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44:46
(J．M．哈特著，靳贵珍译，李鹏飞校)
在整个19世纪，德国大学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从1815年到1914年．美国留德学生达一万之多。这些留德学者回国以后，大多成了美国高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成了传播德国学术思想的领头人。詹姆斯·摩根·哈特(james Morgan Hard)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之一。他于19世纪早期留学德国并返回美国，19世纪末他叉到德国大学故地重游，并在多所著名大学游学。因此，他有多次与德国著名学者、教授和学生直接接触的经历。德国大学及教授对他的熏陶根深蒂围。正因此，他对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所做的比较才是真实可信的。这种比较主要集中于他所著《德国大学：切身的经历》一书中。
一、什么是大学?
德国人对大学的集中看法是：大学要有一个目标，两个条件。这个目标就是从事科学研究；两个条件就是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德国人认为，教学自由在最崇高的意义上亦即热情地、系统地、独立地以各种方式去探求真理而不管它的应用价值如何。教学自由还意味着教授或讲师有自己选择教学内容的自由。学术自由意昧着把学生从机械的、强制性的死记硬背中解放出来。
如果一所大学欲追求的目标不是上述对知识的追求，或者缺乏教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在德国人看来，不论它的资金多么雄厚，学生多么众多，校舍多么富丽堂皇，都不能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大学。
从另一方面说，像罗斯托克这样一所小的、偏僻的大学，它只有三十四个教授和助教，一百三十五个学生，然而，它也像莱比锡大学一样，是一所真正的大学，而莱比锡大学却有学生三千多，教授一百五十多。这是因为罗斯托克大学办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理论知识，符合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两者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而不是本质属性的问题。倘若我们审视一下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维也那大学的授课安排和时间分配，我们一跟就会被它开设的繁多的文学和科学课程所折服。这些大学的学术领域似乎漫无边际。显然，能够体现人类能力的所有学问都开列了出来。然而仔细审视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看似无边的领域都有自己的界限，学科门类都是紧密相关而绝不会使人有失度之感。这对习囔于以数量巨大和追求虚饰为特点来评估自己的精神财富的美国人来说不免感到奇怪：一所德国大学，甚至是最大的学校，十分明白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德国大学不是一个“任何人都能学到某种东西的地方。”其崇高的性质使它更加谦逊 它献身于理论研究，而将那些实用的和技术的内容留给其它院校来搞。莱比锡大学1872—73学年度的课程与时间安排表足足有八开版本三十页之多。在所列科目单中，几乎难以找到一门课程可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实践课程。德国大学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培养目标：培养思想家。其目标不在于培养出具体的诗人、画家、雕塑家、工程师、矿工、建筑师、银行家、和制造商。
这些实用型的人才可以从德勒斯顿、慕尼黑、杜塞尔多夫等艺术学院，从布给姆汉堡、富兰克夫等商业学院，从汉诺威、弗朗贝格、斯图加特工业学院中培养。甚至这些职业自身、其理论与实践也给予详细的区分，只有理论研究才被看作大学教育的合法范围。以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四个学院为例，依次观察一下它们的教育功能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学科教育方法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神学院培养的是神学家而不是牧师；法学院培养的是律师而不是法官；医学院培养的是医学理论家而不是医生、实验员和学者；哲学院培养的是充满奇思遐想的思想家而不是工艺学家和教师。然而，每位牧师、法官、医生、教师、植物学家、地理学家都通过了大学课程的学习。
那么，大学仅仅强调理论培养意味着什么?难道各种职业的实际工作者不能在大学接受其职业方面的培养而到其它别的不可能进行这种培训的地方去寻求职业造诣吗?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只能这样来解释：大学是一种永恒的、自治性的机构，它是一个自我存在的世界。它有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仅仅是一个靠它可以从低层向高层攀登的阶梯。当然，我所说的自治”是指大学是一种独立的、按照自身的法则运行、吸取营养并得以壮大的机构。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大学完全或者几乎完全依靠国家的资助赖以生存。大学的这种特点看来似乎微妙，但是．它对于形成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是很重要的。大学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取教学人员，他们将在自己的领域内工作终生。在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或海德堡大学的工作人员的名册上，人们看到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作为理论家开始起教学生涯，从未有人试图成为实业家。对他们来说，大学决不只是一个终身归宿，其本身力量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大学教师永远是大学的一员，他们永远不期望成为其他人员。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声言以免招致误会。例如，读者很可能对哥廷根大学产生错误的印象，根据我自己进行的推论，认为它所有的教授都是自己的毕业生。实际情形正相反，可能它三分之二的教学人员来自其它学校。作为惯例．年轻的教师首先接到的不是来自他所在学校的召唤一在这方面，德国大学也并无二致。促使美国大学选取自己的毕业生做教师的这种意向在德国是极不常见的：读者自己可以判断这两种体制哪一种比较好：一种是自由选择的，另一种是“近亲繁殖”的。当我说德国大学完全是从它自己的毕业生中接受工作人员时，我并不是指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或哥廷根大学，而是把德国二十几所大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的。这个整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合作得很好。教授、讲师甚至学生没完没了地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形在美国是令人惊愕的，可在德国却视为当然。一个人作为教师在一个地方度过他的职业生涯是特例而不是一种惯例。
这种择业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如此对于那些无论以何种教育者的身份与大学相联系的人来说，大学是一种人生归宿而不是一种谋生手段，是一生事业而不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是一种职业生涯而不是一种训练。教授不是从国家或者从地方领头的律师、牧师、教师、科学家中选择出来的。当一个大学一时的职位出现空缺或者一个新的教授职位产生时，填补空缺的问题随之而来这时学术委员会不是去法院、律师事务所或者大学的预科学校考察一个可得的继任者，而是努力搞清谁是最有前途的人选。或者是靠他的学术或者是从备选的位置上送选：备选的这个年轻人必须靠他最近出版的学术著作而崭嚣头脚。新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在这一点上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法德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间，这所大学招聘了所有系的全部教学人员．共八十人。到目前我敢肯定，没有一个可以叫做实际工作者的人。他们都是来自其它大学的全部或者部分制的教授或讲师。
熟悉斯拉哥斯堡大学教授状况的人可以将它的教学人员分成三六九等：这人来自柏林大学，那人来自维也纳大学，第三个人则来自伍尔滋堡等。读者或许要问：在美国不也是这种情形吗?美国学院的教授不也都是自己的毕业生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美国大学和德国大学的做法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大学的教授中有多少人一直是教授，而不是干过其它职业的人?其中又有多少人能配得上他们所占有的受人尊敬的讲座职位呢？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做学生时就决定要永远过一种学院生活?作为回报，决定在母校或在其它大学去教育他人?我所论及的不是指诸如耶鲁或哈佛这类有着古老的传统和充裕的财源的大学，它们是靠英格兰肥沃的文化土壤的滋润成长起来的；而是像美国的中西部和南部各州普遍存在的典型的大学。其中不知有多少教授曾经经过商西过农场、当过工程师或干过新闻记者的行当?有没有拉丁语教授做学生的数学辅导员、或者为青年女子提供膳食服务的教育?从纽约到旧金山，在成千上万的称自己为教授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可以以自己的学位为自豪：我年轻时选择了自己的执教事业，其后从不间断，从未离开本行。作为一个专家．我已经做出了许多的证明我的勤奋的成就。
不，读者尽管放心，德国大学的特征和学术氛围从根本上是和美国典型的大学不同的。这种差异是特性上的而不是程度上的。如流行的谚语所说，“比较”是枯燥无味的。然而，我冒昧做了以下的比较，恐怕对理解这一重要的观点有所帮助。无论如何，这种比较是公正的。德国黑森的马尔堡现有学生四百三十人，我的母校——普林斯顿有学生四百二十人，学生人数几乎相等，它们都位于较小的城镇。然而，普林斯顿仅有教授和讲师十八人；马尔堡却有六十二人。而这六十多人也都以其创造性的研究闻名于世。确实，也可以同样说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们，只是要有严格的限制。在普林斯顿大学，没有一个教授和学生是在将全部精力用于授课或学习的，学校的教学司空见惯地照序进行，每个教授按照所有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时设定的普通发展方式做出自己的一份工作。马尔堡大学则有四个学院：学生可以学习神学、法律、医学、古典哲学、现代哲学、自然科学、历史和东方语言。每个教授都有～帮弟子，导师对他们反复施加影响。在莱比锡、柏林、海德堡和维也纳大学的最受欢迎的领域，人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宁静的学术氛围，同样的对于生计学问的鄙视，同样宽广的文化、深邃的视野、坦荡的意见和自由的行动。我在马尔堡大学逗留的两个月中，每一刻都能感受到：一所德国大学，不论它多么不起跟，它自身就是一个为它自己而存在的世界。其目的不是为了欢送聪明的、活跃的、雄心勃勃的学生，而是为了形成文化。这种情形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许多在德国就读过的学生都有这种看法：他们将来只想成为教授。学院的全体人员都紧密台作，他们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形式使一种精神秩序得以永存。显然，每个较高职位的职业教授和教师都要通过大学教育，那么，国家的知识宝库的形成就要靠这些精选的少数教学人员了。他们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性格和同情心方面极为相似。他们对尘界的喧嚣不屑一顾，依据抽象真理的原则规范自己的生活，塑造自己的性情。大学的质量是由其Ig标决定的，这个目标就是：大学不仅培养有能力的实干家，而且培养未来的教授。实际上，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在这一方面，教授无意识地依据大学内在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行动。如果完整的科学文化是国家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那么，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它。精神承传过程中最微小的疏忽也会像传教过程中的一点小小的分歧一样危险。因此，年轻人应当顶住各种诱惑，以便届时能成功地接替他们现时老师的位置。讲授和其它的教学工作必须适台于培养义务讲师(注：德国通行的由学生学费中提供报酬的无薪教师称pr卜vat—docenten)，因为他们会使自己获得资格成为将来大学讲坛的“霸主”。因而，必须要有一、二个人立刻填补每个死去的或者调动的教授的位置。
那么，大学仅仅强调理论培养意味着什么?难道各种职业的实际工作者不能在大学接受其职业方面的培养而到其它别的不可能进行这种培训的地方去寻求职业造诣吗?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只能这样来解释：大学是一种永恒的、自治性的机构，它是一个自我存在的世界。它有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仅仅是一个靠它可以从低层向高层攀登的阶梯。当然，我所说的自治”是指大学是一种独立的、按照自身的法则运行、吸取营养并得以壮大的机构。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大学完全或者几乎完全依靠国家的资助赖以生存。大学的这种特点看来似乎微妙，但是．它对于形成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是很重要的。大学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取教学人员，他们将在自己的领域内工作终生。在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或海德堡大学的工作人员的名册上，人们看到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作为理论家开始起教学生涯，从未有人试图成为实业家。对他们来说，大学决不只是一个终身归宿，其本身力量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大学教师永远是大学的一员，他们永远不期望成为其他人员。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声言以免招致误会。例如，读者很可能对哥廷根大学产生错误的印象，根据我自己进行的推论，认为它所有的教授都是自己的毕业生。实际情形正相反，可能它三分之二的教学人员来自其它学校。作为惯例．年轻的教师首先接到的不是来自他所在学校的召唤一在这方面，德国大学也并无二致。促使美国大学选取自己的毕业生做教师的这种意向在德国是极不常见的：读者自己可以判断这两种体制哪一种比较好：一种是自由选择的，另一种是“近亲繁殖”的。当我说德国大学完全是从它自己的毕业生中接受工作人员时，我并不是指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或哥廷根大学，而是把德国二十几所大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的。这个整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合作得很好。教授、讲师甚至学生没完没了地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形在美国是令人惊愕的，可在德国却视为当然。一个人作为教师在一个地方度过他的职业生涯是特例而不是一种惯例。
这种择业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如此对于那些无论以何种教育者的身份与大学相联系的人来说，大学是一种人生归宿而不是一种谋生手段，是一生事业而不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是一种职业生涯而不是一种训练。教授不是从国家或者从地方领头的律师、牧师、教师、科学家中选择出来的。当一个大学一时的职位出现空缺或者一个新的教授职位产生时，填补空缺的问题随之而来这时学术委员会不是去法院、律师事务所或者大学的预科学校考察一个可得的继任者，而是努力搞清谁是最有前途的人选。或者是靠他的学术或者是从备选的位置上送选：备选的这个年轻人必须靠他最近出版的学术著作而崭嚣头脚。新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在这一点上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法德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间，这所大学招聘了所有系的全部教学人员．共八十人。到目前我敢肯定，没有一个可以叫做实际工作者的人。他们都是来自其它大学的全部或者部分制的教授或讲师。
熟悉斯拉哥斯堡大学教授状况的人可以将它的教学人员分成三六九等：这人来自柏林大学，那人来自维也纳大学，第三个人则来自伍尔滋堡等。读者或许要问：在美国不也是这种情形吗?美国学院的教授不也都是自己的毕业生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美国大学和德国大学的做法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大学的教授中有多少人一直是教授，而不是干过其它职业的人?其中又有多少人能配得上他们所占有的受人尊敬的讲座职位呢？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做学生时就决定要永远过一种学院生活?作为回报，决定在母校或在其它大学去教育他人?我所论及的不是指诸如耶鲁或哈佛这类有着古老的传统和充裕的财源的大学，它们是靠英格兰肥沃的文化土壤的滋润成长起来的；而是像美国的中西部和南部各州普遍存在的典型的大学。其中不知有多少教授曾经经过商西过农场、当过工程师或干过新闻记者的行当?有没有拉丁语教授做学生的数学辅导员、或者为青年女子提供膳食服务的教育?从纽约到旧金山，在成千上万的称自己为教授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可以以自己的学位为自豪：我年轻时选择了自己的执教事业，其后从不间断，从未离开本行。作为一个专家．我已经做出了许多的证明我的勤奋的成就。
不，读者尽管放心，德国大学的特征和学术氛围从根本上是和美国典型的大学不同的。这种差异是特性上的而不是程度上的。如流行的谚语所说，“比较”是枯燥无味的。然而，我冒昧做了以下的比较，恐怕对理解这一重要的观点有所帮助。无论如何，这种比较是公正的。德国黑森的马尔堡现有学生四百三十人，我的母校——普林斯顿有学生四百二十人，学生人数几乎相等，它们都位于较小的城镇。然而，普林斯顿仅有教授和讲师十八人；马尔堡却有六十二人。而这六十多人也都以其创造性的研究闻名于世。确实，也可以同样说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们，只是要有严格的限制。在普林斯顿大学，没有一个教授和学生是在将全部精力用于授课或学习的，学校的教学司空见惯地照序进行，每个教授按照所有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时设定的普通发展方式做出自己的一份工作。马尔堡大学则有四个学院：学生可以学习神学、法律、医学、古典哲学、现代哲学、自然科学、历史和东方语言。每个教授都有～帮弟子，导师对他们反复施加影响。在莱比锡、柏林、海德堡和维也纳大学的最受欢迎的领域，人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宁静的学术氛围，同样的对于生计学问的鄙视，同样宽广的文化、深邃的视野、坦荡的意见和自由的行动。我在马尔堡大学逗留的两个月中，每一刻都能感受到：一所德国大学，不论它多么不起跟，它自身就是一个为它自己而存在的世界。其目的不是为了欢送聪明的、活跃的、雄心勃勃的学生，而是为了形成文化。这种情形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许多在德国就读过的学生都有这种看法：他们将来只想成为教授。学院的全体人员都紧密台作，他们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形式使一种精神秩序得以永存。显然，每个较高职位的职业教授和教师都要通过大学教育，那么，国家的知识宝库的形成就要靠这些精选的少数教学人员了。他们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性格和同情心方面极为相似。他们对尘界的喧嚣不屑一顾，依据抽象真理的原则规范自己的生活，塑造自己的性情。大学的质量是由其Ig标决定的，这个目标就是：大学不仅培养有能力的实干家，而且培养未来的教授。实际上，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在这一方面，教授无意识地依据大学内在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行动。如果完整的科学文化是国家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那么，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它。精神承传过程中最微小的疏忽也会像传教过程中的一点小小的分歧一样危险。因此，年轻人应当顶住各种诱惑，以便届时能成功地接替他们现时老师的位置。讲授和其它的教学工作必须适台于培养义务讲师(注：德国通行的由学生学费中提供报酬的无薪教师称pr卜vat—docenten)，因为他们会使自己获得资格成为将来大学讲坛的“霸主”。因而，必须要有一、二个人立刻填补每个死去的或者调动的教授的位置。
这并不是大学公诸于众的目的。你可能在德国留学多年也看不到阐述这么明白的目的但是，我相信这是构成大学生活的一种决定困素。它将向我们表明这些特征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只有大学才具备的属性特征。例如、所有德国学生对任何生计的学问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蔑视。在这方面，德国学生因袭了他们自己的老师的特征，甚至他们当中一些不想成为讲师的人，在大学学习三到四年，也把精力集中在纯粹的学问上面，而把看似大事的职业暂时搁置一边。未来的实践家和未来的理论家可以共同切磋。他们在同一酒会中畅饮，听同样的讲演，读同样的书籍，具有同样的情感。因此，在德国，在律师和法官、牧师和神学家、医生和辩证的病理学家、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预科学校的教师和公认的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完美的联系因此，敏捷、新奇的观念在德国大学得以传播。
我再次强调一下，德国的大学教育目的不是试图培养眼观手不动的空想家，即使是这样，也是问接的。它通过给学生深邃的洞察科学原理的能力，使他们在接受严格的谆谆教诲的理论训练的同时，转向探索实践知识。大学的主要任务，即大学集中精力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造就伟大的思想家。培养拓展新的知识领域的人。因此，由此看来，“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两个条件不仅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用美国传统的赞美之辞来说，如果高等教育的目标仅仅是训练“有用的、高贵的社会成员”，德国大学就会改变其自身的本质特征。那样的话，教师们不是传授其科研中精选的结果进行教学，而很可能只会用书本和教材取代传授，只是记下学生每天背诵中看到的优点和缺点。学生们不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目或按自己的方式学习，而只是会从固定的教材中选择一套可以蒙混过关的记诵方法，去适应老师的每次考察。教授终生只有一个愿望：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为达此目的，他必须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并尽力使之得到发展。学生也只有一个愿望：吸收导师的学问，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它们得以发展。然而，学生必须成为能够主宰自己前途的人。他必须有接受和拒绝的自由，按自己的理智判断并证明所有的事物．逐步训练自己掌握自然和历史的重大问题的能力。他对自己的意见和生活方式负责，摆脱各种精神羁绊，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他必须自己思考，因为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精神导向的人来为他布置每天的工作，也没有人会告诉他要相信什么，不要相信什么，并依据情形为他表明好坏。
二、教授
通过对本文提出的最初的命题的反证：教授不应当是什么?就使我们对德国大学教授的特征有了一个明晰的理解。
用英语术语来说，教授不是老师，而是专家。他不对听课人的成功负责。他只对自己的教育质量负责。他的职责是源于自我，回归自我。如果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证明自己继续过某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新奇和重要的成功，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德国大学的教授。换句话说，要想成为教授，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者。专业的教授席位不是根据“普通的原则”给予的，或者因为申请人是“一个好老师’，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很称职的青年管理者”。也不像我们在美国大学所看到的教授，一会儿在这个系任教，一会儿又跳槽到另一个系任教。
教授生涯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教授自身的职责。确实，人生充满磨难 ，教授的生活不过是产生玫瑰的温床。这意味着他们要从早到晚、从成年到老年经受智力游戏的折腾。但是．这劳动之中有自由，它对人有一种不可言传的魅力。教授是他自己的主人。他的时间不会浪费在绞尽脑汁的难题或者无限的背诵当中。他不会因反叛青年的疏忽或者因他们的直率而发怒。他按选定的学科评论其最喜欢的希腊 罗马、德国早期或者梵语作者．展示近来发现的数学原理，讨论一、两个重大的历史或道德问题，并根据其良知判断正误。他只对那些能听幢或者愿意听课的学生讲授。他的思想不播洒在路旁，而是播种在训练有素的“土壤”上。作为回报，这些土地将结出新的果实。教授与听众的关系是绅士与绅士的关系。
(J．M．哈特著，靳贵珍译，李鹏飞校)在整个19世纪，德国大学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从1815年到1914年．美国留德学生达一万之多。这些留德学者回国以后，大多成了美国高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成了传播德国学术思想的领头人。詹姆斯·摩根·哈特(james Morgan Hard)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之一。他于19世纪早期留学德国并返回美国，19世纪末他叉到德国大学故地重游，并在多所著名大学游学。因此，他有多次与德国著名学者、教授和学生直接接触的经历。德国大学及教授对他的熏陶根深蒂围。正因此，他对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所做的比较才是真实可信的。这种比较主要集中于他所著《德国大学：切身的经历》一书中。
一、什么是大学?
德国人对大学的集中看法是：大学要有一个目标，两个条件。这个目标就是从事科学研究；两个条件就是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德国人认为，教学自由在最崇高的意义上亦即热情地、系统地、独立地以各种方式去探求真理而不管它的应用价值如何。教学自由还意味着教授或讲师有自己选择教学内容的自由。学术自由意昧着把学生从机械的、强制性的死记硬背中解放出来。
如果一所大学欲追求的目标不是上述对知识的追求，或者缺乏教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在德国人看来，不论它的资金多么雄厚，学生多么众多，校舍多么富丽堂皇，都不能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大学。
从另一方面说，像罗斯托克这样一所小的、偏僻的大学，它只有三十四个教授和助教，一百三十五个学生，然而，它也像莱比锡大学一样，是一所真正的大学，而莱比锡大学却有学生三千多，教授一百五十多。这是因为罗斯托克大学办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理论知识，符合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两者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而不是本质属性的问题。倘若我们审视一下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维也那大学的授课安排和时间分配，我们一跟就会被它开设的繁多的文学和科学课程所折服。这些大学的学术领域似乎漫无边际。显然，能够体现人类能力的所有学问都开列了出来。然而仔细审视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看似无边的领域都有自己的界限，学科门类都是紧密相关而绝不会使人有失度之感。这对习囔于以数量巨大和追求虚饰为特点来评估自己的精神财富的美国人来说不免感到奇怪：一所德国大学，甚至是最大的学校，十分明白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德国大学不是一个“任何人都能学到某种东西的地方。”其崇高的性质使它更加谦逊 它献身于理论研究，而将那些实用的和技术的内容留给其它院校来搞。莱比锡大学1872—73学年度的课程与时间安排表足足有八开版本三十页之多。在所列科目单中，几乎难以找到一门课程可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实践课程。德国大学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培养目标：培养思想家。其目标不在于培养出具体的诗人、画家、雕塑家、工程师、矿工、建筑师、银行家、和制造商。
这些实用型的人才可以从德勒斯顿、慕尼黑、杜塞尔多夫等艺术学院，从布给姆汉堡、富兰克夫等商业学院，从汉诺威、弗朗贝格、斯图加特工业学院中培养。甚至这些职业自身、其理论与实践也给予详细的区分，只有理论研究才被看作大学教育的合法范围。以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四个学院为例，依次观察一下它们的教育功能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学科教育方法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神学院培养的是神学家而不是牧师；法学院培养的是律师而不是法官；医学院培养的是医学理论家而不是医生、实验员和学者；哲学院培养的是充满奇思遐想的思想家而不是工艺学家和教师。然而，每位牧师、法官、医生、教师、植物学家、地理学家都通过了大学课程的学习。
那么，大学仅仅强调理论培养意味着什么?难道各种职业的实际工作者不能在大学接受其职业方面的培养而到其它别的不可能进行这种培训的地方去寻求职业造诣吗?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只能这样来解释：大学是一种永恒的、自治性的机构，它是一个自我存在的世界。它有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仅仅是一个靠它可以从低层向高层攀登的阶梯。当然，我所说的自治”是指大学是一种独立的、按照自身的法则运行、吸取营养并得以壮大的机构。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大学完全或者几乎完全依靠国家的资助赖以生存。大学的这种特点看来似乎微妙，但是．它对于形成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是很重要的。大学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取教学人员，他们将在自己的领域内工作终生。在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或海德堡大学的工作人员的名册上，人们看到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作为理论家开始起教学生涯，从未有人试图成为实业家。对他们来说，大学决不只是一个终身归宿，其本身力量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大学教师永远是大学的一员，他们永远不期望成为其他人员。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声言以免招致误会。例如，读者很可能对哥廷根大学产生错误的印象，根据我自己进行的推论，认为它所有的教授都是自己的毕业生。实际情形正相反，可能它三分之二的教学人员来自其它学校。作为惯例．年轻的教师首先接到的不是来自他所在学校的召唤一在这方面，德国大学也并无二致。促使美国大学选取自己的毕业生做教师的这种意向在德国是极不常见的：读者自己可以判断这两种体制哪一种比较好：一种是自由选择的，另一种是“近亲繁殖”的。当我说德国大学完全是从它自己的毕业生中接受工作人员时，我并不是指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或哥廷根大学，而是把德国二十几所大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的。这个整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合作得很好。教授、讲师甚至学生没完没了地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形在美国是令人惊愕的，可在德国却视为当然。一个人作为教师在一个地方度过他的职业生涯是特例而不是一种惯例。
这种择业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如此对于那些无论以何种教育者的身份与大学相联系的人来说，大学是一种人生归宿而不是一种谋生手段，是一生事业而不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是一种职业生涯而不是一种训练。教授不是从国家或者从地方领头的律师、牧师、教师、科学家中选择出来的。当一个大学一时的职位出现空缺或者一个新的教授职位产生时，填补空缺的问题随之而来这时学术委员会不是去法院、律师事务所或者大学的预科学校考察一个可得的继任者，而是努力搞清谁是最有前途的人选。或者是靠他的学术或者是从备选的位置上送选：备选的这个年轻人必须靠他最近出版的学术著作而崭嚣头脚。新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在这一点上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法德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间，这所大学招聘了所有系的全部教学人员．共八十人。到目前我敢肯定，没有一个可以叫做实际工作者的人。他们都是来自其它大学的全部或者部分制的教授或讲师。
熟悉斯拉哥斯堡大学教授状况的人可以将它的教学人员分成三六九等：这人来自柏林大学，那人来自维也纳大学，第三个人则来自伍尔滋堡等。读者或许要问：在美国不也是这种情形吗?美国学院的教授不也都是自己的毕业生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美国大学和德国大学的做法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大学的教授中有多少人一直是教授，而不是干过其它职业的人?其中又有多少人能配得上他们所占有的受人尊敬的讲座职位呢？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做学生时就决定要永远过一种学院生活?作为回报，决定在母校或在其它大学去教育他人?我所论及的不是指诸如耶鲁或哈佛这类有着古老的传统和充裕的财源的大学，它们是靠英格兰肥沃的文化土壤的滋润成长起来的；而是像美国的中西部和南部各州普遍存在的典型的大学。其中不知有多少教授曾经经过商西过农场、当过工程师或干过新闻记者的行当?有没有拉丁语教授做学生的数学辅导员、或者为青年女子提供膳食服务的教育?从纽约到旧金山，在成千上万的称自己为教授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可以以自己的学位为自豪：我年轻时选择了自己的执教事业，其后从不间断，从未离开本行。作为一个专家．我已经做出了许多的证明我的勤奋的成就。
不，读者尽管放心，德国大学的特征和学术氛围从根本上是和美国典型的大学不同的。这种差异是特性上的而不是程度上的。如流行的谚语所说，“比较”是枯燥无味的。然而，我冒昧做了以下的比较，恐怕对理解这一重要的观点有所帮助。无论如何，这种比较是公正的。德国黑森的马尔堡现有学生四百三十人，我的母校——普林斯顿有学生四百二十人，学生人数几乎相等，它们都位于较小的城镇。然而，普林斯顿仅有教授和讲师十八人；马尔堡却有六十二人。而这六十多人也都以其创造性的研究闻名于世。确实，也可以同样说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们，只是要有严格的限制。在普林斯顿大学，没有一个教授和学生是在将全部精力用于授课或学习的，学校的教学司空见惯地照序进行，每个教授按照所有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时设定的普通发展方式做出自己的一份工作。马尔堡大学则有四个学院：学生可以学习神学、法律、医学、古典哲学、现代哲学、自然科学、历史和东方语言。每个教授都有～帮弟子，导师对他们反复施加影响。在莱比锡、柏林、海德堡和维也纳大学的最受欢迎的领域，人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宁静的学术氛围，同样的对于生计学问的鄙视，同样宽广的文化、深邃的视野、坦荡的意见和自由的行动。我在马尔堡大学逗留的两个月中，每一刻都能感受到：一所德国大学，不论它多么不起跟，它自身就是一个为它自己而存在的世界。其目的不是为了欢送聪明的、活跃的、雄心勃勃的学生，而是为了形成文化。这种情形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许多在德国就读过的学生都有这种看法：他们将来只想成为教授。学院的全体人员都紧密台作，他们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形式使一种精神秩序得以永存。显然，每个较高职位的职业教授和教师都要通过大学教育，那么，国家的知识宝库的形成就要靠这些精选的少数教学人员了。他们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性格和同情心方面极为相似。他们对尘界的喧嚣不屑一顾，依据抽象真理的原则规范自己的生活，塑造自己的性情。大学的质量是由其Ig标决定的，这个目标就是：大学不仅培养有能力的实干家，而且培养未来的教授。实际上，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在这一方面，教授无意识地依据大学内在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行动。如果完整的科学文化是国家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那么，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它。精神承传过程中最微小的疏忽也会像传教过程中的一点小小的分歧一样危险。因此，年轻人应当顶住各种诱惑，以便届时能成功地接替他们现时老师的位置。讲授和其它的教学工作必须适台于培养义务讲师(注：德国通行的由学生学费中提供报酬的无薪教师称pr卜vat—docenten)，因为他们会使自己获得资格成为将来大学讲坛的“霸主”。因而，必须要有一、二个人立刻填补每个死去的或者调动的教授的位置。
这并不是大学公诸于众的目的。你可能在德国留学多年也看不到阐述这么明白的目的但是，我相信这是构成大学生活的一种决定困素。它将向我们表明这些特征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只有大学才具备的属性特征。例如、所有德国学生对任何生计的学问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蔑视。在这方面，德国学生因袭了他们自己的老师的特征，甚至他们当中一些不想成为讲师的人，在大学学习三到四年，也把精力集中在纯粹的学问上面，而把看似大事的职业暂时搁置一边。未来的实践家和未来的理论家可以共同切磋。他们在同一酒会中畅饮，听同样的讲演，读同样的书籍，具有同样的情感。因此，在德国，在律师和法官、牧师和神学家、医生和辩证的病理学家、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预科学校的教师和公认的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完美的联系因此，敏捷、新奇的观念在德国大学得以传播。
我再次强调一下，德国的大学教育目的不是试图培养眼观手不动的空想家，即使是这样，也是问接的。它通过给学生深邃的洞察科学原理的能力，使他们在接受严格的谆谆教诲的理论训练的同时，转向探索实践知识。大学的主要任务，即大学集中精力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造就伟大的思想家。培养拓展新的知识领域的人。因此，由此看来，“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两个条件不仅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用美国传统的赞美之辞来说，如果高等教育的目标仅仅是训练“有用的、高贵的社会成员”，德国大学就会改变其自身的本质特征。那样的话，教师们不是传授其科研中精选的结果进行教学，而很可能只会用书本和教材取代传授，只是记下学生每天背诵中看到的优点和缺点。学生们不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目或按自己的方式学习，而只是会从固定的教材中选择一套可以蒙混过关的记诵方法，去适应老师的每次考察。教授终生只有一个愿望：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为达此目的，他必须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并尽力使之得到发展。学生也只有一个愿望：吸收导师的学问，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它们得以发展。然而，学生必须成为能够主宰自己前途的人。他必须有接受和拒绝的自由，按自己的理智判断并证明所有的事物．逐步训练自己掌握自然和历史的重大问题的能力。他对自己的意见和生活方式负责，摆脱各种精神羁绊，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他必须自己思考，因为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精神导向的人来为他布置每天的工作，也没有人会告诉他要相信什么，不要相信什么，并依据情形为他表明好坏。
二、教授
通过对本文提出的最初的命题的反证：教授不应当是什么?就使我们对德国大学教授的特征有了一个明晰的理解。
用英语术语来说，教授不是老师，而是专家。他不对听课人的成功负责。他只对自己的教育质量负责。他的职责是源于自我，回归自我。如果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证明自己继续过某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新奇和重要的成功，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德国大学的教授。换句话说，要想成为教授，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者。专业的教授席位不是根据“普通的原则”给予的，或者因为申请人是“一个好老师’，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很称职的青年管理者”。也不像我们在美国大学所看到的教授，一会儿在这个系任教，一会儿又跳槽到另一个系任教。
教授生涯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教授自身的职责。确实，人生充满磨难 ，教授的生活不过是产生玫瑰的温床。这意味着他们要从早到晚、从成年到老年经受智力游戏的折腾。但是．这劳动之中有自由，它对人有一种不可言传的魅力。教授是他自己的主人。他的时间不会浪费在绞尽脑汁的难题或者无限的背诵当中。他不会因反叛青年的疏忽或者因他们的直率而发怒。他按选定的学科评论其最喜欢的希腊 罗马、德国早期或者梵语作者．展示近来发现的数学原理，讨论一、两个重大的历史或道德问题，并根据其良知判断正误。他只对那些能听幢或者愿意听课的学生讲授。他的思想不播洒在路旁，而是播种在训练有素的“土壤”上。作为回报，这些土地将结出新的果实。教授与听众的关系是绅士与绅士的关系。
现在我们国家的大学搞定单式培养,那根本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做的.
功利主义害死人那！
或者缺乏教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在德国人看来，不论它的资金多么雄厚，学生多么众多，校舍多么富丽堂皇，都不能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大学。
同意，不知中国的大学可否达到教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特别是在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