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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的健康状况
中国网 | 时间： 2006-03-17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自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第30届世界健康大会开创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运动的新纪元以来，“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一项社会准则，并不断被强调。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进一步提出：“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普遍获得保健服务”。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纲领》把妇女与保健作为第三个重大关切领域，提出“妇女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享有这一权利对妇女的生活和福祉及参加公共和私人生活各领域都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承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并采取积极行动：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把提高妇女地位与保障妇女健康权益有机结合起来，并把妇女健康作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优先领域。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全体公民公平享有卫生保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中国政府还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妇女生殖健康的资金投入，开展各种妇女保健项目。如2000~2005年，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累计投入6亿元先后在全国1000个贫困县实施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在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关爱女童”、“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试点”活动，积极与国际机构在生殖健康和性别平等领域开展合作。政府的积极行动使妇女享有了越来越多的健康福祉。
1995年以来中国妇女健康状况的改善
妇女健康状况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妇女的健康水平提高；二是保健服务得到改善。具体如下：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平均预期寿命是公民健康水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服务状况的综合反映。1990年中国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为70.49岁，2000年为73.33岁，2003年达到74岁。妇女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说明中国妇女健康水平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医疗服务状况的改善而得到提高。
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提高。母亲安全是生殖健康的核心，孕产妇死亡率的高低不仅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妇女对卫生资源、保健服务的获得和利用状况，还能反映出生育文化和妇女地位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十年来，中国孕产妇死亡率逐步下降，1995年为61.9／10万，2000年为53／10万，2004年为48.3／10万。与此同时，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持续下降，2003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从1995年的36.4‰下降到25.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1995年的44.5‰下降到29.9‰。
妇女的生殖保健服务得到改善。有研究证明，产妇非住院分娩死亡危险性比住院分娩死亡的危险性高5～6倍。因此，提高住院分娩率对保护母婴健康、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及婴儿死亡率非常重要。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十年来，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一些地区在十年间增长幅度更大，如广东2004年比1995年提高45.9个百分点，达到85.3%，内蒙提高61.7个百分点，达到85.5%。与此相关，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新法接生率也都在1995年的基础上有较大提高。
健康是衡量社会公正、和谐与发展实现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人性化的指标和尺度。但许多研究证实，健康的不公平性却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健康不公平性表现为地区之间(包括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与性别之间在健康水平以及健康资源拥有和支配方面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阶层、年龄、性别、民族、地域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以下将利用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历年人口和卫生统计资料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调查结果对中国妇女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进行分析。
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
在影响妇女健康的诸多因素中，“性别在健康中的动态极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性别角色及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变量发生相互作用，造成不同的以及有时不公平的接触健康风险的状况，也造成获得和利用卫生信息、保健和服务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对健康情况产生明显的影响。”妇女地位作为影响妇女健康的一个重要变量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她们的一般健康和生育健康”。
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表现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方方面面，如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女婴儿死亡率的差异、男女获得营养和保健服务的差异、在计划生育责任承担方面的性别差异、在疾病包括性病、艾滋病方面的性别差异、在健康自我评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差异等等。
1.生命安全方面的性别差异
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一个严重的人口安全问题，也是生殖健康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方面，它意味着因为对男孩的“性别偏好”而采取的选择性流产和溺弃女婴行为使许多女性胎儿和女婴的生存权被剥夺。另一方面，也使怀孕妇女在进行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过程中付出了身心健康的代价。中国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从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问题，而是传统生育文化与妇女社会地位交互作用的结果。当前社会中的两性人口在教育、经济、权力结构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加重了人们对男性婴儿的偏好。因此，解决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妇女地位。
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水平却持续偏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指标》指出：在出生的第一年，女孩比男孩存活率更高，这主要是生物差异所致。但在某些国家，女孩的生物优势被基于性别的歧视所否定。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婴儿死亡率更能反映性别歧视的影响。因为营养和医疗干预在这一年龄组中更为重要。一般在父母无明显重男轻女倾向的国家，5岁以下男孩死亡率高于女孩。如果女孩死亡率高于男孩，则很可能是基于性别的偏见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婴和女童死亡率偏高现象的持续存在，反映出女婴生存状况逐渐恶化的趋势。
2.获得营养和保健服务方面的性别差异
研究显示，中国女孩死亡水平偏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强烈的男孩偏好，使女婴在营养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方面的歧视待遇相对减少，但是，父母在为生病儿童寻求更高质量的治疗措施方面，男孩的待遇要显著好于女孩。1998年中国低出生体重、育龄妇女贫血及儿童维生素A情况调查发现，在出生体重低于两千克的婴儿中，女婴死亡概率是男婴的3～4倍。说明在同样处于生存劣势时，女婴没有得到与男婴同等的抢救、护理与照料。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男女在营养方面的差异不显著，78.5%的男性和76.8%的女性肯定回答“如果想吃，每天能否吃到一个鸡蛋？”但在获得保健服务方面的差异却非常显著。对“最近3年是否有过身体有病拖着不去看的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有病拖着不去看的情况在城市男性中占17.1%，在城市女性中占21.3%；在农村男性中占12.4%，在农村女性中占19.8%。说明女性对自身疾病的求医行为明显不如男性积极。
3.在计划生育责任承担方面的性别差异
根据200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常规报表统计数据，我国15～49岁已婚育龄妇女人数为2.54亿，采用避孕方法的人数为2.30亿，总避孕现用率为90.48%。各种避孕方法的使用按现用率的高低依次如下：宫内节育器(44.45%)、女性绝育(31.89%)、男性绝育(6.99%)、避孕套(4.76%)、口服避孕药(1.68%)、皮下埋植(0.33%)、外用药(0.24%)、其他方法(0.14%)。女性避孕方法现用率合计为78.73%，男性避孕方法(男性绝育和避孕套)现用率合计为11.75%。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也表明我国女性避孕方法使用仍占主导地位。
4.在健康水平方面的性别差距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说明妇女健康水平提高，但并不一定表明妇女生存质量高于男性。研究和统计结果表明：妇女带病存活的时间要长于男性。1993年、1998年、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妇女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和残障流行率都高于男性。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老年妇女的自评健康状况都不如男性老人，而且老年妇女在精神健康、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利用等方面都比男性老人差。胡鞍钢等根据计算得出结果，中国女性人口中，健康人口占86.72%，患病人口中女性占7.69%，残疾人口占5.56%；而男性相应的比例分别为89.27%、5.55%、5.16%。
随着艾滋病传播由初期主要在高危人群发展到向普通人群传播的趋势，在中国，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也快速上升。女性在艾滋病感染中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除了其具有生理上的易感性之外，还与其社会脆弱性有关。由于女性在社会活动和性活动中处在弱势地位，女性比男性更难以拒绝危险的性行为；由于缺少教育，女性获得的预防信息较之男性更为匮乏。所有这些都扩大了妇女和女童经性传播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而艾滋病政策中性别敏感的缺乏，容易使女性获得更少的医疗服务和人文关怀。因此，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比例的上升，反映出妇女生存发展的不利境况。
自感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自感健康是重要的健康水平测量指标，它融入了很多个人经历、体验以及在所处文化中对健康的理解与期待。尽管自感健康主观性很强，但能反映潜在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功能变化。有的研究证明，自感健康状况不好所带来的危险性，比由医生评估得出的客观健康状况所带来的危险性更高。自我评价的方法对测量一个人的健康的确比较有效可靠，与医生评价相当或更好。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自感健康男女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5)，从好到差的排列顺序是：城市男性、农村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城市男性自我评价最好，农村女性自我评价最低。在面临心理问题从少到多的排序上，与自感健康一样，依然是：城市男性、农村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这与许多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女性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比男性更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自杀问题上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即：世界范围内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6倍，唯独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而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高3～4倍。
(二)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
卫生服务公平性主要反映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卫生资源的差异。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80%的卫生资源积聚在城市。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边远贫困农村地区卫生资源的短缺，势必影响其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所服务人群对健康服务的信心，而长期得不到适当的医疗保健服务，终将影响当地人群的健康状况。本文主要从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和职业健康环境三方面分析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
1.健康水平的地区差距
妇女预期寿命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与各地GDP水平基本相对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距。表8是对2000年人均GDP前十位和后十位地区妇女预期寿命的比较。人均GDP排在最后的贵州省平均预期寿命比人均GDP排在第一位的上海低12.18岁，贵州省女性预期寿命比上海低12.47岁。
孕产妇死亡率是测量妇女健康水平的性别敏感指标，它既能反映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对她们享受和支配卫生保健资源的权利和能力的影响，又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卫生资源、保健服务状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指标》中指出：“女孩和妇女的社会及经济地位低下是许多国家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地位低下不仅限制了女孩和妇女享受教育和营养的机会，而且还使她们无法获得支付保健或计划生育服务费用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从卫生统计结果看，孕产妇死亡率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西藏甚至高达310.4/10万。同时，孕产妇死亡率的城乡差距也很大。
在中国，妇女病一直是影响妇女生殖健康的常见疾病。1995年妇女病患病率是28.9%，2000年是26.5%，2003年是26.1%，2004年是27.2%。从卫生统计数据看，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查出妇科病率差距不大，如北京是40.8%，居于第三位，青海是43.6%，居于第一位。但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妇女更多受妇科疾病的困扰。我们采用一年内有几种症状和有症状后检查结果这两个指标了解妇女妇科病患病情况，症状的备选项是：白带异常、月经异常、下腹坠痛、腹部有包块、腰部酸痛、不规则阴部出血。结果可见，农村妇女有两种以上症状明显者比城市妇女高，而没有症状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妇女。农村妇女对自身健康的消极态度可能会影响到妇科病的检查诊断。
我们在甘肃某县调查时，当地一位48岁生育了3个孩子育龄妇女说：“我22岁生第1个孩子，生第二个时患类风湿。身体不好，结扎后月经多，10天1次。过了1、2年，到县里检查是子宫肌瘤，子宫全切了。医生说是累的。我呢！别人干自己不干不服气。现在不舒服了也得干……村里有30％～40%的40多岁的妇女月经不调，都说是年龄的问题，有吃药打针的，也有没钱不管的。平常一般不去检查，主要是怕羞，女大夫也不好意思。为什么说不上来，年轻一些的敢去看。
2.健康服务利用的地区差距
尽管健康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对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随着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加上一些妇幼卫生项目的实施，一些福利性的检查项目得以开展，妇女利用保健服务的比例提高。如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率、妇科病检查比率上升等。但有的研究结论认为，农村妇女对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率相对于她们实际需要还很低。本文主要选择对妇女健康意义重大的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和妇科病检查率两大指标分析健康服务利用的地区差距，并结合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分析妇女预防保健行为的地区差距。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的高低能够反映妇女作为生育者在生育过程中所需生殖保健服务的满足程度，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和产科服务的提供能力问题，而且能够反映妇女在家庭健康资源分配和健康权利状况。尽管十年来住院分娩率提高很快，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很大。发达地区住院分娩率很高，但在边远贫困地区住院分娩率很低。2004年，北京、天津、上海等8个地区住院分娩率达到95%以上，贵州、西藏等地区则维持在较低水平；城市住院分娩率高于县住院分娩率，2004年，全国城市住院分娩率是91.4%，县只有77.1%。发达地区城乡住院分娩率差距不大，但在落后地区这种差距很大，如在甘肃、西藏、新疆等市县的住院分娩率分别为：80.7%和55.0%；55.5%和28.3%；87.8%和62.6%。
妇科病普查率能反映妇女获得卫生保健和享有公共卫生资源的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从统计结果看，近十年来，妇科病普查查出妇科病患病率都在26%以上，而治疗率在90%以上。因此，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重视妇科病检查工作，并把有计划地进行妇科病普查规定为妇幼保健部门的一项常规任务。但是，随着妇幼保健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妇幼保健机构在1955年有3944家，1995年有3179家，近年来持续减少，2003年为3033家，2004年为2998家。妇幼保健机构的缩减限制了妇幼保健服务的提供，近十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在一些非公企业甚至公有制单位，作为职工福利的妇科病检查已被取消。而现在数量急剧增多的流动妇女享受到的卫生保健服务就更加有限。尽管妇科病普查率总的情况不容乐观，但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宁夏等地区在60%以上，而广西、海南等地则维持在较低水平。
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妇女的预防保健情况通过健康体检、妇科检查、孕检指标来反映。调查结果显示，最近3年做过健康体检的农村妇女为20.4%,城市妇女为38.9%；从未做过妇科检查的农村妇女为45.9%，城市妇女为32.9%；生育第一个孩子前没做过孕检的农村妇女为43.1%，城市妇女为15.5%；按医嘱检查的农村妇女为19.6%，城市妇女为59.9%。几方面的结果都表明，城乡妇女预防保健差距显著。
3.职业环境健康状况的差距
为了衡量工作和劳动环境状况，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询问了被访问对象在工作和劳动环境中存在的不利健康的因素，要求他们选择影响最大的两项。总的来说，有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其工作和劳动环境没有不利的健康因素，仅有一种不利的健康因素的为9%，有两种不利的健康因素的接近1/3。
研究中还发现，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对健康不利的影响因素有着比较明显的城乡差距和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影响比例方面：城市地区中工作或劳动环境中对健康不利的首要因素是噪音，其次是烟尘。农村地区工作或劳动环境中对健康不利的首要因素是化学毒物，其次是过量负重。
(三)健康状况的阶层差异
许多证据证明，社会阶层影响着一个人获得基本健康生活的机会。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人群的健康水平逐渐下降。即使没有贫困的存在，健康状况从高阶层到低阶层也存在一个梯度现象。阶层的差异体现在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在健康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否认年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等个人资本与人们健康水平，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恒定关系。因为，经济收入能反映一个人生产和消费健康的能力，并且反映与收入相关的职业所带给人们的健康社会保障情况；受教育程度能代表一个人获得积极的社会、心理和经济资源的能力，决定一个人能否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身体，有效利用现有卫生服务进行预防保健和疾病治疗。年轻一代拥有的个人资本更多，她们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利用能力更强。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年轻一代自感健康更好，拖病不看的情况更少，更多利用保健服务。图2是城乡不同年龄组妇女妇科检查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变量对妇女健康的影响，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自感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对“最近3年你是否有过拖病不看的情况”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
对自感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女性模型的结果显示：年龄、民族、受教育情况、农业户口、地区分布、是否在业、收入、营养保证(每天是否可以吃到一个鸡蛋)和心理健康情况(积极自评完好和消极自评完好)都在统计上显著。从人口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健康自评越来越低；汉族女性的健康自评状况要好于少数民族；西部地区女性的健康自评状况要低于东部地区。从社会经济的影响因素看，在业组的女性健康自评情况要显著地高于不在业组的健康自评；相对于低收入组来说，其他收入组的健康自评都要好些；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健康自评和自评完好都有着良好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健康自评和自评完好越好。有着营养保证情况下的健康自评要好于没有营养保证的情况。从影响健康自评的心理因素看，女性的积极自评完好和消极自评完好也都表现出自评完好情况越好，健康自评的情况就越好。
可见，城市比农村“拖病不看”发生的风险要大，前者是后者的1.60倍；初婚和再婚女性“拖病不看”的发生风险比丧偶女性低。初婚和再婚女性发生过“拖病不看”的风险分别是丧偶女性的1.456倍和1.434倍；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对家庭地位满意度越差、工作时间长、家务劳动时间越多，“拖病不看”发生的风险就越大。
另外，健康方面的阶层差异还表现为作为弱势群体的流动妇女健康权益的被忽视和被剥夺。笔者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4月先后在安徽、上海、北京、湖北、河南进行过质性调查，2005年在北京和厦门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妇女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困惑。尤其是一些流动性大的、分散的、从事务工经商活动的流动妇女和未婚、老年妇女，被双重排斥于户籍地和现居住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福利之外。主要问题是：
(1)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的覆盖面还有一定局限，不仅未婚女性流动人口没有享受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而且相当一部分已婚育龄妇女也没有进入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者的视野。
(2)流动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合法权益保护还不够充分。表现为：流动妇女依法免费享有的基本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费用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兑现；流动妇女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还没有充分实现；对流动妇女查孕查环之外的其他生殖保健宣传教育与服务和生活方面的人文关怀不足。
(3)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方面存在的许多实际困难，增加了流动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益实现的难度。表现在：“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使一些地方吃紧的人力物力资源雪上加霜，因此，使不少流动妇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管理和服务“真空”地带；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双向协作的困难，以及地区之间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对流动妇女生殖健康权益的有效保护；综合管理格局在一些地区还比较薄弱，维护流动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益还没有成为各有关部门的自愿自觉行为；防范型的管理方式对计生干部提供管理和服务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挑战。
三;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行动提高了妇女的健康福祉
十年来妇女健康水平提高，健康服务得到一定改善，健康服务利用率有所增加。
2.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在性别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
女性与男性相比健康水平更低，健康服务的利用更为有限；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和职业环境与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妇女相比相对处于劣势。
3.职业、收入、教育等个人资本的差异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利用机会和能力有显著影响
教育程度越低、经济收入越少、职业声望越差的妇女，健康水平越低，健康服务利用机会越少，健康服务的利用能力越差。年轻一代因为拥有更多的个人资本，比年长一代健康状况更好；流动妇女因为所处社会阶层较低，健康权益受损情况更值得关注。
基于以上结论，作者建议：
1.加大对边远贫穷农村地区的卫生资金投入
提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改善卫生服务质量，提高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率。
2.增加对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的教育投资
促进妇女经济社会参与，增加妇女个人资本存量和保健服务利用能力；创新社区健康服务模式，以进一步满足老年妇女的健康需求。
3.遵循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优质服务的原则
为流动妇女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和技术服务。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姜秀花)
本文摘自《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中国网; 2006年3月16日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 ... content_6156307.htm
中国妇女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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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第30届世界健康大会开创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运动的新纪元以来，“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一项社会准则，并不断被强调。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进一步提出：“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普遍获得保健服务”。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纲领》把妇女与保健作为第三个重大关切领域，提出“妇女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享有这一权利对妇女的生活和福祉及参加公共和私人生活各领域都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承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并采取积极行动：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把提高妇女地位与保障妇女健康权益有机结合起来，并把妇女健康作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优先领域。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全体公民公平享有卫生保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中国政府还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妇女生殖健康的资金投入，开展各种妇女保健项目。如2000~2005年，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累计投入6亿元先后在全国1000个贫困县实施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在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关爱女童”、“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试点”活动，积极与国际机构在生殖健康和性别平等领域开展合作。政府的积极行动使妇女享有了越来越多的健康福祉。
1995年以来中国妇女健康状况的改善
妇女健康状况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妇女的健康水平提高；二是保健服务得到改善。具体如下：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平均预期寿命是公民健康水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服务状况的综合反映。1990年中国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为70.49岁，2000年为73.33岁，2003年达到74岁。妇女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说明中国妇女健康水平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医疗服务状况的改善而得到提高。
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提高。母亲安全是生殖健康的核心，孕产妇死亡率的高低不仅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妇女对卫生资源、保健服务的获得和利用状况，还能反映出生育文化和妇女地位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十年来，中国孕产妇死亡率逐步下降，1995年为61.9／10万，2000年为53／10万，2004年为48.3／10万。与此同时，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持续下降，2003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从1995年的36.4‰下降到25.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1995年的44.5‰下降到29.9‰。
妇女的生殖保健服务得到改善。有研究证明，产妇非住院分娩死亡危险性比住院分娩死亡的危险性高5～6倍。因此，提高住院分娩率对保护母婴健康、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及婴儿死亡率非常重要。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十年来，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一些地区在十年间增长幅度更大，如广东2004年比1995年提高45.9个百分点，达到85.3%，内蒙提高61.7个百分点，达到85.5%。与此相关，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新法接生率也都在1995年的基础上有较大提高。
健康是衡量社会公正、和谐与发展实现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人性化的指标和尺度。但许多研究证实，健康的不公平性却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健康不公平性表现为地区之间(包括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与性别之间在健康水平以及健康资源拥有和支配方面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阶层、年龄、性别、民族、地域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以下将利用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历年人口和卫生统计资料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调查结果对中国妇女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进行分析。
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
在影响妇女健康的诸多因素中，“性别在健康中的动态极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性别角色及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变量发生相互作用，造成不同的以及有时不公平的接触健康风险的状况，也造成获得和利用卫生信息、保健和服务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对健康情况产生明显的影响。”妇女地位作为影响妇女健康的一个重要变量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她们的一般健康和生育健康”。
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表现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方方面面，如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女婴儿死亡率的差异、男女获得营养和保健服务的差异、在计划生育责任承担方面的性别差异、在疾病包括性病、艾滋病方面的性别差异、在健康自我评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差异等等。
1.生命安全方面的性别差异
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一个严重的人口安全问题，也是生殖健康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方面，它意味着因为对男孩的“性别偏好”而采取的选择性流产和溺弃女婴行为使许多女性胎儿和女婴的生存权被剥夺。另一方面，也使怀孕妇女在进行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过程中付出了身心健康的代价。中国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从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问题，而是传统生育文化与妇女社会地位交互作用的结果。当前社会中的两性人口在教育、经济、权力结构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加重了人们对男性婴儿的偏好。因此，解决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妇女地位。
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水平却持续偏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指标》指出：在出生的第一年，女孩比男孩存活率更高，这主要是生物差异所致。但在某些国家，女孩的生物优势被基于性别的歧视所否定。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婴儿死亡率更能反映性别歧视的影响。因为营养和医疗干预在这一年龄组中更为重要。一般在父母无明显重男轻女倾向的国家，5岁以下男孩死亡率高于女孩。如果女孩死亡率高于男孩，则很可能是基于性别的偏见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婴和女童死亡率偏高现象的持续存在，反映出女婴生存状况逐渐恶化的趋势。
2.获得营养和保健服务方面的性别差异
研究显示，中国女孩死亡水平偏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强烈的男孩偏好，使女婴在营养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方面的歧视待遇相对减少，但是，父母在为生病儿童寻求更高质量的治疗措施方面，男孩的待遇要显著好于女孩。1998年中国低出生体重、育龄妇女贫血及儿童维生素A情况调查发现，在出生体重低于两千克的婴儿中，女婴死亡概率是男婴的3～4倍。说明在同样处于生存劣势时，女婴没有得到与男婴同等的抢救、护理与照料。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男女在营养方面的差异不显著，78.5%的男性和76.8%的女性肯定回答“如果想吃，每天能否吃到一个鸡蛋？”但在获得保健服务方面的差异却非常显著。对“最近3年是否有过身体有病拖着不去看的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有病拖着不去看的情况在城市男性中占17.1%，在城市女性中占21.3%；在农村男性中占12.4%，在农村女性中占19.8%。说明女性对自身疾病的求医行为明显不如男性积极。
3.在计划生育责任承担方面的性别差异
根据200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常规报表统计数据，我国15～49岁已婚育龄妇女人数为2.54亿，采用避孕方法的人数为2.30亿，总避孕现用率为90.48%。各种避孕方法的使用按现用率的高低依次如下：宫内节育器(44.45%)、女性绝育(31.89%)、男性绝育(6.99%)、避孕套(4.76%)、口服避孕药(1.68%)、皮下埋植(0.33%)、外用药(0.24%)、其他方法(0.14%)。女性避孕方法现用率合计为78.73%，男性避孕方法(男性绝育和避孕套)现用率合计为11.75%。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也表明我国女性避孕方法使用仍占主导地位。
4.在健康水平方面的性别差距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说明妇女健康水平提高，但并不一定表明妇女生存质量高于男性。研究和统计结果表明：妇女带病存活的时间要长于男性。1993年、1998年、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妇女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和残障流行率都高于男性。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老年妇女的自评健康状况都不如男性老人，而且老年妇女在精神健康、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利用等方面都比男性老人差。胡鞍钢等根据计算得出结果，中国女性人口中，健康人口占86.72%，患病人口中女性占7.69%，残疾人口占5.56%；而男性相应的比例分别为89.27%、5.55%、5.16%。
随着艾滋病传播由初期主要在高危人群发展到向普通人群传播的趋势，在中国，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也快速上升。女性在艾滋病感染中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除了其具有生理上的易感性之外，还与其社会脆弱性有关。由于女性在社会活动和性活动中处在弱势地位，女性比男性更难以拒绝危险的性行为；由于缺少教育，女性获得的预防信息较之男性更为匮乏。所有这些都扩大了妇女和女童经性传播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而艾滋病政策中性别敏感的缺乏，容易使女性获得更少的医疗服务和人文关怀。因此，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比例的上升，反映出妇女生存发展的不利境况。
自感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自感健康是重要的健康水平测量指标，它融入了很多个人经历、体验以及在所处文化中对健康的理解与期待。尽管自感健康主观性很强，但能反映潜在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功能变化。有的研究证明，自感健康状况不好所带来的危险性，比由医生评估得出的客观健康状况所带来的危险性更高。自我评价的方法对测量一个人的健康的确比较有效可靠，与医生评价相当或更好。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自感健康男女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5)，从好到差的排列顺序是：城市男性、农村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城市男性自我评价最好，农村女性自我评价最低。在面临心理问题从少到多的排序上，与自感健康一样，依然是：城市男性、农村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这与许多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女性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比男性更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自杀问题上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即：世界范围内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6倍，唯独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而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高3～4倍。
(二)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
卫生服务公平性主要反映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卫生资源的差异。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80%的卫生资源积聚在城市。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边远贫困农村地区卫生资源的短缺，势必影响其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所服务人群对健康服务的信心，而长期得不到适当的医疗保健服务，终将影响当地人群的健康状况。本文主要从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和职业健康环境三方面分析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
1.健康水平的地区差距
妇女预期寿命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与各地GDP水平基本相对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距。表8是对2000年人均GDP前十位和后十位地区妇女预期寿命的比较。人均GDP排在最后的贵州省平均预期寿命比人均GDP排在第一位的上海低12.18岁，贵州省女性预期寿命比上海低12.47岁。
孕产妇死亡率是测量妇女健康水平的性别敏感指标，它既能反映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对她们享受和支配卫生保健资源的权利和能力的影响，又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卫生资源、保健服务状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指标》中指出：“女孩和妇女的社会及经济地位低下是许多国家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地位低下不仅限制了女孩和妇女享受教育和营养的机会，而且还使她们无法获得支付保健或计划生育服务费用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从卫生统计结果看，孕产妇死亡率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西藏甚至高达310.4/10万。同时，孕产妇死亡率的城乡差距也很大。
在中国，妇女病一直是影响妇女生殖健康的常见疾病。1995年妇女病患病率是28.9%，2000年是26.5%，2003年是26.1%，2004年是27.2%。从卫生统计数据看，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查出妇科病率差距不大，如北京是40.8%，居于第三位，青海是43.6%，居于第一位。但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妇女更多受妇科疾病的困扰。我们采用一年内有几种症状和有症状后检查结果这两个指标了解妇女妇科病患病情况，症状的备选项是：白带异常、月经异常、下腹坠痛、腹部有包块、腰部酸痛、不规则阴部出血。结果可见，农村妇女有两种以上症状明显者比城市妇女高，而没有症状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妇女。农村妇女对自身健康的消极态度可能会影响到妇科病的检查诊断。
我们在甘肃某县调查时，当地一位48岁生育了3个孩子育龄妇女说：“我22岁生第1个孩子，生第二个时患类风湿。身体不好，结扎后月经多，10天1次。过了1、2年，到县里检查是子宫肌瘤，子宫全切了。医生说是累的。我呢！别人干自己不干不服气。现在不舒服了也得干……村里有30％～40%的40多岁的妇女月经不调，都说是年龄的问题，有吃药打针的，也有没钱不管的。平常一般不去检查，主要是怕羞，女大夫也不好意思。为什么说不上来，年轻一些的敢去看。
2.健康服务利用的地区差距
尽管健康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对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随着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加上一些妇幼卫生项目的实施，一些福利性的检查项目得以开展，妇女利用保健服务的比例提高。如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率、妇科病检查比率上升等。但有的研究结论认为，农村妇女对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率相对于她们实际需要还很低。本文主要选择对妇女健康意义重大的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和妇科病检查率两大指标分析健康服务利用的地区差距，并结合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分析妇女预防保健行为的地区差距。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的高低能够反映妇女作为生育者在生育过程中所需生殖保健服务的满足程度，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和产科服务的提供能力问题，而且能够反映妇女在家庭健康资源分配和健康权利状况。尽管十年来住院分娩率提高很快，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很大。发达地区住院分娩率很高，但在边远贫困地区住院分娩率很低。2004年，北京、天津、上海等8个地区住院分娩率达到95%以上，贵州、西藏等地区则维持在较低水平；城市住院分娩率高于县住院分娩率，2004年，全国城市住院分娩率是91.4%，县只有77.1%。发达地区城乡住院分娩率差距不大，但在落后地区这种差距很大，如在甘肃、西藏、新疆等市县的住院分娩率分别为：80.7%和55.0%；55.5%和28.3%；87.8%和62.6%。
妇科病普查率能反映妇女获得卫生保健和享有公共卫生资源的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从统计结果看，近十年来，妇科病普查查出妇科病患病率都在26%以上，而治疗率在90%以上。因此，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重视妇科病检查工作，并把有计划地进行妇科病普查规定为妇幼保健部门的一项常规任务。但是，随着妇幼保健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妇幼保健机构在1955年有3944家，1995年有3179家，近年来持续减少，2003年为3033家，2004年为2998家。妇幼保健机构的缩减限制了妇幼保健服务的提供，近十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在一些非公企业甚至公有制单位，作为职工福利的妇科病检查已被取消。而现在数量急剧增多的流动妇女享受到的卫生保健服务就更加有限。尽管妇科病普查率总的情况不容乐观，但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宁夏等地区在60%以上，而广西、海南等地则维持在较低水平。
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妇女的预防保健情况通过健康体检、妇科检查、孕检指标来反映。调查结果显示，最近3年做过健康体检的农村妇女为20.4%,城市妇女为38.9%；从未做过妇科检查的农村妇女为45.9%，城市妇女为32.9%；生育第一个孩子前没做过孕检的农村妇女为43.1%，城市妇女为15.5%；按医嘱检查的农村妇女为19.6%，城市妇女为59.9%。几方面的结果都表明，城乡妇女预防保健差距显著。
3.职业环境健康状况的差距
为了衡量工作和劳动环境状况，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询问了被访问对象在工作和劳动环境中存在的不利健康的因素，要求他们选择影响最大的两项。总的来说，有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其工作和劳动环境没有不利的健康因素，仅有一种不利的健康因素的为9%，有两种不利的健康因素的接近1/3。
研究中还发现，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对健康不利的影响因素有着比较明显的城乡差距和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影响比例方面：城市地区中工作或劳动环境中对健康不利的首要因素是噪音，其次是烟尘。农村地区工作或劳动环境中对健康不利的首要因素是化学毒物，其次是过量负重。
(三)健康状况的阶层差异
许多证据证明，社会阶层影响着一个人获得基本健康生活的机会。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人群的健康水平逐渐下降。即使没有贫困的存在，健康状况从高阶层到低阶层也存在一个梯度现象。阶层的差异体现在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在健康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否认年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等个人资本与人们健康水平，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恒定关系。因为，经济收入能反映一个人生产和消费健康的能力，并且反映与收入相关的职业所带给人们的健康社会保障情况；受教育程度能代表一个人获得积极的社会、心理和经济资源的能力，决定一个人能否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身体，有效利用现有卫生服务进行预防保健和疾病治疗。年轻一代拥有的个人资本更多，她们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利用能力更强。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年轻一代自感健康更好，拖病不看的情况更少，更多利用保健服务。图2是城乡不同年龄组妇女妇科检查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变量对妇女健康的影响，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自感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对“最近3年你是否有过拖病不看的情况”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
对自感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女性模型的结果显示：年龄、民族、受教育情况、农业户口、地区分布、是否在业、收入、营养保证(每天是否可以吃到一个鸡蛋)和心理健康情况(积极自评完好和消极自评完好)都在统计上显著。从人口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健康自评越来越低；汉族女性的健康自评状况要好于少数民族；西部地区女性的健康自评状况要低于东部地区。从社会经济的影响因素看，在业组的女性健康自评情况要显著地高于不在业组的健康自评；相对于低收入组来说，其他收入组的健康自评都要好些；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健康自评和自评完好都有着良好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健康自评和自评完好越好。有着营养保证情况下的健康自评要好于没有营养保证的情况。从影响健康自评的心理因素看，女性的积极自评完好和消极自评完好也都表现出自评完好情况越好，健康自评的情况就越好。
可见，城市比农村“拖病不看”发生的风险要大，前者是后者的1.60倍；初婚和再婚女性“拖病不看”的发生风险比丧偶女性低。初婚和再婚女性发生过“拖病不看”的风险分别是丧偶女性的1.456倍和1.434倍；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对家庭地位满意度越差、工作时间长、家务劳动时间越多，“拖病不看”发生的风险就越大。
另外，健康方面的阶层差异还表现为作为弱势群体的流动妇女健康权益的被忽视和被剥夺。笔者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4月先后在安徽、上海、北京、湖北、河南进行过质性调查，2005年在北京和厦门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妇女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困惑。尤其是一些流动性大的、分散的、从事务工经商活动的流动妇女和未婚、老年妇女，被双重排斥于户籍地和现居住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福利之外。主要问题是：
(1)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的覆盖面还有一定局限，不仅未婚女性流动人口没有享受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而且相当一部分已婚育龄妇女也没有进入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者的视野。
(2)流动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合法权益保护还不够充分。表现为：流动妇女依法免费享有的基本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费用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兑现；流动妇女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还没有充分实现；对流动妇女查孕查环之外的其他生殖保健宣传教育与服务和生活方面的人文关怀不足。
(3)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方面存在的许多实际困难，增加了流动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益实现的难度。表现在：“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使一些地方吃紧的人力物力资源雪上加霜，因此，使不少流动妇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管理和服务“真空”地带；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双向协作的困难，以及地区之间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对流动妇女生殖健康权益的有效保护；综合管理格局在一些地区还比较薄弱，维护流动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益还没有成为各有关部门的自愿自觉行为；防范型的管理方式对计生干部提供管理和服务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挑战。
三;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行动提高了妇女的健康福祉
十年来妇女健康水平提高，健康服务得到一定改善，健康服务利用率有所增加。
2.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在性别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
女性与男性相比健康水平更低，健康服务的利用更为有限；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和职业环境与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妇女相比相对处于劣势。
3.职业、收入、教育等个人资本的差异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利用机会和能力有显著影响
教育程度越低、经济收入越少、职业声望越差的妇女，健康水平越低，健康服务利用机会越少，健康服务的利用能力越差。年轻一代因为拥有更多的个人资本，比年长一代健康状况更好；流动妇女因为所处社会阶层较低，健康权益受损情况更值得关注。
基于以上结论，作者建议：
1.加大对边远贫穷农村地区的卫生资金投入
提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改善卫生服务质量，提高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率。
2.增加对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的教育投资
促进妇女经济社会参与，增加妇女个人资本存量和保健服务利用能力；创新社区健康服务模式，以进一步满足老年妇女的健康需求。
3.遵循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优质服务的原则
为流动妇女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和技术服务。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姜秀花)
本文摘自《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中国网; 2006年3月16日
中国妇女的健康状况
中国网 | 时间： 2006-03-17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自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第30届世界健康大会开创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运动的新纪元以来，“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一项社会准则，并不断被强调。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进一步提出：“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普遍获得保健服务”。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纲领》把妇女与保健作为第三个重大关切领域，提出“妇女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享有这一权利对妇女的生活和福祉及参加公共和私人生活各领域都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承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并采取积极行动：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把提高妇女地位与保障妇女健康权益有机结合起来，并把妇女健康作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优先领域。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全体公民公平享有卫生保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中国政府还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妇女生殖健康的资金投入，开展各种妇女保健项目。如2000~2005年，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累计投入6亿元先后在全国1000个贫困县实施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在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关爱女童”、“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试点”活动，积极与国际机构在生殖健康和性别平等领域开展合作。政府的积极行动使妇女享有了越来越多的健康福祉。
1995年以来中国妇女健康状况的改善
妇女健康状况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妇女的健康水平提高；二是保健服务得到改善。具体如下：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平均预期寿命是公民健康水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服务状况的综合反映。1990年中国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为70.49岁，2000年为73.33岁，2003年达到74岁。妇女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说明中国妇女健康水平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医疗服务状况的改善而得到提高。
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提高。母亲安全是生殖健康的核心，孕产妇死亡率的高低不仅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妇女对卫生资源、保健服务的获得和利用状况，还能反映出生育文化和妇女地位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十年来，中国孕产妇死亡率逐步下降，1995年为61.9／10万，2000年为53／10万，2004年为48.3／10万。与此同时，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持续下降，2003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从1995年的36.4‰下降到25.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1995年的44.5‰下降到29.9‰。
妇女的生殖保健服务得到改善。有研究证明，产妇非住院分娩死亡危险性比住院分娩死亡的危险性高5～6倍。因此，提高住院分娩率对保护母婴健康、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及婴儿死亡率非常重要。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十年来，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一些地区在十年间增长幅度更大，如广东2004年比1995年提高45.9个百分点，达到85.3%，内蒙提高61.7个百分点，达到85.5%。与此相关，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新法接生率也都在1995年的基础上有较大提高。
健康是衡量社会公正、和谐与发展实现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人性化的指标和尺度。但许多研究证实，健康的不公平性却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健康不公平性表现为地区之间(包括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与性别之间在健康水平以及健康资源拥有和支配方面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阶层、年龄、性别、民族、地域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以下将利用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历年人口和卫生统计资料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调查结果对中国妇女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进行分析。
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
在影响妇女健康的诸多因素中，“性别在健康中的动态极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性别角色及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变量发生相互作用，造成不同的以及有时不公平的接触健康风险的状况，也造成获得和利用卫生信息、保健和服务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对健康情况产生明显的影响。”妇女地位作为影响妇女健康的一个重要变量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她们的一般健康和生育健康”。
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表现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方方面面，如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女婴儿死亡率的差异、男女获得营养和保健服务的差异、在计划生育责任承担方面的性别差异、在疾病包括性病、艾滋病方面的性别差异、在健康自我评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差异等等。
1.生命安全方面的性别差异
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一个严重的人口安全问题，也是生殖健康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方面，它意味着因为对男孩的“性别偏好”而采取的选择性流产和溺弃女婴行为使许多女性胎儿和女婴的生存权被剥夺。另一方面，也使怀孕妇女在进行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过程中付出了身心健康的代价。中国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从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问题，而是传统生育文化与妇女社会地位交互作用的结果。当前社会中的两性人口在教育、经济、权力结构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加重了人们对男性婴儿的偏好。因此，解决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妇女地位。
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水平却持续偏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指标》指出：在出生的第一年，女孩比男孩存活率更高，这主要是生物差异所致。但在某些国家，女孩的生物优势被基于性别的歧视所否定。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婴儿死亡率更能反映性别歧视的影响。因为营养和医疗干预在这一年龄组中更为重要。一般在父母无明显重男轻女倾向的国家，5岁以下男孩死亡率高于女孩。如果女孩死亡率高于男孩，则很可能是基于性别的偏见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婴和女童死亡率偏高现象的持续存在，反映出女婴生存状况逐渐恶化的趋势。
2.获得营养和保健服务方面的性别差异
研究显示，中国女孩死亡水平偏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强烈的男孩偏好，使女婴在营养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方面的歧视待遇相对减少，但是，父母在为生病儿童寻求更高质量的治疗措施方面，男孩的待遇要显著好于女孩。1998年中国低出生体重、育龄妇女贫血及儿童维生素A情况调查发现，在出生体重低于两千克的婴儿中，女婴死亡概率是男婴的3～4倍。说明在同样处于生存劣势时，女婴没有得到与男婴同等的抢救、护理与照料。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男女在营养方面的差异不显著，78.5%的男性和76.8%的女性肯定回答“如果想吃，每天能否吃到一个鸡蛋？”但在获得保健服务方面的差异却非常显著。对“最近3年是否有过身体有病拖着不去看的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有病拖着不去看的情况在城市男性中占17.1%，在城市女性中占21.3%；在农村男性中占12.4%，在农村女性中占19.8%。说明女性对自身疾病的求医行为明显不如男性积极。
3.在计划生育责任承担方面的性别差异
根据200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常规报表统计数据，我国15～49岁已婚育龄妇女人数为2.54亿，采用避孕方法的人数为2.30亿，总避孕现用率为90.48%。各种避孕方法的使用按现用率的高低依次如下：宫内节育器(44.45%)、女性绝育(31.89%)、男性绝育(6.99%)、避孕套(4.76%)、口服避孕药(1.68%)、皮下埋植(0.33%)、外用药(0.24%)、其他方法(0.14%)。女性避孕方法现用率合计为78.73%，男性避孕方法(男性绝育和避孕套)现用率合计为11.75%。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也表明我国女性避孕方法使用仍占主导地位。
4.在健康水平方面的性别差距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说明妇女健康水平提高，但并不一定表明妇女生存质量高于男性。研究和统计结果表明：妇女带病存活的时间要长于男性。1993年、1998年、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妇女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和残障流行率都高于男性。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老年妇女的自评健康状况都不如男性老人，而且老年妇女在精神健康、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利用等方面都比男性老人差。胡鞍钢等根据计算得出结果，中国女性人口中，健康人口占86.72%，患病人口中女性占7.69%，残疾人口占5.56%；而男性相应的比例分别为89.27%、5.55%、5.16%。
随着艾滋病传播由初期主要在高危人群发展到向普通人群传播的趋势，在中国，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也快速上升。女性在艾滋病感染中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除了其具有生理上的易感性之外，还与其社会脆弱性有关。由于女性在社会活动和性活动中处在弱势地位，女性比男性更难以拒绝危险的性行为；由于缺少教育，女性获得的预防信息较之男性更为匮乏。所有这些都扩大了妇女和女童经性传播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而艾滋病政策中性别敏感的缺乏，容易使女性获得更少的医疗服务和人文关怀。因此，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比例的上升，反映出妇女生存发展的不利境况。
自感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自感健康是重要的健康水平测量指标，它融入了很多个人经历、体验以及在所处文化中对健康的理解与期待。尽管自感健康主观性很强，但能反映潜在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功能变化。有的研究证明，自感健康状况不好所带来的危险性，比由医生评估得出的客观健康状况所带来的危险性更高。自我评价的方法对测量一个人的健康的确比较有效可靠，与医生评价相当或更好。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自感健康男女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5)，从好到差的排列顺序是：城市男性、农村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城市男性自我评价最好，农村女性自我评价最低。在面临心理问题从少到多的排序上，与自感健康一样，依然是：城市男性、农村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这与许多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女性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比男性更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自杀问题上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即：世界范围内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6倍，唯独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而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高3～4倍。
(二)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
卫生服务公平性主要反映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卫生资源的差异。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80%的卫生资源积聚在城市。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边远贫困农村地区卫生资源的短缺，势必影响其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所服务人群对健康服务的信心，而长期得不到适当的医疗保健服务，终将影响当地人群的健康状况。本文主要从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和职业健康环境三方面分析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
1.健康水平的地区差距
妇女预期寿命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与各地GDP水平基本相对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距。表8是对2000年人均GDP前十位和后十位地区妇女预期寿命的比较。人均GDP排在最后的贵州省平均预期寿命比人均GDP排在第一位的上海低12.18岁，贵州省女性预期寿命比上海低12.47岁。
孕产妇死亡率是测量妇女健康水平的性别敏感指标，它既能反映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对她们享受和支配卫生保健资源的权利和能力的影响，又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卫生资源、保健服务状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指标》中指出：“女孩和妇女的社会及经济地位低下是许多国家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地位低下不仅限制了女孩和妇女享受教育和营养的机会，而且还使她们无法获得支付保健或计划生育服务费用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从卫生统计结果看，孕产妇死亡率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西藏甚至高达310.4/10万。同时，孕产妇死亡率的城乡差距也很大。
在中国，妇女病一直是影响妇女生殖健康的常见疾病。1995年妇女病患病率是28.9%，2000年是26.5%，2003年是26.1%，2004年是27.2%。从卫生统计数据看，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查出妇科病率差距不大，如北京是40.8%，居于第三位，青海是43.6%，居于第一位。但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妇女更多受妇科疾病的困扰。我们采用一年内有几种症状和有症状后检查结果这两个指标了解妇女妇科病患病情况，症状的备选项是：白带异常、月经异常、下腹坠痛、腹部有包块、腰部酸痛、不规则阴部出血。结果可见，农村妇女有两种以上症状明显者比城市妇女高，而没有症状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妇女。农村妇女对自身健康的消极态度可能会影响到妇科病的检查诊断。
我们在甘肃某县调查时，当地一位48岁生育了3个孩子育龄妇女说：“我22岁生第1个孩子，生第二个时患类风湿。身体不好，结扎后月经多，10天1次。过了1、2年，到县里检查是子宫肌瘤，子宫全切了。医生说是累的。我呢！别人干自己不干不服气。现在不舒服了也得干……村里有30％～40%的40多岁的妇女月经不调，都说是年龄的问题，有吃药打针的，也有没钱不管的。平常一般不去检查，主要是怕羞，女大夫也不好意思。为什么说不上来，年轻一些的敢去看。
2.健康服务利用的地区差距
尽管健康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对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随着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加上一些妇幼卫生项目的实施，一些福利性的检查项目得以开展，妇女利用保健服务的比例提高。如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率、妇科病检查比率上升等。但有的研究结论认为，农村妇女对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率相对于她们实际需要还很低。本文主要选择对妇女健康意义重大的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和妇科病检查率两大指标分析健康服务利用的地区差距，并结合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分析妇女预防保健行为的地区差距。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的高低能够反映妇女作为生育者在生育过程中所需生殖保健服务的满足程度，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和产科服务的提供能力问题，而且能够反映妇女在家庭健康资源分配和健康权利状况。尽管十年来住院分娩率提高很快，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很大。发达地区住院分娩率很高，但在边远贫困地区住院分娩率很低。2004年，北京、天津、上海等8个地区住院分娩率达到95%以上，贵州、西藏等地区则维持在较低水平；城市住院分娩率高于县住院分娩率，2004年，全国城市住院分娩率是91.4%，县只有77.1%。发达地区城乡住院分娩率差距不大，但在落后地区这种差距很大，如在甘肃、西藏、新疆等市县的住院分娩率分别为：80.7%和55.0%；55.5%和28.3%；87.8%和62.6%。
妇科病普查率能反映妇女获得卫生保健和享有公共卫生资源的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从统计结果看，近十年来，妇科病普查查出妇科病患病率都在26%以上，而治疗率在90%以上。因此，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重视妇科病检查工作，并把有计划地进行妇科病普查规定为妇幼保健部门的一项常规任务。但是，随着妇幼保健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妇幼保健机构在1955年有3944家，1995年有3179家，近年来持续减少，2003年为3033家，2004年为2998家。妇幼保健机构的缩减限制了妇幼保健服务的提供，近十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在一些非公企业甚至公有制单位，作为职工福利的妇科病检查已被取消。而现在数量急剧增多的流动妇女享受到的卫生保健服务就更加有限。尽管妇科病普查率总的情况不容乐观，但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宁夏等地区在60%以上，而广西、海南等地则维持在较低水平。
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妇女的预防保健情况通过健康体检、妇科检查、孕检指标来反映。调查结果显示，最近3年做过健康体检的农村妇女为20.4%,城市妇女为38.9%；从未做过妇科检查的农村妇女为45.9%，城市妇女为32.9%；生育第一个孩子前没做过孕检的农村妇女为43.1%，城市妇女为15.5%；按医嘱检查的农村妇女为19.6%，城市妇女为59.9%。几方面的结果都表明，城乡妇女预防保健差距显著。
3.职业环境健康状况的差距
为了衡量工作和劳动环境状况，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询问了被访问对象在工作和劳动环境中存在的不利健康的因素，要求他们选择影响最大的两项。总的来说，有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其工作和劳动环境没有不利的健康因素，仅有一种不利的健康因素的为9%，有两种不利的健康因素的接近1/3。
研究中还发现，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对健康不利的影响因素有着比较明显的城乡差距和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影响比例方面：城市地区中工作或劳动环境中对健康不利的首要因素是噪音，其次是烟尘。农村地区工作或劳动环境中对健康不利的首要因素是化学毒物，其次是过量负重。
(三)健康状况的阶层差异
许多证据证明，社会阶层影响着一个人获得基本健康生活的机会。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人群的健康水平逐渐下降。即使没有贫困的存在，健康状况从高阶层到低阶层也存在一个梯度现象。阶层的差异体现在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在健康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否认年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等个人资本与人们健康水平，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恒定关系。因为，经济收入能反映一个人生产和消费健康的能力，并且反映与收入相关的职业所带给人们的健康社会保障情况；受教育程度能代表一个人获得积极的社会、心理和经济资源的能力，决定一个人能否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身体，有效利用现有卫生服务进行预防保健和疾病治疗。年轻一代拥有的个人资本更多，她们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利用能力更强。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年轻一代自感健康更好，拖病不看的情况更少，更多利用保健服务。图2是城乡不同年龄组妇女妇科检查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变量对妇女健康的影响，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自感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对“最近3年你是否有过拖病不看的情况”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
对自感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女性模型的结果显示：年龄、民族、受教育情况、农业户口、地区分布、是否在业、收入、营养保证(每天是否可以吃到一个鸡蛋)和心理健康情况(积极自评完好和消极自评完好)都在统计上显著。从人口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健康自评越来越低；汉族女性的健康自评状况要好于少数民族；西部地区女性的健康自评状况要低于东部地区。从社会经济的影响因素看，在业组的女性健康自评情况要显著地高于不在业组的健康自评；相对于低收入组来说，其他收入组的健康自评都要好些；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健康自评和自评完好都有着良好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健康自评和自评完好越好。有着营养保证情况下的健康自评要好于没有营养保证的情况。从影响健康自评的心理因素看，女性的积极自评完好和消极自评完好也都表现出自评完好情况越好，健康自评的情况就越好。
可见，城市比农村“拖病不看”发生的风险要大，前者是后者的1.60倍；初婚和再婚女性“拖病不看”的发生风险比丧偶女性低。初婚和再婚女性发生过“拖病不看”的风险分别是丧偶女性的1.456倍和1.434倍；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对家庭地位满意度越差、工作时间长、家务劳动时间越多，“拖病不看”发生的风险就越大。
另外，健康方面的阶层差异还表现为作为弱势群体的流动妇女健康权益的被忽视和被剥夺。笔者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4月先后在安徽、上海、北京、湖北、河南进行过质性调查，2005年在北京和厦门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妇女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困惑。尤其是一些流动性大的、分散的、从事务工经商活动的流动妇女和未婚、老年妇女，被双重排斥于户籍地和现居住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福利之外。主要问题是：
(1)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的覆盖面还有一定局限，不仅未婚女性流动人口没有享受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而且相当一部分已婚育龄妇女也没有进入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者的视野。
(2)流动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合法权益保护还不够充分。表现为：流动妇女依法免费享有的基本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费用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兑现；流动妇女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还没有充分实现；对流动妇女查孕查环之外的其他生殖保健宣传教育与服务和生活方面的人文关怀不足。
(3)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方面存在的许多实际困难，增加了流动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益实现的难度。表现在：“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使一些地方吃紧的人力物力资源雪上加霜，因此，使不少流动妇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管理和服务“真空”地带；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双向协作的困难，以及地区之间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对流动妇女生殖健康权益的有效保护；综合管理格局在一些地区还比较薄弱，维护流动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益还没有成为各有关部门的自愿自觉行为；防范型的管理方式对计生干部提供管理和服务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挑战。
三;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行动提高了妇女的健康福祉
十年来妇女健康水平提高，健康服务得到一定改善，健康服务利用率有所增加。
2.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在性别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
女性与男性相比健康水平更低，健康服务的利用更为有限；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和职业环境与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妇女相比相对处于劣势。
3.职业、收入、教育等个人资本的差异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利用机会和能力有显著影响
教育程度越低、经济收入越少、职业声望越差的妇女，健康水平越低，健康服务利用机会越少，健康服务的利用能力越差。年轻一代因为拥有更多的个人资本，比年长一代健康状况更好；流动妇女因为所处社会阶层较低，健康权益受损情况更值得关注。
基于以上结论，作者建议：
1.加大对边远贫穷农村地区的卫生资金投入
提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改善卫生服务质量，提高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率。
2.增加对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的教育投资
促进妇女经济社会参与，增加妇女个人资本存量和保健服务利用能力；创新社区健康服务模式，以进一步满足老年妇女的健康需求。
3.遵循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优质服务的原则
为流动妇女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和技术服务。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姜秀花)
本文摘自《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中国网; 2006年3月16日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 ... content_6156307.htm
中国妇女的健康状况
中国网 | 时间： 2006-03-17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自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第30届世界健康大会开创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运动的新纪元以来，“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一项社会准则，并不断被强调。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进一步提出：“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普遍获得保健服务”。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纲领》把妇女与保健作为第三个重大关切领域，提出“妇女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享有这一权利对妇女的生活和福祉及参加公共和私人生活各领域都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承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并采取积极行动：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把提高妇女地位与保障妇女健康权益有机结合起来，并把妇女健康作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优先领域。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全体公民公平享有卫生保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中国政府还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妇女生殖健康的资金投入，开展各种妇女保健项目。如2000~2005年，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累计投入6亿元先后在全国1000个贫困县实施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在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关爱女童”、“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试点”活动，积极与国际机构在生殖健康和性别平等领域开展合作。政府的积极行动使妇女享有了越来越多的健康福祉。
1995年以来中国妇女健康状况的改善
妇女健康状况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妇女的健康水平提高；二是保健服务得到改善。具体如下：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平均预期寿命是公民健康水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服务状况的综合反映。1990年中国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为70.49岁，2000年为73.33岁，2003年达到74岁。妇女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说明中国妇女健康水平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医疗服务状况的改善而得到提高。
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提高。母亲安全是生殖健康的核心，孕产妇死亡率的高低不仅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妇女对卫生资源、保健服务的获得和利用状况，还能反映出生育文化和妇女地位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十年来，中国孕产妇死亡率逐步下降，1995年为61.9／10万，2000年为53／10万，2004年为48.3／10万。与此同时，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持续下降，2003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从1995年的36.4‰下降到25.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1995年的44.5‰下降到29.9‰。
妇女的生殖保健服务得到改善。有研究证明，产妇非住院分娩死亡危险性比住院分娩死亡的危险性高5～6倍。因此，提高住院分娩率对保护母婴健康、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及婴儿死亡率非常重要。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十年来，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一些地区在十年间增长幅度更大，如广东2004年比1995年提高45.9个百分点，达到85.3%，内蒙提高61.7个百分点，达到85.5%。与此相关，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新法接生率也都在1995年的基础上有较大提高。
健康是衡量社会公正、和谐与发展实现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人性化的指标和尺度。但许多研究证实，健康的不公平性却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健康不公平性表现为地区之间(包括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与性别之间在健康水平以及健康资源拥有和支配方面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阶层、年龄、性别、民族、地域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以下将利用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历年人口和卫生统计资料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调查结果对中国妇女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进行分析。
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
在影响妇女健康的诸多因素中，“性别在健康中的动态极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性别角色及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变量发生相互作用，造成不同的以及有时不公平的接触健康风险的状况，也造成获得和利用卫生信息、保健和服务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对健康情况产生明显的影响。”妇女地位作为影响妇女健康的一个重要变量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她们的一般健康和生育健康”。
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表现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方方面面，如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女婴儿死亡率的差异、男女获得营养和保健服务的差异、在计划生育责任承担方面的性别差异、在疾病包括性病、艾滋病方面的性别差异、在健康自我评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差异等等。
1.生命安全方面的性别差异
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一个严重的人口安全问题，也是生殖健康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方面，它意味着因为对男孩的“性别偏好”而采取的选择性流产和溺弃女婴行为使许多女性胎儿和女婴的生存权被剥夺。另一方面，也使怀孕妇女在进行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过程中付出了身心健康的代价。中国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从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问题，而是传统生育文化与妇女社会地位交互作用的结果。当前社会中的两性人口在教育、经济、权力结构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加重了人们对男性婴儿的偏好。因此，解决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妇女地位。
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水平却持续偏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指标》指出：在出生的第一年，女孩比男孩存活率更高，这主要是生物差异所致。但在某些国家，女孩的生物优势被基于性别的歧视所否定。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婴儿死亡率更能反映性别歧视的影响。因为营养和医疗干预在这一年龄组中更为重要。一般在父母无明显重男轻女倾向的国家，5岁以下男孩死亡率高于女孩。如果女孩死亡率高于男孩，则很可能是基于性别的偏见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婴和女童死亡率偏高现象的持续存在，反映出女婴生存状况逐渐恶化的趋势。
2.获得营养和保健服务方面的性别差异
研究显示，中国女孩死亡水平偏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强烈的男孩偏好，使女婴在营养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方面的歧视待遇相对减少，但是，父母在为生病儿童寻求更高质量的治疗措施方面，男孩的待遇要显著好于女孩。1998年中国低出生体重、育龄妇女贫血及儿童维生素A情况调查发现，在出生体重低于两千克的婴儿中，女婴死亡概率是男婴的3～4倍。说明在同样处于生存劣势时，女婴没有得到与男婴同等的抢救、护理与照料。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男女在营养方面的差异不显著，78.5%的男性和76.8%的女性肯定回答“如果想吃，每天能否吃到一个鸡蛋？”但在获得保健服务方面的差异却非常显著。对“最近3年是否有过身体有病拖着不去看的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有病拖着不去看的情况在城市男性中占17.1%，在城市女性中占21.3%；在农村男性中占12.4%，在农村女性中占19.8%。说明女性对自身疾病的求医行为明显不如男性积极。
3.在计划生育责任承担方面的性别差异
根据200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常规报表统计数据，我国15～49岁已婚育龄妇女人数为2.54亿，采用避孕方法的人数为2.30亿，总避孕现用率为90.48%。各种避孕方法的使用按现用率的高低依次如下：宫内节育器(44.45%)、女性绝育(31.89%)、男性绝育(6.99%)、避孕套(4.76%)、口服避孕药(1.68%)、皮下埋植(0.33%)、外用药(0.24%)、其他方法(0.14%)。女性避孕方法现用率合计为78.73%，男性避孕方法(男性绝育和避孕套)现用率合计为11.75%。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也表明我国女性避孕方法使用仍占主导地位。
4.在健康水平方面的性别差距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说明妇女健康水平提高，但并不一定表明妇女生存质量高于男性。研究和统计结果表明：妇女带病存活的时间要长于男性。1993年、1998年、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妇女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和残障流行率都高于男性。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老年妇女的自评健康状况都不如男性老人，而且老年妇女在精神健康、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利用等方面都比男性老人差。胡鞍钢等根据计算得出结果，中国女性人口中，健康人口占86.72%，患病人口中女性占7.69%，残疾人口占5.56%；而男性相应的比例分别为89.27%、5.55%、5.16%。
随着艾滋病传播由初期主要在高危人群发展到向普通人群传播的趋势，在中国，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也快速上升。女性在艾滋病感染中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除了其具有生理上的易感性之外，还与其社会脆弱性有关。由于女性在社会活动和性活动中处在弱势地位，女性比男性更难以拒绝危险的性行为；由于缺少教育，女性获得的预防信息较之男性更为匮乏。所有这些都扩大了妇女和女童经性传播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而艾滋病政策中性别敏感的缺乏，容易使女性获得更少的医疗服务和人文关怀。因此，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比例的上升，反映出妇女生存发展的不利境况。
自感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自感健康是重要的健康水平测量指标，它融入了很多个人经历、体验以及在所处文化中对健康的理解与期待。尽管自感健康主观性很强，但能反映潜在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功能变化。有的研究证明，自感健康状况不好所带来的危险性，比由医生评估得出的客观健康状况所带来的危险性更高。自我评价的方法对测量一个人的健康的确比较有效可靠，与医生评价相当或更好。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自感健康男女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5)，从好到差的排列顺序是：城市男性、农村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城市男性自我评价最好，农村女性自我评价最低。在面临心理问题从少到多的排序上，与自感健康一样，依然是：城市男性、农村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这与许多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女性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比男性更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自杀问题上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即：世界范围内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6倍，唯独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而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高3～4倍。
(二)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
卫生服务公平性主要反映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卫生资源的差异。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80%的卫生资源积聚在城市。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边远贫困农村地区卫生资源的短缺，势必影响其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所服务人群对健康服务的信心，而长期得不到适当的医疗保健服务，终将影响当地人群的健康状况。本文主要从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和职业健康环境三方面分析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
1.健康水平的地区差距
妇女预期寿命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与各地GDP水平基本相对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距。表8是对2000年人均GDP前十位和后十位地区妇女预期寿命的比较。人均GDP排在最后的贵州省平均预期寿命比人均GDP排在第一位的上海低12.18岁，贵州省女性预期寿命比上海低12.47岁。
孕产妇死亡率是测量妇女健康水平的性别敏感指标，它既能反映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对她们享受和支配卫生保健资源的权利和能力的影响，又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卫生资源、保健服务状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指标》中指出：“女孩和妇女的社会及经济地位低下是许多国家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地位低下不仅限制了女孩和妇女享受教育和营养的机会，而且还使她们无法获得支付保健或计划生育服务费用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从卫生统计结果看，孕产妇死亡率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西藏甚至高达310.4/10万。同时，孕产妇死亡率的城乡差距也很大。
在中国，妇女病一直是影响妇女生殖健康的常见疾病。1995年妇女病患病率是28.9%，2000年是26.5%，2003年是26.1%，2004年是27.2%。从卫生统计数据看，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查出妇科病率差距不大，如北京是40.8%，居于第三位，青海是43.6%，居于第一位。但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妇女更多受妇科疾病的困扰。我们采用一年内有几种症状和有症状后检查结果这两个指标了解妇女妇科病患病情况，症状的备选项是：白带异常、月经异常、下腹坠痛、腹部有包块、腰部酸痛、不规则阴部出血。结果可见，农村妇女有两种以上症状明显者比城市妇女高，而没有症状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妇女。农村妇女对自身健康的消极态度可能会影响到妇科病的检查诊断。
我们在甘肃某县调查时，当地一位48岁生育了3个孩子育龄妇女说：“我22岁生第1个孩子，生第二个时患类风湿。身体不好，结扎后月经多，10天1次。过了1、2年，到县里检查是子宫肌瘤，子宫全切了。医生说是累的。我呢！别人干自己不干不服气。现在不舒服了也得干……村里有30％～40%的40多岁的妇女月经不调，都说是年龄的问题，有吃药打针的，也有没钱不管的。平常一般不去检查，主要是怕羞，女大夫也不好意思。为什么说不上来，年轻一些的敢去看。
2.健康服务利用的地区差距
尽管健康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对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随着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加上一些妇幼卫生项目的实施，一些福利性的检查项目得以开展，妇女利用保健服务的比例提高。如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率、妇科病检查比率上升等。但有的研究结论认为，农村妇女对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率相对于她们实际需要还很低。本文主要选择对妇女健康意义重大的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和妇科病检查率两大指标分析健康服务利用的地区差距，并结合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分析妇女预防保健行为的地区差距。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的高低能够反映妇女作为生育者在生育过程中所需生殖保健服务的满足程度，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和产科服务的提供能力问题，而且能够反映妇女在家庭健康资源分配和健康权利状况。尽管十年来住院分娩率提高很快，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很大。发达地区住院分娩率很高，但在边远贫困地区住院分娩率很低。2004年，北京、天津、上海等8个地区住院分娩率达到95%以上，贵州、西藏等地区则维持在较低水平；城市住院分娩率高于县住院分娩率，2004年，全国城市住院分娩率是91.4%，县只有77.1%。发达地区城乡住院分娩率差距不大，但在落后地区这种差距很大，如在甘肃、西藏、新疆等市县的住院分娩率分别为：80.7%和55.0%；55.5%和28.3%；87.8%和62.6%。
妇科病普查率能反映妇女获得卫生保健和享有公共卫生资源的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从统计结果看，近十年来，妇科病普查查出妇科病患病率都在26%以上，而治疗率在90%以上。因此，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重视妇科病检查工作，并把有计划地进行妇科病普查规定为妇幼保健部门的一项常规任务。但是，随着妇幼保健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妇幼保健机构在1955年有3944家，1995年有3179家，近年来持续减少，2003年为3033家，2004年为2998家。妇幼保健机构的缩减限制了妇幼保健服务的提供，近十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在一些非公企业甚至公有制单位，作为职工福利的妇科病检查已被取消。而现在数量急剧增多的流动妇女享受到的卫生保健服务就更加有限。尽管妇科病普查率总的情况不容乐观，但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宁夏等地区在60%以上，而广西、海南等地则维持在较低水平。
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妇女的预防保健情况通过健康体检、妇科检查、孕检指标来反映。调查结果显示，最近3年做过健康体检的农村妇女为20.4%,城市妇女为38.9%；从未做过妇科检查的农村妇女为45.9%，城市妇女为32.9%；生育第一个孩子前没做过孕检的农村妇女为43.1%，城市妇女为15.5%；按医嘱检查的农村妇女为19.6%，城市妇女为59.9%。几方面的结果都表明，城乡妇女预防保健差距显著。
3.职业环境健康状况的差距
为了衡量工作和劳动环境状况，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询问了被访问对象在工作和劳动环境中存在的不利健康的因素，要求他们选择影响最大的两项。总的来说，有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其工作和劳动环境没有不利的健康因素，仅有一种不利的健康因素的为9%，有两种不利的健康因素的接近1/3。
研究中还发现，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对健康不利的影响因素有着比较明显的城乡差距和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影响比例方面：城市地区中工作或劳动环境中对健康不利的首要因素是噪音，其次是烟尘。农村地区工作或劳动环境中对健康不利的首要因素是化学毒物，其次是过量负重。
(三)健康状况的阶层差异
许多证据证明，社会阶层影响着一个人获得基本健康生活的机会。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人群的健康水平逐渐下降。即使没有贫困的存在，健康状况从高阶层到低阶层也存在一个梯度现象。阶层的差异体现在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在健康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否认年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等个人资本与人们健康水平，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恒定关系。因为，经济收入能反映一个人生产和消费健康的能力，并且反映与收入相关的职业所带给人们的健康社会保障情况；受教育程度能代表一个人获得积极的社会、心理和经济资源的能力，决定一个人能否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身体，有效利用现有卫生服务进行预防保健和疾病治疗。年轻一代拥有的个人资本更多，她们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利用能力更强。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年轻一代自感健康更好，拖病不看的情况更少，更多利用保健服务。图2是城乡不同年龄组妇女妇科检查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变量对妇女健康的影响，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自感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对“最近3年你是否有过拖病不看的情况”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
对自感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女性模型的结果显示：年龄、民族、受教育情况、农业户口、地区分布、是否在业、收入、营养保证(每天是否可以吃到一个鸡蛋)和心理健康情况(积极自评完好和消极自评完好)都在统计上显著。从人口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健康自评越来越低；汉族女性的健康自评状况要好于少数民族；西部地区女性的健康自评状况要低于东部地区。从社会经济的影响因素看，在业组的女性健康自评情况要显著地高于不在业组的健康自评；相对于低收入组来说，其他收入组的健康自评都要好些；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健康自评和自评完好都有着良好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健康自评和自评完好越好。有着营养保证情况下的健康自评要好于没有营养保证的情况。从影响健康自评的心理因素看，女性的积极自评完好和消极自评完好也都表现出自评完好情况越好，健康自评的情况就越好。
可见，城市比农村“拖病不看”发生的风险要大，前者是后者的1.60倍；初婚和再婚女性“拖病不看”的发生风险比丧偶女性低。初婚和再婚女性发生过“拖病不看”的风险分别是丧偶女性的1.456倍和1.434倍；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对家庭地位满意度越差、工作时间长、家务劳动时间越多，“拖病不看”发生的风险就越大。
另外，健康方面的阶层差异还表现为作为弱势群体的流动妇女健康权益的被忽视和被剥夺。笔者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4月先后在安徽、上海、北京、湖北、河南进行过质性调查，2005年在北京和厦门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妇女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困惑。尤其是一些流动性大的、分散的、从事务工经商活动的流动妇女和未婚、老年妇女，被双重排斥于户籍地和现居住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福利之外。主要问题是：
(1)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的覆盖面还有一定局限，不仅未婚女性流动人口没有享受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而且相当一部分已婚育龄妇女也没有进入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者的视野。
(2)流动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合法权益保护还不够充分。表现为：流动妇女依法免费享有的基本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费用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兑现；流动妇女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还没有充分实现；对流动妇女查孕查环之外的其他生殖保健宣传教育与服务和生活方面的人文关怀不足。
(3)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管理与服务方面存在的许多实际困难，增加了流动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益实现的难度。表现在：“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使一些地方吃紧的人力物力资源雪上加霜，因此，使不少流动妇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管理和服务“真空”地带；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双向协作的困难，以及地区之间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对流动妇女生殖健康权益的有效保护；综合管理格局在一些地区还比较薄弱，维护流动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益还没有成为各有关部门的自愿自觉行为；防范型的管理方式对计生干部提供管理和服务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挑战。
三;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行动提高了妇女的健康福祉
十年来妇女健康水平提高，健康服务得到一定改善，健康服务利用率有所增加。
2.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在性别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
女性与男性相比健康水平更低，健康服务的利用更为有限；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利用和职业环境与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妇女相比相对处于劣势。
3.职业、收入、教育等个人资本的差异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利用机会和能力有显著影响
教育程度越低、经济收入越少、职业声望越差的妇女，健康水平越低，健康服务利用机会越少，健康服务的利用能力越差。年轻一代因为拥有更多的个人资本，比年长一代健康状况更好；流动妇女因为所处社会阶层较低，健康权益受损情况更值得关注。
基于以上结论，作者建议：
1.加大对边远贫穷农村地区的卫生资金投入
提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改善卫生服务质量，提高现有卫生服务的利用率。
2.增加对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的教育投资
促进妇女经济社会参与，增加妇女个人资本存量和保健服务利用能力；创新社区健康服务模式，以进一步满足老年妇女的健康需求。
3.遵循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优质服务的原则
为流动妇女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和技术服务。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姜秀花)
本文摘自《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中国网; 200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