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公民要有大国气度[转帖]

大国公民要有大国气度
陆建德
　　

　　■中国当然是个大国。但是假如我们的国民中多人手而少人才，疆域上多沙漠而少资源，我们就因大而弱。就目前的综合水平而言，中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发展中国家
　　■一个大国的新闻报道和国际评论应该反映出它特殊的视角，特殊的敏感性。大国的国民更应具有与国家地位相称的修养和气度
　　■生活在一个成长期的大国，应知道如何做称职的国民。要警惕我们的行为习惯、办事方式变为发展路上最大的障碍。没有广义上文化资源的支撑，强国之梦永远是梦

　　据《全唐诗话》记载，诗人顾况曾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后来“居大不易”就指生活在大城市不容易。本文想说的是，生活在大国也有种种难处。
　　中国当然是个大国。但是假如我们的国民中多人手（即所谓的“hands”，打工者）而少人才，疆域上多沙漠而少资源，我们就因大而弱。中国人发出居大不易的感叹实在是不难理解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有人因此乐观地预言，中国将给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带来的变化之大几乎可与工业革命与美国的崛起相比。对这一类言论，不妨姑妄听之，切切不可过于兴奋激动。以政府投入之多和劳动力之廉，我国在一些领域取得数字上的增长是理所当然的。学会轻描淡写，学会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才是当务之急。拒绝过分的宣传是与我们“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相一致的，不然国民会在心理上严重失衡。需要一再强调的是我们在资源上寅吃卯粮，每取得一点业绩都付出沉重的环境和社会代价，而每一个令人振奋的统计数字除以13亿人口立即显得微不足道。各级政府都应加强忧患意识，检讨大谈政绩的习惯。就目前的综合水平而言，中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资本。在公共医疗卫生和公共教育等最重要的民生领域，中国财政投入的比例可能还不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居大不易，表现在很多方面。
　　认识世界需要有独立判断
　　中国人已变得极其关心海外发生的事情，这是可喜的现象。关于是非和利益的判断来自人们对事物相的了解，可是相有不同的面目，它们的选取往往因立场而异，相在新闻报道中消失、变形，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责任重大，也应该产生一种“居大不易”的紧迫感。我们有这么多报纸版面需要排满，这么多电视频道的时段需要充塞，于是就从国外借来很多新闻，于是别人的措辞成为我们的措辞，别人的视角和口气成为我们的视角和口气。接受新闻成为接受隐含（或直露）的价值判断。
　　例如在最近关于利比亚和伊朗的新闻中，我们注意到媒体经常使用“国际社会”这一词组。“国际社会”在很多场合是少数国家为了更体面地追求自己利益而打出的旗号，它往往掩盖了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国际组织被个别霸权国家操纵的残酷现实。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都是大有讲究的。亨廷顿早在《文明的冲突？》（1993年）一文里就指出，海湾战争前，英国首相梅杰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西方”要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军事行动，但他立即意识到“西方”一词用得不妥，于是他在后来该用“西方”的时候一律改用“国际社会”。亨廷顿直率地指出，梅杰的所谓“口误”恰恰暴露了相：“‘国际社会’这词组已变成取代‘自由社会’的委婉语式的集体名词，它使旨在维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具有全球的合法性。”我们如果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不具起码的敏感性，在有关报道中乖乖转述“国际社会”的反应，那无非说明我们通过别人的滤色镜来看世界，不能作独立判断。
　　表述的游戏是权力的游戏。类似争取合法性的用语还很多，只是不那么委婉罢了。去年美军占领巴格达后，我们的媒体一一报道了伊拉克官员“化学阿里”、“细菌博士”、“炭疽夫人”（她在海湾战争后写过一篇关于伊拉克儿童死于贫铀弹的调查报告）被捕的消息，来源当然都是美国军方。对这种起绰号的艺术我们有着天的无知。绰号重复使用，指控就升格为确凿不移的证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找不到，（图谋）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罪名却因绰号的传播而成立。我们现在知道，英美情报部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争取公众支持对伊拉克制裁和动武，有意在媒体上编造了一个又一个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故事。这类故事大都被我们热心为人作嫁的媒体翻译转载了。
　　还应一提的是，有的事件成为新闻，有的事件无人谈及，个中原因极其复杂。“信息就是选择”应改写为“信息是选择的结果”。目前我们选择新闻基本上以美英为中心，这一倾向与我们“世界在走向多极化”的说法形成有趣的对比。
　　国民要有坦然自信的心态
　　一个大国的新闻报道和国际评论应该反映出它特殊的视角，特殊的敏感性。大国的国民更应具有与国家地位相称的修养和气度。居大不易还意味着我们远远不具备大国国民在待人接物上坦然自信的心态。我们渴望得到认可，而且对这种渴望不加掩饰，于是对外界的褒贬常常反应过度。过分的反应无非表明我们仍未摆脱弱者心态、自卑情结。国际竞技场上的金牌实际上变成了观众获取自尊的工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名誉需要到少数从小专业培养的运动员身上去寻找，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与其这样，还不如正让民众热爱运动，强健体魄。一个民族要靠赢得体育比赛来“扬眉吐气”，这恰恰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是奈保尔所谓的“弱者的骄傲”。
　　我们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又与一种强烈的受害者心态纠结在一起。受害者神经过敏，情绪激烈，喜欢在个人的行为中读出太多的民族意义。一些国人在前一段的珠海事件、西北大学事件上的反应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受害者心态一旦发作，受到伤害的最终还是国家利益。国家之间，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名义上的盟国日本抢夺德国在华特权，“战胜国”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二战时协助中国抗战的美国图的是本国的全球利益，1949年美国国务院追问“谁丢掉了中国？”，好像那是美国的私产。我们有台湾这样的肘腋之患，应该对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不利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不应听任受害者心态束缚我们的手脚。
　　由个别事件引发的“舆情沸腾”只是针对某一民族的极端反应。伴随着这种极端反应的是我们的白人崇拜，原来过分的民族自尊心与缺乏民族自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广告是一国流行价值观念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中国各类商业广告上的白人形象之多使外国游客非常惊讶。我们把白人的容貌体态特征当成美的普遍标准：长睫毛，高鼻梁，金黄色的头发，这些已不难做到，美容师下一步是不是应该考虑如何削平突出的颧骨，染蓝褐色的眼睛？本报不久前还有文章介绍某公司出资200万美元请克林顿做“形象代理人”，笔者想不通，曼德拉比克林顿更富号召力，厂家怎么想不到他？
　　重提“新民”话题
　　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至1909年任美国总统）曾在1899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警告他的国人不要像当时的中国那样自我满足，贪图疆域内的安宁享乐。他说中国人沉溺于物质生活，腐败堕落，对海外的事务毫无兴趣，被好战、爱冒险的民族打败是必然的。他号召正与西班牙交战的美国人追求一种奋发向上、敢做敢为的高尚生活，积极投入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不然，“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西奥多·罗斯福的言论在今日听来是刺耳的，但他所倡导的价值观确实给了历史上的美国强大的动力。当时沿海地带的中国人对海外是关心的，他们中有的人出于求生存的本能要到海外当雇工（又是“hands”）。那是但求温饱者的关心，与早期英国移民要到“新英格兰”建设“山上之城”的志向，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的世界打工者心态，至今仍处处可见。如果移民到了海外成为19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所说的“智慧和德行的使者”，而不是“无证商贩和仆从”，那就是大幸。
　　中国要成为有影响力、受尊敬的世界大国，道路还极其漫长。我们喜欢谈数字，话经济，但在不少人那里，经济一词已失去了“经国济民”的本意。我们不能把“经济条件决定一切”作简单机械地理解，只认工具，不认人以及造就人的文化，社会发展就会严重滞后。编织我们共同价值观念的经纬，建设一个让国民享有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社会，不知道要比造大马路、大立交、大广场艰难多少倍。100年前，鲁迅有感于国人的冷漠自私决定弃医从文，在“新民”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生活在一个成长期的大国，应知道如何做称职的国民。要警惕我们的行为习惯、办事方式变为发展路上最大的障碍。没有广义上文化资源的支撑，强国之梦永远是梦。▲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大国公民要有大国气度
陆建德
　　

　　■中国当然是个大国。但是假如我们的国民中多人手而少人才，疆域上多沙漠而少资源，我们就因大而弱。就目前的综合水平而言，中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发展中国家
　　■一个大国的新闻报道和国际评论应该反映出它特殊的视角，特殊的敏感性。大国的国民更应具有与国家地位相称的修养和气度
　　■生活在一个成长期的大国，应知道如何做称职的国民。要警惕我们的行为习惯、办事方式变为发展路上最大的障碍。没有广义上文化资源的支撑，强国之梦永远是梦

　　据《全唐诗话》记载，诗人顾况曾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后来“居大不易”就指生活在大城市不容易。本文想说的是，生活在大国也有种种难处。
　　中国当然是个大国。但是假如我们的国民中多人手（即所谓的“hands”，打工者）而少人才，疆域上多沙漠而少资源，我们就因大而弱。中国人发出居大不易的感叹实在是不难理解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有人因此乐观地预言，中国将给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带来的变化之大几乎可与工业革命与美国的崛起相比。对这一类言论，不妨姑妄听之，切切不可过于兴奋激动。以政府投入之多和劳动力之廉，我国在一些领域取得数字上的增长是理所当然的。学会轻描淡写，学会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才是当务之急。拒绝过分的宣传是与我们“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相一致的，不然国民会在心理上严重失衡。需要一再强调的是我们在资源上寅吃卯粮，每取得一点业绩都付出沉重的环境和社会代价，而每一个令人振奋的统计数字除以13亿人口立即显得微不足道。各级政府都应加强忧患意识，检讨大谈政绩的习惯。就目前的综合水平而言，中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资本。在公共医疗卫生和公共教育等最重要的民生领域，中国财政投入的比例可能还不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居大不易，表现在很多方面。
　　认识世界需要有独立判断
　　中国人已变得极其关心海外发生的事情，这是可喜的现象。关于是非和利益的判断来自人们对事物相的了解，可是相有不同的面目，它们的选取往往因立场而异，相在新闻报道中消失、变形，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责任重大，也应该产生一种“居大不易”的紧迫感。我们有这么多报纸版面需要排满，这么多电视频道的时段需要充塞，于是就从国外借来很多新闻，于是别人的措辞成为我们的措辞，别人的视角和口气成为我们的视角和口气。接受新闻成为接受隐含（或直露）的价值判断。
　　例如在最近关于利比亚和伊朗的新闻中，我们注意到媒体经常使用“国际社会”这一词组。“国际社会”在很多场合是少数国家为了更体面地追求自己利益而打出的旗号，它往往掩盖了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国际组织被个别霸权国家操纵的残酷现实。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都是大有讲究的。亨廷顿早在《文明的冲突？》（1993年）一文里就指出，海湾战争前，英国首相梅杰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西方”要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军事行动，但他立即意识到“西方”一词用得不妥，于是他在后来该用“西方”的时候一律改用“国际社会”。亨廷顿直率地指出，梅杰的所谓“口误”恰恰暴露了相：“‘国际社会’这词组已变成取代‘自由社会’的委婉语式的集体名词，它使旨在维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具有全球的合法性。”我们如果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不具起码的敏感性，在有关报道中乖乖转述“国际社会”的反应，那无非说明我们通过别人的滤色镜来看世界，不能作独立判断。
　　表述的游戏是权力的游戏。类似争取合法性的用语还很多，只是不那么委婉罢了。去年美军占领巴格达后，我们的媒体一一报道了伊拉克官员“化学阿里”、“细菌博士”、“炭疽夫人”（她在海湾战争后写过一篇关于伊拉克儿童死于贫铀弹的调查报告）被捕的消息，来源当然都是美国军方。对这种起绰号的艺术我们有着天的无知。绰号重复使用，指控就升格为确凿不移的证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找不到，（图谋）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罪名却因绰号的传播而成立。我们现在知道，英美情报部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争取公众支持对伊拉克制裁和动武，有意在媒体上编造了一个又一个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故事。这类故事大都被我们热心为人作嫁的媒体翻译转载了。
　　还应一提的是，有的事件成为新闻，有的事件无人谈及，个中原因极其复杂。“信息就是选择”应改写为“信息是选择的结果”。目前我们选择新闻基本上以美英为中心，这一倾向与我们“世界在走向多极化”的说法形成有趣的对比。
　　国民要有坦然自信的心态
　　一个大国的新闻报道和国际评论应该反映出它特殊的视角，特殊的敏感性。大国的国民更应具有与国家地位相称的修养和气度。居大不易还意味着我们远远不具备大国国民在待人接物上坦然自信的心态。我们渴望得到认可，而且对这种渴望不加掩饰，于是对外界的褒贬常常反应过度。过分的反应无非表明我们仍未摆脱弱者心态、自卑情结。国际竞技场上的金牌实际上变成了观众获取自尊的工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名誉需要到少数从小专业培养的运动员身上去寻找，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与其这样，还不如正让民众热爱运动，强健体魄。一个民族要靠赢得体育比赛来“扬眉吐气”，这恰恰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是奈保尔所谓的“弱者的骄傲”。
　　我们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又与一种强烈的受害者心态纠结在一起。受害者神经过敏，情绪激烈，喜欢在个人的行为中读出太多的民族意义。一些国人在前一段的珠海事件、西北大学事件上的反应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受害者心态一旦发作，受到伤害的最终还是国家利益。国家之间，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名义上的盟国日本抢夺德国在华特权，“战胜国”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二战时协助中国抗战的美国图的是本国的全球利益，1949年美国国务院追问“谁丢掉了中国？”，好像那是美国的私产。我们有台湾这样的肘腋之患，应该对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不利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不应听任受害者心态束缚我们的手脚。
　　由个别事件引发的“舆情沸腾”只是针对某一民族的极端反应。伴随着这种极端反应的是我们的白人崇拜，原来过分的民族自尊心与缺乏民族自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广告是一国流行价值观念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中国各类商业广告上的白人形象之多使外国游客非常惊讶。我们把白人的容貌体态特征当成美的普遍标准：长睫毛，高鼻梁，金黄色的头发，这些已不难做到，美容师下一步是不是应该考虑如何削平突出的颧骨，染蓝褐色的眼睛？本报不久前还有文章介绍某公司出资200万美元请克林顿做“形象代理人”，笔者想不通，曼德拉比克林顿更富号召力，厂家怎么想不到他？
　　重提“新民”话题
　　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至1909年任美国总统）曾在1899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警告他的国人不要像当时的中国那样自我满足，贪图疆域内的安宁享乐。他说中国人沉溺于物质生活，腐败堕落，对海外的事务毫无兴趣，被好战、爱冒险的民族打败是必然的。他号召正与西班牙交战的美国人追求一种奋发向上、敢做敢为的高尚生活，积极投入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不然，“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西奥多·罗斯福的言论在今日听来是刺耳的，但他所倡导的价值观确实给了历史上的美国强大的动力。当时沿海地带的中国人对海外是关心的，他们中有的人出于求生存的本能要到海外当雇工（又是“hands”）。那是但求温饱者的关心，与早期英国移民要到“新英格兰”建设“山上之城”的志向，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的世界打工者心态，至今仍处处可见。如果移民到了海外成为19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所说的“智慧和德行的使者”，而不是“无证商贩和仆从”，那就是大幸。
　　中国要成为有影响力、受尊敬的世界大国，道路还极其漫长。我们喜欢谈数字，话经济，但在不少人那里，经济一词已失去了“经国济民”的本意。我们不能把“经济条件决定一切”作简单机械地理解，只认工具，不认人以及造就人的文化，社会发展就会严重滞后。编织我们共同价值观念的经纬，建设一个让国民享有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社会，不知道要比造大马路、大立交、大广场艰难多少倍。100年前，鲁迅有感于国人的冷漠自私决定弃医从文，在“新民”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生活在一个成长期的大国，应知道如何做称职的国民。要警惕我们的行为习惯、办事方式变为发展路上最大的障碍。没有广义上文化资源的支撑，强国之梦永远是梦。▲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