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李剑鸣的秘密书架：精读几本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6:17:51
一个人一生总要读一些书，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大爆炸，书太多，怎么读书，就更要有所讲究了。读书有精读和泛读，精读尤其重要。要挑一些好书，反复地读，能终身受益。看一个人的学问境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读过什么书。我个人读书不多，读过的书记住的更少。在读过的书当中，有几本确实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本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很活跃，韦伯的这本书被翻译过来，对当时那些正在求学的研究生影响非常大。韦伯对待知识的态度给人印象很深，他在书中说，他的研究只是一种角度，他讲的不是惟一的、绝对的真理。我们一直比较相信绝对真理，相信知识绝对主义，而韦伯的书使人感受到知识和思想的多样性，看到真理的多元性，这是一种很可爱、很诱人的境界。另外，韦伯的研究路子很有意思。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比较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注重经济和制度的因素，但韦伯比较强调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后来写的文章和书，大多从文化角度、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解释历史问题，我把它叫做“文化诠释（aculturalapproach）。这里面就有韦伯的影响。
第二本我很爱读的书，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据研究明史的人说，这本书从学术的角度说并不是黄仁宇的代表作，其中不少东西是可以商榷的。我最初读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最欣赏的是它的写法。用生动、流畅和优雅的叙事方式，来讲述在正史当中不被注意的小事，从这些小事来看整个明朝历史的症结，这是很有意思的路子。这本书的文辞也特别好，可以说达到了庄重优雅的境界。文章的句式变化很多，遣词造句多有出人意表的地方。总之，把历史写得这么引人入胜，这么好读，真是难能可贵。《万历十五年》也不纯粹是黄仁宇个人的作品，它得益于多种机缘：黄仁宇是中国人，到美国去求学，在美国用英文写成这部书，既有中国文化的底子，又有美国学术的路子；然后自己译成中文，他自己说翻译等于是改写，把中文、英文的优长结合起来，把美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熔铸成一个整体；最后又请了社科院文学所的沈玉成先生润色文字。这么多的优势，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三本书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研究历史要有历史感，当时人怎么想问题，怎么做事，怎么说话，用的概念是什么含义，如果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势和“语境”，就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如果不注意还原或尽可能揣摩当时人们所感受到的情势，就不能理解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就不能很好地对历史事件做出诠释。贝林用了“深入历史时空结构内部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语境分析法”，通过对美国革命参与者所感受到的具体情势的分析，解释了美国革命的深层起因。为历史人物“设身处地”，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慎重态度。
孙犁的文章，特别是他的《铁木前传》，我读过很多遍。《铁木前传》是一本小书，故事没有特别的地方，但写法很别致。他的文字看起来很平常，其实是极为考究的，平淡中包含深意，清新而不失雅致。孙犁的古文功底深，诗词写得好；他的文章表面上一点不带古典的痕迹，但他文字的简洁、明快、清雅，富于节奏，无一不反映了他的“旧学”修养。此外，他的标点符号用得很讲究，尤其善于用逗号。逗号用好了，可以调整文章的节奏，改变行文的语气，还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孙犁的 《风云初记》也是很有意思。在那个普遍看重“英雄史诗”的年代，孙犁却用富于情调的散文笔法，写不那么“英雄”的人物，讲平淡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了抗战这个大时代的一个侧面。
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早已进入了学术经典的行列。这本书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似乎是可知可感的历史空间。他写地理环境，但扣住人来写，通过当时各色人物的眼，来观察地理环境的变迁。如果说写历史要搭个舞台，搭个背景的话，布罗代尔就把这个舞台搭在你身边，让你能走进去，与历史人物一起经历事件的发生和进展。这是很高妙的写法。有人觉得这本书不好读，太琐碎；其实布罗代尔真正的长处在于，他能用很琐碎的材料展现很丰满的历史时空。我总想拿陈寅恪和布罗代尔做对比，但对陈先生的学问基本不懂，怕“佛头着粪”，只好打住。
吴于廑先生的《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有不少可读的好文章。吴先生学贯古今中西，诗词书法俱佳，他没有取得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与他自己的学力和修养没有关系，主要是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的限制。他一生著述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他晚年的主要心力用在探索宏观的、全局性的世界史体系。他从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关系、农本经济的演变和工商业的兴起、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等问题入手，探讨世界历史的整体演进脉络，解释东西方历史发展殊途的原因，考察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史的过程。他的文章体现了宏大的器局，有深邃的史家眼光。我尤其钦佩他的文字功力。他的文章讲究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用词古雅精当，行文从容流畅，十分耐读。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出了一个奇人，就是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他的行为处事也不同凡响，不愿受“体制”的约束，就辞职去做职业作家。他是真正靠写作挣稿费的职业作家，不是那种拿国家工资的“职业”作家。他的小说，据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我没有读过，不敢妄评。但他的随笔和杂文，我是反复读过的，有不少的感想。他最擅长的是把惊世骇俗的看法，包裹在调侃而随意的文字当中，很少用时髦的术语，也不谈新奇的理论，文字轻松活泼，行文洒脱自如，机智幽默，见识过人。以我有限的阅读而言，他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智慧与国学》等篇，可以说是当代杂文的典范。他提出的“驴和马”、“嚼了两小时的口香糖”以及“傻大姐”等隐喻，真是发人深思。现在到处都有“读经热”，“国学热”，“心得热”；有人还想用中国文化来拯救世界。读一读王小波的文章，可能会有清凉的感觉。他的杂文随笔大多收入 《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两本书中，印数都不少，想来坊间不难见到。 （李剑鸣 / 南方周末）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一个人一生总要读一些书，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大爆炸，书太多，怎么读书，就更要有所讲究了。读书有精读和泛读，精读尤其重要。要挑一些好书，反复地读，能终身受益。看一个人的学问境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读过什么书。我个人读书不多，读过的书记住的更少。在读过的书当中，有几本确实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本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很活跃，韦伯的这本书被翻译过来，对当时那些正在求学的研究生影响非常大。韦伯对待知识的态度给人印象很深，他在书中说，他的研究只是一种角度，他讲的不是惟一的、绝对的真理。我们一直比较相信绝对真理，相信知识绝对主义，而韦伯的书使人感受到知识和思想的多样性，看到真理的多元性，这是一种很可爱、很诱人的境界。另外，韦伯的研究路子很有意思。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比较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注重经济和制度的因素，但韦伯比较强调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后来写的文章和书，大多从文化角度、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解释历史问题，我把它叫做“文化诠释（aculturalapproach）。这里面就有韦伯的影响。
第二本我很爱读的书，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据研究明史的人说，这本书从学术的角度说并不是黄仁宇的代表作，其中不少东西是可以商榷的。我最初读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最欣赏的是它的写法。用生动、流畅和优雅的叙事方式，来讲述在正史当中不被注意的小事，从这些小事来看整个明朝历史的症结，这是很有意思的路子。这本书的文辞也特别好，可以说达到了庄重优雅的境界。文章的句式变化很多，遣词造句多有出人意表的地方。总之，把历史写得这么引人入胜，这么好读，真是难能可贵。《万历十五年》也不纯粹是黄仁宇个人的作品，它得益于多种机缘：黄仁宇是中国人，到美国去求学，在美国用英文写成这部书，既有中国文化的底子，又有美国学术的路子；然后自己译成中文，他自己说翻译等于是改写，把中文、英文的优长结合起来，把美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熔铸成一个整体；最后又请了社科院文学所的沈玉成先生润色文字。这么多的优势，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三本书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研究历史要有历史感，当时人怎么想问题，怎么做事，怎么说话，用的概念是什么含义，如果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势和“语境”，就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如果不注意还原或尽可能揣摩当时人们所感受到的情势，就不能理解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就不能很好地对历史事件做出诠释。贝林用了“深入历史时空结构内部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语境分析法”，通过对美国革命参与者所感受到的具体情势的分析，解释了美国革命的深层起因。为历史人物“设身处地”，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慎重态度。
孙犁的文章，特别是他的《铁木前传》，我读过很多遍。《铁木前传》是一本小书，故事没有特别的地方，但写法很别致。他的文字看起来很平常，其实是极为考究的，平淡中包含深意，清新而不失雅致。孙犁的古文功底深，诗词写得好；他的文章表面上一点不带古典的痕迹，但他文字的简洁、明快、清雅，富于节奏，无一不反映了他的“旧学”修养。此外，他的标点符号用得很讲究，尤其善于用逗号。逗号用好了，可以调整文章的节奏，改变行文的语气，还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孙犁的 《风云初记》也是很有意思。在那个普遍看重“英雄史诗”的年代，孙犁却用富于情调的散文笔法，写不那么“英雄”的人物，讲平淡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了抗战这个大时代的一个侧面。
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早已进入了学术经典的行列。这本书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似乎是可知可感的历史空间。他写地理环境，但扣住人来写，通过当时各色人物的眼，来观察地理环境的变迁。如果说写历史要搭个舞台，搭个背景的话，布罗代尔就把这个舞台搭在你身边，让你能走进去，与历史人物一起经历事件的发生和进展。这是很高妙的写法。有人觉得这本书不好读，太琐碎；其实布罗代尔真正的长处在于，他能用很琐碎的材料展现很丰满的历史时空。我总想拿陈寅恪和布罗代尔做对比，但对陈先生的学问基本不懂，怕“佛头着粪”，只好打住。
吴于廑先生的《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有不少可读的好文章。吴先生学贯古今中西，诗词书法俱佳，他没有取得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与他自己的学力和修养没有关系，主要是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的限制。他一生著述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他晚年的主要心力用在探索宏观的、全局性的世界史体系。他从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关系、农本经济的演变和工商业的兴起、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等问题入手，探讨世界历史的整体演进脉络，解释东西方历史发展殊途的原因，考察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史的过程。他的文章体现了宏大的器局，有深邃的史家眼光。我尤其钦佩他的文字功力。他的文章讲究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用词古雅精当，行文从容流畅，十分耐读。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出了一个奇人，就是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他的行为处事也不同凡响，不愿受“体制”的约束，就辞职去做职业作家。他是真正靠写作挣稿费的职业作家，不是那种拿国家工资的“职业”作家。他的小说，据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我没有读过，不敢妄评。但他的随笔和杂文，我是反复读过的，有不少的感想。他最擅长的是把惊世骇俗的看法，包裹在调侃而随意的文字当中，很少用时髦的术语，也不谈新奇的理论，文字轻松活泼，行文洒脱自如，机智幽默，见识过人。以我有限的阅读而言，他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智慧与国学》等篇，可以说是当代杂文的典范。他提出的“驴和马”、“嚼了两小时的口香糖”以及“傻大姐”等隐喻，真是发人深思。现在到处都有“读经热”，“国学热”，“心得热”；有人还想用中国文化来拯救世界。读一读王小波的文章，可能会有清凉的感觉。他的杂文随笔大多收入 《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两本书中，印数都不少，想来坊间不难见到。 （李剑鸣 / 南方周末）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第一本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很活跃，韦伯的这本书被翻译过来，对当时那些正在求学的研究生影响非常大。韦伯对待知识的态度给人印象很深，他在书中说，他的研究只是一种角度，他讲的不是惟一的、绝对的真理。我们一直比较相信绝对真理，相信知识绝对主义，而韦伯的书使人感受到知识和思想的多样性，看到真理的多元性，这是一种很可爱、很诱人的境界。另外，韦伯的研究路子很有意思。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比较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注重经济和制度的因素，但韦伯比较强调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后来写的文章和书，大多从文化角度、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解释历史问题，我把它叫做“文化诠释（aculturalapproach）。这里面就有韦伯的影响。
第二本我很爱读的书，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据研究明史的人说，这本书从学术的角度说并不是黄仁宇的代表作，其中不少东西是可以商榷的。我最初读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最欣赏的是它的写法。用生动、流畅和优雅的叙事方式，来讲述在正史当中不被注意的小事，从这些小事来看整个明朝历史的症结，这是很有意思的路子。这本书的文辞也特别好，可以说达到了庄重优雅的境界。文章的句式变化很多，遣词造句多有出人意表的地方。总之，把历史写得这么引人入胜，这么好读，真是难能可贵。《万历十五年》也不纯粹是黄仁宇个人的作品，它得益于多种机缘：黄仁宇是中国人，到美国去求学，在美国用英文写成这部书，既有中国文化的底子，又有美国学术的路子；然后自己译成中文，他自己说翻译等于是改写，把中文、英文的优长结合起来，把美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熔铸成一个整体；最后又请了社科院文学所的沈玉成先生润色文字。这么多的优势，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三本书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研究历史要有历史感，当时人怎么想问题，怎么做事，怎么说话，用的概念是什么含义，如果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势和“语境”，就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如果不注意还原或尽可能揣摩当时人们所感受到的情势，就不能理解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就不能很好地对历史事件做出诠释。贝林用了“深入历史时空结构内部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语境分析法”，通过对美国革命参与者所感受到的具体情势的分析，解释了美国革命的深层起因。为历史人物“设身处地”，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慎重态度。
孙犁的文章，特别是他的《铁木前传》，我读过很多遍。《铁木前传》是一本小书，故事没有特别的地方，但写法很别致。他的文字看起来很平常，其实是极为考究的，平淡中包含深意，清新而不失雅致。孙犁的古文功底深，诗词写得好；他的文章表面上一点不带古典的痕迹，但他文字的简洁、明快、清雅，富于节奏，无一不反映了他的“旧学”修养。此外，他的标点符号用得很讲究，尤其善于用逗号。逗号用好了，可以调整文章的节奏，改变行文的语气，还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孙犁的 《风云初记》也是很有意思。在那个普遍看重“英雄史诗”的年代，孙犁却用富于情调的散文笔法，写不那么“英雄”的人物，讲平淡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了抗战这个大时代的一个侧面。
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早已进入了学术经典的行列。这本书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似乎是可知可感的历史空间。他写地理环境，但扣住人来写，通过当时各色人物的眼，来观察地理环境的变迁。如果说写历史要搭个舞台，搭个背景的话，布罗代尔就把这个舞台搭在你身边，让你能走进去，与历史人物一起经历事件的发生和进展。这是很高妙的写法。有人觉得这本书不好读，太琐碎；其实布罗代尔真正的长处在于，他能用很琐碎的材料展现很丰满的历史时空。我总想拿陈寅恪和布罗代尔做对比，但对陈先生的学问基本不懂，怕“佛头着粪”，只好打住。
吴于廑先生的《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有不少可读的好文章。吴先生学贯古今中西，诗词书法俱佳，他没有取得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与他自己的学力和修养没有关系，主要是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的限制。他一生著述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他晚年的主要心力用在探索宏观的、全局性的世界史体系。他从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关系、农本经济的演变和工商业的兴起、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等问题入手，探讨世界历史的整体演进脉络，解释东西方历史发展殊途的原因，考察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史的过程。他的文章体现了宏大的器局，有深邃的史家眼光。我尤其钦佩他的文字功力。他的文章讲究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用词古雅精当，行文从容流畅，十分耐读。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出了一个奇人，就是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他的行为处事也不同凡响，不愿受“体制”的约束，就辞职去做职业作家。他是真正靠写作挣稿费的职业作家，不是那种拿国家工资的“职业”作家。他的小说，据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我没有读过，不敢妄评。但他的随笔和杂文，我是反复读过的，有不少的感想。他最擅长的是把惊世骇俗的看法，包裹在调侃而随意的文字当中，很少用时髦的术语，也不谈新奇的理论，文字轻松活泼，行文洒脱自如，机智幽默，见识过人。以我有限的阅读而言，他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智慧与国学》等篇，可以说是当代杂文的典范。他提出的“驴和马”、“嚼了两小时的口香糖”以及“傻大姐”等隐喻，真是发人深思。现在到处都有“读经热”，“国学热”，“心得热”；有人还想用中国文化来拯救世界。读一读王小波的文章，可能会有清凉的感觉。他的杂文随笔大多收入 《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两本书中，印数都不少，想来坊间不难见到。 （李剑鸣 / 南方周末）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一个人一生总要读一些书，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大爆炸，书太多，怎么读书，就更要有所讲究了。读书有精读和泛读，精读尤其重要。要挑一些好书，反复地读，能终身受益。看一个人的学问境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读过什么书。我个人读书不多，读过的书记住的更少。在读过的书当中，有几本确实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本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很活跃，韦伯的这本书被翻译过来，对当时那些正在求学的研究生影响非常大。韦伯对待知识的态度给人印象很深，他在书中说，他的研究只是一种角度，他讲的不是惟一的、绝对的真理。我们一直比较相信绝对真理，相信知识绝对主义，而韦伯的书使人感受到知识和思想的多样性，看到真理的多元性，这是一种很可爱、很诱人的境界。另外，韦伯的研究路子很有意思。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比较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注重经济和制度的因素，但韦伯比较强调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后来写的文章和书，大多从文化角度、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解释历史问题，我把它叫做“文化诠释（aculturalapproach）。这里面就有韦伯的影响。
第二本我很爱读的书，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据研究明史的人说，这本书从学术的角度说并不是黄仁宇的代表作，其中不少东西是可以商榷的。我最初读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最欣赏的是它的写法。用生动、流畅和优雅的叙事方式，来讲述在正史当中不被注意的小事，从这些小事来看整个明朝历史的症结，这是很有意思的路子。这本书的文辞也特别好，可以说达到了庄重优雅的境界。文章的句式变化很多，遣词造句多有出人意表的地方。总之，把历史写得这么引人入胜，这么好读，真是难能可贵。《万历十五年》也不纯粹是黄仁宇个人的作品，它得益于多种机缘：黄仁宇是中国人，到美国去求学，在美国用英文写成这部书，既有中国文化的底子，又有美国学术的路子；然后自己译成中文，他自己说翻译等于是改写，把中文、英文的优长结合起来，把美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熔铸成一个整体；最后又请了社科院文学所的沈玉成先生润色文字。这么多的优势，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三本书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研究历史要有历史感，当时人怎么想问题，怎么做事，怎么说话，用的概念是什么含义，如果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势和“语境”，就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如果不注意还原或尽可能揣摩当时人们所感受到的情势，就不能理解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就不能很好地对历史事件做出诠释。贝林用了“深入历史时空结构内部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语境分析法”，通过对美国革命参与者所感受到的具体情势的分析，解释了美国革命的深层起因。为历史人物“设身处地”，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慎重态度。
孙犁的文章，特别是他的《铁木前传》，我读过很多遍。《铁木前传》是一本小书，故事没有特别的地方，但写法很别致。他的文字看起来很平常，其实是极为考究的，平淡中包含深意，清新而不失雅致。孙犁的古文功底深，诗词写得好；他的文章表面上一点不带古典的痕迹，但他文字的简洁、明快、清雅，富于节奏，无一不反映了他的“旧学”修养。此外，他的标点符号用得很讲究，尤其善于用逗号。逗号用好了，可以调整文章的节奏，改变行文的语气，还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孙犁的 《风云初记》也是很有意思。在那个普遍看重“英雄史诗”的年代，孙犁却用富于情调的散文笔法，写不那么“英雄”的人物，讲平淡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了抗战这个大时代的一个侧面。
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早已进入了学术经典的行列。这本书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似乎是可知可感的历史空间。他写地理环境，但扣住人来写，通过当时各色人物的眼，来观察地理环境的变迁。如果说写历史要搭个舞台，搭个背景的话，布罗代尔就把这个舞台搭在你身边，让你能走进去，与历史人物一起经历事件的发生和进展。这是很高妙的写法。有人觉得这本书不好读，太琐碎；其实布罗代尔真正的长处在于，他能用很琐碎的材料展现很丰满的历史时空。我总想拿陈寅恪和布罗代尔做对比，但对陈先生的学问基本不懂，怕“佛头着粪”，只好打住。
吴于廑先生的《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有不少可读的好文章。吴先生学贯古今中西，诗词书法俱佳，他没有取得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与他自己的学力和修养没有关系，主要是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的限制。他一生著述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他晚年的主要心力用在探索宏观的、全局性的世界史体系。他从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关系、农本经济的演变和工商业的兴起、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等问题入手，探讨世界历史的整体演进脉络，解释东西方历史发展殊途的原因，考察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史的过程。他的文章体现了宏大的器局，有深邃的史家眼光。我尤其钦佩他的文字功力。他的文章讲究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用词古雅精当，行文从容流畅，十分耐读。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出了一个奇人，就是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他的行为处事也不同凡响，不愿受“体制”的约束，就辞职去做职业作家。他是真正靠写作挣稿费的职业作家，不是那种拿国家工资的“职业”作家。他的小说，据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我没有读过，不敢妄评。但他的随笔和杂文，我是反复读过的，有不少的感想。他最擅长的是把惊世骇俗的看法，包裹在调侃而随意的文字当中，很少用时髦的术语，也不谈新奇的理论，文字轻松活泼，行文洒脱自如，机智幽默，见识过人。以我有限的阅读而言，他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智慧与国学》等篇，可以说是当代杂文的典范。他提出的“驴和马”、“嚼了两小时的口香糖”以及“傻大姐”等隐喻，真是发人深思。现在到处都有“读经热”，“国学热”，“心得热”；有人还想用中国文化来拯救世界。读一读王小波的文章，可能会有清凉的感觉。他的杂文随笔大多收入 《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两本书中，印数都不少，想来坊间不难见到。 （李剑鸣 / 南方周末）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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