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妇女解放的另一副面孔：1920年代的不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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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09日 09:10新闻午报
北京大学1920年开女禁，允许女生旁听，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对促进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功不可没。当年即有大量的报刊登载了有关事宜，其中有徐彦之的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徐彦之是最早呼吁男女同校，并为此投书报刊的几位先驱者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既有徐对自己和几位朋友谋划此事的回忆，还记录了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几位女生的自述，所以此文颇有意味。不同性别的声音同时出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识别两性差异的绝佳文本。
精英男性与北大首批女生的不同叙述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约在春假后十日左右，朋友王若愚找我谈天。两个人觉得寡味，又一同到北河沿椅子胡同十号，找康君白情。天黑了，点起灯来，三个人三角形形式地对坐着，嚼着萝卜甘蔗，痛谈，但仍觉不快。继而悟道，这是没有女性的缘故！然而要男女交际，需预先制造空气。于是我们三个约定，在一个星期内，每人做一篇鼓吹的文字送到《晨报》去登。
这是徐彦之文章中的文字。原来，一些精英男性的倡导竟是因为谈天时缺少女性而感到的无聊。潜在的男性欲望竟被如此赤裸裸地表白出来。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话：妇女常常因为一些荒谬的理由获得解放。这些出自男性笔下的女权启蒙文本恰为这种观点作了注解。
与徐彦之等人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的经历，这一点从此文后半部分记录的她们对自己入学前后的经历和感想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出来：
我（即邓春兰，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之一，曾在1919年6月投书京沪报刊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被认为是“发出了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生在甘肃循化县的乡下。我们循化县大多数的土著是生番、撒拉。我们汉人总共不过数百户，读书的人更是稀少。我沾我父亲开通早的光，到了七岁，我伯父送我到本地的初等小学里读书。但这个小学是男子的，里头读书的女子只有我和两个姐姐……（民国二年，又进父亲办的师范预科学习）到了预科将毕业时，我父亲请了位男教员教历史，这些同班的同学，一个都不见了，只剩我们姐妹两个。我姊妹二人只好退学，请我舅父到家教授。这时我们的一般旧同学死的死，走的走，剩下几个，有当少奶奶的，有当小姐的，脚也缠得小了许多，再没有读书的意思……但我以为我尚在青年，总当求些高深的学问，才有做人的工具，就上蔡孑民先生一封信，要求他开女禁。随后我又在京沪各报发表我一封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的书信。
求知心之殷切，求学路之曲折，历历在目。与徐彦之的动机之悬殊，昭然若揭。
沈雁冰：“社交公开”不是妇女解放的目的
翻阅20世纪初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对于女子问题已有所涉及，辛亥革命时期亦有秋瑾等女界领袖以“女国民”的身份将女权意识与爱国思想熔铸在一起，并为之前仆后继，但彼时的妇女解放进程基本上在近代文人和中产阶级妇女中运行，既无政权的支持，也缺乏民间的呼应。真正使妇女的处境进入时人的视野、并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关注的还应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鼓吹。
虽然有关妇女的话题始终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话语的中心，但它的确攻击了男权制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最明显的弊病，所具有的人文主义倾向还是将尊严带进这个沉默的群体，所倡导的科学观也生机勃勃地刷新了传统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它挑战的是一种沿袭数千年的思维定势。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得以初步确立，也奠定了此后百年妇女解放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走向。
但以往带着这些认识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时，我心里总有些疑惑挥之不去，为何新文化人关注的问题有时会集中在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方面？比如“社交公开”，再比如“女子装饰”，等等。徐彦之这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似乎让我触到了答案。
在“男女社交公开”呼声最盛之时，杨潮声提出“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口号，徐彦之等人也指出“男女本无界隔，谁设此礼教大防？”然而，与种种优美的比喻和设想不同，沈雁冰冷静地提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的目的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为了让女子得到作为人的正常的对待，“回到合理的状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说原很不错，不过我以为中国人在旧道德旧思想的灰色水里浸得太久了，不是彻底觉悟的人，思想里到底还有旧毒，此种精神互助说，不幸为未彻底觉悟的人误用，便变成什么“红粉消愁”、“蛾眉破寂”，新青年化作“走马”的才子名士，这还成个东西么？
所以从鲁迅、丁玲、庐隐等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知识女性获得社交公开权却没有经济独立权的迷惘和苦闷，可以窥见有了恋爱自由逃出了父权掌控的旧家却又沦陷在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新家的彷徨与无助。尽管社交公开的初衷并不只是恋爱自由，甚至要防止青年人带着“求偶”的目的去社交，但无法避免很多知识女性由此走上了社交———恋爱———家庭的回归之路。（张文娟文 摘自《读书》2007年第9期）2007年10月09日 09:10新闻午报
北京大学1920年开女禁，允许女生旁听，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对促进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功不可没。当年即有大量的报刊登载了有关事宜，其中有徐彦之的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徐彦之是最早呼吁男女同校，并为此投书报刊的几位先驱者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既有徐对自己和几位朋友谋划此事的回忆，还记录了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几位女生的自述，所以此文颇有意味。不同性别的声音同时出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识别两性差异的绝佳文本。
精英男性与北大首批女生的不同叙述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约在春假后十日左右，朋友王若愚找我谈天。两个人觉得寡味，又一同到北河沿椅子胡同十号，找康君白情。天黑了，点起灯来，三个人三角形形式地对坐着，嚼着萝卜甘蔗，痛谈，但仍觉不快。继而悟道，这是没有女性的缘故！然而要男女交际，需预先制造空气。于是我们三个约定，在一个星期内，每人做一篇鼓吹的文字送到《晨报》去登。
这是徐彦之文章中的文字。原来，一些精英男性的倡导竟是因为谈天时缺少女性而感到的无聊。潜在的男性欲望竟被如此赤裸裸地表白出来。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话：妇女常常因为一些荒谬的理由获得解放。这些出自男性笔下的女权启蒙文本恰为这种观点作了注解。
与徐彦之等人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的经历，这一点从此文后半部分记录的她们对自己入学前后的经历和感想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出来：
我（即邓春兰，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之一，曾在1919年6月投书京沪报刊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被认为是“发出了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生在甘肃循化县的乡下。我们循化县大多数的土著是生番、撒拉。我们汉人总共不过数百户，读书的人更是稀少。我沾我父亲开通早的光，到了七岁，我伯父送我到本地的初等小学里读书。但这个小学是男子的，里头读书的女子只有我和两个姐姐……（民国二年，又进父亲办的师范预科学习）到了预科将毕业时，我父亲请了位男教员教历史，这些同班的同学，一个都不见了，只剩我们姐妹两个。我姊妹二人只好退学，请我舅父到家教授。这时我们的一般旧同学死的死，走的走，剩下几个，有当少奶奶的，有当小姐的，脚也缠得小了许多，再没有读书的意思……但我以为我尚在青年，总当求些高深的学问，才有做人的工具，就上蔡孑民先生一封信，要求他开女禁。随后我又在京沪各报发表我一封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的书信。
求知心之殷切，求学路之曲折，历历在目。与徐彦之的动机之悬殊，昭然若揭。
沈雁冰：“社交公开”不是妇女解放的目的
翻阅20世纪初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对于女子问题已有所涉及，辛亥革命时期亦有秋瑾等女界领袖以“女国民”的身份将女权意识与爱国思想熔铸在一起，并为之前仆后继，但彼时的妇女解放进程基本上在近代文人和中产阶级妇女中运行，既无政权的支持，也缺乏民间的呼应。真正使妇女的处境进入时人的视野、并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关注的还应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鼓吹。
虽然有关妇女的话题始终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话语的中心，但它的确攻击了男权制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最明显的弊病，所具有的人文主义倾向还是将尊严带进这个沉默的群体，所倡导的科学观也生机勃勃地刷新了传统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它挑战的是一种沿袭数千年的思维定势。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得以初步确立，也奠定了此后百年妇女解放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走向。
但以往带着这些认识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时，我心里总有些疑惑挥之不去，为何新文化人关注的问题有时会集中在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方面？比如“社交公开”，再比如“女子装饰”，等等。徐彦之这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似乎让我触到了答案。
在“男女社交公开”呼声最盛之时，杨潮声提出“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口号，徐彦之等人也指出“男女本无界隔，谁设此礼教大防？”然而，与种种优美的比喻和设想不同，沈雁冰冷静地提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的目的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为了让女子得到作为人的正常的对待，“回到合理的状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说原很不错，不过我以为中国人在旧道德旧思想的灰色水里浸得太久了，不是彻底觉悟的人，思想里到底还有旧毒，此种精神互助说，不幸为未彻底觉悟的人误用，便变成什么“红粉消愁”、“蛾眉破寂”，新青年化作“走马”的才子名士，这还成个东西么？
所以从鲁迅、丁玲、庐隐等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知识女性获得社交公开权却没有经济独立权的迷惘和苦闷，可以窥见有了恋爱自由逃出了父权掌控的旧家却又沦陷在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新家的彷徨与无助。尽管社交公开的初衷并不只是恋爱自由，甚至要防止青年人带着“求偶”的目的去社交，但无法避免很多知识女性由此走上了社交———恋爱———家庭的回归之路。（张文娟文 摘自《读书》2007年第9期）
北京大学1920年开女禁，允许女生旁听，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对促进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功不可没。当年即有大量的报刊登载了有关事宜，其中有徐彦之的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徐彦之是最早呼吁男女同校，并为此投书报刊的几位先驱者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既有徐对自己和几位朋友谋划此事的回忆，还记录了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几位女生的自述，所以此文颇有意味。不同性别的声音同时出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识别两性差异的绝佳文本。
精英男性与北大首批女生的不同叙述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约在春假后十日左右，朋友王若愚找我谈天。两个人觉得寡味，又一同到北河沿椅子胡同十号，找康君白情。天黑了，点起灯来，三个人三角形形式地对坐着，嚼着萝卜甘蔗，痛谈，但仍觉不快。继而悟道，这是没有女性的缘故！然而要男女交际，需预先制造空气。于是我们三个约定，在一个星期内，每人做一篇鼓吹的文字送到《晨报》去登。
这是徐彦之文章中的文字。原来，一些精英男性的倡导竟是因为谈天时缺少女性而感到的无聊。潜在的男性欲望竟被如此赤裸裸地表白出来。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话：妇女常常因为一些荒谬的理由获得解放。这些出自男性笔下的女权启蒙文本恰为这种观点作了注解。
与徐彦之等人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的经历，这一点从此文后半部分记录的她们对自己入学前后的经历和感想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出来：
我（即邓春兰，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之一，曾在1919年6月投书京沪报刊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被认为是“发出了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生在甘肃循化县的乡下。我们循化县大多数的土著是生番、撒拉。我们汉人总共不过数百户，读书的人更是稀少。我沾我父亲开通早的光，到了七岁，我伯父送我到本地的初等小学里读书。但这个小学是男子的，里头读书的女子只有我和两个姐姐……（民国二年，又进父亲办的师范预科学习）到了预科将毕业时，我父亲请了位男教员教历史，这些同班的同学，一个都不见了，只剩我们姐妹两个。我姊妹二人只好退学，请我舅父到家教授。这时我们的一般旧同学死的死，走的走，剩下几个，有当少奶奶的，有当小姐的，脚也缠得小了许多，再没有读书的意思……但我以为我尚在青年，总当求些高深的学问，才有做人的工具，就上蔡孑民先生一封信，要求他开女禁。随后我又在京沪各报发表我一封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的书信。
求知心之殷切，求学路之曲折，历历在目。与徐彦之的动机之悬殊，昭然若揭。
沈雁冰：“社交公开”不是妇女解放的目的
翻阅20世纪初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对于女子问题已有所涉及，辛亥革命时期亦有秋瑾等女界领袖以“女国民”的身份将女权意识与爱国思想熔铸在一起，并为之前仆后继，但彼时的妇女解放进程基本上在近代文人和中产阶级妇女中运行，既无政权的支持，也缺乏民间的呼应。真正使妇女的处境进入时人的视野、并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关注的还应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鼓吹。
虽然有关妇女的话题始终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话语的中心，但它的确攻击了男权制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最明显的弊病，所具有的人文主义倾向还是将尊严带进这个沉默的群体，所倡导的科学观也生机勃勃地刷新了传统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它挑战的是一种沿袭数千年的思维定势。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得以初步确立，也奠定了此后百年妇女解放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走向。
但以往带着这些认识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时，我心里总有些疑惑挥之不去，为何新文化人关注的问题有时会集中在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方面？比如“社交公开”，再比如“女子装饰”，等等。徐彦之这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似乎让我触到了答案。
在“男女社交公开”呼声最盛之时，杨潮声提出“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口号，徐彦之等人也指出“男女本无界隔，谁设此礼教大防？”然而，与种种优美的比喻和设想不同，沈雁冰冷静地提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的目的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为了让女子得到作为人的正常的对待，“回到合理的状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说原很不错，不过我以为中国人在旧道德旧思想的灰色水里浸得太久了，不是彻底觉悟的人，思想里到底还有旧毒，此种精神互助说，不幸为未彻底觉悟的人误用，便变成什么“红粉消愁”、“蛾眉破寂”，新青年化作“走马”的才子名士，这还成个东西么？
所以从鲁迅、丁玲、庐隐等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知识女性获得社交公开权却没有经济独立权的迷惘和苦闷，可以窥见有了恋爱自由逃出了父权掌控的旧家却又沦陷在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新家的彷徨与无助。尽管社交公开的初衷并不只是恋爱自由，甚至要防止青年人带着“求偶”的目的去社交，但无法避免很多知识女性由此走上了社交———恋爱———家庭的回归之路。（张文娟文 摘自《读书》2007年第9期）2007年10月09日 09:10新闻午报
北京大学1920年开女禁，允许女生旁听，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对促进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功不可没。当年即有大量的报刊登载了有关事宜，其中有徐彦之的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徐彦之是最早呼吁男女同校，并为此投书报刊的几位先驱者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既有徐对自己和几位朋友谋划此事的回忆，还记录了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几位女生的自述，所以此文颇有意味。不同性别的声音同时出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识别两性差异的绝佳文本。
精英男性与北大首批女生的不同叙述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约在春假后十日左右，朋友王若愚找我谈天。两个人觉得寡味，又一同到北河沿椅子胡同十号，找康君白情。天黑了，点起灯来，三个人三角形形式地对坐着，嚼着萝卜甘蔗，痛谈，但仍觉不快。继而悟道，这是没有女性的缘故！然而要男女交际，需预先制造空气。于是我们三个约定，在一个星期内，每人做一篇鼓吹的文字送到《晨报》去登。
这是徐彦之文章中的文字。原来，一些精英男性的倡导竟是因为谈天时缺少女性而感到的无聊。潜在的男性欲望竟被如此赤裸裸地表白出来。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话：妇女常常因为一些荒谬的理由获得解放。这些出自男性笔下的女权启蒙文本恰为这种观点作了注解。
与徐彦之等人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的经历，这一点从此文后半部分记录的她们对自己入学前后的经历和感想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出来：
我（即邓春兰，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之一，曾在1919年6月投书京沪报刊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被认为是“发出了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生在甘肃循化县的乡下。我们循化县大多数的土著是生番、撒拉。我们汉人总共不过数百户，读书的人更是稀少。我沾我父亲开通早的光，到了七岁，我伯父送我到本地的初等小学里读书。但这个小学是男子的，里头读书的女子只有我和两个姐姐……（民国二年，又进父亲办的师范预科学习）到了预科将毕业时，我父亲请了位男教员教历史，这些同班的同学，一个都不见了，只剩我们姐妹两个。我姊妹二人只好退学，请我舅父到家教授。这时我们的一般旧同学死的死，走的走，剩下几个，有当少奶奶的，有当小姐的，脚也缠得小了许多，再没有读书的意思……但我以为我尚在青年，总当求些高深的学问，才有做人的工具，就上蔡孑民先生一封信，要求他开女禁。随后我又在京沪各报发表我一封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的书信。
求知心之殷切，求学路之曲折，历历在目。与徐彦之的动机之悬殊，昭然若揭。
沈雁冰：“社交公开”不是妇女解放的目的
翻阅20世纪初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对于女子问题已有所涉及，辛亥革命时期亦有秋瑾等女界领袖以“女国民”的身份将女权意识与爱国思想熔铸在一起，并为之前仆后继，但彼时的妇女解放进程基本上在近代文人和中产阶级妇女中运行，既无政权的支持，也缺乏民间的呼应。真正使妇女的处境进入时人的视野、并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关注的还应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鼓吹。
虽然有关妇女的话题始终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话语的中心，但它的确攻击了男权制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最明显的弊病，所具有的人文主义倾向还是将尊严带进这个沉默的群体，所倡导的科学观也生机勃勃地刷新了传统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它挑战的是一种沿袭数千年的思维定势。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得以初步确立，也奠定了此后百年妇女解放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走向。
但以往带着这些认识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时，我心里总有些疑惑挥之不去，为何新文化人关注的问题有时会集中在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方面？比如“社交公开”，再比如“女子装饰”，等等。徐彦之这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似乎让我触到了答案。
在“男女社交公开”呼声最盛之时，杨潮声提出“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口号，徐彦之等人也指出“男女本无界隔，谁设此礼教大防？”然而，与种种优美的比喻和设想不同，沈雁冰冷静地提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的目的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为了让女子得到作为人的正常的对待，“回到合理的状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说原很不错，不过我以为中国人在旧道德旧思想的灰色水里浸得太久了，不是彻底觉悟的人，思想里到底还有旧毒，此种精神互助说，不幸为未彻底觉悟的人误用，便变成什么“红粉消愁”、“蛾眉破寂”，新青年化作“走马”的才子名士，这还成个东西么？
所以从鲁迅、丁玲、庐隐等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知识女性获得社交公开权却没有经济独立权的迷惘和苦闷，可以窥见有了恋爱自由逃出了父权掌控的旧家却又沦陷在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新家的彷徨与无助。尽管社交公开的初衷并不只是恋爱自由，甚至要防止青年人带着“求偶”的目的去社交，但无法避免很多知识女性由此走上了社交———恋爱———家庭的回归之路。（张文娟文 摘自《读书》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