东进和项羽争雄的打算，但他到了南郑之后，形势的变化促使他下决心东进，和项羽争夺天下。其中一个原因是将士们不服南郑地方的水土，日夜思念家乡，士气低落，二是项羽封在齐国的田荣嫌项羽分封不公，起兵反叛，这给刘邦创造了进兵的绝好机会。正巧此时刘邦得到了大将韩信，真是如虎添翼。
公元前206年，刘邦让萧何任丞相，负责管理后方巴蜀地区，他亲自和韩信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领兵从陈仓（现在中国中西部陕西宝鸡东）偷渡，迅速占领了关中。楚汉战争正式爆发。
楚汉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刘邦处于下风，屡次被项羽杀得大败而归。这期间，就发生了刘邦“虎毒食子”和“分一杯羹”的事件。
公元前205年，刘邦因暗渡陈仓后的一系列胜利，骄傲起来，率军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彭城）。项羽闻讯，留其部将驻守齐地，亲率精兵三万，星夜回军，越过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赶到彭城附近的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次日晨，与汉军在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战，汉军大败，被杀、被溺死的约二、三十余万人。
刘邦于败军中在夏侯婴的帮助下落荒而逃。半路上，他遇到了徒步逃亡的儿子刘盈（即后来的汉孝惠帝）和女儿鲁元公主。当时他们和母亲失散，侥幸遇到父亲的车驾，刘邦就把他们收上车来。
不久，楚军发现了刘邦乘坐的车子，紧追不放。追兵仍然越来越近，马已跑得十分疲乏。刘邦眼看车上人多速度慢，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去，想扔掉他们减轻负重。刘盈姐弟连声哭叫，夏侯婴看见之后，立即不言不语地将他们又抱回车上。刘邦再推，夏侯婴就再抱上来。
连续数次之后，刘邦大怒，说：“你竟敢违抗我！怎么能为了这两个孩子耽误时间！”说着，又把两个孩子丢了下去。夏侯婴大吼一声，跳下车将两个孩子挟在腋下再次抱上车，等到两个吓坏了的孩子抱紧了自己的脖子之后，才驾车奔驰。刘邦为此非常生气，甚至想杀死夏侯婴，幸好逃出了险境，此事才作罢。
刘邦兵败后迅速逃窜，他的父母和妻子吕后却被项羽活捉。
公元前203年秋，项羽与刘邦处于对峙状况之中。项羽下令将刘太公在两军阵前拉出来，以烹杀他来要胁刘邦出战。谁料到刘邦却答道：“你我曾经情同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想把咱们的父亲煮来吃的话，别忘了分我一杯羹！”
项羽听完都傻了眼。拿今天的话说：人至贱则无敌。项羽实在拿刘邦没办法，无奈之下与刘邦停战议和。
楚汉两家划界之后，项羽将刘太公和吕雉送还给了汉军。到此时，吕雉已经在楚军中被关押了二十九个月了。
熬过了第一个阶段后，局势渐渐扭转，而且，刘邦成功离间了项羽和范增，逐渐占据上风，最后将项羽彻底打败。楚霸王自刎乌江边，汉高祖称心如意地做起开国皇帝。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开始时都城定在洛阳，不久又迁都长安。
刘邦建立汉朝后，规章制度基本上都是继承秦朝的，但将原来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厉的治国思想改变了，用一种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致力于减轻百姓赋税的负担。
汉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秦朝的延续，中央是三公九卿，地方是郡县制。除了郡县制外，还实行分封制，即分封诸侯王到地方建立诸侯国和王国。最初，分封的是异姓王，如韩信等人，到后来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其他的王基本被杀。消灭了异姓王，刘邦又封了九个同姓王，都是刘邦的儿子、侄子和兄弟。
刘邦即位后，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赦为庶人，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等，致力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
刘邦的这些政治措施，得到了以后即位皇帝的重视贯彻，使得西汉初期的百姓能够从秦末长期战乱造成民生凋敝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这是刘邦对古代中国的一大贡献。
然而，刘邦并没有多长时间享受自己的战果。就在他刚刚击败项羽之后，匈奴人已经做好准备，向他们眼中的肥羊下手了。
第三节 忍辱，嚣张的匈奴让大汉低头
冒顿单于率匈奴人消灭东胡、西逐月氏之后，又南并楼烦、白羊王，北降丁零、浑庾，一统大漠南北。
统一草原后，匈奴已经是中国大地上最强大的势力了。此时，楚、汉之争也已经结束。刚刚从废墟中爬出来的汉朝羸弱不堪，冒顿开始带领匈奴人袭击中原。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冒顿单于带领了四十万人马包围了韩王信（原韩国贵族，名韩信，为免与同时期名将韩信混淆，故称韩王信）的封地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抵挡不了，向冒顿求和。刘邦得到这个消息，怀疑韩王信暗通匈奴，致书责备韩王信。韩王信怕被刘邦诛杀，便投降匈奴，约定共同攻汉。
公元前200年冬天，冒顿占领了马邑，又继续向南进攻，围住晋阳。刘邦亲自赶到晋阳，率军和匈奴对敌。
当时气候特别冷，中原的兵士没碰到过这样冷的天气，许多人都冻伤了。但是，饱受天寒地冻之苦的汉军和匈奴兵刚一接触，竟然就获得了大胜，匈奴兵不知怎么一连输了几阵。有消息说，冒顿单于逃到代谷（今山西代县西北）。
刘邦派出兵士去侦察，回来的人都说冒顿的部下全是一些老弱残兵，连马都是瘦弱的，如果趁势打过去，准能打胜仗刘邦怕这些兵士的侦察不可靠，又派刘敬到匈奴营地去刺探。刘敬回来说：“我们看到的匈奴人马的确都是些老弱残兵，但我认为冒顿一定是把精兵埋伏起来，陛下千万不能上这个当。”
刘邦深信冒顿的士兵确实老弱不堪，认为刘敬的忧虑是扰乱军心，于是把刘敬关押起来，率领一队人马抵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汉军刚到，突然四下里涌出无数匈奴兵来，个个人强马壮，原来的老弱残兵全不见了。刘邦拚命杀出一条血路，退到平城东面的白登出。
冒顿单于率领四十万精兵，把刘邦围困在白登山。周围的汉军没法救援，刘邦和他的一部分人马在白登整整被围了七天，没法脱身。
幸亏谋士陈平想出了一条妙计。在得到刘邦的同意后，他打发一个使者带着黄金、珠宝去见冒顿的阏氏，声称如果冒顿单于再不撤兵，汉朝就要把公主嫁给冒顿，以求和解。阏氏见了许多礼物，心里很高兴，又听说汉朝要把年轻貌美的公主嫁过来，生怕将来单于对自己的宠爱被夺走，于是打定主意劝冒顿退兵。他对冒顿说：“我们占领了汉朝地方，没法长期住下来，再说，汉朝皇帝也有人会来救他。咱们不如早点撤兵回去吧！”
在匈奴人的社会里，阏氏也是有着不亚于单于的权力的。阏氏的话，即使是单于也要认真考虑。冒顿听了阏氏的话，第二天一清早就下令将包围网撤开一角，放汉兵出去。
刘邦出了匈奴的包围圈，一口气逃到广武。他知道目前的汉朝没有征服匈奴的实力，只好回到长安。以后，匈奴一直侵犯北方，叫汉高祖大伤脑筋。他问刘敬该怎么办？刘敬说：“最好采用‘和亲’的办法，大家讲和，结为亲戚，彼此可以和和平平地过日子。”
汉高祖同意刘敬的意见，派刘敬到匈奴去说亲，冒顿也欣然同意。汉高祖挑了一个宫女所生的女儿，称作大公主，送到匈奴去，被冒顿立为阏氏。
从此，迫于匈奴的压力，汉朝不得不数次派公主和亲，尽管这些公主大多都不算是真正的金枝玉叶，但汉朝人仍然觉得屈辱。
冒顿单于率匈奴人消灭东胡、西逐月氏之后，又南并楼烦、白羊王，北降丁零、浑庾，一统大漠南北。
统一草原后，匈奴已经是中国大地上最强大的势力了。此时，楚、汉之争也已经结束。刚刚从废墟中爬出来的汉朝羸弱不堪，冒顿开始带领匈奴人袭击中原。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冒顿单于带领了四十万人马包围了韩王信（原韩国贵族，名韩信，为免与同时期名将韩信混淆，故称韩王信）的封地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抵挡不了，向冒顿求和。刘邦得到这个消息，怀疑韩王信暗通匈奴，致书责备韩王信。韩王信怕被刘邦诛杀，便投降匈奴，约定共同攻汉。
公元前200年冬天，冒顿占领了马邑，又继续向南进攻，围住晋阳。刘邦亲自赶到晋阳，率军和匈奴对敌。
当时气候特别冷，中原的兵士没碰到过这样冷的天气，许多人都冻伤了。但是，饱受天寒地冻之苦的汉军和匈奴兵刚一接触，竟然就获得了大胜，匈奴兵不知怎么一连输了几阵。有消息说，冒顿单于逃到代谷（今山西代县西北）。
刘邦派出兵士去侦察，回来的人都说冒顿的部下全是一些老弱残兵，连马都是瘦弱的，如果趁势打过去，准能打胜仗刘邦怕这些兵士的侦察不可靠，又派刘敬到匈奴营地去刺探。刘敬回来说：“我们看到的匈奴人马的确都是些老弱残兵，但我认为冒顿一定是把精兵埋伏起来，陛下千万不能上这个当。”
刘邦深信冒顿的士兵确实老弱不堪，认为刘敬的忧虑是扰乱军心，于是把刘敬关押起来，率领一队人马抵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汉军刚到，突然四下里涌出无数匈奴兵来，个个人强马壮，原来的老弱残兵全不见了。刘邦拚命杀出一条血路，退到平城东面的白登出。
冒顿单于率领四十万精兵，把刘邦围困在白登山。周围的汉军没法救援，刘邦和他的一部分人马在白登整整被围了七天，没法脱身。
幸亏谋士陈平想出了一条妙计。在得到刘邦的同意后，他打发一个使者带着黄金、珠宝去见冒顿的阏氏，声称如果冒顿单于再不撤兵，汉朝就要把公主嫁给冒顿，以求和解。阏氏见了许多礼物，心里很高兴，又听说汉朝要把年轻貌美的公主嫁过来，生怕将来单于对自己的宠爱被夺走，于是打定主意劝冒顿退兵。他对冒顿说：“我们占领了汉朝地方，没法长期住下来，再说，汉朝皇帝也有人会来救他。咱们不如早点撤兵回去吧！”
在匈奴人的社会里，阏氏也是有着不亚于单于的权力的。阏氏的话，即使是单于也要认真考虑。冒顿听了阏氏的话，第二天一清早就下令将包围网撤开一角，放汉兵出去。
刘邦出了匈奴的包围圈，一口气逃到广武。他知道目前的汉朝没有征服匈奴的实力，只好回到长安。以后，匈奴一直侵犯北方，叫汉高祖大伤脑筋。他问刘敬该怎么办？刘敬说：“最好采用‘和亲’的办法，大家讲和，结为亲戚，彼此可以和和平平地过日子。”
汉高祖同意刘敬的意见，派刘敬到匈奴去说亲，冒顿也欣然同意。汉高祖挑了一个宫女所生的女儿，称作大公主，送到匈奴去，被冒顿立为阏氏。
从此，迫于匈奴的压力，汉朝不得不数次派公主和亲，尽管这些公主大多都不算是真正的金枝玉叶，但汉朝人仍然觉得屈辱。
然而，事还不算完，更屈辱的事还在后头。
冒顿单于自从汉高祖刘邦遣使和亲，并承诺每年送大量絮、缯、酒米、食物等做礼物，倒也很满意，没有再为难汉朝，一连数年没有发兵侵扰。但他也因此骄傲起来，认定汉朝软弱可欺。
不久，刘高祖病死了，汉惠帝继位，吕后垂帘听政，并且大肆封赏吕氏一族，弄得西汉朝廷乌烟瘴气。
冒顿单于觉得西汉正是孤儿寡母执政之时，有机可乘，应该有所动作。但与刘邦盟誓在先，冒顿也不想被人说成背信弃义之徒。机智的他决定激怒汉朝，让他们首先动武，然后自己在一举击溃对方。
于是，冒顿单于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汉朝都城长安，呈给吕后。吕后拆开一看，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一个枕边寂寞的君王，生活在北方草原这个荒凉的地方。我最擅长骑马打仗，麾下拥有精兵猛士三十万。现在，我来到边境，很想深入你们中原腹地一游。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了，想必你也是空闺难守。我们两人，一个孤男，一个寡女，都是寂寞之人。你何不来与我相见呢？咱们结秦晋之好，鱼水之欢，这一定会是让你我都高兴的事！”
身为皇太后，吕后是个母仪天下的人，身份至尊至贵。冒顿这封信，言语极尽猥亵、挑逗，是对吕后最大的侮辱。吕后大怒，召大臣商量对策。大将樊哙（kuài）挺身说：“臣愿意率领十万精兵，扫平这些不知深浅的蛮子。”大将季布立即表示反对，说：“当年高帝统领四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樊哙当时也随从出征了。结果，先皇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那时候，樊哙根本没能力解围。当时百姓还作了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gòu）弩’。现在歌谣未绝，兵士受的伤刚刚愈合，樊哙却吹牛说用十万大军就能打败匈奴，难道忘了以前的事了吗？我觉得，匈奴人本来就是禽兽，他对咱们说好话，不值得高兴，他对咱们进行侮辱，也不值得生气。总之，是绝不可以出兵的。”
季布说匈奴人是禽兽，声称他们说什么都不必介意，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的话罢了。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刘邦白登之围的事上上下下都知道，连刘邦带40万大军都差点全军覆没，现在朝廷实力不如当时，谁还能与匈奴抗衡？吕后也明白这个道理，只好忍气吞声，给冒顿单于回了封信。
吕后的回信，原文并未记入史册，据说内容是这样的：
“单于不忘我们这个小地方，赐下信件，我们举国上下莫不诚惶诚恐！单于雄伟，正在盛年，老妾得单于垂青，本应立即前往侍奉。可惜我已年近七十，色衰神弱，牙齿头发都脱落了，走路也不方便了，难以承受单于的雨露之恩。要是让我见了您，我自己羞惭不说，也污了单于您的身子。因此，我只好违背单于的召唤了。谨献上后宫美女三十名，锦帛十万匹，御用精米八十万斛，精酿宫酒百石，敬请大单于笑纳。”
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后人不得知。但是，仅凭史书中没有记载吕后的回信这点看，就足以证明回信的内容确实是有伤国体人格了，甚至或许比人们猜测的更不堪。
一代皇太后，遭到被视为“蛮夷”之族的匈奴单于如此调戏，既不敢发兵也不敢指责，反而卑辞厚币，曲意逢迎，足见当时匈奴的强盛了。
好在匈奴也根本没有占据中原的野心。他们所求的，无非是中原拥有而草原缺乏的生活物资和财富汉朝每次卑辞厚币地送上这些匈奴人需要的东西，再下嫁一位所谓的公主，就能保边境数年太平，而匈奴人什么时候想得到更多东西了，只需要跑到边境劫掠一番即可。匈奴对这种状况心满意足，没有更多的欲求了。
然而，对汉朝来说，这种耻辱的生活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冒顿单于自从汉高祖刘邦遣使和亲，并承诺每年送大量絮、缯、酒米、食物等做礼物，倒也很满意，没有再为难汉朝，一连数年没有发兵侵扰。但他也因此骄傲起来，认定汉朝软弱可欺。
不久，刘高祖病死了，汉惠帝继位，吕后垂帘听政，并且大肆封赏吕氏一族，弄得西汉朝廷乌烟瘴气。
冒顿单于觉得西汉正是孤儿寡母执政之时，有机可乘，应该有所动作。但与刘邦盟誓在先，冒顿也不想被人说成背信弃义之徒。机智的他决定激怒汉朝，让他们首先动武，然后自己在一举击溃对方。
于是，冒顿单于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汉朝都城长安，呈给吕后。吕后拆开一看，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一个枕边寂寞的君王，生活在北方草原这个荒凉的地方。我最擅长骑马打仗，麾下拥有精兵猛士三十万。现在，我来到边境，很想深入你们中原腹地一游。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了，想必你也是空闺难守。我们两人，一个孤男，一个寡女，都是寂寞之人。你何不来与我相见呢？咱们结秦晋之好，鱼水之欢，这一定会是让你我都高兴的事！”
身为皇太后，吕后是个母仪天下的人，身份至尊至贵。冒顿这封信，言语极尽猥亵、挑逗，是对吕后最大的侮辱。吕后大怒，召大臣商量对策。大将樊哙（kuài）挺身说：“臣愿意率领十万精兵，扫平这些不知深浅的蛮子。”大将季布立即表示反对，说：“当年高帝统领四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樊哙当时也随从出征了。结果，先皇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那时候，樊哙根本没能力解围。当时百姓还作了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gòu）弩’。现在歌谣未绝，兵士受的伤刚刚愈合，樊哙却吹牛说用十万大军就能打败匈奴，难道忘了以前的事了吗？我觉得，匈奴人本来就是禽兽，他对咱们说好话，不值得高兴，他对咱们进行侮辱，也不值得生气。总之，是绝不可以出兵的。”
季布说匈奴人是禽兽，声称他们说什么都不必介意，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的话罢了。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刘邦白登之围的事上上下下都知道，连刘邦带40万大军都差点全军覆没，现在朝廷实力不如当时，谁还能与匈奴抗衡？吕后也明白这个道理，只好忍气吞声，给冒顿单于回了封信。
吕后的回信，原文并未记入史册，据说内容是这样的：
“单于不忘我们这个小地方，赐下信件，我们举国上下莫不诚惶诚恐！单于雄伟，正在盛年，老妾得单于垂青，本应立即前往侍奉。可惜我已年近七十，色衰神弱，牙齿头发都脱落了，走路也不方便了，难以承受单于的雨露之恩。要是让我见了您，我自己羞惭不说，也污了单于您的身子。因此，我只好违背单于的召唤了。谨献上后宫美女三十名，锦帛十万匹，御用精米八十万斛，精酿宫酒百石，敬请大单于笑纳。”
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后人不得知。但是，仅凭史书中没有记载吕后的回信这点看，就足以证明回信的内容确实是有伤国体人格了，甚至或许比人们猜测的更不堪。
一代皇太后，遭到被视为“蛮夷”之族的匈奴单于如此调戏，既不敢发兵也不敢指责，反而卑辞厚币，曲意逢迎，足见当时匈奴的强盛了。
好在匈奴也根本没有占据中原的野心。他们所求的，无非是中原拥有而草原缺乏的生活物资和财富汉朝每次卑辞厚币地送上这些匈奴人需要的东西，再下嫁一位所谓的公主，就能保边境数年太平，而匈奴人什么时候想得到更多东西了，只需要跑到边境劫掠一番即可。匈奴对这种状况心满意足，没有更多的欲求了。
然而，对汉朝来说，这种耻辱的生活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第四节 反击，大汉天子兴兵雪耻
汉朝初期的匈奴人，恰好赶上了中原王朝衰弱的时期。在冒顿单于的手中，匈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公元前174年，冒顿死了，儿子老上单于和孙子军臣单于先后继承了王位。这两位单于继续奉行冒顿单于制定的政策，仍与西汉和亲；又以汉人中行说为军师，学会中原的先进文化，因此政治、经济仍比较稳定。但是，为了通过威胁汉朝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匈奴贵族不断对外用兵，汉、匈关系恶化，而且内部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匈奴的实力开始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军臣单于死了，他的弟弟伊稚斜夺得单于的位子。军臣单于的儿子逃到汉朝，被汉朝收留。伊稚斜单于对此大为恼火，屡屡发兵侵扰汉朝边境。汉武帝派卫青等人率10余万大军反击，获胜，次年再次出兵，战果不凡，但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却全军覆没，赵信也投降了匈奴。
赵信本是匈奴人，后来投降汉朝，在汉朝做官。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因为赵信熟悉汉军、汉地，就对赵信着意笼络，封他为“自次王”，还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企图利用他对付汉军。
伊稚斜单于并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汉朝已经不是当年“打落门牙和血吞”的汉朝了。他还以为对方是软弱好欺负的，他还想重现当年冒顿单于的风光。错误的认识，让他和匈奴付出了惨重代价。
汉朝自刘邦白登之围后，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几十年里始终面临着匈奴的威胁，但是国家还需要积累实力，便一直隐忍不发。经过六十多年的修养生息，尤其是文帝、景帝在位的四十年里，帝国日益发展富强起来，父子两位皇帝的统治被古往今来的史学家称为“文景之治”。司马迁也衷心的称颂这是继周朝“成康之治”后最伟大的盛世。
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国力强盛，时机已经成熟。刘彻生性刚烈，深以祖宗向匈奴低头为耻，决意反击匈奴。
元光二年（前133），大臣王恢顺应刘彻的心意，提出了一个极其诱人的方案——“马邑之谋”，打动了武帝。于是，刘彻置很多大臣的反对于不顾，支持王恢对匈奴发动一次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
马邑是汉朝边疆的一座城镇。王恢计划：由马邑当地的豪强聂壹到匈奴假意投降，以城中的财物引匈奴单于前来劫掠，汉朝则在附近埋伏大军。只要匈奴人进入埋伏，便可一举歼灭。这个计划几乎成功了。
聂壹取得了匈奴的信任，伊稚斜单于也确实被他所说的马邑的财富所吸引，决定亲自率领匈奴精锐前去洗掠。这于是，十万匈奴骑兵逼近了马邑。
就在匈奴人将要进入30万汉军包围圈的时候，伊稚斜单于发现一个导致本次行动流产的疑点。他看到在马邑郊野上遍布了牛羊牲畜，却没有看到一个放牧的人。汉朝为了不走漏消息，不允许百姓外出。伊稚斜单于认为这很反常，于是攻占了马邑城附近的一个常驻前哨阵地，俘虏了一名下级军官，拷问之下，立即获知了汉军的意图。伊稚斜马上率军撤退，侥幸逃脱。
行事不周的王恢自尽谢罪，反击匈奴的第一次行动就这样流产。刘彻并没有灰心，更加积极的规划对匈奴施以沉重打击的战略部署。
自古以来，光有明君，没有能臣良将，根本做不成什么事。但是，只要有明君，人才是不愁不被发现的
卫青就是被刘彻发现的杰出人才。
卫青出身贫贱，因为姐姐卫子夫被武帝喜爱，才得以接近皇帝。刘彻慧眼识才，认定卫青是个人才，于是任命他为将领，给他提供了显示身手的机会。
元光六年（前129），汉朝对匈奴发起本次大决战的第一次主动出击。此次行动有四路汉军，每路有一万名骑士，卫青就率领其中一路。这次行动，因为汉朝没有过主动出击匈奴的经验，又是深入敌境，地理不便，损失远大于匈奴。飞将军李广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被俘，凭借过人的胆识勇武才得以逃脱，而另一路公孙敖将军损失7000人马。唯独卫青，杀到匈奴的“龙城”，斩获700匈奴首级而归。虽然总体得不偿失，但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荏苒很难得。刘彻对卫青的表现更是满意。
卫青根据这一次的成败，研究总结了对匈奴的作战的特点，元朔元年（前128）率领三万骑出雁门，另一将军李息出击代郡，再伐匈奴。此次行动非常顺利，汉军斩获数千首级。
汉朝的这两次主动进攻，实际上都只是试探性的，是为积累经验、研究敌人而发动的。通过对将士的历练、考察，以及对匈奴的进一步，刘彻心里有了底，开始酝酿下一步计划。
朔方是位于黄河河套地区的一个郡，原本属于中原王朝，在秦末混战之时被匈奴乘机夺取。通过朔方，匈奴的前锋势力距离长安最近的只有700里，他们的轻装骑兵一日一夜就可以跑完全程。朔方落在匈奴人手里，对汉朝来说是一个心腹大患。于是，在对匈奴用兵初见成效之后，刘彻开始考虑收服朔方。
元朔二年，卫青由云中郡出塞，率军西行，切断河南匈奴的后路，包抄攻击，将陷于困境的以白羊王、楼烦王为首的河南匈奴势力驱逐出去，一举收复河南，占据了河套地区。收复失地后，汉朝移民十万，筑朔方城，牢牢掌控了河套地区。
虽然收复了河套，但匈奴的实力并未有太大损失。作为游牧民族，匈奴作生产力极其落后，要靠互相兼并、抢掠、侵略，获取农耕民族的财富来补充他们的需要。战争是他们致富的手段，是游牧民族的必由之路。
汉朝则不同，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拿出大量的财富物资，对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匈奴可以在战争中致富，而汉朝则要为战争支付巨额军费。汉朝初期之所以忍让匈奴的进逼，就是因为长期的战争破坏了经济生产，人民生活还不能恢复，而财政没有力量支持对外作战。
如果不能彻底击垮匈奴，匈奴人就仍然会不断骚扰汉朝，汉朝就要不断为此耗费财富。因此，刘彻决定对匈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彻底消除隐患。
而且，就算刘彻想罢手也不可能了，匈奴对汉军的军事打击愤恨交加，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一时之间，在帝国边疆的各个主要郡城都遭到匈奴的侵略。
刘彻为了集中精力修筑朔方城，缮治秦时故塞，一连三年没有对匈奴用兵。三年后（前124），边境防备初具规模，刘彻开始反击了。他命卫青率领3万骑兵出高阙塞，猛扑匈奴右贤王王庭。右贤王没想到汉军竟敢深入数百里攻击自己的老巢，猝不及防之下和一名爱妾在几百精骑的保护下仓惶逃遁。匈奴男女15000人被俘，10余万牲畜被汉朝占有。右贤王虽然逃走，部属中十几个小王却被擒拿束缚。刘彻闻讯大喜，拜卫青为大将军，这是汉朝军人无比尊荣的称号，是最高军职。
刘彻没有给匈奴喘息的机会，第二年春天，又以大将军卫青为首，李广等几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名将为辅，出大军十万由定襄北击匈奴，斩首数千人。仅仅一个月后，还是这批人马，再次深入扫荡匈奴，斩首万余人。但这次汉军也遭遇不利。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赵信被伊稚斜俘获并重用。而同样是在这次行动中，刘彻又发现了一个人才——青年将军霍去病开始崭露头角。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此次行动，他独自率领精选的800骑士出击，远离大军几百里，竟进入匈奴腹地，杀死伊稚斜的伯父，捕获了伊稚斜的叔父，斩首2000余人。刘彻喜出望外，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同时获得刘彻嘉奖的，还有奉命寻访、联络大月氏、十几年不忘使命的张骞。他由于在匈奴生活过10余年，熟悉大漠之中的路径水草，为大军指导方向、寻觅水草，人马得以免于饥渴，被封为“博望侯”。
元狩二年（前121），刘彻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让他独率一万精锐骑兵向西方进发。这一次，霍去病向西深入焉支山千里，沿途经历五个匈奴王的领地，和匈奴短兵接战，恶战皋兰山下，斩匈奴折兰王、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收获休屠王祭天大典时用的金人，甚至差点俘获伊稚斜的儿子。
同年夏天，霍去病与其他三位将军分两路再次扫荡西部匈奴。霍去病转战祁连山，俘获匈奴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59人，斩首32000人。
匈奴在汉朝的沉重打击下，胆战心惊、灰心丧气。其浑邪王、休屠王更是在伊稚斜的严厉斥责下决定率10万部族投降汉朝。刘彻命霍去病率兵受降。当时，休屠王突然反悔，被浑邪王杀死，霍去病则率精兵击杀了哗变的8000匈奴，控制住局面。最终，汉军带着四万匈奴投降者返回长安。
自此，汉朝西部不再受到匈奴的威胁，刘彻又设置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修筑障塞，移民实边。六十万吏卒屯田河西，势力直抵西域东边，隔绝了匈奴与南山羌人的交通，孤立了匈奴。
惶惶不可终日的匈奴人躲在漠北，不再像往日那样频繁骚扰汉朝，一位这样就可以不受汉军的袭击。等汉朝松懈了，就可以重现昔日威风。刘彻与大臣们利用匈奴人的麻痹大意，决定再来一次大胆的军事行动，直捣匈奴单于王庭。
此次出征，由卫青、霍去病两人率领，仍然分两路深入，而且集合了李广、赵破奴、路博德、公孙贺等众多杰出的将军。
霍去病再次率领精兵深入大漠2000余里，转战匈奴腹地，斩首7万多人，在匈奴中也是如入无人之境，封狼居胥，禅姑衍，临瀚海，耀武扬威而还。卫青则与伊稚斜单于主力遭遇。伊稚斜见汉兵强盛，心生恐惧，趁傍晚偷偷骑上健壮的骡子，在数百名匈奴勇士的保护之下突围逃走。卫青追赶不及，只好继续清剿匈奴余众，前后斩首19000人。
自此以后，漠北再没有匈奴王庭的存在。匈奴人躲在寒苦之地，不敢对中原再有非分之想。因为汉兵的残酷扫荡而留下阴影，匈奴人传唱：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刘彻对匈奴发动的决战最终取得了圆满的胜利，所作的战略设想全部成功实现，汉与匈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汉朝初期的匈奴人，恰好赶上了中原王朝衰弱的时期。在冒顿单于的手中，匈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公元前174年，冒顿死了，儿子老上单于和孙子军臣单于先后继承了王位。这两位单于继续奉行冒顿单于制定的政策，仍与西汉和亲；又以汉人中行说为军师，学会中原的先进文化，因此政治、经济仍比较稳定。但是，为了通过威胁汉朝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匈奴贵族不断对外用兵，汉、匈关系恶化，而且内部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匈奴的实力开始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军臣单于死了，他的弟弟伊稚斜夺得单于的位子。军臣单于的儿子逃到汉朝，被汉朝收留。伊稚斜单于对此大为恼火，屡屡发兵侵扰汉朝边境。汉武帝派卫青等人率10余万大军反击，获胜，次年再次出兵，战果不凡，但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却全军覆没，赵信也投降了匈奴。
赵信本是匈奴人，后来投降汉朝，在汉朝做官。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因为赵信熟悉汉军、汉地，就对赵信着意笼络，封他为“自次王”，还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企图利用他对付汉军。
伊稚斜单于并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汉朝已经不是当年“打落门牙和血吞”的汉朝了。他还以为对方是软弱好欺负的，他还想重现当年冒顿单于的风光。错误的认识，让他和匈奴付出了惨重代价。
汉朝自刘邦白登之围后，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几十年里始终面临着匈奴的威胁，但是国家还需要积累实力，便一直隐忍不发。经过六十多年的修养生息，尤其是文帝、景帝在位的四十年里，帝国日益发展富强起来，父子两位皇帝的统治被古往今来的史学家称为“文景之治”。司马迁也衷心的称颂这是继周朝“成康之治”后最伟大的盛世。
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国力强盛，时机已经成熟。刘彻生性刚烈，深以祖宗向匈奴低头为耻，决意反击匈奴。
元光二年（前133），大臣王恢顺应刘彻的心意，提出了一个极其诱人的方案——“马邑之谋”，打动了武帝。于是，刘彻置很多大臣的反对于不顾，支持王恢对匈奴发动一次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
马邑是汉朝边疆的一座城镇。王恢计划：由马邑当地的豪强聂壹到匈奴假意投降，以城中的财物引匈奴单于前来劫掠，汉朝则在附近埋伏大军。只要匈奴人进入埋伏，便可一举歼灭。这个计划几乎成功了。
聂壹取得了匈奴的信任，伊稚斜单于也确实被他所说的马邑的财富所吸引，决定亲自率领匈奴精锐前去洗掠。这于是，十万匈奴骑兵逼近了马邑。
就在匈奴人将要进入30万汉军包围圈的时候，伊稚斜单于发现一个导致本次行动流产的疑点。他看到在马邑郊野上遍布了牛羊牲畜，却没有看到一个放牧的人。汉朝为了不走漏消息，不允许百姓外出。伊稚斜单于认为这很反常，于是攻占了马邑城附近的一个常驻前哨阵地，俘虏了一名下级军官，拷问之下，立即获知了汉军的意图。伊稚斜马上率军撤退，侥幸逃脱。
行事不周的王恢自尽谢罪，反击匈奴的第一次行动就这样流产。刘彻并没有灰心，更加积极的规划对匈奴施以沉重打击的战略部署。
自古以来，光有明君，没有能臣良将，根本做不成什么事。但是，只要有明君，人才是不愁不被发现的
卫青就是被刘彻发现的杰出人才。
卫青出身贫贱，因为姐姐卫子夫被武帝喜爱，才得以接近皇帝。刘彻慧眼识才，认定卫青是个人才，于是任命他为将领，给他提供了显示身手的机会。
元光六年（前129），汉朝对匈奴发起本次大决战的第一次主动出击。此次行动有四路汉军，每路有一万名骑士，卫青就率领其中一路。这次行动，因为汉朝没有过主动出击匈奴的经验，又是深入敌境，地理不便，损失远大于匈奴。飞将军李广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被俘，凭借过人的胆识勇武才得以逃脱，而另一路公孙敖将军损失7000人马。唯独卫青，杀到匈奴的“龙城”，斩获700匈奴首级而归。虽然总体得不偿失，但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荏苒很难得。刘彻对卫青的表现更是满意。
卫青根据这一次的成败，研究总结了对匈奴的作战的特点，元朔元年（前128）率领三万骑出雁门，另一将军李息出击代郡，再伐匈奴。此次行动非常顺利，汉军斩获数千首级。
汉朝的这两次主动进攻，实际上都只是试探性的，是为积累经验、研究敌人而发动的。通过对将士的历练、考察，以及对匈奴的进一步，刘彻心里有了底，开始酝酿下一步计划。
朔方是位于黄河河套地区的一个郡，原本属于中原王朝，在秦末混战之时被匈奴乘机夺取。通过朔方，匈奴的前锋势力距离长安最近的只有700里，他们的轻装骑兵一日一夜就可以跑完全程。朔方落在匈奴人手里，对汉朝来说是一个心腹大患。于是，在对匈奴用兵初见成效之后，刘彻开始考虑收服朔方。
元朔二年，卫青由云中郡出塞，率军西行，切断河南匈奴的后路，包抄攻击，将陷于困境的以白羊王、楼烦王为首的河南匈奴势力驱逐出去，一举收复河南，占据了河套地区。收复失地后，汉朝移民十万，筑朔方城，牢牢掌控了河套地区。
虽然收复了河套，但匈奴的实力并未有太大损失。作为游牧民族，匈奴作生产力极其落后，要靠互相兼并、抢掠、侵略，获取农耕民族的财富来补充他们的需要。战争是他们致富的手段，是游牧民族的必由之路。
汉朝则不同，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拿出大量的财富物资，对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匈奴可以在战争中致富，而汉朝则要为战争支付巨额军费。汉朝初期之所以忍让匈奴的进逼，就是因为长期的战争破坏了经济生产，人民生活还不能恢复，而财政没有力量支持对外作战。
如果不能彻底击垮匈奴，匈奴人就仍然会不断骚扰汉朝，汉朝就要不断为此耗费财富。因此，刘彻决定对匈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彻底消除隐患。
而且，就算刘彻想罢手也不可能了，匈奴对汉军的军事打击愤恨交加，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一时之间，在帝国边疆的各个主要郡城都遭到匈奴的侵略。
刘彻为了集中精力修筑朔方城，缮治秦时故塞，一连三年没有对匈奴用兵。三年后（前124），边境防备初具规模，刘彻开始反击了。他命卫青率领3万骑兵出高阙塞，猛扑匈奴右贤王王庭。右贤王没想到汉军竟敢深入数百里攻击自己的老巢，猝不及防之下和一名爱妾在几百精骑的保护下仓惶逃遁。匈奴男女15000人被俘，10余万牲畜被汉朝占有。右贤王虽然逃走，部属中十几个小王却被擒拿束缚。刘彻闻讯大喜，拜卫青为大将军，这是汉朝军人无比尊荣的称号，是最高军职。
刘彻没有给匈奴喘息的机会，第二年春天，又以大将军卫青为首，李广等几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名将为辅，出大军十万由定襄北击匈奴，斩首数千人。仅仅一个月后，还是这批人马，再次深入扫荡匈奴，斩首万余人。但这次汉军也遭遇不利。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赵信被伊稚斜俘获并重用。而同样是在这次行动中，刘彻又发现了一个人才——青年将军霍去病开始崭露头角。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此次行动，他独自率领精选的800骑士出击，远离大军几百里，竟进入匈奴腹地，杀死伊稚斜的伯父，捕获了伊稚斜的叔父，斩首2000余人。刘彻喜出望外，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同时获得刘彻嘉奖的，还有奉命寻访、联络大月氏、十几年不忘使命的张骞。他由于在匈奴生活过10余年，熟悉大漠之中的路径水草，为大军指导方向、寻觅水草，人马得以免于饥渴，被封为“博望侯”。
元狩二年（前121），刘彻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让他独率一万精锐骑兵向西方进发。这一次，霍去病向西深入焉支山千里，沿途经历五个匈奴王的领地，和匈奴短兵接战，恶战皋兰山下，斩匈奴折兰王、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收获休屠王祭天大典时用的金人，甚至差点俘获伊稚斜的儿子。
同年夏天，霍去病与其他三位将军分两路再次扫荡西部匈奴。霍去病转战祁连山，俘获匈奴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59人，斩首32000人。
匈奴在汉朝的沉重打击下，胆战心惊、灰心丧气。其浑邪王、休屠王更是在伊稚斜的严厉斥责下决定率10万部族投降汉朝。刘彻命霍去病率兵受降。当时，休屠王突然反悔，被浑邪王杀死，霍去病则率精兵击杀了哗变的8000匈奴，控制住局面。最终，汉军带着四万匈奴投降者返回长安。
自此，汉朝西部不再受到匈奴的威胁，刘彻又设置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修筑障塞，移民实边。六十万吏卒屯田河西，势力直抵西域东边，隔绝了匈奴与南山羌人的交通，孤立了匈奴。
惶惶不可终日的匈奴人躲在漠北，不再像往日那样频繁骚扰汉朝，一位这样就可以不受汉军的袭击。等汉朝松懈了，就可以重现昔日威风。刘彻与大臣们利用匈奴人的麻痹大意，决定再来一次大胆的军事行动，直捣匈奴单于王庭。
此次出征，由卫青、霍去病两人率领，仍然分两路深入，而且集合了李广、赵破奴、路博德、公孙贺等众多杰出的将军。
霍去病再次率领精兵深入大漠2000余里，转战匈奴腹地，斩首7万多人，在匈奴中也是如入无人之境，封狼居胥，禅姑衍，临瀚海，耀武扬威而还。卫青则与伊稚斜单于主力遭遇。伊稚斜见汉兵强盛，心生恐惧，趁傍晚偷偷骑上健壮的骡子，在数百名匈奴勇士的保护之下突围逃走。卫青追赶不及，只好继续清剿匈奴余众，前后斩首19000人。
自此以后，漠北再没有匈奴王庭的存在。匈奴人躲在寒苦之地，不敢对中原再有非分之想。因为汉兵的残酷扫荡而留下阴影，匈奴人传唱：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刘彻对匈奴发动的决战最终取得了圆满的胜利，所作的战略设想全部成功实现，汉与匈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清冷的月光下，小白兔蓦然回首，对大灰狼嫣然一笑，露出一排尖利的獠牙.....
;funk LZ不厚道，看这坑挖的.....
不喜欢这样煽情性质的文章,我还是喜欢对历史的考据,无处不出典和深入的思考分析才是学习历史的正确方法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7-10-27 20:26 发表
不喜欢这样煽情性质的文章,我还是喜欢对历史的考据,无处不出典和深入的思考分析才是学习历史的正确方法
嘿嘿,可惜超大历史区真正像你那样的人不多,大部分人都喜欢普及性的.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有所爱;P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7-10-27 20:26 发表
不喜欢这样煽情性质的文章,我还是喜欢对历史的考据,无处不出典和深入的思考分析才是学习历史的正确方法
孙兄好，今天注册一个，来此学习，还请多多指教。
看了楼主这篇文章，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老实讲感觉不是很好。作者似乎对北方游牧地区不是很了解。尤其前面自然段中“狼”的比喻，实在不知所云。
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个趋势。可以说是匈奴前身开始，直到元朝的建立，一波一波的南下可谓汹涌，这里面北方游牧经济相比中原农耕经济有着一个致命的落后点，就是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巨大，在残酷的自然条件面前，尤其是在不受人类控制的自然灾害面前，其抗灾能力的低下是难以维持其简单的社会再生产的，以致于其社会生产受到自然环境极大的限制。
在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游牧地区，如漠北草原等地，便是影响亚洲气候的寒潮策源地之一，冬季常常形成高气压中心，冬春之交，往往发生巨大的气候灾难，这种自然灾难对于游牧经济的破坏是极其巨大，有时候甚至是毁灭性的，如雪灾。雪灾亦称白灾，为长时间大量降雪造成大范围积雪成灾的自然现象，是依靠天然草场放牧的畜牧地区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灾害，雪灾主要发生在稳定积雪地区和不稳定积雪山区，偶尔出现在瞬时积雪地区。由于降雪量过多和积雪过厚，积雪掩盖草场，且超过一定深度，甚至雪面覆冰形成冰壳，由于雪层维持时间长，牲畜难以扒开雪层吃草，造成饥饿，由于得不到草料补充，造成牲畜膘情下降，抵抗能力降低。
有时冰壳还易划破羊和马的蹄腕，造成冻伤，致使牲畜瘦弱，死亡增多。降雪多、积雪深、时间长，还会给冬春两季的转场带来困难，家畜不能及时转场到季节牧场，对于牲畜保胎保膘影响较大，造成母畜流产，仔畜死亡率增高，老弱病残畜大面积伤亡，畜牧业生产基础遭到破坏，同时对牧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更是造成相当大的威胁。直到现在，我们在一些牧区，依然能够看到随着草场牧草的枯荣，牛羊马匹等牲畜会相应的出现“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现象。
中国牧区雪灾主要发生在内蒙古草原、西北和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在内蒙古牧区，历史上因雪灾危害牲畜损失殆尽的也有多次。1949年以来，内蒙古几乎每年都遭受雪灾危害。如锡林郭勒盟就遭受了四次特大雪灾的袭击，1957年的大雪灾损失牲畜74万头，1968的大雪灾损失牲畜131万头，1977年的大雪灾损失牲畜300万头，死亡率分别为15.8%、15.8%，25.4%。我们应该看到，这还是在拥有一定现代化防灾抗灾手段的今天，在防灾抗灾手段落后的古代，这样的雪灾将会造成更大的、毁灭性的灾难。
与雪灾对应，对游牧经济同样具有极大破坏力的自然灾害就是旱灾。干旱是指长期无雨或少雨，水分的收支、供求出现不平衡而形成的水分短缺，造成空气干燥、土壤缺水的气候现象。诱发干旱的发生有许多因素，如自然降水、蒸发、气温、地表植被、种植结构、作物的抗旱能力以及人畜用水等等。干旱对游牧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影响牧草返青、牧草产量及牧草品质。干旱发生时，草场的牧草一般比常年推迟15-20天返青，若是发生严重干旱，牧草返青期将推迟一个月。返青期推迟，青草期缩短，牧草生长则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牧草品质及产量。
二是影响畜产品质量，严重时会危及家畜的生存。干旱破坏了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家畜从牧草中获取的能量，大部分耗费于寻找水源、维持其机体的基本活动。因此，家畜的能量转化受到抑制，表现为干旱年份的畜产品产量和质量远不如常年。冬季严寒而漫长，如果少雪多风，来年春夏干旱，地表植被破坏，土壤墒情锐减，地下水位下降，湖泊干涸、枯竭，河流断流，这样，会危及逐水草而居的自然放牧的牧民和家畜的生存。
三是加剧草场退化和沙漠化进程。当出现连年干旱，就会加剧草场退化和草原沙漠化，从而影响草场载畜量、牧草产量和牧草品质。
上述这些因素，都是在游牧经济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如果这些游牧生产的自然基础遭到破坏，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整个游牧经济的破产。
再看中原农耕地区，社会生产是以一家一户、“男耕女织”式的基本生产单位为基础，这种基础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身独立性和分散性，也导致了社会管理系统的高度集中，反过来说也正是这种社会管理系统的高度集中，政府才能有效管理分散的个体小农生产，政权的维持才能得以延续，而草原游牧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则有很大不同，游牧生产其特点就是对于大自然的依赖巨大，逐水草而居的社会生产是以一个个的部落为基本生产单位，任何个体牧民家庭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都是渺小而脆弱的，根本无法组织类似中原小农那样的分散经营、生产，所以生产过程中的集体合作重要性始终贯穿整个游牧经济社会中。
细审历史，可以看出北方游牧地区残酷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生活于此的人们必须坚韧才能活下去，而这种坚韧实施起来，就是对生存条件的占有，这种占有实际的反映，就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丑恶、最真实的本性－－霸占。自然环境能够提供的物质条件就这么点，自己要想生存下去，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消灭竞争者，夺取最可能多的物质保障以保存自己。这种占有欲引发的杀戮在本地区如此，在同农耕区、渔猎区的交往中也是如此。
这种毫不掩盖的的占有欲，相对于自然环境优越的中原农耕民族来说并非陌生，不过中原农耕民族内部的占有欲表现的相对文雅、吃相好看一些而已。
一是影响牧草返青、牧草产量及牧草品质。干旱发生时，草场的牧草一般比常年推迟15-20天返青，若是发生严重干旱，牧草返青期将推迟一个月。返青期推迟，青草期缩短，牧草生长则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牧草品质及产量。
二是影响畜产品质量，严重时会危及家畜的生存。干旱破坏了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家畜从牧草中获取的能量，大部分耗费于寻找水源、维持其机体的基本活动。因此，家畜的能量转化受到抑制，表现为干旱年份的畜产品产量和质量远不如常年。冬季严寒而漫长，如果少雪多风，来年春夏干旱，地表植被破坏，土壤墒情锐减，地下水位下降，湖泊干涸、枯竭，河流断流，这样，会危及逐水草而居的自然放牧的牧民和家畜的生存。
三是加剧草场退化和沙漠化进程。当出现连年干旱，就会加剧草场退化和草原沙漠化，从而影响草场载畜量、牧草产量和牧草品质。
上述这些因素，都是在游牧经济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如果这些游牧生产的自然基础遭到破坏，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整个游牧经济的破产。
再看中原农耕地区，社会生产是以一家一户、“男耕女织”式的基本生产单位为基础，这种基础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身独立性和分散性，也导致了社会管理系统的高度集中，反过来说也正是这种社会管理系统的高度集中，政府才能有效管理分散的个体小农生产，政权的维持才能得以延续，而草原游牧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则有很大不同，游牧生产其特点就是对于大自然的依赖巨大，逐水草而居的社会生产是以一个个的部落为基本生产单位，任何个体牧民家庭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都是渺小而脆弱的，根本无法组织类似中原小农那样的分散经营、生产，所以生产过程中的集体合作重要性始终贯穿整个游牧经济社会中。
细审历史，可以看出北方游牧地区残酷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生活于此的人们必须坚韧才能活下去，而这种坚韧实施起来，就是对生存条件的占有，这种占有实际的反映，就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丑恶、最真实的本性－－霸占。自然环境能够提供的物质条件就这么点，自己要想生存下去，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消灭竞争者，夺取最可能多的物质保障以保存自己。这种占有欲引发的杀戮在本地区如此，在同农耕区、渔猎区的交往中也是如此。
这种毫不掩盖的的占有欲，相对于自然环境优越的中原农耕民族来说并非陌生，不过中原农耕民族内部的占有欲表现的相对文雅、吃相好看一些而已。
自古以来，中原的农耕民族就与北方游牧民族朝夕相处，有相亲、有杀伐，喜悦和血花互相映衬，北方游牧民族在岁月的长河中创造了其独特的游牧文化及其社会组织架构，与中原的农耕文明有着巨大的不同。其主要生产经营方式多具有天然放牧性质，以大群游牧为主。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活动，无论农耕、游牧，永远无法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主要体现为众多的畜牧群，这种社会生产方式与农业生产相比，有着先天的脆弱，而且在大自然面前，具有极其致命的缺陷，其抗灾能力低下。
就自然环境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强弱分析，干湿状况又超过寒热变化。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恶化导致土地荒漠化加剧，荒漠扩张，水资源匮乏，风沙增多，内陆水系缩短、湖泊干涸。如果气候变的潮湿，则荒漠收缩，水源充沛，草原植被茂盛，水系湖泊生机盎然。这些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灾害频繁发生，这些森林、草场、荒漠、湿地、河流湖泊的变迁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类族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北方，甚至使得游牧民族无法在此继续生存，只能向别处迁徙。同时，我们还看到，畜牧业的产品与农业产品相比教，在储蓄方面，远远不如粮食作物易于储存。而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自然灾害面前，游牧经济的抵御能力更是远较农业经济低下。当自然环境发生改变，诸如寒冷、干旱，北方游牧民族为了寻找适合其游牧经济生存发展的空间，只能大规模的向温暖、潮湿的南方迁徙，这也是游牧经济的本性，因此，不可避免的与南方地区的、不同于游牧文化的中原农耕文化发生接触、冲突。因此，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促成的结果，其中就包括环境变迁，这种变迁对游牧民族的压力，与其他政治、经济、军事等压力一道，共同构成了南下的动力。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活跃在“河南地”的匈奴部族逐渐强大，“河南地”乃黄河河套以南地区。而匈奴部落联盟的头脑－头曼单于，却把这块肥沃的土地给丢失了，“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头曼不胜秦，北徙。”《汉书》。其后就发生了冒顿单于的故事，历史上的这个传说，就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头曼单于的威信，随着“河南地”的丢失，而一落千丈。冒顿弑父，较为顺利的成为新的单于，也体现和折射出了匈奴部落联盟内部对头曼的不满和失望，北方游牧民族，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极为严重，河套的千里沃野对于匈奴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这个地区对于匈奴和中原王朝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丢不起的。丢失河南地的责任，无可奈何的落到了不幸的头曼单于身上，使他对部落联盟的影响和控制受到了极大的消弱，否则冒顿不会如此方便行事，手脚如此干脆麻利。
在汉匈对峙时期，拥有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的西汉皇朝，在国力得到恢复后，对北方时常侵扰的匈奴发动了连续的打击，匈奴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为躲避汉军的军事压力，他们只得北遁苦寒的漠北。战败的匈奴失去了适于畜牧的祁连山、阴山及河套地区，而上述地区的失去，对匈奴来说后果十分严重，可以讲他们失去了利于繁衍生息的摇篮。远遁自然环境恶劣的、千里戈壁、沙石遍野、雨量稀少的漠北，使匈奴的社会生产日渐萎靡，加之自然灾害频繁降临，匈奴人口和牲畜大批死亡几达十之六七，苦难的日子，几乎使匈奴社会到了崩溃的地步。“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汉书.匈奴传上》，昔日臣服脚下的附属有相继作乱，“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马甚众。”“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
可以看出，在残酷的自然条件下，如果再遭受外来持续有力的打击，游牧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相对华夏族在中原地区发展而来的农耕文明，北方的匈奴族等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在社会生产方面，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落后性，受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北方草原适合牧业生产，可以为这些民族提供生存的机会，但是面对自然条件的限制，随着时光的流逝，游牧生产和农耕生产的差别随之显见，而且是那样的鲜明，尤其是在物质和文化上的落差，及其产生的诱惑，不由得使人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进行思考和选择。人，这个大自然最为进步的物种，之所以进步，就是体现于此。北方大地上人们选择南下，应该讲是明智的，同时要看到，那只冥冥之中的历史之手，只是指出了出路在哪里，如何去做，就要自己摸索了，一是骑马挥刀的打过去，胜则建朝立代，作威作福，享受无穷。败则捂着屁股抱着头，被人踢回来，舔舔伤口，盘算着怎么办。二是干脆投奔，举族归顺。南下的方式无外乎战争与和平此两种，南下的贵族思考的是如何使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和牧群，南下的穷苦牧民则是想着如何活下去，自己那可怜的羊群能够多产几只紫羊羔，毕竟穷苦的牧民占绝大多数，如同中原贫苦的农民一样....
就自然环境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强弱分析，干湿状况又超过寒热变化。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恶化导致土地荒漠化加剧，荒漠扩张，水资源匮乏，风沙增多，内陆水系缩短、湖泊干涸。如果气候变的潮湿，则荒漠收缩，水源充沛，草原植被茂盛，水系湖泊生机盎然。这些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灾害频繁发生，这些森林、草场、荒漠、湿地、河流湖泊的变迁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类族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北方，甚至使得游牧民族无法在此继续生存，只能向别处迁徙。同时，我们还看到，畜牧业的产品与农业产品相比教，在储蓄方面，远远不如粮食作物易于储存。而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自然灾害面前，游牧经济的抵御能力更是远较农业经济低下。当自然环境发生改变，诸如寒冷、干旱，北方游牧民族为了寻找适合其游牧经济生存发展的空间，只能大规模的向温暖、潮湿的南方迁徙，这也是游牧经济的本性，因此，不可避免的与南方地区的、不同于游牧文化的中原农耕文化发生接触、冲突。因此，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促成的结果，其中就包括环境变迁，这种变迁对游牧民族的压力，与其他政治、经济、军事等压力一道，共同构成了南下的动力。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活跃在“河南地”的匈奴部族逐渐强大，“河南地”乃黄河河套以南地区。而匈奴部落联盟的头脑－头曼单于，却把这块肥沃的土地给丢失了，“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头曼不胜秦，北徙。”《汉书》。其后就发生了冒顿单于的故事，历史上的这个传说，就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头曼单于的威信，随着“河南地”的丢失，而一落千丈。冒顿弑父，较为顺利的成为新的单于，也体现和折射出了匈奴部落联盟内部对头曼的不满和失望，北方游牧民族，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极为严重，河套的千里沃野对于匈奴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这个地区对于匈奴和中原王朝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丢不起的。丢失河南地的责任，无可奈何的落到了不幸的头曼单于身上，使他对部落联盟的影响和控制受到了极大的消弱，否则冒顿不会如此方便行事，手脚如此干脆麻利。
在汉匈对峙时期，拥有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的西汉皇朝，在国力得到恢复后，对北方时常侵扰的匈奴发动了连续的打击，匈奴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为躲避汉军的军事压力，他们只得北遁苦寒的漠北。战败的匈奴失去了适于畜牧的祁连山、阴山及河套地区，而上述地区的失去，对匈奴来说后果十分严重，可以讲他们失去了利于繁衍生息的摇篮。远遁自然环境恶劣的、千里戈壁、沙石遍野、雨量稀少的漠北，使匈奴的社会生产日渐萎靡，加之自然灾害频繁降临，匈奴人口和牲畜大批死亡几达十之六七，苦难的日子，几乎使匈奴社会到了崩溃的地步。“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汉书.匈奴传上》，昔日臣服脚下的附属有相继作乱，“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马甚众。”“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
可以看出，在残酷的自然条件下，如果再遭受外来持续有力的打击，游牧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相对华夏族在中原地区发展而来的农耕文明，北方的匈奴族等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在社会生产方面，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落后性，受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北方草原适合牧业生产，可以为这些民族提供生存的机会，但是面对自然条件的限制，随着时光的流逝，游牧生产和农耕生产的差别随之显见，而且是那样的鲜明，尤其是在物质和文化上的落差，及其产生的诱惑，不由得使人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进行思考和选择。人，这个大自然最为进步的物种，之所以进步，就是体现于此。北方大地上人们选择南下，应该讲是明智的，同时要看到，那只冥冥之中的历史之手，只是指出了出路在哪里，如何去做，就要自己摸索了，一是骑马挥刀的打过去，胜则建朝立代，作威作福，享受无穷。败则捂着屁股抱着头，被人踢回来，舔舔伤口，盘算着怎么办。二是干脆投奔，举族归顺。南下的方式无外乎战争与和平此两种，南下的贵族思考的是如何使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和牧群，南下的穷苦牧民则是想着如何活下去，自己那可怜的羊群能够多产几只紫羊羔，毕竟穷苦的牧民占绝大多数，如同中原贫苦的农民一样....
不同得生产方式，不同的意识形态哦;P
原帖由 －游客－ 于 2007-10-27 23:26 发表
孙兄好，今天注册一个，来此学习，还请多多指教。
看了楼主这篇文章，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老实讲感觉不是很好。作者似乎对北方游牧地区不是很了解。尤其前面自然段中“狼”的比喻，实在不知所云。
中国古代的北 ...
兄弟好啊,其实我很反感将汉族比羊,将北方游牧民族比狼的比拟方法.
很可惜，从古代发音“犬戎”实际上更接近“却养”，大概就是指羌族！而羌族的传说，他们在3000年前的确生活在黄河上游。所谓的“猃狁”现在读作xiǎn yǔn，但是古代更可能读作“jie yang”，连读快一些，还是羌！:D
汗.....................兄弟真是大手笔啊
原帖由 不战屈人 于 2007-10-27 23:33 发表
不同得生产方式，不同的意识形态哦;P
其实倒无所谓意识形态,我倒认为,从意识形态来说,没什么本质不同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7-10-27 23:43 发表
其实倒无所谓意识形态,我倒认为,从意识形态来说,没什么本质不同
嗯，意识形态本质没啥不同
类似与西方航海，海盗和贸易的行为角色一致吗－－－－－－－－;P
第五节 远遁，匈奴一支流落他乡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汉，匈奴人本该进行反击。但由于被汉军的攻击大伤元气，加上被一系列内战所削弱，他们没有了反抗的实力。当时的匈奴，呼韩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单于称号。为了多得统治权，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宫廷表示归顺，得到了汉宣帝的支持。由于西汉的保护，他战胜了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在鄂尔浑河营地住定下来。公元前33年，这位驯服的匈奴单于到长安觐见天子，得到了当时所有蛮族垂涎的最高报酬——与西汉公主联姻。
战败的郅支单于，率部向西逃到今天的俄属突厥斯坦，成为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西汉没有给郅支单于巩固地位的时间。公元前36年，西汉校尉陈汤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震惊天下的誓言，率军在长途奔袭中袭击了郅支单于，并砍掉了他的头。
在这一突发性事件之后，跟随郅支单于迁到威海边的匈奴人在史书中消失了。直到公元4世纪末，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匈奴人的踪迹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匈奴人进入欧洲时，离开蒙古草原的家园已经有300多年了。其间，他们在中亚地区停留了大约200多年的时间。最后一次离开时，匈奴人把老弱留在当地，选精壮继续西征。
当时，在他们的西面，是两个日尔曼人的部落联盟：一个是第聂伯河以西至德涅斯河以东的东哥特人联盟，另一个是德涅斯河以西至喀尔巴阡山之间的西哥特人联盟。在西哥特人联盟的西南方，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土。
公元375年，匈奴人在他们的巴兰姆巴尔单于的带领下，开始大举向东哥特人的领地进攻，拉开了中古欧洲史上持续了200多年的民族大迁徒的序幕。
在匈奴人排山倒海般的打击下，东哥特王由于无法保住家园而引疚自尽，他的臣民向西逃窜直至多瑙河边。这些惊恐的日尔曼人为了获得新的生存空间，沿途打击所经过的西哥特人部落，把西哥特人驱赶到更向西的地方。西哥特人在逃窜中也同样打击邻近的各日尔曼部落。战争的恐惧迅速蔓延到了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那里。匈奴人的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尔曼部落都给驱动了起来。当时的历史学家惊恐地描述：“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
在匈奴人的驱赶下，日尔曼人疯狂逃向罗马帝国境内。来避难的西哥特人数量非常多，管理这些西哥特人的罗马官员趁机肆意役使和侮辱日尔曼人，最终迫使日尔曼人奋起反抗。罗马皇帝瓦伦斯在日尔曼人的反抗中被打死。后来，罗马大将狄奥多西勉强镇压了这次起义，并成为新的罗马皇帝。临终前，他将罗马分为东西两部分，遗赠给他的两个儿子。这样，自公元395年开始，就有了相互独立的东西罗马帝国之分。西罗马首都仍然是罗马城，东罗马则建都于君士坦丁堡。
日尔曼人被匈奴人驱赶出来以后，也变成了四处游荡的侵略者。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横冲直闯，甚至多次攻陷、洗劫著名的罗马城。在前后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日尔曼王国相继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起来。
日尔曼人在四处点火，匈奴人却并没有趁火打劫。在给予欧洲人第一次沉重打击后，他们停留在多瑙河沿岸一带，以大匈牙利平原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匈奴帝国。他们常常作为罗马人的同盟军出手相助，作为回报，东罗马帝国每年要供给匈奴人一定的财物。后来，匈奴人的力量更强了，东罗马人不得不每年交纳一大笔供俸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匈奴人彻底震撼整个欧洲的崛起，是在阿提拉登基成为匈奴王之后。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汉，匈奴人本该进行反击。但由于被汉军的攻击大伤元气，加上被一系列内战所削弱，他们没有了反抗的实力。当时的匈奴，呼韩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单于称号。为了多得统治权，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宫廷表示归顺，得到了汉宣帝的支持。由于西汉的保护，他战胜了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在鄂尔浑河营地住定下来。公元前33年，这位驯服的匈奴单于到长安觐见天子，得到了当时所有蛮族垂涎的最高报酬——与西汉公主联姻。
战败的郅支单于，率部向西逃到今天的俄属突厥斯坦，成为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西汉没有给郅支单于巩固地位的时间。公元前36年，西汉校尉陈汤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震惊天下的誓言，率军在长途奔袭中袭击了郅支单于，并砍掉了他的头。
在这一突发性事件之后，跟随郅支单于迁到威海边的匈奴人在史书中消失了。直到公元4世纪末，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匈奴人的踪迹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匈奴人进入欧洲时，离开蒙古草原的家园已经有300多年了。其间，他们在中亚地区停留了大约200多年的时间。最后一次离开时，匈奴人把老弱留在当地，选精壮继续西征。
当时，在他们的西面，是两个日尔曼人的部落联盟：一个是第聂伯河以西至德涅斯河以东的东哥特人联盟，另一个是德涅斯河以西至喀尔巴阡山之间的西哥特人联盟。在西哥特人联盟的西南方，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土。
公元375年，匈奴人在他们的巴兰姆巴尔单于的带领下，开始大举向东哥特人的领地进攻，拉开了中古欧洲史上持续了200多年的民族大迁徒的序幕。
在匈奴人排山倒海般的打击下，东哥特王由于无法保住家园而引疚自尽，他的臣民向西逃窜直至多瑙河边。这些惊恐的日尔曼人为了获得新的生存空间，沿途打击所经过的西哥特人部落，把西哥特人驱赶到更向西的地方。西哥特人在逃窜中也同样打击邻近的各日尔曼部落。战争的恐惧迅速蔓延到了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那里。匈奴人的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尔曼部落都给驱动了起来。当时的历史学家惊恐地描述：“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
在匈奴人的驱赶下，日尔曼人疯狂逃向罗马帝国境内。来避难的西哥特人数量非常多，管理这些西哥特人的罗马官员趁机肆意役使和侮辱日尔曼人，最终迫使日尔曼人奋起反抗。罗马皇帝瓦伦斯在日尔曼人的反抗中被打死。后来，罗马大将狄奥多西勉强镇压了这次起义，并成为新的罗马皇帝。临终前，他将罗马分为东西两部分，遗赠给他的两个儿子。这样，自公元395年开始，就有了相互独立的东西罗马帝国之分。西罗马首都仍然是罗马城，东罗马则建都于君士坦丁堡。
日尔曼人被匈奴人驱赶出来以后，也变成了四处游荡的侵略者。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横冲直闯，甚至多次攻陷、洗劫著名的罗马城。在前后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日尔曼王国相继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起来。
日尔曼人在四处点火，匈奴人却并没有趁火打劫。在给予欧洲人第一次沉重打击后，他们停留在多瑙河沿岸一带，以大匈牙利平原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匈奴帝国。他们常常作为罗马人的同盟军出手相助，作为回报，东罗马帝国每年要供给匈奴人一定的财物。后来，匈奴人的力量更强了，东罗马人不得不每年交纳一大笔供俸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匈奴人彻底震撼整个欧洲的崛起，是在阿提拉登基成为匈奴王之后。
公元433年，27岁的阿提拉与兄弟布来达一同从叔父罗阿斯手中继承了匈奴帝国的王位。3年后，阿提拉谋杀了布来达，独掌匈奴帝国大权。与历代匈奴王相比，阿提拉更具雄心，更富于侵略性，而且才智超群。他统治下的匈奴帝国，是匈奴人拥有政权历史的最后一章，也是最辉煌的一章。他使罗马人蒙羞，使日尔曼人丧胆，具有令欧洲人沮丧而无奈的强大力量，以至于他和他的匈奴铁骑都被称为“上帝之鞭”。
阿提拉称王两年后，就逼迫东罗马交纳更多的供俸。公元447年，阿提拉率军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狄奥多修斯二世乞降。他不仅得到了东罗马往年欠交的贡金，还得到了一个新的价值2100镑黄金的年贡，同时被赠予多瑙河以南面积可观的领土。获得了对东罗马的狂胜后，阿提拉放过了臣服的东罗马，把目标转向西面。西罗马是他要征服的新猎物。
那时，西罗马帝国因为与日尔曼民族的数十年的战争，实力大大减弱，而日尔曼人的实力却在崛起。在匈奴帝国最为强大的情况下，罗马人与日尔曼人都想拉拢匈奴人以制服对方。阿提拉则利用西方错综复杂的矛盾巧妙周旋，施展自己的政治报负，彻底占领高卢地区是他的第一个目标。所谓高卢地区，主要包括内高卢和外高卢两部分。前者指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波河流域地区，公元前3世纪始就己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后者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瑞士的一部分。
争夺高卢的决定性的战争发生在今法国香槟省境内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史称“沙隆之战”。引发沙隆之战的，是一桩戏剧性的婚约。
公元449年，西罗马皇帝的妹妹霍诺莉娅与宫廷侍卫的私情被发现，那宫廷侍卫被处死了，霍诺莉娅被送到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囚禁。这位公主情急之中，派人给西哥特王西奥多里克送了一封信，称若能被解救则宁愿将自己许配给对方为妻；同时也给阿提拉送去了一枚戒指和一个口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西奥多里克以此为由，直杀入东罗马，大肆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得到东罗马的巨额“劳军费”后才退兵。
西哥特人走了，阿提拉来了。他要求霍诺莉娅的哥哥把把包括高卢在内的一半西罗马割让给他作为嫁妆，并率领大军越过莱茵河，宣称要履行婚约，迎娶霍诺莉娅。匈奴大军越过莱茵河以后，迅速占领了美茨（在今德国境内），紧接着，包括莱姆斯、美茵兹、斯特拉斯堡、科隆、沃姆斯和特里尔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大城市都遭到了抢劫和焚毁。扫清了莱茵河流域的障碍之后，阿提拉率领他的士兵们包围了奥尔良。
匈奴人猛烈的攻势不仅使西罗马危在旦夕，而且更直接地威胁着那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日尔曼国家的安全。罗马大将阿埃丘斯受命组织了一支同样强大的联军迎击阿提拉。
阿提拉得知西罗马联军逼近奥尔良后，立刻撤围北去，同时命令在高卢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队向香槟平原集结。阿埃丘斯率领大军尾随而来，两军在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摆开决战的阵势。
公元451年9月20日，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联军在沙隆展开决战。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00万。匈奴联军首先发动进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精骑风驰电掣般冲向西罗马联军的中央，以楔形深深插入。西罗马军团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但匈奴大军没有继续直冲，而是开始向左旋转，包抄西哥特军队。阿提拉对战局洞若观火，他知道西罗马军团抵挡不住匈奴人猛烈的攻击，但联军中的西哥特人兵强马壮，是个劲敌，如果能将其歼灭，就胜券在握。局势没有按照阿提拉的计划发展，强悍的西哥特人抵挡住了匈奴大军的攻击，他们用含不畏死的冲击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匈奴人被压了回去，尤其匈奴左翼的东哥特人，因为抵挡不住西哥特铁骑的冲击率先败逃。东哥特人的逃跑引起了连锁反应，整个匈奴大军迅速崩溃，被重整旗鼓的西罗马联军杀了个人仰马翻。沙隆会战到此分出胜负。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
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退。在欧洲大陆无往不利的匈奴人最终没将罗马纳入自己的版图。
连年的战争和疾病消磨了匈奴人的实力，匈奴帝国元气大伤。公元453年的一天，匈奴王阿提拉与年轻漂亮的日尔曼少女伊尔迪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是在美酒与欢歌狂舞中度过的。当晚，醉熏熏的阿提拉带着新娘入了洞房。次日清晨，人们却惶恐地发现，可怜的新娘倦缩在床角发抖，阿提拉在酩酊大醉中被自己的鼻血呛死了。
在阿提拉的葬礼上，匈奴人割断头发，刺破脸颊，用鲜血悼念他们的国君。阿提拉的棺材分为3层：最外层是铁，第二层是银，最内层是金，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为了安葬自己伟大的王，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流的水，把阿提拉的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下，然后再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都被处死，以使后世的盗墓者得不到线索。阿提拉的坟墓在何处，至今仍是个未解的谜。
阿提拉死前并未立下传位于哪个儿子的遗嘱。他的突然死亡所造成的巨大的权力真空，令他的儿子们和党羽迅速陷入了内讧和争夺。
公元454年，匈奴帝国内的东哥特人和其它日尔曼部落起兵造反，阿提拉的儿子们无力对付这种局面，帝国迅即瓦解了。从此以后，东哥特人定居在潘诺尼亚，匈奴人则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俄罗斯南部地区，渐渐融合于其它民族。他们后来信仰了基督教，学会了农业，并作为一个势力又继续存在了几百年。7世纪时，东罗马皇帝还招募过匈奴士兵同波斯人打仗。
匈奴帝国崩溃后，这些西迁的匈奴族到了何处呢？匈牙利人说，这支匈奴人最后定居在了匈牙利，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和许多匈牙利人一样，裴多菲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
有人认为，欧洲匈奴帝国瓦解之后，一些匈奴部落定居于多瑙河中游。９世纪初叶，散居在乌拉尔山和卡马河、伏尔加河之间的游牧部落经过南俄草原，迁涉到多瑙河中游和蒂萨河流域。以马扎尔部落为核心的七个部落结成联盟，和定居当地的匈奴人后裔融合在一起，奠定了今天匈牙利的基础。今天的匈牙利人，所使用的语言从语系上说正是属于东方的。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与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
阿提拉称王两年后，就逼迫东罗马交纳更多的供俸。公元447年，阿提拉率军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狄奥多修斯二世乞降。他不仅得到了东罗马往年欠交的贡金，还得到了一个新的价值2100镑黄金的年贡，同时被赠予多瑙河以南面积可观的领土。获得了对东罗马的狂胜后，阿提拉放过了臣服的东罗马，把目标转向西面。西罗马是他要征服的新猎物。
那时，西罗马帝国因为与日尔曼民族的数十年的战争，实力大大减弱，而日尔曼人的实力却在崛起。在匈奴帝国最为强大的情况下，罗马人与日尔曼人都想拉拢匈奴人以制服对方。阿提拉则利用西方错综复杂的矛盾巧妙周旋，施展自己的政治报负，彻底占领高卢地区是他的第一个目标。所谓高卢地区，主要包括内高卢和外高卢两部分。前者指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波河流域地区，公元前3世纪始就己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后者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瑞士的一部分。
争夺高卢的决定性的战争发生在今法国香槟省境内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史称“沙隆之战”。引发沙隆之战的，是一桩戏剧性的婚约。
公元449年，西罗马皇帝的妹妹霍诺莉娅与宫廷侍卫的私情被发现，那宫廷侍卫被处死了，霍诺莉娅被送到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囚禁。这位公主情急之中，派人给西哥特王西奥多里克送了一封信，称若能被解救则宁愿将自己许配给对方为妻；同时也给阿提拉送去了一枚戒指和一个口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西奥多里克以此为由，直杀入东罗马，大肆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得到东罗马的巨额“劳军费”后才退兵。
西哥特人走了，阿提拉来了。他要求霍诺莉娅的哥哥把把包括高卢在内的一半西罗马割让给他作为嫁妆，并率领大军越过莱茵河，宣称要履行婚约，迎娶霍诺莉娅。匈奴大军越过莱茵河以后，迅速占领了美茨（在今德国境内），紧接着，包括莱姆斯、美茵兹、斯特拉斯堡、科隆、沃姆斯和特里尔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大城市都遭到了抢劫和焚毁。扫清了莱茵河流域的障碍之后，阿提拉率领他的士兵们包围了奥尔良。
匈奴人猛烈的攻势不仅使西罗马危在旦夕，而且更直接地威胁着那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日尔曼国家的安全。罗马大将阿埃丘斯受命组织了一支同样强大的联军迎击阿提拉。
阿提拉得知西罗马联军逼近奥尔良后，立刻撤围北去，同时命令在高卢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队向香槟平原集结。阿埃丘斯率领大军尾随而来，两军在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摆开决战的阵势。
公元451年9月20日，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联军在沙隆展开决战。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00万。匈奴联军首先发动进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精骑风驰电掣般冲向西罗马联军的中央，以楔形深深插入。西罗马军团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但匈奴大军没有继续直冲，而是开始向左旋转，包抄西哥特军队。阿提拉对战局洞若观火，他知道西罗马军团抵挡不住匈奴人猛烈的攻击，但联军中的西哥特人兵强马壮，是个劲敌，如果能将其歼灭，就胜券在握。局势没有按照阿提拉的计划发展，强悍的西哥特人抵挡住了匈奴大军的攻击，他们用含不畏死的冲击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匈奴人被压了回去，尤其匈奴左翼的东哥特人，因为抵挡不住西哥特铁骑的冲击率先败逃。东哥特人的逃跑引起了连锁反应，整个匈奴大军迅速崩溃，被重整旗鼓的西罗马联军杀了个人仰马翻。沙隆会战到此分出胜负。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
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退。在欧洲大陆无往不利的匈奴人最终没将罗马纳入自己的版图。
连年的战争和疾病消磨了匈奴人的实力，匈奴帝国元气大伤。公元453年的一天，匈奴王阿提拉与年轻漂亮的日尔曼少女伊尔迪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是在美酒与欢歌狂舞中度过的。当晚，醉熏熏的阿提拉带着新娘入了洞房。次日清晨，人们却惶恐地发现，可怜的新娘倦缩在床角发抖，阿提拉在酩酊大醉中被自己的鼻血呛死了。
在阿提拉的葬礼上，匈奴人割断头发，刺破脸颊，用鲜血悼念他们的国君。阿提拉的棺材分为3层：最外层是铁，第二层是银，最内层是金，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为了安葬自己伟大的王，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流的水，把阿提拉的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下，然后再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都被处死，以使后世的盗墓者得不到线索。阿提拉的坟墓在何处，至今仍是个未解的谜。
阿提拉死前并未立下传位于哪个儿子的遗嘱。他的突然死亡所造成的巨大的权力真空，令他的儿子们和党羽迅速陷入了内讧和争夺。
公元454年，匈奴帝国内的东哥特人和其它日尔曼部落起兵造反，阿提拉的儿子们无力对付这种局面，帝国迅即瓦解了。从此以后，东哥特人定居在潘诺尼亚，匈奴人则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俄罗斯南部地区，渐渐融合于其它民族。他们后来信仰了基督教，学会了农业，并作为一个势力又继续存在了几百年。7世纪时，东罗马皇帝还招募过匈奴士兵同波斯人打仗。
匈奴帝国崩溃后，这些西迁的匈奴族到了何处呢？匈牙利人说，这支匈奴人最后定居在了匈牙利，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和许多匈牙利人一样，裴多菲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
有人认为，欧洲匈奴帝国瓦解之后，一些匈奴部落定居于多瑙河中游。９世纪初叶，散居在乌拉尔山和卡马河、伏尔加河之间的游牧部落经过南俄草原，迁涉到多瑙河中游和蒂萨河流域。以马扎尔部落为核心的七个部落结成联盟，和定居当地的匈奴人后裔融合在一起，奠定了今天匈牙利的基础。今天的匈牙利人，所使用的语言从语系上说正是属于东方的。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与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
第六节 归附，留守的匈奴去了何方
在西汉的打击下，郅支单于选择了西迁，呼韩邪单于则选择了归附。
汉元帝时，应呼韩邪单于的请求，王昭君以公主的身份出嫁，将已经友好的汉匈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一直到王莽篡汉位置，匈奴与汉朝的和平隶属关系保持了40多年。
王莽篡汉以后，不知为何，对匈奴人非常歧视，采取侮辱匈奴单于的政策。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因此趋于紧张，一直持续到东汉初年。
公元46年，左贤王蒲奴成为新一代单于，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矛盾，导致政局不稳。同时，匈奴境内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瘟疫流行，人畜大量死亡，被匈奴役使的原东胡后裔乌桓部乘机反叛，迫使匈奴部落向北迁徙。
公元48年，统管匈奴南八部的呼韩邪单于之孙——右日逐王自立为单于，仍以呼韩邪为号，表示效法祖宗归附中原，卫护汉匈友好关系的意志和决心。然后，他率部南迁，归降汉朝。东汉政府封他为南单于。从此，留在中国境内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单匈奴的实力比北匈奴弱，在东汉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维持。东汉极力防止南北匈奴的联合，并支持鲜卑、西域各族为摆脱北匈奴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在多方的打击下，北匈奴不得不全面退守漠北和西域北部一带。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朝利用北匈奴内部矛盾和新遭自然灾害，与南匈奴等联兵出击北匈奴。北单于接连大败，率部分族人西迁，北匈奴政权全面瓦解。漠北地区被西进的鲜卑族占据，而留在草原东部的匈奴尚有10余万人。他们归顺了鲜卑，以鲜卑人自称，成为鲜卑族的一部分。
西逃的北匈奴单于先迁到乌孙驻地（伊犁河流域一带），以后有部分继续西迁，最终可能跟着之前西迁的匈奴人进入欧洲。还有一部分匈奴没有继续迁徙，留在了阿尔泰山和天山东端之间。他们经常侵袭车师后王国和山北六国，给东汉在西域的统治以及西域各国的安定带来极大的威胁。直到公元151年，汉朝军队才最终消灭这支匈奴残部。从此，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基本消失了。还有相当多的北匈奴人归降了汉朝和南匈奴，被安置在北方边郡。后来有些又叛逃而去，继续游牧于大漠南北地区。两晋时期，塞外仍不断有匈奴人归降，可见即使在北匈奴政权崩溃后，仍有不少匈奴部落分散游牧在塞外大草原上。
原本实力弱小的南匈奴已今非昔比。由于东汉政府的扶持和不断吸纳降众，在北匈奴破灭之后，南匈奴已拥有近24万人口，精兵5万。公元140年（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发生内乱，东汉政府为了避免侵扰，将河西、上郡、朔方等郡内移，塞外匈奴随之进一步内迁，大多数定居于汾水流域一带，这为他们由畜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并进一步入迁中原提供了有利环境。
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各地封建割据势力趁机而起。受本民族贵族以及汉族割据势力驱使，匈奴人也卷入了这场逐鹿中原的混战中。当时，袁绍、袁术、曹操和董卓等军阀的阵营中都有匈奴人，匈奴由此进入了中原腹地。
公元202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对南匈奴采取分而治之和限定居住范围的政策，以便控制和削弱他们的力量。公元216年，呼厨泉单于率诸王朝见曹操，曹操趁机把单于留在邺城，而让右贤王回去管辖各部。随后，曹操又把呼厨泉的部众分为5部：左部10000余户，居于太原郡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右部6000余户，居于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3000余户，居于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4000余户，居新兴（今山西忻县）；中部6000余户，居于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每部以贵族为领导者，并用汉人对他们实行监督。从此，单于徒有虚号，没有实际能够控制的地域。单于庭虽仍在平阳，单于却被困邺城；五部帅虽也分驻五部，却都家住晋阳汾水之滨。匈奴的部落组织虽然保存，但匈奴上层贵族已不能直接统治他们的部众，统治的实权已转移到曹魏手中。从此，南匈奴部众被纳入曹魏政权体系，他们接受所在郡县地方官的管理，并被编入户藉，与汉人一样都是平民了。
在南匈奴淡出历史舞台时，其它匈奴部落却活跃起来
其中一支称“屠各”，又叫“休屠各”，是汉代匈奴休屠王的后裔。他们原本被安置在西北边郡，后来被刘渊统帅，人数多，实力也很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和获取匈奴贵族的支持，刘渊对外声称自己是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左贤王左部帅刘豹之子。其后，屠各匈奴和南匈奴联合起来，建立了前赵。
另一支是叫做“卢水湖”，定居于甘肃张掖到武威一带，都曾经是卢水湖的主要聚居之地。沮渠蒙逊曾在此建立北凉政权。
还有一支是叫做“铁弗匈奴”。这一支是鲜卑与匈奴两族融合而产生的民族。他们原本居住在内蒙古河套一带，后来逐渐迁徙到塞内。公元407年，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建国，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建都于统万城。
屠各、卢水湖和铁弗匈奴这3支匈奴是匈奴民族消亡前较著名的3支，他们都曾建立过地域性的政权。但这些政权往往都是与汉族等其它民族上层共同建立的，其性质与从前的匈奴单于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们都不是单一民族政权，而是多民族同建共处的政权。随着上述几个政权的灭亡，匈奴民族也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了。入迁内地的匈奴人民最终大多数融入汉族之中。
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人很多，或许其中就有匈奴人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姓刘、贺、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等地。
属于匈奴人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匈奴成为了历史。那一段段金戈铁马的故事，那带着草原风情的传奇，渐渐的，成为了越来越难解的神秘。
在西汉的打击下，郅支单于选择了西迁，呼韩邪单于则选择了归附。
汉元帝时，应呼韩邪单于的请求，王昭君以公主的身份出嫁，将已经友好的汉匈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一直到王莽篡汉位置，匈奴与汉朝的和平隶属关系保持了40多年。
王莽篡汉以后，不知为何，对匈奴人非常歧视，采取侮辱匈奴单于的政策。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因此趋于紧张，一直持续到东汉初年。
公元46年，左贤王蒲奴成为新一代单于，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矛盾，导致政局不稳。同时，匈奴境内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瘟疫流行，人畜大量死亡，被匈奴役使的原东胡后裔乌桓部乘机反叛，迫使匈奴部落向北迁徙。
公元48年，统管匈奴南八部的呼韩邪单于之孙——右日逐王自立为单于，仍以呼韩邪为号，表示效法祖宗归附中原，卫护汉匈友好关系的意志和决心。然后，他率部南迁，归降汉朝。东汉政府封他为南单于。从此，留在中国境内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单匈奴的实力比北匈奴弱，在东汉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维持。东汉极力防止南北匈奴的联合，并支持鲜卑、西域各族为摆脱北匈奴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在多方的打击下，北匈奴不得不全面退守漠北和西域北部一带。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朝利用北匈奴内部矛盾和新遭自然灾害，与南匈奴等联兵出击北匈奴。北单于接连大败，率部分族人西迁，北匈奴政权全面瓦解。漠北地区被西进的鲜卑族占据，而留在草原东部的匈奴尚有10余万人。他们归顺了鲜卑，以鲜卑人自称，成为鲜卑族的一部分。
西逃的北匈奴单于先迁到乌孙驻地（伊犁河流域一带），以后有部分继续西迁，最终可能跟着之前西迁的匈奴人进入欧洲。还有一部分匈奴没有继续迁徙，留在了阿尔泰山和天山东端之间。他们经常侵袭车师后王国和山北六国，给东汉在西域的统治以及西域各国的安定带来极大的威胁。直到公元151年，汉朝军队才最终消灭这支匈奴残部。从此，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基本消失了。还有相当多的北匈奴人归降了汉朝和南匈奴，被安置在北方边郡。后来有些又叛逃而去，继续游牧于大漠南北地区。两晋时期，塞外仍不断有匈奴人归降，可见即使在北匈奴政权崩溃后，仍有不少匈奴部落分散游牧在塞外大草原上。
原本实力弱小的南匈奴已今非昔比。由于东汉政府的扶持和不断吸纳降众，在北匈奴破灭之后，南匈奴已拥有近24万人口，精兵5万。公元140年（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发生内乱，东汉政府为了避免侵扰，将河西、上郡、朔方等郡内移，塞外匈奴随之进一步内迁，大多数定居于汾水流域一带，这为他们由畜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并进一步入迁中原提供了有利环境。
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各地封建割据势力趁机而起。受本民族贵族以及汉族割据势力驱使，匈奴人也卷入了这场逐鹿中原的混战中。当时，袁绍、袁术、曹操和董卓等军阀的阵营中都有匈奴人，匈奴由此进入了中原腹地。
公元202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对南匈奴采取分而治之和限定居住范围的政策，以便控制和削弱他们的力量。公元216年，呼厨泉单于率诸王朝见曹操，曹操趁机把单于留在邺城，而让右贤王回去管辖各部。随后，曹操又把呼厨泉的部众分为5部：左部10000余户，居于太原郡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右部6000余户，居于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3000余户，居于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4000余户，居新兴（今山西忻县）；中部6000余户，居于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每部以贵族为领导者，并用汉人对他们实行监督。从此，单于徒有虚号，没有实际能够控制的地域。单于庭虽仍在平阳，单于却被困邺城；五部帅虽也分驻五部，却都家住晋阳汾水之滨。匈奴的部落组织虽然保存，但匈奴上层贵族已不能直接统治他们的部众，统治的实权已转移到曹魏手中。从此，南匈奴部众被纳入曹魏政权体系，他们接受所在郡县地方官的管理，并被编入户藉，与汉人一样都是平民了。
在南匈奴淡出历史舞台时，其它匈奴部落却活跃起来
其中一支称“屠各”，又叫“休屠各”，是汉代匈奴休屠王的后裔。他们原本被安置在西北边郡，后来被刘渊统帅，人数多，实力也很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和获取匈奴贵族的支持，刘渊对外声称自己是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左贤王左部帅刘豹之子。其后，屠各匈奴和南匈奴联合起来，建立了前赵。
另一支是叫做“卢水湖”，定居于甘肃张掖到武威一带，都曾经是卢水湖的主要聚居之地。沮渠蒙逊曾在此建立北凉政权。
还有一支是叫做“铁弗匈奴”。这一支是鲜卑与匈奴两族融合而产生的民族。他们原本居住在内蒙古河套一带，后来逐渐迁徙到塞内。公元407年，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建国，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建都于统万城。
屠各、卢水湖和铁弗匈奴这3支匈奴是匈奴民族消亡前较著名的3支，他们都曾建立过地域性的政权。但这些政权往往都是与汉族等其它民族上层共同建立的，其性质与从前的匈奴单于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们都不是单一民族政权，而是多民族同建共处的政权。随着上述几个政权的灭亡，匈奴民族也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了。入迁内地的匈奴人民最终大多数融入汉族之中。
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人很多，或许其中就有匈奴人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姓刘、贺、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等地。
属于匈奴人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匈奴成为了历史。那一段段金戈铁马的故事，那带着草原风情的传奇，渐渐的，成为了越来越难解的神秘。
第七节 美谈，昭君出塞和汉匈
“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这两个成语常用来形容女子容貌的美丽。“闭月”、“羞花
”、“沉鱼”、“落雁”本身指代的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其中“落雁”一词指的是
王昭君。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击匈奴，收复河套，占领河西走廊，使匈奴不敢入袭。
汉朝和匈奴之间进行的多次战争，不仅给汉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使匈奴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汉武帝时期以后，到汉宣帝初年，匈奴居住的地区屡屡发生灾害，人畜死亡严重，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损失，濒临崩溃边缘。匈奴贵族内部又争权夺利，战乱不息，5个单于为争夺统治权而彼此争战。结果，匈奴人民死伤人口数以万计，牲畜死亡百分之九十。争战到后来，只剩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支军事力量割据南北，继续争斗。
呼韩邪单于名叫稽侯珊，是匈奴的第十四个单于。他才能出众，善于统兵，受到匈奴各阶层的尊敬和爱戴。在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活中，他意识到以匈奴的力量是不足以和汉朝一比高下的。尤其是在匈奴多次受到天灾人祸的袭击之后，实力衰竭，祸乱迭起，如不和汉朝保持友好关系，得其庇护，匈奴就难以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于是，呼韩邪单于率领百姓南移，准备同汉结好，并在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把儿子——匈奴右贤王铢娄渠堂送到汉都长安，作为人质。
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向汉宣帝致意，并提出想在次年正月亲自入朝朝见汉宣帝。
汉宣帝对他的请求表示欢迎，决定以贵宾之礼予以接待。他先派人从长安出发，远道迎接呼韩邪单于，又在呼韩邪单于沿途经过的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等七郡安排了2000名骑士，作为仪仗队伍，进行护卫。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正月，呼韩邪单于来到甘泉宫（汉朝皇帝离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朝见汉宣帝。宣帝隆重接见了他，给予了特殊的恩礼，将呼韩邪单于的地位排列在汉朝诸侯王和西域各国首领之上。呼韩邪单于也表现得非常恭谨谦虚，在宣帝面前称臣而不称王。在接见过程中，宣帝又赐给呼韩邪单于许多珍贵的礼物。
这次汉朝皇帝接见呼韩邪单于的礼节之隆重，场面之盛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呼韩邪单于在长安停留一个多月，处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临返回的时候，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友好态度，呼韩邪单于主动请求留居光禄塞（内蒙古包头市西南），以便在汉朝边境出现紧急情况时出兵保卫汉朝的受降城（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北）。宣帝深表感谢，派人将单于送出朔方鸡鹿塞（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并调拨谷米3.4万多斛，以缓解匈奴的粮食危机。
通过呼韩邪单于的这次朝见，汉匈关系出现了亲密友好的局面。
汉元帝即位之初，呼韩邪单于上书汉廷，叙述匈奴百姓困苦之状。元帝下令，让云中、五原等郡拨给匈奴两万斛粮食，供其食用。
呼韩邪单于目睹了汉朝的强盛丰庶、文明礼仪，十分羡慕，又亲见汉朝军事力量的强大，认识到只有和汉朝永远保持友好关系，匈奴才有可能发展壮大。恰巧这时，呼韩邪单于的阏氏（王后）去世。他就想娶一名汉族女子为阏氏，在与汉朝友好的关系上再加上一层亲戚关系，使汉匈关系更加巩固。
于是，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一来向汉元帝表示致意，同时正式向汉朝提出求婚。
汉宣帝对匈奴主动要求巩固友好关系的举动十分高兴。但此时他只有一个年纪尚小的女儿，颇受太后宠爱。如果想把这个女儿稼给已40多岁的呼韩邪单于，女儿不会同意，太后更不会同意。而且这个娇蛮公主很难担起促进汉匈友好的重任。经过反复考虑，在与大臣商意后，元帝向皇宫中的妃嫔、宫女下旨，召募自愿远嫁匈奴者。
匈奴所处之地苦寒，又远离繁华，风俗与中原完全不同，宫中女子都不愿去，独有一位叫作王昭君的女子“请掖庭令求行”。
王昭君本名嫱，“昭君”是她的字。她是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汉元帝时以“良家子”入选掖庭（皇宫中的旁舍，宫嫔所居的地方）。
王昭君能与赵飞燕、貂蝉、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居于历代美女之首，其容貌之美自是不同寻常。《后汉书•南匈奴传》曾载：“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虽仅此一句涉及昭君之美，却已尽述其风采，无须赘言了。
《后汉书•南匈奴传》在提及王昭君主动提出愿远嫁匈奴的理由时，称：“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王昭君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作出这一决定，除她本人外别人无从知晓。如从当时女性的心理考虑，王昭君或许真的不愿孤老宫中，才有此非常之举。
据《后汉书》称，王昭君远嫁匈奴的请求被批准后，在呼韩邪单于临辞大会上，元帝召包括王昭君在内的五位女子出来与呼韩邪单于见面。也正是在此刻，元帝第一次见到了王昭君，“大惊，竟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元帝赏给王昭君锦帛2.8万匹、絮1.6万斤、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无数，亲自送出长安城10余里。王昭君在送亲队伍的护送下，肩负着汉匈和亲重任，于公元前33年离开长安，经雁门关出中原，历时一年多，于第二年初夏到达漠北。呼韩邪单于为王昭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并封她为“宁胡阏氏”。“宁胡阏氏”即“安定匈奴的皇后”之意。
“阏氏”在匈奴人中的地位和权力不次于单于。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后，利用“阏氏”的权力，积极致力于促进汉、匈两族人民的团结，致力于帮助匈奴人民提高生产力水平。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技术引入塞外，促进了中原文化向漠北地区传播，扩大了汉匈两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进一步消除了汉匈的隔阂，使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自此以后，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维持了60年之久的和平局面，对以后汉族与北方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友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王昭君深受匈奴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匈奴人也从此接受了汉朝中央政权的领导，打破了旧的历史格局，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汉匈“关市”畅通，互利互惠，匈奴人更是学会了计算、登记的方法，还学会了建筑和打井。
王昭君到漠北的第二年，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名叫伊督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又过了一年，呼韩邪单于去世，王昭君时年24岁。
呼韩邪单于死后，其长子雕陶莫皋继位，即复株累单于。依照匈奴风俗，王昭君嫁给了雕陶莫皋为妻，并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名须卜居次，次女名当于居次，后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鸿嘉元年（前20），复株累单于去世。王昭君从此寡居，不久去世，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后人称之“青冢”。西晋时，为避司马召讳，史家、文人改称“昭君”为“明君”。渐渐地，王昭君便又多了一个“明妃”的雅号。
王昭君死后，她的儿子右日逐王一系日益强盛，与东汉交恶，被窦宪追击，一路西逃，进入欧洲，击溃了罗马帝国，建立了匈奴帝国，即后来的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等国。
王昭君的次女当于居次，秉承母亲平生之愿，与她的丈夫继续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而奔走。
王莽执政以后，由于采取对匈奴的错误政策，例如贬改“匈奴单于印”为“匈奴单于章”，拟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及妄斩匈奴侍子登等等，造成汉匈关系的紧张。因此，匈奴单于发左右部兵马进扰北方地区，王莽也动员30万众准备反击，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时当于居次与丈夫二人铤身而出，设法弥合。史载始建国五年（13），“乌珠留单于死，云（当于居次的丈夫）、当（当于居次）欲与汉和亲，又素与咸友好，故越舆而立咸（舆与咸俱为乌珠留单于之弟）为乌累若鞮单于。乌累既立，云、当遂劝与汉和亲”。
天凤元年（14），云、当派人到西河塞（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下求见和亲侯王歇。王莽遂命歇及歇弟讽（音萨）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并赐黄金、衣被、缯帛。在云、当的居中斡旋及单于的努力下，汉匈关系复呈现出一线光明。但因其后王莽再次欺诈匈奴单于，和亲便从此断绝。当于居次对汉匈关系的弥合虽然没有成功，但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王昭君的“青冢”的墓碑上刻有一首诗：
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
若与功名论，几与卫霍同。
这首诗是对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最公允的论断。
王昭君在世的时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然而这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竟未使人们将她忘记。这不仅因为她的美，更因为她为中华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她所付出的，她所牺牲的，使她在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成为了最伟大、最光荣的一位。
在中国历史上，匈奴作为一个有沉甸甸的分量的名字，与无数历史事件、无数英雄人物联系在了一起。匈奴对中原的入侵，属于积蓄实力时期，但以前频繁骚扰中原的生活仍被他们保留下来。匈奴人从未想过要问鼎中原，逐鹿天下。他们所希望的，不过是蛮族自己的需要。当通过战争获得了这一切之后，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只有通过战争，也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西汉早期，用战争换财富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但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屡屡羞辱西汉的匈奴不得不面对强盛起来的西汉的报复。无休止的掠夺的代价是残酷的，匈奴人被赶离家园，伤亡惨重。如果当初匈奴采用贸易的方式来换取所需，也许历史就会改变。
“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这两个成语常用来形容女子容貌的美丽。“闭月”、“羞花
”、“沉鱼”、“落雁”本身指代的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其中“落雁”一词指的是
王昭君。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击匈奴，收复河套，占领河西走廊，使匈奴不敢入袭。
汉朝和匈奴之间进行的多次战争，不仅给汉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使匈奴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汉武帝时期以后，到汉宣帝初年，匈奴居住的地区屡屡发生灾害，人畜死亡严重，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损失，濒临崩溃边缘。匈奴贵族内部又争权夺利，战乱不息，5个单于为争夺统治权而彼此争战。结果，匈奴人民死伤人口数以万计，牲畜死亡百分之九十。争战到后来，只剩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支军事力量割据南北，继续争斗。
呼韩邪单于名叫稽侯珊，是匈奴的第十四个单于。他才能出众，善于统兵，受到匈奴各阶层的尊敬和爱戴。在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活中，他意识到以匈奴的力量是不足以和汉朝一比高下的。尤其是在匈奴多次受到天灾人祸的袭击之后，实力衰竭，祸乱迭起，如不和汉朝保持友好关系，得其庇护，匈奴就难以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于是，呼韩邪单于率领百姓南移，准备同汉结好，并在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把儿子——匈奴右贤王铢娄渠堂送到汉都长安，作为人质。
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向汉宣帝致意，并提出想在次年正月亲自入朝朝见汉宣帝。
汉宣帝对他的请求表示欢迎，决定以贵宾之礼予以接待。他先派人从长安出发，远道迎接呼韩邪单于，又在呼韩邪单于沿途经过的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等七郡安排了2000名骑士，作为仪仗队伍，进行护卫。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正月，呼韩邪单于来到甘泉宫（汉朝皇帝离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朝见汉宣帝。宣帝隆重接见了他，给予了特殊的恩礼，将呼韩邪单于的地位排列在汉朝诸侯王和西域各国首领之上。呼韩邪单于也表现得非常恭谨谦虚，在宣帝面前称臣而不称王。在接见过程中，宣帝又赐给呼韩邪单于许多珍贵的礼物。
这次汉朝皇帝接见呼韩邪单于的礼节之隆重，场面之盛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呼韩邪单于在长安停留一个多月，处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临返回的时候，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友好态度，呼韩邪单于主动请求留居光禄塞（内蒙古包头市西南），以便在汉朝边境出现紧急情况时出兵保卫汉朝的受降城（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北）。宣帝深表感谢，派人将单于送出朔方鸡鹿塞（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并调拨谷米3.4万多斛，以缓解匈奴的粮食危机。
通过呼韩邪单于的这次朝见，汉匈关系出现了亲密友好的局面。
汉元帝即位之初，呼韩邪单于上书汉廷，叙述匈奴百姓困苦之状。元帝下令，让云中、五原等郡拨给匈奴两万斛粮食，供其食用。
呼韩邪单于目睹了汉朝的强盛丰庶、文明礼仪，十分羡慕，又亲见汉朝军事力量的强大，认识到只有和汉朝永远保持友好关系，匈奴才有可能发展壮大。恰巧这时，呼韩邪单于的阏氏（王后）去世。他就想娶一名汉族女子为阏氏，在与汉朝友好的关系上再加上一层亲戚关系，使汉匈关系更加巩固。
于是，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一来向汉元帝表示致意，同时正式向汉朝提出求婚。
汉宣帝对匈奴主动要求巩固友好关系的举动十分高兴。但此时他只有一个年纪尚小的女儿，颇受太后宠爱。如果想把这个女儿稼给已40多岁的呼韩邪单于，女儿不会同意，太后更不会同意。而且这个娇蛮公主很难担起促进汉匈友好的重任。经过反复考虑，在与大臣商意后，元帝向皇宫中的妃嫔、宫女下旨，召募自愿远嫁匈奴者。
匈奴所处之地苦寒，又远离繁华，风俗与中原完全不同，宫中女子都不愿去，独有一位叫作王昭君的女子“请掖庭令求行”。
王昭君本名嫱，“昭君”是她的字。她是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汉元帝时以“良家子”入选掖庭（皇宫中的旁舍，宫嫔所居的地方）。
王昭君能与赵飞燕、貂蝉、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居于历代美女之首，其容貌之美自是不同寻常。《后汉书•南匈奴传》曾载：“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虽仅此一句涉及昭君之美，却已尽述其风采，无须赘言了。
《后汉书•南匈奴传》在提及王昭君主动提出愿远嫁匈奴的理由时，称：“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王昭君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作出这一决定，除她本人外别人无从知晓。如从当时女性的心理考虑，王昭君或许真的不愿孤老宫中，才有此非常之举。
据《后汉书》称，王昭君远嫁匈奴的请求被批准后，在呼韩邪单于临辞大会上，元帝召包括王昭君在内的五位女子出来与呼韩邪单于见面。也正是在此刻，元帝第一次见到了王昭君，“大惊，竟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元帝赏给王昭君锦帛2.8万匹、絮1.6万斤、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无数，亲自送出长安城10余里。王昭君在送亲队伍的护送下，肩负着汉匈和亲重任，于公元前33年离开长安，经雁门关出中原，历时一年多，于第二年初夏到达漠北。呼韩邪单于为王昭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并封她为“宁胡阏氏”。“宁胡阏氏”即“安定匈奴的皇后”之意。
“阏氏”在匈奴人中的地位和权力不次于单于。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后，利用“阏氏”的权力，积极致力于促进汉、匈两族人民的团结，致力于帮助匈奴人民提高生产力水平。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技术引入塞外，促进了中原文化向漠北地区传播，扩大了汉匈两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进一步消除了汉匈的隔阂，使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自此以后，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维持了60年之久的和平局面，对以后汉族与北方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友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王昭君深受匈奴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匈奴人也从此接受了汉朝中央政权的领导，打破了旧的历史格局，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汉匈“关市”畅通，互利互惠，匈奴人更是学会了计算、登记的方法，还学会了建筑和打井。
王昭君到漠北的第二年，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名叫伊督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又过了一年，呼韩邪单于去世，王昭君时年24岁。
呼韩邪单于死后，其长子雕陶莫皋继位，即复株累单于。依照匈奴风俗，王昭君嫁给了雕陶莫皋为妻，并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名须卜居次，次女名当于居次，后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鸿嘉元年（前20），复株累单于去世。王昭君从此寡居，不久去世，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后人称之“青冢”。西晋时，为避司马召讳，史家、文人改称“昭君”为“明君”。渐渐地，王昭君便又多了一个“明妃”的雅号。
王昭君死后，她的儿子右日逐王一系日益强盛，与东汉交恶，被窦宪追击，一路西逃，进入欧洲，击溃了罗马帝国，建立了匈奴帝国，即后来的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等国。
王昭君的次女当于居次，秉承母亲平生之愿，与她的丈夫继续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而奔走。
王莽执政以后，由于采取对匈奴的错误政策，例如贬改“匈奴单于印”为“匈奴单于章”，拟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及妄斩匈奴侍子登等等，造成汉匈关系的紧张。因此，匈奴单于发左右部兵马进扰北方地区，王莽也动员30万众准备反击，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时当于居次与丈夫二人铤身而出，设法弥合。史载始建国五年（13），“乌珠留单于死，云（当于居次的丈夫）、当（当于居次）欲与汉和亲，又素与咸友好，故越舆而立咸（舆与咸俱为乌珠留单于之弟）为乌累若鞮单于。乌累既立，云、当遂劝与汉和亲”。
天凤元年（14），云、当派人到西河塞（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下求见和亲侯王歇。王莽遂命歇及歇弟讽（音萨）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并赐黄金、衣被、缯帛。在云、当的居中斡旋及单于的努力下，汉匈关系复呈现出一线光明。但因其后王莽再次欺诈匈奴单于，和亲便从此断绝。当于居次对汉匈关系的弥合虽然没有成功，但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王昭君的“青冢”的墓碑上刻有一首诗：
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
若与功名论，几与卫霍同。
这首诗是对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最公允的论断。
王昭君在世的时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然而这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竟未使人们将她忘记。这不仅因为她的美，更因为她为中华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她所付出的，她所牺牲的，使她在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成为了最伟大、最光荣的一位。
在中国历史上，匈奴作为一个有沉甸甸的分量的名字，与无数历史事件、无数英雄人物联系在了一起。匈奴对中原的入侵，属于积蓄实力时期，但以前频繁骚扰中原的生活仍被他们保留下来。匈奴人从未想过要问鼎中原，逐鹿天下。他们所希望的，不过是蛮族自己的需要。当通过战争获得了这一切之后，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只有通过战争，也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西汉早期，用战争换财富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但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屡屡羞辱西汉的匈奴不得不面对强盛起来的西汉的报复。无休止的掠夺的代价是残酷的，匈奴人被赶离家园，伤亡惨重。如果当初匈奴采用贸易的方式来换取所需，也许历史就会改变。
第三章 乌桓和汉、魏
乌桓，又被称作“乌丸”，是东胡族的后裔之一。这是一支号称“天下名骑”的游牧民族。他们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恩怨纠缠中共同生活着。最终，一个叫曹操的人出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第一节 余脉，东胡后人在乌桓山兴起
公元前20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消灭了东胡人联盟。东胡人中的一支向北败退，来到科尔沁草原的中心地带的乌桓山（今鄂尔多斯阿鲁科尔沁旗附近乌兰山）下定居，这就是乌桓。《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其实，早在来到乌桓山定居之前，乌桓这个部落已经存在。东胡是一个各游牧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乌桓是其中的一个部族。
乌桓人没有文字，文明比匈奴还落后，到西汉初期时还没有国家政权，遗留有不少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痕迹。而这时的汉朝，已经成功地继承、完善了封建社会制度了。乌桓人实行收继婚和抱嫂婚，父亲和兄长死后，儿子和兄弟可以娶其继母和嫂子，伯叔母与侄子、叔父与侄媳之间甚至也可通婚。这种婚姻形式是出于游牧民族繁衍人口的需要。
财富的累计，使乌桓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私有财产开始出现，婚姻嫁娶、犯罪赎死及丧葬，都会用私有的牲畜等财物办理。由于作为游牧部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变为私有，乌桓人开始由各家各户独自经营自己的畜牧业，但牧场、山林、湖泊仍保持氏族公有，只有一部分农耕地逐渐向私有制过渡。首领逐渐成为统治者，成为贵族，握有统治权力。这时，乌桓各部落的统治者被称为“大人”，已是父子相承。
“大人”是乌桓各部落的最高领袖，而各部落则是由邑落组成的。每部统辖着数百乃至数千个邑落。乌桓每一邑落有人口100多至200多人不等，由不同氏族的帐户相聚溶合而成。但此时血缘复仇的情况仍然大量严重，往往容易引起氏族、部落间的械斗和互相残杀。邑落的头人称为“小帅”。各帐落各自单独经营畜牧业，夏冬两季转移牧地时，便在小帅率领下，以邑落为单位，顺着一定的路线共同迁徙，每一邑落占有一定的游牧区。邑落小帅受制于部落大人。通过战争、朝贡、胡市，邑落小帅的权势有所增长，并受汉魏赐封。
在王莽统治中原时期，乌桓人开始蓄养奴隶，正式进入奴隶社会。从此，他们不断在缘边地区进行战争，掠夺人口做奴隶。公元25年，当赤眉起义军战败退入辽西、辽东时，就被乌桓人截击，全部被掠夺为奴隶。东汉初期，乌桓还与匈奴联合出兵，攻击东汉边境，当地百姓经常被掠夺为奴。俘掠人口当奴隶，是当时的乌桓对中原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奴隶的日益重要，使得乌桓连向汉朝进贡时都以奴隶为礼物。公元49年，乌桓大人向光武帝朝贡时，贡品中就有奴婢若干。
乌桓除了抄掠人口为奴外，还进行奴隶买卖。奴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有的也从事拾粪草、牧幼畜等生产劳动。
到了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乌桓之间关系真正改善。光武帝以大量的钱和丝绸作代价，使乌桓彻底臣服，主动要求成为东汉的内属。东汉授予81名乌桓部落领袖王侯荣誉爵位，并允许这些乌桓部落居住在沿边诸郡。汉朝向他们提供食品和衣服，作为报答，他们承担保卫边境反对匈奴与鲜卑的义务。
东汉还重新设立了乌桓校尉府，负责处理乌桓、鲜卑事务。这个机构使东汉与乌桓之间的和平关系保持了半个世纪。乌桓忠实地履行了协议中规定的职责，坚定地和东汉一起抵抗匈奴和鲜卑的侵略，还参加了对付东汉境内其它叛乱的军事行动。尤其在公元2世纪，乌桓骑兵开始为东汉皇帝服役，被用来作为皇宫侍卫。
汉献帝时期，乌桓与袁绍勾结，共同对抗曹操。为了排除乌桓侵扰的威胁，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远征乌桓。大军直捣乌桓的统治中心，杀掉了乌桓首领蹋顿，平服乌桓各郡。他把乌桓的一万余落部众迁至内地，把乌桓的精兵编为骑兵部队。这支部队英勇善战，在曹操统一北方及与刘备、孙权角力的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迁入内地的乌桓人因为与中原联系加深，开始从事农业，并被逐渐编入中原王朝的户籍，逐渐与汉族融合。留居在塞外的乌桓人到两晋时期仍很活跃，并先后归附于前燕、前秦、后燕、鲜卑。
魏晋以后，乌桓与其它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所谓的“杂胡”。据《魏书》记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后来，乌桓人又扩散至陕西的上郡、冯翊、北地三郡。而雁门郡的乌桓，与鲜卑、匈奴等融合成为铁弗刘氏或独孤氏，发展为赫连勃勃的夏国。幽、并二州乌桓则继续内迁，遍布于太行山以东的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参与了十六国、南北朝时各地区的战争。久处中原的乌桓人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乌桓姓氏相继有郝氏、刘氏、张氏、王氏、鲁氏等出现；而另一部分随着鲜卑的强大而加入其中，先同鲜卑融合，最终随鲜卑汉化而同化于汉族。
乌桓，又被称作“乌丸”，是东胡族的后裔之一。这是一支号称“天下名骑”的游牧民族。他们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恩怨纠缠中共同生活着。最终，一个叫曹操的人出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第一节 余脉，东胡后人在乌桓山兴起
公元前20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消灭了东胡人联盟。东胡人中的一支向北败退，来到科尔沁草原的中心地带的乌桓山（今鄂尔多斯阿鲁科尔沁旗附近乌兰山）下定居，这就是乌桓。《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其实，早在来到乌桓山定居之前，乌桓这个部落已经存在。东胡是一个各游牧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乌桓是其中的一个部族。
乌桓人没有文字，文明比匈奴还落后，到西汉初期时还没有国家政权，遗留有不少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痕迹。而这时的汉朝，已经成功地继承、完善了封建社会制度了。乌桓人实行收继婚和抱嫂婚，父亲和兄长死后，儿子和兄弟可以娶其继母和嫂子，伯叔母与侄子、叔父与侄媳之间甚至也可通婚。这种婚姻形式是出于游牧民族繁衍人口的需要。
财富的累计，使乌桓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私有财产开始出现，婚姻嫁娶、犯罪赎死及丧葬，都会用私有的牲畜等财物办理。由于作为游牧部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变为私有，乌桓人开始由各家各户独自经营自己的畜牧业，但牧场、山林、湖泊仍保持氏族公有，只有一部分农耕地逐渐向私有制过渡。首领逐渐成为统治者，成为贵族，握有统治权力。这时，乌桓各部落的统治者被称为“大人”，已是父子相承。
“大人”是乌桓各部落的最高领袖，而各部落则是由邑落组成的。每部统辖着数百乃至数千个邑落。乌桓每一邑落有人口100多至200多人不等，由不同氏族的帐户相聚溶合而成。但此时血缘复仇的情况仍然大量严重，往往容易引起氏族、部落间的械斗和互相残杀。邑落的头人称为“小帅”。各帐落各自单独经营畜牧业，夏冬两季转移牧地时，便在小帅率领下，以邑落为单位，顺着一定的路线共同迁徙，每一邑落占有一定的游牧区。邑落小帅受制于部落大人。通过战争、朝贡、胡市，邑落小帅的权势有所增长，并受汉魏赐封。
在王莽统治中原时期，乌桓人开始蓄养奴隶，正式进入奴隶社会。从此，他们不断在缘边地区进行战争，掠夺人口做奴隶。公元25年，当赤眉起义军战败退入辽西、辽东时，就被乌桓人截击，全部被掠夺为奴隶。东汉初期，乌桓还与匈奴联合出兵，攻击东汉边境，当地百姓经常被掠夺为奴。俘掠人口当奴隶，是当时的乌桓对中原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奴隶的日益重要，使得乌桓连向汉朝进贡时都以奴隶为礼物。公元49年，乌桓大人向光武帝朝贡时，贡品中就有奴婢若干。
乌桓除了抄掠人口为奴外，还进行奴隶买卖。奴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有的也从事拾粪草、牧幼畜等生产劳动。
到了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乌桓之间关系真正改善。光武帝以大量的钱和丝绸作代价，使乌桓彻底臣服，主动要求成为东汉的内属。东汉授予81名乌桓部落领袖王侯荣誉爵位，并允许这些乌桓部落居住在沿边诸郡。汉朝向他们提供食品和衣服，作为报答，他们承担保卫边境反对匈奴与鲜卑的义务。
东汉还重新设立了乌桓校尉府，负责处理乌桓、鲜卑事务。这个机构使东汉与乌桓之间的和平关系保持了半个世纪。乌桓忠实地履行了协议中规定的职责，坚定地和东汉一起抵抗匈奴和鲜卑的侵略，还参加了对付东汉境内其它叛乱的军事行动。尤其在公元2世纪，乌桓骑兵开始为东汉皇帝服役，被用来作为皇宫侍卫。
汉献帝时期，乌桓与袁绍勾结，共同对抗曹操。为了排除乌桓侵扰的威胁，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远征乌桓。大军直捣乌桓的统治中心，杀掉了乌桓首领蹋顿，平服乌桓各郡。他把乌桓的一万余落部众迁至内地，把乌桓的精兵编为骑兵部队。这支部队英勇善战，在曹操统一北方及与刘备、孙权角力的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迁入内地的乌桓人因为与中原联系加深，开始从事农业，并被逐渐编入中原王朝的户籍，逐渐与汉族融合。留居在塞外的乌桓人到两晋时期仍很活跃，并先后归附于前燕、前秦、后燕、鲜卑。
魏晋以后，乌桓与其它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所谓的“杂胡”。据《魏书》记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后来，乌桓人又扩散至陕西的上郡、冯翊、北地三郡。而雁门郡的乌桓，与鲜卑、匈奴等融合成为铁弗刘氏或独孤氏，发展为赫连勃勃的夏国。幽、并二州乌桓则继续内迁，遍布于太行山以东的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参与了十六国、南北朝时各地区的战争。久处中原的乌桓人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乌桓姓氏相继有郝氏、刘氏、张氏、王氏、鲁氏等出现；而另一部分随着鲜卑的强大而加入其中，先同鲜卑融合，最终随鲜卑汉化而同化于汉族。
第二节 兴衰，两汉王朝四百年
自文帝以来，西汉王朝的国力日益曾强。到宣帝、元帝时，已经达到顶峰。在宣帝、元帝以后，西汉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灭亡。
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外戚专权造成的。外戚在西汉是皇帝依靠的主要力量。汉武帝先后重用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自然是因为这些人有才干，但也因为他们与刘彻的妻妾沾亲带故。飞将军李广同样是一员不可多得的优秀将领，就因为不是外戚，留下了“李广难封”的千古慨叹。到了汉昭帝时，外戚霍光更险些成了代汉自立之人。而汉成帝刘骜即位后，则实实在在是被外戚王莽掌控了大权，将西汉政权葬送。
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是一种助力，譬如卫青、霍去病，常年统帅精锐汉军在外，却从不敢有谋逆之心；皇帝能力弱的时候，外戚就威胁皇帝的统治，进而动摇整个王朝。王莽之所以能够篡汉成功，正是因为刘骜年幼可欺。
可惜的是，西汉历代君主很少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几乎个个重用外戚。是新任皇帝往往要启用自己的舅舅、外公、表兄弟。而新的外戚上台，通常要铲除旧的外戚，以一场腥风血雨完成交接。这就造成了西汉政治腐败，内耗严重，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不仅外戚专权，西汉在治国理念上在后期也步入歧途。
西汉的衰亡，起自武帝刘彻后期就已经开始，中间虽又经历了昭、宣两帝的复兴，但自汉元帝起，彻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亲宣帝曾对儿子评价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为什么一个父亲会这样评价将要继承他的一切的儿子呢？原来，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一下的地步。宣帝对此不以为然，称：“我们自有自己的制度，以霸王之道揉合儒学。怎么能完全依靠儒学呢？而且，一些儒生不合时宜，总说古时候的一切都是好的，现在的一切都不符合古制，是错的，使人听了被表面现象迷惑，不知根本。这样的儒生怎么能担当重任？”
可是，元帝并没有把父亲的话记在心上。他的一意孤行为西汉的灭亡拉开了大幕。当时稚嫩的儒家思想虽然占据上风，理论上也确有可取之处，但其本身还处在与世俗政权的磨合过程中，一些理论完全不切合实际。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者眭弘因灾异向皇帝上书，建议皇帝禅位让贤，去当县长。禅让给异姓的制度是只有原始社会才能实行的，在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实行，看似美好，实际上会导致天下大乱。眭弘显然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眭弘的运气不好，碰上了霍光辅政。当时皇帝年幼，霍光作为外戚，本来就怕人家误会他有野心。眭弘此时说出这种话，霍光生怕别人一位这是自己找的托，为自己造舆论以篡权，二话不说就把眭弘杀了。
眭弘这种糊涂儒生的出现，正说明汉朝统治者对儒学的使用产生了重大失误——儒学用来控制人民是好的，但要封建统治者自己按照儒学的要求做事，那是万万不行的。
眭弘的理论在西汉末年得到了发扬，王莽就是这种理论的忠实拥护者。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他的父亲王曼去世得早，王莽由亲戚抚养，大概受了一些排挤、欺负，因此从小做人很低调，丝毫没有贵族子弟的架子。对寡母、寡嫂、幼侄，他都能尽心赡养，还爱结交英杰俊才，对叔伯们也相当孝顺，颇为时人所称赞。长辈们都认为他虚心谨慎，孝顺谦恭，也经常替他在王政君那里说好话，叔父王商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封地给他封侯用。
当时，王政君的儿子汉成帝在位，在太后的授意下封王莽为新都侯。王莽逐渐成为西汉晚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公元9年，王莽实现了眭弘的理想，逼汉帝禅位，正式篡汉，改国号为“新”。西汉就此宣告灭亡。
王莽在皇帝宝座上倒也想做出点成绩，为子孙创下万年基业。但由于他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严重错误，对内改革又不得人心，再加上运气不好，灾荒和疾疫迅速蔓延，造成各地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公元25年，绿林农民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参加过绿林起义的西汉皇族刘秀重建汉朝，是为光武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下令全面改革王莽所实施的旧政策，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削弱三公的权限；废除官奴，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经过他与儿子、孙子三代人的治理，东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
可悲的是，东汉王朝不仅没有避免走西汉外戚专权的老路，还产生了宦官专权的现象。
在东汉，宦官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统治。及至桓帝、灵帝年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形成东汉王朝后期的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皇宫内宦官专权，凉州董卓率兵入洛阳，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事实上献帝即位后并无任何权利，董卓独揽大权，残暴专横，使得各地官吏纷纷举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诸强割据的局面，统一的王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后，献帝又为曹操控制；公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献帝让位，东汉王朝宣布灭亡，继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三国时期。
自文帝以来，西汉王朝的国力日益曾强。到宣帝、元帝时，已经达到顶峰。在宣帝、元帝以后，西汉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灭亡。
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外戚专权造成的。外戚在西汉是皇帝依靠的主要力量。汉武帝先后重用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自然是因为这些人有才干，但也因为他们与刘彻的妻妾沾亲带故。飞将军李广同样是一员不可多得的优秀将领，就因为不是外戚，留下了“李广难封”的千古慨叹。到了汉昭帝时，外戚霍光更险些成了代汉自立之人。而汉成帝刘骜即位后，则实实在在是被外戚王莽掌控了大权，将西汉政权葬送。
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是一种助力，譬如卫青、霍去病，常年统帅精锐汉军在外，却从不敢有谋逆之心；皇帝能力弱的时候，外戚就威胁皇帝的统治，进而动摇整个王朝。王莽之所以能够篡汉成功，正是因为刘骜年幼可欺。
可惜的是，西汉历代君主很少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几乎个个重用外戚。是新任皇帝往往要启用自己的舅舅、外公、表兄弟。而新的外戚上台，通常要铲除旧的外戚，以一场腥风血雨完成交接。这就造成了西汉政治腐败，内耗严重，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不仅外戚专权，西汉在治国理念上在后期也步入歧途。
西汉的衰亡，起自武帝刘彻后期就已经开始，中间虽又经历了昭、宣两帝的复兴，但自汉元帝起，彻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亲宣帝曾对儿子评价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为什么一个父亲会这样评价将要继承他的一切的儿子呢？原来，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一下的地步。宣帝对此不以为然，称：“我们自有自己的制度，以霸王之道揉合儒学。怎么能完全依靠儒学呢？而且，一些儒生不合时宜，总说古时候的一切都是好的，现在的一切都不符合古制，是错的，使人听了被表面现象迷惑，不知根本。这样的儒生怎么能担当重任？”
可是，元帝并没有把父亲的话记在心上。他的一意孤行为西汉的灭亡拉开了大幕。当时稚嫩的儒家思想虽然占据上风，理论上也确有可取之处，但其本身还处在与世俗政权的磨合过程中，一些理论完全不切合实际。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者眭弘因灾异向皇帝上书，建议皇帝禅位让贤，去当县长。禅让给异姓的制度是只有原始社会才能实行的，在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实行，看似美好，实际上会导致天下大乱。眭弘显然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眭弘的运气不好，碰上了霍光辅政。当时皇帝年幼，霍光作为外戚，本来就怕人家误会他有野心。眭弘此时说出这种话，霍光生怕别人一位这是自己找的托，为自己造舆论以篡权，二话不说就把眭弘杀了。
眭弘这种糊涂儒生的出现，正说明汉朝统治者对儒学的使用产生了重大失误——儒学用来控制人民是好的，但要封建统治者自己按照儒学的要求做事，那是万万不行的。
眭弘的理论在西汉末年得到了发扬，王莽就是这种理论的忠实拥护者。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他的父亲王曼去世得早，王莽由亲戚抚养，大概受了一些排挤、欺负，因此从小做人很低调，丝毫没有贵族子弟的架子。对寡母、寡嫂、幼侄，他都能尽心赡养，还爱结交英杰俊才，对叔伯们也相当孝顺，颇为时人所称赞。长辈们都认为他虚心谨慎，孝顺谦恭，也经常替他在王政君那里说好话，叔父王商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封地给他封侯用。
当时，王政君的儿子汉成帝在位，在太后的授意下封王莽为新都侯。王莽逐渐成为西汉晚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公元9年，王莽实现了眭弘的理想，逼汉帝禅位，正式篡汉，改国号为“新”。西汉就此宣告灭亡。
王莽在皇帝宝座上倒也想做出点成绩，为子孙创下万年基业。但由于他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严重错误，对内改革又不得人心，再加上运气不好，灾荒和疾疫迅速蔓延，造成各地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公元25年，绿林农民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参加过绿林起义的西汉皇族刘秀重建汉朝，是为光武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下令全面改革王莽所实施的旧政策，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削弱三公的权限；废除官奴，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经过他与儿子、孙子三代人的治理，东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
可悲的是，东汉王朝不仅没有避免走西汉外戚专权的老路，还产生了宦官专权的现象。
在东汉，宦官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统治。及至桓帝、灵帝年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形成东汉王朝后期的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皇宫内宦官专权，凉州董卓率兵入洛阳，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事实上献帝即位后并无任何权利，董卓独揽大权，残暴专横，使得各地官吏纷纷举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诸强割据的局面，统一的王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后，献帝又为曹操控制；公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献帝让位，东汉王朝宣布灭亡，继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三国时期。
第三节 反复，战与和只为生存与财富
西汉初年，乌桓人做为匈奴人的种族奴隶，受到了残酷的奴役。因此，他们经常反抗匈奴人的奴役和压迫，但都被匈奴人镇压。汉武帝对匈奴的进攻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后，乌桓人得到西汉王朝的庇护，徙居五郡塞外之后，生活安定起来。
乌桓人因自恃有强大的汉朝作后盾，为报匈奴人灭亡东胡的旧恨，挖了匈奴人的祖坟。匈奴单于大怒，遣20000骑进击乌桓，同时又派3000余骑入侵汉塞，掠虏汉朝边民。西汉命中郎将范明友为渡辽将军，也率二万骑追击匈奴。匈奴人得到消息，抢先迅速撤离。汉兵遵照大将军霍光“兵不空出”的原则，转而对乌桓进行了攻击。乌桓刚受到匈奴重挫，部众疲敝，在范明友攻击下损失惨重，3位大人被杀，6000余人被斩首。乌桓无力与汉朝为敌，开始时而归附西汉，时而与匈奴联合，实行双重政治策略。
到了东汉初年，新仇旧恨使乌桓人不断进攻中原边境。他们骑着快马，轻装简从，早晨从草原出发，傍晚即可抵达东汉边城。这一时期，不仅东汉军队屡屡被乌桓击败，就连匈奴人也被乌桓杀得北徙千里。
因为乌桓铁骑不能战胜，光武帝刘秀就以财务贿赂乌桓，让乌桓归附。于是，乌桓部族中以势力最强大的辽西乌桓大人郝旦为首的各郡乌桓首领900余人归附东汉。
就这样，从公元前206年匈奴袭击东胡，直到公元49年光武帝用赏赐收服乌桓，前后240多年的时间，乌桓这个驻扎于科尔沁草原深处的小部落，从匈奴、西汉、王莽政权、东汉的征服下发展了起来，成为漠南草原最强盛的民族。乌桓人从此深入中原地区，与东汉王朝基本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平衡状态。
东汉中期入居塞内十郡的乌桓人，精骑善射，能征贯战。他们选出精良的乌桓骑兵，组成队伍，为东汉作战，被称为“乌桓突骑”。当时，乌桓突骑在作战中起着冲锋、突击和摧陷敌人阵地的作用，是一支勇猛非凡的骑兵突击队，战斗力却很强。当时幽州各郡都有突骑，其中的渔阳、上谷的突骑在国内最享有盛名。而这几郡的乌桓人大都是由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内迁的乌桓人组成，所乘战马也是来自科尔沁草原腹地辽西、辽东郡。
东汉中后期，各地乌桓由于战争迁徙和民族融合成分越来越复杂，部落中融入了大量的匈奴人、鲜卑人、汉人、林胡、羯等多种成份，人口空前增加，地域分布也越向华北和塞外西部发展。他们此时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不相属统，在前进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各自发展。
汉灵帝时，上谷乌桓大人难楼部落中有众9000余落，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也有五千余落，都各自称王，辽东乌桓大人苏仆延、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也都随后称王。这些大人都是乌桓各部中的佼佼者，实力也很强。他们与渔阳乌桓共称“幽州乌桓”，当中以辽西乌桓最强盛，被辽东、右北平两郡乌桓常奉之为盟主。
这时，东汉王朝衰弱，中原爆发黄巾起义、地方群雄乘势并起，战乱频频。东汉中山相张纯、泰山太守张举与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结盟，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聚众10余万，形成割居势力。张纯与乌桓联盟后，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恒元帅。骑都尉公孙瓒（zàn）曾与张纯大战一场，张纯大败。公孙瓒深入追记，被丘力居率部围困200多天，士兵死伤大半。
公孙瓒是东汉未年北方名将，史书称他为人勇敢善战，赴敌如仇，望尘追逐，甚或继之以夜战，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而这样了不起的名将能被乌桓围困半年多，足见乌桓铁骑的战斗力多么惊人。
当然，公孙瓒也不是浪得虚名。在长期与乌桓的战斗中，公孙瓒也得到了历练，深为乌桓畏惮。后来，公孙瓒占据幽州，施政残暴，尤其对乌桓人一心要赶尽杀绝。乌桓人奋起反抗，与袁绍合兵10万，共同攻打公孙瓒。公孙瓒惨败，一蹶不振，最终被袁绍除掉。袁绍就是从这时崛起的。在消灭公孙瓒的过程中，辽西乌桓大人蹋顿、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帮了很大的忙。因此，袁绍封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为单于，并赐予印、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帮助乌桓人建立起了正规的军队，设千夫长、百夫长等军职。乌桓铁骑的实力进一步提升。
后来，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被曹操平复。他把乌桓人全部迁入中原，将所获的乌桓战士通过精选和整编，改编成精良的骑兵部队，仍由乌桓的王、候大人率领，随同曹操转战南北。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年），乌桓骑兵编入张辽、李典军中，在合肥与孙吴大军作战。在敌众我寡，数百倍于已的吴军面前，张辽率军奋勇冲击，大败吴军，几乎活捉吴王孙权，获全胜。张辽因此有了威震逍遥津的美谈。这不仅是张辽本人的勇猛，更重要的是乌桓骑兵的英勇善战成全了张辽。
后来，曹操屡征西羌，与马超开战。西羌人勇猛善战，曹操屡屡战败。最终还是靠无可匹敌的乌桓骑兵，才打败了同样以骑射闻名的西羌骑兵。
自此，乌桓骑兵终在史书中留下了“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的评价。这支来自蒙古草原的“天下名骑”，帮助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后来与吴、蜀对峙时，吴蜀联军联合进攻曹操都不能成功，而曹操却屡屡在进攻中取得战果，乌桓铁骑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西汉初年，乌桓人做为匈奴人的种族奴隶，受到了残酷的奴役。因此，他们经常反抗匈奴人的奴役和压迫，但都被匈奴人镇压。汉武帝对匈奴的进攻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后，乌桓人得到西汉王朝的庇护，徙居五郡塞外之后，生活安定起来。
乌桓人因自恃有强大的汉朝作后盾，为报匈奴人灭亡东胡的旧恨，挖了匈奴人的祖坟。匈奴单于大怒，遣20000骑进击乌桓，同时又派3000余骑入侵汉塞，掠虏汉朝边民。西汉命中郎将范明友为渡辽将军，也率二万骑追击匈奴。匈奴人得到消息，抢先迅速撤离。汉兵遵照大将军霍光“兵不空出”的原则，转而对乌桓进行了攻击。乌桓刚受到匈奴重挫，部众疲敝，在范明友攻击下损失惨重，3位大人被杀，6000余人被斩首。乌桓无力与汉朝为敌，开始时而归附西汉，时而与匈奴联合，实行双重政治策略。
到了东汉初年，新仇旧恨使乌桓人不断进攻中原边境。他们骑着快马，轻装简从，早晨从草原出发，傍晚即可抵达东汉边城。这一时期，不仅东汉军队屡屡被乌桓击败，就连匈奴人也被乌桓杀得北徙千里。
因为乌桓铁骑不能战胜，光武帝刘秀就以财务贿赂乌桓，让乌桓归附。于是，乌桓部族中以势力最强大的辽西乌桓大人郝旦为首的各郡乌桓首领900余人归附东汉。
就这样，从公元前206年匈奴袭击东胡，直到公元49年光武帝用赏赐收服乌桓，前后240多年的时间，乌桓这个驻扎于科尔沁草原深处的小部落，从匈奴、西汉、王莽政权、东汉的征服下发展了起来，成为漠南草原最强盛的民族。乌桓人从此深入中原地区，与东汉王朝基本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平衡状态。
东汉中期入居塞内十郡的乌桓人，精骑善射，能征贯战。他们选出精良的乌桓骑兵，组成队伍，为东汉作战，被称为“乌桓突骑”。当时，乌桓突骑在作战中起着冲锋、突击和摧陷敌人阵地的作用，是一支勇猛非凡的骑兵突击队，战斗力却很强。当时幽州各郡都有突骑，其中的渔阳、上谷的突骑在国内最享有盛名。而这几郡的乌桓人大都是由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内迁的乌桓人组成，所乘战马也是来自科尔沁草原腹地辽西、辽东郡。
东汉中后期，各地乌桓由于战争迁徙和民族融合成分越来越复杂，部落中融入了大量的匈奴人、鲜卑人、汉人、林胡、羯等多种成份，人口空前增加，地域分布也越向华北和塞外西部发展。他们此时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不相属统，在前进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各自发展。
汉灵帝时，上谷乌桓大人难楼部落中有众9000余落，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也有五千余落，都各自称王，辽东乌桓大人苏仆延、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也都随后称王。这些大人都是乌桓各部中的佼佼者，实力也很强。他们与渔阳乌桓共称“幽州乌桓”，当中以辽西乌桓最强盛，被辽东、右北平两郡乌桓常奉之为盟主。
这时，东汉王朝衰弱，中原爆发黄巾起义、地方群雄乘势并起，战乱频频。东汉中山相张纯、泰山太守张举与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结盟，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聚众10余万，形成割居势力。张纯与乌桓联盟后，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恒元帅。骑都尉公孙瓒（zàn）曾与张纯大战一场，张纯大败。公孙瓒深入追记，被丘力居率部围困200多天，士兵死伤大半。
公孙瓒是东汉未年北方名将，史书称他为人勇敢善战，赴敌如仇，望尘追逐，甚或继之以夜战，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而这样了不起的名将能被乌桓围困半年多，足见乌桓铁骑的战斗力多么惊人。
当然，公孙瓒也不是浪得虚名。在长期与乌桓的战斗中，公孙瓒也得到了历练，深为乌桓畏惮。后来，公孙瓒占据幽州，施政残暴，尤其对乌桓人一心要赶尽杀绝。乌桓人奋起反抗，与袁绍合兵10万，共同攻打公孙瓒。公孙瓒惨败，一蹶不振，最终被袁绍除掉。袁绍就是从这时崛起的。在消灭公孙瓒的过程中，辽西乌桓大人蹋顿、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帮了很大的忙。因此，袁绍封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为单于，并赐予印、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帮助乌桓人建立起了正规的军队，设千夫长、百夫长等军职。乌桓铁骑的实力进一步提升。
后来，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被曹操平复。他把乌桓人全部迁入中原，将所获的乌桓战士通过精选和整编，改编成精良的骑兵部队，仍由乌桓的王、候大人率领，随同曹操转战南北。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年），乌桓骑兵编入张辽、李典军中，在合肥与孙吴大军作战。在敌众我寡，数百倍于已的吴军面前，张辽率军奋勇冲击，大败吴军，几乎活捉吴王孙权，获全胜。张辽因此有了威震逍遥津的美谈。这不仅是张辽本人的勇猛，更重要的是乌桓骑兵的英勇善战成全了张辽。
后来，曹操屡征西羌，与马超开战。西羌人勇猛善战，曹操屡屡战败。最终还是靠无可匹敌的乌桓骑兵，才打败了同样以骑射闻名的西羌骑兵。
自此，乌桓骑兵终在史书中留下了“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的评价。这支来自蒙古草原的“天下名骑”，帮助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后来与吴、蜀对峙时，吴蜀联军联合进攻曹操都不能成功，而曹操却屡屡在进攻中取得战果，乌桓铁骑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四节 尚义，收留恩人后裔不计代价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袁绍实力大减，在与曹操争锋中接连败北，不久就因承受不了战败的打击吐血而亡。公元205年，袁绍之子袁尚、袁熙见大势已去，一起投奔北方的乌桓部落。
在汉末中原群雄逐鹿之时，袁绍就曾联合乌桓灭了公孙瓒。占领幽州后，袁绍为报答乌桓的援助，假借汉献帝的的名义封乌桓众首领为单于，还与乌桓联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三郡乌桓首领蹋顿为妻。
曾经得到袁绍善待的乌桓人因此收留了袁氏兄弟，并且出兵攻击曹操的部下鲜于辅，要为袁绍报仇。
曹操早就曾被乌桓骚扰过，深以乌桓的存在为自己统一中国的一大障碍。袁氏兄弟逃到乌桓，正好成为曹操讨伐乌桓的借口。北征乌桓对于曹操来说是势在必行了。
公元206年，曹操让董昭修建了两条漕运。一年后，他带着张辽、徐晃、张郃、张绣、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郭嘉等人，率领大军抵达无终（今天津蓟县），兵临塞口，准备经滨海道偷袭乌桓人的柳城。大军就要启程之际，大雨却连绵而至，道路不通，进军时间一拖再拖，从五月份一直拖到了七月份。此时的乌桓早已经得到消息，有了准备，想趁其不备而偷袭已经是不可能了。这样一来，曹操似乎只能退军，无功而返了。
如果此时退兵，将前功尽弃，以后曹操未必有机会在短时间内再组织一次对乌桓的进攻；而乌桓铁骑也将频频骚扰幽州，让曹操的后方永无宁日。等袁氏兄弟恢复了元气，曹操的命运就不可知了。
曹操明白后果，不愿轻易撤军。很幸运地，他在徐无山遇到了当地的“地理通”田畴。田畴给他指点了另一条攻取乌桓的道路——卢龙塞。
自古以来，从河北到辽西有两条路。最著名的一条就是曹操本来要选取的滨海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辽西走廊”。这条路在东汉时期是通往辽西的主要通道，但交通条件非常恶劣。天气好的情况下，还能便于行军，一旦遇到大雨，这条路就成了泥泞不可行之路。另一条路就是卢龙塞。这条路就是今天河北喜峰口到冷口一线。
西汉时，汉军与匈奴在右北平一带长年作战，卢龙塞还很畅通。但东汉年时期的两百年间，条路人迹罕至，杂草横生，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行，是一条没有路的路。若不是田畴指点，没人能想到从这条路出塞。
卢龙塞这条路无疑是艰险的，但至少比大雨中的滨海道好走得多。曹操毅然抛弃辎重，命田畴为向导官，率领轻装部队从无终出发，千里奔袭。临走前，曹操命人在滨海道旁立碑刻字，声称：这次夏季进攻因为道路不通暂时作罢，等秋冬集结雨水少了再进军。乌桓得知碑文，以为曹操大军真的退去了，渐渐放松了警惕。
就这样，曹军从卢龙塞出关，一路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200里的白狼山附近。直到这时，袁氏兄弟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才得到消息，仓猝集结数万骑兵迎敌。
两支只顾低头行进的军队在白狼山意外相遇了。
这一战，如果曹操战败，势必全军覆没，难以逃回中原；如果乌桓战败，则柳城势必失守，而他们也来不及再组织一支大军。因此，白狼山之战势关全局。
乌桓骑兵单兵作战能力强，但缺乏战术、战略配合。曹操手下都是勇冠三军的猛将、百战余生的精锐骑兵和“虎豹骑”，但将士们经过十几天的山路和急行军，体力已经大打折扣，而对抗骑兵的重装步兵还在队伍后面。所以，这一场战斗，战争的双方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谁能抓住战机、激发士气，谁就能赢得这场战争。
面对乌桓铁骑，曹操没有惊慌。他登上白狼山观望敌阵，发现乌桓军队伍不整，阵形松散，便命令大将张辽、张合做前锋，冲击敌阵他把自己指挥军队的旌旗交给张辽，为张辽等人打气。张辽持旗上马，率军直冲敌阵。在他的带动下，曹军的精锐骑兵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下一场血战。张合、徐晃、曹纯等猛将奋勇争先，数万骑兵在刀光剑影中舍生忘死地厮杀。仓猝集结的乌桓军本就人心惶惶，见曹军如此勇猛，更加胆怯，开始崩溃。混战中，曹纯麾下的：虎豹骑捕获乌桓首领蹋顿，将其斩首。这么一来，乌桓群龙无首，士气立泻，被曹军杀得七零八落，死尸铺满山野，长期以来纵横中原的乌桓铁骑全面崩溃。
之后，曹操挟白狼山大胜之势，率军一举平定了三郡乌桓的亲袁势力，直接占据柳城。他没有追击再次逃亡投奔公孙康的袁尚、袁熙，而是成竹在胸地声称，这两人都首级将会很快被送来。果然，没多久公孙康就把袁氏兄弟的头颅送来，以避免士气正旺的曹操把战火烧到自己的领地。
曹操北征乌桓这一战，打得十分艰险。先是有大雨阻路，随后为了出其不意的急行军也使全军疲惫不堪。更危险的是，为了急行军，曹操的骑兵与步兵已经前后脱节。白狼山一战，曹操其实是以数量比敌军少的疲惫骑兵迎战“天下名骑”。再加上东北的气候与中原大不相同，天时地利曹操可说是一样不占，人和一项还因兵力以及士兵的体力而大打折扣，连曹操最信赖的谋士郭嘉也在此次行动中重病身亡。因此，曹操的这次胜利实属不易，也有侥幸的成分。连曹操自己也说：“这次赢得困难，赢得侥幸！”
好在曹操还是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并获得了精锐的乌桓骑兵，这大大发展了曹军的骑兵部队。
这一年九月，曹操从柳城班师。此时雨水已经止息，滨海道可以通行了。曹操经此路返回，途经碣石，回想白狼山一战，意气风发，写下了豪情满怀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最后一句中的“幸甚至哉”，意思就是“太幸运了”。这句话恐怕就是曹操对征乌桓一战的真实感受。
曾在匈奴的统治下生活的乌桓，与汉朝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与农耕文明的接触也较为深入。此时的乌桓，已经很少为获得生存物资而侵扰中原。更多时候，他们参与到中原势力的征战中，享有百战百胜的赫赫威名。在与曹操殊死一战之后，乌桓在曹操的安排下，迅速与农耕民族融合，逐渐汉化，为农耕文明输入了新鲜血液。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袁绍实力大减，在与曹操争锋中接连败北，不久就因承受不了战败的打击吐血而亡。公元205年，袁绍之子袁尚、袁熙见大势已去，一起投奔北方的乌桓部落。
在汉末中原群雄逐鹿之时，袁绍就曾联合乌桓灭了公孙瓒。占领幽州后，袁绍为报答乌桓的援助，假借汉献帝的的名义封乌桓众首领为单于，还与乌桓联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三郡乌桓首领蹋顿为妻。
曾经得到袁绍善待的乌桓人因此收留了袁氏兄弟，并且出兵攻击曹操的部下鲜于辅，要为袁绍报仇。
曹操早就曾被乌桓骚扰过，深以乌桓的存在为自己统一中国的一大障碍。袁氏兄弟逃到乌桓，正好成为曹操讨伐乌桓的借口。北征乌桓对于曹操来说是势在必行了。
公元206年，曹操让董昭修建了两条漕运。一年后，他带着张辽、徐晃、张郃、张绣、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郭嘉等人，率领大军抵达无终（今天津蓟县），兵临塞口，准备经滨海道偷袭乌桓人的柳城。大军就要启程之际，大雨却连绵而至，道路不通，进军时间一拖再拖，从五月份一直拖到了七月份。此时的乌桓早已经得到消息，有了准备，想趁其不备而偷袭已经是不可能了。这样一来，曹操似乎只能退军，无功而返了。
如果此时退兵，将前功尽弃，以后曹操未必有机会在短时间内再组织一次对乌桓的进攻；而乌桓铁骑也将频频骚扰幽州，让曹操的后方永无宁日。等袁氏兄弟恢复了元气，曹操的命运就不可知了。
曹操明白后果，不愿轻易撤军。很幸运地，他在徐无山遇到了当地的“地理通”田畴。田畴给他指点了另一条攻取乌桓的道路——卢龙塞。
自古以来，从河北到辽西有两条路。最著名的一条就是曹操本来要选取的滨海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辽西走廊”。这条路在东汉时期是通往辽西的主要通道，但交通条件非常恶劣。天气好的情况下，还能便于行军，一旦遇到大雨，这条路就成了泥泞不可行之路。另一条路就是卢龙塞。这条路就是今天河北喜峰口到冷口一线。
西汉时，汉军与匈奴在右北平一带长年作战，卢龙塞还很畅通。但东汉年时期的两百年间，条路人迹罕至，杂草横生，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行，是一条没有路的路。若不是田畴指点，没人能想到从这条路出塞。
卢龙塞这条路无疑是艰险的，但至少比大雨中的滨海道好走得多。曹操毅然抛弃辎重，命田畴为向导官，率领轻装部队从无终出发，千里奔袭。临走前，曹操命人在滨海道旁立碑刻字，声称：这次夏季进攻因为道路不通暂时作罢，等秋冬集结雨水少了再进军。乌桓得知碑文，以为曹操大军真的退去了，渐渐放松了警惕。
就这样，曹军从卢龙塞出关，一路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200里的白狼山附近。直到这时，袁氏兄弟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才得到消息，仓猝集结数万骑兵迎敌。
两支只顾低头行进的军队在白狼山意外相遇了。
这一战，如果曹操战败，势必全军覆没，难以逃回中原；如果乌桓战败，则柳城势必失守，而他们也来不及再组织一支大军。因此，白狼山之战势关全局。
乌桓骑兵单兵作战能力强，但缺乏战术、战略配合。曹操手下都是勇冠三军的猛将、百战余生的精锐骑兵和“虎豹骑”，但将士们经过十几天的山路和急行军，体力已经大打折扣，而对抗骑兵的重装步兵还在队伍后面。所以，这一场战斗，战争的双方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谁能抓住战机、激发士气，谁就能赢得这场战争。
面对乌桓铁骑，曹操没有惊慌。他登上白狼山观望敌阵，发现乌桓军队伍不整，阵形松散，便命令大将张辽、张合做前锋，冲击敌阵他把自己指挥军队的旌旗交给张辽，为张辽等人打气。张辽持旗上马，率军直冲敌阵。在他的带动下，曹军的精锐骑兵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下一场血战。张合、徐晃、曹纯等猛将奋勇争先，数万骑兵在刀光剑影中舍生忘死地厮杀。仓猝集结的乌桓军本就人心惶惶，见曹军如此勇猛，更加胆怯，开始崩溃。混战中，曹纯麾下的：虎豹骑捕获乌桓首领蹋顿，将其斩首。这么一来，乌桓群龙无首，士气立泻，被曹军杀得七零八落，死尸铺满山野，长期以来纵横中原的乌桓铁骑全面崩溃。
之后，曹操挟白狼山大胜之势，率军一举平定了三郡乌桓的亲袁势力，直接占据柳城。他没有追击再次逃亡投奔公孙康的袁尚、袁熙，而是成竹在胸地声称，这两人都首级将会很快被送来。果然，没多久公孙康就把袁氏兄弟的头颅送来，以避免士气正旺的曹操把战火烧到自己的领地。
曹操北征乌桓这一战，打得十分艰险。先是有大雨阻路，随后为了出其不意的急行军也使全军疲惫不堪。更危险的是，为了急行军，曹操的骑兵与步兵已经前后脱节。白狼山一战，曹操其实是以数量比敌军少的疲惫骑兵迎战“天下名骑”。再加上东北的气候与中原大不相同，天时地利曹操可说是一样不占，人和一项还因兵力以及士兵的体力而大打折扣，连曹操最信赖的谋士郭嘉也在此次行动中重病身亡。因此，曹操的这次胜利实属不易，也有侥幸的成分。连曹操自己也说：“这次赢得困难，赢得侥幸！”
好在曹操还是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并获得了精锐的乌桓骑兵，这大大发展了曹军的骑兵部队。
这一年九月，曹操从柳城班师。此时雨水已经止息，滨海道可以通行了。曹操经此路返回，途经碣石，回想白狼山一战，意气风发，写下了豪情满怀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最后一句中的“幸甚至哉”，意思就是“太幸运了”。这句话恐怕就是曹操对征乌桓一战的真实感受。
曾在匈奴的统治下生活的乌桓，与汉朝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与农耕文明的接触也较为深入。此时的乌桓，已经很少为获得生存物资而侵扰中原。更多时候，他们参与到中原势力的征战中，享有百战百胜的赫赫威名。在与曹操殊死一战之后，乌桓在曹操的安排下，迅速与农耕民族融合，逐渐汉化，为农耕文明输入了新鲜血液。
第四章 鲜卑和南朝
鲜卑也是东胡族的一支。自东汉时期开始，他们迅速崛起，开始进军中原。他们是最早由单纯的劫掠变为逐鹿中原的游牧民族之一，农耕文明的发达是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
第一节 同源，乌桓的兄弟定居鲜卑山
东胡被匈奴灭亡后，乌桓族退居乌桓山，而另有一支东胡余部退居鲜卑山附近，形成了鲜卑族。
鲜卑族名的“鲜卑”一词，在秦汉文献中也常常被写作“师比”、“犀比”、“胥纰”。“鲜卑”这个名称是由中原人对东胡人发明的革带上的金属构件称呼而来的，含义是“带钩”或“祥瑞、吉兆、美好”。
最初，鲜卑与乌桓一样，处于奴隶制社会。因为都是东胡一脉的缘故，鲜卑人的社会组织也同乌桓一样，分为“部”和“邑落”。部的首领同样叫做是“大人”，邑落的首领是也同样叫做“小帅”。他们居无常处，随水草放牧，生活的主要来源依靠畜牧和狩猎。
乌桓兴盛的时候，鲜卑和中原的接触比较少。直到东汉初年，随着乌桓的衰落以及南迁，鲜卑人乘机占据了占据了乌桓人的土地，开始活跃起来。当时，鲜卑人仍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在匈奴强迫下不时骚扰汉朝边境。
后来，匈奴分裂，一部分归附汉朝，一部分继续抵抗。东汉趁机遣使携财物诏谕鲜卑，鲜卑中的一部欣然归附。光武帝刘秀封鲜卑大人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每年赏赐鲜卑大量钱币。从光武帝末年至章帝、和帝的四五十年间，鲜卑一直臣附东汉，边塞安宁无事。
公元93年，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出兵消灭了北匈奴，鲜卑人乘机举族西迁，占据了北匈奴的地盘。北匈奴余部10余万落都被鲜卑兼并。从此，鲜卑实力大大提升，开始南下袭扰东汉的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代郡、上谷、雁门、定襄、云中等郡县。他们此时侵扰的目的，还仅仅是掠夺财富、人口。
当时的东汉王朝正走向衰败，或外戚专权，或宦官专权，国防军备松弛，将士素质很差。因而，从东汉章帝刘炬以后，鲜卑对边境的侵扰愈演愈烈，幽、并、凉三州沿边九郡人口锐减，生产萎缩，社会经济凋蔽。
随着不断的侵扰内地，加上部落内部政权的更迭，原本聚集在一起的鲜卑人开始分成几大集团，主要有鲜卑宇文部、鲜卑慕容部、鲜卑拓跋部、鲜卑秃发部和鲜卑乞伏部。
一方面是由于频繁地与中原民族接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中原正处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最初只想掠夺中原的财富和人口的鲜卑人因缘际会占据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中国的统治权近在眼前了，鲜卑人对逐鹿天下发生了兴趣。
两晋十六国时期，秃发鲜卑、乞伏鲜卑、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都曾与汉人及其它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
秃发鲜卑所建立的政权，史称南凉。公元397年，秃发鲜卑乌孤在广武（今甘肃永登）自立为西平王，疆域最大时，除西宁一带外，还占据过凉州，17年后被西秦所灭。
乞伏鲜卑又称陇西鲜卑，所建立政权史称西秦。约从公元三世纪中期开始，乞伏鲜卑逐渐由北方迁到甘肃靖远、陇西一带，曾臣属于前秦苻坚。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乞伏鲜卑以其首领乞伏国仁为首，于公元385年在陇西建立了西秦。到乞伏炽盘时期，西秦达到鼎盛。414年，炽盘灭南凉，又从北凉手中夺得河湟地区。屡次击败吐谷浑，控制了沙洲地区。炽盘死后，西秦被大夏赫连氏所灭。
慕容鲜卑首先由慕容皝（huàng）在平州一带建立了前燕政权。其辖地 “南至汝、颖，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占有今中原地区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广大地区，与关中的前秦政权平分了黄河流域。后来被前秦所灭。淝水一战，前秦溃败后，鲜卑贵族慕容冲称帝，一度占有长安，史称西燕，后来被后燕所灭。公元383年，慕容皝的第五子慕容垂脱离前秦，在荥阳自称燕王，史称后燕。后燕的疆域“南至琅邪，东迄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代”。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与后秦东西对峙。后来，后燕被北魏打败，残余力量退到辽河流域，几年后被北燕灭亡。北魏兵攻陷后燕国都中山后，398年，慕容德在黄河南岸的滑台称帝，史称南燕，占据今山东、河南一部分。12年后被东晋的刘裕消灭。由鲜卑族衍出的，还有一个以慕容鲜卑的首领吐谷浑命名的吐谷浑族。他们建立了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直到唐朝才被灭亡。
拓跋鲜卑以前居住在大鲜卑山，后来向西南迁徙，到达河套及大青山一带。首领拓跋力微率部族征战几十年，使拓拔鲜卑势力开始强盛，公元258年，拓跋鲜卑东移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附近，附近的鲜卑部落都来归附。这样，以拓跋部为首，鲜卑人组成了一个成分复杂的部落联盟。公元315年，拓跋猗卢自称代王，建立代国。这个政权存在了60多年，后被前秦所灭，部落联盟就此瓦解。公元386年，前秦政权灭亡，逃亡在外的拓跋珪乘机收集拓跋旧部，在牛川大会诸部，再次称代王，不久迁都盛乐，改称魏王，建立了北魏政权。北魏建国之初，征服了不少部落，统治区域曾达到到晋、冀、豫等中原腹地。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建都平城，是为北魏道武帝。到拓跋宏即位时，北魏迁都洛阳。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十几年后，北齐取代东魏，不久，北周取代西魏。
鲜卑也是东胡族的一支。自东汉时期开始，他们迅速崛起，开始进军中原。他们是最早由单纯的劫掠变为逐鹿中原的游牧民族之一，农耕文明的发达是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
第一节 同源，乌桓的兄弟定居鲜卑山
东胡被匈奴灭亡后，乌桓族退居乌桓山，而另有一支东胡余部退居鲜卑山附近，形成了鲜卑族。
鲜卑族名的“鲜卑”一词，在秦汉文献中也常常被写作“师比”、“犀比”、“胥纰”。“鲜卑”这个名称是由中原人对东胡人发明的革带上的金属构件称呼而来的，含义是“带钩”或“祥瑞、吉兆、美好”。
最初，鲜卑与乌桓一样，处于奴隶制社会。因为都是东胡一脉的缘故，鲜卑人的社会组织也同乌桓一样，分为“部”和“邑落”。部的首领同样叫做是“大人”，邑落的首领是也同样叫做“小帅”。他们居无常处，随水草放牧，生活的主要来源依靠畜牧和狩猎。
乌桓兴盛的时候，鲜卑和中原的接触比较少。直到东汉初年，随着乌桓的衰落以及南迁，鲜卑人乘机占据了占据了乌桓人的土地，开始活跃起来。当时，鲜卑人仍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在匈奴强迫下不时骚扰汉朝边境。
后来，匈奴分裂，一部分归附汉朝，一部分继续抵抗。东汉趁机遣使携财物诏谕鲜卑，鲜卑中的一部欣然归附。光武帝刘秀封鲜卑大人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每年赏赐鲜卑大量钱币。从光武帝末年至章帝、和帝的四五十年间，鲜卑一直臣附东汉，边塞安宁无事。
公元93年，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出兵消灭了北匈奴，鲜卑人乘机举族西迁，占据了北匈奴的地盘。北匈奴余部10余万落都被鲜卑兼并。从此，鲜卑实力大大提升，开始南下袭扰东汉的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代郡、上谷、雁门、定襄、云中等郡县。他们此时侵扰的目的，还仅仅是掠夺财富、人口。
当时的东汉王朝正走向衰败，或外戚专权，或宦官专权，国防军备松弛，将士素质很差。因而，从东汉章帝刘炬以后，鲜卑对边境的侵扰愈演愈烈，幽、并、凉三州沿边九郡人口锐减，生产萎缩，社会经济凋蔽。
随着不断的侵扰内地，加上部落内部政权的更迭，原本聚集在一起的鲜卑人开始分成几大集团，主要有鲜卑宇文部、鲜卑慕容部、鲜卑拓跋部、鲜卑秃发部和鲜卑乞伏部。
一方面是由于频繁地与中原民族接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中原正处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最初只想掠夺中原的财富和人口的鲜卑人因缘际会占据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中国的统治权近在眼前了，鲜卑人对逐鹿天下发生了兴趣。
两晋十六国时期，秃发鲜卑、乞伏鲜卑、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都曾与汉人及其它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
秃发鲜卑所建立的政权，史称南凉。公元397年，秃发鲜卑乌孤在广武（今甘肃永登）自立为西平王，疆域最大时，除西宁一带外，还占据过凉州，17年后被西秦所灭。
乞伏鲜卑又称陇西鲜卑，所建立政权史称西秦。约从公元三世纪中期开始，乞伏鲜卑逐渐由北方迁到甘肃靖远、陇西一带，曾臣属于前秦苻坚。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乞伏鲜卑以其首领乞伏国仁为首，于公元385年在陇西建立了西秦。到乞伏炽盘时期，西秦达到鼎盛。414年，炽盘灭南凉，又从北凉手中夺得河湟地区。屡次击败吐谷浑，控制了沙洲地区。炽盘死后，西秦被大夏赫连氏所灭。
慕容鲜卑首先由慕容皝（huàng）在平州一带建立了前燕政权。其辖地 “南至汝、颖，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占有今中原地区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广大地区，与关中的前秦政权平分了黄河流域。后来被前秦所灭。淝水一战，前秦溃败后，鲜卑贵族慕容冲称帝，一度占有长安，史称西燕，后来被后燕所灭。公元383年，慕容皝的第五子慕容垂脱离前秦，在荥阳自称燕王，史称后燕。后燕的疆域“南至琅邪，东迄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代”。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与后秦东西对峙。后来，后燕被北魏打败，残余力量退到辽河流域，几年后被北燕灭亡。北魏兵攻陷后燕国都中山后，398年，慕容德在黄河南岸的滑台称帝，史称南燕，占据今山东、河南一部分。12年后被东晋的刘裕消灭。由鲜卑族衍出的，还有一个以慕容鲜卑的首领吐谷浑命名的吐谷浑族。他们建立了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直到唐朝才被灭亡。
拓跋鲜卑以前居住在大鲜卑山，后来向西南迁徙，到达河套及大青山一带。首领拓跋力微率部族征战几十年，使拓拔鲜卑势力开始强盛，公元258年，拓跋鲜卑东移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附近，附近的鲜卑部落都来归附。这样，以拓跋部为首，鲜卑人组成了一个成分复杂的部落联盟。公元315年，拓跋猗卢自称代王，建立代国。这个政权存在了60多年，后被前秦所灭，部落联盟就此瓦解。公元386年，前秦政权灭亡，逃亡在外的拓跋珪乘机收集拓跋旧部，在牛川大会诸部，再次称代王，不久迁都盛乐，改称魏王，建立了北魏政权。北魏建国之初，征服了不少部落，统治区域曾达到到晋、冀、豫等中原腹地。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建都平城，是为北魏道武帝。到拓跋宏即位时，北魏迁都洛阳。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十几年后，北齐取代东魏，不久，北周取代西魏。
第二节 汉化，北魏推行改革做汉人
在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中，势力最大的是鲜卑拓拔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北魏政权延续了近150年，长期与南朝对峙。之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他们积极面对形式的改变，放弃了游牧生活，像汉人学习，推行汉化。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代，北魏是最积极实行汉化、最主动像农耕文明学习的政权。
北魏的汉化行动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天安二年（467）八月，拓跋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降生了。他是魏献文帝的第一个儿子。因此在皇兴三年（469）六月就被立为皇太子。
为了防止母凭子贵、进而干政夺权，北魏皇室有一条祖制：在立皇子为太子之前，必须将其亲生母亲杀掉。因此，拓跋宏的母亲李夫人在他被立为太子时就被赐死，拓跋宏由祖母（魏文成帝之后）冯太后抚养。
冯太后本是汉族。她十分注意对拓跋宏的培养教育，专门给他安排了汉族士人做师傅，教他学习儒家经典。拓跋宏聪明勤奋，喜好读书，又每日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遂养成
了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应该说，正是因为出身汉族的冯太后的存在，农耕文明的种子才得以在拓跋宏心中生根发芽。
皇兴五年（471）八月，当时才18岁的献文帝拓跋弘突然把皇位传给了五岁的拓跋宏，自己当起太上皇。拓跋宏在群臣山呼万声中登上了御座，是为北魏孝文帝。这一年年，北魏年号改元为延兴元年。五年之后，年方23岁的太上皇就去世，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
在冯太皇太的指导下，年少的拓跋宏学习到了如何处理国家政务。
北魏建国后，对文武百官一直不设俸禄。在战争时期，将士以掳掠为生；而统一中原后，官吏便靠贪污盘剥百姓过日子，引起人民不断反抗。在冯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拓跋宏正式下令实行俸禄制，并加大了对贪污的打击力度。一时间，北魏官吏人人自警，吏治也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气象。
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连年混乱，田园荒芜，人口急剧锐减，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农民或成为奴隶，或逃亡流徙。北魏直接控制的耕地和人口减少，大量荒地无人耕种，严重影响财政收入。拓跋宏征得冯太皇太后同意后，采纳了大臣李安世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田。新政策不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
拓跋宏即位初期所施行的改革，应该归功于冯太皇太后的言传身教。冯太皇太后做为汉族人，曾生活在汉人之中，深感农耕文明的汉族的社会制度远较北魏游牧民族的制度文明、先进得多。因此，自太和元年起，她就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了鲜卑旧制。班制俸禄、实行均田制这些改革措施，也是在冯太皇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施行的。
汉化改革给北魏社会带来的重大变化，拓跋宏深有体会。他刚即位时，由父亲总揽朝政。那时，北方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而冯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后，仅仅施行了几项改革政策，就大大缓解了危局，使官吏贪污、农民逃荒的现象减轻了许多。目睹了这一切，拓跋宏更为赞赏祖母的做法，虚心地向祖母学习治国方略。
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年满23岁，已长成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杰出政治家，不但精通儒家经义，还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他开始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并考核州郡官吏；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五品诏，规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爵的不得封王；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并把诛五族、诛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诛五族降止同祖，诛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拓跋宏认为，北魏改革的头等大事是迁都。平城地处恶劣的气候环境中，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且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因此，在经过一系列小改革预演后，拓跋宏决定迁都洛阳。
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拓跋宏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齐，真正用意是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第二年，一切准备妥当，拓跋宏率领30万大军，命大臣们随行，南下到了洛阳。
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洛阳时士卒已十分劳累，大臣们更是疲惫不堪。此时的洛阳又已经连下了半个月的秋雨，随行的文武百官心情更加沉重。然而，拓跋宏却照旧全副武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继续向南进军。命令刚一出口，大臣们立即都跪在拓跋宏的马前，苦苦哀求不要再南伐了。拓跋宏见此情景，厉声说道：“一统天下、九州归一是朕的宿愿，你们却总是对朕的计划三心二意。告诉你们，朕的决心已定，尔等再要啰嗦，朕有办法治你们。”说完抖一抖马缰，仿佛就要出发了。
其他大臣不敢说话，安定王拓跋休倚老卖老，仗着是皇亲，跪在马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赖着不肯动身，请求皇帝不要再南进了。拓跋宏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换了一种神色，用和缓的口气对群臣说：“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假如就此作罢，如何向国人交代？”他仰脸望了望铅灰色的天空，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继续道：“我们鲜卑人世世代代居住在塞北，受够了天寒地冻的苦。朕自即位以来，一直想把国都迁都到中原来，如果这次依你们的意见停止南伐，那么就必须迁都到洛阳来。这样，这次南下也就算不上劳而无功了。不南进，便迁都。二者选其一，不可再改。赞成迁都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鲜卑贵族们谁也不愿再走了，只好同意迁都。
太和十八年（494），拓跋宏颁发诏书，把迁都的事通知全国；同年，又颁行三载考绩之诏，不能尽职尽能的官吏或解任、或降官、或削夺俸禄；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
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穿夹领小袖，且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不仅如此，新迁之民初来洛阳，缺乏生产生活自立阿婆，又不擅农业，生活很不习惯，人人都怀恋旧地。拓跋宏立即下诏，禁止鲜卑人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族语言，一律使用华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免除随都迁居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太和十九年，拓跋宏来到鲁城（今山东曲阜），亲自祭祀孔子，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在孔氏宗族中选取一人封崇圣侯，并命兖州官员修复孔子墓，重新树碑勒铭，还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
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进行交易，不爱使用货币，货币商品经济趋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求钱币质量，精益求精，不能杂以它物。新币铸成后，拓跋宏下令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五铢钱很快通行北方各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拓跋宏又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拔拔氏改姓长孙氏、达奚氏改姓奚氏、乙奚氏改姓叔孙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姓于氏、尉迟氏改姓尉氏，等等。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个弟弟娶妻。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之女出身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出身于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
尽管拓跋宏以皇帝的权威终于对北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使大多数朝臣、贵族接受了现实，但仍有个别贵族对改革怀有不满，暗中有所动作。拓跋宏对这些人毫不手软，就连坚决反对汉化的太子元恂都被他处死，其他反对新法、阴谋作乱的鲜卑贵族，也都被以雷霆手段剿灭。
改革措施已顺利推行，内部隐患已经消除，北魏的国力显著提升，拓跋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开疆拓土上，对当时南方的南齐政权多次进攻。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枉考察汉化政策的实行情况，连洛阳城里还有妇女穿民族服装上街的情况都严加注意，责令大臣不得懈怠。
太和二十三年（499），拓跋宏再次攻打南齐，不料身染重病，病情恶化，被迫北还，又得知皇后与人私通，怒火攻心，于四月初一日死于谷塘原行宫，时年33岁。
尽管拓拔宏在33岁时就英年早世，但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正权的非汉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最终实现了。这样的改革在社会封建社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历来凡是要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少数民族，无论是被掳掠或强制迁入的，还是作为征服者来君临天下的，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命运，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这是因为形成了几百、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汉族，远比处于奴隶社会的游牧民族进步
得多。面对拥有比自己先进文明的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使统治长治久安，不得不选择汉族文化；但为了保持民族特色，又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避免汉化。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汉化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文化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在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中，势力最大的是鲜卑拓拔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北魏政权延续了近150年，长期与南朝对峙。之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他们积极面对形式的改变，放弃了游牧生活，像汉人学习，推行汉化。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代，北魏是最积极实行汉化、最主动像农耕文明学习的政权。
北魏的汉化行动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天安二年（467）八月，拓跋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降生了。他是魏献文帝的第一个儿子。因此在皇兴三年（469）六月就被立为皇太子。
为了防止母凭子贵、进而干政夺权，北魏皇室有一条祖制：在立皇子为太子之前，必须将其亲生母亲杀掉。因此，拓跋宏的母亲李夫人在他被立为太子时就被赐死，拓跋宏由祖母（魏文成帝之后）冯太后抚养。
冯太后本是汉族。她十分注意对拓跋宏的培养教育，专门给他安排了汉族士人做师傅，教他学习儒家经典。拓跋宏聪明勤奋，喜好读书，又每日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遂养成
了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应该说，正是因为出身汉族的冯太后的存在，农耕文明的种子才得以在拓跋宏心中生根发芽。
皇兴五年（471）八月，当时才18岁的献文帝拓跋弘突然把皇位传给了五岁的拓跋宏，自己当起太上皇。拓跋宏在群臣山呼万声中登上了御座，是为北魏孝文帝。这一年年，北魏年号改元为延兴元年。五年之后，年方23岁的太上皇就去世，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
在冯太皇太的指导下，年少的拓跋宏学习到了如何处理国家政务。
北魏建国后，对文武百官一直不设俸禄。在战争时期，将士以掳掠为生；而统一中原后，官吏便靠贪污盘剥百姓过日子，引起人民不断反抗。在冯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拓跋宏正式下令实行俸禄制，并加大了对贪污的打击力度。一时间，北魏官吏人人自警，吏治也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气象。
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连年混乱，田园荒芜，人口急剧锐减，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农民或成为奴隶，或逃亡流徙。北魏直接控制的耕地和人口减少，大量荒地无人耕种，严重影响财政收入。拓跋宏征得冯太皇太后同意后，采纳了大臣李安世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田。新政策不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
拓跋宏即位初期所施行的改革，应该归功于冯太皇太后的言传身教。冯太皇太后做为汉族人，曾生活在汉人之中，深感农耕文明的汉族的社会制度远较北魏游牧民族的制度文明、先进得多。因此，自太和元年起，她就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了鲜卑旧制。班制俸禄、实行均田制这些改革措施，也是在冯太皇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施行的。
汉化改革给北魏社会带来的重大变化，拓跋宏深有体会。他刚即位时，由父亲总揽朝政。那时，北方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而冯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后，仅仅施行了几项改革政策，就大大缓解了危局，使官吏贪污、农民逃荒的现象减轻了许多。目睹了这一切，拓跋宏更为赞赏祖母的做法，虚心地向祖母学习治国方略。
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年满23岁，已长成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杰出政治家，不但精通儒家经义，还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他开始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并考核州郡官吏；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五品诏，规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爵的不得封王；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并把诛五族、诛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诛五族降止同祖，诛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拓跋宏认为，北魏改革的头等大事是迁都。平城地处恶劣的气候环境中，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且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因此，在经过一系列小改革预演后，拓跋宏决定迁都洛阳。
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拓跋宏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齐，真正用意是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第二年，一切准备妥当，拓跋宏率领30万大军，命大臣们随行，南下到了洛阳。
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洛阳时士卒已十分劳累，大臣们更是疲惫不堪。此时的洛阳又已经连下了半个月的秋雨，随行的文武百官心情更加沉重。然而，拓跋宏却照旧全副武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继续向南进军。命令刚一出口，大臣们立即都跪在拓跋宏的马前，苦苦哀求不要再南伐了。拓跋宏见此情景，厉声说道：“一统天下、九州归一是朕的宿愿，你们却总是对朕的计划三心二意。告诉你们，朕的决心已定，尔等再要啰嗦，朕有办法治你们。”说完抖一抖马缰，仿佛就要出发了。
其他大臣不敢说话，安定王拓跋休倚老卖老，仗着是皇亲，跪在马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赖着不肯动身，请求皇帝不要再南进了。拓跋宏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换了一种神色，用和缓的口气对群臣说：“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假如就此作罢，如何向国人交代？”他仰脸望了望铅灰色的天空，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继续道：“我们鲜卑人世世代代居住在塞北，受够了天寒地冻的苦。朕自即位以来，一直想把国都迁都到中原来，如果这次依你们的意见停止南伐，那么就必须迁都到洛阳来。这样，这次南下也就算不上劳而无功了。不南进，便迁都。二者选其一，不可再改。赞成迁都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鲜卑贵族们谁也不愿再走了，只好同意迁都。
太和十八年（494），拓跋宏颁发诏书，把迁都的事通知全国；同年，又颁行三载考绩之诏，不能尽职尽能的官吏或解任、或降官、或削夺俸禄；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
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穿夹领小袖，且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不仅如此，新迁之民初来洛阳，缺乏生产生活自立阿婆，又不擅农业，生活很不习惯，人人都怀恋旧地。拓跋宏立即下诏，禁止鲜卑人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族语言，一律使用华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免除随都迁居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太和十九年，拓跋宏来到鲁城（今山东曲阜），亲自祭祀孔子，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在孔氏宗族中选取一人封崇圣侯，并命兖州官员修复孔子墓，重新树碑勒铭，还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
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进行交易，不爱使用货币，货币商品经济趋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求钱币质量，精益求精，不能杂以它物。新币铸成后，拓跋宏下令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五铢钱很快通行北方各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拓跋宏又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拔拔氏改姓长孙氏、达奚氏改姓奚氏、乙奚氏改姓叔孙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姓于氏、尉迟氏改姓尉氏，等等。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个弟弟娶妻。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之女出身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出身于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
尽管拓跋宏以皇帝的权威终于对北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使大多数朝臣、贵族接受了现实，但仍有个别贵族对改革怀有不满，暗中有所动作。拓跋宏对这些人毫不手软，就连坚决反对汉化的太子元恂都被他处死，其他反对新法、阴谋作乱的鲜卑贵族，也都被以雷霆手段剿灭。
改革措施已顺利推行，内部隐患已经消除，北魏的国力显著提升，拓跋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开疆拓土上，对当时南方的南齐政权多次进攻。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枉考察汉化政策的实行情况，连洛阳城里还有妇女穿民族服装上街的情况都严加注意，责令大臣不得懈怠。
太和二十三年（499），拓跋宏再次攻打南齐，不料身染重病，病情恶化，被迫北还，又得知皇后与人私通，怒火攻心，于四月初一日死于谷塘原行宫，时年33岁。
尽管拓拔宏在33岁时就英年早世，但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正权的非汉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最终实现了。这样的改革在社会封建社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历来凡是要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少数民族，无论是被掳掠或强制迁入的，还是作为征服者来君临天下的，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命运，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这是因为形成了几百、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汉族，远比处于奴隶社会的游牧民族进步
得多。面对拥有比自己先进文明的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使统治长治久安，不得不选择汉族文化；但为了保持民族特色，又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避免汉化。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汉化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文化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第三节 惨败，60万北魏大军被7000猛士消灭
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的实力日渐强大，与南朝相比，形成了北强南弱的局面。百余年来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北魏获胜告终。鲜卑族屡次南下，获得了淮河以北的大片沃土，使南朝在军事上更加被动，南朝国都建康时刻处在北朝强大骑兵的危胁之下，而北朝因为在两淮流域的前线防御，使得国都洛阳稳如泰山，感受不到南朝的军事威胁。
但历史有时就是那样离奇。南朝积弱的时候，竟然有一支不足万人的军队，到北朝境内孤军奋战，最后居然攻下北魏统治了100多年的洛阳城，致使北魏皇帝弃城逃窜，直接导致了北魏的衰败。
指挥这支军队的将领叫做陈庆之，在民间并不著名。
陈庆之是梁武帝萧衍的心腹将领。他为人机敏，善于明察，深得萧衍宠爱。
同许多皇帝一样，萧衍也有开疆拓土的欲望，一心讨伐北魏，统一中国。这时的北魏虽然实力略有下降，但总体实力依然要比南方强大。因此，梁朝发动的几次北伐均告失利。连番失利，让萧衍开始重视将领任用的问题，才能优异的陈庆之开始被逐渐重用。
陈庆之的传奇就此诞生了。在他的指挥下，梁军先是在徐州以两千梁军差点全歼了北魏的两万铁骑，后来又以两百人去偷袭了15万人的北魏大营，并在僵持一年后以少数兵力彻底消灭了15万鲜卑铁骑。历史上不乏以少胜多的战役，但还从来没有人能屡屡以少数兵力打败十倍、百倍于自己的大军，只有陈庆之是个特例，而且，他的传奇并未就此终结。
公元528年，鲜卑皇族元颢（hào）争夺皇位失败，投降梁朝，请求梁朝帮他夺得皇位，并允诺事成之后向梁朝称臣，做梁朝的附属国。萧衍一口答应，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上夺权。而这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萧衍只给了陈庆之7000人。
陈庆之就带着这7000人杀向几十万强悍鲜卑人把守的北魏。这个架势，就好像一只蚂蚁张牙舞爪地扑向大象，显得那样荒诞。
陈庆之抵达北方重镇睢阳时，北魏军守将丘大千已得到情报，率手下70000强悍铁骑抵御。70000人守城，抵抗7000人的进攻，这原本是胜券在握的事。然而，丘大千犯了个严重错误，他将70000精锐分成9个大营，打算让九营互为支援。这样一来，北魏军的人数优势在局部变得与梁军相当了。陈庆之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向北魏铁骑发起攻击。北魏军开始时拼死抵抗，但梁军则因孤军而来，爆发出背水一战的战斗力。结果，一天之内，梁军连下三营，其他北魏军也不战自乱，丘大千率众投降，睢阳失守。
北魏得知消息，立即派征东将军元晖率两万御林军前来争夺睢阳。元晖知道陈庆之多谋善战，企图死守睢阳附近四面环水的考城，以阻击梁军。结果，陈庆之下令在水上筑起浮垒，几千人泛水猛攻，竟将死守在城内的两万精锐鲜卑部队全部俘虏，活捉元晖，同时又获得了近万辆战车。
陈庆之没有停留，带着元颢继续北上，直趋洛阳，所到之处，鲜卑人不是逃窜就是投降，根本不敢向陈庆之发起挑战。
北魏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很快又集结了7万精锐，由杨昱、元庆率领，占据重荥阳城抵抗梁军。
这批北魏军战斗力很强，荥阳城的工事也很完善，让梁军在这次北伐中第一次遇到了麻烦。他们数次攻城，都无功而退。这时，北魏又派出几支部队支援杨昱、元庆所部。这匹部队，前锋是朱吐没儿率领的膘悍五千胡族铁骑和九千精锐步兵，而后面则跟着庞大的军团。梁军所要面对的，已经是整整30万北魏军。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陈庆之激励梁军将士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从南方到这里，我们杀了许多鲜卑人，夺取了许多鲜卑人的城镇。鲜卑人是肯定不会放过我们，一定想将我们全部消灭。我们只有7000人，而他们却有30多万。我们如果想求生，就必须死战。”
在陈庆之的激励下，梁军将士丢掉了幻想，抱着必死的决心投入到这场力量对比离奇悬殊的战争。梁军以前对抗的北魏骑兵，不过是掺杂了多个民族的杂牌军，而这一次，北魏军的前锋是真正的鲜卑铁骑。陈庆之知道善长步战的梁军绝对不可能在宽阔的平原与鲜卑铁骑抗衡，只能突然袭击。他留下一些士兵保护元颢，其余全部上阵死战，疯狂地向荥阳发起进攻。当时，北魏援军尚没有抵达荥阳，守军无法抵抗住梁军发疯般的进攻。荥阳被梁军攻陷，杨昱被活捉，城中七万北魏军全部被俘获。
北魏援军元天穆部10余万援军随后抵达荥阳，发现荥阳已经易手，决定先行开战，收复失地。陈庆之挑选了3000精锐骑兵迎击北魏军。北魏军由尔朱吐没儿率领的5000鲜卑铁骑列在全军最前，准备和梁军决战。激战很快展开，梁军人人抱着同归于尽的态度和北魏军死战。凶悍的鲜卑骑兵在硬碰硬的战斗中竟然渐渐被梁军打的支撑不住，节节败退。梁军则越战越勇，竟然大破10余万魏军。主帅元天穆和先锋尔朱吐没儿被杀得狼狈逃窜，10余万魏军成了梁军的战利品。这又是战争史上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
有了荥阳这个后方战略基地，陈庆之简单修整之后，继续率所部攻打关系到洛阳安危的虎牢关。虎牢关本来是千古名关险塞，驻扎在虎牢关的尔朱世隆却率领数万铁骑闻风而逃，放弃了防守。
北魏皇帝听说虎牢关失守，吓得面色如土，急令北魏皇室全部北迁，到河东躲避。从北魏孝文帝迁都以来，这还是北魏第一次逃离洛阳。南朝与北朝对峙了数百年，攻入洛阳是南朝政权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陈庆之带着元颢春风得意地进入洛阳。元颢做梦也没想到竟然在7000人的保护下圆了皇帝梦。他改元建武，大赦天下，以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邑万户。
在荥阳被杀得大败的元天穆逃回去后，非常不甘心，很快又集合了数万北魏军南下，准备切断陈庆之与南朝的道路。他们攻下大梁，占领虎牢，使孤军深入的梁军彻底孤立。
陈庆之没有气馁，再次采取偷袭战术，结果，四万北魏军全军覆没，元天穆只带了十几个人狼狈逃窜。
至此，陈庆之仅仅带着7000人，从边境一直打到北魏都城洛阳，大小40余战，总计消灭、俘虏、驱逐了60万北魏军，攻下北魏30座城。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奇迹，堪称战争史上的神话。
梁朝按照约定，扶植元颢当了皇帝，但元颢却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想独占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因此，元颢与梁军之间发生了摩擦。北魏抓住这个机会，集结了近百万人的大军，均是强悍的鲜卑人组成，向洛阳杀了过来。原来降梁的诸城又都重归北魏。元颢带旧部与北魏军决战，结果被全歼，元颢也被活捉。
形势突然间逆转，陈庆之知道洛阳城已经不可守，立即率部南归。不料，在南归的路上，梁军遇上山洪爆发，大多数被洪水吞噬。而陈庆之在全军被淹、后面北魏军急追的情况下，不得不化装成和尚，逃回建康。
此战过后，北魏元气大伤。此后，统治北方达140多年的鲜卑拓拔部在事实上交出了对北方的统治权，北魏军政大权逐渐被尔朱部所控制。随后，北魏又分裂成东西魏，互相攻伐，为梁朝争取了20年的战略优势。
鲜卑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取中原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不仅仅以掠夺农耕文明的财富为主要目的，二是要建立自己的统治。他们积极吸收农耕文明，主动汉化，奠定了稳固的统治基础。在鲜卑人之前，也不乏进去中原的游牧民族，但却没有一个像鲜卑一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作为一个封建王朝，鲜卑人曾经无数次为统一中原而努力。可惜在与南朝的较量中，鲜卑人没有笑到最后。
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的实力日渐强大，与南朝相比，形成了北强南弱的局面。百余年来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北魏获胜告终。鲜卑族屡次南下，获得了淮河以北的大片沃土，使南朝在军事上更加被动，南朝国都建康时刻处在北朝强大骑兵的危胁之下，而北朝因为在两淮流域的前线防御，使得国都洛阳稳如泰山，感受不到南朝的军事威胁。
但历史有时就是那样离奇。南朝积弱的时候，竟然有一支不足万人的军队，到北朝境内孤军奋战，最后居然攻下北魏统治了100多年的洛阳城，致使北魏皇帝弃城逃窜，直接导致了北魏的衰败。
指挥这支军队的将领叫做陈庆之，在民间并不著名。
陈庆之是梁武帝萧衍的心腹将领。他为人机敏，善于明察，深得萧衍宠爱。
同许多皇帝一样，萧衍也有开疆拓土的欲望，一心讨伐北魏，统一中国。这时的北魏虽然实力略有下降，但总体实力依然要比南方强大。因此，梁朝发动的几次北伐均告失利。连番失利，让萧衍开始重视将领任用的问题，才能优异的陈庆之开始被逐渐重用。
陈庆之的传奇就此诞生了。在他的指挥下，梁军先是在徐州以两千梁军差点全歼了北魏的两万铁骑，后来又以两百人去偷袭了15万人的北魏大营，并在僵持一年后以少数兵力彻底消灭了15万鲜卑铁骑。历史上不乏以少胜多的战役，但还从来没有人能屡屡以少数兵力打败十倍、百倍于自己的大军，只有陈庆之是个特例，而且，他的传奇并未就此终结。
公元528年，鲜卑皇族元颢（hào）争夺皇位失败，投降梁朝，请求梁朝帮他夺得皇位，并允诺事成之后向梁朝称臣，做梁朝的附属国。萧衍一口答应，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上夺权。而这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萧衍只给了陈庆之7000人。
陈庆之就带着这7000人杀向几十万强悍鲜卑人把守的北魏。这个架势，就好像一只蚂蚁张牙舞爪地扑向大象，显得那样荒诞。
陈庆之抵达北方重镇睢阳时，北魏军守将丘大千已得到情报，率手下70000强悍铁骑抵御。70000人守城，抵抗7000人的进攻，这原本是胜券在握的事。然而，丘大千犯了个严重错误，他将70000精锐分成9个大营，打算让九营互为支援。这样一来，北魏军的人数优势在局部变得与梁军相当了。陈庆之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向北魏铁骑发起攻击。北魏军开始时拼死抵抗，但梁军则因孤军而来，爆发出背水一战的战斗力。结果，一天之内，梁军连下三营，其他北魏军也不战自乱，丘大千率众投降，睢阳失守。
北魏得知消息，立即派征东将军元晖率两万御林军前来争夺睢阳。元晖知道陈庆之多谋善战，企图死守睢阳附近四面环水的考城，以阻击梁军。结果，陈庆之下令在水上筑起浮垒，几千人泛水猛攻，竟将死守在城内的两万精锐鲜卑部队全部俘虏，活捉元晖，同时又获得了近万辆战车。
陈庆之没有停留，带着元颢继续北上，直趋洛阳，所到之处，鲜卑人不是逃窜就是投降，根本不敢向陈庆之发起挑战。
北魏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很快又集结了7万精锐，由杨昱、元庆率领，占据重荥阳城抵抗梁军。
这批北魏军战斗力很强，荥阳城的工事也很完善，让梁军在这次北伐中第一次遇到了麻烦。他们数次攻城，都无功而退。这时，北魏又派出几支部队支援杨昱、元庆所部。这匹部队，前锋是朱吐没儿率领的膘悍五千胡族铁骑和九千精锐步兵，而后面则跟着庞大的军团。梁军所要面对的，已经是整整30万北魏军。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陈庆之激励梁军将士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从南方到这里，我们杀了许多鲜卑人，夺取了许多鲜卑人的城镇。鲜卑人是肯定不会放过我们，一定想将我们全部消灭。我们只有7000人，而他们却有30多万。我们如果想求生，就必须死战。”
在陈庆之的激励下，梁军将士丢掉了幻想，抱着必死的决心投入到这场力量对比离奇悬殊的战争。梁军以前对抗的北魏骑兵，不过是掺杂了多个民族的杂牌军，而这一次，北魏军的前锋是真正的鲜卑铁骑。陈庆之知道善长步战的梁军绝对不可能在宽阔的平原与鲜卑铁骑抗衡，只能突然袭击。他留下一些士兵保护元颢，其余全部上阵死战，疯狂地向荥阳发起进攻。当时，北魏援军尚没有抵达荥阳，守军无法抵抗住梁军发疯般的进攻。荥阳被梁军攻陷，杨昱被活捉，城中七万北魏军全部被俘获。
北魏援军元天穆部10余万援军随后抵达荥阳，发现荥阳已经易手，决定先行开战，收复失地。陈庆之挑选了3000精锐骑兵迎击北魏军。北魏军由尔朱吐没儿率领的5000鲜卑铁骑列在全军最前，准备和梁军决战。激战很快展开，梁军人人抱着同归于尽的态度和北魏军死战。凶悍的鲜卑骑兵在硬碰硬的战斗中竟然渐渐被梁军打的支撑不住，节节败退。梁军则越战越勇，竟然大破10余万魏军。主帅元天穆和先锋尔朱吐没儿被杀得狼狈逃窜，10余万魏军成了梁军的战利品。这又是战争史上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
有了荥阳这个后方战略基地，陈庆之简单修整之后，继续率所部攻打关系到洛阳安危的虎牢关。虎牢关本来是千古名关险塞，驻扎在虎牢关的尔朱世隆却率领数万铁骑闻风而逃，放弃了防守。
北魏皇帝听说虎牢关失守，吓得面色如土，急令北魏皇室全部北迁，到河东躲避。从北魏孝文帝迁都以来，这还是北魏第一次逃离洛阳。南朝与北朝对峙了数百年，攻入洛阳是南朝政权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陈庆之带着元颢春风得意地进入洛阳。元颢做梦也没想到竟然在7000人的保护下圆了皇帝梦。他改元建武，大赦天下，以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邑万户。
在荥阳被杀得大败的元天穆逃回去后，非常不甘心，很快又集合了数万北魏军南下，准备切断陈庆之与南朝的道路。他们攻下大梁，占领虎牢，使孤军深入的梁军彻底孤立。
陈庆之没有气馁，再次采取偷袭战术，结果，四万北魏军全军覆没，元天穆只带了十几个人狼狈逃窜。
至此，陈庆之仅仅带着7000人，从边境一直打到北魏都城洛阳，大小40余战，总计消灭、俘虏、驱逐了60万北魏军，攻下北魏30座城。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奇迹，堪称战争史上的神话。
梁朝按照约定，扶植元颢当了皇帝，但元颢却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想独占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因此，元颢与梁军之间发生了摩擦。北魏抓住这个机会，集结了近百万人的大军，均是强悍的鲜卑人组成，向洛阳杀了过来。原来降梁的诸城又都重归北魏。元颢带旧部与北魏军决战，结果被全歼，元颢也被活捉。
形势突然间逆转，陈庆之知道洛阳城已经不可守，立即率部南归。不料，在南归的路上，梁军遇上山洪爆发，大多数被洪水吞噬。而陈庆之在全军被淹、后面北魏军急追的情况下，不得不化装成和尚，逃回建康。
此战过后，北魏元气大伤。此后，统治北方达140多年的鲜卑拓拔部在事实上交出了对北方的统治权，北魏军政大权逐渐被尔朱部所控制。随后，北魏又分裂成东西魏，互相攻伐，为梁朝争取了20年的战略优势。
鲜卑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取中原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不仅仅以掠夺农耕文明的财富为主要目的，二是要建立自己的统治。他们积极吸收农耕文明，主动汉化，奠定了稳固的统治基础。在鲜卑人之前，也不乏进去中原的游牧民族，但却没有一个像鲜卑一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作为一个封建王朝，鲜卑人曾经无数次为统一中原而努力。可惜在与南朝的较量中，鲜卑人没有笑到最后。
第五章 鲜卑和柔然
当北魏的拓拔鲜卑俨然已经成为农耕民族的时候，它同样面临了游牧民族的威胁——一个被称作柔然的草原民族兴起，对北魏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第一节 无名，强盛的游牧民族不为人知
中国的历史上，北方大漠历来出产骠悍的游牧民族。秦汉时的匈奴，两晋时的鲜卑，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建立过强极一时的军事政权。而在华夏史上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最为轰轰烈烈的南北朝时期，统治整个塞外大草原的是一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超级大国“柔然”。
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是柔然和敕勒。当时，正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
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等。北朝的碑志、杂曲中，往往泛称之为匈奴、鬼方猃狁、北虏、北狄等。柔然名号始于车鹿会之自称。而蠕蠕之名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侮辱性的改称。北魏后期柔然又以“茹茹”作为自称或姓氏。“柔然”一词，有认为是“聪明、贤明”之意，或认为含有“礼义、法则”之义，或认为源于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草”等。
关于柔然人的来源，由于史籍记载歧异、简略，有东胡、鲜卑、匈奴、塞外杂胡诸说。如《魏书•蠕蠕传》提及蠕蠕为“东胡之苗裔”、“匈奴之裔”、“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宋书•索虏传》、《梁书•芮芮传》均认为柔然是“匈奴别种”。而《南齐书•芮芮虏传》则以为是“塞外杂胡”。
实际上，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服属。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其它民族成分。根据《魏书》、《北史》及其它南北朝至隋唐有关史书记载，柔然所统辖的姓氏共有60余种，其中属于柔然的民族、部落有郁久闾氏、俟吕邻氏、尔绵氏、约突邻部、阿伏干氏、纥奚部、胏渥氏；属东胡鲜卑的有托跋氏、丘敦氏、无卢真氏、树格干氏、尉迟氏、谷浑氏、匹娄氏、勿地延氏、莫那娄氏、叱豆浑氏、库褥官氏、温盆氏、树黎氏、乌氏（乌洛侯）；属于敕勒的有乙旃氏、斛律氏、副伏罗氏（部）、达簿干氏、屋引氏、他莫孤氏、奇斤氏、泣伏利氏以及东部高车等；属于匈奴余部的有拔也稽部（一说属敕勒）、贺术也骨部、乌洛兰氏；属于突厥的有阿史那氏；属于西域诸胡的有龙氏、高氏（一说为汉人）、希利垔、邢基祗罗回、侯医垔等。此外，柔然内部还有一些汉人。由上可知，柔然主要是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因此，东胡之裔、鲜卑一支、匈奴别种之说，亦皆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但就柔然统治者的世袭贵族而言，无疑是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的。柔然一个归附北魏的首领阿那瓌曾对北魏孝明帝元诩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元诩回答：“朕已具之”，以表示认可。故有的史书直称柔然可汗社为鲜卑社或河西鲜卑社。说明柔然、拓跋、秃发均有一个共同祖源，皆由鲜卑与匈奴融合而成。
柔然部落的祖先木骨闾原来是鲜卑拓拔部的一名奴隶，后来被征为骑兵。不甘为鲜卑卖命的木骨闾找机会和百余人一起逃亡，投奔了漠北的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后，他雄心勃勃的儿子车鹿会勇健把部属从纥突部中拉出来，自立为一个部落，号称柔然，又称蠕蠕。公元四世纪末，日益强大的北魏征服了漠北地区强国高车（即敕勒），邻近诸部皆望风而降，只有柔然一直不愿臣服，逃往漠北独立发展。强大起来的柔然骑兵征服了高车诸部，自号为豆代可汗。豆代可汗学习北魏兵制，开始组织军队，每一千人为一军，设置军将一人；每一百人为一幢，设置幢帅一人。豆代可汗还制定了严明的军纪，作战有功的兵将可以把战利品据为私有，而作战不力的军人则会被处死或遭到残酷的鞭打。在铁的纪律下的，来去如风的柔然骑兵迅速征服了伊吾、乌孙、夫余、库莫奚、契丹、勿吉、悦般、恹哒、契骨等各部族，建立起面积广达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流动汗国。
柔然的强大是和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声名大不相称的。
自公元402年柔然部在社仑可汗统率下征服西域强国高车起，柔然一直在西起阿尔泰山、东接朝鲜、北到西伯利亚、南临长城的辽阔领土上维持着它的霸权，直至公元552年被突厥袭破，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
这样强盛的游牧民族之所以为后人淡忘，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大有关系。
柔然崛起于“五胡乱中华”的十六国时期。当时，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武装力量在中国北方地区为争夺土地与人口混战一片，继承了汉统的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在争战中屡遭败绩，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经过几十年的较量，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逐渐崭露头角，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由此，在柔然崛起后 ，整个时局就演变为北有柔然，中部的黄河流域为北魏，江淮以南则先后是东晋、宋、 齐、梁、陈四朝的局面。北魏帝国成了柔然和汉人国家之间的一片巨大的缓冲地带。因此，尽管柔然立国之后疯狂对中原地区发动连续不断的进攻，有时甚至一年之内三五次大举南侵，但为此承受巨大压力的一直是北魏，而江南的汉族士人始终只是看看热闹而已，没有感受到切肤之痛，主要由汉人执笔的史书自然也就把柔然之祸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
柔然是游牧民族，自然也以游牧业为主，狩猎为辅，后期略知耕作，主要作物是粟。柔然的养马业尤为发达。
狩猎在柔然社会经济中也占一定地位。柔然给北魏和南朝齐、梁的贡品或与内地贸易交换的货物中，除了马匹，主要就是狩猎中得到的皮货。
畜牧业经济比较单一、手工业不发达的状况，使柔然需要与相邻地区尤其中原加强经济联系。在和平时期，经济联系的方式就是朝贡、互市等，用牲畜、畜产品、狩猎所得换取粮食和日用品；而当朝贡、互市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柔然就会用侵扰的手段去夺取。因此，柔然也与其它游牧民族一样，不断南进，与北魏及其它诸民族发生一系列和战关系。
当北魏的拓拔鲜卑俨然已经成为农耕民族的时候，它同样面临了游牧民族的威胁——一个被称作柔然的草原民族兴起，对北魏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第一节 无名，强盛的游牧民族不为人知
中国的历史上，北方大漠历来出产骠悍的游牧民族。秦汉时的匈奴，两晋时的鲜卑，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建立过强极一时的军事政权。而在华夏史上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最为轰轰烈烈的南北朝时期，统治整个塞外大草原的是一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超级大国“柔然”。
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是柔然和敕勒。当时，正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
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等。北朝的碑志、杂曲中，往往泛称之为匈奴、鬼方猃狁、北虏、北狄等。柔然名号始于车鹿会之自称。而蠕蠕之名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侮辱性的改称。北魏后期柔然又以“茹茹”作为自称或姓氏。“柔然”一词，有认为是“聪明、贤明”之意，或认为含有“礼义、法则”之义，或认为源于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草”等。
关于柔然人的来源，由于史籍记载歧异、简略，有东胡、鲜卑、匈奴、塞外杂胡诸说。如《魏书•蠕蠕传》提及蠕蠕为“东胡之苗裔”、“匈奴之裔”、“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宋书•索虏传》、《梁书•芮芮传》均认为柔然是“匈奴别种”。而《南齐书•芮芮虏传》则以为是“塞外杂胡”。
实际上，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服属。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其它民族成分。根据《魏书》、《北史》及其它南北朝至隋唐有关史书记载，柔然所统辖的姓氏共有60余种，其中属于柔然的民族、部落有郁久闾氏、俟吕邻氏、尔绵氏、约突邻部、阿伏干氏、纥奚部、胏渥氏；属东胡鲜卑的有托跋氏、丘敦氏、无卢真氏、树格干氏、尉迟氏、谷浑氏、匹娄氏、勿地延氏、莫那娄氏、叱豆浑氏、库褥官氏、温盆氏、树黎氏、乌氏（乌洛侯）；属于敕勒的有乙旃氏、斛律氏、副伏罗氏（部）、达簿干氏、屋引氏、他莫孤氏、奇斤氏、泣伏利氏以及东部高车等；属于匈奴余部的有拔也稽部（一说属敕勒）、贺术也骨部、乌洛兰氏；属于突厥的有阿史那氏；属于西域诸胡的有龙氏、高氏（一说为汉人）、希利垔、邢基祗罗回、侯医垔等。此外，柔然内部还有一些汉人。由上可知，柔然主要是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因此，东胡之裔、鲜卑一支、匈奴别种之说，亦皆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但就柔然统治者的世袭贵族而言，无疑是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的。柔然一个归附北魏的首领阿那瓌曾对北魏孝明帝元诩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元诩回答：“朕已具之”，以表示认可。故有的史书直称柔然可汗社为鲜卑社或河西鲜卑社。说明柔然、拓跋、秃发均有一个共同祖源，皆由鲜卑与匈奴融合而成。
柔然部落的祖先木骨闾原来是鲜卑拓拔部的一名奴隶，后来被征为骑兵。不甘为鲜卑卖命的木骨闾找机会和百余人一起逃亡，投奔了漠北的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后，他雄心勃勃的儿子车鹿会勇健把部属从纥突部中拉出来，自立为一个部落，号称柔然，又称蠕蠕。公元四世纪末，日益强大的北魏征服了漠北地区强国高车（即敕勒），邻近诸部皆望风而降，只有柔然一直不愿臣服，逃往漠北独立发展。强大起来的柔然骑兵征服了高车诸部，自号为豆代可汗。豆代可汗学习北魏兵制，开始组织军队，每一千人为一军，设置军将一人；每一百人为一幢，设置幢帅一人。豆代可汗还制定了严明的军纪，作战有功的兵将可以把战利品据为私有，而作战不力的军人则会被处死或遭到残酷的鞭打。在铁的纪律下的，来去如风的柔然骑兵迅速征服了伊吾、乌孙、夫余、库莫奚、契丹、勿吉、悦般、恹哒、契骨等各部族，建立起面积广达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流动汗国。
柔然的强大是和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声名大不相称的。
自公元402年柔然部在社仑可汗统率下征服西域强国高车起，柔然一直在西起阿尔泰山、东接朝鲜、北到西伯利亚、南临长城的辽阔领土上维持着它的霸权，直至公元552年被突厥袭破，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
这样强盛的游牧民族之所以为后人淡忘，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大有关系。
柔然崛起于“五胡乱中华”的十六国时期。当时，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武装力量在中国北方地区为争夺土地与人口混战一片，继承了汉统的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在争战中屡遭败绩，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经过几十年的较量，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逐渐崭露头角，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由此，在柔然崛起后 ，整个时局就演变为北有柔然，中部的黄河流域为北魏，江淮以南则先后是东晋、宋、 齐、梁、陈四朝的局面。北魏帝国成了柔然和汉人国家之间的一片巨大的缓冲地带。因此，尽管柔然立国之后疯狂对中原地区发动连续不断的进攻，有时甚至一年之内三五次大举南侵，但为此承受巨大压力的一直是北魏，而江南的汉族士人始终只是看看热闹而已，没有感受到切肤之痛，主要由汉人执笔的史书自然也就把柔然之祸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
柔然是游牧民族，自然也以游牧业为主，狩猎为辅，后期略知耕作，主要作物是粟。柔然的养马业尤为发达。
狩猎在柔然社会经济中也占一定地位。柔然给北魏和南朝齐、梁的贡品或与内地贸易交换的货物中，除了马匹，主要就是狩猎中得到的皮货。
畜牧业经济比较单一、手工业不发达的状况，使柔然需要与相邻地区尤其中原加强经济联系。在和平时期，经济联系的方式就是朝贡、互市等，用牲畜、畜产品、狩猎所得换取粮食和日用品；而当朝贡、互市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柔然就会用侵扰的手段去夺取。因此，柔然也与其它游牧民族一样，不断南进，与北魏及其它诸民族发生一系列和战关系。
第二节 奈何，强大的柔然在鲜卑面前一败涂地
木骨闾的儿子车鹿会建立柔然后，臣服于拓跋鲜卑，每年进贡马畜貂豽皮。车鹿会死后，经过几代首领的统治，柔然一分为二：匹候跋在今河套东北、阴山以北一带原柔然游牧地统治一部分柔然；缊纥提则从从河套向西扩展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统治另一部分柔然。拓拔鲜卑建立的代国被前秦苻坚消灭后，柔然一度依附于铁弗匈奴。
拓跋珪恢复代国并改称魏之后，大概是为了报复柔然的背叛，于391年（北魏登国六年）向柔然发动进攻。匹候跋和缊纥提的实力跟拓跋珪没法比，立即率部投降。
后来，缊纥提的儿子社突然杀死匹候跋，吞并了匹候跋的部众，在五原以西诸郡大肆抢掠一番后远遁漠北。此时，北魏刚刚建国初期，拓跋氏锐意进取中原，与后秦、后燕、西秦以及南燕、南凉等政权互争雄长，无暇北顾，因而给柔然留下了发展的机会。社借这个机会攻破敕勒诸部落，占据了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水草丰茂的地区，势力强盛起来。接着，他又率部攻打蒙古高原西北的匈奴余部拔也稽，兼并了拔也稽的部众。在社的压力下，整个蒙古高原和周围诸民族纷纷降附。柔然统一漠北后，势力东起大兴安岭，南临大漠，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占有准噶尔盆地，与天山以南的焉耆接界，北至今贝加尔湖，。
公元402年（北魏天兴五年），社自称丘豆伐可汗，仿效北魏，立军法，置战阵，整顿军队，建立可汗王庭，使柔然迅速由部落联盟进入早期奴隶制阶段，史称柔然汗国。柔然铁骑以“风驰鸟赴，倏来忽往”的作战风格，形成一支威震漠北的强大力量。
这一段时间是柔然的兴盛时期，柔然统治者一方面继续采取近攻远交，联合后秦、北燕、北凉，共同对付北魏的策略；另一方面，不断对北魏北部边境进行骚扰和掠夺。北魏则对柔然采取时时加以“讨伐”，以解除北边威胁，统一大漠南北，掠夺财富。因此，在80余年中，柔然南扰和北魏北袭均达20余次。
社称汗前后的时期，正是北魏迁都平城不久的时期。北魏迁都平城，正是为了进去中原。而柔然的兴起，使北魏面临后顾之忧，不敢南下；同时，强盛的北魏又成为柔然南进的阻碍。为了冲破北魏的阻碍，柔然决定与后秦、北燕等结成抗魏联盟。公元407年（北魏天赐四年），社的弟弟斛律向北燕进献良马3000匹，迎娶北燕主冯跋之女乐浪公主为妻；大檀继任柔然可汗期间，也曾遣使到北燕献马3000匹、羊万只，并向南朝刘宋政权进贡。
从社、斛律至大檀的20余年间，柔然几乎每年要袭击北魏，北魏也发兵北伐作为报复，并在沿边加强屯田和设置军镇，屯驻重兵，拱卫平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讨灭北燕、北凉等势力的过程中，七次分兵进攻柔然。公元429年（北魏神二年），拓跋焘又专门率军分东西两路进攻柔然，大获全胜。柔然可汗大檀率部仓猝西逃，国中部落四散，到处藏匿，无主的牲畜遍布荒野，没人看管照顾。拓跋焘率军跟在大檀穷追不舍，所获俘虏、牲畜、车庐，弥漫山泽，数目达到百万以上。高车等部落也乘机摆脱柔然的控制，反攻柔然。从此，高车、柔然30余万人先后归附北魏。
经此一败，柔然元气大伤，大檀可汗忧愤交加之下在一场大病中死去，儿子吴提继立，号敕连可汗。敕连可汗怕北魏再来攻击，连忙遣使贡马，表示降顺。北魏则将战略重心转到南方。为取得北边安宁，于是对柔然采取和亲政策。
第三节 存亡，柔然人在何方
公元5世纪后期，柔然内部被奴役的部落趁柔然被北魏压制的机会连续反抗和逃亡，柔然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弱。公元487年（北魏太和十一年），柔然敕勒部的阿伏至罗率10余万落部众西迁，脱离柔然的统治，建立高车国，自立为王。这一行动更让柔然雪上加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为了收复失地，柔然对高车之间展开了长达30余年的战争，但不仅没有重新掌握西域，自身的实力反而被大大消耗，从此由盛转衰。
到公元6世纪初，柔然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丑奴可汗被其母与大臣联手除掉，其弟阿那瓌刚刚继位10几天，就被族兄示发战败，只好投奔北魏。对于阿那瓌的到来，北魏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予以隆重迎接，封其为朔方郡公、蠕蠕王。后来，阿那瓌的从兄婆罗门率部打败示发，自称“偶可社句可汗”，但很快就被高车驱逐，率10万骑也归降了北魏。
农耕文明下的王朝历来重视制衡的策略。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让多个有威胁的势力在自己的控制下彼此消耗，远比让某个威胁独自做大对自己更有利。面对当时高车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形势，北魏采取了保存柔然，分散其势力，以牵制和抵御高车国的策略。因此，北魏将阿那瓌安置于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南）以北，将婆罗门置于居延海附近的故西海郡（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让他们分别统治一部分柔然族人。
公元522年（北魏正光三年），被迫寄人篱下的婆罗门终于叛离北魏，在凉州抢掠一番后打算投奔嚈哒（嚈哒汗有三个妻子，都是婆罗门的姐妹）。不料，没等跑到嚈哒，婆罗门就被北魏追上擒获，带回洛阳，两年后死于燕然馆。婆罗门死后的第二年，阿那瓌也反叛了。他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聚集了30万大军，扣留北魏使臣，掠夺北魏边境的人口、驿马、牛、羊、数十万，然后逃到漠北。正巧这时北魏爆发了六镇大起义。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北魏没有追究阿那瓌的罪行，还召阿那瓌率10万大军帮助剿灭起义军。阿那瓌在出兵助剿的同时，还乘机抢掠，扩充实力，并占据了长城以北的漠南地区，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击败了因内乱而日益衰弱的高车国，一血前耻。
北魏后期，起义不断的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大乱。权臣尔朱荣与胡太后、北魏孝明帝在内乱中互相残杀，实权落在大将高欢和宇文泰手里。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逃到长安，投靠宇文泰，第二年，宇文泰杀死孝武帝，另立文帝；高欢则另立魏孝静帝，迁都邺城。从此，北魏宣告灭亡，分裂成两个朝廷，建都在长安的叫西魏，建都在邺城的叫东魏。
北魏的动荡、分裂，为柔然创造了机会，使柔然得以复兴。而高欢和宇文泰为了避免受到柔然的侵扰，竞相与阿那瓌结好。阿那瓌周旋其间，如鱼得水，先后与东、西魏通婚，同时接受双方的馈赠。
公元540年，高欢把常山王高骘的妹妹乐安公主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嫁给了阿那瓌的儿子庵罗辰，阿那瓌则把孙女邻和公主嫁给高欢第九子高湛；高欢本人也娶阿那瓌爱女为正室，称蠕蠕公主。东魏与柔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外部环境所缓和后，柔然统治者开始注意整顿内政，积极吸取中原文化，改官制，立年号，重用汉人淳于覃，，还注意吸收中原汉区的生产技术。作为游牧民族，柔然人本来逐水草而居，没有城郭。但后来，柔然人也开始建造都城，称为木未城。同时，柔然还遣使到南朝，请南齐派医生及织锦、造指南车和漏刻的工匠到漠北，可惜遭到南齐拒绝。柔然后期还逐渐有了农业，阿那瓌本人被安置在怀朔时，就曾要求北魏发给粟种耕种。此时的柔然，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称为了保留有一定游牧生活、保留有相当数量奴隶的农耕文明。
阿那瓌可汗让柔然一度复兴，但不久之后，柔然国中就爆发了被奴役部落和奴隶的反抗斗争。公元6世纪中期，为柔然开采铁矿、锻造铁器的突厥部强大起来，联合高车发兵攻击柔然，阿那瓌兵败自杀，其子庵罗辰等逃到北齐，而留在漠北的柔然则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立铁伐为主，西部立邓叔子为主。东部柔然后来也被突厥打败，投奔北齐，被安置于马邑川（今山西省朔县）一带。后来，庵罗辰等又率懂不柔然从北齐叛出，返回漠北。北齐立即追击，东部柔然基本瓦解，庵罗辰下落不明。
公元555年（北齐天保六年），突厥木杆可汗率军又击溃西部柔然，邓叔子领余众数千投奔西魏。西魏虽给邓叔子以优待，但在突厥使者一再威逼下，还是将邓叔子及其手下3000余人交与突厥使者。突厥人将邓叔子及3000人中的成年男子杀死，余下的妇女及未成年男子分给王公。柔然汗国从此正式宣告灭亡，柔然余众辗转西迁，留在漠北的柔然余众逐渐融合于突厥、契丹部落之中。
南北朝时，柔然人有数十万。北魏为了充实北方边防，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以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与拓跋鲜卑军民杂居共处以供驱役。为了防止他们逃亡，还将其中一部分迁入内地。迁居内地的柔然人，通过与北魏人杂居共处、互相通婚，大多先融合于鲜卑，最终被同化于汉族之中。
作为鲜卑人的对手之一，柔然人是不改被遗忘的。尽管在后世，柔然这个民族几乎不为人知，但正是因为柔然的牵制，才使鲜卑在最强盛的时候没能横扫南朝，统一中国。但是，与向农耕文明积极靠拢的鲜卑相比，柔然人在时代面前落后了。既不能保持游牧文明，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农耕文明。处于过渡阶段的柔然人没能为自己争取到足够耕作的土地。他们遭遇了强大的鲜卑，最终被鲜卑人同化。从鲜卑中脱离，又不得不回归鲜卑，这就是柔然的命运。
木骨闾的儿子车鹿会建立柔然后，臣服于拓跋鲜卑，每年进贡马畜貂豽皮。车鹿会死后，经过几代首领的统治，柔然一分为二：匹候跋在今河套东北、阴山以北一带原柔然游牧地统治一部分柔然；缊纥提则从从河套向西扩展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统治另一部分柔然。拓拔鲜卑建立的代国被前秦苻坚消灭后，柔然一度依附于铁弗匈奴。
拓跋珪恢复代国并改称魏之后，大概是为了报复柔然的背叛，于391年（北魏登国六年）向柔然发动进攻。匹候跋和缊纥提的实力跟拓跋珪没法比，立即率部投降。
后来，缊纥提的儿子社突然杀死匹候跋，吞并了匹候跋的部众，在五原以西诸郡大肆抢掠一番后远遁漠北。此时，北魏刚刚建国初期，拓跋氏锐意进取中原，与后秦、后燕、西秦以及南燕、南凉等政权互争雄长，无暇北顾，因而给柔然留下了发展的机会。社借这个机会攻破敕勒诸部落，占据了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水草丰茂的地区，势力强盛起来。接着，他又率部攻打蒙古高原西北的匈奴余部拔也稽，兼并了拔也稽的部众。在社的压力下，整个蒙古高原和周围诸民族纷纷降附。柔然统一漠北后，势力东起大兴安岭，南临大漠，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占有准噶尔盆地，与天山以南的焉耆接界，北至今贝加尔湖，。
公元402年（北魏天兴五年），社自称丘豆伐可汗，仿效北魏，立军法，置战阵，整顿军队，建立可汗王庭，使柔然迅速由部落联盟进入早期奴隶制阶段，史称柔然汗国。柔然铁骑以“风驰鸟赴，倏来忽往”的作战风格，形成一支威震漠北的强大力量。
这一段时间是柔然的兴盛时期，柔然统治者一方面继续采取近攻远交，联合后秦、北燕、北凉，共同对付北魏的策略；另一方面，不断对北魏北部边境进行骚扰和掠夺。北魏则对柔然采取时时加以“讨伐”，以解除北边威胁，统一大漠南北，掠夺财富。因此，在80余年中，柔然南扰和北魏北袭均达20余次。
社称汗前后的时期，正是北魏迁都平城不久的时期。北魏迁都平城，正是为了进去中原。而柔然的兴起，使北魏面临后顾之忧，不敢南下；同时，强盛的北魏又成为柔然南进的阻碍。为了冲破北魏的阻碍，柔然决定与后秦、北燕等结成抗魏联盟。公元407年（北魏天赐四年），社的弟弟斛律向北燕进献良马3000匹，迎娶北燕主冯跋之女乐浪公主为妻；大檀继任柔然可汗期间，也曾遣使到北燕献马3000匹、羊万只，并向南朝刘宋政权进贡。
从社、斛律至大檀的20余年间，柔然几乎每年要袭击北魏，北魏也发兵北伐作为报复，并在沿边加强屯田和设置军镇，屯驻重兵，拱卫平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讨灭北燕、北凉等势力的过程中，七次分兵进攻柔然。公元429年（北魏神二年），拓跋焘又专门率军分东西两路进攻柔然，大获全胜。柔然可汗大檀率部仓猝西逃，国中部落四散，到处藏匿，无主的牲畜遍布荒野，没人看管照顾。拓跋焘率军跟在大檀穷追不舍，所获俘虏、牲畜、车庐，弥漫山泽，数目达到百万以上。高车等部落也乘机摆脱柔然的控制，反攻柔然。从此，高车、柔然30余万人先后归附北魏。
经此一败，柔然元气大伤，大檀可汗忧愤交加之下在一场大病中死去，儿子吴提继立，号敕连可汗。敕连可汗怕北魏再来攻击，连忙遣使贡马，表示降顺。北魏则将战略重心转到南方。为取得北边安宁，于是对柔然采取和亲政策。
第三节 存亡，柔然人在何方
公元5世纪后期，柔然内部被奴役的部落趁柔然被北魏压制的机会连续反抗和逃亡，柔然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弱。公元487年（北魏太和十一年），柔然敕勒部的阿伏至罗率10余万落部众西迁，脱离柔然的统治，建立高车国，自立为王。这一行动更让柔然雪上加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为了收复失地，柔然对高车之间展开了长达30余年的战争，但不仅没有重新掌握西域，自身的实力反而被大大消耗，从此由盛转衰。
到公元6世纪初，柔然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丑奴可汗被其母与大臣联手除掉，其弟阿那瓌刚刚继位10几天，就被族兄示发战败，只好投奔北魏。对于阿那瓌的到来，北魏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予以隆重迎接，封其为朔方郡公、蠕蠕王。后来，阿那瓌的从兄婆罗门率部打败示发，自称“偶可社句可汗”，但很快就被高车驱逐，率10万骑也归降了北魏。
农耕文明下的王朝历来重视制衡的策略。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让多个有威胁的势力在自己的控制下彼此消耗，远比让某个威胁独自做大对自己更有利。面对当时高车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形势，北魏采取了保存柔然，分散其势力，以牵制和抵御高车国的策略。因此，北魏将阿那瓌安置于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南）以北，将婆罗门置于居延海附近的故西海郡（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让他们分别统治一部分柔然族人。
公元522年（北魏正光三年），被迫寄人篱下的婆罗门终于叛离北魏，在凉州抢掠一番后打算投奔嚈哒（嚈哒汗有三个妻子，都是婆罗门的姐妹）。不料，没等跑到嚈哒，婆罗门就被北魏追上擒获，带回洛阳，两年后死于燕然馆。婆罗门死后的第二年，阿那瓌也反叛了。他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聚集了30万大军，扣留北魏使臣，掠夺北魏边境的人口、驿马、牛、羊、数十万，然后逃到漠北。正巧这时北魏爆发了六镇大起义。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北魏没有追究阿那瓌的罪行，还召阿那瓌率10万大军帮助剿灭起义军。阿那瓌在出兵助剿的同时，还乘机抢掠，扩充实力，并占据了长城以北的漠南地区，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击败了因内乱而日益衰弱的高车国，一血前耻。
北魏后期，起义不断的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大乱。权臣尔朱荣与胡太后、北魏孝明帝在内乱中互相残杀，实权落在大将高欢和宇文泰手里。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逃到长安，投靠宇文泰，第二年，宇文泰杀死孝武帝，另立文帝；高欢则另立魏孝静帝，迁都邺城。从此，北魏宣告灭亡，分裂成两个朝廷，建都在长安的叫西魏，建都在邺城的叫东魏。
北魏的动荡、分裂，为柔然创造了机会，使柔然得以复兴。而高欢和宇文泰为了避免受到柔然的侵扰，竞相与阿那瓌结好。阿那瓌周旋其间，如鱼得水，先后与东、西魏通婚，同时接受双方的馈赠。
公元540年，高欢把常山王高骘的妹妹乐安公主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嫁给了阿那瓌的儿子庵罗辰，阿那瓌则把孙女邻和公主嫁给高欢第九子高湛；高欢本人也娶阿那瓌爱女为正室，称蠕蠕公主。东魏与柔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外部环境所缓和后，柔然统治者开始注意整顿内政，积极吸取中原文化，改官制，立年号，重用汉人淳于覃，，还注意吸收中原汉区的生产技术。作为游牧民族，柔然人本来逐水草而居，没有城郭。但后来，柔然人也开始建造都城，称为木未城。同时，柔然还遣使到南朝，请南齐派医生及织锦、造指南车和漏刻的工匠到漠北，可惜遭到南齐拒绝。柔然后期还逐渐有了农业，阿那瓌本人被安置在怀朔时，就曾要求北魏发给粟种耕种。此时的柔然，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称为了保留有一定游牧生活、保留有相当数量奴隶的农耕文明。
阿那瓌可汗让柔然一度复兴，但不久之后，柔然国中就爆发了被奴役部落和奴隶的反抗斗争。公元6世纪中期，为柔然开采铁矿、锻造铁器的突厥部强大起来，联合高车发兵攻击柔然，阿那瓌兵败自杀，其子庵罗辰等逃到北齐，而留在漠北的柔然则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立铁伐为主，西部立邓叔子为主。东部柔然后来也被突厥打败，投奔北齐，被安置于马邑川（今山西省朔县）一带。后来，庵罗辰等又率懂不柔然从北齐叛出，返回漠北。北齐立即追击，东部柔然基本瓦解，庵罗辰下落不明。
公元555年（北齐天保六年），突厥木杆可汗率军又击溃西部柔然，邓叔子领余众数千投奔西魏。西魏虽给邓叔子以优待，但在突厥使者一再威逼下，还是将邓叔子及其手下3000余人交与突厥使者。突厥人将邓叔子及3000人中的成年男子杀死，余下的妇女及未成年男子分给王公。柔然汗国从此正式宣告灭亡，柔然余众辗转西迁，留在漠北的柔然余众逐渐融合于突厥、契丹部落之中。
南北朝时，柔然人有数十万。北魏为了充实北方边防，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以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与拓跋鲜卑军民杂居共处以供驱役。为了防止他们逃亡，还将其中一部分迁入内地。迁居内地的柔然人，通过与北魏人杂居共处、互相通婚，大多先融合于鲜卑，最终被同化于汉族之中。
作为鲜卑人的对手之一，柔然人是不改被遗忘的。尽管在后世，柔然这个民族几乎不为人知，但正是因为柔然的牵制，才使鲜卑在最强盛的时候没能横扫南朝，统一中国。但是，与向农耕文明积极靠拢的鲜卑相比，柔然人在时代面前落后了。既不能保持游牧文明，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农耕文明。处于过渡阶段的柔然人没能为自己争取到足够耕作的土地。他们遭遇了强大的鲜卑，最终被鲜卑人同化。从鲜卑中脱离，又不得不回归鲜卑，这就是柔然的命运。
第六章 突厥和唐朝
突厥，一个并不非常强大却又非常难缠的游牧民族；唐朝，一个军事力量难跻三甲却影响着全世界的农耕文明。这两个集团的遭遇，擦除了四射的火花。
第一节 桀骜，以狼为祖，以狼为魂
突厥是铁勒的一支。铁勒即战国秦汉时期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的敕勒（高车）。公元六世纪时，突厥人在首领首领姓阿史那的带领下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金山形似古代战盔，站盔在突厥人读来就是“突厥”。突厥族的称呼就是这样来的。
突厥人的起源地在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上游。这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部落。突厥族起源，的两则传说就与狼有关。
传说之一称，突厥本是匈奴的一支，后被邻国所灭。当时，匈奴人中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士兵见他年小，没忍心杀死他，便将他砍去双脚扔到荒草中。后来，小孩被一只母狼救去，长大以后与狼结合。邻国国王听说这小孩已长大，怕有后患，便派人将他杀了，杀他的人见他身旁有一条狼，也想一起杀掉，母狼于是逃到高昌北边的山洞里。在那个山洞里，母狼生下lO个小男孩，他们逐渐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繁衍后代，其中一支就是阿史那部落。
另一则传说称，突厥原在匈奴之北，其部落首领其部落大人命叫阿谤步，有兄弟十七人，其中一个叫伊质泥师都，是狼所生的。谤步等兄弟生性愚痴，导致国家灭亡。只有泥师都，能征召风雨。他娶了两个妻子，据说分别是夏神、冬神的女儿，其中一个为泥师都生了四个男孩。这四个男孩，其中一个变为白鸿；一个在阿辅水、剑水之间建国，号为契骨；另一个在处折水建国；还有一个，是长子，名叫纳都六，后来被推为部落首领，定国号突厥。纳都六有十个妻子。纳都六死后，这十个妻子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大树下，约定所有的孩子向树跳跃，谁跳得最高，谁为首领。十个孩子中，阿史那年幼敏捷，比所有的孩子跳得都高，遂被推为首领。
后来，突厥人迁移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公元五世纪中叶，成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为柔然奴隶主锻造铁器，被称之为“锻奴”。知道五世纪末，突厥人才逐步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
公元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率领部众打败和合并了铁勒各部五万余落，又打败了打算进攻柔然的高车国残余，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因为自觉有功，阿史那向柔然求婚。柔然主阿那环辱骂阿史那道:“你是我的锻奴，还敢恬不知耻地求取我的女儿？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阿史那大怒，便转向西魏政权求婚，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了他。从此，突厥部落便开始与柔然断绝关系，并不断攻击柔然。公元552年，突厥发兵大败柔然，以漠北为中心，建立起突厥汗国。此后不久，阿史那的弟弟莫贺咄统领大军十万，攻占了西域各地，自立为室密点可汗，建汗庭于鹰娑川（今新疆车县西北的小裕勒都斯河），后又在今中亚楚河西岸设立夏都，在突厥西部形成一个半独立的势力。
公元553年，阿史那死了，弟弟木杆可汗即位。在木杆可汗的带领下，突厥灭柔然，驱逐了契丹及奚，兼并了契骨，势力日渐强盛。当时，突厥政权辖境辽阔，东自辽水，西至里海，南达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汗庭设在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
突厥汗国成立之后，突厥人把中亚草原、西域诸城郭国家、蒙古草原统一了起来，并创造了突厥文——这在以前的游牧民族中是前所未有的。突厥人的创举，使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突厥语。这个突厥语系横贯整个亚洲，覆盖了从东北亚、蒙古大草原、中亚腹地、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包括了我国长城以北地区和整个新疆地区。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突厥人就建立了一个疆域超过10000华里的国家，这是所有讲突厥语的人至今仍颇为自豪的一段历史。
突厥汗国在整个亚洲和东南欧洲的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室密点可汗在管辖西域时，就离间拜占庭帝国和波斯的关系，并怂恿他们战争。结果，东罗马帝国和波斯从571 年起，进行了20 多年的战争。而在东亚，突厥人就利用北周和北齐之间的矛盾，合纵连横，或联合北齐攻打北周，或联合北周攻打北齐，从中渔利，干扰中原的统一进程。
突厥，一个并不非常强大却又非常难缠的游牧民族；唐朝，一个军事力量难跻三甲却影响着全世界的农耕文明。这两个集团的遭遇，擦除了四射的火花。
第一节 桀骜，以狼为祖，以狼为魂
突厥是铁勒的一支。铁勒即战国秦汉时期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的敕勒（高车）。公元六世纪时，突厥人在首领首领姓阿史那的带领下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金山形似古代战盔，站盔在突厥人读来就是“突厥”。突厥族的称呼就是这样来的。
突厥人的起源地在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上游。这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部落。突厥族起源，的两则传说就与狼有关。
传说之一称，突厥本是匈奴的一支，后被邻国所灭。当时，匈奴人中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士兵见他年小，没忍心杀死他，便将他砍去双脚扔到荒草中。后来，小孩被一只母狼救去，长大以后与狼结合。邻国国王听说这小孩已长大，怕有后患，便派人将他杀了，杀他的人见他身旁有一条狼，也想一起杀掉，母狼于是逃到高昌北边的山洞里。在那个山洞里，母狼生下lO个小男孩，他们逐渐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繁衍后代，其中一支就是阿史那部落。
另一则传说称，突厥原在匈奴之北，其部落首领其部落大人命叫阿谤步，有兄弟十七人，其中一个叫伊质泥师都，是狼所生的。谤步等兄弟生性愚痴，导致国家灭亡。只有泥师都，能征召风雨。他娶了两个妻子，据说分别是夏神、冬神的女儿，其中一个为泥师都生了四个男孩。这四个男孩，其中一个变为白鸿；一个在阿辅水、剑水之间建国，号为契骨；另一个在处折水建国；还有一个，是长子，名叫纳都六，后来被推为部落首领，定国号突厥。纳都六有十个妻子。纳都六死后，这十个妻子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大树下，约定所有的孩子向树跳跃，谁跳得最高，谁为首领。十个孩子中，阿史那年幼敏捷，比所有的孩子跳得都高，遂被推为首领。
后来，突厥人迁移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公元五世纪中叶，成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为柔然奴隶主锻造铁器，被称之为“锻奴”。知道五世纪末，突厥人才逐步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
公元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率领部众打败和合并了铁勒各部五万余落，又打败了打算进攻柔然的高车国残余，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因为自觉有功，阿史那向柔然求婚。柔然主阿那环辱骂阿史那道:“你是我的锻奴，还敢恬不知耻地求取我的女儿？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阿史那大怒，便转向西魏政权求婚，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了他。从此，突厥部落便开始与柔然断绝关系，并不断攻击柔然。公元552年，突厥发兵大败柔然，以漠北为中心，建立起突厥汗国。此后不久，阿史那的弟弟莫贺咄统领大军十万，攻占了西域各地，自立为室密点可汗，建汗庭于鹰娑川（今新疆车县西北的小裕勒都斯河），后又在今中亚楚河西岸设立夏都，在突厥西部形成一个半独立的势力。
公元553年，阿史那死了，弟弟木杆可汗即位。在木杆可汗的带领下，突厥灭柔然，驱逐了契丹及奚，兼并了契骨，势力日渐强盛。当时，突厥政权辖境辽阔，东自辽水，西至里海，南达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汗庭设在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
突厥汗国成立之后，突厥人把中亚草原、西域诸城郭国家、蒙古草原统一了起来，并创造了突厥文——这在以前的游牧民族中是前所未有的。突厥人的创举，使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突厥语。这个突厥语系横贯整个亚洲，覆盖了从东北亚、蒙古大草原、中亚腹地、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包括了我国长城以北地区和整个新疆地区。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突厥人就建立了一个疆域超过10000华里的国家，这是所有讲突厥语的人至今仍颇为自豪的一段历史。
突厥汗国在整个亚洲和东南欧洲的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室密点可汗在管辖西域时，就离间拜占庭帝国和波斯的关系，并怂恿他们战争。结果，东罗马帝国和波斯从571 年起，进行了20 多年的战争。而在东亚，突厥人就利用北周和北齐之间的矛盾，合纵连横，或联合北齐攻打北周，或联合北周攻打北齐，从中渔利，干扰中原的统一进程。
第二节 开创，李世民打造盛唐伟业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南北朝割据，统一中原，定都长安，后来把皇位传给了杨广。由于隋炀帝杨广的暴政，导致隋朝二世而亡，李氏父子趁着农民起义的烽火坐拥了江山。唐高祖李渊没有治国之才，把隋朝留下来的烂摊子交给了李世民来收拾。
长期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致使饥荒几乎遍及全国，就连素来人口较多的中原大地也出现了大片荒田和遍野的饿殍；就在这民不聊生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动乱：庐江王李瑗、燕郡王李艺等先后叛变，远在边疆的少数民族武装势力也不断骚扰内地，妄图趁大唐立足未稳之机，在中原地区讨得一点便宜。在种种危机的侵袭下，大乱之后能否得到大治，谁心里都没有底。
李世民最在意的是隋朝灭亡的教训。他认识到，隋朝的短命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不懂得体恤民情，为个人享受而置人民于水火，肆意地挥霍人力和财力，最终只能走上灭亡的道路，是自取灭亡。这一切对于刚刚从战乱中建立起的唐王朝无疑是个警惕。
对时局有了清醒的人时候，李世民开始实施自己的治国理念了。
贞观时期，科举选士被称作“盛开选举”，也就是开展、健全科举制度，向民间、下层网罗人才。科举制度开创于隋朝，唐赵光义继承并发展了这—制度，使它成为贞观时期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
唐朝的科举分为制举和常举两种。制举是由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考试的日期和科目都临时决定，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以后，立即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这是一种网罗人才的考试，并不经常举行，在唐代的科举制度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常举是每年都要举行的考试。考试的主要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法律科）、明字（文字科）、明算（算学科）等。应考者为国子监和州、县学馆的学生，不在学馆的人须自己向所在的州、县报考，考中后再被举送来参加考试。
通过了考试，并不意味着从此便可以青云直上了。凡考中进士的人，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必须再经过吏部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做官。
李世民健全科举制，扩大进士科，为有真才实学之士铺垫了进身之际，使大批有真才实学者有机会进入官场，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一制度健全后，不仅使民间有才之士无需凭借门第就可以进入官场，而且还可以有机会担任尚书、宰相之类的要职。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垄断官场的局面，网罗了大批有才之士进入官僚机构，加强了帝王政权的巩固，使他们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
李世民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地使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皇上赏识。这便是成语“房谋杜断”的来历。
除此之外，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善于纳谏的过人气度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和魏征的一段直谏与纳谏的佳话，便成就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明君和能臣。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李世民还有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他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在行动上也是后世帝王的典范。
武德九年（626），李世民为了保证军事实力，同时消除玄武门政变所带来的隐患，便下诏征兵。依照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21岁者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18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被征入伍，用兵心切的李世民点头同意。然而负责发布圣旨的魏征却连续三四次驳回诏令，不肯签发。
李世民大怒，马上传旨召见魏征问罪。魏征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您就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
李世民转怒为喜：“过去朕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朕确实是错了。”当即便废除了这道上谕。
为了充分纳谏，李世民对朝政进行了一些改革：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同时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则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许敷衍了事。
为了更好地纳谏，李世民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予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与其他帝王相比较，李世民的御臣之术其实算不上十分高明，但所起到的作用却非常见效。这种手段，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的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严肃地方吏治，李世民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从而有效地将地方政权掌控在自己手中，避免了中央的命令不能及时被地方所实施的弊端。
整个古代世界，农业是决定性生产部门，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它关系到王朝的治乱，国计民生的安危。早在即位不久，李世民便提出了发展经济的第一条政策，即大力发展农业。
当时，天灾不断，贞观元年，关中地区大雨连绵，导致洪荒，第二年又闹起旱灾，蝗虫爆发，致使颗粒无收，很多老百姓穷到了卖孩子换取食物的地步。为缓解农民的压力，李世民下令拿出皇宫府库的财物，分给穷人，为了让农民及时播种，还特地命令有关人员把关在监狱里的青壮囚犯释，让他们回家帮忙播种，农忙结束后再回监狱服刑。在李世民宗的及时、正确引导下，民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丰收年。
隋朝末年，土地兼并现象很严重，普通百姓的土地大都被大地主占据了；再加上连年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使得抛荒无主土地很多，以至于到了唐初，能吃饱饭的人还是屈指可数。李世民下令把荒地分给农民，还把自己与大臣的职田分给佃农以及其他无地和少地农民，对官员按每亩职田二升黍米的方式予以补偿。在当时，一般官员的职田约为500亩左右（每品官阶职田相差约50亩），也就是说，朝廷每年只用了1000升黍米（合20石粮食）就买断了一个政府官员的一年的职田俸禄，但这却让至少五户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李世民深知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因此，非常关心兴修水利，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贞观一代，李世民倡议和主持修建了20多处水利工程，还设立了治水的专门机构与官员。为更好地使水利工程真正地服务于社会，赵光义还制定了保持水流与水利工程的法令，以法律的形式保证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保护，以达到富农的目的。《唐律》里有“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的律文，《疏议》中云：“有人盗决堤防，取水供用，无问公私，各杖一百”。同卷又有“失时不修堤防”条目：“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同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这些都体现了李世民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水利的合理使用，甚至还制定了有关水利与水运的专门律令——《水部式》，具体规定了灌溉用水的时间、用水的量及用水的方法，还详细地阐明了灌溉渠的管理办法，灌溉渠上的渠堰和斗门的安装等。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重视保护和发展其他农业生产力和不断创新改进农具，又让大臣们制定了律法。
在一班能臣的帮助下，李世民将唐王朝带上了一个亘古未有的辉煌时代。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南北朝割据，统一中原，定都长安，后来把皇位传给了杨广。由于隋炀帝杨广的暴政，导致隋朝二世而亡，李氏父子趁着农民起义的烽火坐拥了江山。唐高祖李渊没有治国之才，把隋朝留下来的烂摊子交给了李世民来收拾。
长期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致使饥荒几乎遍及全国，就连素来人口较多的中原大地也出现了大片荒田和遍野的饿殍；就在这民不聊生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动乱：庐江王李瑗、燕郡王李艺等先后叛变，远在边疆的少数民族武装势力也不断骚扰内地，妄图趁大唐立足未稳之机，在中原地区讨得一点便宜。在种种危机的侵袭下，大乱之后能否得到大治，谁心里都没有底。
李世民最在意的是隋朝灭亡的教训。他认识到，隋朝的短命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不懂得体恤民情，为个人享受而置人民于水火，肆意地挥霍人力和财力，最终只能走上灭亡的道路，是自取灭亡。这一切对于刚刚从战乱中建立起的唐王朝无疑是个警惕。
对时局有了清醒的人时候，李世民开始实施自己的治国理念了。
贞观时期，科举选士被称作“盛开选举”，也就是开展、健全科举制度，向民间、下层网罗人才。科举制度开创于隋朝，唐赵光义继承并发展了这—制度，使它成为贞观时期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
唐朝的科举分为制举和常举两种。制举是由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考试的日期和科目都临时决定，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以后，立即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这是一种网罗人才的考试，并不经常举行，在唐代的科举制度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常举是每年都要举行的考试。考试的主要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法律科）、明字（文字科）、明算（算学科）等。应考者为国子监和州、县学馆的学生，不在学馆的人须自己向所在的州、县报考，考中后再被举送来参加考试。
通过了考试，并不意味着从此便可以青云直上了。凡考中进士的人，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必须再经过吏部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做官。
李世民健全科举制，扩大进士科，为有真才实学之士铺垫了进身之际，使大批有真才实学者有机会进入官场，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一制度健全后，不仅使民间有才之士无需凭借门第就可以进入官场，而且还可以有机会担任尚书、宰相之类的要职。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垄断官场的局面，网罗了大批有才之士进入官僚机构，加强了帝王政权的巩固，使他们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
李世民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地使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皇上赏识。这便是成语“房谋杜断”的来历。
除此之外，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善于纳谏的过人气度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和魏征的一段直谏与纳谏的佳话，便成就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明君和能臣。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李世民还有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他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在行动上也是后世帝王的典范。
武德九年（626），李世民为了保证军事实力，同时消除玄武门政变所带来的隐患，便下诏征兵。依照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21岁者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18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被征入伍，用兵心切的李世民点头同意。然而负责发布圣旨的魏征却连续三四次驳回诏令，不肯签发。
李世民大怒，马上传旨召见魏征问罪。魏征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您就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
李世民转怒为喜：“过去朕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朕确实是错了。”当即便废除了这道上谕。
为了充分纳谏，李世民对朝政进行了一些改革：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同时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则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许敷衍了事。
为了更好地纳谏，李世民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予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与其他帝王相比较，李世民的御臣之术其实算不上十分高明，但所起到的作用却非常见效。这种手段，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的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严肃地方吏治，李世民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从而有效地将地方政权掌控在自己手中，避免了中央的命令不能及时被地方所实施的弊端。
整个古代世界，农业是决定性生产部门，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它关系到王朝的治乱，国计民生的安危。早在即位不久，李世民便提出了发展经济的第一条政策，即大力发展农业。
当时，天灾不断，贞观元年，关中地区大雨连绵，导致洪荒，第二年又闹起旱灾，蝗虫爆发，致使颗粒无收，很多老百姓穷到了卖孩子换取食物的地步。为缓解农民的压力，李世民下令拿出皇宫府库的财物，分给穷人，为了让农民及时播种，还特地命令有关人员把关在监狱里的青壮囚犯释，让他们回家帮忙播种，农忙结束后再回监狱服刑。在李世民宗的及时、正确引导下，民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丰收年。
隋朝末年，土地兼并现象很严重，普通百姓的土地大都被大地主占据了；再加上连年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使得抛荒无主土地很多，以至于到了唐初，能吃饱饭的人还是屈指可数。李世民下令把荒地分给农民，还把自己与大臣的职田分给佃农以及其他无地和少地农民，对官员按每亩职田二升黍米的方式予以补偿。在当时，一般官员的职田约为500亩左右（每品官阶职田相差约50亩），也就是说，朝廷每年只用了1000升黍米（合20石粮食）就买断了一个政府官员的一年的职田俸禄，但这却让至少五户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李世民深知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因此，非常关心兴修水利，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贞观一代，李世民倡议和主持修建了20多处水利工程，还设立了治水的专门机构与官员。为更好地使水利工程真正地服务于社会，赵光义还制定了保持水流与水利工程的法令，以法律的形式保证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保护，以达到富农的目的。《唐律》里有“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的律文，《疏议》中云：“有人盗决堤防，取水供用，无问公私，各杖一百”。同卷又有“失时不修堤防”条目：“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同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这些都体现了李世民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水利的合理使用，甚至还制定了有关水利与水运的专门律令——《水部式》，具体规定了灌溉用水的时间、用水的量及用水的方法，还详细地阐明了灌溉渠的管理办法，灌溉渠上的渠堰和斗门的安装等。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重视保护和发展其他农业生产力和不断创新改进农具，又让大臣们制定了律法。
在一班能臣的帮助下，李世民将唐王朝带上了一个亘古未有的辉煌时代。
唐太宗以农为本的施政纲领，正推动了唐初农业的大幅度发展，从而为其他经济行业带来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延续多年的日中为市（即太阳当空时开放市场）的古风在贞观年间被打破了，邸店和柜坊这样的商业金融机构的雏形也相继出现。大城市里有了夜市，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经商的人增多，有不少家财万贯、邸店遍布海内的大商人，更多的是中等商人和小商贩。众多少数民族云集长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往来穿梭于繁华的大都市，给巍巍大唐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发达的纺织业；远近闻名的染色业、采矿业、造船业；在海内外闻名遐迩的江西景德镇的瓷器；高超的印刷术；畅通的水陆交通；发达的对外贸易；飞钱、柜坊、市舶使、商人……这所有的一切俨然构成了一幅贞观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贞观年间经济之发达，已经远远超出了往日时光所曾拥有过的辉煌。仅从手工业制品来说，宋州、亳州的绢，定州、益州、扬州的锦，越州的青瓷，邢州的白瓷，扬州的铜镜，宣州的纸，河南巩县的唐三彩……这些巧夺天工的手工业品就足以见证盛世唐朝的一点一滴。手工业品的层出不穷与大唐手工业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细致是分不开的。与历朝历代一样，唐代的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
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因此属于高消费产品，做工精美。其生产者主要由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组成。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在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营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这些作坊之中，主要由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组成。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因实力所限，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
贞观时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从中国历史上的纺织业地域发展情况来说，在唐代之前，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贞观时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1500多匹。与此同时，由于南方所受的战乱较少，导致了大量北方居民的南迁，使得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大都被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天下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同时，印染技术也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的进步也极其明显。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各州禁止设置冶铁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冶168处，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58处，铜冶96处。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在这么多的手工业品中，给今天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恐怕就是唐三彩了。
唐三彩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因而得名。不过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是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连装骨灰的坛子也是唐三彩的。大致上人们较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作姿态。至于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征。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鼻深目，天王怒目威武，堪称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在当时便已远销海外，成了对外出口贸易的一项大宗产品。
唐朝社会兴盛、繁荣的生产力带来了空前频繁的贸易往来，势必需要有超出前代的水上交通乃至海上交通才能满足贸易的需要。因此，作为海洋事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造船业也随之愈加发达。
唐朝的造船基地较之前朝具有更为宏大的规模，单从分布情况来看，宣(今安徽宣城)、润(今江苏镇江)、常(今江苏常州)、苏(今江苏苏州)、湖(今浙江湖州)、杭(今浙江杭州)、越(今浙江绍兴)、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登州(今山东烟台)，均是有名的造船中心。这些造船基地设有造船工厂，能造各种大小海船、战舰等。生产规模也很大，仅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南)、温州两地每年就可造各类船只600艘。不但造船数量日益增多，而且造船的工艺水平日益先进。
贞观年间，富商俞大娘有大船。常年奔波于水上的人说，大船不过载八九千石，然而据唐代李肇所著的《唐国史补》记载 ，富商俞大娘航船已经超出了普通大船的载重量，许多人一辈子都居住在船上，养生送死、婚丧嫁娶都在船上。当时操作和修理人员多达几百人。往南边到达江西，往北直至淮南，一年一来回，收入颇丰，净赚白银万两以上。在海边长期居住的渔民也很多，他们常年与船商打交道，所以凡是大船必定为富商所有。
富商拥有如此大型的航船是出于频繁的贸易需要，官府虽不需要如此大的船，但出于对作战及政府间交往的考虑，官船的规模同样不可小视。肃宗、代宗年间(756～779)，理财家刘晏在任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在扬子(今江苏仪征)设了10个造船工场，并派专人督造载重量达千石以上的大船。仅从这一点来看，唐代的造船能力就已经远超于前代，更不是法显东归时所乘坐的那些仅载200余人的船所能比拟的了。
船体大型化、高载重的发展，要求船的稳固性、安全性也要配合到位。针对这些要求，唐代广泛地采用了“榫接钉合”的工艺和水密隔舱等先进技术。榫接钉合的工艺比不用铁钉的造船法要优越、坚固得多。1960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1973年在江苏省如皋县又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这两条唐代木船都采用了榫接钉合技术，而扬州出土的船更是采用了斜穿铁钉的平接技术，比如皋出土的木船采用的垂穿铁钉的搭接技术更先进。
唐代大海船还建有水密隔舱，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就有九个水密隔舱，这就增强了船的抗沉性。水密隔舱是由底部和两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横梁环围而构成的水密舱壁，船中部以前的舱壁都安装在肋骨之前，中部以后的舱壁就装在肋骨之后，这种安排方法可防止舱壁移动，使船与舱壁板紧密结合在一起，牢固地支撑着两舷，这就加固了船体的横向强度。由于船的坚固性加强了，就有可能多设船桅、船帆，更适合远洋航行。近代铁船水密舱壁周围施以角钢的铆焊方法，从功用到铆焊部位都与我国古船极为一致，可以认为是从中国古代造船结构形式继承下来的。
在冶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可以使用铁钉来完成这种造船工程，而在当时铁矿资源较为缺乏的岭南地区，使用铁钉就是一种奢侈了。但这些地区濒临大海，对船只的需要更为突出，单凭从北方地区引进铁钉，相对于大量的需求而言又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于是，岭南人民便采用了另一种造船工艺。
《岭表录异》中讲道，岭南制造的商船不用铁钉，只用桄榔须编织而成的绳索缚系木板，再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板便会坚固光滑。桄榔是什么?在《岭表录异》一书中的注解中描写道：“桄榔树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小异，然叶有须，如粗马尾。”“其须尤宜咸水浸渍，而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对于橄榄糖，《岭表录异》注中亦有说明：“橄榄树枝叶上生脂膏，如桃膏，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状如墨锡，谓之橄榄糖，用泥船舶，干后，坚如胶漆，着水盖干耳。”桄榔树和橄榄树在岭南地区很常见，岭南地区的劳动人民在某些造船物资的缺乏下能够就地取材，也彰显出了他们超凡的智慧与不懈的精神。这种船虽然不如用铁钉造船法那样坚固，但同样可在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中斩风破浪。
另外，唐代的航海船舶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大、坚，根据地区的不同特点，以及所造船舶的不同用途，唐船也各有不同的特色，其中当数用来适应我国南方海阔水深，岛屿星罗棋布的地理环境，利于破浪，多走南洋深水航线的福船与广船为代表。
福船产自福建，船型首尖尾宽两头翘，尾部结构呈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就地取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有些船位于船首或船尾部的舱是活水舱，随着船首或船尾的上升或下降，活水舱中的水可流入或流出，减少船的摇摆，狭长的舵向前斜插，大桅下悬挂着用布制加筋的疏杆硬篷，帆型略呈三角形。
广船产自广东，船型首尖体长，吃水较深，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船体结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向强度依靠龙骨。造船材料多采用荔枝木、樟木，还有一种产于广东的乌婪木。舵板上开有成排的菱形小孔，操纵省力，桅上悬布质硬帆。
这两种船型因其善于远洋航行，对唐代的海上运输、贸易及国际间交往，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只拥有了适于航海的海船并不代表可以就此扬帆远航了。大海无边无际，当时海面上又没有航标、灯塔之类的导向工具；而且海上的气象万千，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虞。因此唐朝在继承前人的航海知识的基础上，又将航海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时中国舟师以航海技术高超闻名于世，亚洲东南信风季风规律已被我国船师加以充分利用，对航海天文知识也较以往有了更多的了解。
唐代王维《送秘书鼎监还日本国》诗中有“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句；唐代沈期在《度全海入龙编》诗中说，“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都说明了航行中观察天体、利用信风和季风的情况。而且，唐朝对于海洋潮汐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770年前后，浙江人窦叔蒙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了潮汐变化与月球运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他把这种情况给予了归纳与整理，写出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潮汐专著《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六章。这本著作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行列。中国人又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超前意识。
有了适合远航的船舶，有了先进的航海技术，更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为后盾，再加上深受海外诸国青睐的中国商品，唐代的航海业，便随着亘古未有的兴旺繁荣，蓬勃地发展起来，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与世界。
总之，贞观时期的唐朝，商业四通八达，农业连年丰收，工业技艺精湛，总之，各行各业都是兴旺发达，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一个让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大唐王朝盛世从此开始了。
发达的纺织业；远近闻名的染色业、采矿业、造船业；在海内外闻名遐迩的江西景德镇的瓷器；高超的印刷术；畅通的水陆交通；发达的对外贸易；飞钱、柜坊、市舶使、商人……这所有的一切俨然构成了一幅贞观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贞观年间经济之发达，已经远远超出了往日时光所曾拥有过的辉煌。仅从手工业制品来说，宋州、亳州的绢，定州、益州、扬州的锦，越州的青瓷，邢州的白瓷，扬州的铜镜，宣州的纸，河南巩县的唐三彩……这些巧夺天工的手工业品就足以见证盛世唐朝的一点一滴。手工业品的层出不穷与大唐手工业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细致是分不开的。与历朝历代一样，唐代的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
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因此属于高消费产品，做工精美。其生产者主要由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组成。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在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营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这些作坊之中，主要由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组成。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因实力所限，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
贞观时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从中国历史上的纺织业地域发展情况来说，在唐代之前，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贞观时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1500多匹。与此同时，由于南方所受的战乱较少，导致了大量北方居民的南迁，使得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大都被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天下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同时，印染技术也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的进步也极其明显。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各州禁止设置冶铁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冶168处，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58处，铜冶96处。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在这么多的手工业品中，给今天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恐怕就是唐三彩了。
唐三彩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因而得名。不过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是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连装骨灰的坛子也是唐三彩的。大致上人们较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作姿态。至于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征。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鼻深目，天王怒目威武，堪称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在当时便已远销海外，成了对外出口贸易的一项大宗产品。
唐朝社会兴盛、繁荣的生产力带来了空前频繁的贸易往来，势必需要有超出前代的水上交通乃至海上交通才能满足贸易的需要。因此，作为海洋事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造船业也随之愈加发达。
唐朝的造船基地较之前朝具有更为宏大的规模，单从分布情况来看，宣(今安徽宣城)、润(今江苏镇江)、常(今江苏常州)、苏(今江苏苏州)、湖(今浙江湖州)、杭(今浙江杭州)、越(今浙江绍兴)、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登州(今山东烟台)，均是有名的造船中心。这些造船基地设有造船工厂，能造各种大小海船、战舰等。生产规模也很大，仅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南)、温州两地每年就可造各类船只600艘。不但造船数量日益增多，而且造船的工艺水平日益先进。
贞观年间，富商俞大娘有大船。常年奔波于水上的人说，大船不过载八九千石，然而据唐代李肇所著的《唐国史补》记载 ，富商俞大娘航船已经超出了普通大船的载重量，许多人一辈子都居住在船上，养生送死、婚丧嫁娶都在船上。当时操作和修理人员多达几百人。往南边到达江西，往北直至淮南，一年一来回，收入颇丰，净赚白银万两以上。在海边长期居住的渔民也很多，他们常年与船商打交道，所以凡是大船必定为富商所有。
富商拥有如此大型的航船是出于频繁的贸易需要，官府虽不需要如此大的船，但出于对作战及政府间交往的考虑，官船的规模同样不可小视。肃宗、代宗年间(756～779)，理财家刘晏在任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在扬子(今江苏仪征)设了10个造船工场，并派专人督造载重量达千石以上的大船。仅从这一点来看，唐代的造船能力就已经远超于前代，更不是法显东归时所乘坐的那些仅载200余人的船所能比拟的了。
船体大型化、高载重的发展，要求船的稳固性、安全性也要配合到位。针对这些要求，唐代广泛地采用了“榫接钉合”的工艺和水密隔舱等先进技术。榫接钉合的工艺比不用铁钉的造船法要优越、坚固得多。1960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1973年在江苏省如皋县又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这两条唐代木船都采用了榫接钉合技术，而扬州出土的船更是采用了斜穿铁钉的平接技术，比如皋出土的木船采用的垂穿铁钉的搭接技术更先进。
唐代大海船还建有水密隔舱，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就有九个水密隔舱，这就增强了船的抗沉性。水密隔舱是由底部和两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横梁环围而构成的水密舱壁，船中部以前的舱壁都安装在肋骨之前，中部以后的舱壁就装在肋骨之后，这种安排方法可防止舱壁移动，使船与舱壁板紧密结合在一起，牢固地支撑着两舷，这就加固了船体的横向强度。由于船的坚固性加强了，就有可能多设船桅、船帆，更适合远洋航行。近代铁船水密舱壁周围施以角钢的铆焊方法，从功用到铆焊部位都与我国古船极为一致，可以认为是从中国古代造船结构形式继承下来的。
在冶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可以使用铁钉来完成这种造船工程，而在当时铁矿资源较为缺乏的岭南地区，使用铁钉就是一种奢侈了。但这些地区濒临大海，对船只的需要更为突出，单凭从北方地区引进铁钉，相对于大量的需求而言又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于是，岭南人民便采用了另一种造船工艺。
《岭表录异》中讲道，岭南制造的商船不用铁钉，只用桄榔须编织而成的绳索缚系木板，再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板便会坚固光滑。桄榔是什么?在《岭表录异》一书中的注解中描写道：“桄榔树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小异，然叶有须，如粗马尾。”“其须尤宜咸水浸渍，而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对于橄榄糖，《岭表录异》注中亦有说明：“橄榄树枝叶上生脂膏，如桃膏，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状如墨锡，谓之橄榄糖，用泥船舶，干后，坚如胶漆，着水盖干耳。”桄榔树和橄榄树在岭南地区很常见，岭南地区的劳动人民在某些造船物资的缺乏下能够就地取材，也彰显出了他们超凡的智慧与不懈的精神。这种船虽然不如用铁钉造船法那样坚固，但同样可在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中斩风破浪。
另外，唐代的航海船舶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大、坚，根据地区的不同特点，以及所造船舶的不同用途，唐船也各有不同的特色，其中当数用来适应我国南方海阔水深，岛屿星罗棋布的地理环境，利于破浪，多走南洋深水航线的福船与广船为代表。
福船产自福建，船型首尖尾宽两头翘，尾部结构呈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就地取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有些船位于船首或船尾部的舱是活水舱，随着船首或船尾的上升或下降，活水舱中的水可流入或流出，减少船的摇摆，狭长的舵向前斜插，大桅下悬挂着用布制加筋的疏杆硬篷，帆型略呈三角形。
广船产自广东，船型首尖体长，吃水较深，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船体结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向强度依靠龙骨。造船材料多采用荔枝木、樟木，还有一种产于广东的乌婪木。舵板上开有成排的菱形小孔，操纵省力，桅上悬布质硬帆。
这两种船型因其善于远洋航行，对唐代的海上运输、贸易及国际间交往，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只拥有了适于航海的海船并不代表可以就此扬帆远航了。大海无边无际，当时海面上又没有航标、灯塔之类的导向工具；而且海上的气象万千，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虞。因此唐朝在继承前人的航海知识的基础上，又将航海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时中国舟师以航海技术高超闻名于世，亚洲东南信风季风规律已被我国船师加以充分利用，对航海天文知识也较以往有了更多的了解。
唐代王维《送秘书鼎监还日本国》诗中有“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句；唐代沈期在《度全海入龙编》诗中说，“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都说明了航行中观察天体、利用信风和季风的情况。而且，唐朝对于海洋潮汐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770年前后，浙江人窦叔蒙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了潮汐变化与月球运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他把这种情况给予了归纳与整理，写出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潮汐专著《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六章。这本著作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行列。中国人又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超前意识。
有了适合远航的船舶，有了先进的航海技术，更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为后盾，再加上深受海外诸国青睐的中国商品，唐代的航海业，便随着亘古未有的兴旺繁荣，蓬勃地发展起来，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与世界。
总之，贞观时期的唐朝，商业四通八达，农业连年丰收，工业技艺精湛，总之，各行各业都是兴旺发达，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一个让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大唐王朝盛世从此开始了。
第三节 冲突，为了掠夺而掠夺的失败之路
突厥刚刚崛起时，中原正是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动乱时期。突厥人常常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中原各王朝饱受其苦，却无计可施。
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因内讧而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幸好将突厥击退。
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远交而近攻，使突厥内讧更甚。但到隋末，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又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重新崛起。隋炀帝北巡时，就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侥幸逃脱。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在角逐中获胜，纷纷向突厥称臣，求突厥出兵援助，李渊父子起兵时就曾向东突厥称臣求援。这时的突厥，号称有精兵百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打算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时多捞几笔，因此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公元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抵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李世民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李世民许以金帛财物，便杀白马结下盟誓，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便桥之盟”
公元626年的这次紧急情况，加强了李世民与突厥决一死战的决心。早在两年前，由于突厥严重进扰，唐高祖李渊曾打算放弃长安，另建新都，李世民就坚决反对。同年，突厥颉利和突利二可汗进犯幽州，李世民曾亲自率兵抵抗。“便桥之盟”后，李世民进一步加紧备战。他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带着将士们在显德殿外的庭院里练习射术。在它的督促下，唐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此时国力也逐渐强盛，反击突厥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于是，贞观三年冬，李靖和李勖的六路大军，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
为了剿灭突厥，彻底消除祸患，李世民指挥的对突厥的战争是分两步进行的。
第一步是先灭东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出奇制胜，在定襄大败突厥，颉利可汗逃窜，却被李勖在白道截击，部众五万余人投降。
二李继续督兵疾进，大破敌军，颉利可汗向吐谷浑逃窜，途中被俘，东突厥从此灭亡。唐朝这次疾如闪电的军事行动，为自己树立了天威，西北个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表示顺服，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颉利可汗被带到长安后，李世民赐以田宅，授右卫大将军之职。几年后，抑郁难解的颉利可汗死于长安。
第二步是对西突厥的战争。这个行动是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完成的。
唐朝初年，西突厥势力比东突厥强盛。他们吞并了铁勒，打败了波斯，有精兵数十万，霸占着整个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阻碍了中国与西方的商业交通。
从李世民起，唐朝就开始了打通西域的战争。贞观年间，唐朝收服吐谷浑、评定高昌、讨伐焉耆、征讨龟兹，西域各国无不臣服，丝绸之路在汉朝打败匈奴后再次疏通。
当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他曾因在突厥内部斗争失败而归附唐朝，被封为左骁卫将军，参与过唐朝征讨龟兹的战争。李世民死后，阿史那贺鲁认为唐朝不能再制约他，遂起反心，自号沙钵罗可汗，在千泉（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建王庭，与唐朝为敌，数次侵扰西域。
李治在历史上评价不高。实际上，他倒也算是个能够守成的皇帝，再加上群臣的尽心辅佐，唐朝对西突厥的反击卓有成效，逐个击破了西突厥的联盟和附属各部。
公元657年，唐朝对西突厥的最后一战开始了。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唐军士气高昂，西突厥的精兵根本抵挡不住，阿史那贺鲁惨败之后，跳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也就此灭亡了。
从此，大量的突厥人融入汉民族，另外一些则被阿拉伯民族统治，改信伊斯兰教，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
突厥刚刚崛起时，中原正是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动乱时期。突厥人常常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中原各王朝饱受其苦，却无计可施。
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因内讧而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幸好将突厥击退。
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远交而近攻，使突厥内讧更甚。但到隋末，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又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重新崛起。隋炀帝北巡时，就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侥幸逃脱。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在角逐中获胜，纷纷向突厥称臣，求突厥出兵援助，李渊父子起兵时就曾向东突厥称臣求援。这时的突厥，号称有精兵百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打算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时多捞几笔，因此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公元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抵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李世民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李世民许以金帛财物，便杀白马结下盟誓，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便桥之盟”
公元626年的这次紧急情况，加强了李世民与突厥决一死战的决心。早在两年前，由于突厥严重进扰，唐高祖李渊曾打算放弃长安，另建新都，李世民就坚决反对。同年，突厥颉利和突利二可汗进犯幽州，李世民曾亲自率兵抵抗。“便桥之盟”后，李世民进一步加紧备战。他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带着将士们在显德殿外的庭院里练习射术。在它的督促下，唐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此时国力也逐渐强盛，反击突厥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于是，贞观三年冬，李靖和李勖的六路大军，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
为了剿灭突厥，彻底消除祸患，李世民指挥的对突厥的战争是分两步进行的。
第一步是先灭东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出奇制胜，在定襄大败突厥，颉利可汗逃窜，却被李勖在白道截击，部众五万余人投降。
二李继续督兵疾进，大破敌军，颉利可汗向吐谷浑逃窜，途中被俘，东突厥从此灭亡。唐朝这次疾如闪电的军事行动，为自己树立了天威，西北个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表示顺服，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颉利可汗被带到长安后，李世民赐以田宅，授右卫大将军之职。几年后，抑郁难解的颉利可汗死于长安。
第二步是对西突厥的战争。这个行动是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完成的。
唐朝初年，西突厥势力比东突厥强盛。他们吞并了铁勒，打败了波斯，有精兵数十万，霸占着整个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阻碍了中国与西方的商业交通。
从李世民起，唐朝就开始了打通西域的战争。贞观年间，唐朝收服吐谷浑、评定高昌、讨伐焉耆、征讨龟兹，西域各国无不臣服，丝绸之路在汉朝打败匈奴后再次疏通。
当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他曾因在突厥内部斗争失败而归附唐朝，被封为左骁卫将军，参与过唐朝征讨龟兹的战争。李世民死后，阿史那贺鲁认为唐朝不能再制约他，遂起反心，自号沙钵罗可汗，在千泉（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建王庭，与唐朝为敌，数次侵扰西域。
李治在历史上评价不高。实际上，他倒也算是个能够守成的皇帝，再加上群臣的尽心辅佐，唐朝对西突厥的反击卓有成效，逐个击破了西突厥的联盟和附属各部。
公元657年，唐朝对西突厥的最后一战开始了。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唐军士气高昂，西突厥的精兵根本抵挡不住，阿史那贺鲁惨败之后，跳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也就此灭亡了。
从此，大量的突厥人融入汉民族，另外一些则被阿拉伯民族统治，改信伊斯兰教，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
第四节 寻访，最后的突厥
唐王朝平灭东突厥后，将其大量降众安置在内地，允许他们保持部落和习俗，并在颉利可汗故地设都督府和都护府管理其地。平灭西突厥后，又设“安西四镇”驻军镇守，设安西、北庭两个著名的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从此，突厥人对唐朝的威胁消除了。
从唐朝以后，有关突厥的记载在史书中逐渐消失，但与此同时，在波斯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和后来的西方人的史籍中，一批批名为“突厥人”的游牧民族却在中亚大地上纵横驰骋，给世界留下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些突厥人与唐朝的突厥有什么联系吗？
在突厥遭到唐朝有力打击的同时，在西突厥居地以西，阿拉伯帝国开始兴起。他们征服了突厥故地，并任命突厥各族统治者管理当地民政。阿拉伯每年从中亚输入上千的突厥奴隶，充实军队并担任警卫。这些突厥将领和士兵逐渐取得权势，竟然参与宫廷阴谋、左右朝政，把哈里发（阿拉伯世界的国王）变成他们手中的傀儡，渐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了阿拉伯人的主人。
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势力衰微后，当地各族贵族建立了一个个小王朝，突厥人就曾在强大的萨曼王朝中充当宫廷卫队。公元10世纪末，突厥人借机建立了著名的伽色尼王朝，灭掉了伊朗语族建立的花剌子模第一王朝，成了花剌子模的统治者，后来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灭亡。
阿拉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突厥塞尔柱人是雇佣军出身而攫取最高权力的典型。这批突厥人进入穆斯林地区后，接受了伊斯兰教，被编为萨曼王朝边防军，又称臣于伽色尼王朝。等势力增长后，塞尔柱人参与中亚战争纷争，反叛伽色尼，很快占领了伊朗大部分地区，并直捣阿拉伯阿拔斯帝国首都巴格达，迫使哈里发授予塞尔柱人首领“苏丹”称号。从此，哈里发虽然名义上仍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上阿拉伯帝国已落入塞尔柱人手中。此后，塞尔柱帝国继四面出击，大败拜占庭军队，占据了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岸有，建立了罗姆苏丹国，曾顽强抵御西方的十字军入侵。
经历了几百年发展的突厥各族，大量吸收了所到之处的各种较高形态文化。他们当时虽然受到蒙古贵族的统治，却对蒙古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致使许多蒙古贵族突厥化。而且，蒙古人也招募了大量突厥人入伍。蒙古帝国分裂后，这些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帖木儿就是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1370年，他推翻了蒙古统治者，建立了帖木儿帝国，将突厥各部组成强大的军队，消灭伊利汗国，打败金帐汗国，侵入印度、小亚细亚，与奥斯曼帝国展开激战。他的后裔巴布尔则攻陷印度的攻陷德里，建立了莫卧尔帝国，是当时欧亚大陆上的强国。正是莫卧尔帝国，使伊斯兰教在中亚大陆站稳了脚跟，这个帝国直到1858年才被英国殖民当局废除。
当巴布尔建立莫卧尔帝国的时候，突厥人的另一支后裔——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开始进军欧洲，打到了维也纳城墙下。
奥斯曼土耳其人本是一支游牧的突厥部落，随塞尔柱人定居在小亚细亚。到14世纪中期，整个小亚细亚都已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掌握之中。1354年，他们进入欧洲。在此后100年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欧洲不断取得胜利，占领了马其顿、索非亚、君士坦丁堡，消灭了塞尔维亚帝国、击败了匈牙利、围攻了维也纳。
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黑海海峡西岸的伊斯坦布尔（即君士坦丁堡），但领土中心却在小亚细亚。这个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正因为它的存在，租个了欧亚之间的陆地交通，欧洲人才开始寻找通过大海到达东亚的航线，大航海时代因此到来。
横行了600多年后，由于文明的落后和统治者的愚昧，加上欧洲列强的侵略，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奥斯曼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境内其他民族纷纷摆脱帝国的统治，而战胜国英、法等国则企图进一步瓜分土耳其本土。在民族危到来机之际，土耳其爆发了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驱逐了入侵者，赢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
胜利后的土耳其废除了苏丹制，建立了共和国，建立了世俗的而非伊斯兰教的政权。
目前，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伊朗、阿富汗、蒙古等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人口超过一亿。中国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裕固、撒拉、塔塔尔以及新疆蒙古族中的一部分，人口近千万。这些民族的形成时间各不相同。在一些民族已经形成的时候，另一些民族可能还只是众多部落或部族中的一个，或还处于形成的最初阶段。这些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很早以前有过共同的血缘关系，或是不同的民族因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确实有了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而且在伊斯兰教征服这些地区的时候，操突厥语的各部落、部族和民族大多被迫或自愿皈依了伊斯兰教，使他们又有了新的共同特征。当然，在伊斯兰教影响没有到达的地区，一些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依然保持了原来的信仰或状态，如我国的裕固族、俄罗斯的雅库特族、图瓦族等。
突厥对唐朝发展的影响很大，有时对唐王朝北方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安定形成巨大威胁，有时甚至影响到唐王朝的存亡。突厥最终的失败，在于突厥统治者没有突破游牧民族的局限性，没有意识到唐朝的崛起造成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强盛的唐朝不会容忍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破坏，不会坐视身边的威胁日益壮大。为了掠夺财富，突厥走上了不归路。这是所有盲目追求财富的游牧民族的宿命。
唐王朝平灭东突厥后，将其大量降众安置在内地，允许他们保持部落和习俗，并在颉利可汗故地设都督府和都护府管理其地。平灭西突厥后，又设“安西四镇”驻军镇守，设安西、北庭两个著名的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从此，突厥人对唐朝的威胁消除了。
从唐朝以后，有关突厥的记载在史书中逐渐消失，但与此同时，在波斯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和后来的西方人的史籍中，一批批名为“突厥人”的游牧民族却在中亚大地上纵横驰骋，给世界留下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些突厥人与唐朝的突厥有什么联系吗？
在突厥遭到唐朝有力打击的同时，在西突厥居地以西，阿拉伯帝国开始兴起。他们征服了突厥故地，并任命突厥各族统治者管理当地民政。阿拉伯每年从中亚输入上千的突厥奴隶，充实军队并担任警卫。这些突厥将领和士兵逐渐取得权势，竟然参与宫廷阴谋、左右朝政，把哈里发（阿拉伯世界的国王）变成他们手中的傀儡，渐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了阿拉伯人的主人。
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势力衰微后，当地各族贵族建立了一个个小王朝，突厥人就曾在强大的萨曼王朝中充当宫廷卫队。公元10世纪末，突厥人借机建立了著名的伽色尼王朝，灭掉了伊朗语族建立的花剌子模第一王朝，成了花剌子模的统治者，后来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灭亡。
阿拉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突厥塞尔柱人是雇佣军出身而攫取最高权力的典型。这批突厥人进入穆斯林地区后，接受了伊斯兰教，被编为萨曼王朝边防军，又称臣于伽色尼王朝。等势力增长后，塞尔柱人参与中亚战争纷争，反叛伽色尼，很快占领了伊朗大部分地区，并直捣阿拉伯阿拔斯帝国首都巴格达，迫使哈里发授予塞尔柱人首领“苏丹”称号。从此，哈里发虽然名义上仍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上阿拉伯帝国已落入塞尔柱人手中。此后，塞尔柱帝国继四面出击，大败拜占庭军队，占据了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岸有，建立了罗姆苏丹国，曾顽强抵御西方的十字军入侵。
经历了几百年发展的突厥各族，大量吸收了所到之处的各种较高形态文化。他们当时虽然受到蒙古贵族的统治，却对蒙古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致使许多蒙古贵族突厥化。而且，蒙古人也招募了大量突厥人入伍。蒙古帝国分裂后，这些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帖木儿就是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1370年，他推翻了蒙古统治者，建立了帖木儿帝国，将突厥各部组成强大的军队，消灭伊利汗国，打败金帐汗国，侵入印度、小亚细亚，与奥斯曼帝国展开激战。他的后裔巴布尔则攻陷印度的攻陷德里，建立了莫卧尔帝国，是当时欧亚大陆上的强国。正是莫卧尔帝国，使伊斯兰教在中亚大陆站稳了脚跟，这个帝国直到1858年才被英国殖民当局废除。
当巴布尔建立莫卧尔帝国的时候，突厥人的另一支后裔——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开始进军欧洲，打到了维也纳城墙下。
奥斯曼土耳其人本是一支游牧的突厥部落，随塞尔柱人定居在小亚细亚。到14世纪中期，整个小亚细亚都已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掌握之中。1354年，他们进入欧洲。在此后100年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欧洲不断取得胜利，占领了马其顿、索非亚、君士坦丁堡，消灭了塞尔维亚帝国、击败了匈牙利、围攻了维也纳。
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黑海海峡西岸的伊斯坦布尔（即君士坦丁堡），但领土中心却在小亚细亚。这个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正因为它的存在，租个了欧亚之间的陆地交通，欧洲人才开始寻找通过大海到达东亚的航线，大航海时代因此到来。
横行了600多年后，由于文明的落后和统治者的愚昧，加上欧洲列强的侵略，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奥斯曼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境内其他民族纷纷摆脱帝国的统治，而战胜国英、法等国则企图进一步瓜分土耳其本土。在民族危到来机之际，土耳其爆发了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驱逐了入侵者，赢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
胜利后的土耳其废除了苏丹制，建立了共和国，建立了世俗的而非伊斯兰教的政权。
目前，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伊朗、阿富汗、蒙古等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人口超过一亿。中国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裕固、撒拉、塔塔尔以及新疆蒙古族中的一部分，人口近千万。这些民族的形成时间各不相同。在一些民族已经形成的时候，另一些民族可能还只是众多部落或部族中的一个，或还处于形成的最初阶段。这些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很早以前有过共同的血缘关系，或是不同的民族因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确实有了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而且在伊斯兰教征服这些地区的时候，操突厥语的各部落、部族和民族大多被迫或自愿皈依了伊斯兰教，使他们又有了新的共同特征。当然，在伊斯兰教影响没有到达的地区，一些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依然保持了原来的信仰或状态，如我国的裕固族、俄罗斯的雅库特族、图瓦族等。
突厥对唐朝发展的影响很大，有时对唐王朝北方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安定形成巨大威胁，有时甚至影响到唐王朝的存亡。突厥最终的失败，在于突厥统治者没有突破游牧民族的局限性，没有意识到唐朝的崛起造成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强盛的唐朝不会容忍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破坏，不会坐视身边的威胁日益壮大。为了掠夺财富，突厥走上了不归路。这是所有盲目追求财富的游牧民族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