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一个朱镕基──打造中华民族之神

[以上和下面都是转发！]
一，找到利益分析和价值评判的最后尺度

我知道，无论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人不喜欢朱镕基，甚至有不少人嫉恨他。这很正常，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处境、立场、思想观点和切身感受出发，来评价事件和人物。利益关系不同，价值标准不同，所得结论必然不同，没有人能符合所有标准。那些在朱执政期间，利益受到伤害的人，有理由仇视朱；那些不认同朱努力方向的人，有理由厌恶朱。

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是人们意见分歧、众说纷纭，无法形成共识的根本原因。但是，难道就真的只能像现在这样、大家各执一端、各说各话？难道就找不到一个比较客观、能够为多数人接受的标准尺度？难道人类在对待具体问题的认识上，竟然是如此不可沟通、不可调和？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至少，我们应该努力尝试解决。

一个人只有根据某种价值取向，才能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同样，只有当他确定了自己利益立场时，才能明白什么是有利、什么是不利。现实世界主要根据利益原则运行，当我们试图站在旁观者立场上，客观看待利益竞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最后只剩下一个东西，即“现实”本身是可以把握的。

事物的现状及蕴藏在现状中的事物发展趋势，可称为“现实性”。现实性是现实中一切利益和力量的综合平衡。人的主观努力，只能在现实性基础上，利用现实本身具备的力量和条件，闪转腾挪。手法也就那么几招，或因势利导，或借力打力，或集棍成束，或点爆平衡。因此，人的主观努力，所能加之于客观、所能造成的变化，其实是有限的。

现实性中，事物的现状很好理解，但怎么判断事物本身所蕴含的客观趋势？从不同角度出发，会发现事物具备不同的可能性。可能性不同于必然性。任何一种可能性，它都同时受到事物现状和其它可能性的牵制。大多数可能性，都在相互牵制中被抵消。因此，各种关于大变化的预言，往往不是悖谬（历史错身而过），就是超前（历史姗姗来迟）。在变化到来之前，一切过程，都只是隐而不显的量变的积累；它们随时有可能被抵消，化身为现实背景的一部分。只有那些具有足够能量的种子，才能克服现状和其它可能性的牵制，完成质变，将可能变为必然，变成现实。因此，必然性存在于现状之中；今天的现状，就代表了昨天的发展趋势。对发展趋势的最精确判断，只能是事后判断，判断的唯一尺度就是：它是否发生了。

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如果事情已经发生，它必然有它因以发生的足够动力和理由；反之，就是理由和动力不够。“发生”在政治领域的涵义就是是否已有动作。能行动，就是合理的；其所造成的结果，更是合理的；不能行动，就是条件不成熟、理由不充分。各种规则制度，当然也构成一种现实性，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它们如果不能约束人们的行动，反而被行动本身所突破，那么其合理性就有限。这其中，完全是利/力与利/力在较量，现实就是多种利益与多种力量的平衡。只有站到某个价值标准上，我们才能得出结论：规则、或者是破坏规则的行动，是好、还是坏。

关于好与坏的问题，不同主义、不同价值取向，会有不同答案。但是，难道就没有一个公认基础，一个可供持不同看法的人辨析是非真伪的认识平台？

任何价值观念，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考察各种理论是怎么被人认识、怎么被论证、以及你自己如何接受它，不难发现，在这一切背后，确实存在一些被大多数人所公认的、类似数学公理的不容置疑的价值标准。正是依据这样的共同性基础，一种理论才会诞生，才会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这样的公认价值，即罗亦斯所谓“重叠共识”，它们并不是任何一家一派的专利产品（虽然每种理论都试图把它纳入囊中，与自己独门标记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它们是人类文明长期进化所积累的基本共识。它有一种不太精确的表现形态，那就是常识理性（之所以不精确，是因为常识理性中还含有不少杂质，需要筛选甑别），这也是人类思想得以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基础。

所谓争论，不应该是站在各自立场上不动，相互对骂；而应该是在分歧点处向上回溯，回溯到共同认可、能够彼此交流的价值平台；然后各自展开论证，看哪一方更符合上一平台。显然，参与讨论的人越广泛，就需要向上回溯得更深远，就涉及到价值的更基本面。回溯到最后，无非就是回到彼此公认的、退无可退的“重叠共识”立场上。只要存在最基本的共识，讨论就可以进行下去。

各种主义理论，能够延续下来，各自有各自的追随者，这说明它们各有其合理之处，各自代表了部分“真理”。所谓“争论”，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争论方各自指向事物的不同方面。各种理论也各有各的局限性，各有各的适用范围。只要能够清晰界定各种理论的适应范围，争论就可能息止，人们就能够得到最接近于“真理”的认识工具，就能轻易判断、在具体问题上究竟应该适用于什么样的理论和标准。但是，除非我们是上帝，具有上帝的智慧、公正和权威，否则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问题又只能回到开始：虽然不同的学说理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诉求和主张，但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仍然积累了一些公认价值，这是人类社会相互交流、彼此理解的基础。要不然，鸡同鸭讲，人与人在价值层面就完全无法对话了。

虽然大多数学派都已把这些公认价值纳入自己思想体系之内，让其改头换面，与自己独创的价值观念一起，共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只要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理论内部的论证逻辑，这些在各种体系内被迫改头换面的公认价值，彼此之间还是能够相互沟通的。这是不同学派之间，赖以相互交流、彼此促进的观念平台。

因此，站在客观旁视的公正立场上，要做到不偏不倚，就不能带有任何一点认识主体所独有的先验预设和倾向性。于是，剩下来的，我们可以仗峙的就只有两样东西：利益分析上的现实性原则和价值判断上的公认价值基础。前者是分析工具，后者是判断标准。理论家由于不能正确把握现实，所以他们往往手中空有一种价值尺度，面对具体问题却离题万里。他们最常做的事就是：拿着从某一棵树上得出的数据，以之丈量整座森林。

利用分析工具，尽可能地让判断标准得出有利于己方的结论，这是一切意识形态之争、舆论之争的实质。当然，由于不能清晰意识到现实性的制约因素，人们往往会仅仅从某一角度出发，将一种可能性视为必然，而忽视其它制约条件（例如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有人论证说：如果中国跟在法德俄身后，反对美国动武，那么美国就会“在亚洲联合日本、印度，形成国际秩序的新轴心”──这就是只从一个特定角度、特定可能性出发，忽视了现实的整体性限制。今日世界格局现状是由多种因素相互牵制共同形成的，美国也深陷其中，并不是说变就能改变。政治艺术就是打擦边球，在对方动力未足、欲动未动之际，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果眼睛只死死盯着某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那你可能就什么也干不了。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诚意，你也无须扮演老实温顺；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利益关系和实力筹码。所以，从战略利益的大局出发，中国躲在法国燕尾服后牵制美国，既是明智的，也是安全的）；或者，完全站在自己独有的价值尺度上说话，似乎存心不打算与其他人对话和沟通。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鸡同鸭讲；吵得不亦乐乎，结果却不了了之。这也是大多数“理论争论”的现状。


－－－－－－－－－－－－－－－－－－－－
冼岩来稿：从现实性原则出发评估朱镕基执政得失──打造中华民族之神（2）

（续前）二，从现实性原则出发，评估朱镕基的执政得失


朱镕基执政期间，政绩究竟如何？对此不同人会有不同看法。客观地说，任何政策效用，都因人而异。处于不同位置/角度的人，会得出不同结论。由于不存在统一的理论模型，不同理论、不同学派，对同一问题也会有不同视角和观点。

于是我们只有退回来，站到利益分析的基本点上，承认现实现状是一切分析的基本参照，以现实性原则来衡量得失功过。

现实中，个体利益的差异是真实的，也是难以弥合的。虽然一直存在种种关于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论说，但在具体问题上，人们并非每次都能找到对于共同利益的关说。因此，只有承认现实；既承认现实的利益状况，也承认现实力量对比所导致的未来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判断人的主观性对现实的作用方向和力度。

现实是多种利益和力量的综合平衡，也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基础。政治家的一切行动，都立足于现实之上，受现状深深制约。以现实性原则来衡量政治家的作为，就必须首先弄明白：政治家所面对的现状和问题是什么；他们的行为，给现实带来了哪些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有哪些是事物本身的既定趋势使然，有哪些又是政治家主观努力的结果？

朱镕基在1993、94年的经济泡沫和冒进热潮中接掌中国经济。经过三年调整，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既防止了过热危险，又保持了适度增长，打破了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奠定了“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基础。正是由于朱对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铁腕整治，以及他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精到把握，适时微调，中国经济才成功避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在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中，受影响最小，至今仍保持了可观的增长速度，成为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一道亮丽风景。否则，国际资本不会蜂拥而来、趋之若骛。

以上绩效的取得，绝非容易，更非必然（想一想这么多年来这么多预言家关于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预言吧），这是克服了现实中种种阻力弊端、抵制了事物本身发展趋势后艰辛取得的成绩；是以人力胜天时的典范。善战者无赫赫之名，中国经济能够处波澜而不惊，首功在朱镕基。

正是由于在朱镕基主持经济的七、八年间，不管遇到多么复杂棘手局面、不管面对怎样凶险变幻困境，中国经济都能够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社会才能在历经国际风云激烈变幻和社会内部利益大分化后仍能保持基本稳定。在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在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环境治理（包括政府行政机构本身的改造）方面，朱镕基这届政府也是施政力度最大、推出改革措施最多、涉及面最广泛的。为什么中国人会感到周围世界越变越快、甚至一时有难以适应的困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构成人们周边环境的制度和经济环境在快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政府主导下、频繁出台综合性配套改革措施所致。就是在这样的快速变化节奏中，政府仍然保持了社会稳定和行政效率；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传统计划经济最坚固的堡垒被一一打破，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并略具规模。

郭飞熊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好：十五大前后，朱镕基坚决地压住了“股份制与产权改革”呼声，以他的“不作为”，在中国实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之前，阻住了几乎成真的特权阶层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潮，客观上为未来中国建设“现代福利国家”保留了物质基础。1998年以后，朱镕基被中共党内反腐派拥戴为领军人物，以强令军警退出商业领域和远华案打击走私等作为，暂时遏阻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泛滥成灾。在这一时段，朱镕基堪称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见郭飞熊《朱镕基的千秋功罪》）

为了中国入世，朱更是不遗余力，排除了种种非难和阻力，甚至不惜为此背负种种误解和骂名。历史将证明，入世是自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社会的自发演进促进最大的一项综合工程。认识到这一点的，可能事前事后都有不少，此即所谓有识之士；但是在“世人皆欲杀”的种种责难、诋毁和阻挠包围中，仍然能够毅然前行；在浊世滚滚激流中，仍然能够逆流而上、奋不顾身的，古往今来，能有几人？能事竟其功者，又有几人？

朱镕基的职权，主要在经济方面。对他来说，体制和国情，都是必须立足的现实；这个现实，本身蕴含了一种发展趋势。朱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克服体制和国情，克服它所代表的趋势的牵制。必须面对现实，以求逐步改变它，逆转它。

人生有涯，个人之力有限，朱的任期，更只有区区五年。上有核心，下有群僚，朱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对朱的指责，首先集中在国企职工下岗增多、失业增多、许多城镇居民生活压力增大、生活水平下降上。有人甚至论证说：失业率是衡量政府经济工作的最重要指标；失业增多，证明本届政府的失败。这话似是而非，如果只是出自一般百姓之口，有感而发，倒也无可厚非；如果竟然出于所谓“专家学者”之口，那么不是其心可诛，就是其智可悯，“脑疾渐重”。

政治经济的运行，没有统一固定模式。就业并非目的，维持居民生活稳定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才是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在全球竞争时代，首先必须锻造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这艘旧船，早已到了不堪负重、无能行驶的境地（看看隔壁的朝鲜，那本来是中国几已注定的宿命））。不然的话，千古艰难唯改革，邓小平为什么要发起改革开放？

在一个体制结构、运行环境已经成熟稳定的社会，失业率可以突出为重要经济指标。但中国今天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造和结构调整，这么大一项社会工程，怎么可能不引起相关指标变动？怎么还能沿用变动前的失业率来评价今天的就业情况？当你家正在装修房子时，你总不会因为装修时躁音较大、就指责装修设计不对吧？

更何况，就业模式本身就是改革的目标之一。难道有人认为：在全球竞争和市场体制背景下，原来那种“高就业、低效率、没有竞争压力”的工作和生活模式真的还可以持续下去吗？阵痛是无法避免的。要么坐着等死，要么忍痛求生，没有第三种选择。不痛不痒的截肢换血到哪里去找？若有这样的法子，全世界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贫穷落后？若有人许诺这样的东西，我们首先要怀疑其用心，然后要怀疑其头脑。

改革转型期的中国，只能以改革进度、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为基本目标。这时的失业率，主要不是说明经济状况，而是说明改革进展和社会稳定情况。从邓小平决心改革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中国会有失业率大幅攀升的一天。原来的主政者从稳定考虑，将棘手问题一直延捱下来，以至于改革的包袱越积越重、改革的环境水越积越深。从根本上说，拖下去不是办法，拖的时间越长，可供腾挪的空间越小，解决起来越难。再这样延捱下去，很可能整个市场体系、整个经济就会卡死在这儿。朱镕基不是害怕承担责任和风险的人，虽然明知动手触雷可能结怨甚众，甚至遭人诟骂，朱仍然义无反顾，勇闯地雷阵，不惜跌下万丈深渊──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何等的济世情怀！古人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又云：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此之谓也！

实际上，观乎朱镕基之为政，从金融整顿，到治理过热；从机构精简，到铁腕反腐；从打击走私，到禁止军政经商；等等等等，几乎无一不是为人所不愿为所不能为，无一不是得罪人讨骂的活。这在今天日益圆滑、沆瀣一气、潜规则盛行、明哲保身的中国官场，何其罕见！自朱以外，吾不知中国尚有何人！国事今已如此，容易做的、大家都已经抢着做了；剩下的骨头都难啃。面面俱到、八面玲珑，于事何济？古人云：斯人不出，其如苍生何？信哉此言！

朱虽勇于任事，但绝不莽撞。就业模式的调整，实际上操作得很漂亮：国企改革估计造成职工下岗6千万，官方统计重新就业有4千万，打个对折也还有2千万，新增失业最多不超过4千万。但在此期间共安置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近亿，同时加速了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化──这就是结构调整；从全社会角度衡量，有得有失，得大于失，这就是帕累托效益增进；这是成功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是良政。

当然，对于下岗失业者来说，每个人的痛苦失落都是真实的。在事无两全的情况下，他们为改革、为社会全体作出了牺牲。社会和政府不应该忽视他们，更不能把他们凉在一边。同时，这也是事关稳定的课题。因此，朱镕基政府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下了最大的决心；千方百计，到处筹挤资金，终于使城镇社保体系初步完善。这是惠及亿人、绵泽后世的德政。

可是又有人质疑：农村最穷，农民最苦，你为什么不连农民一起保了呢？这不公平。

对于这样的幻想狂症者，我只能反问：你为什么不乾脆要求政府大印钞票，让每个人都成为亿万富翁？

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考虑可能性。农村是穷，农民是苦，但农村搞社保，难度也最大，过程也最远，所需资金庞大。城镇社保，几十年的欠帐要一时偿付，政府已经使出吃奶的力。现在要搞农村社保，确实不现实。只能在“八七”扶贫计划、费改税等系列政策基础上来操作，为农民减负增收。

公平是一步步逐渐实现的，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总不能说：既然政府无力兼保农村，哪就连城镇也不要保了吧？

这种理想化、罔顾现实的指责不一而足。令人诧异的是，一些“专业人士”也搀乎其间，甚至带头起哄，这难道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吗？

另一种指责是官员腐败。据说，在朱镕基任期内，腐败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这一说法恐怕并不贴切。一方面，政府反腐力度确实前所未有，经过大力整治，腐败的猖獗势头有所遏制；另一方面，腐败本身也在进化，与现行体制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合契。换句话说，这是腐败蔓延和反腐在赛跑、在角力；在现行体制下，反腐一方并不具备充足优势。更进一步说，腐败是社会转型期内必然存在、无法根治的问题。只要窗子有缝，苍蝇总会千方百计钻进来。转型期是不可能做到体制完善无漏洞的；只有转型完成，新的各项制度都规范稳定、并且彼此配套以后，体制性腐败才有可能得到根治，腐败现象才有可能被减灭到最低程度。但是，制度建设是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这也不是朱镕基所能够完全左右的。

朱的反腐决心，有目共睹。反腐力度也有目共睹，效用明显。但有人可能会质疑：朱抓了那么多贪官污吏，为什么抓之不尽？就算一时根治有困难，为什么不能阻止其隐性蔓延？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体制环境与目前的腐败形式相互适应，相对于整个体制、整个环境来说，朱个人能量有限。另一方面，腐败本身也在进化、在进步，日新月异。这将是一场花样翻新、此起彼伏的轮番持续较量。

一些人还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真实性，质疑其内含的问题。增长是真实的，纵然速度指标有不准确的地方；问题也不少。有些问题是历史遗留，没消化完全的；有些是改革和发展派生出来的。但几乎没有一个重大问题是朱主观所犯错误导致的。这些问题都必然会发生，并非因为朱才存在。有时候，看似是朱的政策造成了问题；但没有这些政策，将出现另外更严重的问题。表面的问题掩盖了深层危机。朱不但致力于解决问题，更着眼于化解危机。有些危机因素（如国企、金融、农村）如处理不当，不但经济增长可能停滞，甚至可能发生崩盘，社会稳定也将汤然无存。

象美国那样的国家，不会有这种问题。它可能增长减弱，可能经济衰退，但一般不会发生崩溃。这就是成熟经济和转轨经济、底子厚和底子薄的区别。无疑，在中国搞宏观经济管理，比之在美国复杂困难得多。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朱镕基不但维持了经济稳定，而且创造了持续增长，大大加快了经济转轨，并部分化解了原来所积累的问题，这一切难道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吗？

[书接上文]朱镕基没有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并不奇怪；将来还会滋生出新问题，这也很自然。整个转轨期间，经济管理者都不得不和危机赛跑。要知道，即使是西方成熟经济，也会不时受到各种危机威胁；转轨中的中国，更没有可能一举解决所有问题、一劳永逸。只有当转轨完成，制度和结构都已经稳定下来后，经济才有可能真正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现在所说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相对于原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经济怪圈而言）；目前困扰中国的种种危难，才有可能真正消除；整个国民经济，才有可能登上新台阶、新起点。但是到那时，中国又将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和对抗，无有穷时。

现在中国要做的、能做的，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条件；为更多的化解危机，赢得时间、提供机会；在发展和改革之中，逐步减少危机存量，将未来推向一种尽可能好的可能性前景之中。
－－－－－－－－－－－－－－－

冼岩来稿：从公认价值出发评价朱镕基的所作所为──打造中华民族之神（3）


三，从公认价值出发，评价朱镕基的所作所为


对同一事物，持有不同观点和标准、信奉不同理论的人，会有不同看法和不同主张；对朱的政绩作为，站在不同理论阵营的人，评价也不一样。最令人惊奇的是：往往此之所是，恰恰即彼之所非；而此之所非，又恰恰为彼之所是；朱似乎居于其中，亦彼亦此，若是若非；于是左右彼此，均交相攻扦之。

这一现象令人深思，这也构成解读朱镕基的最大难点，同时这也是朱镕基执政风格的最大特色。朱是实干家，不是理论家。现实与理论的最大区别是：在理论中，可以用排除法，先排除其它干扰因素，专注于理论模型中的关键变量；但是在现实中，你必须同时面对所有问题，面对问题的所有方面，各种因素交缠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牵制，你既不能回避，也无法排除；在理论中，问题安静地躺在那儿，乖乖地等着你来处理；现实中它可没这么温驯，它会步步紧逼，无孔不入，令你手忙脚乱、应接不暇。因此，在理论中，你可以单一思路走到底；但在现实中，你必须迂回宛转，左顾右盼。换言之，在现实中不能奉行单一思路、不能悬于单一价值标准。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大变动时代，“单一”功用取向无异于自取灭亡。能够衔接现实和理想、今天和明天，这正是朱的过人之处。朱逢源于左右之间，不动声色地把形势导向他所设想的方向。

理论家对实干家的指责通常是：不能坚持原则，向现实妥协低头；有时候甚至反原则而行，倒行逆施。理论家们手里往往拿着那把“唯一正确”的尺子，以之丈量大千世界。他们不知道，如果按他们所说的按图索骥、亦步亦趋，在实践中不但会寸步难行，而且终将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不能在现实中自保，还谈什么有所作为、谈什么改革发展？

更重要的是，各种理论各有其适应性。在实践中，要同时面对和处理各类不同问题，就必须兼用不同思路、不同方法，必须综合众家之长。朱是这方面的经伦妙手。他的施政，概括起来有如下特徵：在基础制度方面，朱推行的是市场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宏观管理方面，朱实施的则是集中控制的、威权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操作思路──这是对中国现实何等精到的把握，又是对现实和理想何其精妙的揉合！

制度环境建设，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所面对的是未来，因此必须更多地考虑理想化设计；宏观管理，为的是稳定和发展，为改革创造条件、赢得时间，因此必须面对现实、从现实需要出发。朱就是这样，通过制度建设与宏观管理的外部分错和内部契合，衔接了现实和理想、今天和明天。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伟人做到过这一点；但我知道，纵然有人在某一专门领域上有独到专长，纵然有人因为拥有更好的位置机会，能够成就更加显赫的功业；但在对现实的精确把握、对各种理论的娴熟综合、以及与现实的若合乎契方面，他们绝对不可能超过朱镕基，最多也只是与朱比肩。

没有这种对现实的精到把握和对理论的综合运用，就应付不了改革转型期间新旧事物并存、结构和形态均具有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态的快速变化的现实。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经典学徒们经常指责朱镕基违背了哪条哪条金科玉律，践踏了某项某项普世法则。他们对待经典理论的态度，就像几百年前的腐儒卫道士对待孔子一样。他们不能理解实干家们是在怎样的复杂多变中试图驾驭现实之舟──他们必须每时每刻作出取舍；这与呆在书斋里做学问、弄模型，完全不是一回事。

同时，一些人也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朱镕基。他们不理解，作为一个政治家，朱时刻处在各种利弊权衡的抉择之中，他有他自己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其所处之境、所为之事，均不能与一般民众混为一谈。

不少人责备朱镕基“爱讲大话”；讲的一些话，结果不能兑现。他们认为，谨言慎行、量力而言是必须的美德。这些人不懂得政治行为的特殊性，混淆了政治家与常人、与道德家之区别。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语言就是他们的工具，就是他们的武器。他们要用语言来行动、来战斗、来创造形势、创造价值。如果必须遵循一般人谨言慎行的原则，那么就不会有历史上象甘地、邱吉尔、马丁·路德·金这样伟大的宣传家和鼓动家；如果必须讲到做到，那么美国历届总统，除了极个别幸运儿外，大多数可能都要因为他们的竞选承诺而遭万人唾骂。但是不，美国人仍然尊重他们的总统；他们比许多中国人成熟，他们懂得理想和现实的差别，懂得政治家与道德家、与普通人的区别。他们看重的是政治家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而做、为什么而说。

今天的中国，是可能性最为丰富的时刻；未来充满变数，正需要朱镕基这样令人信服的坚定声音，带给人们信心、带给人们希望、指引前进的方向、吸引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和跟随者。个人一时的毁誉，又算得了什么？

政治家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这标准不同于普通人，但更为严格、更难以做到。古往今来，达到者几希。这标准就在老百姓心中，这就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好官”的期许：爱民、清廉、公正、勤勉、实干，有能力、有理想、有责任心、勇于负重，等等。这么些要求，我不知道在今天颓靡涣散的中国官场，还有多少人做到了其中一二；但我知道，朱镕基将这些都做到了。他不但做到了，而且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甚至已成为上述优秀品德在今天的表徵和人格化身。

人们不难理解，要做到这些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在今天官风日下的潜规则下。你孤清自本，自然遭人忌恨，让人切齿。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人达到过这种高度？屈原、诸葛亮、李世民、包拯、岳飞、海瑞、曾国藩，等等，他们虽寥若晨星，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四，总有一种心情，让我们泪流满面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朱镕基，没有人能满足所有人。但如果你没有高尚情操，你就不可能赢得任何一个人的心灵。对朱的拥戴，远远超出了在朱执政期间直接受益的人。许多生活暂时遭遇困境的人，他们理解朱着力于大局长远的苦心，理解他的善意、他的追求。对朱的赞誉，甚至超越了地域、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野；当中国遭受外界最严重“遏制”之时，朱镕基几乎是唯一仍然被西方普通人肯定和尊重的人。许多人可以不认同朱的政策、朱的方法，但他们不得不认同朱的人格、朱的理想、朱一心一意为民为国的执着坚韧。他们说：这是一个真心想要把中国事情办好的人！可以说，朱最大的功业，不是他有形的政绩；而是他在无数人心中，树起了一座无形丰碑，一座代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丰碑。

这座无形丰碑，自然而然生根在亿万人心中。半个世纪前，中国人曾经如此仰望过某个人，既因为他改天换地所带来的新兴气象，也因为官方宣传机器的大力灌输；三十年后，人们又追随另一个人，既欢欣于他的拨乱反正和开创中兴，宣传机器也支持了这种认同；但是在今天，当人们信赖朱镕基时，完全是自发的，其中没有任何官方舆论的鼓噪。事实上，出于种种原因，官方一直在压抑民间拥朱的声音。但声音是压不住的，当朱镕基正式告别政坛、官方的压制也终于松出一道缝隙时，民间久被积压的声音就喷薄而出了。

市场经济中媒体的成功，就在于能号准时代脉搏、倾听万民心声。当朱镕基告别政坛之际，国内最孚民望的媒体《南方周末》，破天荒地推出了政治人物专辑“朱镕基专刊”，24版全面照射朱镕基，满足如饥似渴的民众储积已久的微薄心愿：尽可能地了解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更多一些；尽可能地把彼此的距离拉近一点、再近一点。

是的，人们就这样选择了朱镕基；在楚楚衣冠的历史舞台上，选择了这个名字、这个身影，寄托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热情。人们不再说，“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也不再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们只是象在十几年前说“小平你好”一样，朴实地吐出：“朱总理，你不要走！”、“朱总理，一路平安！”──自笔者几篇关于朱镕基的文字贴出后，收到无数读者的呼应和支持。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们会如此真挚地敬仰和信赖某一个人。看着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感受那一颗颗滚烫激越的心，体会到里面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尊敬和爱戴，更是对我们民族前途的热情、执着和期待；同时也反衬出，对于我们的国家，人心未死、民心可用！──国家、民族和个人，就这样被紧紧连在了一起。

千秋不改，家国情怀。朱真的要走了，一去就不再来。不知何时，中国才能够再出一个朱镕基──希望不要等待太久，中国也已经等不了多久！

中国何其幸运，出了个朱镕基，并且让他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又何其不幸，朱镕基竟没有足够机会，不能施展其平生抱负。壮志未酬，斯人即去，剑挂枝头！

有人说：国之兴盛，应该系之于制度，不应系之于某人。这话又对，又不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既要得其良制，更要得其贤人。中国人可能由于长期的制度缺失，对制度最为着紧。但即使是象美国这样制度成熟规范的国家，总统之贤愚，于民于国，效用也大不一样，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越是艰难复杂的时代，越需要伟大的领导者。制度只能保证出来的不会是最糟的人选，中国今天需要最好的人选！

神乃众愿，众愿乃神。离去的是朱镕基的人，离不去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 还有相关文章]

郭飞熊：朱镕基的千秋功罪

到3月16日，中国政坛已无朱镕基。十届人大会上，代表们持续近60秒的掌声，既 是对朱镕基十年来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政绩的肯定，又是对他作为第一位主动退下、不搞终身制的总理的高风亮节的褒扬。
对于这位有人性、有铁腕的政治家，全球华人社会在依依惜别之际发出了一片滚烫 的赞扬声，这应该是一位政治家最荣耀的时刻吧？ (博讯boxun.com)

依我看来，朱镕基的政绩至少有以下几点比较显著：

经济方面——十年来，在朱镕基的实际掌管下，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并避 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延续了长期的高速增长。朱的廉洁开明的领导形象，成了中国吸引 外资的主要招牌之一。邓小平为中国设计的“翻两番”目标最终在朱的手中得以实现， 中国业已上升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一，这是历史性的成就，代表着中国经济改革取得 了不可逆转、不可破灭的成功。

反腐方面——十五大前后，朱镕基坚决地压住了“股份制与产权改革”呼声，以他的“不作为”，在中国实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之前，阻住了几乎成真的特权阶层瓜分国有 资产的狂潮，客观上为未来中国建设“现代福利国家”保留了物质基础。1998年以后， 朱镕基被中共党内反腐派拥戴为领军人物，以强令军警退出商业领域和远华案打击走私 等作为，暂时遏阻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泛滥成灾。在这一时段，朱镕基堪称中华民族的中 流砥柱。

制度建设方面——朱镕基顶住种种压力和干扰，力促中国加入WTO，迈出了与国际 社会进行经济接轨的关键性一步，以后十年内，中国只需履行承诺，建设对接的法制秩 序，即可分享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可能提供的丰厚机会。

人事方面——朱镕基以身作则，仅仅以一届任期便主动退下，对“半拉子”的十六 大新老交替树立了最大风范。在幕后，正是在朱的力挺之下，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温和而开明的领导人才得以顺利接过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宝座。这一重大的 人事成就，极大地压缩了传统的极权主义强人和“权力拜物教”信徒们的政治空间。学者胡平曾经说过，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流传后世。有以上这几条功绩，朱镕基应该可以作为一名伟人名垂青史 了吧？

我以为，可以，不过有点勉强，在历史伟人行列，朱镕基只能位居末流，甚至有点 摇摇欲坠。因为，朱镕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还只是邓小平事业的看守者和执行者， 而没有能够崛起为一名直接面对历史、向历史负责的开创者。他的历史业绩，“继往” 有余，“开来”不足——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干货。

我以为，有以下几点负面的东西，严重影响了朱镕基的历史地位：

思想陈旧——计划经济的惯性和实用主义的短视，使得朱镕基实行的市场经济乃是 一个与中央集权耦合的畸形怪物。同其他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没有两样，朱嘴上把人民 喊得震天响，但制定政策和推行政策时就把人民抛到了脑后，只有中央集权的考虑和对 公有制的关切。所谓“屁股决定大脑”者也。朱所主导的高速发展，的确强了国家，富 了公有制，肥了沿海地区、大城市人和特权阶层，但害苦了广大的私有业主，一般的工 人，尤其是9亿农民。

生活在朱领导经济的时代的大多数人活得并不快乐。朱死守公有制的教条不放，拒不还给人民以基本的经济自由，反而处处设置禁区，给人民披枷戴锁，扼杀了一代人黄 金时期的生命活力，在这一点上，他连邓小平和***都不如。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有许多成分来自于底层民众和沿海地带突破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束缚进行的劳动和 探险收益，这些反抗以朱为代表的经济枷锁的自我奋斗者的成就，不能算在朱的头上。

看看朱1994年实行加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分税制改革、1995年为了维持所谓 的物价稳定而大批进口粮食、1998年实行以倒退为核心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等行 为，把中西部的农民折腾成什么样子了吧？这是继毛时代以后对中国多灾多难的农民进 行的第二次严重侵犯。

朱镕基的故事告诉我们，用贪官-清官二分法是解释不了历史的。一个刚愎自用的 清官给人民带来的损失，可能比一个软弱多欲的贪官要大的多，因为他有着强悍的中央 集权机器来推行其强权意志。

了不起的《南方周末》们，不要用“体制”来为朱镕基掩饰了，不要勉强去赞扬他 是什么“体制的异数”了，恰恰相反，正是朱镕基这样的“体制的正统”，压制了沿 海、基层和私有化的民间社会千千万万“体制的异数”。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进取性的政 治集团，中共的活力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朱镕基到了那个位置，已经具有足够的可 能空间，去突破旧体制，开辟新体制。朱没有那么做的主要原因，在于思想陈旧。

犬儒主义+专制病——1998年上任之初，朱镕基信誓言旦旦地说，“不管前面是地 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事实告 诉我们，朱镕基在“远华案”的“地雷阵”面前怯了场。他努力过，可终于放弃了。是 害怕了江手中的军权，还是别的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总理宝座未到手之前，朱镕基还有那么一股牛劲。一旦总理宝座到手，朱镕基似乎 就软了，面了。不搞股份制和产权改革，在暂时意义上是对的，但后来也不搞配套的政 治改革，反而以横盘的“加强管理”这一典型的“割箭尾疗法”聊以自慰。这连“渐进 改革”也算不上，更何况“渐进改革”不过是自设枷锁。

五大改革呀，尤其是机构改革，朱喊着热闹，可曾对一时信以为真的民众有个交代 ？朱的口风很硬，直到今天还不承认国有企业改革无所作为。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永远 都没有错”的强权逻辑，让人失去了沟通的可能。与众所周知的刚愎自用、拒听不同意 见的个性一样，这不仅仅是朱的个人修为问题。这就是专制病，而且病得还不轻。

全面专政的看客——朱和江乃是一对奇特的冤家。当年江朱联手推行宏观调控，治 理金融乱象，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但正是朱所推行的中央集权，才构成了江全面专政 的政治经济基础。朱对江有所制衡，比如针对“把敌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 态”，反其道而提出“不准用专政手段对付人民群众”。尤其在推动十六大“半拉子” 的新老交替上，朱的动作隐秘而强劲。一些自由派学者攻击朱为专制者的同伙时，没有 想到，正是由于朱这一制衡力量的存在，自己才享有一些有限的自由度和人身安全。在 *****问题上，朱也保持了尊严的沉默，但难逃“看客”的嫌疑。你身当总理之位，是 做什么的？人民期望你的，就是闭上眼睛念佛么？正因为朱不去制衡，江在*****问题 上才由杀鸡儆猴走到肆无忌惮，由肆无忌惮走到骑虎难下。在事关国家命运和人民的人身权利问题上，这个拥有总理职位最有可能对江实施制衡的人物却做了“看客”。不管 是戈尔巴乔夫失败的阴影，还是个人的小九九在作怪，这种危机时刻的退缩自保，是道 义和历史所不能接受的。不要以为朱没有机会，他至少有三次机会，时在1998年底， 1999年底，2001年中。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对于现场的历史人物的评判，不 需要等到100年之后，当下就可知其大体。象上述赤裸裸的历史评价，大概可以让那些 自命英雄的家伙们出身冷汗吧？

反省永远不晚。我希望朱镕基退休之后，能够认真反省推行中央集权和压制私有制 的失误，豁然开朗之后，再用另一种形式——比如民间的形式——重返政坛，将功赎罪 ，直接面对历史而不是仅仅作为邓小平的跟班发言。如朱欲做象样的历史人物，首先必 须改变过去不重视信用的习惯，伸大信于天下。朱的清官兼实干家的形象，还是可以化 作巨大的政治资源的。
点]

[还有点！这是作的话！1、只要是愿意加入我大汉民族，2、将大汉民族的利益看做是自己的利益，3、认同汉族文化，4、从心里把自己当作一个完全的汉族人，5、愿意为大汉民族的命运而奋斗。]完了！

强力挺朱

放P!
朱害的老百姓还不够!
社会保障??连饭都吃不饱!!书都读不起!
教育产业化怎么不讲!!

那些是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国的阴暗面是不少!但也要看到光明的一面!但我不是说让光挡住阴暗!有问题大家提出来了就应想办法解决问题吗!不要光说那些牢骚话!

虽然没看完全文，但是我觉得朱是个好总理~

片面

好人和好总理的定义是不同地！

以下是引用军情十处在2004-2-2 22:01:00的发言：
片面

这篇帖子怎么不置顶啊？

太长了～～没看完。
朱总理毕竟是功大于过的，就像毛主席他老人家

朱镕基是雍正，要让温家宝成为乾隆

莫问功过与是非
过他五十年再看

下面的看没看呀!看问题从两方面看吗!有问题提出来!解决问题吗!

朱镕基没有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并不奇怪；将来还会滋生出新问题，这也很自然。整个转轨期间，经济管理者都不得不和危机赛跑。要知道，即使是西方成熟经济，也会不时受到各种危机威胁；转轨中的中国，更没有可能一举解决所有问题、一劳永逸。只有当转轨完成，制度和结构都已经稳定下来后，经济才有可能真正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现在所说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相对于原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经济怪圈而言）；目前困扰中国的种种危难，才有可能真正消除；整个国民经济，才有可能登上新台阶、新起点。但是到那时，中国又将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和对抗，无有穷时。

现在中国要做的、能做的，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条件；为更多的化解危机，赢得时间、提供机会；在发展和改革之中，逐步减少危机存量，将未来推向一种尽可能好的可能性前景之中。

这种经济增长,我们老百姓到底受益多少???受益的大多数是那些人??我想大家都清楚

去他妈的朱鸡，害得老子下厂下岗，断子绝孙的家伙！！

我以为，在中国造神就是造祸，已有前车之鉴

朱是人不是神,所以不能免俗,不可能面面俱到,完美无缺

以下是引用飘羽在2004-2-2 14:29:00的发言：
[还有点！这是作的话！1、只要是愿意加入我大汉民族，2、将大汉民族的利益看做是自己的利益，3、认同汉族文化，4、从心里把自己当作一个完全的汉族人，5、愿意为大汉民族的命运而奋斗。]完了！

支持你的文章，朱是个好总理，但不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锋芒太露，以至于处处受制，很多能办也该办的事情办不了。不支持这个说法：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em04]

打心眼里尊敬这位铁面总理

支持一下
你是好的 朱

以下是引用tigerblow在2004-2-3 15:38:00的发言：
这种经济增长,我们老百姓到底受益多少???受益的大多数是那些人??我想大家都清楚

富有经商头脑的人和善于把握时机的人自然就在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喽

收入的提高，其前提是自身要有能力，一无所长的人也要有大幅的收入提高，那除非天天下金子雨喽

神？
神经吧（不是指朱，是指楼主）
这种大字报式的东西～～

朱的功不少，能力强，下的始逢其时。

唉，帖子太长了，看不完。太短了，又嫌没水平。
就题目而言，我虽然很崇拜老朱，但我还是反对把他又树为一个神。