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解密中国宝藏

寻宝路线一
　　　　（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云南路线）
　　　　一、蜀地船棺藏宝

　　　　 船棺是一种葬具，船棺葬是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古老的葬俗，其基本特征就是把死者遗体放进形状似船的棺材里，随葬品也装殓其中。安放船棺的方式，又分为悬挂岩洞、架在树上和埋入土中。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些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特有的葬俗。

　　　　 目前考古学者的发现四川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考古学家顾颉刚先生早在40年代就说过：“古蜀国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蜀族为首的原居民，在蜀国的地区，留下了大量的蜀文化墓葬，最主要的就是船棺葬。
　　　　蜀人船棺葬的文化根源

　　　　 先秦时期使用船棺进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见，唯有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生活在江河海滨的人，善于造船和用船。当他们产生了鬼魂观念之后，便在幻想中把现实生活附加给鬼魂世界，以为死者生前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在那个世界里也同样需要，于是就有了以船为棺的殓葬方式。

　　　　 目前发现的船棺，其形状大小多与现在江河中使用的舟船大致相同，故这种葬俗应是近水民族生态环境和水上经济生活的投射。正因地上的河流难于涉渡，使古人幻想在冥界与人世之间，生死异路，阴阳相隔，定有河流作为分野，以船为棺，可以把亡魂送过河去，是生者“入地为安”的心态的体现，实际上也强化了人间与鬼境间的差异。造船技术之所以被移植到丧葬风俗中，意在促成并加快生死两界的分隔，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各有所奔的情境，以使生者与死者两两相安。

　　　　 丧葬礼俗的产生，来源于“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信仰。在此之前，人死之后，人们往往弃尸于野。正如《周易·系辞传》中所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而当灵魂观念萌生后，人们便据灵魂与尸体关系的种种想法，以及关于灵魂在阴间生活的幻想来安置尸体，于是产生了各种葬法及丧葬仪式。至于具体采用何种葬式处置尸体和安顿灵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圈可以说大相径庭，从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丧葬文化特色。

　　　　 在古人心目中，灵魂与体魄是两个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的实体。与同一时期中原汉族先民习俗不同，“送魂”是巴蜀先民丧葬习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蜀王本纪》记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此说在今天看来纯属无稽之谈，但在当时蜀人眼里却真实存在，故蜀地广泛流传着死者亡灵都要经过“天彭门”，以致于出没其中的鬼神精灵时常被人看见的传说。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蜀人存在着强烈的送魂意识。

　　　　 蜀人先民打算将亡魂送至何处?从文献记载来看，蜀人亡灵必须经过的天彭门，位置相当于今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山区，以及岷江上游的川西北高原，而这正是文献资料中所指的蜀人祖先的发源地。如此巧合，应是蜀人将死者亡魂送往祖先发源地的明确反映。通常情况下，“送魂”的交通工具就是装载死者遗体的船棺。古代巴蜀人葬具使用船棺，正是在于为死者灵魂提供顺利到达祖先故地的交通工具。

　船棺葬在古代巴蜀一带的出现和流行，首先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从人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来看，四川盆地江河与溪流密布，巴蜀先民主要利用河道为交通线，这就必须依靠舟楫，故巴蜀是我国古代使用独木舟的主要地区之一。

　　　　 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中，就有关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擅长舟楫的记载。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引《世本》中的记载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箭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这段传说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其中“土船能浮”及“廪君”率部众乘“土船”沿水路迁徙的故事，则表明巴族确实是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舟船在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巴人对舟船怀有特殊的感情，故制造和驾驶舟船本领的高低，遂成为能否担当君王的主要条件。

　　　　 相形之下，蜀人亦是傍水而居和沿水路迁徙的民族。据《史记·武帝本纪》、《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记载：蜀人祖先乃轩辕黄帝之后，由西北南下定居于岷江和雅砻江流域，后又进入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的成都平原。蜀人若不长于舟楫，要沿水路迁移或开发成都平原都是很困难的事。

　　　　 众所周知，丧葬行为是在“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和娱乐，人们往往将死者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由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舟船是他们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因而死后用船棺作葬具是很自然的事。

　　　　正因为如此，船棺墓中的独木舟，从其大小及制作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用的，可以推测，此种葬具或者本来就是墓的主人生前实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后即以之做葬具……由此可见，以舟为葬具，这或者是表示巴蜀先民“以船为家”的信念，或者死后还需要舟楫的信仰。

　商业街的船棺宝藏

　　　　 1954～1957年间，四川考古工作者分别在四川昭化县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首先发掘了船棺葬，两处共发掘完整的船棺葬墓5座，其余有船棺葬痕迹、并由墓坑、葬式及随葬品可推知为船棺葬者26座。1956年，在成都羊子山及其近郊地区发现了一处战国船棺墓葬。1980年，在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了新都战国木椁船棺墓。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巨型船棺墓葬。2006年四川浦江地区又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船棺葬。

　　　　 上述几处地方所发现的船棺墓葬，总数多达90余座。墓葬数量之多，地域分布之集中，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在所有的发现中，以2000年8月成都商业街出土的船棺合葬墓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为精美。

　　　　 2000年8月1日上午11时，省委办公厅机关食堂修建掘土到4米深时，偶然发现几段大型乌木，乌木中空，里边似有器物，很多人跑来围观。工程负责人不敢妄动，急忙向上级汇报。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听说了这件事，并怀疑发现了船棺，马上派成都市考古队到现场去考察。

　　　　 成都市考古队于中午12点正式进场作业。此时，四具棺木已显露雏形，初步可以断定这是一处大型墓葬遗址。经过50多天的发掘，墓葬情况初露端倪：竖穴土坑，东北—西南向，多棺合葬；墓长30米，宽21米，面积600余平方米，估计此墓在汉代曾被盗过，至今仍有7具保存完好，若不被破坏，墓中应有棺木30余具。现存有棺木17具，其中，大型的有4具，最长的18米，直径达1.7米，用生长了上千年的楠木制成。
　　　　 据推测，该墓为距今大约2200多年的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约战国早、中期）的大型合葬墓。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有墓坑，上有建筑，结构极为讲究。在20～30米的大坑中有序地并列陈放众多船棺，葬具下铺有垫横木的丧葬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长达18.8米的整木独木棺，堪称全国之最。

　　　　 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竹器、漆器等数以百计，陶器制作精致，火候足。器形有战国早、中期常见的深腹足豆、圜底釜、尖底盏、平底罐以及带盖双耳的瓮等，瓮中还有粮食和果核；铜器中有矛、戈、带钩、削刀、印章，有的上边还有刻划符号。
　　　　 出土文物中，漆器尤为耀眼，器形有耳杯、案、器座、梳子、琴等等，均为木胎漆器，纹饰有龙纹、变形鸟、卷云纹等，有的上边还有刻画符号，其色彩之亮丽、文饰之斑斓，令人拍案叫绝。汉代，巴蜀手工业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漆器。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当时大城市里，如果有“木器髹（上漆）者千枚”或者“漆千斗”，那么财产“亦比上乘之家”。可见，拥有漆器也是当时财富地位的象征。
　　　　 墓中死者有男有女，年龄最大的不超过40岁，最小的仅7岁，其中有的是殉人，即陪葬的人。过去，在成都平原上发现的船棺葬葬具最多也仅两棺。很显然，这不是一家，是从其他地方搬迁来合葬的。 　　
　　　　 整个墓室占地两亩，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前墓坑南边发现有带榫头的条形方木。方木呈正方形分布，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7.5米，推测应是建筑基础。在其东西两侧还有各长15米，宽7.5米的边厢。这种条形方木在墓坑上部沿东侧一线也有发现，估计也是建筑的基础部分。

　　　　 可以推测到墓葬上还有地面建筑，这恰恰与古代文献上记载我国宗庙及陵寝制度中“前朝后寝”的建筑形式相吻合。而在地面建筑的中央，还有一根须得两人才能合抱的木柱。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墓，应该是贵族墓室或者王族宗庙。

　　浦江的船棺宝藏
　　 2006年12月６日，考古专家在起重机的协助下，打开了四川蒲江战国船棺葬重达数吨的棺盖，发现棺内有上百件各种陪葬文物，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这座船棺葬是工人３天前在蒲江县鹤山镇飞龙村一处工地下1.5米深处发现的。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船棺葬，出土的大型青铜器都是战国时期的王侯贵族使用的高档生活用具，这些青铜器当时价比黄金，表明船棺主人的身份很高贵。据此推测主人应该是身份显赫的古蜀国贵族。

　　 虽然船棺周围的土壤呈酸性，又历经2000多年，但这些青铜器器形完整，只有少许破损，该船棺直接用长约７米、直径1.6米的巨大树木剖成。打开棺盖后，棺室内长4.2米，宽1.1米，由于棺盖上有一处方形盗洞，所以棺室内沉积了大量稀泥。考古人员经过一天的努力，将稀泥清理完毕后，上百件铜器、漆器、陶器和木器才得以重见天日。

　　 棺尾处陪葬的主要是陶器，大量陪葬品主要集中在棺首。其中，船棺内发现的三耳黑陶豆是一种专为陪葬做的器物，该文物带有楚文化特征，在四川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同样在船棺内也发现带有楚文化特征的另一种器物“铜敦”，是一种酒器。

　　 船棺内出土的几件漆器令人惊叹，这些漆器包括木胎和竹胎两种，颜色鲜艳，非常精美。在战国时代，漆器是有显赫身份的贵族才能用得起的高档用品，因为制作要经过１０多道工艺，很珍贵，在当时其价值可媲美青铜器。

　　 考古人员还在船棺内发现了铜矛、铜刀、铜铃、铜剑等青铜器，以及大量古代长兵器“柲”的木柄。甚至还发现了大量的植物种子和桃核。古人下葬时将植物种子和桃核放入棺内，是希望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也能够丰衣足食。

　　 青铜器共有５件，包括２件铜釜、２件铜壶和１件铜鍪，器形都很完整，并且非常精美。奇怪的是，这些青铜器并没有放在船棺中，而是呈一字形整齐地排在船棺的一头，最大的一件铜壶高约0.4米，上面有精美的花纹，另一件是略小的“蒜头壶”，铜釜一大一小，小的铜釜口径约0.2米，放在口径约0.3米的大铜釜中。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些青铜器之所以没有安放在船棺内，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葬俗，也可能是为了防盗。

　二、乐山大佛藏宝洞

　　 乐山大佛坐落在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东麓的栖鸾峰，为弥勒倚坐像，面相端庄，坐东向西，雕刻细致，线条流畅，身躯比例匀称，气势恢宏，通高71米，是世界最高的大佛。大佛头长14.7米，头宽10米，肩宽24米，耳长7米，手指长8.3米，脚背宽8.5米，可坐百余人，素有“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之称。

　　 据唐代韦皋《嘉州凌云大佛像记》和明代彭汝实《重修凌云寺记》等书记载，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713年)，完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历时90年。一千多年过去了，岁月流逝，斗转星移，阅尽人间春色的乐山大佛依旧肃穆慈祥，心旌不摇。

　　 雄伟的大佛和它古老的历史，让人感到无尽的神秘和向往。再加上“佛中有佛，佛在心中，佛心藏宝”的民间传闻，更多的人相信大佛蕴含着无尽的宝藏。1962年，维修人员在大佛胸前发现了人工开凿的洞穴，但是未有惊人发现。80年代，有人偶然发现乐山大佛的栖息地，实际是一尊三山相连（乌尤、凌云、龟城山）的“巨型睡佛”，而乐山大佛正处于这尊“巨型睡佛”的心脏部位，和“佛在心中，心中有佛”的说法不谋而合。
　　 到了90年代，又有游客在大佛的心脏部位发现了一尊“小佛”的隐约身影，头及眼、鼻、嘴等五官身形清晰可见，这尊“小佛”的身影刚好位于乐山大佛胸前的洞穴位置。古时候修建佛像，的确有在佛像上修建密室藏东西的例子，这也是佛教教义允许的。看来藏宝之说并非子虚乌有。那么藏宝洞里藏了什么东西？是谁藏在里面的呢?

　筹集万金建大佛
　　 乐山大佛开凿的发起人是海通和尚。海通是贵州人，离乡别家，来到乐山凌云山下。凌云山下乃三江汇聚之处，每当汛期，山洪暴发，常常毁坏农田，倾覆船只。为了制服江水，海通和尚立志开凿一尊大佛来镇住“水妖”。
　　 海通四处化斋，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解决了资金问题。没想到开凿之日，地方官吏觊觎募到的金银，趁机刁难，声称要收取建造和保护费，否则不让开工。海通和尚自剜其目吓走了贪婪的官吏，工程才得以顺利开展。
　　 后人提到乐山大佛的修造，似乎都归功于海通，事实上，海通从筹措到修造仅主持了18年后就因积劳成疾圆寂了，工程就此停了下来。而这18年中，策划和募款的占了10年，实际开凿的时间仅8年，剩下的大部分工程都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完成的。
　　 海通主持开凿成形了大佛的头部至胸部，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主持了大佛胸至膝部的工程，大约用了7年时间。章仇兼琼的继任韦皋却主持了“莲花座上及于膝”工程、大佛“丹彩以章”、“金宝以严”的通体上色工程、“像设以俱”的九曲栈道工程、“万龛灯焰”的佛窟其余小佛及韦驮护法神工程，还有犹为艰巨复杂的大像阁工程等，大约耗时15年。
　　 整个大佛修造工程，除去筹措资金及中途受“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影响的停工时间,实际用于开凿大佛的30余年时间，地方政府主持开凿了22年，承担了近3/4的工程量。
　　 资金方面，海通仅靠民间募资形式，资金筹措量非常小，章仇兼琼“持俸钱二十万以济经费”、韦皋“以俸钱五十万佐其经费”，先后拿出自己积蓄的部分薪金支持大佛工程，但由于工程巨大，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大部分工程款动用的是地方财政的税收资金，并且是得到了皇帝恩准的。修造资金有了根本的保证，才使大佛工程得以顺利完工。
　　 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征地手续上，能将凌云山栖鸾峰这块临江的风水宝地，无偿地划拨给海通修造大佛，可见政府对大佛修造工程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乐山大佛修造工程实质上是一项由民间发起，后演变为政府大力支持的唐王朝形象工程。如今，我们如果提出“建造乐山大佛共用了多少钱”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人能回答，但可以想象，那绝不是一笔小数目。

　　 除了资金，整个大佛工程的完工凝聚了几代主持人的心血，也凝聚了广大工匠们的智慧和汗水，当时聚集了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其中有像南朝著名佛像雕塑家僧祐(摄山大像与剡县石佛的雕塑者)和隋朝有名的建筑家李春(赵州桥的建造者)这样高级别的能工巧匠，正是有这些能工巧匠，才能留下乐山大佛这一佛像精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瑰宝。

　佛心藏宝？(一)
　　
　　1962年乐山县政府组织建国以后第一次较大规模地维修大佛，修补前胸时，工人发现佛肚前有一个封闭的藏脏洞，它的发现似乎印证了大佛身上有“藏宝洞”的千古传说。这个“藏脏洞”，因位于大佛胸前的心脏部位而得名，是一个高3.3米、宽1米、深2米的长方形人工开凿的暗室。
　　洞穴的封门石在两位鉴证人的注视下被打开，室内情形令人大失所望，仅散乱地堆放着一些破旧的废铁和铅皮，开启现场惟一有价值的就是封门石为，封门石是宋代重建天宁阁的记事残碑，此碑有可能原来是嵌在大佛胸前的。
　　现场有两个见证人，一人认为暗室堆放的东西，应该不是原洞穴堆放的，而是被盗后的人为遗留物，且时间不会太远，应该在清末民初。另一个认为，暗室里的“废铁”应是“鎏金铜壶”，“铅皮”似乎是破损的“铅皮经卷”。若此推断成立，则说明暗室里残留的东西应是被盗后残留的原有东西，最近年代也应和封门石碑年代一样是宋代遗留物。
　　由于当时的“藏脏洞”被打开后，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后就被工匠用青砖、水泥灰封闭。如今两位现场当事人说法不一，已无从考证。惟一的线索“宋代重建天宁阁的记事残碑”，因那次维修时移至附近的海师洞保管，海师洞是建造大佛时海通和尚的卧室，文革中洞内的存放物被毁，残碑也下落不明。宋代“天宁阁记事残碑”是近现代史学者一直找不到的一块重要的文物石碑，得而复失令人深感遗憾。
　　那么，“天宁阁记事残碑”上的文字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此碑来封“藏脏洞”？大佛胸前的暗室到底是何时所凿？目的是何？被盗前究竟装了什么东西？如此多的疑问几乎成了千古谜团。
　　

　佛心藏宝？(二)
　　
　　专家分析，在佛身上凿洞多见于泥塑、铜铸的作品中，是佛经教义上允许的。藏洞内所装东西一般是粮食——“五谷”及金、银、铜、铁、锡——“五金”。“五谷”象征菩萨保佑“五谷丰登”，“五金”象征菩萨保佑“招财进宝”。还有的佛身藏洞内装的是仿制五脏六腑的器皿或经书帛卷，以此象征“肝胆相照”或“真经永驻”。关键是这些藏洞大都开凿在佛体背部隐蔽处，而乐山大佛开凿的位置在佛心部位，这是前所未闻的。
　　虽然封门石是“宋代重建天宁阁记事残碑”，但不能说明此洞是宋代人开凿并封藏的。从开凿此洞的长、宽、高规模来看，工程量较大，应是唐代同期工程，是造佛时的配套工程，也就是说施工者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个藏洞功能。
　　那么这个藏洞究竟要藏什么东西呢？可能是财宝。大佛建成前后募集金银不少，如此大的工程，建成后的佛事活动肯定很多。香火旺盛，八方朝拜，大佛寺庙能收到的捐赠善款、奇珍异宝肯定很多。虽然利用佛身藏宝，况且是在“佛心”，跟佛经教义相违背的，但若是前人考虑深远，佛财归佛，善款专用，将募集来的剩余资金封藏好，留予后人，紧要时开启用于维修，这个解释应该是有点道理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佛中有佛”。通过一些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大佛是以寺庙“能仁院”中的米勒石佛作为“小样”进行凿刻的。海通找匠人依照能仁院中的弥勒石佛凿刻成一尊“丈余高”的“小样”，然后将“小样”请到施工现场，叫匠人将“小样”按1∶13的比例放大开凿。那么大佛修成后，大佛的“小样”应该怎么交待呢？建造者肯定不能让如此重要的“小样”，即大佛的“前身”和“母本”失散了。
　　据此推断，大佛藏洞是在大佛修造后期，即韦皋修造时考虑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收藏“小样”，也符合“心中有佛，佛在心中”的佛经教义。或者也考虑到，百年后大佛残破，后人可以依“小样”重新维修。
　　甚至可以大胆想像，海师洞不纯粹是海通禅师的寝室，海师洞最初开凿出来是想作为大佛“小样”的保管室。在能仁寺内依标造“小样”时，海师洞就同时在开凿，“小样”一请出能仁寺就住进了海师洞，这样才能体现对“小样”佛的虔诚。同时“小样”放海师洞便于拜祭和保留。非如此，大佛前后修造达90余年,“小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保护，难以长时间保留。要知道大佛依标施工虽仅用了30余年，但其中有50余年停工时间中，没有海师洞停工时的封闭保护,“小样”难以流传下去，而大佛“小样”是统一前后开凿风格的惟一依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可否认的是，“藏脏洞”在历史上曾被多次开启，以致洞内的贵重物品早已荡然无存。也许是在唐晚期会昌五年唐武宗的全国范围内的灭佛行动中,“小样”被掘出顶替大佛而惨遭捣毁；也许在唐末宋初就被盗宝者劫走；也许19世纪初四川军阀陈洪范也组织对大佛维修时就发现了大佛胸前这个藏宝洞，掠宝后再将大佛脚下的“天宁阁记事残碑”移作封门石……
　　无论今人作何推断，洞穴内毕竟没有发现过金银财物和“小样”，神秘的大佛，神秘的宝藏，神秘的传说，这个千古之谜有可能被解开吗？

　电波搜寻宝藏
　　 乐山大佛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千百年来，历经战火、自然灾害，表面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却并不能完全掩饰其千年的沧桑，也不能证明其身体内部没有问题，历史上，乐山大佛经历了多次维修，但是其身体经过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材料的修补，这一点令人不安。
　　 同时，乐山大佛的宝藏迷雾长期以来也让人们困惑不已，出于对大佛“健康”的关注和为人们解惑的目的，2006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当地文管所的专家学者齐聚大佛脚下，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动用先进雷达探测器，对大佛进行“B超体检”，动用先进设备进行检测，更有利于文物保护的需要。
　　 如同人体内科的诊断需要依赖CT、B超等先进透视技术一样，大佛体内的诊断也需要先进的岩体透视技术支持。用配备短波天线的地质雷达对大佛内部结构、基脚结构进行探测，检测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为提供大佛基础加固的评价以及判断乐山大佛能否再经受千年风雨提供科学依据。
　　 此次“体检”，中国科学院与乐山市政府从8日起对乐山大佛实施“地质雷达无损检测”项目。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共派出了4名专家学者，大佛景区文管所派出了5名专家，另外还招聘了8个工作人员。动用的设备是曾在“911”事件发生后用于搜救的瑞士地质雷达无损检测技术。通过这种设备，可以搜集到大佛身体各部分何处有破损以及各种修补材料的现状。
　　　　作为古时修建佛像的惯例，乐山大佛的某个部位极有可能藏有密室，用来收藏当时的一些东西，这个传言至今从未得到证实。地质雷达的电磁波将深入大佛内部2～70米，发现乐山大佛内部的秘密，专家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有可能藏宝的空间。
　　 检测之前甚至有专家称：“我们将会发现乐山大佛内部是否存在佛教法器，如果存在则可能是1200多年前雕凿时放进去的。按照佛教传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包括当地民间传说的大佛曾受到过炮弹轰击，都可以通过电磁波检测出来。”

　　 6月8日，一些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大佛实地考察地形。一些临时聘请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从大佛佛头处往下垂悬梯，而为了保证安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还为高空作业的8名员工免费赠送了总价为40万元的保险。

　　 正式探测从9日上午开始。9日探测对象是大佛的脚背、双腿之间；10日是对双手和大腿以及胸部；11日对头部进行测试。得知这一消息的人们都翘首期待，现代的探测方法能解开大佛的藏宝之谜，然而专家检测完之后，只公布了简单的结果：“目前内部结构都是很稳定的，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对宝藏问题只字未提。看来，千年的猜测、千年的疑问将继续延续下去了……

　三、四川张献忠宝藏
　　 明末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南征北战，后以四川为根据地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幼年随父贩枣，1630年（崇祯三年）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号称“八大王”。起义军转战山西、河南等地，声势浩大。张献忠喜欢“抢劫”，专抢巨室豪富，达官贵人，也因此获得了巨额财富。
　　 从1630年起事到1646年兵败而亡的18年间，张献忠凭借烧杀掠夺据说已经富可敌国，“天府之国”的财富可以说被他尽纳囊中，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而已。他曾经在皇城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他的富有，二十多间房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近瞠目结舌。
　　 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张献忠一死，金银财宝去向也成了谜。张献忠的宝藏，300多年来也一直被人们牢记在心，但是天大地大，究竟宝藏在四川的什么呢？谁将有幸取得这大笔财富呢？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宝藏能否尽在眼前呢？


　普照寺暴富的秘密
　　 四川省青城山，素有“洞天福地”、“人间仙境”、“青城天下幽”之誉，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方圆100余千米，高峰海拔1800多米，北接岷山，山林青翠，景色青幽。城外诸峰环绕，山上树木茂盛，山路两旁古木参天，浓荫覆地，群峰环抱，四季常青，故名青城山。
　　 青城山，是个藏宝的好地方，也许张献忠的宝藏就藏在里面！
　　 在大西国灭亡的前几年，张献忠最为倚重的义子张可旺曾率兵在民间搜罗了300石匠到大观镇境内的青峰山采石。青峰山是青城山的一支支脉，位于大观镇境内。张可旺带领士兵和石匠上山，而山中却没有修建任何建筑物的痕迹，最令人奇怪的是，整整半年的时间，300石匠一个也没有走出来，就这样消失在青峰山中……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根据时局的发展，大西国政权已岌岌可危，张献忠也料到如果清军灭掉了大西国，复辟是十分困难的事，作长期打算，必须埋藏财宝，以便将来之需。于是密令最信任的张可旺，在青峰山以采石为掩护，秘密挖掘山洞或修建地宫，用来藏宝，开采出的石料也许用来修了地宫，也许砌了山洞，剩下的可能掩藏在某处山坳。而采石的工匠，则全部杀害灭口。只是人们不知道，地宫在哪儿？山洞在哪儿？
　　 普照寺建在青峰山麓，最早建寺的年代已无从考察，只知原寺明末被焚毁。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873年）都江堰贡生高履和曾在《普照寺源流记》中说：“寺历数朝，世有传人，明末火于献。”明确指出普照寺是被张献忠焚毁的。
　　 后来重建普照寺的是心莲和尚。心莲和尚突然来到青峰山，建普照寺，是在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和地主武装所杀之后。他的部将张定国却率部转战南北，拥戴朱明王朝一个宗室子弟，打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分别地两湖两广活动了10多年，最后才在清军的围剿下，出境到了缅甸的桂所，坚持反清斗争。
　　 传言心莲和尚曾在成都昭觉寺参学，数年后认为昭觉寺不适合他的修行，便前往盛名一时的报恩寺挂单，没想到到汉州时，报恩寺遭遇火灾，只剩一片瓦砾。心莲丧气之余，在道旁树下休息，恍恍惚惚中，一个高颧突骨、碧眼赤须的人牵了一匹红鬃大马走向他，拍着他的肩头说：“报恩寺遭劫，蓥华祖师应运迁居，师父何不追随而去？”心莲和尚赶紧双手合十为礼，求指明路。那人让心莲和尚同骑红马，瞬间来到一个地方，只见有破屋数间，蓥华祖师正盘腿坐在屋中。心莲和尚正欲上前拜识，忽然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至，把他浇醒了。心莲和尚全然不顾雷电惊梦，冷雨浇头，努力地追索、回忆梦境。后来竟按梦境寻觅到了青峰山，建了蓥华庙（普照寺的前身），供奉的是蓥华祖师。
　　 又有传说，心莲和尚是被青峰山的“金莲宝地”格局所迷，才于此不计艰难破败地开山立庙，弘法妙门。心莲和尚究竟是谁？
　　 道光年间，普照寺方丈鉴山在未向社会各界化缘的情况下，突然大兴土木，修成占地400亩，殿宇五重，与二十四诸天暗合的24个天井，与黄道周天同数的365间堂舍的宏伟大寺院。这样的大手笔，如果没有数万两银子是断难建成的。按鉴山的说法，是因为有神相助。
　　 清同治年间（1868年）任灌县知县的钱璋在《重建普照寺并建藏经楼记并赞》的文章中说：“道光庚子，接代鉴山主方丈事，念累世之祖劬思懋建，真功德精诚所结，可格苍穹，即于是冬天示神奇，山裂石出，不劳雕琢，不烦辇运，自致良材以显名胜。灵峰于是因旧基而重新之，不加募助，添修广厦数十楹。”一下子修起几十幢房子，石头自己裂开，不雕刻、不搬运，凭空就造成了一座大寺院，都是“天示神奇”吗？显然不可信。
　　 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当时普照寺有一个叫果时的小和尚，到与普照寺相邻的雪山寺割猪草时，发现一处地方青草长得十分茂盛，而且今天割了第二天又很快长出来。此事被方丈知道了，心知有异，不事声张，暗地组织寺内各尚挖掘，却挖出一窖金银。这才有了普照寺大兴土木的资金来源。
　　　　将张献忠青峰山采石与普照寺的暴富之谜联系起来，答案呼之欲出。普照寺扩建的石料但极有可能是僧人偶然发现了张献忠开采的石料，并且普照寺不但发现了石料，也发现了张献忠所藏之宝的一部分。

　　 张定国是张献忠最忠诚的部下，主管粮草后勤，是张献忠的财务和后勤部长。而心莲和尚则是张定国的部下，他奉张定国之命，专程到尚未修复的普照寺开创基业，为保护大西国宝藏。
　　 作为一个“护宝人”，心莲和尚以蓥华庙为掩护，恪守着自己的职责，以便日后张定国攻入境内时，起出藏宝以资助和响应。然而没过几年吴三桂便奉清廷旨意，率大军剿平了桂所，大西军彻底灰飞烟灭。

　　 心莲和尚万念俱灰，最终在绝望中死去，也许他临死前向弟子讲明了他作为大西军将领、随“八大王”张献忠和张定国转战南北的不凡身世和经历，不过肯定没有向弟子说明藏宝之事，否则也不会到了道光年间普照寺才扩建。可能心莲和尚已经心死如灯灭，想把藏宝作为一个谜永远烂在自己肚子里，佛门不是讲究缘分吗？今后弟子们能不能发现和利用这笔藏宝，就看他们的缘分吧。

　　水藏和千船沉银的记载
　　
　　成都一带流传着“石牛和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民谣。意思是说：只要找到锦江下的石牛和石鼓，就能找到张献忠窖藏的万万两银子，有人找到的话，买下成都都不成问题。
　　吴伟业（梅村）在《鹿樵纪闻•献忠屠蜀》中说，顺治二年（1645年），张献忠“用法移锦江，涸其流，穿数仞，实以精金及其他珍宝累万万，下土石筑之，然后决堤放水，名曰‘锢金’。”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引查继佐的话，也说张献忠“用法移锦江而涸其流，下穿数仞，实以黄金宝玉累亿万，杀人夫，下土石填之，然后决堤放水，名曰‘水藏’”。两书中，一称“锢金”，一称“水藏”，当属于传闻异辞。彭遵泗《蜀碧》卷三也记有此事，作“锢金”，但没有提及窖藏的数量。
　　除了私家著作外，清朝官修《明史》的编撰者也对这条史料持肯定态度。《明史•张献忠传》说：“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陈克家继他祖父陈鹤完成的《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可见，张献忠的确曾经出动大量人力，以治理水灾为名，在锦江筑起高堤，然后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无数金银财宝埋入坑中。再重新决堤放水，淹没埋藏珠宝的地方。至于坑旁是否筑起石牛和石鼓，并以此为记号，就不得而知了。
　　成都平原西南部的彭山县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江口也镇流传着一首歌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含义和“石牛和石鼓”一说大体相同，只不过这个是说银子在有石龙对石虎的地方。
　　相传大西军兵败成都时，十几艘大船从新津出发，沿岷江顺流而下，在彭山境内就被清军预先埋设的铁链拦住。大西国押运船只的兵将眼看敌不住清军的围攻，于是凿沉船只，弃船登岸而逃。清军早就知道张献忠有大量金银想要从成都运走，以为截获了运宝船队，欣喜若狂，登上还未完全沉没的一些大船，却发现船中装载着的全是石块。
　　无疑，这是张献忠的障眼法。那么，彭山境内有没有沉银呢？
　　《蜀碧》载：“（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相传1646年，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像吴三桂一样弃关把清兵引进了四川，张献忠见势不妙，决定弃都，“携历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十万向川西突围。问题是，带着金银的军队如同带着美女一样怯战，转移途中猝遇地主武装杨展，被杂牌军杨展大败，千船金银也在争战中沉入江底，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突围成功。
　　而令人倍感神秘的是，江口镇石盘山的石龙沟中，真的有“石龙对石虎”。与歌谣完全吻合。清嘉庆《彭山县志》记载：“石龙，彭山县治东十五里。其形肖龙，首仄蜿蜒，髻髭迸露，鳞甲峥嵘，有持雨拿云之势，长三、四丈许，若经神工鬼斧者然，与石虎相对”。在石盘山上的山路尽头，石龙赫然立在岩壁上，石虎的虎身仍清晰可见，只是部分头像已经被破坏。
　　《蜀难纪行》中记载：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由于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但是后来张献忠部队遭到了阻击，江船阻塞了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
　　彭山县江口镇境内水域到底有多少当年张献忠的沉银？据《蜀难纪实》记载,“累亿万,载盈百艘”，因为当时张献忠船队遇到阻击时，沉船堵塞了江道，使得大部分的银两都沉没于此。

　　寻宝案例
　　
　　300多年来，垂涎张献忠这笔巨额财富的自然大有人在，连清朝政府也费过一番脑筋。并且不只一次地付诸于行动。《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玉器等物”。可见清政府这次组织的大规模的打捞行动，确有所得。不过后来的事实说明，清政府的打捞显然并不彻底，没有将“载盈百艘”的沉银进纳囊中，事实上，当时的人力、财力、物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仍有部分沉银在江底，静待发掘。
　　清政府再一次的行动就没那么幸运了，《清文宗实录》卷八十九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政府曾派某道员到锦江实地勘察，因找不到窖藏的确切地点而中止。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又旧事重提，由吏部尚书等代奏，呈请寻找这笔财宝。他说亲眼看到彭山、眉山居民捞到张献忠遗弃的银子，“其色黑暗”，听说“曾经查出归官，尚存藩库，有案可核”，以此来证明张献忠窖藏之事并非子虚乌有。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高潮，清政府财政困难，咸丰皇帝于是动了心，命成都将军裕瑞“按照所呈各情形，悉心访察，是否能知其处，设法捞掘，博采舆论，酌量筹办”。但也是枉费心机，一无所获。
　　政府出面组织的打捞行动尚无所获，可以推测民间的打捞更难成气候，尽管如此，还是有无数人求“财”若渴。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当属民国时期杨白鹿的打捞行动。
　　杨白鹿(1872-1948)，本名承伊，后改名钧，清代贡生、同盟会员，1920年前后，当过四川省长赖心辉的秘书长，1934年脱离军政生涯，从事医学，任成都国医学院教师。清末有一姓杜的官场人物因犯了事儿走投无路，投靠了杨白鹿，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一住就是几年。
　　姓杜的这个人临走前的一个深夜，为报答知遇之恩，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子转赠于杨白鹿，内藏张献忠埋银地点图样，并告诉他这件宝物是当初参与埋银的一个石匠画成简图交给孙儿带走，后来落到杜家，珍藏至今，希望善为运用。杨白鹿接手后30多年，从未向任何人泄漏。
　　1937年冬天，住在成都陕西街的杨白鹿，首先将张献忠藏银图纸向好友，当过师长的马昆山透露，取得共识，认为这件事大有可为，后由范绍增出面奔走商磋，成立“锦江淘江公司”，开展打捞工作。他们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终于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是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又点左侧接近江心的江边，于是在1938年冬季趁河水较小，加速加挖，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年秋水退后又继续，上百人前后历时十多个月的辛勤劳动，果然挖出了石牛石鼓。随后却只发现了三大箩筐已经锈成块儿的小铜钱，“金银万万五”杳无踪影。轰轰烈烈的挖银事件，只好草率收场。
　　锦江捞银没有结果，但是随后的几十年中，彭山县江口镇的渔民在撤网捕鱼时，却捞起过银制的元宝，上面有当时成都府库的烙文，可知300多年前的千船沉银所传非虚。
　　1990年8月，渔民邬长福网得大小银锭各一，大者3斤，小者一两；1998年7月，彭山县灵石乡村民张志华在河中淘沙，还曾淘出一个银鼎来；彭山县文物管理所现藏江底沉银两锭，各重约1850克，长20厘米，高10厘米，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当地人在修建江口加油站时发现的。这两锭官银都重约３斤７两，为元宝状，两锭上都有文字痕迹，其中一个刻有"闵杰囗（最后一字不清）"字样，可能是工匠或工厂的印章。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一施工队在江口镇岷江大桥下游200米处“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挖掘机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找到了证据。

　　4月20日上午，彭山县岷江大桥附近的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一派忙碌景象。10时30分左右，一辆挖掘机照例从河床3米深处掘起一铲砂土，可是伴随这铲砂土落地的，还有一截黑不溜秋像朽木一样的东西。这朽木从挖掘机斗子里滚落到地面后，眨眼间，一枚枚乌黑发亮的“铁砣砣”撑破朽木的肚子滚了出来，正在一旁拣拾“白石头”的一农民不禁惊叫：“银子！银子！”

　　毕竟300多年过去了，泥封日久，银色略显暗淡，但当年银锭（元宝）真有这么大，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银锭乌黑中泛着亮光，其边缘虽有些残损，但清晰地刻有"崇祯十年八月"（1637年）的字样，介于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崇祯三年，即1630年）与在四川凤凰山中箭身亡的时间（顺治三年，即1646年）之间。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

　　尤为可贵的是，文管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盛放官银的木桶。这个木桶是将树干掏空后，两块合二为一，直径约25厘米厘米，长约130厘米，两头用铁箍箍上，经比照，刚好可以放进10锭官银。当地民间一直传说盛放官银的器具是将青杠树挖空后，合在一起而成的。文管所一直没法证实这个传说，现在可以初步证实民间关于盛放官银器肯的传说是正确的。
　　

　寻宝可行性分析
　　
　　 “老虎滩”张献忠千船沉银的消息在海内外传开后，立即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既然沉银已被证实，那么如何打捞沉银、打捞需要多少资金也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如此巨额金银，对国家来说不仅是一笔物质财富，也是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极重要的文物，其价值之高自不待言。虽然在300多年的时间内，沉银会因各种原因而跑离原地，但“苹果掉下，离树不远”，就目前国内先进的探测、打捞技术而言，适于用“老虎滩”沉银的打捞手段还是较多的。对地下20米深的地方进行采掘作业，工程投资一般为200万元左右，但是江面操作，不可知因素很多，加上气象因素干扰，投资可能更大。

　　 打捞专家大致已有下列设想：“老虎滩”附近约2000米的沉银区域目前正处于枯水期，水深仅1～2米，河床宽约50米，若让河水改道而走，河床便全裸，排干积水，露天挖掘,可能很快就有结果。此举“直捣黄龙”，直截了当，但投资较大，资金短缺是实施的瓶颈。

　　 也可以用截流的办法,沉银的那场战争发生于农历七月，正值丰水期，据此推算，当时水深约10多米，而结合300多年来川西地区的水文气象特征推测，埋在“沉银”上的泥沙不会超过20米。府河水流量近年来已大逊于往常，水量既然偏枯则干脆截断上游，裸露下游发掘即可，这样投资小，见效大。

　四、四川石达开宝藏
　　 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生于1830年，广西贵县客家人。自幼好学，少年时就有侠士侠风范，史式在《石达开传略》中写到“（石达开）自持门户，勤读书，娴武事，力耕作，并货殖。为侠任气，排难解纷，遂为乡里所重。时万方多难，达开既愤清廷之无道，竟不赴试。有洪秀全、冯云山者慕其名，星夜访之，约举大事。达开慨然允诺，毁家纾难，聚义金田。”

　　 石达开16岁“被访出山”，19岁统帅千军万马，20岁封王。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太平天国祸起萧墙而内乱不息，北王韦昌辉竟然屠杀了领兵在外且战功赫赫的翼王石达开的家人。

　　 石达开为复家仇而杀灭了韦昌辉，却也因此开罪于洪秀全，遭到了洪秀全的猜疑与忌恨，最后石达开被迫率领本部军马十多万人负气出走，太平军从此分裂；石达开出南京后，被曾国藩的十几万清军一路穷追猛打，渐渐进入死角。终于停步在大渡河畔，前有大渡天堑，后有追兵，进退无路，陷入绝境。石达开冀图“舍命以全三军”，赴清营谈判，在成都遇害，年仅32岁。从此，大渡河成了太平军石达开的悲剧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悲惨且遗憾的一页。

　　 石达开率军出走时曾带走了大批金银财宝，并在大渡河战败前夕，曾把军中巨量金银隐匿，这笔巨额财富随着石达开的死没了消息。传闻中石达开当时还留有一张宝藏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语，只是这隐语至今无人可破。石达开藏宝数额巨大，已经成为中外军事史上五大藏宝之谜之一。那么宝藏究竟藏在哪里呢？这个谜能否解开呢？


　山王坪藏宝之谜

　　 近年来，有传闻说石达开的宝藏在重庆市南充县山王坪，说的有理有据，说宝藏以 “太平山”为标记。“太平山”并不是山，是石达开在藏宝后，命部下在藏宝地旁边的悬崖壁上凿出的三个大字。至今，山王坪的老百姓中间一直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只要找到了“太平山”便能找到石达开的藏宝洞。为什么说藏宝地在山王坪呢？

　　 要从石达开的“爱妃墓”说起，这个爱妃原是石达开的贴身卫士，武艺超群，几次遇险舍身救主，深受宠信，后被封为妃，随翼王鞍前马后，转战南北。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石达开率军入川，到了一个镇子外，知县大人闻讯后，慌忙命令士兵团练，号称万人。可惜知县和临时被拉去练兵的人都不熟悉军事，所以士兵防备松懈，军纪涣散。

　　 妃子主动请缨，带领数十个手下，化装成走江湖的卖艺人，在赶集的日子，混杂于进场的人流中。她走街串巷，探得虚实，便示意随从，准备突袭。妃子一拳将防不胜防的巡街清兵打倒在地，拖至无人处，脱其衣帽穿戴在自己身上，假称探得消息，入营报告，说太平军已经攻进了镇里。知县正手挥纸扇正与一管带夸夸其谈，说贼军不敢前来送死，闻报还装模做样，呵斥其虚妄，厉声责问：“贼人在哪里？”妃子马上答道：“我就是！”急冲上前，一剑封喉，将总兵刺死。

　　 镇外大队人马也在此时汹涌杀入，清军虽然号称万人，但是未及正式交锋便惊慌逃窜或自相践踏，不少人逃向城外。妃子率先追赶到县城墙外，不幸被城上大炮击中，鲜血染红了黄披风。主将落马，太平军本已无意攻城，还未将妃子掩埋，不想城内趁势主动出击，太平军奋然又起，将出城的清兵全部歼灭。

　　 不久之后，石达开亲率十余万大军又兵临城下，屯兵于城北门外的山上，声势浩大。要拿下眼下小小的县城，简直易如反掌。可是翼王却一直按兵不动，令人费解。原来是爱妃夜里托梦于石达开，诉说别后之思：“兵荒马乱，孤魂遍野。天意于我，现在城南郊外，尸骨未寒，望其收尸择安谧之处塟身。”还劝翼王：“别再攻城，让这方百姓安居乐业。望王爷保重，臣妾告退。”说毕向东飘然而去……

　　 石达开天明起身，传令部下去南城外遍寻上次战死将士的遗骸，挖出另行厚塟。城外百姓因太平军对他们秋毫无犯，主动指引部将找到了妃子的尸体。石达开悲痛万分，准备找个隐秘的地方将爱妃埋葬起来。

　　 经过细心、周密的考察，最终选择的地方在铁厂坪东北面，铁厂坪位于山王坪东南部的中心地带，是山王坪的一个独立的高山平地。该平坝的东、西、北三面都被山地环抱，西面为一向下的陡坡，四周都被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唯独这块平坝上未长树木而是一片草地。且地形结构极为奇特，形状极似一把“太师椅”：弧形椅背由整块龙骨石组成，椅座平坦，修建一个简单的墓穴不成问题。“太师椅”近处是一片怪石和奇花异草组成的秀美景色。石达开见此景立即决定将爱妃秘葬于此。为了不被清兵发现后掘墓，在爱妃墓前仅立一“无字碑”。

　　 石达开不仅考察了这块墓地，还到离墓地正对的一个小山丘看过，站在那个小山丘上，仔细看去会发现正面的大山形似一半卧半坐的大佛，还有一头石狮站立在山丘边上，石狮威武雄壮；继续向山顶望去，发现山顶巨石居然貌似一匹双峰骆驼，石骆驼，好像正要出发，似乎已经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从侧面看，石骆驼的侧影又与一头大象极为相似。

　　 事实上，在看到墓地和山丘的奇异之处时，石达开心中就已定下了埋藏宝藏的地点，就是小山丘下，带财物出征，军队负担太重。但是为什么石达开对这埋宝地点情有独钟呢？原来，石达开对风水学说极为信奉，还有点心得。按照风水学说来看墓地的话，“太师椅”是当时达官贵人们所常用的座椅，将爱妃葬于“太师椅”上与其身份极为相称。坚硬的龙骨石形成的椅背表示坚强后盾，正前方的广阔视野象征有广阔天地，近前方的秀美景色意指“锦绣前程”，远处的大山隐喻“江山在望”，“大佛”更是隐喻菩萨保佑。并且在他看来，山丘上的雄狮象征他即将带领出山的队伍为雄壮之师；骆驼代表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大象是力量的象征。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平安和吉祥，将爱妃葬于此地便占有了这片“风水宝地”；再将宝藏埋在山丘下，更是巧妙地将这两个地点的吉祥占尽了，必会前程无忧。

　　 然而，“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石达开忽略了一个重大环节。就是在“爱妃墓”前有一道高约五、六米的石坎。按照风水学说的说法，这道“坎”将前方那大片的风水隔断了，要想得到这片风水必先设法跨越此“坎”（此“坎”即是石达大渡河一役）。遗憾的是，石达开终于没能跨越这个“坎”，最后兵败金沙江，全军覆没。

　　 言归正传，石达开带领士兵将宝藏埋藏完毕后，为了今后能辨认出藏宝地点，令人在石狮旁边的悬崖壁上深深地凿出“太平山”三个大字。目前传闻中的“太平山”已经现身，附近也有石砌的痕迹，可以看出是人工的，只是传说中的财宝一直没有踪影。山王坪真的是石达开的藏宝之处吗？

　刘湘挖宝始末
　　 从当时的情形推断来看，即使石达开真的在山王坪葬了爱妃，也未必在那里埋了多少财宝，因为山王坪仅是太平军路过、修整之地，没有理由把全部或大部分宝藏都留在那里。这一点，抗战时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也想到了。
　　 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人。1910 年入四川陆军讲武堂。1920年升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1928年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主任委员。1935～1937 年蒋刘争夺四川的统治权。1937年，蒋介石令其率川军开赴华东抗日前线。1938年初，与韩复榘密谋阻止蒋军入川，事泄。1月23日胃溃疡复发，再加上忧郁、焦虑，死于汉口。
　　 刘湘深信石达开埋宝是在深陷大渡河之时，翼王当时眼见走投无路，不得不给宝藏找个去处。他很肯定地认为宝藏埋藏在紫打地高升店后山坡下，紫打地位于四川省石棉县境内，解放后改名为安顺场，地势险要，石达开正是在紫打地全军覆没。
　　 打石达开宝藏的主意的人很多，只是刘湘财大气粗，所以动起手来很方便。大概在1937年左右，刘湘秘密调了1000０多名工兵前去紫打地挖掘，工兵们从山壁凿入，豁然见到３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
　　 挖开前两穴后，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被蒋介石得知，蒋迅速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肃博士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

　　 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挖宝之事至此不了了之。后来有研究人员赴现场考查，结果认为该三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不像是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
　　 建国后，也有许多人前往石棉县安顺场寻宝，只是此类民间行为既无财力支持又缺乏理论根据，一无所获也在意料之中。

　　 刘湘的推断应该是符合常理的，但是在安顺场没有发现宝藏，至于山王坪，仅发现了“太平山”和“爱妃墓”，宝藏依旧不见踪影。至今，人们甚至不知道“面水靠山，宝藏其间”指的什么地方，有什么含义。

　　 也有史学专家认为太平军当时的境况根本不可能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完全是在弹尽粮绝的状况下才全军覆没的。石达开到底有没有埋下宝藏？有的话究竟埋在哪里？这个谜会被解开还是最终掩埋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不得而知。

　五、四川广汉三星堆宝藏

　　 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29年，广汉的几个农民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从此揭开了三星堆古国神秘的面纱，人们开始了对三星堆半个多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上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开始对三星堆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工作。
　　 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其建造年代应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
　　 1986年发现两座大型祭祀坑，年代约为商末周初。出土大量金器、玉石器、青铜器、象牙、贝、陶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每一件文物都是国宝级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三星堆遗址的“宝藏”称号当之无愧。
　　璀璨宝藏的冰山一角
　　 广汉南兴镇有一个名叫“三量村”的村庄，宽数十米的马牧河由村西南向东涓涓流淌。在马牧河的南岸原有三堆高出地面的黄土堆，像三颗金星一样分布在三星村的东南面，这就是如今已经驰名中外的三星堆。
　　 马牧河的北岸有一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的如同一轮月牙儿似的地段，它就是最早发现三星堆文物的月亮湾。1929年春的某一天，月亮湾农民燕青保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掏车水坑，准备安放水车。
　　 燕青保挖着挖着，突然“砰”的一声，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泥浆溅了他一脸。接着挖，又是“砰”的一声闷响，震得他虎口发麻。青保勾身扒开泥巴一看——是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口径足有一尺半！
　　 青保的父亲燕道诚闻声跳下坑，轻轻撬开石环——一堆绿莹莹的玉器！父子二人都惊呆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燕道诚赶忙将石环按原状盖好，覆上泥巴。
　　 当天夜里，月黑风轻，燕家5口全部出动，悄悄取回那堆宝物，一清理，共有璧、璋、琮、钏、珠、斧、玉料等400余件。他们非常谨慎地将玉器分散埋在屋内外几处地方。过了4年，燕道诚见没有什么动静，才从那堆玉器中取出一只玉琮送给广汉驻军陶团长。
　　 陶一见大喜，知道此物非比寻常，忙请成都的资深古董商鉴别。古董商一见，拍案叫绝，连声说这宝贝价值连城，随即打听玉琮的来历。这下一传十，十传百，古董商纷纷上门找燕家购买玉器。一时间，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闹得沸沸扬扬。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以致“广汉玉器”鱼龙混杂，令人难辨真假。
　　 这件事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1933年冬至1934年春，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教授葛维汉以及林名均教授率领考古工作队来到月亮湾。他们在80名武装士兵的协助警戒下，日夜不停地挖掘了10天，开出数条长12米、宽1.5米的探沟，发掘出石璧、石环、石斧、绿松石、料珠和陶器残片计600余件。
　　 以后，考古界一直围绕广汉出土文物对古蜀国遗址进行持续考究。直到1986年发现了古蜀国祭祀坑，才将古蜀国扑朔迷离的面纱揭开，也是更多的宝藏重见天日。

　大批宝藏“横空”出世
　　
　　1929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1934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遗址首次拉开了考古发掘的序幕；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尽管遗址和发现让许多人吃惊、震撼，但是从以后的发现来看，这些工作都只是冰山一角，大批的宝藏还没能重见天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

　　1980年春，南兴镇二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制砖坯时，在耕作层下二三十厘米深处，挖出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石器。曾在湖北宜都县红花套发掘过5000多年前古遗址的广汉县文化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发现这些文物与红花套所出土的颇相似，便立即报告了省文管会。
　　同年4月，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有鹏会同广汉县文化馆人员，详细考察了三星堆，认定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于5月开始试掘，出土了一批陶、瓷器。10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队进驻三星堆遗址，开始正式发掘，至1981年5月，发掘出豆、罐、盆、杯、碗、壶、勺、网坠等陶器和锛、凿、锥、矛、刀、杵等石器数百件。1982年3月至1986年3月又进行了几次发掘，但无重大发现。
　　直到1986年，7月18日上午8时许，南兴镇二砖厂工人们正起劲挖土方取砖泥时，突然“砰”的一声，一些脆东西被挖烂，向四周溅去。一位工人捡起一看——是玉，他不仅惊叫出生。原来是一根约40厘米长的玉璋被挖碎了。

　　考古队队长陈德安等闻讯赶到现场，立即封闭了发现玉璋之地，并报告省文管会和广汉县委。此后，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市文化部门合作，开始发掘，考古队员们很快找来晒席、竹篙和塑料布搭起棚子，日夜发掘。时值盛夏，白天烈日当空，晚上闷热，蚊虫叮咬。考古队员们全然不顾这些，挥汗如雨地加紧发掘。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却没有什么新的发现，队员们显得疲惫不堪。
　　奇迹终于出现了，7月25日凌晨2时30分，一根黄金手杖呈现在他们面前。在当地民兵和公安保卫人员的协助下，又经过几昼夜的发掘，“宝库”的大门终于打开——一大堆金银珠宝呈现在眼前!在长4.6米、宽3.5米、深1.64米的土坑内，埋藏有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玉璋、玉戈、青铜人坐像、青铜龙头、虎和象牙等400余件珍贵文物。考古专家们将此坑编为“一号祭祀坑”。
　　 “一号祭祀坑”发现不到一个月，在离它二三十米远的地方，砖厂的两个工人又发现几个青铜人头像和面具。考古队员们顺藤摸瓜，又花了30多个昼夜，终于发现一个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的“宝库”。出土有青铜立人像、黄金面罩、象牙、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鸡、蛇、鸟、青铜铃、青铜树、玉器等800余件。考古工作者将其编为“二号祭祀坑”。
　　此后，工作人员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10余次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前后共揭露文化遗存约4000余平方米，试掘城墙夯土1000余平方米。到现在为止，三星堆出土的宝藏共分为金器、玉石器、青铜器、陶器等。
　　上古时代，关于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并且全用金箔。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种类非常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形体也非常大，以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为例，这个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全长142厘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

　　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

　一、二号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号坑出土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出土的金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出土丰富的黄金器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玉石礼器数量也非常多，许多斧、锛、凿、斤等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比较集中发现的是1929年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984年、1987年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1984年在真武仓发现二里头形制的玉璋1件，1987年又在此处出土祭祀坑一个，该坑内出土文物除两件铜牌饰外，还出土玉瑗、玉凿、石璧等玉石器数十件。1986年在三星堆南面发掘出土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200件，二号坑出土玉石器100余件。
　　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有：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5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3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70厘米左右，小的也仅3厘米。
　　工艺精良，玉璧、玉瑗的好、孔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在肉的两面碾琢出若干重凸起的同心圆，其凸线极为准确、圆润。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6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线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锼或镂或刻出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并见有用碱性植物汁液作腐蚀剂描绘在玉石器上，将花纹图案浸染而成的。
　　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经过岩矿型鉴定，除有软玉、碧玉、琥珀、玛瑙外，还有阳起石蛇纹石岩、阳起石角岩、阳起石透闪石岩、蚀变白云大理岩、白云质板岩、硅技板岩、蚀变灰绿岩、蚀变基性岩、陂嵝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砾岩、石灰岩、灰长岩等数十种岩矿种类。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主要有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等。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形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厘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铜人身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座高80厘米，大大的眼睛，直挺的鼻梁，方颐大耳，耳垂穿孔，脑后还垂着一条长长的发辫，头上戴着华美的高冠；腰细身长，身穿满饰龙纹、云雷纹的左衽长袍，后罢垂似燕尾；左臂上举，右臂曲至胸前，腕上各戴三个手镯，双手极大，各握一琮；双足赤裸，站在方座之上，足踝上也佩着环镯。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
　　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出土的陶器可以分为三期，早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橙黄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盘、圈足盘、鸟头柄器、缸、瓮、器盖、纺轮等。素面陶较少，且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纹饰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
　　 中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有灰褐和黑灰两色。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见的器形外，新出现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还出现尖底盏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圆弧肩变为圆折肩，由薄卷唇变为尖圆唇，腹变浅，呈钵形；高柄豆由直柱柄变为竹节柄或线绽状柄，出现实足尖。素面陶比早期增多。绳纹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网格纹、镂孔、云雷纹等。

　　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比例大增，还有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中期常见的器类基本沿用，但器形变化较大。小平底罐几乎全演变成小平底钵，另有向尖底杯演进的。的足胎壁较厚，腿瘦长，多乳头状实足尖。陶器多素面，纹饰以粗绳纹和凹弦纹为主。粗绳纹表面多经抹平，凹弦纹多施用于器物的颈、肩上。另外还有附加堆纹、网纹、镂孔、云雷纹等。

六、四川成都金沙商周宝藏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工人在挖掘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发现的。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达千余件，文物绝大部分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的，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1400余件、铜器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施工挖出了“宝贝”
　　 2001年2月8日傍晚，成都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警察接到电话：“不得了！这儿挖出‘宝贝’啦！”报警的是当地村民，挖出“宝贝”的现场在成都市的西郊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1队，是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投资建造的蜀风花园大道工地。
　　 原来2月8日下午，施工人员驾驶的挖土机正在开挖自来水管道，铲到3米深时，破土而出的竟是半根白色的“骨头”。他们小心翼翼地捡起“骨头”，抚去上面的泥土，感到非常疑惑：“这么粗，这么重，不是猪骨头，也不像牛骨头，会是什么？”随后在刚挖开的土坑里又发现了几件玉器……大家虽叫不出它们的名称，但都有种感觉，挖到“宝贝”啦！于是报了警。

　　 消息当即由110指挥中心通报给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王毅。王毅当夜派人赶 到现场策划开挖方案，并派保安把守。2月9日天蒙蒙亮，考古队的13位队员即赶赴施工现场，考古队员们感觉自己进了“天堂”，发现无数宝物的喜悦让他们激动不已。稍后，他们有的用尼龙布封锁现场，对挖出的浮土进行翻查，有的用手机向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报告。
　　 到2007年4月12为止，金沙遗址已清理出了1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已经出土的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极高。
　　 金器30余件，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其中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为金沙所特有。有一张凤凰金箔，造型与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标及其相似。金箔上，凤凰的嘴角线细如发丝，清晰可辨，足见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艺的精湛。
　　 30多件金器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
　　 玉器1400余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凿、玉斤、玉镯、玉环、玉牌形饰、玉挂饰、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并且种类繁多，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该玉琮雕刻极其精细，令人拍案叫绝，玉琮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一绝。
　　 数量极多的圭形玉凿和玉牌形饰颇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纹饰上饰有朱砂。一件件玉器，色泽如初，表层温润，细腻如肤。更令人惊叹的是，玉器上的刻纹细致，几何图形规整。

　　 铜器400余件，基本上为小型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戚形方孔铜壁、铜铃、铜挂饰、铜牌饰及铜礼器残片等，其中铜立人像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
　　 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龟、石蛇等；石跪坐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辫及腰，口部涂砂，双手背后交叉作捆绑状，其造型与成都市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卧伏状，造型生动，耳部和嘴部涂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样。
　　 象牙器40余件，仅有柱状形器一类，柱状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圆点，周围有六个圆点，出土的象牙不计其数，总重量近一吨。象牙器刻纹工艺绝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盏、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
　　 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金沙遗址实在是无价的宝藏。

　金沙遗址的稀世奇珍

　　　　金沙遗址从2001年被发现至今，已经发掘出各类珍贵文物数千件，其中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是“四鸟绕日金饰”，即“太阳神鸟”。这件圆环形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有20克。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12条弧形齿状芒饰，外层由４只首尾相接的飞鸟构成。

　　 考古学家猜测，中间旋转的火球代表着太阳，四只鸟代表一年四季，12道光环代表12个月或者一天之中的12个时辰。古蜀先民认为太阳具有使万物复苏的超自然力量，于是崇拜太阳。他们认为太阳的运动是靠鸟的飞行完成，因此将鸟和太阳联系在一起。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华先民崇拜太阳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之作。
　　 太阳神鸟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练、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

　　 太阳神鸟出土后，考古学家猜想，薄薄的太阳神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是一个组合图案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神秘拼图究竟是如何构成的？这一直是一个谜。“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已经被国家文物局用作“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并被“神舟6号”载入太空。
　　 在发现的1400多件玉器中，考古学家找到了24个玉琮。在古人眼中，玉琮被认为是沟通天地、人和神的神物，玉琮中间上下相通的圆孔有“贯通天地”的含义，在原始宗教活动中一直被用为法器。玉琮外方内圆，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古人重要的精神“护身符”。
　　 在这24件玉琮中，最重的一件达3918克，是迄今为止出土的“玉琮王”。考古学家证实，这件玉琮是遥远的良渚文明的产物，良渚文明，发源于浙江余杭，是个充满了朝气的文明，大约距今4800年左右，良渚文明达到了它的顶点。它以余杭为统治中心，极力向外发散，在现在的江苏江阴、上海福泉山形成了次中心。
　　 玉器，是良渚文明的精髓。良渚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最高峰，它的数量之众多、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世界独占鳌头。良渚文明衰落后，这些玉器四处流散。然而，这件玉琮如何跨越了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辗转流离来到古蜀金沙？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精美程度远远超过了良渚文明的当地水平。

　　 谜团似乎还远远不止这些，在这件玉琮上，还发现了40个人面，这些人面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典型的简化人面纹；奇怪的是，在玉琮的一面，却刻着一个人形符号，这个人形符号在已经出土的良渚玉琮上从没有出现过。这个神秘的人到底是谁？
　　 玉琮上，这个戴着长长冠饰，神情庄严，双手平举，长袖飘逸，双脚叉开的人似乎是一个正在虔诚祭拜的人，传神地重现了当时的祭祀场面。这个祭祀的人，是金沙人崇拜的祖先，还是带领金沙人祈福驱邪的大巫师？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玉琮辗转流落到古蜀金沙，金沙人把它引为国宝，用于重大的祭祀场合。更为重要的是，千年之前，以玉琮为代表的良渚人对古蜀人的祭祀礼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似乎可以构成一个假设：古蜀人与良渚文明有某种渊源，或许，古蜀人就是良渚文明的一支？

　　 在三星堆、金沙两处遗址中，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大批象牙。三星堆遗址要少一点，大概只有80余根；而金沙遗址则要多得多，仅目前就已出土1000余根象牙，在世界范围内，一个遗址出土这么多象牙，在目前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直到今天，象牙仍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品，三千年前的金沙，其富庶的程度可想而知。问题是，这么多象牙，是从哪里来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生物学上，现代象有两种，即亚洲象与非洲象，亚洲象仅雄象有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非洲象则雌雄都产象牙。如此说来，金沙遗址出土的1000多根象牙应当取于500多头亚洲象，而这足以组成一个庞大的象群。

　　 现在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这些象牙从南亚、东南亚运过来，交通产生的障碍是致命的。所以很多人推测，这些大象很可能就生长在3000年前温暖湿润的成都平原。
　　 另外，象牙的尺寸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目前金沙出土的象牙大部分长1.60米左右，最长的竟然达到了1.85米，而即使是目前最大的非洲象，象牙的长度也只是其2/3，更不要说是体形较小的亚洲象了。究竟是多大的象，才能有这么大的牙呢？

　　 不过，最令人头疼的还是象牙的保存问题，这些出土的象牙，离开了沉睡千年的环境后，其中的有机物会随着水分的蒸发逐渐流失，渐渐变成一堆灰烬。为了更好的保护象牙，考古工作者们想到了一个特别的法子——利用隆胸手术中常用的硅胶来封存象牙。象牙在透明、致密而又有弹性的硅胶中，就能与外界的空气和水分完全隔离，长久的保持下去。
　　 遗址中有一件彩色木雕人头像，可能原本应该是插在地上的，当时正在接受着金沙人的祭拜。木雕长80多厘米，头部扁而宽，笑意盈盈，用金粉、朱砂等描成鲜艳的颜色，下巴尖而微微弯曲，浅浮雕刻着夸张的五官，凹凸有致，戴有冠饰，发辫清晰可见。

　　 这尊木雕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长”得颇有几分神似，似乎可以说明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渊源。它在国内“岁数”最大，已经随着金沙遗址，浓妆艳抹了3000多年。彩色木雕是谁？金沙时代的人们用什么办法让木雕人在地下历经3000年而不朽？谜团接踵而来。

　　到目前为止，金沙遗址出土了数千件珍贵金器、玉器、青铜器、象牙器等，给世人带了了惊喜与震撼，但是金沙文明在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为什么这种文明会突然神秘消失？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什么关系？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为什么和良渚文化惊人地相似？为什么有如此精湛手艺的古人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得到答案。

　七、瞿塘峡夔门黄金洞

　　夔门是瞿塘峡入口，又名“瞿塘关”，是长江三峡的西大门，山岩上镌刻着“夔门天下雄”五个大字，是出入四川盆地的门户，瞿塘峡因此也有“夔峡”之称。关于夔门，陈毅同志有一首气势磅礴的诗：“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谁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夔门有一个神秘的洞口，被人们称为“黄金洞”，因为传说中，洞内埋藏着很多金银财宝。黄金洞在瞿塘峡南岸的绝壁上，洞上有70多米的悬崖，下有200多米的深谷，下端有一串“Ｚ”形的石孔，据说是是藏宝者留下的遗迹。

　　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黄金洞内遍地黄金的神奇传说。其中有一位夔州知府，生性贪婪，搜刮民脂民膏不说，还觊觎黄金洞里的财宝。于是，他强迫当地一个樵夫引他找到黄金洞洞口，然后自己带着一群侍从进洞寻金觅宝，结果迷失其中，再没回来。
　　黄金洞内真的有金银珠宝吗？是谁藏的宝呢？咆哮的江流穿过迂回曲折的峡谷，在人们的思索中，闯过夔门，呼啸面去……
　　公孙述藏宝之说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外戚王莽篡位后建立新朝，公孙述受任为蜀郡太守。不想王莽篡位，不得人心，没过几年，天下纷扰，群雄竞起。公孙述很会“审时度势”，王莽被诛后，天下一时群雄蜂起，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聚兵数万，颇有影响。因为汉室衰微，天下逐鹿，公孙述想和宗成联合起来，便积极派遣使者与之沟通。没想到宗成的部队被他迎到成都后，难改绿林习气，掳掠烧杀，无恶不作。
　　公孙述于是彻底打消了与他合作的念头，便召集郡中一些豪杰壮士说：“天下人不堪新朝迫害，一直怀念汉王朝治下的日子。所以一听说绿林军驾到，奔走相告，到道路上迎接。而今又如何？人民无罪，妻子儿女却受到凌辱。他们根本不是义军，而是强盗。”

　　当时刘玄已经建立了玄汉王朝，定都长安，公孙述也假装俯首称臣。公孙述便派人假冒玄汉的“钦差大臣”，任命自己当辅汉将军，兼蜀郡太守，更兼益州牧，颁发印信。在取得公开的官位之后，公孙述起兵把那些“绿林大学”的“起义强盗”都剿灭了，吞并他们的部队。这时候，他干脆和玄汉政府翻脸，派兵击败前来“夺取胜利果实”的玄汉官员，自己作了蜀王，建都成都。因为保境安民，一时很受当时境内百姓的拥戴。
　　公孙述很相信所谓的灵异感应，也善于利用这种事情来为自己造势。就在刘秀在河北称帝的那一年——建武元年（公元二五年），据说他曾经和手下人聊天，假意感叹：
　　“当皇帝的人都是有定数的，可惜我无德无能，不能当此重任啊！”
　　那部将最善察言观色，马上就知道公孙述的意思。于是说：

　　“主公，天下本是能者当之，何况天命无常，只要百姓拥戴，当皇帝不是难事啊。”
　　公孙述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在他耳边念道：“公孙十二为期”。他醒过来对自己的老婆说起此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说他的王朝可以延续12代还是12年呢？如果仅仅是12年，虽能贵为皇帝，可惜国祚太短，冒这个险值吗？公孙夫人此时是巾帼不让须眉了，她鼓励丈夫说：“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十二乎？”
　　传说当年公孙述兵临赤甲（赤甲山）时，曾看到一口古井中白气蒸腾，矫夭如龙，腾空而起，夜里又有光在他掌中刻字“公孙帝”，因为公孙述尚白，自然以为这是个吉兆，是自己将成为真龙天子的象征，再加上梦境的寓意，此时公孙述认为自己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同年，公孙述筑起了白帝城，在成都称帝(自称白帝)，定都成都，国号“成家”，年号“龙兴”。他并在此筑城、驻兵、屯田，当起了皇帝。看到“龙”这个传说正史没有记载，实际上，公孙述是看中了瞿塘天险，瞿塘天险在兵家眼中实为扼喉要冲，所以他才会在这里筑城、驻兵、屯田。蜕去了神秘色彩的事实不过就是他心中的一点点诡诈而已。

　　刚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刘秀见出了个竞争者，马上有所动作。他先以攻心为主，写信劝公孙述不要看不清形势。公孙述给刘秀也写了封信，把自己受命于天的种种证据一并写了上去，大概是希望刘秀和他“相互承认”吧。
　　可是事情明摆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山无二虎，他跟刘秀这两位都“受命于天”的天子总要见个输赢。公元35年，东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大司马吴汉、诛虏将军刘隆等在荆门会师，击败成家军攻势。然后马上转守为攻，公孙述战场上屡战屡败，谈不拢，打不赢，便派遣刺客连续刺杀了刘秀的大将来歙和统帅岑彭。第二年，汉军统帅换成了杀人如麻的大司马吴汉，成军连吃败仗，“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
　　到了这个时候，公孙述还在拒绝刘秀希望和平解决的提议。终于兵败夔门，被一支锋利的长戟刺穿了胸膛，摔下马来。当场死亡，这一年，正好是公孙述称帝的第12年。

　　蜀自古以来就是天府之国，地饶物丰，公孙述在这里盘踞了十几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一国之君”，其财产数量不容小觑，他战死以后，蜀地一直流传着，说公孙述兵败前秘密将数年积蓄的金银珠宝藏在了夔门的一个洞穴里，即今天说的“黄金洞”，以备来日东山再起。

　黄金洞的探宝史
　　除了公孙述藏宝之说外，还有传言说黄金洞的对岸就是诸葛亮演绎八卦阵，击退吴兵的古战场以及刘备兵败托孤的白帝城，所以洞里可能藏有诸葛亮的乒书和刘备的宝剑等。明朝以后，又盛传黄金洞里藏有宋朝名将杨继业的尸骨，洞下那串石孔，就是杨的部将孟良为盗杨氏遗骨所凿，并且当地有称那石孔为“孟良梯”的。
　　上世纪60年代，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先生根据有关传说写就了长篇小说《神秘的黄金洞》；80年代，三峡风情研究专家赵贵林先生又根据有关传说写成剧本《喋血夔门》。两部作品均被拍成电影、电视剧。一时间，黄金洞内有宝物被传到了极致，诱惑着一批又一批的探险者。
　　1998年８月２５日，在四川奉节探险的中国、英国、爱尔兰三国联合探险队，登上夔门绝壁，准备揭开千百年来罩在黄金洞上的神秘面纱。70余米的悬崖，200余米的深谷，曾使无数慕名前来的寻宝者知难而退。
　　实际上，早在1958年，奉节县永乐镇的一位农民便到过黄金洞，因他见洞中鹰隼出落，便背着个粪篓，从山顶吊根草绳滑入洞内，想找寻肥料。没想到，在洞中，他没有找到多少肥料，却看到不少棺木。一时气愤，他将洞口的两具悬棺推了下来，还捡回了一把青铜剑。可以想象，农民悬绳探宝洞，诱导了许多盗墓者。这次三国探险家探寻此洞时，发现洞顶还悬着一根粗绳，绳边的野草被铲平。
　　早在1994年，中英联合探险队来奉节探险天坑地缝时，就对黄金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中法联合探险队来奉节时，同样对该洞表示神往，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没能进洞。
　　这一次，中英探险队和爱尔兰探险家再次来到奉节，决心一定要揭开黄金洞之谜。
　　探险队在对天坑地缝作了再次考察后，决定由中国地质岩溶协会会长朱学隐教授和国际洞穴协会秘书长安迪•伊文思带队，对黄金洞进行探险。所有队员虽然为自己能探寻黄金洞，揭开千古谜而显得异常激动，但是仍十分谨慎，8月24日，就赶到现场，熟悉环境，作前期准备。
　　8月25日上午9时20分，随着一颗耀眼的信号弹飞升上天，48岁的地质专家安迪•伊文思，有40年探险经验的英国探险家肯尼•泰勒，SRT（世界上最先进的单绳滑行攀援技术）专职技师、36岁的爱尔兰探险家朱•瓦特，地质学硕士、30岁的中国地质专家张任，依靠SRT技术，从山顶依次滑下行至洞前，他们荡秋千似地贴近山壁，抓住岩石。
　　队员们先探了黄金洞周围的3个小洞，然后爬进黄金洞。约半个小时，在洞中发现了一堆相互枕藉的尸骨，估计是许多人的遗骸，并发现有棺木碎片和四根完好的木棒。又过了半个小时，发现在洞壁上发现有涂画物，洞内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古代兵器，家用器皿。然而，最终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又过了约莫半个小时，即行进约20米后，队员已走到尽头。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传说中的种种事物存在的可靠依据，队员们只好将发现的所有东西拍下了照片以便研究。
　　 岩壁上红色的象形文字，图象、线条清晰可见，经专家分析，黄金洞可能是古代巴人的灭绝之地。象形文字表明，巴国人在一次战争失败后，扶老携幼合族逃入洞中，走到江边洞口，发现是一条绝路，便用赭石写下了他们的不幸，以传后人，然后全体在洞中殉难，黄金洞遂成一国之墓！但是，既然是逃亡，洞内又怎么会有棺材呢？有带着棺材逃亡的民族吗？

八、三峡沉船藏宝

　　三峡，是万里长江一段山水壮丽的大峡谷，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全长192公里，其中峡谷段90公里。

　　长江三峡库区航道险滩重重，从湖北宜昌至重庆660公里的航道，落差达120米，主要碍航险滩就达139处，触礁沉船的事故层出不穷。三峡中，西陵峡最长，它西起香溪口，东至南津关，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处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在历史上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

　　西陵峡有“三滩”——泄滩、青滩、崆岭滩、“四峡”——灯影峡、黄牛峡、牛肝马肺峡和兵书宝剑峡。整个峡区都是高山、峡谷、险滩、暗礁。峡中有峡、滩中有滩，大滩含小滩，正所谓“西陵峡中行节稠，滩滩都是鬼见愁。”自古以来，三峡船夫世世代代在此与险滩激流相搏。
　　正是由于三峡航道的重重险滩，使这里几千年来沉船无数，在这些沉没的船只中，许多都蕴藏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珍贵文物，由于水流湍急，十分危险，再加上资金、技术的限制，这些沉在水底的文物宝藏一直未能得到发掘，以致越积越多，成为一笔巨额财富。
　　据《秭归县志》记载：从1900到1949年的50年间，中外商轮曾在长江秭归段触礁沉没的有瑞生、庆余、巴江、皮托谦、民宪等10多艘。

　　抗战时期，上海、南京失守，武汉告急，一些富甲一方的官僚举家迁徙，航运途中，在宜昌至重庆段，或被敌机炸沉，或在险滩触礁沉没的轮船和200吨大型木船有10余艘。
　银窝滩里有宝藏
　　进大宁河，出罗门峡，便见宁河的著名险滩——银窝子，是大宁河“一里三湾，湾湾见滩” 的第一滩，落差达7～8米，河水倾泻而下，原河道形如90o的手臂弯，今日己截弯取直。这里原来有首民谣：“银窝子，银窝滩，十船开过九船翻。”
　　罗门峡古名夔门，是瞿塘峡的入口，长江三峡的西大门，俗名萝门，进大宁河的第一道峡谷靠西面的绝壁上，有一个酷似萝卜的石头，约一米长，身白叶绿，悬嵌在岩壁间，萝门因此得名。

　　　　古时候，南来北往的富贵人家，乘船过此，经常发生船翻人亡、葬身鱼腹的事故，所带金银财宝就坠于滩下水中，故名“银窝滩”。关于“银窝滩”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罗门峡里，有一对年近六旬的老人，他们膝下无儿无女，以打鱼为生。一天夜晚，老婆婆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白蛇来到她家里。不久老婆婆便身怀有孕，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白胖胖的小儿子，联想起那个吉祥的梦，老两口满心欢喜，便给儿子取名“银龙”。

　　银龙刚满十岁那年，父母先后亡故。从此，他就在峡口村前一个船老板家帮工，这老板有一批木船在宁河一带走生意。银龙水性好，手脚麻利，撑篙拉纤样样能干。一天，船老板的亲家“贪财鬼”要搭船从大昌到巫山县城，就派银龙他们这条船去送。“贪财鬼”很有钱，穿得珠光宝气，处处摆出阔佬的样子。船上用的杯子、盘子、筷子和调羹都是银子做的，连洗脸盆也是银的。“贪财鬼”见银龙穿得破破烂烂的，一看就是个穷鬼，生怕他偷走东西，总是不怀好意地盯着他。银龙心中气氛，也只得忍气吞声。

　　　　第二天清早，船过磨角滩，正下龙门峡滩口处，船行似箭，面临触礁危险，银龙眼尖手快，用篙一点，船虽脱险，可是“贪财鬼”正在船舱中跟它的老婆们饮酒作乐，只听得“咚咚咚”连响几声，桌上银物器皿全被倾入江中。“贪财鬼”忘恩负义，一口咬定是银龙点篙故意坏事，便让他的奴才们对银龙一阵拳打脚踢，直到银龙鼻口出血昏倒在地。
　　　 “贪财鬼”喝令船工把银龙丢在沙滩上，放舟去巫山。银龙苏醒过来，身体疼痛不已，躺在峡口沙滩直呻吟。这时江中一条游龙闻声赶来，见银龙遍体鳞伤，十分可怜，赶忙给他服了一颗仙丹，并亲热地对他说：“我是龙王大太子，巡江至此，现送你一颗宝珠，今后你需要什么就对宝珠说，一定会得到的。”说完龙王大太子回到水中不见了。
　　　　银龙吃了仙丹，伤口立刻好了，也不疼了。他拿着那颗宝珠，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从此，银龙缺什么只要对宝珠说，它立即显灵，要什么有什么。银龙丰衣足食，跟村里的穷人们一起享用。

　　银龙有宝珠的事，很快传到了“贪财鬼”的耳朵里，他立刻派出一帮奴才，将银龙绑起来，逼他交出宝珠。银龙理直气壮地说：“宝珠是游龙大太子送给我的，怎么能随便给你呢？”“贪财鬼”眼珠骨碌碌地转，然后死不要脸地说：“你家祖宗三代都欠我的债。上次你偷走银物，还把我的金银器皿倾入江中。今天要用你的宝珠来抵偿，如你不交出宝珠，那就休想活命。”

　　说完就对家役们使了个眼色，家役们便上前搜身。银龙深知“贪财鬼”的狡猾狠毒，便强压怒说：“宝珠在哪里，只有我知道，但我浑身被捆又怎么拿呢？”“贪财鬼”以为他服软了，马上命令家役给他松了绑。银龙甩了几下发麻的胳膊，从衣缝里取出宝珠，握紧手中，愤怒地吼道：“哼！你这贪财鬼休想得到宝珠！”说毕把宝珠往嘴里一放，“贪财鬼”和打手们见状，连忙拖住银龙，一个打手还伸手去他嘴里掏，不想被银龙把指头咬得鲜血直流，疼得哇哇直叫，银龙把宝珠吞下肚中，然后使出全身力气，挣脱打手，直朝峡谷奔去。
　　　　“贪财鬼”这下可慌了手脚，高声对打手们吼叫：“快，快，抓住他！剖开肠肚也要给我取出宝珠！”银龙眼看家役打手就要追上，纵身跃下峡口深潭，霎时变成一条银光闪闪的巨龙，嘴里喷出一股冲天龙涎，直端端地朝“贪财鬼”和打手们冲去，把这群强盗卷下宁河的银窝滩淹死了，为百姓除了一大祸害。

　　从此，银龙便潜伏于银窝子的深潭中，窥视那些贪婪残忍的财主，只要他们乘船经过银窝子，它就刮起大风，激起巨浪，搅翻舟船，将财主连同他们搜刮的民财，一起葬埋江底。银窝子深潭里有银龙，只是传说，但是自古以来这里的确吞食了无数船只，也留下了无数金银。
　　无限财宝在青滩

　　青滩又称新滩。在西陵峡兵书宝剑峡下游约4～5公里处。滩长约120米，洪水期间，水涨滩平，水势较稳；每到枯水季节，江水下降，其间流水形成高达2米的陡坎，流速每秒达7米，势如脱弦之箭，飞闪而下，冲击江心礁石，波涛汹涌，旋涡成串。船行至此，稍一不慎，即有覆没之险，古人曾有“蜀道青天不可上，横飞白练三千丈”、“十丈悬流万堆雪，惊天如看广陵涛”等咏叹。
　　新滩的滩险均由山崩滑坡而成。滩险有三处：上滩、中滩和下滩。上滩由无数巨石罗列江中而成，如横江大坝，阻截江流。“石逼水狭，〔舟〕触之即碎，水小时节第一险滩也。”上滩往下500米是中滩，十多个不同名称的巨石罗列其间，总称为“石豆子”。中滩往下800米是下滩。

　　洪水季节，三滩均没入江底激流滚滚，苏轼诗曰：“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在木船盛行年代，川江每到枯水季节，新滩两岸滩上滩下停泊的船只数以百计，等待放滩和拉滩。放滩，即将船从滩上放过头滩和二滩。必须雇当地驾长，否则大多舟毁人亡。拉滩，即把船从下滩拉到上滩。拉滩时总共有两三百人，一天下来，拉过的船不过十来只，其难度可想而知。

　　据《秭归青滩史志》记载：1946年，四川民生航运公司“民熙”号在长江青滩遇难倾覆，溺死800余人，财产不计其数。这本珍贵的资料是由屈原镇84岁的谭众孚提供的，老人解放前便在学堂教书，当他从书箱中翻出这本已经布满尘埃的资料时，记者看到书的页面已经泛黄。
　　据谭老先生回忆，“民熙”号主要载有部分国民党军官的大宗财物，其中不乏有珠宝等昂贵器物，而军官家属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根本无法计算。

　　杜发谷老人则是沉船事件的直接目击者，当年23岁的他在青滩当绞滩工。老人记得“民熙”号逆江上行开往重庆，大概由于装的人和货太多，加上撞了暗礁，只看见船左右摇晃三四次，便打翻了，只逃出来了10多人，货物大部分沉在了江底。在青滩还沉没过解放前的不少外国商船，外国商船除了运输货物，还装载大量从中国偷盗、掠取的金银珠宝、珍稀文物，而这些宝物自然也随着船的沉没永远留在了江底。
　　瑞生沉船崆岭滩

　　过三峡工程后往西行10公里，就进入了两岸峭壁耸立，如斧劈刀削一般的崆岭峡，在其间夹有天下闻名的险滩—崆岭滩，这里水流湍急，由“大珠”、“头珠”、“三珠”等礁石组成，礁石犬牙交错，乱流翻涌。船工们都知道“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

　　船过崆岭滩，如遇洪水季节，激浪如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礁石，船行其中，稍有不慎，就会船毁人亡。“大珠”的岩石上刻有“对我来”三个大字，船行至此，必须朝着“对我来”直驶过去，方可顺着水势产生的回冲力而避开它，如果要避它而行，反而会触礁沉船，有着丰富经验的三峡船工都知道这个。但是外来人不懂这个奥秘的，“瑞生号”正是因此沉船的。

　　1900年12月27日,一艘来自德国的大功率轮船瑞生号，在宜昌上游约40英里处的崆岭一带触礁沉没。这是长江三峡历史上第一艘沉没的外国轮船。瑞生号的主人名叫李克梅尔斯，是一个商人，他早就想建造一艘大功率的客货轮船,来开辟中国西部的贸易市场。
　　1899年，瑞生号诞生，于当年的七八月间来到中国。而这时,反对外国侵略的义和团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此起彼伏。瑞生号即被德国政府租用，用于运输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士兵和武器以及提供经济援助。

　　1900年10月，瑞生号停泊于上海港口，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护检修。12月16日，瑞生号驶离上海港，经过一周多的航行，于25日清晨到达宜昌。12月27日早上7时整，在船长布里台格的指挥下，瑞生号便鸣笛起航,向重庆进发。
　　据上海当时一家颇有影响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记载：“这一天早晨天气潮湿，阴冷得有点难受，但一切都很顺当。大约在上午11点钟到达崆岭以前，船上一直充满着愉快的气氛。到崆岭以后，船长命令抛锚，并派大副韩狄克森会同几位本地引航勘察急流的状况。”

　　时值冬季，正是长江的枯水期，而枯水时节的崆岭江段更是与众不同。因为其航道狭窄,造成了水浅却流急,加上江心横卧巨滩，布满乱石，使得整个江段水旋波转，一泻三折。这样的险恶境遇已经为瑞生号的不幸埋下了伏笔。当时，就有一些本地船工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像瑞生号这样的大船要想经过这里顺利到达重庆，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副带人在勘察了情况后，如实向船长作了汇报。布里台格船长虽然十分有经验，但非常固执。他知道这次航行不仅对于他自己，而且对于他背后的德国也意义非同一般。因此，他决不愿意选择放弃，还是下达了起锚的命令。于是，瑞生号再次鸣响了启航的笛声，开始了“死亡之行”。

　　行至“对我来”之前，布里台格船长再一次将他的固执发挥的淋漓尽致，他坚决不听从谙熟长江航道的中国水手的建议，冲向“对我来”，终于导致船毁人亡。船上的无数武器装备和金银财物沉入江底，从此不见天日。
　长江三峡寻宝难

　　1949年以前，有人在“银窝子”捞到过银锭以及20多公斤重的紫铜器。青滩寺大岭上的双龙寺中所塑“庙王爷”头顶上的银帽子便是在江中捞起的银锭做的。
　　上世纪70年代的一年冬天，有人在湖北省秭归县捡到过财物。那年冬天，长江在进入枯水季节后，大量的鱼被堵在青滩锁住了航道，秭归县的渔业社便派了3个人疏鱼，住在了村民柳老汉家，因为早上缺生火做饭的木柴，那3人便到江边拾木。

　　有1个人突然在江水中摔了一跤，其他2人赶忙过去搀扶时，硬生生从水下搬起一个大“方砖”，那“方砖”黑糊糊的，足有一尺见方，后来知道这东西是铅做的，可能是船上的机械装置，但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大的银铂子，一个银元宝和个头小一点的金锭，还摸着了些铜钱，原本是一串串的，可是一捞起来，绳子就立即断开了。

　　这些事情很快传开了。一直以来，人们就传闻江底有无尽的宝藏，这次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但是慑于水险，只有少数胆大的人去打捞，也没有大的收获。解放后不久，曾有人在三峡险滩组织过打捞，大部分是重庆过来的，不过有关国家组织的打捞记录尚且没有，民间也没有形成众人抢捞的现象。

　　2003年，三峡工程将开始蓄水发电，三峡库区的水位上涨到了135米的高度，个人打捞宝藏的难度更大了。长江三峡整个库区2500万平方米的地下文物储藏量中，规划发掘面积为190万平方米，仅占总量的8%，国家不得不放弃其余92%的非重点文物。在长达660公里的水底探测宝藏，难度是超出想像的。看来将沉在水底的文物宝藏全部发掘出来，还有将来待打捞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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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你没看见前几天历史区里还有人贴张献忠的宝藏,吗>?
张士诚的倒没听说

　　九、武汉徐公馆藏宝

　　徐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说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尽奢华之能事。公馆建成后，徐源泉派出2个连的兵力保护。
　　传闻徐源泉建公馆的钱来自于部下孙殿英赠送的宝藏，孙殿英，河南永城县人。1928年7月2日，时任国民党第6集团军第12军军长的孙殿英，以进行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被人们痛骂为“东陵大盗”，后投降日军任伪集团军副司令。解放战争中被俘，病死狱中。
　　清东陵被盗后不久，即被马兰峪的满族人发现了，满清皇族遗老们以及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社会各界也纷纷声讨。孙殿英觉得事态严重，为逃脱罪责，他到处活动行贿，将所盗物品中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送给了宋美龄；将“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人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孙殿英其实并不讨蒋介石的欢心，他贿赂的渠道就是通过他的上司徐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讲，徐保住了他的小命。由此推断孙殿英大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以报救命之恩。徐得宝后藏在哪里呢？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富丽堂皇的徐公馆。于是，徐公馆中密室藏宝的传言就此传开，久居武汉的人更是对此深信不疑。
　　清东陵的奇珍

　　由于孙殿英“出手大方”，后来虽然国民政府命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组织军法会审，以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也不过逢场作戏，最后不了了之。那么孙殿英通过盗墓究竟得到了多少珍宝使堂堂的国民政府都放他一马呢？其实，他用来贿赂的宝物不过是九牛一毛。
　　乾隆墓中有无数宝物，只不过书画更多。盗贼们并不识货，大量的书画文物被无端地毁坏，有的被烧，有的被撕，惨不可言。乾隆在晚年，笃信佛教，所以他的陵墓宫里，布满了佛像、经文等雕刻，成为一座地下佛堂。所有这些雕刻，线条清晰流畅，形象逼真，尽管图案繁多，但安排得有主有从，浑然一体，独具匠心，是我国难得的一座雕刻艺术宝库。不过乾隆墓的豪华程度比起慈禧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慈禧葬的工程在历时13年(巧的是完工4天后慈禧去世)。据清史记载，仅三大殿所用的叶子金就达4592两以上，内外的彩画共有2400多条金龙，64根柱上都缠绕着半立体铜鎏金的盘龙，内壁的五蝠捧寿、万字不到头图案等雕刻上，也全都筛扫红、黄金，说金碧辉煌绝对是货真价实。梁枋都是用木中上品黄花梨木制成的，据说这种木质坚硬、纹理细密的木料现在已濒绝种，称得上是寸木寸金；而棺椁，更是用极名贵的金丝楠木制作的。 慈禧棺椁内的珍宝，价值在5000万两白银，堪称世界之最，慈禧的心腹太监李连英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据他和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棺中）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 000粒，估值22.8万两。”

　　“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

　　后来，一个参加盗墓的连长回忆道：“彼奉令掘西太后陵，当时将棺盖揭开，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有兵士大呼，速以枪杆横置棺上，防僵尸起而伤人。但亦无他异，霞光均由棺内所藏珠宝中出。”
　　如此豪华的陵墓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慈禧真是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挥金如土啊。可是她一定没有想到，这是这些金银让她死后不得安宁。兵痞孙殿英没有放过她，孙殿英从小吃喝嫖赌样样都行，勾结了大批的地痞流氓，贩卖毒品，坑蒙拐骗，无所不为。1928年，孙殿英挡不住蒋介石南京政府北伐军的进攻，退到河北遵化一带后立刻投靠了蒋介石，从军阀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

　　驻守在遵化的孙殿英部虽然成了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却仍然土匪习气不改， 1928年7月4日～10日，孙殿英部到达了清东陵附近，他们借口进行军事演习，把清东陵附近3方圆30里封锁起来，几天的时间里，附近的老百姓听到无数次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毫无疑问，陵墓内能拿走的珍宝已被孙殿英洗劫一空。
　　盗过两个陵墓，得到无数珍宝后，孙殿英等人还想要继续盗顺治墓和康熙墓。当提及顺治墓时，有人反对，说：“顺治后来当和尚去了，陵墓中肯定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样一说，其他人纷纷附和，顺治墓得以无恙。盗贼们于是纷涌着去盗康熙墓，刚开始挖，地下便有大水涌出。盗贼们害怕起来，就溜走了。

　　尽管如此，清东陵还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其实孙殿英如此放肆，与直属上司徐源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分不开的，当然徐肯定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处处古怪的徐公馆

　　徐源泉建了徐公馆却并没有住，只是给他的妻儿用的。文革时，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于是有人猜测清东陵的财宝可能埋藏在此。当时挖开的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红卫兵也在徐公馆地道下挖掘时发现一个砖砌的地洞进口，但洞口冒出大量白烟，因此就用土回填了。这些白烟的确很有可能是危险的。

　　当年，孙殿英盗挖慈禧墓时，曾命令手下旅长韩大宝带着士兵用手榴弹炸开慈禧墓道，慈禧那具2.66米长、1米宽、1.33米高的棺木，金碧辉煌，兵士们刀砍斧凿，仍打不开。韩大宝烟瘾顿发，掏出火柴擦了一根，随着“轰”地一声巨响，墓道里一片火光，韩大宝等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慈禧的棺木就此被震开。爆炸的“罪魁祸首”就是甲烷。

　　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副所长胡金豪曾带人对徐公馆进行过维修，但主要是外围的修整，保证公馆楼不倒塌。他领着4个维修工挖开了这个地洞入口，发现洞口冒出大量白烟，洞内有水。4个维修工要求订立生死协议后，才肯下洞探宝，没有被批准。如果徐公馆地洞有清东陵财宝，孙殿英肯定告诉过徐源泉怎样利用甲烷，地洞中就有可能设置了甲烷以防盗。而这些白烟，就可能是人为设置的甲烷。

　　比起冒白烟的地洞，还有更奇怪的，徐公馆外观雄浑壮丽，里面却装饰得美轮美奂。打开公馆主体楼的大门，立即感到一阵寒气扑面。无论春夏秋冬，公馆室内温度都比室外大概要低5℃。据说玉石是“土冰箱”，可以降室温，能达到降温效果的玉石可不是一点点就行的。问题是，墙壁也不是玉砌的啊。那是为什么呢？地洞冒白烟，尚有推断是甲烷所致，温度差的问题却至今没有合理解释。

　　密室的设计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1994年，为揭开徐公馆的埋宝之谜，胡金豪曾来到过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平方米却空无一物的密室，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然后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着实令人费解。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胡金豪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徐公馆有宝藏之说由来已久，但在2001年被炒到了高潮，起因是，2001年2月中旬，自称是西北某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人出现在武汉新洲仓埠镇，要求考察徐公馆，并多方探访东陵宝藏的下落，“教授”临走时还透露，“徐源泉可能将财宝埋在徐公馆的地底下。” 所以新洲的媒体认为“东陵宝藏”事件再次轰动是因为“西北某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到来。

　　而就在2001年3月，兰州大学历史系霍应希副主任声明，兰州设有历史系的主要是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但兰州大学历史系今年并没有公派历史教授到武汉考察，该校目前也没有考古专业和从事考古方面研究的老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徐黎丽主任也否认该系派历史教授到武汉考察，并且说“目前西北史学界以研究民族史的居多，没听说有从事有关东陵研究的老师。”
　　那两个神秘的“教授”是什么来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此事又为徐公馆的藏宝事件添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扑朔迷离的证词

　　1984年全国文物普查和1989年文物补查时，文物专家组曾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却一无所获。1994年9月18日，胡金豪还走访了当时已93岁高龄的徐公馆曾经的女佣袁一全(现已去世)，并作了现场笔录。

　　袁一全回忆说，孙殿英盗了东陵，徐源泉是孙的顶头上司，又帮孙殿英消灾，所以徐也发了财，并且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盖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袁一全提供的另一个线索令人生疑：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过许多人，罪名不清楚，于是有人怀疑被枪决的人是修房的工匠，徐源泉为防止泄露宝藏秘密，必须杀人灭口。

　　胡金豪随后还走访了60多岁的夏名老人，夏家曾与徐公馆相邻。据夏老转述其父亲的 说法，1931年6月15日，红军打下仓埠时，号召穷人分富人的财产，夏家因此分得徐公馆的一个明代花瓶。但红军走后，分走的财物又都被徐家要回去了，徐公馆并没有什么损失。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已过古稀之年的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回忆，10岁时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甚至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文革”时，林庚凡老人被批斗，与徐源泉及其家属划清了“界线”。对于徐公馆地下是否藏有清东陵财宝，林庚凡老人是持肯定态度的。

　　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现居黄州，退休前为湖北省第二机床厂职工。他曾出示武汉市公证处1985年12月就徐源泉遗产继承之事而出具的一份公证书，其上写着徐钧武、徐明为徐源泉之子女，徐明现居美国。徐公馆藏有宝藏的消息传开后，徐钧武回忆说，父亲徐源泉曾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而“东陵大盗”孙殿英为其麾下第12军军长。1928年，孙殿英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作为孙的顶头上司，徐源泉因此被怀疑受了贿赂。

　　建于1931年的徐公馆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而徐源泉并未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徐源泉已决定不回武汉了。
　　1949年，徐源泉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说：“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宝藏到底在哪里？

　　经历了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和走访后，宝藏之说更加的扑朔迷离，其实要论定徐公馆地下是否藏有清东陵宝藏，至少还有几点需要核实：孙殿英是否将东陵宝藏送给了徐源泉？徐源泉是否将宝藏埋在了徐公馆地下？从徐公馆建成到1949年徐源泉离开大陆期间，他有没有将宝藏移往它处？而这些在史料上都无记载，那么论定断徐公馆埋有东陵宝藏是否为时过早呢？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胡德意则干脆认为纯属无稽之谈。他认为，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任该区文物所所长后，他对徐源泉、孙殿英以及清东陵财宝的流失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清东陵的部分财宝是否在武汉、徐公馆与被盗财宝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凿可信的科学证据可资证明。并且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并没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据新洲区文物所整理的史料中记载，1927年，41岁的徐源泉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7月，他放任部属孙殿英盗挖清东陵，并接受东陵大盗孙殿英的贿赂，将部分受贿所得的清东陵财宝转移，据为己有。徐源泉1949年逃到台湾，1960年在台北病死。徐源泉到底将清东陵的财宝藏于何处，还是他一直就带在身边？

　　胡德意当年表示将会把徐公馆藏宝之说同湖北省、武汉市各文物局和相关部门，展开细致的史料分析和深入的地质勘察论证工作，以得出科学有力的证据，揭开徐公馆地下是否有东陵财宝之谜，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下文。也许此事会成为千古之谜。

十、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宝藏

　　天门山，古称云梦山、壶头山、嵩梁山，又名玉屏山，海拔1517.9米，与山下市区相对高差达1300多米。位于湘西张家界市南郊8公里处，属于武陵南支脉高峰之一，是张家界市的一道天然壁画，有湘西第一神山的美誉。椐史料记载，天门山是张家界最早载入史册的名山之一，东汉时称“嵩梁山”。三国时，大地震致使山壁崩裂，南北洞开，玄朗如门。吴景帝孙休认为是吉兆，下令将武陵郡改为天门郡，天门山因此得名。

　　关于天门山，一直有个传说：明末，闯王李自成带领农民义军大败明军，攻陷京城后，占领了皇宫，掠夺得大量的宫廷珠宝，后来李自成败退出京时，将国库金银财宝席卷一空，派手下大将李过将宝藏藏起来，意图日后东山再起。

　　李过削发为僧，法号野拂，带着一百多名徒弟，带着宝藏来到张家界的天门山。清光绪《永定县志》载：“明季野拂自夹山寺飞锡此山（天门山），野拂为闯贼余党，事败，竟逃天诛。”人们推测，野拂上天门山，一定是为了藏宝。但是数百年来，宝藏到底何方，仍是不解之谜。
　　野拂藏宝

　　相传野拂受命后，顺澧水而上，在澧河码头上，悄地雇了九只木船，带着一百多名徒弟，从镖局里领回其代保管的一只只沉重的木箱，装运上船，而后，挂下风帆，趁暮色降临出发了。
　　野拂站在船头，望着两岸万家灯火，不禁黯然伤神。心头牢牢牵挂着闯王的重托：押运从京城掠夺的大量金银珠宝，转地藏匿，等待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船公见船头风大，对野佛喊到：“长老，还是回舱休息吧，以免凉着身子。”

　　野拂回过神来，对船公点了一下头，便独自进舱，和衣躺下。一觉醒来，已是艳阳高照，船已逆澧水而上，行止慈利境内。船公领野拂旨意，将航船择风小湾静的滩头依靠，下船埋灶煮饭。当地村民背着冬瓜、南瓜等小菜来船队旁叫卖，野佛嘱徒弟按斤论两付足价钱，一一收买。
　　野拂走下船，向当地村民打听，得知此地是柳林铺。他延河边小道，向林深出漫步，在路上遇到一村农，野佛双手合十，向村农问起当地风情，村农便同他聊起柳林铺的民俗，谈兴正浓时，船队负责伙夫的徒弟们已把饭菜做好，差一小和尚来叫野拂就餐，野拂拱手告别村农，回到船队停靠的滩头。

　　 吃过早餐后船队又整队出发，继续延澧水而上，两岸徒壁险峻，风光优美，野拂自然无心观赏。船队一路沿途在岩泊渡、沙刀湾、宜冲桥等出停靠，船越往上行，滩头越激，越是难进。几天过后，船队行止古镇溪口境内，野拂命船公将船停在五狮寨下的平坦村岸边。他眼望两岸，一边是悬崖陡壁的高山，一边是物产丰富的开阔山地。
　　 下船后，野拂站在平坦的岸边，仰望五狮寨，五个山头像五只伏在河边的狮子，气势雄伟，显的生龙活虎。山上有一座庵，叫五狮寨庵，整日香烟缭绕，他觉得此处是一块难找的风水宝地，可安息养年，可自耕自足，还可以操练兵马，便决定暂住此地，等待闯王举事的号令。

　　他上山到五狮寨庵求见住持，庵里住着二十多个年迈的尼姑，住持见野拂远道而来，真诚地邀请野拂来庵施法。船队在平坦岸边停靠下来后，野拂与众徒弟上庵进行小小的休整。

　　不久以后，野拂觉得庵太小，不是长久之计，便向庵主静安师太吐露出自己的心愿。静安师非常理解，便写了一封推举信给天门山寺的方丈，叫野佛带上，投奔她的师兄。野拂自是万分感激，他把静安师太的信揣在怀里，带着徒弟登船直奔天门山寺。过了几天，野拂的船队驶到永定境内，停到岸边，带上五狮寨庵静安师太的举荐信来到天门寺。法圆方丈见到师妹的亲笔信，又看到野拂生得浓眉大眼，气度不凡，就决定收留他。

　　 因野拂和尚带来的徒弟众多，天门山寺又专门为他新修了宅院。野拂在天门山寺当和尚多年，祖师殿匾额上的“天门仙山”四字，相传为他所书，今有碑文记载：野拂在天门山寺里每日“枕戈待旦，拔剑登坛。有朝一日，恢复中原，扫平寰宇。”
　　 野拂整日期盼闯王东山再起，枕戈待旦，时刻准备着伺机而起，恢复中原。他在天门山寺做和尚期间，清朝政府多次令当地官府派出暗探缉捕。为了提高自己的武艺，野拂夜探天门山鬼谷洞，从洞内石壁上刻画的痕迹、以及鬼谷子对纵横捭阖的阐述上，领悟出一套硬气功，凭着这身功夫，他多次击败了朝廷派来追杀他的武功高手。
　　但是形势还是急转直下，农民义军最终土崩瓦解，清廷建立，野拂忧郁成疫，于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1年）去世，葬于慈利县高峰茅庵。而那几大船金银珠宝，自野拂和尚死后，再无下落，据说野拂临死前，将带来的财宝全部分散秘藏于天门山中几个秘密去处，并用毒酒将藏宝民工全部毒死，只是这种说法无从考证。
　
观音山寻宝

　　观音山在天门山景区范围内，在2001年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2001年6月25日，张家界永定区汪家寨村村支书李慈祥和村主任曹玉村委会里召开村支部会议。李支书在会上说：“古人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汪家村地处武陵山腹，对面便是著名风景区天门山，自天门山举办飞跃天门的国际飞行特技表演后，已带动天门山景区的大力开发，我们汪家寨要想早日脱贫致富，也只有靠这观音山了。观音山风景秀丽，气温宜人，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我们不妨借开发天门山的东风，开发利用观音山的旅游资源。”

　　 李书记的发言立即得到与会人员的拥护，村主任曹玉趁热打铁，在会议上提出由村委会在村里组织一支经验丰富的青壮年，成立景区旅游资源考察小组。村里的青壮年纷纷地站出来，表示愿意深入莽莽观音山进行探险，查找旅游资源。考察小组很快就成立了，主要成员为曹玉、张金长、朱福泉(医生)、李永红等人。

　　 7月20日，考察小组带足干粮和水上了路，考察小组由小组长李慈祥带队，曹玉任副组长，张金长为总顾问，此外还有田奇云、罗振云等队员。观音山那时还处于原始森林状态，古木参天，荆棘遍野，根本无路可走，考察小组成员一手握刀，一手护杈，开始“开山辟路”。

　　 当砍到不足1000米时，一群久栖此地的青猴受到惊动了，带头的公猴见有人来侵犯他们的领地，发动四五十只小猴向考察小组成员发出挑战，它们有的站在树枝上朝人们扮鬼脸，有的摘下野果子朝考察员砸来。考察小组把刚打死的一条蟒蛇用木杈挑起，砍掉头后向猴群丢去，带头的公猴见到血淋淋的死蛇，赶紧用“手”把眼蒙住，带领猴群顷刻间便无影无踪了。

　　 一行人饿了就摘来野果充饥，晚上宿在山洞里。五六天的考察证实了观音山上以前只听传说但无人踏足的南天门、长城路、观音坐莲台、桌子岩等景观。但是因山中雾气太重，走远了怕迷失方向，一个星期后，考察小组决定撤出观音山，重新修整后再进山。

　　当年8月15日，考察小组再次起程。起程前，李慈祥组长向队员们交代，这次要对观音山腹地作进一步考察，队员们结伙后尽量分散行动，但又不能隔的太远，山中经常有野猪、春猴、黄猴出没，进入观音山深处后，如果发现野兽，要立即吹响哨子，大家好赶来援助。
　　 进山后，走着走着，张金长发现前面有一件锈迹斑斑的东西，叫住李慈祥，两人手挽着手，顺着结网的枯藤试探踩去。李慈祥一手攀住一根树藤，一手拉着张金长，让张金长俯下身去捡起这件东西。张金长拿起此物，原来是一把砍刀，因年代代久远，捡起时仅剩下一个铜柄了。两人马上做出判断：这里有人来过。

　　考察小组山中的几天，遇到不少困难，但都被队员们一一克服。第五天，考察小组已爬到观音山的山顶，俯瞰群山时，观音山更显宏伟、峻峭、多姿多彩。队员们立刻在山壁上展开了搜寻。一组队员腰捆着结实的绳子，顺悬崖朝谷地放下，在悬崖处，一个队员发觉脚踩的地方有落下一泥浆般的东西，他掀开枯枝和茅草仔细一瞧，发现此处与天然石壁不同，好像是人工垒成的，大小三丈多，再用手搬开一块泥块和一片乱石，泥块中含有石灰、沙浆，还有一种黏糊糊的物体。

　　 他在险崖上立即吹响哨子，上面的人赶紧把他拉上去。他把采集上来的样品摆到考察队员面前，通过有经验的队员分析，大家惊奇地发现了一个被封堵的暗洞。考察小组组长李慈祥面对这一发现，决定亲自下去探个究竟。当他下去见到眼前的确是一个朝天石洞，洞前有一小块可让人站脚的峭岩，但不知为什么会被人封堵，被封处的乱石砌成的形状，若不仔细查看，还真难与崖壁相辨。古人为什么要封住这个洞，洞里到底有些什么呢？
　　下午，考察小组对封门洞地处方向作了标记后返回营地，次日，考察小组成员回到汪家寨村，立即找到村里年长的老人打探，但是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都不知道这个洞。看来这个封门洞是在受到极其保密的行动下进行的。
　　 随后，李慈祥和村主任曹玉一同到永定区旅游局，向有关领导汇报了观音山景观考察情况，并着重汇报了观音山悬崖上发现了一个被古人封堵的石洞。区旅游局的同志们对这一发现非常重视，并于9月5日，派出石继丽、李慈忠两位副局长来到汪家寨村，组织了一支共有14人组成的考察队，再上观音山。

　　 队员们顺崖壁下放到封门洞，用铁锤和凿子钻开一小块乱石及泥浆，仔细分析是天然的还是认为的。最后发现这种乱石块绝对是从别的山上运来的。再打碎一块干泥浆作处理，发现泥浆中含有石灰、草灰、泥沙等不同成份的原料，并有用水搅拌的痕迹。大家认识统一后，便定下了挖洞的日期。

　　 10月12日，一支由村支书李慈祥带队挖洞，可是用铁锄根本挖不进去，于是就用炸药放炮。坚固的洞门仍然不动声色，队员们只好放一炮，爬一点土，坚持工作了3天，才挖出两三米深。这时，洞旁露出一个耳洞，耳洞是空的，李慈祥划燃一根火柴，在耳洞的岩孔里发现有一根根像乱草根似的物体，他轻轻用手掏出，拍一拍便露出闪闪的金光。洞里有金子！李慈祥先后取出搁在岩孔中的金钗、金簪、金箍等物品，共14件。

　　洞里有金子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永定区委，区委书记邓力嘉得知情况后，亲自驱车赶到汪家寨村，对村民挖掘观音山的封门洞一事进行具体布置：为了保护好这一重大古迹，使封门洞得到详细考察，决定让村民暂时停止行动等探明原因后，由国家文物专家来进行挖掘。
　　2001年10月21日，永定区汪家寨村村支书李慈祥将用红绸布包了几层的金银珠宝揣在怀里，由永定区委派专车并安排两名武警战士护送，驱车奔向长沙，他们要将这些珠宝送到省文物局请专家鉴定。

　　 到长沙时已接近下午7点，省文物局大门紧闭，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李支书只得就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两名护送的武警战士不敢有半点松懈，轮流值班。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来到省文物局门口等待。文物局有关领导得知此信息后，非常重视，立即安排文物鉴定委员会资历较深的几位文物专家，共同对此批金银珠宝作鉴定。

　　 通过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批元明时期的宫廷饰物，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十四件珠宝中，十七花金钗、鸟头金簪两件，属国家二级保护文物；叶花金钗、素金簪、凤头银钗、凤头银簪、莲花银簪等八件，属国家三级保护文物，其余为一般饰品。此批文物的价值约7000万元左右。
　　鉴定结果一出来，李慈祥马上将这一特大喜讯通过电话传给了永定区邓力嘉书记和汪家寨村的全体村民，村民们欢欣鼓舞，悬崖掘洞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没有白费。后来，文物部门全面介入封门洞这一重大古迹的保护工作，封门洞也得到当地政府及公安局部门的有力保护，明确规定，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任何人也不能挖。

　　仅耳洞的财宝就有如此高的价值，那么洞内的财富更不会少了，这些金子是哪里来的呢？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野拂宝藏？很有可能，封门洞虽年月已久，但里面的文物已鉴定出来是元明时期的宫廷饰物，可见建洞时间不会早于元明，而关于宝藏的传说属李自成的最旺，野拂出家后也久居天门山，将宝藏藏在这里的可能性最大。不过，这也只是推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如今已无法考证。

　　十一、云南抚仙湖古滇国宝藏

　　抚仙湖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澄江、江川、华宁三县间，距昆明60多公里。湖面积216.6平方公里，为云南省第三大湖。湖容量达189亿立方米，相当于12个滇池的水量，6倍的洱海水量，最深处为155米，平均水深为87米，是云南省第一深水湖泊。除东北长白山天池外，抚仙湖又是我国已知的第二深水湖泊。

　　抚仙湖一直让世人感到异常神秘，这种神秘让人们联想到了宝藏。在澄江和江川，盛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古时抚仙湖的所在是一个很大的坝子，坝子里有一个繁华的城池，一场大水淹没了这个坝子，热闹非凡的城池从此沉入水底，所有值钱的东西也一起沉入了水底。
　　历史上的抚仙湖地区的确经常出现类似传说中的“沉湖事件”，不过起因是地震。关于这一点，《江川县志》中有许多记载，如：“明洪武十年，江川地震，明星湾子沟有独家村，因地震陷落入湖”、“清乾隆十七年江川地震，秦家山抚仙湖湖边田地荡入湖中甚多，而最多者23户”、“抚仙湖滨有村曰冯家湾，其村关圣宫门首原有石埂一路，所以防波浪之淘田禾。民国十三年4月12日午时，石埂间忽响，声大震，冲出黄烟一堵，向湖之东南而去。农人群往视之，石硬连田陷于湖内，旁边陷大坑”。

　　那么，是不是历史上真的有一座繁盛的城市，在一次的大地震或传说中的“水漫金山”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使桑田变成了沧海？而更多的人相信，既然整个国家都沉入了湖底，那么水下必然有无尽的宝藏。是这样吗？

　神秘的抚仙湖

　　 人们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千百年来，抚仙湖的确处处透着神秘，许多神秘事件都是信史的记载，不由得人们不信，可是又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江川县志》就有一段非常详实也非常生动的记载：清咸丰九年六月，“一日早起 ，忽有飓风吹荡，继而波涛山立，声鸣雷响，殆有天翻地覆之势，远近惊讶，莫名所以。约 一时许，则又风平浪息，海面如镜。少间，则见尖山对面抚仙湖深处有马二匹，灰色而黑鬃尾，由海中窜出，蹄波不濡，双双驰骋至孤山将抵麓，忽而又踅头窜回，如是者三次，仍由 原处而没。至翌日、三日，亦覆如是。远近与滨湖村落之人均见之。尖山驻军并将此事分头通报。”

　　当时回民起义攻占了澄江府城，正欲打通南路，与滇南回民义军势力连成一片，准备进攻江川。江川当局认为抚仙湖中海马出现，兆“马到成功”之意，江川地方团练首领即率部进驻尖山，认为有吉兆，定能旗开得胜，因而麻痹大意，中了回民义军的计策，以致全军覆灭。
　　抚仙湖中有“海马”，被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睛，时间、地点、人证俱在，这种状如海马的动物，湖畔不少农民都见到过。据说抚仙湖水位很低的时候，在很浅的地方露出的石板上，可以看到直径在8～15厘米的孔洞，形状酷似马蹄印，人们推测这就是海马的脚印。可是，这种“海马”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呢？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

　　再说1991年10月24日，即旧历九月十七，正好是“霜降”日，抚仙湖畔海口村张玉祥等人驾着小船到湖里捕鱼。到了次日凌晨一时左右，一阵狂风，大雾弥漫，天昏地暗，渔船剧烈颠簸。众人十分惊诧，也很恐惧，突然，湖中冒出一个发光的大圆盘，这圆盘升出水面后，在空中飞快旋转，像个光环，十分醒目耀眼。过了一会，这个光环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大雾笼罩，人们也辨不出光环失踪的方向。奇怪的是，风暴之前他们的渔船明明在抚仙湖中，离岸很远，而当大雾散尽时，渔船已经安然停靠在岸边。众人面面相觑，犹如做了一场梦，醒来就到了湖边。这个由湖中升起的光环，到底是什么?他们的船为何突然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由湖中到了湖边？

　　抚仙湖还是航空禁区，抗日战争时期，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在执行任务后返回昆明呈贡飞机场时，飞机驾驶员明明已经看到机场跑道，并且和机场地面取得联系，可是，飞机却偏离航向，神使鬼差地撞到了抚仙湖畔的老虎山上，驾驶员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便机毁人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军一架军用飞机飞临抚仙湖上空时，仪表突然失灵，飞机失控，坠落湖中。这两起飞机坠毁事件，是何原因，至今没有弄清楚。
　　
湖底古城
　　种种神秘事件，很自然地让人们对抚仙湖那深邃的湖底浮想联翩：海马、闪闪发光的圆盘、无法解释的坠机事件，是否都与湖底有关？不过，抚仙湖下有千年古城的传说则愈演愈烈，有人说，风平浪静时，在湖上行船还能看到城墙。

　　有村民说，澄江县原来并不叫澄江，最早以前是叫河阳县，据说那时候河阳县的县城，是在南边不在北边，原来也没有抚仙湖，县府衙门的门口，有一对大石狮子，有一天来了一个疯道士，满街的跑着叫说：“狮子眼睛红，说说水晶宫！”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疯子，就对他喊的话不以为然。

　　谁知没过多久，石狮子的眼睛真的红了，整个河阳县城开始向下沉了，水也涌上来了，有老两口，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头猪，所以老两口就把猪拴起来，拉着朝北边跑，但是他们跑到哪个地方，水就跟到哪个地方，老两口，跑到一个小塘上，实在跑不动了，就坐了下来，奇怪的是，水就在他们身后停下来。原来的县城就永远消失在水下了。
　　水下真的有古城吗？1992年科学家真的在云南澄江抚仙湖边发现了大量水下人工建筑的遗迹。2001年夏，当地政府开始了对抚仙湖水下古城的第一次科考。至此，“抚仙湖底存在着一座水下古迹”的说法正式浮出水面。
　　科学家们根据古城上附着的贝壳、遗留的一只陶器等尚有价值的文物，初步推算出了该古迹存留的年代，至少在1750年加减100年的范围内，说明这座比著名的“庞贝”古城还大近一倍的“水下古城”已安静地在水底沉睡了上千年！而如此大型的水下古城的发现，在中国还是第一例。

　　2006年的6月份，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长柱、云南大学考古学教授李昆声等专家云集抚仙湖畔，再次对一个个重大发现进行一次次严密的考证，得出了一个慎密的论断：这个古城就是人工建筑群，并初步推断存在于F区的一座竟为祭祀用的神坛之类的建筑。
　　但到底是哪个年代的什么人留下的建筑群呢？什么原因令它悄然沉睡在水底几千年？它的存在和消失，就像契丹国的集体失踪、繁华多时的楼兰城忽然销声匿迹一样，成了历史留给现代人的难解的谜团。

　　目前已经探明的古城遗迹面积已达2.4平方公里，主要建筑共有8个，有两个高大阶梯状建筑和一座圆形建筑最为重要。其中一座高大的阶梯状建筑共分3层，底部宽60米，第2层宽32米，顶层宽18米，整个建筑高为16米，从声呐扫描图上可以看出，它的台阶非常整齐对称。

　　而另一座阶梯状建筑气势最为恢宏。它上下共5层，第一层底部宽63米，第二层宽48米，第三四层倒塌比较严重无法仔细测量，第五层宽27米，整个建筑高21米，类似于美洲玛雅人的金字塔。在每一层大的台阶之间都有小台阶相连，其中第一级大台阶从底部有一条笔直的小台阶直通而上。
　　此外，在这两座建筑中间还有一条长300多米，宽5～7米的石板路面，用不同形状的石板铺成，石板上面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几何图案。在另外一片区域里，还发现了一座圆形建筑，底部直径为37米，南面偏高，依稀可以辨别出台阶，该建筑北面倒塌得比较严重，东北面有个缺口，形状类似于故罗马的斗兽场。

　　专家认为，高大的台阶状建筑很可能是祭台。他们的主人会是汉代俞元城的居民吗？公元前106年，西汉王朝就在抚仙湖一带设立了俞元县，但俞元古城在地球上却神的消失了，史书上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曾出土大量古滇国时期的青铜器，很多青铜扣饰上都有台阶式建筑的图案，有的上面还有用于祭祀的杆栏式建筑图案。这表明祭祀活动在古滇人的生活中已经相当重要，那些高大的台阶式建筑就是古人祭祀活动的遗迹。

　　更令人称奇的是，刻画在一些青铜扣饰上的环形台阶式建筑图案，几乎与水下发现的圆形建筑形式一模一样。青铜器上的环形台阶式建筑分上下两层，第一层有十余人，第二层有三四个人，坐在台阶上观看斗牛或者其他表演。据分析，水下圆形建筑就是扣饰图案描绘的原型，看来湖底高大的建筑与青铜器上的图案相似绝非偶然。

　　考古学家发现，古滇人的建筑主要是以杆栏式建筑为主，这种杆栏式建筑是先用竹木搭成房架，底层悬空，再修墙而形成的建筑，所谓海马的脚印应该就是杆栏式建筑用于插立木的基础。那么这座水下古城会不会就是俞元古城呢？目前还没有直接的答案。只能说，抚仙湖水下古迹一定与古滇文明有着直接的联系。

李家山宝藏

　　在抚仙湖西侧有一个很普通的小山包，就是如今已大名鼎鼎的李家山。李家山位于江川县城北约15公里处，是星云湖畔多依山的支脉，山势东南走向，海拔1778米，山脚至山顶高差约60米。附近的老人们常说，李家山曾是一个古战场，诸葛亮带兵在那里打过仗。死过不少将军和士兵，留下了不少尸体和兵器。这个世代相传的说法，让人们千百年来就对李家山有一种神秘感。
　　过去的李家山，草木丛生，坟墓林立，野兽出没，人迹罕至。有人偶尔会在山上发现一些青铜器和玉饰品，但认为这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只是觉得印证古战场的说法，就随手丢弃了。

　　1965年9月，人们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李家山上挖大寨田，挖出了一批青铜器，村民们把这些“东西”像分柴火一样按人掰成几份，丢在畚箕箩筐里弄回家。然后当作破铜烂铁两三块钱一公斤卖给供销社，补贴家用。
　　值得庆幸的是，供销社有一位收废品的职工有一点基本的文物常识，认为这可能是文物，随即告诉了县文化馆，馆里也告诉了省博物馆。可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人们哪里顾得上这种事。

　　次年，农民们再次“大战”李家山，又挖出了更多的青铜器，被正好在江川参加“四清”运动的张增祺老师得知。张增祺是毕业于北大，后分配在云南省博物馆工作，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
　　看到那些青铜器，这位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大吃一惊，他立刻断定，这是一片埋藏着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的古墓地。张老师赶回江川，呼吁进行保护。那些被挖出的文物，以三四元钱一公斤的调拨价上交给了省博物馆。

　　1972年，文物发掘工作被列上议事日程。1月18日，由张增祺任领队，进行正式发掘。发掘于当年5月中旬结束，分3段进行，期间因春节等因素停顿过两次，实际工作两个多月。发掘战国至汉的古墓27座，出土文物1300多件。当时条件很艰苦，发掘队的老师们就住宿在当地农民家中。发掘出的文物存放在生产队干部家中。发掘队离开时，将文物装箱后全部运往省博物馆收藏。

　　1973年，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云南省青铜文物展览”，展览会的会徽图案就是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展出的文物中，李家山出土文物占了一大半。

　　1991年夏，李家山下的温泉村请了玉溪地矿局区调队指导在李家山上探测硅矿，村民们挖探矿槽，有一条探矿槽直达李家山顶，经过山顶南端，一个中型古墓暴露无遗，当即发生哄抢文物事件。后经县文物管理所多方查询，追回了一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物。

　　此后，李家山山下一带，一直传说着“要想抱个金娃娃，李家山上去挖挖”、“江川李家山挖出金娃娃”， 当时，人们对文物的价值的认识已不能和第一次发掘的“文革”时期同日而语，李家山盗墓事件时有发生。
　　古墓群的保护引起了县里的重视，有关专家对李家山进行了详尽勘测，认定李家山还有为数不少的古墓。1991年12月19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云南省考古所张新宁老师带队，由省考古所和江川有关单位组成联合发掘队，对李家山进行第二次发掘。

　　这次发掘出大量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大量金器的出土，一时传遍了滇中山山水水，不仅江川，连昆明也有不少人还专程跑来观看，李家山上经常人满为患。一座古墓起土所要时间并不是很长，只是清理墓葬需要的时间很长。一座大墓往往要十天半月才能清理完，这工作只能按部就班。
　　
　当时县公安局调派了一位科长，率几位得力的干警背着冲锋枪在李家山上日夜守护。截止1992年1月，共清理古墓58座，发现文物2000余件。已发掘出土的上千件文物装箱堆放在山下一幢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为了以防万一，1992年1月15日晚，一位县委副书记率县公检法司的20多位干警，全副武装，晚饭后赶到李家山，将已装箱的文物上锁，贴上县人民政府的封条，装上警车，连夜押运回县城。

　　张新宁认为，李家山出土了这么多的铜鼓和高规格的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上乘，可以肯定地说：李家山是古滇国的一个王族墓地。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证明，李家山滇国王族墓地的时代从战国后期一直延续到东汉初，李家山自战国后期就已进入青铜文化的兴盛时期，随葬品数量多质量高的大墓层出不穷。

　　到了东汉初，李家山仍有不少规模较大的墓葬涌现，出土的青铜器也更多地保存了原滇国的风格。这充分说明，滇国统治者先发迹于李家山一带，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曾将滇国中心移向石寨山一带。当西汉中央王朝灭滇国时，滇王残余势力又退回李家山一带，直到中原王朝推行郡县制最后取代滇王政权。
　　1992年3月，李家山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4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对李家山的发掘工作进行了验收。7月，将放置在县档案馆的李家山出土文物移至县人民武装部办公楼进行整理。

　　1993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报道：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被列入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同年初，国家决定，中国第三届文物精华展首次(一二届均在北京故宫)出京，在上海举行，全国“展出近二百件(组)文物”，指定云南调展李家山15件(组)文物(其中有一组编钟是6件)，几占全部展出文物的10%。

　　为了使李家山文物能够留在江川，江川县委决定建一个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李家山博物馆于1993年底破土动工，1994年秋建成开馆，展出李家山出土文物200余件，成了全国第一个青铜器专业博物馆。在全国县级博物馆中是馆藏文物最丰富，文物价值最高的博物馆；成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人们到江川必去的地方之一。

　　“牛虎铜案”是李家山青铜器中最珍贵的一件文物，长76厘米，高48厘米，重30公斤。它是当时古滇国贵族宴食或祭祀是用的切肉盛肉的华贵工具。以立着的大牛四脚为案足，牛背呈现出椭圆形的盘子形状。一只猛虎扑在牛尾，虎视眈眈注视着圆盘。腹下横站着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整个铜案构思精巧，造型完善，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统一，成功地体现了艺术审美和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1999年，牛虎铜案赴美国巡展，其保险金额达1000万美元。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现在已成立了李家山古墓群警卫中队，在山顶有看守房，山西南方有看守台。配备了强悍的警卫人员，不分昼夜的在山间巡逻，并且有足够的枪支、狼狗、通讯工具等，建成了一个山上山下的联防系统。

　　至今，在抚仙湖一带，每当遇到雷电交加的气候，李家山便屡遭雷击。山上保卫人员值班室屋顶的房瓦，都被雷电击碎。后来在专家们的分析下，人们这才恍然大悟，这说明在李家山一定还埋藏着大量的金属物质，正是这些金属，才将雷电从空中引了下来。难道在李家山还有大量的青铜器未被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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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宝路线二
　　
　　 （山东—安徽—江苏—浙东沿海）
　　
　　
　　 第十三章 山东马陵山宝藏
　　
　　马陵山，古人也称为陵山、马岭山，地处苏北鲁南，是一条低山丘陵.它北起临沭县曹庄,经郯城县、东海县、新沂市，南止于宿迁境内的骆马湖边,整个山体连绵起伏,长达百余千米。
　　马陵山总的地势北高南低,主要隆突的山体位于山东省郯城县境内,最高山峰海拔184.2米；新沂市境内的马陵山主峰为91.8米。1995年4月，经山东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自然保护区，吸引了大批游人前来观光，现正申报国家A级风景名胜区。历史上的马陵山，因曾发生过齐魏马陵之战而千古闻名，因水浒人物孙二娘坐山招夫“十字坡”开黑店、埋下财宝而家喻户晓。无疑，这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山岭。

　　第一节 “双山一对直，一溜十八池”

　　相传，孙二娘的娘家在孙塘村，宋徽宗年间，孙二娘在孙塘村坐山招夫，与菜园子张青在村东北十字坡开酒店，常用蒙汗药麻倒过往行人，杀人越货。直到现在，孙塘村大人小孩都会说“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丢了去填河”。
　　孙塘村的人对村子里出过孙二娘这个“女强人”深信不疑，走在十字坡附近，他们甚至能“指出”，哪里是孙二娘曾经卖茶的凉亭，哪里是孙二娘曾经取水煮饭的泉眼。马陵山的村民都知道，孙二娘是当地人，菜园子张青是招赘来的上门女婿。夫妻二人在村东北开黑店、卖人肉包。

　　孙二娘和张青夫妻杀人越货积累了大量钱财。临上梁山时，孙二娘夫妇已积攒大量钱财，因不便携带，将所得金银财宝分成18份，分别雇用两名农夫趁夜分头挑运就地埋于本村双山峰下的指定地点埋藏。每到挖完坑穴、放好金子后，便当场将抬金子的人灭口。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后，孙二娘开黑店的马陵山十字坡下的孙塘村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双山一对直，一溜十八池”的说法。
　　双山在郯城县马陵山最南段，紧靠十字坡，因两峰突兀相连，故名双山。然而孙二娘和张青在征方腊途中双双殒命，最终未能还乡。18池金子于是沉寂在荒山野岭之中，具体埋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第二节 放猪拾金的故事

　　孙二娘到底是不是在马陵山开的黑店，由于郯城1168年大地震孙塘村的史料丢失，今人已无从考证。神秘的马陵山是否真的埋有18池金子呢？
　　受藏宝传说的影响，许多年来，这里一直未得清静。据说，解放前，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军阀孙殿英被张宗昌收为直鲁联军时，也曾派人秘探马陵山，企图伺机盗宝，最后无功而返。
　　倒是当地放猪娃谢二胖无心插柳，却偶得一池金子，一夜暴富。提起谢二胖子，村里无人不知，每一个人都能讲一段他放猪拾金的故事。谢二胖子是孙塘村的邻村谢圩子村的，真名叫谢松年，清末民国初人。少年时父母双亡，他以为村里的有钱人放猪为生，时不时受点村人的接济，但是接济他的都是穷人，富人黑心，尤其是他给放猪的这家，经常不发工钱，连饭也不让他吃饱。
　　这个孤儿，日子过得很是清苦，不知为什么被叫做“谢二胖子”，也许是他发迹以后终于能吃饱了，就立刻吃胖了吧。言归正传，有一天，谢二胖子在十字坡下的北沟底放猪，看猪吃得欢，他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平时他是不敢在放猪时睡觉的，如果没有看好猪让它们拱了富人的庄稼，那就会招来一顿暴打；如果拱了穷人的庄稼，他就更不忍心了；如果把猪放丢了，暴打都不能解决问题，小命儿都有危险。

　　可是那天他实在太累了，那家人头天晚上不让他睡觉，压了半宿碾子，也就睡了两个时辰，就又被叫起来放猪。谢二胖子心想着“别睡别睡”，还是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天都快黑了，他睡眼惺忪地，心想：我这是在哪儿啊？忽然，一激灵，糟了，猪呢？他欲哭无泪，无意识地回头一看：猪在不远的一处，都聚在一起不知道拱什么。天还没黑透，他一数，一只不少。
　　这下放心了，谢二胖子站起来走到猪群边上，要赶它们回家，可是猪在鞭子的威力下也毫不“屈服”，就是不走，他感到奇怪，就往前凑了凑，发现猪都在拱一个坑，坑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否则猪怎么会这么“专注”呢？谢二胖子用力挥了挥鞭子，使劲儿抽了几下，猪终于怕疼了，纷纷躲到一边去。

　　他蹲在坑边，一看，里面是个箱子，像是有年月的，用手敲一敲，还很结实，可是上面的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连锁眼儿都找不到了。按捺不住好奇心，谢二胖子伸手拿起身边的大石头，“咚、咚”几下，砸开了那个锁。他马上掀开了箱子盖儿，“妈呀！”“砰”的一声，箱子盖儿又关上了。因为谢二胖子吓得坐到了地上：里面竟然是满满一箱金元宝！
　　他感觉不到屁股的疼痛，反而一边用力掐自己的胳膊，一边自言自语：“不是做梦吧，我没看错吧，我没看错吧……”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清醒过来了，马上“嘿嘿”笑自己：“是不是真的，再看看不就得了。”他又到箱子跟前，一边把手伸向箱子盖儿，一边低声说：“爹娘啊，你们保佑苦命的儿吧。”箱子盖儿再次掀开了，他镇定下来，拿起一枚金元宝，沉甸甸的，他没见过黄金，可是传说中的金元宝都是沉甸甸的。

　　“我发财了、我发财了……”他瞬时间狂喜不已，荒郊野外，也没人听见他的喊声。
　　谢二胖子得了被猪拱出来的这一池金子，数量多少，因为年月久远，已不可考，可以肯定的是，他当然不会再给人放猪。为了“感谢”猪的“大恩大德”，他用十倍的价钱买下了这些猪，雇人给它们盖了一座“豪华”的猪圈，每日好吃好喝的供着。并且好好地“安葬”每一头自然死亡的猪，被村人传为笑谈。
　　这时，我们还是称呼发了家的谢二胖子的本名谢松年吧。谢松年瞬间发了大财，虽然他没忘记接济过他的村民，分别给了他们一点好处，但那毕竟只是九牛一毛。村里人还是很羡慕甚至是妒忌。

　　不愁吃穿后，谢松年的确过了几年惬意的日子，还娶了城里大户人家的小姐做媳妇，据说后来连续又娶了4房姨太太。可是此后，他的命运开始一波三折，坎坷无比，家里的姨太太争风吃醋，弄得家中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正室的娘家对他连续娶妾始终耿耿于怀，认为他逼死了正室，一直找机会“修理”他；县长也听说他挖过金子，是个大财主，觊觎已久……
　　总之，后来因各种原因，谢家连出人命官司，谢松年最后终因莫须有的罪名在南京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在狱中服毒自杀。村里人说，这是报应，因为他使的全是人命换来的黑心钱。金子的发现改写了谢松年的一生，不知他临死前有没有想过，那一池金子对他来说，究竟是福是祸。

　　谢松年死后，家人把他埋在当年得到金子的地方，直到1967年，墓穴被破坏了。当年负责挖掘坟墓的孙塘村一位老人回忆，尸体挖出时，丝毫没有腐烂，甚至肢体还很柔软，跟刚死时一样，只是皮肤发紫，看来的确是中毒而死。
　　而为了宝藏“寻寻觅觅”的人，则更相信马陵山上还有“剩下的”17池金子（另一池被谢松年挖走了），尽管他们始终不能领悟“双山一对直，一溜十八池”的“真谛”。于是，马陵山十字坡守山的孙塘村农民夜里常被莫明的挖凿声惊醒。手电筒射出的光柱在漆黑的斜坡古道上一晃，几条身影就会一闪而过，向山下匆匆奔去。十字坡坐北向南，坡上乱石丛生，坡前涧深潭幽，至今，野草丛生的十字坡上已经留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被钻挖的坑穴……
　　十字坡上斑驳的坑痕和深夜山间偶尔传过的敲凿声能否让“孜孜不倦”的寻宝人偶有所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答案。

　第十四章 江苏铁山寺宝藏

　　铁山寺位于江苏盱眙县，始建于东汉末年，是汉族出家的第一位僧侣严佛调所建，为其开山之道场。铁山寺规模宏大，包括以铁山禅寺为主的几座寺庙占地面积达20万平方米，修建历时15年。严佛调希望自己的开山道场香火一直延续下去，能够铁打江山般牢固，因此取名为“铁山寺”。
　　铁山寺历代扩建，到明万历年间，寺庙规模达到鼎盛，形成以铁山寺为中心，汪姑寺、清凉寺、龙山寺等14座寺庙群落，被称为苏北、皖东地区的“小九华”，僧尼达到千人。清末铁山寺毁于战火。

　　2001年10月3日，铁山寺举行大雄宝殿奠基仪式，在政府主持下重修，已完成大雄宝殿、山门殿建设，在建的工程是天王殿。大雄宝殿高度为24.8米，占地880平方米，比扬州的平山堂还要高大，为苏北第一大殿。
　　1000多年来，铁山寺附近一直流传着一个藏宝传说：东汉末年黄巾军领袖张角将战争中所得财物派人藏在了崇山峻岭间的铁山寺，为日后方便辨识，负责建造藏宝密道的工匠还特意绘制了一张藏宝图，并遵守张角的命令将藏宝图委托铁山寺住持严佛调保管。如今藏宝图早已不知去向，那些寻宝的人却始终没有放弃。


　第一节 托付藏宝图

　　严佛调是汉桓帝、灵帝时在洛阳译经的安息僧安世高的弟子，著有《沙弥十慧章句》，译著有《法镜经》等，在当时法名远播，不少人慕名去铁山寺拜访、求教，这其中有一个当时已是“重量级”人物的太平道首领——张角。
　　太平道为道教一支，奉黄帝、老子为教祖。虽然张角的道教与严佛调的佛教并非同宗，但是他非常钦佩严佛调的才学与人品，所以不顾旅途劳顿，从遥远的冀州到江苏铁山寺拜访严佛调。二人品茗对弈，相谈甚欢。

　　后来，张角领导各地起义军攻打郡县，火烧官府，释放囚犯，开仓放粮，并从贪官污吏和地主那里收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玉石玛瑙，数量甚为可观。于是张角决定将财物先找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为日后登基做个准备。几番思量，他想到了隐藏在崇山峻岭间的铁山寺以及德高望重的住持严佛调。
　　打定主意后，张角吩咐手下一个姓张的副将，带领多名士兵、工匠，日夜兼程押送数十马车珠宝来到铁山寺，在一处密林里修建藏宝暗道，把那些价值连城的宝物悉数埋入地下。因为铁山寺境内山高林密，很容易迷失方向，为了防止日后找不到宝藏，负责建造藏宝密道的工匠还特意绘制了一张“藏宝图”，并按张角的吩咐把藏宝图连同自己的亲笔书信交给了寺院的住持严佛调。

　　张角的部下在铁山寺的山林有“秘密”活动，严佛调听寺里的弟子汇报过。但当他从张副将手里接过藏宝图后，才意识到那些士兵几天来在山林里忙活什么。钱财对出家人来说是身外之物，他不想跟这件事有所牵扯，本欲推辞，却在看了张角的信后，改变了主意。信中写到：
　　大师，许久未见，贵体无恙乎？在下今日修书一封，有要事相求，还望大师不吝相助。
　　当今朝廷无道，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为国为民，匹夫有责，张角不才，担此重任。如今小有成就，南征北战数载，积得贪官、土豪之金银无数，此皆民脂民膏，奈何在下无能，无法近日登基，救百姓于水火。

　　余与大师虽仅有一面之缘，对大师之品德、才情却是万分敬佩。遂下决心，令部将将金银藏于贵寺山林之中，将宝图托于大师保管。日后张角若能主持天下，当取出宝物，充实国库；若张角战死沙场，一败涂地，望大师将宝物取出，救济百姓，取之于民，自应还之于民。
　　出家人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余将财物托于大师保管，不胜惶恐。想大师乃得道高僧，仙风道骨，必不会与张角这世俗之人计较，况此重托事关黎民，还请大师以苍生为念，万勿推辞。在下感激不尽。
　　
　第二节 寻宝未果

　　黄巾军起义之初，张角率领数十万起义军攻城夺邑，焚烧官府，的确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给东汉的统治带来了威胁。但这种胜利也与汉朝统治者开始对这一威胁并未重视有关。很快地，汉政府调集大批军队，集中力量镇压黄巾军，而黄巾军的主力毕竟是农民，缺乏战争经验，以致被东汉王朝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黄巾军面对东汉朝廷和各地地主豪强的血腥镇压，坚持了9个月艰苦的战斗。

　　最后，领袖张角不幸病死。张梁、张宝带领起义军将士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先后在战斗中牺牲。起义军的主力虽然失败，但是化整为零的黄巾军一直坚持战斗了20年，给腐朽的东汉王朝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言归正传，张角病故了，但是埋藏于铁山寺的宝藏还在。可是在哪儿呢？从战争中侥幸活命的那位曾负责藏宝的张副将打起了宝藏的主意。说他看黄巾军大势已去，遂将那些当年与他一起进山埋宝的工匠、骑兵等人一一设计杀害，手段无比狠毒。而后他悄悄跑进铁山寺找到寺院住持严佛调，谎称是张角派他来拿藏宝图的。

　　自严佛调接受了张角的托付后，一直对藏宝图一事十分谨慎，从未向外界透漏。当时信息十分闭塞，所以严佛调并不知道张角已经病死，但是他仍然有所怀疑：“当初，张施主对宝藏的用处有两个交代，一是等他登基后充实国库，二是若他战死，由我处理，现在既没听说他将大汉朝推翻，也没听说他的死讯。若说，他现在才后悔将宝藏托付于我，是不太可能的，既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那张副将在军中混了许久，早就练就了一副察言观色的本事，他见方丈面色不安，似有疑他之意，就马上用他那如簧巧舌，振振有词地说道：“大师，我来之前，将军叮嘱我跟您道歉，如今名未成、功未就，本不该打扰您，只是自从上月败了一仗后，我军损失惨重，军中供给日渐匮乏，实在需要钱财解这一时之需啊！”
　　这正是生死一线间，张副将已起了杀心，心说：“老和尚，别不知好歹，如果再不交出藏宝图，我就要用刀逼你说，管你什么得道高僧，见了刀子一样害怕，拿到宝图再杀了你，万无一失。”
　　孰不知，严佛调听他说得有理，再加上这个人本来就是先前交予他藏宝图的人，就打消了疑虑，转而对张副将的话深信不疑。于是他取出藏宝图交给了张副将。

　　于是，张副将只耍了嘴皮子就得到了宝贵的藏宝图，他表面上跟严佛调有礼地道别，心里却说：“老和尚，亏你识相，保住一条命。”将藏宝图骗到手之后，张副将以为宝藏马上就到手了，他禁不住欣喜若狂，拔腿向山林奔去，企图按图寻找当年的埋宝之地。
　　哪知就在他走进那片神秘的埋宝密林之际，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紧接着天昏地暗，狂风大作，然后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

　　张副将被这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吓得面如土色，他赶紧跑到一棵大银杏树下，以为可以暂时躲避一下狂风暴雨。可是他刚到树下，就被一个惊天炸雷击中了。那棵百年银杏随着那一声巨响，被一劈两半，躲在树下的人也随之一命呜呼。这场暴雨还引发了一场罕见的森林火灾，大火烧了好些天才慢慢地熄灭。藏宝图也化成了灰烬，后人再也无法按图索骥。
　　尽管后来还有许多人来此寻宝，这些人中甚至还有当年参与埋宝的工匠、士兵的后裔，但他们也是无功而返。如此大面积的、没有明确指示的寻宝，无异于大海捞针。
　　2001年到2005年，政府主持的铁山寺修复工程整整持续了5年，可即便是这样的大兴土木，也依旧没有发现宝藏的影子。铁山寺宝藏也许终成千古之谜。

很好！很强大！可惜都是捕风捉影的！:D

解释一下所谓的张定国就是李定国，张献忠手下重要将领！他可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病死在缅甸，他的后人活得好好的！有宝藏也轮不到现在的人意淫！

船棺崖葬，是古代勃人也就是巴人的葬俗，从商周时代到春秋时代都有遗存，不过巴人的墓葬也就是一般的随葬品罢了，从没有所谓的大规模宝藏的发现！

李自成的继承者以李来亨为首的十三家军一直坚持到康熙初年，在覆亡前还把部分子弟潜送回故乡，要是有秘密宝藏，早就被发掘出来充作军用了！

抚仙湖底的古城只能算是个遗址,不能把其定为宝藏的,不然的话.我们县历史上四迁,因为有三次沉入湖底或海底,岂不是我县历史上创造了三个宝藏了?;P

　　
　　 第十五章 江苏龙王庙行宫宝藏
　　
　　
　　
　　龙王庙为清朝皇帝的行宫，位于江苏省宿迁市西北20千米处的古镇皂河。明清两代，一直都把河工、水运看做国家头等大事，而祭祀河神则被认为是水运畅通、御灾捍患的必要保障。在运、黄两河的沿线，祭祖河神、水神、龙神的祠宇很多，但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龙王庙行宫。

　　该庙始建于清代顺治年间，改建于康熙二十三年。后经雍正、乾隆、嘉庆各代皇帝的复修和扩建，形成了现在占地2.4万平方米，周围红墙，三院九进封闭式合院的北方宫廷式建筑群。乾隆皇帝6次下江南，5次留宿在龙王庙行宫，并建亭立碑。1983年，龙王庙被划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划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皇帝屡次驾临的行宫，龙王庙曾经拥有无数珍贵的银器、铜器、瓷器、玉器，工艺精美，流光溢彩。清朝皇帝曾多次亲临龙王庙祭祖，庙中原有的匾额、碑刻、书画多出自他们之手，如果留到今天，已是无价的文物。

　　可惜大清日渐衰落，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更是战火纷飞，政府对这个拥有国宝的地方根本无暇一顾。于是，大量的国宝被盗、流失，据说有僧人为避免国宝遭到破坏，曾经将一部分藏匿起来，只是后来的人，怎么找也找不到……


　　第一节 富丽堂皇的龙王庙

　　龙王庙行宫经雍正、乾隆、嘉庆各代皇帝的复修和扩建，形成了现在占地2.4万平方米，周围红墙，三院九进封闭式合院的北方宫式建筑群。该建筑群位于古老的大运河畔，北临骆马湖，南接废黄河，东连马陵山。300多年来，龙王庙以其独特的宫式建筑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向人们展示着其独特的魅力。

　　龙王庙行宫建筑群，布局严整，规模宏大，轴线分明，左右对称，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整体呈长方形，双重围墙。中轴线上建筑物主次清晰，错落有致。自南向北，整个建筑群分为6大部分。

　　最南端为古戏楼，额枋上悬挂 “奏平成”鎏金匾一块，上下门悬有“阳春”“白雪”金匾各一块。该戏楼主要用于一年一度的初九庙会及皇帝驾临时看戏之用，1976年被拆毁，现仅存1.4米高的石基。古戏楼向北，为青砖铺设的宽阔广场。广场两边有两根六丈高的木质神杆，神杆两边有相对应的“河清”“海晏”牌楼。清朝乾隆皇帝5次下榻龙王庙，都是从“河清”“海晏”牌楼门进出的。

　　广场北侧是山门，亦称禅殿。禅殿大门的两旁，置放两尊清朝中前期的皇家石狮，雄狮重2.8吨，雌狮重2.76吨。石狮的造型为前脚直立，后脚盘曲，昂首挺胸，雄强威猛，整个石狮的造型生动，用料考究。山门正门的正上方，青砖镶嵌着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七个镏金大字“敕建安澜龙王庙”和一方“乾隆御笔”印。

　　过禅门进入第一道院落，中心位置是乾隆下旨建造的御碑亭，平面呈六角形，面积53平方米，12根朱红抱柱擎托着六角重檐攒尖顶的伞状黄色琉璃瓦屋面。碑亭正中耸立着一块5米高的御碑，碑帽的正面镌刻“圣旨”二字，碑身正面刻有圣旨全文，主要内容记叙了康熙、雍正皇帝建庙的缘由和修建的经过。

　　碑身的背面刻有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下江南时，第一次下榻此处所题写的御笔诗文：“皇考勤民瘼，龙祠建皂河，层甍临耸坝，峻宇镇回涡，毖祀精诚达，安澜永佑歌，彭城将往阅，宿顿此经过，捍御方多事，平成竟若何，所希神贶显，沙刷辑洪波。”碑身、碑帽的两面分别镌刻有乾隆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下榻此处所题写的御笔诗文。

　　在御碑亭的两旁，建有钟、鼓二楼。东边为钟楼，西边为鼓楼。建筑的形制、布局、尺度相同，每座建筑面积103平方米。钟楼内悬挂着嘉庆十八年马士魁敬铸的八角铁钟一口，钟重1000多千克。铁钟每只角上铸有八卦图文，钟体上缘铸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八个大字，字迹端庄，苍劲有力。鼓楼内，摆放着直径1.4米的大鼓一面，龙铃虎环，鼓声浑厚。乾隆皇帝下榻此庙时，撞钟击鼓，两厢奏乐，以最高礼仪恭迎皇帝的驾临。传说，每当洪水来临之时，龙王庙内钟鼓自鸣，声震数里，及时唤醒人们撤离险境，使百姓免遭洪水之灾。

　　第二进院落是整体建筑中心院落。御道上的主体建筑是“龙王殿”，又称“绿瓦殿”。龙王殿是该庙最具特色的主要建筑之一，殿宇重檐歇山，清式龙吻。黄、绿、蓝为主的六色琉璃瓦覆面，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占地面积435平方米。殿前白石月台，玉石栏杆。月台左右各有一座宝藏库，昔日用来焚烧字纸。月台当中为祭龙台，台中有吨余重的大铁鼎一尊。整个龙王殿，雕梁画栋，斗拱飞檐，结构严谨，装饰华丽，金碧辉煌，气韵无穷。

　　第三进院落，是龙王庙行宫的最后一进院落，也是皇帝的寝宫。二、三院落的相交处横向轴线上建筑分别是灵宫殿和东西庑殿。庑殿是庙内的僧侣们用来读书赋诗和研究佛学的场所，也是皇帝驾临时，文武官员用来处理政务和娱乐休息的地方。

　　中轴线北端是禹王殿，也叫观音殿。禹王殿属于宫式大作，重檐硬山，屋面饰黄色琉璃筒瓦和龙吻，大殿分上下两层，占地面积360平方米，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坐落在青石板筑成的1米高的须弥台上，殿高20多米，是龙王庙行宫内最高的殿宇。

　　大殿的明间南海观音趺坐在莲花座之上。二楼的楼板是由304块纵横组合的绘有龙风呈样彩色画面的木板吊制而成，对对龙风翩翩起舞，多姿多态，各不相同。东西两头暗间，分属方丈室和藏经室，由暗间扶梯登楼即可进入顶层。大禹王像就置于顶层的中央。院落内种有柏、柿、桐、椿、槐、杨六树，取意“百市同春”“百世怀杨”，虽经近三百年来风雨剥蚀，柏树、柿树、槐树、杨树仍苍劲挺拔，枝翠叶绿。

　　从康熙开始，清朝的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龙王庙行宫的修缮，直到清朝末年还在扩建，庙中原有的匾额、碑刻、书画多出自皇帝之手，各殿中供奉神祉的陈设用具，无不遵循皇帝礼制，爵、豆、觚、尊，三设六供，一应俱全。一切银器、铜器乃至瓷器、玉器均为朝廷御赐，其他的木器、雕像、石刻、清供用品，其数量之丰，工艺之精，无不流光溢彩，精巧奢华，远非一般民间庙宇所能攀比。

　　随着清朝皇帝多次临幸，加上岁时祭祖封赏，龙王庙行宫的珍藏不断增多，有些在今天看来价值连城的东西，在昔日行宫中都司空见惯。据说当时各殿神祉前供奉均用铜制宣德炉，总数不下30个。按现在拍卖价格，每个宣德炉均在10万元以上。

　　除正殿神像之外，僧人斋舍内供奉的都是一两尺高的銮金铜佛。这种铜佛的价格如今在30万元左右。各种官窑瓷器更是应有尽有，庙里的和尚们还俗以后，还都保留了许多，作为农家盆罐。而一件官窑青花瓷，如今卖上百万元已不是新闻了。另外像乾隆帝5次题诗的真迹，康熙、雍正所题的匾额、楹联、赞语，加上历年所接圣旨、御赐藏经总共有200余件。龙王庙行宫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藏宝库。

　 第二节 在乱世中流失的宝物
　　
　　
　　辛亥革命前，大清国已是强弩之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龙王庙行宫的僧人们屡屡盗取宫中文物变卖，行宫中珍藏的文物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流散。民国初年，社会动荡，行宫好几次遭遇兵匪抢劫。

　　1929年，国民党岳继竣部队来宿迁以镇压刀会为名，行烧杀抢掠之时，他们肆无忌惮地抢劫行宫中文物，损失无法计数。其中一个营长还看中了龙王庙寺院慈善堂中供奉的一尊大型玉佛，指示手下将其抬走，谁知抬到镇中火神庙附近，却怎么也抬不动了。

　　此时镇中父老乘机求情，并说玉佛显灵了，不愿离开皂河。那军官有些畏惧，只好作罢。那玉佛此后一直放在火神庙里，解放后火神庙一度成为文化活动中心，有人将玉佛放倒，坐在上面拉琴唱歌，后玉佛又被人掀翻到庙内池塘中。镇卫生院在此成立后，又在池塘处垫土，盖成了宿舍，今已无处可寻。

　　　　土改后，龙王庙行宫的庙产湖田全被分给农民，僧人们坐吃山空，于是变本加厉地变卖庙中各种文物古董。当时庙里一件红木条几，只卖二三块钱，一把硬木太师椅还卖不到一块钱，庙周围的农户中至今仍有人保存着当年购买的木器家具。

　　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乾隆龙床的被毁。在临被赶出庙门的那个冬天，龙王庙最后一任方丈戒明和几个小和尚到处找不到烧火的柴禾，只好狠狠心，将龙床从后宫墙上取下（原来龙床是挂在后宫墙上的），用斧头劈开，当柴禾烧锅做饭了。

　　这和后来庙里的大禹王神像的遭遇是一样的。“文革”前后，神像全被摧毁，泥塑的被捣掉，石雕的被砸碎，木刻的大禹王神像也被拉下神坛，用斧头劈坏，扔到了街东村部。村部冬天开会，天冷便劈一块神像来烤火，据说一烧满屋香气，一直烤了一个冬天才烧完。
　　离龙王庙行宫不远的北边有两座小庙，一为佛家，供观音，称观音堂；一为道教，供天后娘娘，称惠济祠。因道姑和尼姑都是女人，老百姓便统称两个庙都叫奶奶庙。龙王庙行宫被粮食部门征用后，汗牛充栋的经卷、碑帖都被运到了奶奶庙存放。

　　当时奶奶庙正殿和两庑中都被塞满了，四周的农户起初都去扯回来当手纸，因为多是宣纸，毛边纸，纸质绵软，所以很受“欢迎”。后来有人将纸抱回家当柴火用，发现火旺而无烟，于是村民们争先效仿，后来某一天街头村老会计做账，遍寻不到演算纸，想到奶奶庙拿些经本，一开门才发现已是空空如也！
　　
第三节 失而复得的铁磬

　　20世纪90年代中期，宿迁市文化部门在着手对龙王庙行宫进行建国后第二次抢修的同时，也开始了对龙王庙原始文物流失去向的寻找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开座谈会、拜访知情者、下田头、进农户调查了解，取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

　　1997年夏，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姓蒋的民间鼓乐艺人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在附近某镇的农具厂厂长家吹喇叭时，曾看过一座铁鼎，鼎上的铭文表明那是皂河龙王庙的遗物。该厂长自称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皂河镇卖给该农具厂的。

　　得到这个消息的工作人员非常兴奋。须知当年龙王庙行宫的铁鼎以精铁铸就，两米多高，状如玲珑宝塔，雕龙刻凤，多层飞檐，烫金主顶，可算是宫中一绝。如果能将其寻回，意义十分重大。

　　在得到了有关部门同意后，工作人员决定正面接触该农具厂厂长。经过几次谈话，那厂长却一口咬定从未见过什么千斤铁鼎，为证明自己的“清白”，还带着工作人员在厂区巡视了一番，的确不存在此物。

　　工作人员并不气馁，决定依靠当地的党组织，对该厂长加强国家文物法规知识的教育。后经反复宣传，耐心说服，该厂长终于承认自己的确藏有龙王庙行宫的一件铁器，这是自己买断农具厂产权以后，从农具厂仓库中搬回家的。

　　这件铁器绝不是工作人员所说的千斤铁鼎，只是一个状如铁盆的东西，因为不认识就马虎地称之为鼎。这是一个直径2尺左右的大型铁磬，呈盆状，四壁铸有铭文，为光绪年间皂河龙王庙方丈绪控监铸。敲击一下，音质悠长舒缓，非常优美，可谓保存完好。

　　 第四节 无功而返的寻宝行动
　　
　　
　　　　1983年，江苏省有关部门对皂河龙王庙行宫进行了解放后的首次大抢修。这个新闻公布不久，当时的宿迁县文化部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闸北区的信。写信人自称解放前在龙王庙行宫里做和尚，解放后还俗，到上海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写信之时，已退休在家。
　　　　这名退休工人在信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宿迁解放的前夕（即1948年6月），当时做小和尚的他奉命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将庙内方丈珍藏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的御笔真迹、几大包圣旨，和一些当时认为价值较高的字画、账本等物品全装入箱中，埋入地下。信中指证，埋藏的地点是在后大殿内楼梯拐弯处的正下方，靠墙边向里第九块罗底砖下，中心深度大约5～6尺。

　　收到信的宿迁县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个无稽之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头脑中“左”的东西仍占据相当位置，并且文物意识淡漠，认为此事即使是真的也不过是一些“封建糟粕”而已。

　　但当时有一位负责新闻科的同志却留了心，他会同了当时负责文博工作的图书馆长，一同来到实地考察。令人失望的是，后大殿早已面目全非了。原大殿是重楼结构，但二楼被解放初期粮食部门拆掉，已不存在楼梯，所以楼梯拐弯处就无从找起。

　　另外，地面上早已打上了厚厚的水泥层，第九块罗底砖就更无法确认。并且当时殿内满满地贮存了几百吨粮食，想见到地面都不可能，更别提挖5～6尺了。二人只好作罢。

　　　　直到1999年，江苏省文物保护部门决定对龙王庙行宫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复，而重修后大殿也在修复计划之内。恰巧，当年在宣传部工作的那位同志已是宿迁县主要领导之一，同时负责此项工作。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那封信，于是明确指示，在这次修复过程中，一定要多方配合，注意寻找当年可能匿存的文物。

　　　　2000年夏，皂河龙王庙行宫后大殿重修工程动工，地基挖掘工作刚刚到一半的时候，工地上便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施工人员在东墙根处挖出一块残破石碑，工人小心翼翼地将石碑抬出。经研究，这是块记载着龙王庙行宫当时庙产土地情况的纪事碑。这块石碑的发现对于研究龙王庙行宫的源起、经济供给、发展状况，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然而，接下来的施工过程，却并不尽如人意。历时2个月、深挖了近3米的地基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及施工人员过滤普查了所有取出的土层，除了发现大量的瓦砾、瓷片、木炭、石灰等文化层之外，一无所获。

　　建筑技术人员和宿迁县博物馆同志认为，即使没有发现上海来信中所说的“御书圣旨”之类的宝藏，也不能就认定当年的上海来信是凭空捏造。尽管后大殿地基挖得很宽，涉及面很广，但毕竟殿中央地面仍没动土，说不定该宝藏正是埋在殿中央了。

　　因为不是正式挖掘文物，所以不便专门深挖。根据博物馆人员的比较和分析，发现挖出的文化层中有大量的和此殿原地面建筑相一致的砖瓦石灰等建材碎片，这说明在1957年左右，粮食部门拆掉大殿上层时，已经挖掘过殿内地下部分了。也许，那批宝藏在当时就已经被发现了。

　　1998年底，与皂河镇仅一河之隔的王官集镇某村的一位田姓老人，在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他当年曾是龙王庙里的守门僧人。在1948年6月，他奉命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将庙里的银元、银器和一部分金器收拾好，装入木箱中，埋在禅门前的大戏楼东侧。

　　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刚刚组建的宿迁县博物馆。馆里的同志非常重视，在征得有关领导的同意后，按照田姓老人所讲述的，找到了大戏楼的墙基遗址，在向东若干米，向北若干米的位置开始挖掘，挖了不长时间，就发现了松软的土层，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用来作标记的石灰粉，但接着往下挖，便空空如也。有着丰富经验的古建筑队技术人员判断这里已经被人盗挖过了，而且盗挖的时间起码在40年以上。也就是说，当初参与埋藏的僧人，很有可能后来偷偷地盗走了这批宝藏。

　　　　但是在这样一个拥有上千顷良田、几十处房舍的皇家庙宇中，众多的珍藏财物不可能由几个人单独行动，埋在一个地方，很有可能是一次多个小组分头行动。那个退休工人和田姓老人也不可能知道每一个埋藏地点，这样说来，除了两位老人提供的两个地点外，龙王庙地底下，极有可能还埋藏着宝藏，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具体位置。

　
　　第十六章 太平天国宝藏
　　
　　
　　
　　太平天国（1851～1864）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51年金田起义，结束的标志是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3年。领导人为洪秀全，称号为“天王”，首都称天京（今南京）。

　　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最终仍然失败了，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所以根本不可能实现；其次由于是战略上的失误；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主要领导人生活腐化，搜刮财富，剥削百姓，贪图享乐，暴露出了小农阶级的劣根性，已违背了当初起义的初衷和宗旨。

　　自从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金田村爆发后，太平军一路北上，攻城略地，连战连捷，于1853年占领南京，改为天京，南京便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都城。天王洪秀全命令下属将各地掠到的宝物放进他的天朝宫殿中，为了搜罗更多的财富，他还开始了可笑的“卖官制度”，只要别人出钱，就能买到“王”位。

　　因此，到1864年，洪秀全已经积聚了巨额财富，太平天国兵败南京之后，清朝政府曾下令追缴国库里的财宝，但曾国藩以“城内并无贼库”的回复，否认了天王府存在财宝的推断。太平天国宝藏的去向为后人留下了难解的谜团。

　　第一节 “圣库”的金山银海
　　
　　
　　 研究太平天国战争史的马青云教授说，洪秀全曾经跟外国耶稣会的传教士爱约瑟，讨论天堂是虚的还是实的问题。爱约瑟说，天堂是实的。天堂是用什么东西做起来的呢？实际上就是金银财宝。特别是红宝石、绿宝石，还有碧玉、金子。天堂会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珠光宝气的感觉。

　　洪秀全听信了爱约瑟的话，决定用财宝建他的人间天堂。于是，为聚敛财富，他在太平天国创建之初，就颁布实施了“圣库”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一般的太平军身上除了极少量的钱财之外，不能多带。凡是战斗当中缴获的所有钱财，全部要上缴到圣库。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圣库统一配给，百姓若有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的都要问斩。

　　洪秀全还要求入太平军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他在1857年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又封了自己的亲戚若干。没过多久，他出于削弱诸主要将领尤其是李秀成兵权的考虑，又想趁机大捞一把财宝，让他哥哥代为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封陈为护王。

　　他自以为这是一箭双雕，是极好的买卖。于是此门一开，许多人纷纷仿效，“买卖”很红火。王封多了，有的王号已封给某人，不久竟再封给另一人。随着王爵大甩卖，干脆取消区别，一律称列王。后来，削价贱卖，封了不少人为尘，就是小王的合写。

　　据记载，洪秀全共封了2700多个王，以至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2700多个，是否包括尘，已难以考证。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使想晋封的人拼命搜刮去行贿；得到王爵，便可以合法地进一步搜刮，大建王府，大搞腐败。

　　而“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已名存实亡。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币。王长兄（指洪秀全兄长）、次兄（指杨秀清）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这就说明“圣库”财富其实是洪秀全的“私藏”。

　　据说，洪秀全所用的碗筷，甚至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以至圣库曾经黄金告急。他在宫中享乐，很少有时间和心思坐朝，甚至11年里只因“天父下凡”出宫一次。当时南京城里盛传，宫中金银财宝“如山如海”。
　　

第二节 金碧辉煌的天王府
　　
　　
　　洪秀全一边用“圣库”的名义大肆敛财，一边用这些钱财建造他的“天王府”。这项工程，是由“素性机巧”的两名广西工匠宾福寿和张维昆并肩担纲，规划督造，同时，从苏、徽、鄂一带招募了大批“匠作兄弟”，日夜赶工而成，许多材料是拆除明故宫得来的。

　　据记载，当年的天朝宫殿壮丽无比。天朝宫殿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周围十余里”；四面数丈高的宫墙蜿蜒环绕，分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宫墙之外，开凿一道宽深近7米的“御沟”（护城壕）。天朝宫殿的规模可与北京的紫禁城相媲美，大致范围如下：东沿黄家塘至利济巷，西临碑亭巷一线，北到杨吴城壕（今珍珠河），南抵科巷一带。

　　天王府南部有一巨大广场，最南端屹立着一列黄色大照壁，宽逾300米，上边彩绘着龙虎狮象图案。广场中央，还建有数十米高的一座“天父台”。广场北尽头，“五龙桥”横卧于御沟之上。

　　天王府外城的头道大门“真神荣光门”，又名“天朝门”“皇太门”，门前刀戟林立，侍卫森严。外城二道门是“真神圣天门”，门的两侧有亭翼然，各以黄绿琉璃瓦覆顶，取名“吹鼓亭”。“真神圣天门”又是通往天王府内城的头道门，所以也叫“禁门”。

　　踏进圣天门，再穿过修长的雨道和“忠义”牌坊，就到了天朝宫殿的核心所在——“金龙殿”。“金龙殿”又称“荣光大殿”，按照东王杨秀清的说法，这座“高广几等太和殿（北京）”的构筑，“乃我天王正殿”。天王宝座高高在上，殿前张悬着四盏硕大的红纱圆灯，系“元时宝物也”；重重门户，“间有帘幕，皆黄缎蟠龙，杂缀零珠碎玉”；殿心，赫然一把沉香椅，“大逾合抱，雕镂极细”。据说，屋里陈设的种种珍玩，“俱价值连城物”，甚至有从圆明园流散来的稀世之宝。

　　金龙殿后依次是“基督殿”“真神殿”等九进殿宇，第九进殿宇为三层大楼，“顶层绕以阑，阑内置长窗，屋上覆黄瓦，四角悬檐铃，登眺可及数十里”。

　　天朝宫殿的最后一部分是“后林苑”，它与内城的东花园、西花园，一起构成了天王府的游乐区。这里奇花异草，台榭亭阁，既有“塘方十数亩”的水池，又有曲径通幽的园圃；既有临风揽翠的石舫，更有“金鱼活泼，荇藻纵横”的“玻璃室”以及“天王消夏处”……苑内，还畜养着虎、豹、孔雀、仙鹤之类。

　　　 1864年7月底，攻入天京（南京）近两个月的湘军首领曾国荃，下令烧毁太平天国天朝宫殿，大火竟然烧了3天3夜，有诗云：“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事实上3天3夜的大火并没有完全将天王府化为灰烬。

　　清人周壳慎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对所见的劫后天王府有如下记载：“大门前二吹鼓亭犹存，大堂如故，两檐柱朱漆彩画，中楹上悬直匾，嵌金字曰荣光大殿，大堂后穿廊如故……二堂以后屋全焚。验其残墙，似分左右二区。每区大楼五层……楼前各有石船二，长约八九米丈，石船上有木房，已毁。后园有小石山，山有洞。”

　　曾国藩心腹幕僚赵烈文在其《能静居日记》中，也记有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正月十一日所见的天朝宫殿：“门外左右各有一街楼，相距只一箭地，楼中为影壁，影壁正中一楼，楼北为一楼，尚宏敞，上书真神圣天门，门内数十武，又一门，大小如之，上书真神荣光门。门内一河，上架石梁栏阶，皆刻龙。水北左右两亭，亭北正中伪殿，重檐圆顶，楹题皆泥金绘龙。中设暖阁，如官府堂皇之制。而大殿内穿堂甚长，以北皆毁，零甓满地……自穿堂以后至末层，尚七、八进。最后则三层大楼，梁柱已尽，壁上形迹尚在……满壁绘画。”

　　天朝宫殿内的许多重要建筑，如金龙殿、暧阁、穿堂及左右附属建筑和东、西花园等，都没有完全烧掉。保存完好的最早建筑，应是西花园的石舫“不系舟”。1864年，湘军的大火仅烧毁“不系舟”上的木质结构部分，下部船身全由石头砌成，又独立于水中，所以保存完好。

　　解放后，船舱上的木质结构多次按照“太平天国风格”修建，两边门柱上的一对彩雕木狮，雄伟健壮，狮子额头上的“王”字颇引人注目，倒看又像“天”字，这正是太平天国雕刻动物装饰中独有的纹饰特征。前舱两扇木雕屏风中的“猴鹿”（谐音“侯禄”）“凤凰”和“麒麟”，精雕细刻，神态生动，还有船头“牡丹”“万年青”及彩绘浮雕等图案。

　　西花园的假山也逃过一劫。西花园内假山群主要有四处。第一处假山在煦园西南角，原有东、西两边呈“人”字形石阶可上望亭，下有石洞亦可绕行，而今改造为单边上行，其下空洞已稍作扩大。

　　第二处假山在夕佳楼北侧，占地不大，高约3米，为中空山堆式，其下部有一洞，可容数人。在西南有一入口，拾级而上可登至顶部，即可遥望太平湖对岸之忘飞阁、棕榈亭等。
　　第三处面积有300多平方米，位于花园东南角，其东端高处有一“六角亭”。

　　第四处假山位于花厅与桐音馆之间，四周重叠湖石围绕，呈长方形，长20多米，宽约10米。出入口东西各一，其间只有一条长约百米有余的蜿蜒曲道相联，道光帝特赐两江总督陶澍的“印心石屋”碑横卧在假山之中。

　　有许多珍贵文物混杂于假山之中而得以保存，“纶音碑”“胡待卫衙界碑”等文物均是在假山中发现的。现在总统府中轴线东侧穿堂通往东区的一门额上，有篆书砖匾“旭爽”二字，字已模糊，并有明显破坏痕迹，许多专家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天王府遗物，很可能是洪秀全手迹。另外，还有些抱鼓石、石基等天朝遗物，是近年来不断挖掘后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